除了青铜大立人和青铜神树之外，还有一件堪称神品的器物，这就是同样出自二号坑的神坛。这个被考古人员称为神坛的器物共有三件，可惜均残损过重，一直处在断断续续的修复之中。所幸的是，其中一件残件虽然有一半已被毁无存，另一半被烧变形，但经杨晓邬用尽平生所学，四面查寻，八方拼对，穷几十年文物修复之功力，总算对其中的一件弄出了原形的基本结构。整件器物残高53.3厘米，由兽形座、立人座、山形座和屋顶建筑四部分组成。其文化内涵和在艺术上的成就，可谓博大精深，魅力无穷，罕有其匹，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古蜀国的宗教祭祀活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研究的角度对这件神秘器物进行解剖划分，整个神坛从底部到上部可看作由三个层面组成：
第一层，是圆座及两头怪兽。这怪兽的造型实在有些奇异诡谲，匪夷所思，考古学家们竟一时无法给它取一个适当的名字。这件器物比较显著的特点是蹄足、象鼻、兽耳，就像后世传说中的“麒麟”一样，是混合多种动物特征复合而成的一种神物。
第二层，即中间一层，是圆座及立人。圆座放在两头怪兽的头角和尾尖上，圆座之上围站四人，面向外，头戴冠，冠沿有一周图符，这种符号引起了许多考古学家的重视。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彩陶上，就有与此相似或相近的“雷纹”形符号。据有些学者说，这种符号是由“十”字符号演变而来的。但也有学者认为不是“雷纹”而是“太阳纹”，这种符号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尚不明确。所见的四个立人身穿短袖对襟衣裳，上下左右各有两组火纹，腿部又有眼睛图像，当系文身标志，头顶又有戴冠的侧面人像。若仔细观察，可发现立人手中抱握的杖状物上端已残断，下端有分叉，究竟属于什么器物很难分辨。既像树枝，更像龙蛇。据学者樊一神坛中层摹图说，作为龙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下端的分叉处或许是龙蛇的羽翅，但上端已残毁，没法进一步证实，空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第三层，即最上一层，先是山形座，呈四山相连状。再上面呈方斗形，顶部残缺，似为一座建筑物而缺了屋顶，有学者将其称作“盝顶式建筑”。顶部四角饰有立鸟，方斗上额正中铸有造型极其怪异的人首鸟身像。这个形象和青铜神树上的人首鸟身像相同，当是主神的形象。古蜀先民的宇宙观念及主神崇拜观念，在这件神坛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方斗的中间部分镂空，铸有一排大小、造型均相同的跪坐人像，每面五位，共二十位。这当又是一组神灵的形象。相对中心位置的主神而言，应该算是次神，或者如同阎王爷与小鬼，局长与各部门的科长、班长与战士之间的关系。跪坐人两手呈抱握姿势，跪于下槛上，手呈执握状，似拿有什么物体，有可能是璋之类的礼器，也可能什么也没拿，故意摆出这副姿势，以完成某种祭祀仪式。这件横空出世的绝代神品，构思奇特、神异诡秘，令人产生了无尽的遐想。
据三星堆早期的发掘者与主持人赵殿增说，这件器物之所以被定名为“神坛”，主要是它将人、山、鸟、兽等组合在一起，表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意图观念，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地人神关系的认识，因而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具有某种祭坛的性质。具体说来，可用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概括：
第一，它表现出三星堆古人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认识。神坛中层的一组立人像，所表现的是人间地界。人头顶大山之上的盝顶建筑，所代表的应该是天上的神界。最下层的怪兽，则是用来表示地下鬼怪的境界。这说明古蜀人已经有了关于“三界”的观念。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非衣”上，有对“三界”情景的生动描绘。如果将神坛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那幅著名的帛画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帛画明显分为三层，表现的是天国、人间、地界，即天、地、人三界之中的情形。根据这个情形就可认为神坛下层的怪兽代表的是地界，它们用头尾顶起大地，就像帛画下层的神怪托举着大地一样。神坛中层持杖状物的人物代表人间，四人环围站立，表情庄严肃穆，做拜祭状。帛画中层的人物同样是打躬作揖，一副恭敬虔诚的样子，还有人跪拜在地，也是一派虔诚姿态。神坛上层人物头顶的山连同山顶的建筑及人物、动物等代表的是神域天界。神山顶上天宫最中心的位置是人首鸟身像，其显赫的地位无疑象征着它是一位主神，周围是凤鸟群翔，众神膜拜。帛画上层亦是一派天国模样，最中心的位置是人首蛇身（龙身）像，无疑也是表现的一位主神，周围是日、月和飞腾的奇禽怪兽。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图：视觉中国）
从细致比较中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神坛与马王堆汉代帛画所表现的内容颇为相似。如果说帛画的三界说能够确立，则青铜神坛的三界说自然也能确立。特别是二者的中心位置分别表现的是人首鸟身神祇和人首蛇身神祇这点，极具参照意义。三星堆神坛的时代比马王堆汉代帛画的时代至少要早一千年左右，可见古代中国人的三界观形成之早，而且还是以青铜铸造的立体的实物形态来予以表现的，两者之间可能有某种内在的文化联系。这件罕见的国宝对探索古代中国人的神话宇宙观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其深刻的内涵让观者无不为之惊叹叫绝。
第二，在代表天上神界的盝顶建筑的正中上方，是一只人首鸟身的神鸟。从它的位置、造型、特征可以看出，这是神坛上的主神，处于被祭祀的地位。三星堆古国先民正是以鸟为主要图腾的。从金杖上鱼、鸟、国王头像共存等情况分析，这种鸟可能就是古蜀历史传说中的“鱼凫”。它既是氏族的图腾标志，又是民族的称谓，也是一代蜀王和王朝的称号。由此可以推断，三星堆古城繁荣时期的主人可能就是鱼凫氏蜀人。
第三，神坛中层的四个立人像，连接在上层的神山和下层的怪兽之间，身穿华衣，手捧祭器，既说明他们是人而不是被祭祀的神，又反映出他们是联系着天和地、沟通人与神之间的特殊的人群，是一种半人半神的巫祝或祭师。跪坐在拜台上的一排小人像，复原后总数为二十个，他们也是祭祀者。这种情景进一步证明，祭祀坑中出土的与这些人像形象姿态相仿的大大小小的立人像、跪人像、人头像，都是巫祝或祭师，是三星堆文化兴盛时期祭祀活动的组织者和实践者，进而成为以神权为主要特征的古国的统治者。
第四，在神坛中四个立人像的头顶正中，生出弯钩状的饰物，很像是一缕云烟。上面的侧面人面像，则像是祭祀坑所出的“人面具”，即三星堆古人信仰崇拜的最重要的神灵之一、祖先神蚕丛的象征。这是否说明参加祭祀活动的巫师正在产生理念上的“升华”，逐渐由人变成神，或是正在与神灵相互沟通，用这种“灵魂出壳”式的艺术手法以表现人与神的关系？这一形式除了体现三星堆先民们那超凡脱俗的艺术创造力之外，同时对考古学家们普遍认为的立人像、跪人像、人头像都属于巫祝或祭师，而人面具为神像的推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第五，三星堆遗址特别是祭祀坑中出土的文物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这已经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并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就这座神坛而言，当是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它可能表现了一个完整的祭祀场面或观念，而世人的认知程度还只是它博大精深的神秘内涵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也不见得完全正确，应该还有更多更奇妙的含义未能认识。因此，这件神坛和同坑出土的“祭祀图玉边璋”等器物一样，仍然期待着高水平的学者继续深入研究，以获取更大的成果，让现代人类更加贴近古蜀人的心房，走进他们那跳荡的心灵深处，从而触摸到那鲜活历史的真实。
对于赵殿增提出的这几个推论，有为数不少的学者表示认可，或者认为至少有些道理。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并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如广汉学者刘少匆认为，这件神秘的青铜器压根儿就不是赵殿增、沈仲常、陈德安、陈显丹、樊一诸人所说的什么玄之又玄的神坛，只不过是一顶帽子而已。
按照刘少匆的说法：坛者，土筑之台也。凡用于祭祀的曰祭坛，用于教学的曰杏坛，引申之，文人活动场所叫文坛，政治家驰骋之地叫政坛，坛的意思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而变得抽象起来。就祭坛而言，早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如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时代的祭坛遗迹，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夏代的祭坛是什么样子，到现在仍不知其所以然。但《国语·鲁语上》却记载有哪一部分人可以列入祀典的记载。商代的祭祀繁多，是人祭牲祭的鼎盛期，甲骨文中有详细记述。江苏铜山丘湾发掘的一处商代祭祀遗址，中间是以大石作为祭坛，周围置奴隶和狗，即《淮南子·齐俗训》中“殷人之礼，箕社以石”之谓，是专为社祭所用的。殷之后，对祭法已有专门的规矩。如祭天、祭地、祭日月、祭祖先，对坛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确的叙述，古代文献《礼记·祭法》中讲得已很清楚。
神坛摹图
由此，刘少匆认为，所谓神坛则是一种泛指，即祭神之坛。但具体是哪一种神坛，因对象不一样，就需有其更为具体的称谓。如我们称各种庙宇都谓之庙，但世上却没有一座没有名称的庙宇，不管是东岳庙、灵官庙，还是土地庙……都有点像白马黑马一样有自己的名称。如果那件神奇的青铜器物是神坛，我们不禁要问，它是什么神祇的形象？又是什么神？以现在拼对的残片看，似乎没有主要的形象。说它是祭神兽？又有人；是祭人（祖先），形象又雷同；是祭山川，又有人和神；是祭天神，又有人和兽……如果祭坛上只呈放这样一件神器，恐怕这神坛的具体称谓谁也叫不出来。因此，这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神坛”。如不是神坛，又是什么？按刘少匆的推断，它应是某个青铜头像上的帽子。
所谓帽子之说的理由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特别是比较大型的神像，其中有些应该有冠而没有冠，这一奇特与不合礼仪的现象，我暗地里总觉得难以解释。因为，以当时的铸造技术，是应该而且能够为这些无冠的神像造出堂皇的冠冕的。因为古人和今人一样，是很注意帽子的。《仪礼》首篇就是《士冠礼》。他们喜欢戴帽，而不像今人怕戴“帽子”，什么“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臭老九兼反动学术权威”等各种帽子，曾让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尝够了苦头。西周以前，真正的冕冠到底是什么样子，目前尚无形象资料可以援引。但在商代，人们多头戴高帽或圆箍形的帽子，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全史·中国远古暨三代习俗史》第141页）。西周以前，头冠尚无旒冕之形。因此，它的图饰，均应在帽檐的上端。古代的王冠上图饰本来就很复杂和精致，作为神冠当然更应丰富而奇特。因此，在这又圆又高的神冠上，上古的艺术家们，进行了纵横驰骋之想象，终于制造出了这一绝世珍奇——神冠。
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冠上的各种图饰，又是什么意思呢？刘少匆说，据我看，它用各种形象表明，神是天地间所有一切的主宰者。这三层是地、人、天三界的缩影，也就是古人天、地、人观念的反映。那无以名状的动物，是地上走兽的综合形象。人在兽之上，所以为第二层。铜冠最上一层的山和人面鸟身像，是指天。因为，在古人的眼里，山和天是一致的。在天上生活的是这些天使，而这一层的跪坐人像则表明人是天神的奴隶。总之，在我看来，每座神坛祭祀的对象，都是具象的，而作为一种装饰则常常是抽象的、概括的。尽管如此，这件器物的艺术价值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海贝何处觅故乡
在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中，除发现大量的青铜、玉石器及金器外，还发现了大量的海贝。这些海贝一部分堆放于坑底，一部分装在青铜尊等礼器中。根据成都地质学院古生物系教授何信禄领导的科技人员鉴定，出土海贝大体分为三种类别：
1.虎斑宝贝（Cypraes tigris），长约三厘米，背部有大小不同的棕色斑点，这种贝出土较少。
2.货贝（Monetaria moneta）出土较多，长1.5厘米左右，略呈卵圆形，背部上方略高。大都被磨成一大孔，正面和背面的四周有黄褐、灰绿及红色纹点。
3.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是出土最多的一种，它只及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大，环纹内有的呈淡褐色或浅灰色，环纹外有的呈灰褐色或灰白色。这种环纹贝数量较多，大部分背部被磨成大孔，以致有的背面成扁平状。经比较鉴别，这种环纹货贝与云南省博物馆保存的二十万枚海贝基本相似。
考古人员发现，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大部分都有穿孔，有学者认为穿孔的贝是装饰品。这种用作装饰品的贝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齿向外，背部向内，线从齿部穿过，再通过磨出的穿孔钉牢在衣帽上。但据两坑的发掘主持者之一陈显丹说，不能把凡是有穿孔的贝都看作装饰品。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换愈加频繁，所需贝的数目也随之增大。为了便于携带，借用装饰贝穿孔的方法，把作为货币的贝也一同用绳子穿成串使用，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古代使用贝币的单位是“朋”，而朋字在甲骨文中作“”，单从字形上看就一目了然。所以穿孔与否，不一定就是区别贝币和装饰品的唯一标准。从出土情况看，穿孔与不穿孔的贝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两者常常都是混合在一起存放的。那么，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贝是做何用途的呢？按照陈显丹的看法，认为在当时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商品媒介出现的，其主要依据和理由是：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可知，贝作为货币至少在商代就已存在了。如河南郑州和辉县的早商墓葬中，考古人员在其中发现了用贝随葬的现象，尤其是郑州白家庄一个奴隶主的墓葬中就出土了随葬穿孔贝四百六十多枚。而在殷墟的晚商墓葬如妇好等贵族的墓葬中，殉贝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在古代社会中，由于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专业生产某种产品作坊的兴起，必然会引起交换的扩大。这犹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一般或社会等价物的形态”，“终于排他性地固定在特种商品上，并结晶为货币形态”。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贝，除了作为祭祀之珍宝和财富献与诸神外，同时也具备了货币的形态而流通于世。
从考古资料看，至西周早期，通用的货币仍然是贝，并且货币性能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殉贝的情况也比商代更为普遍，数量也成倍地增长。例如沣西张家坡和客省庄发掘的一百八十二座西周墓中，共殉贝一千枚以上，几乎半数的墓都殉有贝。而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贝，其形制均与沣西张家坡和客省庄、殷墟、后岗等地出土的同时期的货币——贝的形制一样，多为背面磨平。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贝除了用于占卜祭祀外，更主要是作为财富的最高象征物——货币显现于世。尤其是这些贝出于祭祀天地、日月、宗庙先祖等神祇的祭祀坑中，就更加说明了这一点。通过考察发现，坑内出土贝所显现出的这种价值和用途，与遗址内发现的各种专门的手工业作坊遗迹所呈现的社会经济也相互吻合。再从整个文化面貌来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许多酒器及其他青铜器物，与中原的二里头、殷墟、后岗等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这充分反映出蜀和殷商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在殷墟、后岗等商城遗址中能出土货币，作为商代晚期的三星堆祭祀坑同样出土了商品的媒介物——货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号坑出土的海贝（图：视觉中国）
对于陈显丹的这一观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者之一敖天照除表示赞同外，对海贝的来源这一争论颇大的敏感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推理和论述。按敖天照的说法，1929年在月亮湾台地出土的玉琮，同后来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的形制非常相似，而三星堆出土的陶器和射部呈叉形的玉璋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同类文物，在器形上亦非常相似。若从与海贝同坑出土的两件铜牌饰观察，无论大小和形制也都与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相似。举世闻名的二里头遗址是商代早期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古文化遗存，因而可看出三星堆文化很可能从夏代就与中原文化有所交往，直到殷商时期交往更加密切并受到了中原的影响。据故宫博物院著名鉴定专家杨伯达考察，三星堆遗址1929年出土的玉琮和1983年出土的瑁圭，都是采用新疆和田的玉石制作的。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些玉石和文化传播的途径，很有可能是西北部地区的人民由新疆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经甘肃河西走廊到陕西地区，沿“石牛道”“褒斜道”等栈道，经汉中、广元再到成都平原而完成的。《史记·货殖列传》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这说明此处的栈道确实是古时贸易往来的交通要道。湖南博物馆著名学者高至喜在《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中说，战国时代，我国自制的琉璃制品属于铅钡玻璃。不含钡的钠钙玻璃，均是从中亚或西亚输入的。新中国成立前茂汶地区早期能与三星堆遗址时代衔接的石棺葬中，曾发现过琉璃珠，经测定未含钡。如果高至喜所言正确，这说明这些琉璃珠是钠钙玻璃制品，应是从中、西亚传播而来的。其路线很可能是从新疆塔里木河南、北面通道至木鹿城（今马里）汇合，再经和卖城（今里海东南）、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抵达地中海东岸，转罗马各地最终到达东方中国的。这是一条位于四川西北的“丝绸之路”，也是其他商品及东西方进行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古老的路线。由此推理，三星堆海贝可能是来源于中原地区的贝币，也有可能是通过“北丝路”传播而来的。
三星堆遗址地处原广汉郡辖区。从该遗址考古得知，早在殷商时期古代蜀国就已有繁荣的手工业作坊，并制作出了精美的器物。可能当时的蜀人用这些产品，与云贵一带的少数民族进行商贸往来，并逐步形成了艰险曲折的步行商道。后来秦朝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联络，在原商道的基础上扩宽为五尺，始成四川通往云贵地区的重要道路“五尺道”。有的海贝可能是来自东南沿海的越南、老挝等地，其商贸交往的古栈道也是经川南的宜宾，过高县、筠连，从大关、昭通到云南曲靖的“五尺道”。在抵达昆明后，从元江沿红河下航到越南；或是经云南弥勒、文山出国，沿明江到达河内。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发现了蜀布和邛竹杖。由此可知蜀布在汉代已远销到印度和西亚等地。从印度史书《国事论》中得知，蜀地所产丝织品及毛织品，早在司马迁时代之前（即公元前4世纪以前）就已销往印度了。就海贝的主要产地而言，应在西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因而三星堆海贝的来源，也可能是通过“身毒道”从印度输入的。其路线可能就是被早年经商的蜀人花费艰辛的劳动开通，后来被秦汉修筑成为从成都经汉源至邛都（即今西昌东南）的“牦牛道”，或是经大渡河南到灵关过孙河（今西昌安宁河）至邛都的“灵关道”。经过这两条道并在云南大理的“博南道”会合后，再经缅甸到印度。此后再经巴基斯坦，到达中亚进行商贸往来。这一路过关夺隘开辟出的古代通道，就是后来被时髦的学者们所称谓的“南方丝绸之路”。也就是说，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原产于东南亚地区，随“南丝路”从印度等地输入应是可能的。只是从国外收集的海贝，不一定在当时就作为货币交换而来，也可能是因为蜀国需要海贝做货币，就在对外贸易中把这些产地的海贝作为商品交换而来了。总而言之，从三星堆海贝的来源分析，古代蜀国已经在四周的崇山峻岭中，开辟出了通往西亚和南亚诸国的曲折通道，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带来了蜀国的兴旺发达，并促使蜀国最终成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可与强秦相匹敌的西南大国。
对于敖天照的这一说法，云南大理学者刘光曙颇不以为然。按他的研究，三星堆的海贝既不能充当货币，也不是从所谓南北丝路进口，而是另有一番尚没有引起学界足够注意的情形。这一情形经刘光曙深入调查研究后被发现了。刘曾向学界这样宣称：
古代中原海贝的来源不清楚，但从历史上看，夏朝末期，在夏的东方的商部落有很大的发展，势力扩展到渤海。西太平洋沿岸是产贝之地，商部落要获取贝就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夏要获取海贝可能通过商部落。当贝运到了夏控制的中原地区时，就显得极其珍贵，被视为珍宝。由此可以认为中原早期海贝就来自黄河下游的渤海与黄海之中。
从三星堆发掘情况看，两个祭祀坑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器形虽与中原殷文化地区所出接近，但也存在一定差异，而更接近陕南城固、川东巫山、湖南岳阳以及湖北枣阳、沙市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这就表明此地区商代晚期文化有其共性。如果从这些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都属长江水系。陕南城固、湖北枣阳在汉水流域一带；四川广汉在岷水、沱江之间；川东巫山、湖南岳阳、湖北沙市都在长江两岸。这些具有共性文化特征的地区，显然是由长江连接而成。长江就是这一文化的传播线，广汉三星堆海贝应是由这一条线从东海输入而来的。如果按敖天照等人的说法，三星堆海贝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越南或印度一带输入的话，涉及的问题就复杂了。如此遥远的路途，加之崇山峻岭的阻隔，其运输之困难可想而知，要想直接贸易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从文化的承接关系来看，三星堆海贝文化早于云南海贝文化，而不是相反。“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东汉永平十二年才出现的事情，而三星堆海贝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比丝路的开通早了两千多年。所以，三星堆海贝来源与这条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若从长江这条线路寻找三星堆海贝源的话，以上的疑团豁然解开。从长江运输可利用舟楫之便，由东海溯江而上，当属于正常和较轻松的流通。而在这一条线上恰恰又可找到同一时期的共性文化特征。所以，三星堆海贝从东海由长江输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就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古蜀族不但与夏族有着密切的来往，与殷商同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蜀国作为臣属之国经常向殷商朝贡，殷商也可能对前来朝贡的首领回赐一些礼物以示友好。海贝对地处西南边远地区的民族来说，因不易得到而视为珍宝，而殷商因控制着渤海与黄河中下游地区，要获取海贝不过是举手之劳。在这种地理差异的情形中，商王可能就以海贝回赐朝贡者。蜀人得到海贝后，铸礼器盛装，并只有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才把这些珍宝拿来敬献祖先或崇拜之神。由于海贝来源有限，且十分珍贵，只能珍藏于少数首领手中，而不可能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作用。出于某种礼仪的需要，也可能将一定数量的海贝作为祭品放于祭祀坑或部落首领一类的人物墓葬之中，以示对祖先的敬奉，这也就是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海贝的真正原因。
二号坑出土的铜贝（图：视觉中国）
刘光曙的这番高论一出，立即得到了曾参与三星堆发掘的四川学者莫洪贵的遥相呼应。在刘氏宣言的基础上，他又从八个方面进一步阐明了三星堆所出海贝既不是货币，更不是由南方丝绸之路传来的论点：
1.广汉三星堆海贝的时代是殷墟文化第一、二、三期，属商代晚期祭祀坑内出土的。但目前南丝路上，虽各地有一些海贝出土，但基本上都是秦、汉以后的，特别是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二十六万枚贝虽与广汉三星堆海贝相似，但时代相差太远。三星堆的海贝比它们早一千多年。
2.南丝路上，没有发现以海贝做货币使用的证据（凉山地区到新中国成立前还处于奴隶制发展时期）。
3.既要以贝作为币，首先要解决贝的来源。海贝本产自热带沿海浅水中，需人工打捞运输。要以此作为货币，其需要量是很大的。试想，在当时条件下，要将海贝从产地运往整个南丝路确非易事。而且贝是骨质的，易碎，不易保存，即使有贝，也只能是以物易物做交换使用。
4.作为货币产生和使用，都是和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需要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权机构（国家）来主持发行，保证流通并维持其币值的稳定与有效，要有面值；二是只有生产得到发展，独立的商品生产业已形成，货币交换才能成为一种可能。
5.海贝作为货币，虽从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直到近代，各地墓都有贝出土的情况，但缺少有说服力的文献记载，只能作为饰品而非货币出现。在那以物易物的时代，海贝作为物品，可以交换其他物品，这是可能的。西周以后出现的金属货币，那才应是中国真正的货币开始。
6.南丝路上至今未发现商代墓葬或祭祀坑殉葬海贝，所以广汉三星堆的海贝无法与南丝路上联系。
7.广汉三星堆海贝与中原各地商代墓出土的贝，以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礼品、玉石器物与中原的殷文化相似，三星堆的器物，包括贝应是中原传过来的。
8.海贝出现在大型祭祀坑里殉葬，是装饰品，是祭品。既然是一种祭品，自然就不可能作为货币出现。
莫洪贵的“八点宣言”一出，学界为之瞩目，自然又引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声音。广汉学者刘少匆撰文表示部分同意，部分否决。按他的观点，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当是货币无疑，并且产于中国南部海域及印度洋。但对是否从所谓“南方丝绸之路”上直接贩运而来的问题，他宣称自己为之极度怀疑。
刘氏在解释自己的怀疑观点时说道：不知道谁的脑子出了毛病，我们总以能开辟一条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为荣，但在遥远的杜宇时代，是否就已经到达了西亚和北非，实在值得讨论。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商道。三千多年前，住在三星堆地区的蜀人到那里去买什么？卖什么？这条路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商人要走多久才能到达目的地？他们为什么要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古蜀时人要到印度或西亚，一路诸侯林立，到处要收“养路费”“过桥费”，有些地方还要面临着要么留下买路钱要么留下人头的两难抉择。其中的高山、断涧、急流、野兽、瘴气等等，难一尽说，绝不比唐僧师徒到西天取经容易。如果沿古牦牛道南下，过了双流，就有“神仙难过”的新津渡。以后还有飞仙关、泥巴山、大渡河、金沙江，这还是在四川境内。岷江水面广阔，羌江水流湍急，雅安多雨，清溪风大，泥巴山山高雪厚，大渡河险恶异常。越往南走，山岭纵横，地势崎岖。到了安宁河谷，道路稍稍平坦，但土著人十分剽悍。新中国成立前，亦为匪盗出没之所，何况还有闻名世界的险流金沙江等等……以我亲身体验，古时的三星堆人，要走到金沙江边恐需半月，更不说地形更加复杂、野兽更加凶猛、民族更加陌生的云南了。以上仅只是在中国境内。从缅甸到印度，再从印度进抵西亚，我没有计算共有多少里路程。就从最简略的地图上看，其间要经过许多大河、高山、沙漠，才能到达古时之西亚文明地区，即今伊拉克一带。很难想象，这些不是“圣徒”和“使节”的商人，在盗贼出没、艰险万分、陷阱无数的小路上跋涉数月或数年，就是为了出卖自己背着的几捆“蜀布”和蜀锦？而他们风餐露宿，九死一生，从阎王爷的脚下好不容易挣扎着回到三星堆，除了弄到的几个海贝之外什么特产也没带回来，这可能吗？同时，中国和印度、西亚、北非等诸国，都没有双边直接贸易往来（秦之前）的记载，更没有实物做证，这就不能不令人更加为之怀疑了。
刘少匆解释说，絮叨这些，不是说南方丝绸之路不存在，而是说在三千多年前的杜宇时代，这条直接的商路不可能存在。这样说，并不是忽视南方丝绸之路开通的重要与光荣。这条商路首先应是间接的，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成“直达”，这在上古时期，非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岁月不可。可以说，三星堆古城鼎盛时代，古蜀国以海贝作为货币，与当时的“国际贸易”有关，但是否就与海贝的出产地有直接交往，不可等同看待。当时的蜀国不大可能把自己的货物直接运到印度、中亚或非洲，大多应是通过“转口贸易”来进行。经过多次“转口”，就把沿海诸国本不很看重的海贝，变成了中国各邦国珍贵的“硬通货”，可能更符合当时的实际。
继刘少匆之后，关于三星堆出土海贝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很是热闹红火，但到底谁是谁非，直到2003年仍无一个学界共同认可的定论，看来这个问题还需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日才能见到最后的分晓。
车轮、盾牌颇思量
除以上器物外，三星堆遗址二号坑还出土了六件直径80厘米的圆形青铜器。器形的中心是一个突起的大圆泡，似古代马车的毂，四周有五根放射状的横梁，似车轮的条辐，并与酷似轮牙的外圈相连，铜泡中央与边圈的各部位有穿孔可供钉铆。就器形而言，与商周遗址出土的车轮颇为相像。因此，在发掘之初，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学家将其定名为车形器、轮形器或干脆就唤作车轮。并初步推断，这些轮子应是嵌在木轮外的外壳，出土的六个轮子正好可以组装三辆车子，这是殷商时代的车辆首次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发现云云。
但是，随着这几件青铜器的去锈、拼接等工作的完成，有的学者发现这几件被称作车轮的器物压根儿就不是车轮，应当有另外的解释。曾主持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四川大学教授林向，曾别开生面地认为这一器物应是古代的一种盾牌。
按林向的考证，商周时期的车子过去发现得不少，但限于当时的发掘水平，很难剥剔出车轮和车舆来。现在发掘技术提高了，已成功地发掘出一批车子。如殷墟几个地点的发现，浚县辛村、长安张家坡、北京琉璃河、宝鸡茹家庄等地点的发现，都是商周车舆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如把这些车子的车轮与三星堆出土的所谓车轮比较，却发现二者大相径庭。主要表现在：
其一，大小悬殊。商周车轮外径一般为140厘米左右，至少在120厘米以上，最大可达146厘米，这比三星堆出土的“车轮”几乎要大一倍。即使是到了战国时期的小径车轮，如辉县琉璃阁5号车，轮径也有95厘米。按照车子行驶的规律，如轮径太小，意味着对道路平坦、舒展的条件要求更高。而就蜀地的条件，这样轮径的车子显然是无法行走的。
其二，轮辐不对。商周车轮的辐条数一般都在18—26根，商代以18根为多，后世逐渐增加。西周末、春秋初的上村岑虢国墓地一大墓中出土的车子辐条已增至28根。只有在如此密集的情况下，轮牙在受压过程中才能均匀地受力而不易损坏。三星堆出土的轮形器只有五根横梁，作为轮辐就显得过少，导致轮牙受力不均，滚动不了多长时间恐怕就会被压扁完蛋。
其三，结构不合。商周的车轮其牙、辐、毂各部件都用木制，尚未见有以铜皮整个包裹的轮子。商代车辔长度在14厘米以上，即使是西周的短型辔也长达10厘米左右，这是为了保证轮与轴套合牢固而又能旋转灵活而设。可三星堆出土的轮形器中间的铜泡虽鼓出，但要装下车轴长长的出头是绝对不够的，因无法套合，就更谈不上牢固不牢固的问题了。
其四，孤证难立。商周的车轮一般出土于两种情况，一是车马坑内出土带有轮子的车辆，或伴有车辆的零部件同时出土。二是卸下的车轮，或放于椁顶，或放于墓道内。除车轮外，必有其他车、马饰同出，如考古发掘的茹家庄一号鱼伯墓就是如此。而三星堆出土之轮形器却无其他任何车、马器相伴而出，自然要令人生疑。
除以上四点外，林向认为，对于这件器物是不是车轮的问题，还需要与整个古代巴蜀地区的文化面貌联系起来考虑。古蜀为四塞之地，高山环列，江川纵横，丘壑阻隔，交通艰险，故唐代李白称之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此特殊的环境在商周时期几乎无法用车。这也就是此前为什么在巴蜀文化的遗物中一直未见有车或车器出土的原因。成都周围大型的遗址如三星堆、十二桥已发掘了几千平方米，均不见有车轮痕迹。彭县竹瓦街两个商周窖藏出土铜器四十多件，也不见有车、马器出土。而分布于四川各地的近万座各式各样的巴蜀墓葬，或出独木舟，但却仍无一件车器出土。因而可以说像中原那样重要的车马文明，在古代的巴蜀文化中是不具备的，这也是蜀地在地理环境制约下所形成的地域文化中的一个宿命。
二号坑出土的太阳形器（图：视觉中国）
既然三星堆出土的这件轮形器不是车轮，那又会是什么呢？林向认为：“此器的形制与其他地区商、周遗址的铜盾饰相通，很可能就是青铜盾饰。只是目前尚不好解释的是，这种圆盾太重，手执作战有困难。考虑到它是作为宗教仪式舞蹈中的陈设，这是可能的……总而言之，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轮形器是圆盾饰。它同兽面盾饰、铜舞戈与玉舞戈，都是古蜀国祭仪之一——干盾舞的器械。而那圆而隆的蜀盾，当是早期蜀文化的特征之一。”
对于林向的考证结果，广汉学者刘少匆表示不敢苟同，并列举了如下理由予以批驳。
一、两个祭器坑青铜兵器甚少，除了铜戈，并无他类，何以突然冒出一个用于战争护卫的盾牌？
二、轮形器虽未公布重量，但按实际目测，大的分量较重，小的又难以掩护身体，内圆背后，似无把手。若真的做盾牌使用，一定很不方便。
三、我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参观过一面鱼国之盾，那盾牌背后的支架已无踪影，只有正面大约七十厘米的圆状物。它中镶有青铜泡，上有饰纹，下敷漆皮。可以想象，那支架应为木结构，这盾牌才不会很重而十分实用，只是出土时支架在土中掩埋过久而腐烂。如果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轮状物，是用来跳干盾舞的道具，一是太重而难以挥动；二是无把手难以把握，因之颇令人生疑。
除刘少匆外，对所谓车轮或盾饰两种推断的怀疑者大有人在，并认为作为车轮与盾饰都是不可能的。有考古学家通过对江苏连云港将军岩画的研究，发现三星堆出土的这件轮形器和岩画中的“天文形器”极其相似。器物本身可能代表了某种巫术的符号。它的外轮表示“天圆”，里面的条辐则是“规矩”的组合纹，也可视为立竿见影的“立竿”的最简化符号，寓意为通过立竿测影，确定规矩方圆，引申为天地宇宙四方。也有学者认为此器物是对太阳崇拜的象征，并对照古代埃及、罗马以及中国古代储存器画上的异型太阳纹加以考证对比，认为此物是“太阳”形器，而非他物。对于这一推论，四川学者胡昌钰、蔡革二人表示赞同，并认为轮形器的中间部分，也就是隆起的如同烧饼样的小圆圈可以释为太阳，所谓“车辐”可释为古籍中所说的“其华照下地”的光芒。古代的鱼凫部族向来有崇拜神鸟、凤凰和太阳的习俗。如果说以鸟或人首鸟身来象征太阳尚有一层抽象或间接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件器物则是最具象、最直接地表现了太阳，因而这件轮形器应是鱼凫部族崇拜祖神的标志。此前学者们认为三星堆文物有大量的是反映了古蜀先民的太阳神崇拜情结，这也是最为有力的证据之一。
拥护“太阳轮”一说的学者如樊一、刘少匆，对此器产生的具体功用又进行了大胆探索研究。按樊氏的考证，这个“太阳轮”应是常设在神庙中的神器，或原本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专门用于某种祭祀仪式，并作为一种象征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太阳神祇。刘少匆则认为，象征太阳的轮形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蜀人的天文历法。根据前些年学术界流行的蜀夏同源的理论，古蜀人使用的历法当是夏历，而著名的《山海经》中已有十月、十二月和岁的记载，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证明当时确是以干支纪年的。如果三星堆出土的轮形器象征太阳，以此推论，其轮辐应为六根，隔挡也应该是六个空间，以此来象征单月和双月的历数。但这件器物却只有五根轮辐，与想象中的六根不合。对于此点，是否可认为古蜀人使用过十月历？据当代最伟大的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学家陈久金的研究，古彝人确曾使用过一种特殊的历法——十月太阳历，并在彝文古籍《祖神源流》中多次提到“一年十个月，一月三十六，一年三百六”和“一年分两截，两截共四季”等语。也就是说这种历法的一个月为三十六天，一旬是十二天，一年为三百六十天，余下五至六天作为年节，合起来一年正好相当于夏历的三百六十五天。三星堆出土的轮形器与古彝人的这一历法纪数颇有相通之处，以轮辐代表雄月，空白隔挡代表雌月，也就是古历法术语中所说的既生霸，既死霸，或许有其一定的道理。
权力的魔杖
曾被误认为是“金腰带”而风靡一时的金杖自一号坑出土后，经清理、修复后，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五百克。从制作工艺看，系先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一根木杖而成。出土时金皮已被压扁变形，木杖因年代久远早已荡然无存，只是金皮内尚存炭化的木渣，依此推测原来内里应有木杖。
这根金杖之所以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除了本身是用黄金做成的器物之外，最为珍贵和富有研究价值的是在杖的一端，有长46厘米的一段图案。这段图案经修复专家杨晓邬用特殊的化学药品清洗除污，极清晰地发现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另外两组图案相同，两只两头相向钩喙似鱼鹰的鸟，在展翅飞翔，背上各有一支射进鱼头的箭——对于这个图案，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表示箭贯穿了鸟身又射中了鱼头。再是认为那不是箭，应叫“穗形物”，并进而推测当时的农业已有了水稻种植。
由于金杖图案的鱼和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学者认为，表现的应是分别以鱼和鸟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两个部族联盟组合而成了传说中的鱼凫王朝。另有学者认为，图案中的鱼和鸟本身就是鱼凫的图画阐释，也就是鱼凫氏及鱼凫王朝图案与图画性质的徽号和标志。据《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即杜宇）、开明。”其中柏灌、鱼凫、杜宇都崇拜鸟，并以鸟为图腾。鱼鹰即鱼凫，纹饰图案的意义可能是通过巫术作用，祈求捕捉到更多的鱼。鱼凫时代的经济来源以捕鱼为主，出土的金杖应是与鱼凫时代有关的具有巫术性质、兼具象征古代蜀国王权的权杖。
四川学者屈小强在将这根金杖与中、西亚文明做了对比后认为，以杖作为王权或神权的象征，虽然在古埃及文明、爱琴海诸文明以及西亚文明中是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却毕竟不合中华古文明的传统。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都用“九鼎”象征国家权力。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易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并有“楚子问鼎”“问鼎中原”一类的成语典故传世。而古代蜀国为什么不用鼎而是以金杖标志王权，并当作古蜀王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这可能是古蜀王族毕竟与中原华夏族关系较远（虽可能同属北蒙古利亚小种族），不是中原王朝的支裔或封侯的关系。因而，在政权象征问题上，便没有按中原方式去做。这个现象说明古蜀国具有与中原同时期的文化不同的来源与内涵。而权杖所反映出的异域文化因素，则有可能再次证明古蜀社会的对外开放程度，证明古蜀王族可能引进了古埃及文明、古西亚文明的某些政治制度，只是这些引进形式多于内容罢了。
屈小强的这一论断，学者刘少匆明确表示不敢苟同。刘氏认为屈小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中有“赐太师灵寿杖”的说法。古蜀人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而中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如《礼记·曲礼》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长度就和三星堆所出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有。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份？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因此，用金杖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