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出中的金杖（图：视觉中国）
为此，刘少匆还举例说，据古玉研究专家古方考证，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就有包括玉戚、玉瑁、玉镦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这些出土的附件连起来，就是一件完整的玉杖。如江苏武进县寺墩遗址3号墓的平面图上，明确地显示玉戚上部约6厘米处的“玉格饰”和下部44厘米处的“带槽玉器”，应属同一玉戚的上下两个附件。考古工作者对各部件进行了装接复原，就形成了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即玉首）和柄尾饰（即玉镦）的完整器物。这件特殊的玉器就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这一考古证据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之权杖古来有之，且是土生土产的，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当然，寺墩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在形式和性质上都有区别。前者是方国的国君，后者是一个联合王国的君王，将金杖称为王杖，恐怕更为确切。同时可以认为，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但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直到目前，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王朝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组、第三组，从顺序上看，是先鸟而后鱼。这种排列方式则很难解读成鱼凫，而应读成凫鱼才对，但历史上的蜀国又没有凫鱼这一名称的国王。所以，要说这根金杖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金杖上的鱼形图案（图：视觉中国）
关于刘少匆对鱼和鸟这两件图像所做的结论，有学者认为这是刘氏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表现和明证，并表示这柄金杖上的图案毫无疑问就是鱼凫王的象征和整个族属的族徽的铁证。由此提醒对方不要忽视，或视而不见的是，在三星堆二号坑与金杖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青铜大鸟头。这件器物通高40.3厘米，头顶原似有冠饰。出土时，发现其钩喙口缝和眼珠周围皆涂朱砂，原本是一只彩色的雄鹰。鹰颈下端有三个圆孔，估计是做固定用的。从制造形式上看，有可能是神庙建筑上的饰件，也有可能是安装在什么物体之上作为仪仗用途的象征标志。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远古传说，作为远古时代图腾遗存及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之物，鸟与蜀人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几代蜀王直接以鸟为名，足证此点。而三星堆文物中众多的鸟形器物及纹饰图案，更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反映出古蜀先民的鸟崇拜观念。
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鸟头，其造型与鱼鹰（鱼凫）的造型十分接近，应是蜀王（鱼凫）的象征，也有蜀族的族名、徽号之意蕴。结合遗址出土数量巨大的鱼凫造型的勺把即鸟头勺把这种情况，并综合其他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最繁荣的时代属鱼凫王朝时期。如再联系到广袤的蜀文化分布区域内，大量出土鱼凫造型的勺把这种情况，可推测三星堆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的势力，已达到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范围。根据三星堆文化稍后时期的汉中平原出土、不乏带鱼凫造型意味的青铜器群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汉中平原一带是三星堆古蜀国的东北边界，盛极一时的三星堆古蜀国突然消亡之后，鱼凫氏的一支部落就迁徙到了此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然，就这批珍宝的本来面目、用途和性质等而言，单凭就器物论器物是难以解释清楚和明了的，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文背景，方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而这些弥足珍贵的世之大宝，何以出现在三星堆遗址，又何以被埋入两个土坑中，被埋器物又何以遭到了明显的外力打击与焚烧，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则是学者们更加重视与关注的焦点。在古蜀国那闪烁着朦胧星光的照耀下，中国学者探寻的脚步，仍在艰难地向历史的纵深穿插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