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醒惊天下第二章 漫长的寻觅第三章 新的起飞第四章 地裂天惊第五章 五洲震荡第六章 史影里的蜀国第七章 坑中珍宝之谜第八章 在迷雾中穿行第九章 三星堆城破之谜第十章 金沙 金沙第十一章 悲回风第十二章 再出发第十三章 六坑显世第十四章 奇珍再现第十五章 三坑暗藏的密码第十六章 神兽惊飞鸟第十七章 最后的隐秘
参考文献
后记
序一
历史的影像
邹衡
2003年岁末的一个下午，岳南先生冒着凛冽的寒风，从亚运村来到北京大学我的寓所，将他关于三星堆的书稿示余，并请为其书序。我当时虽有些含糊地答应下来，但还是告之待看完全部书稿后再做最后定夺。岳南走后，我用了三四天的时间翻完了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纪实文学作品，觉得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于是决定写出下面几段文字，与大家共享这部作品所展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带给我们的香甜与酸涩。
我真正接触和了解三星堆文化，是在1986年遗址内两个著名的祭祀坑发现、发掘之后。由于这两个坑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当时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震动。此后不久，四川有关方面在广汉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我有幸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几年中，又受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之邀，前往三星堆发掘工地和博物馆参观考察过几次，对遗址与出土文物的面貌、性质以及发生发展的源流等等，有了进一步了解。围绕这个文化主题，我也曾做过一点专门的研究。岳南先生在这部书稿中所涉及的一些人与事，特别是对三星堆遗址历史源流与文化方面的描述，我不但不感到陌生，应该说还比较熟悉，并有些亲近感与亲切感。正是由于这部作品活灵活现的描述，引发了我的思绪再次向三星堆和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朋友们飞去。
记得在199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曾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名著《三星堆·祭祀坑》写了一篇简短的序文。这篇序文和1986年在广汉召开的那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观点和心声。我曾这样说过：
根据三星堆这个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来看，它们的最早期肯定已经到了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少可以到龙山文化的晚期。因为有些陶片同中原龙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作风完全一样。从现场观察和从图上看，三星堆遗址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城遗址，它的规模比之于在中原发现的其他商城也毫不逊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如果三星堆真的是个城址，首先碰到的就是时代问题，讲到时代就同遗址的文化期有关系。所以，文化分期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前一个时期，以四川学术界为首的众多学者把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是可以的，但是否还可以再细分或合并呢？我就不敢说了。谈分期一般总是以地层为依据，而地层又是不能与分期画等号的。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实践与研究才能够下最后结论。如果不把分期的问题解决，那么，关于其学术价值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好定下来，例如城址的问题、遗址的性质问题、祭祀坑的问题以及铜器问题等等，都不好解决。
三星堆遗址的绝对年代究竟为公元前多少年？这是个说不准的事情。但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现就证明有它的延续性。所以，这个遗址的发现、发掘对于探讨这一个地方的文明起源，或者国家起源等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我曾对四川考古界的朋友们说过，只能从三星堆遗址这个地方来考虑，不必更多地同中原去联系。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了很重要的遗址，工作就从解剖这个遗址开始。我看了几次之后，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性，而这一问题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探索它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从全国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城址的发现是相当重要的，即在中国考古学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绝不可轻视。
当然，三星堆遗址的两座商代祭祀坑的首次面世，可以说是四川省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所以说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两座祭祀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的周围还分布有约十二平方公里的同时期遗址。现经查明，在此遗址之上还包围有边长1800－2000米左右的城墙，祭祀坑就在城内靠南偏西的位置。据发掘者对我说，三星堆遗址是蜀国早期都城的中心部分。我看了之后，感到城墙的规模与郑州商城不差上下，可以想见当时屹立在古代中国西南方的蜀国是何等气派。大家知道，关于早期蜀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极其简略，或者仅是神话传说而已。早期蜀国历史的重建，当然离不开考古学。由此发现，给四川省的考古工作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中也立下了耀眼的丰碑。两座祭祀坑发掘报告和相应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表揭开了早期蜀国历史研究的序幕，这一丰硕成果的公之于世，是值得学术界为之共同庆贺的。
以上就是我对三星堆遗址及两个大型祭祀坑发现、发掘之后，就文化分期和文化性质等问题发表的一点看法。尽管有些观点没有做出一个铁板钉钉的结论，但由于考古材料的限制，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望着案头上这部描写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考古纪实文学作品，我不由得想起了老一辈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一部书和他说过的话。
那是抗战后期的1944年，当时尚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参加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三家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并对甘肃一带做了两年的考古调查。后来，已成为新中国考古学巨擘的夏先生根据在甘肃地区实地考察的日记等材料，写了一部《敦煌考古漫记》的书。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考古学大师，夏先生对这部通俗性的“另类”作品，专门在序言中这样解说道：“考古工作的目的，是想复原古代人类的生活状况。但是我们自己的考古生涯，尤其是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考古生涯，不也是后世要知道的事吗？不也是同样地具有历史的价值吗？将来中国考古学发达后，以更精密的方法和更宏大的规模来做这些工作，必定有更丰富的收获。我们这次筚路蓝缕的工作，所收获的一些古物，数量上仅是沧海一粟，质量上也成为不足轻重的普通品。反倒是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充满人间味的工作情况的记载，成为较稀有的东西，或许更可珍贵呢！至于考古方面的通俗叙述，也是我的一种尝试。我们知道那些费了很大精力所写成的专门性考古报告，它们的命运常常是安放在图书馆书库中和极少数的学者的书室内，仅供专家的偶尔取阅。当那些专家偶尔由书架上取下考古报告来查阅时，也像对付从地下新发掘出来的古物一般，需先行拂去书皮上的尘土和蜘网。翻了几下之后，仍放回书架上。这些巨著又在书架上过它们漫漫悠长的空闲岁月。它们能够这样地偶尔被查阅，便算是尽了它们的功能。”对于这种颇为现实的状况，夏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这本《漫记》把耳闻目见的各种琐事，也都记进去，并不限于考古方面。便是涉及发现遗址的情形及考古方面的收获，也力求通俗，不是专门研究考古学的读者，也可以感到有兴趣。至于欲做专门研究的学者，则另有《甘肃考古报告》一专书在写作中，可以供他们参考。不过那种枯燥的报告，便是专门学者，也没有几个人能从头到尾地看过一遍。”
夏先生作为我的前辈和授业的恩师，在这里说的可谓是大实话，不但显露了他非凡的眼光和见地，也道出了我和考古界同行们的心声。作为考古学教授或一名田野考古工作者，常常考虑和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做到不仅仅用我们手中的锄头将“沉入或掩没于土壤之下，曾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闪烁过奇光异彩的古代文化遗存”发掘出来并使之重见天日，公之于世。而且是如何进一步把我们发现的这些文物史迹和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以发挥它能够鼓舞和激励现代人类的最大时代效应和社会功能。现在，从岳南新著的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以及此前创作的同类作品中，我感到已经找到了知音和盟军，并看到了实现以上远大理想的曙光。就考古发现和发掘的宣示与流传而言，可以说纪实文学当是一个很好的传导形式，从事精神文化建设的文学家和记者朋友们在这块天地里也将大有作为。可以说，摆在我案头的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就是岳南先生在这块丰沃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和为民所急、所需，且是在考古学界甚至是整个学术界不可或缺的最新奉献。
从这部作品的谋篇布局看，是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材料为依据，以三星堆和金沙埋藏的奇珍异宝及有关事件、人物为主轴，以古蜀国故地、黄帝子孙诞生的摇篮——岷山附近这块圣土上的历史为素地，并配以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相关的历史人物和文化风情，聚合而成为一个有历史关联与传承相继的文化丛体，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卷帙浩繁、视野宏阔、情节曲折、意境深邃而画面优美的全景式长轴画卷。在这幅画卷中，作者极具文学功力地刻画了三星堆（月亮湾）玉器的最早发现人燕道诚父子，以及后来的董宜笃、戴谦和、葛维汉等外国学者的形象，特别是对郑德坤、冯汉骥、王家祐、林向、马继贤、王有鹏、赵殿增、敖天照和年轻的陈德安、陈显丹等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保护所做出的贡献，饱含感情地给予了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与此同时，作者还以辛辣的文笔，别开生面地描绘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无事不有、无事可以生非的众生影像。这个影像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文物出土之后，表现得分外扎眼和刺目，各色人等的嘴脸和做派无不有声有色、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表露出来，令人观之无不为之扼腕浩叹。当然，作者在一路铺陈刻画各色景观和人物表演之时，也不断迸发出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提出了很有见地的颇为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从作者在笔下倾吐出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部作品既有广泛的包容性，亦有相当的深刻度，如果把这部作品看作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余年和金沙遗址发现三年来，最具体、最出色、最全面、最优秀、最具开拓性和独创精神地描述这一连串事件发生、发展、演化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并不算过誉。甚至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具有科学依据、文学艺术价值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读者若能细心品读，相信一定会获得良好助益和启迪。
我和岳南先生是在1996年国家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学术讨论会上才真正相识的，当时他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所批准允许的唯一一位全程采访并执笔写作这一“工程”的记者兼作家。在“工程”研究论证的五年多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相识相知并在心灵上有所沟通。其间陆续读过岳南本人或他和他的朋友合写的、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并好评如潮的《风雪定陵》《万世法门》《复活的军团》等描写考古发现、发掘的纪实文学作品，我感触良多。
通过交谈得知，岳南并不是学历史或考古出身，他在大学攻读的专业是文艺学。但由于自小对历史、考古有很大的兴趣，加上后来在北京求学有了一些条件和机遇，他自1990年便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历史文物考古界，并试着把历史文物考古与文学结合起来开始写作，结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种走史学、考古学、文学相结合的路子创作出来的精神作品，被国内外评论界命名为一种新的“考古文学”，而岳南和与他合著这一批作品的朋友，也自然地成为中国开“考古文学”先河的第一批作家。从他初次尝试到现在已逾十几年，现仍在考古与历史这个园地和这方沃土里乐此不疲地来回奔波，并一直笔耕不辍。从岳南的创作体裁、创作方向与矢志不移的创作精神以及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来看，我得到一个体会，即古人所说的学贵有继，学贵有恒，学贵有志。而重要的是志，但志在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作为人，必须有志，必须是一个有志于将整个身心投入事业的人，才能耿耿忠心结出丰硕的成果。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凡有心志的人必然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创造出一番大辉煌来，这部作品的出版，或许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再次印证和权威诠释吧。
简介
邹衡
（1927—2005）
湖南省澧县人，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毕业后作为北大即将成立的考古专业第一位研究生，师从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攻读考古学副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商周考古的学习与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参加、主持郑州二里岗，河北邯郸涧沟、龟台寺，洛阳南王湾、东干沟，山东省临淄故城，北京房山琉璃河刘李店、董家林，湖北省黄陂盘龙城，山西省天马－曲村，陕西省扶风壹家堡等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主要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另有专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天马－曲村》等。其中《天马－曲村》获美国华盛顿沙可乐、佛利尔国立艺术馆及日本京都大都会远东艺术研究中心评选的东亚艺术史最佳著作“岛田奖”。
序二
“三星堆事件”的全景报告
林向
几十年前默默无闻的三星堆，如今成了学术界的热门、旅游业的明星，观者如鲫，著述如雪。但如仔细审视一番，就不难发现，在架床叠屋、洋洋洒洒的所谓大作之中，真正的科学论著并不多，而能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并具有较高品位的上乘之作更是凤毛麟角。
屈指算来，三星堆遗址群的考古发现到今天已七十余年，两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已过去将近二十年，而三星堆博物馆的建成也有十多年了。这中间围绕三星堆出现过多少人，发生过多少事，又产生过多少纠葛矛盾和奇闻逸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切已经构成了中国考古发现史上的“三星堆事件”，而这个事件实在值得追忆和关注。岳南先生的这部新著，以其对整个事件翔实的采访、细致的描述而令人耳目一新，尤其作品能直面事实、揭示矛盾，把“三星堆事件”的里里外外都抖搂出来，公之于世，听凭众议，更属难能可贵。这一颇具胆识和才气的文本，相信会对公众产生巨大的冲击。因而，我极愿意向诸位郑重推荐这部全景式描述“三星堆考古事件”的纪实文学翘楚之作。
当然，这里我叙述的只是自己的一点粗浅感言，并未要强占话语霸权的意思。就我的人生经历而言，长期在四川大学从事考古教学和西南地区考古研究工作，曾一度担任川大考古专业的教研室主任，对那个年代为寻找考古教学基地及合作伙伴而遭遇的艰辛至今难忘。业内人士都知道，要搞好考古教学，不能总把学生关在屋子里死啃书本，非到田野现场实习不可。但我们几位教员常常为了安排每年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而弄得四处碰壁、焦头烂额。即便千辛万苦有了着落，在与地方文物部门的合作中，多半会为了资料与经费等问题而发生矛盾，末了还会有成果的研究、署名，及谁署名谁不署名、谁署名在前、谁署在后等纠葛。一般来讲，在正常合作中双方有些摩擦也是在所难免的，但问题在于总有些人热衷于划地盘、搞垄断，他们找借口生事端，弄得大家土头灰脸的，最后合作伙伴成了冤家对头。这些错误做法成了考古文物界的一种痼疾，同行们多有同感，大家心中不快却又不好明说。至于发掘出土文物的归属问题更是棘手，就是北京与地方之间、地区单位之间的合作也累受困扰。岳南先生在这部作品中能把这种痼疾如实道来，点破症结，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当下考古界能不能奉行“学术本天下之公器”的原则，并本着这一原则去揭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摩擦与矛盾的根源与背景。虽然有些问题也许不如本书中所描写的那么简单，责任也不必归咎于某个个人，但通过这部作品的描述能引起同行，特别是一些地方官员的自尊和自律，共同来消除划地盘、搞垄断的陋习，实在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按岳南先生此前对媒体的说法，他写的是文学作品，在采访与写作时“想的是怎样表现主题”，任何人和事在他看来都是表现主题的符号，并依据自己的构想来决定取舍，所以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当然也应是纪实性的文学作品，而不是某个单位的年终总结和上报的邀功请赏的内部材料。因此只要是总体上反映了事实本质，则不必拘泥于小节的出入。不过岳南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对有些事件的描写则是独到而细腻的，我作为当事人之一，在读罢这部初稿之后，不由得想起了许多埋在心灵深处的陈年往事。
记得我正式介入“三星堆考古事件”是从1961年的调查开始的。那年春天，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冯汉骥教授根据他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掌握的情况，命当时他的研究生——我，与助教张勋燎同赴广汉，为张讲授《考古学通论》课程的学生进行考古调查做前期准备工作。记得我们到广汉之后，是由鸭子河的北岸下河，涉河到真武宫附近爬上南岸的。那时鸭子河的南岸还没有移动到现在这个位置，由于每年受河水的冲刷，现在人们看到的南岸已较那时大大地南移了。当时发现被河水冲刷的南岸断崖上露出厚厚的文化层，其中嵌着陶片、烧土块，有的还暴露出灰坑剖面，而在河滩上散落的陶片更是俯拾皆是。我俩见状大喜过望，认为这里果然名不虚传，确实是学生实习的理想地点。此后我们还向南越过马牧河，顺新开的沟渠一直走到大土堆（三星堆）前，沿途采集到不少陶片。待由三星堆回到校园后，向教研室领导报告了这一情况，最后大家决定，这年的6月由张勋燎率队，与历史专业58级学生一起进行实地调查。这次考古调查取得的成果，后来由张勋燎执笔撰写了《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刊登在《文物》1961年11期上。由于有了这一前期的工作，才催发了1963年9月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与四川省博物馆合作对三星堆遗址群中的月亮湾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川大实习队在现场是由当时的助教马继贤、童恩正、宋治民负责。四川省博物馆派出张才俊负责，还有技工戴堂才等参加。冯汉骥教授作为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和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在发掘期间常带我们去工地指导，也让我们有实地观摩的机会，冯老师的谆谆教诲至今犹在耳际。这一些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大多都被岳南先生细微地描绘入本书的历史长卷中去了。
当我第二次到三星堆工作的时候，已经是23年后的1986年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原主任冯汉骥教授已于1977年仙逝，由我和张勋燎接任川大考古教研室正、副主任。这时我正为学生的实习找点而四处奔走，后来找到四川省文物考古所的负责人赵殿增，经商谈后同意合作，于是组成川大考古专业84级实习队，我作为副教授，与助教霍巍、李永贤等一起于1986年3月1日开赴广汉三星堆发掘。按当时的分工，我担任川大考古实习队的领队，工地领队则是四川省考古所的陈德安，发掘分为三个区，指导的有省考古所的陈显丹（三区）和川大的霍巍（二区）、李永贤（一区）。参加这次发掘工作的，除省考古所与川大考古84级的二十多名学生外，还有广汉、德阳、绵竹等地的几位文物干部，另雇用民工一百多人。这支庞大的考古发掘队伍在早春的成都平原上显得热气腾腾，连残雪也为之消融，象征着川大与地方文物部门的合作开始了不同寻常的新阶段。
1986年春的田野发掘顺利地进行到6月初，这中间除了岳南先生的描述之外，我觉得有几点值得补充：由于这是四川省内规模空前的正式发掘，我们对田野工作的质量抓得十分认真，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稿）》严格执行。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我固执地坚持要求每一个下坑操作者不能穿有跟皮鞋，因为凹凸的硬底会扰乱探坑地层平面的遗存现象。前面说过，当时参加发掘的各类人员有一百多位，一时间平底鞋严重短缺，造成恐慌。川大考古教研室派专人在成都紧急采购，才得以把这一难题解决，当年发给我的平底鞋一直保存到现在。有人可能说这些属于琐事，不值一提，但日前还有当年的川大学子、今日考古界的“一方诸侯”，对人绘声绘色地讲起此事，称受益匪浅。可见考古实习的教学环节无小事，一举一动都会对学子们今后的考古生涯产生长远的影响。
大概是1986年5月的某一个发掘工作日，我们几个发掘工地负责人，来到三星堆土堆以南的田埂旁时，发现当地农民挖出的土堆中有铜器残片，但考虑实习时间即将结束，若要扩方发掘无论如何来不及了，只好把标本暂时取回，并做了记录，存入三星堆工作站。后来得知，这个出土铜器残片的地点，与发现闻名于世的两个祭祀坑的地点处在同一地区并且相距不远。当祭祀坑出土的器物引起万人瞩目和世界性轰动时，有人在奔走相告、欢呼振奋之余对我说：“你这是巧遇良机而失之交臂呵，不感到懊恼吗？”我的回答是：“任何考古发现都有它的规律和概率，我带领学生实习的时间和发掘的地点是有限的，而考古发现的机会是无限的，谁发现就该向谁道贺好运气，何懊恼之有！”再说，考古收获不能总以挖到珍宝为标志，当年冯师汉骥教授就常对我们说：“考古发现的有与无都是成果。”何况我们的发掘不是“无”，而是“有”。试看我们1986年3—6月在三星堆遗址发掘的1325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房屋遗迹二十多处、灰坑104个，还发现典型陶器群，外有玉石璋、玉石瑗和陶塑鸟兽、石人雕像、漆髹陶器、雕花漆木器等等，这些都是在后来天下震动的祭祀坑中未曾出土的珍贵标本。除器物外，更有厚达2.5米、16层相叠压的文化堆积，构成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间、商末周初乃至汉唐宋明之间清晰的地层标尺——这些都是在东亚大陆中国西南地区的首次发现。如此成果说明我们已经在长江上游抓住了一根牵连着远古文明至关重要的历史藤蔓——三星堆祭祀坑不过是这根藤蔓上结着的两个大瓜罢了。要解析这两个坑的奥秘，就必须先解析那些地层中包含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否则难以窥知历史的真颜。可惜的是由于合作双方存在的人力与经费的匮乏等种种原因，1986年春天发掘的资料至今未能整理公布，我作为川大实习队的负责人当然是难辞其咎的，热切地希望后继者能早日了此心愿。
就在1986年春天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后期，各种遗迹、遗物纷纷呈现，遂招来各级领导、群众和媒体的来访。应对方的要求，川大考古实习队开始接待并给予讲解。其间川大三位教师还应了参加发掘的绵竹文管所的邀请去当地给文物干部做讲演，临结束时我作为川大实习队的领队又应广汉县委的邀请向全县乡、村干部和教师及部分学生代表做“三星堆古遗址发掘情况报告会”。当时我们只想到普及考古科学义不容辞，但由于合作一方的我们曝光多了，就引起省考古所个别人的不满甚至指责，现在想来这些都有值得反省之处。不过我引以为豪的是自己曾经为“三星堆热”的持续升温奉献出摇旗呐喊之忱，包括以后十余年中我所付出的绵力。这次发掘之后，在我和几位学者朋友的鼓动、斡旋下，于1986年10月，有关单位在广汉召开了“巴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论文集《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书社1991年版）。1992年4月又召开了“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六十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论文集《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巴蜀书社1993年版）。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工作对当时三星堆学术热点的形成与推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还时常来往于成都与三星堆之间，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岳南先生在其作品中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即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都邑，相继发现了东、西城墙遗迹，北城墙疑被鸭子河冲毁成了河道，南城墙的位置过去一直认为就是三星堆的土堆。故包括我在内，都把两个器物埋藏坑推定为蜀都南郊之外的祭祀遗迹。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虽然目前各家对三星堆的祭祀内涵认识并不一致，如我就认为古蜀的宗教礼仪中有强烈的“泛萨满文化”因素，不能硬套中原文化的《周礼》等所记的程式。古蜀因发生特大洪灾而失宠的神像法器，有可能被当作厌胜埋藏物，在古人举行祭祀仪式中（或后）被埋入坑中。对祭祀的含义各家可以认识不同，但土坑中是为祭祀仪式而埋藏的器物，则各家应该是一致的，所以把它们称为“祭祀坑”是能够成立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讲述岳南先生在其作品中，没有向读者做详细描述的祭祀坑与南城墙的关系及其发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曾为整理三星堆遗址内86T1415探方出土的遗物住在三星堆工作站，其间我与陈德安到周围踏勘，在距三星堆以南约五百米处，突然发现了一条近东西走向的土埂，这条土埂隐露地面成一线与东、西城墙相对应，当时我们想，这会不会是南城墙呢？当陈德安从农民那里借来锄头，在土层中挖出一些三星堆文化的陶片并证明土埂是人工堆筑物时，我俩禁不住欢呼起来——南城墙终于找到了。我临时用纸包好陶片，并写上发现经过，存入三星堆工作站。如此一来，对这座古老都邑的认识就变了，三星堆有可能不是南城墙，而是处在城内中轴线上偏南的祭坛，难怪其周围会有许多个祭祀坑呢！这一发现使整个考古界对三星堆古蜀都邑的布局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最后还有一点也许并不算题外之话。从1986年起三星堆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各种学术观点的交锋在所难免，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大好春光，这在岳南先生的书中都已有精彩的描述，有的还加以中肯平和的评论，这当是本书的又一亮点。不过我以为学术问题不存在终极结论，至少三星堆的问题离弄清楚还早着呢，绝不存在什么“总裁判”和“盖棺定论”，也绝不会有哪个学者会如此自封的。我和许多同行一直认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构成长江上游的“古蜀文化区”，它是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有机构成部分，有着独树一帜的文化特征，特别是以礼仪与制度方面的差异最明显，所以这样的文化体系是不能硬套中原地区或其他什么地区的文明程式来简单类比的。关于古蜀文明尤其缺乏文献记载，新材料需要新探索，学术见解相左是难免的，对于貌似谬论的见解，只要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最好还是先把人家的见解弄清楚，再平心讨论为宜，因为是非尚难论断，人人都应有话语权，真理也许就在不起眼的人的手中。当然学术有专攻，大家都有权评论，却恐难以越俎代庖，学术问题还是让学术界去继续辩证为宜。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愿我们大家共勉之。
岳南先生是中国考古文学的领军人物，他说过，他写的“是纯粹的报告文学”，“不是考古报告或哪个单位的年终总结”，在三星堆及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中，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谁应该加官晋职，谁应该得到表扬或奖金，这些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关心的是他认为应该写出来公之于众的事——哪怕有些事并不能得到当事人的喜欢，他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评价这一连串事件的。他自认为他的前几部作品“写作多是全景式的、慷慨激昂、个人情感宣泄多。而自描述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发现发掘过程的《复活的军团》之后，他的作品中渐渐多了理性的思考”。看了这部书稿，我以为他的著述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一大步的特点就是直接干预现实，贬褒是非，颇具史法。他曾说“写作是有文化良知的，在褒贬中力求公正，为众人服之”。我想他是在这样努力着的，并相信这部新书一定是岳南先生又一部受到公众欢迎的考古文学力作。
简介
林向
（1932—2021）
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主要论著有《巴蜀文化新论》《大溪文化与巫山大溪遗址》《邛海地陷辨》《成都地区历史地震考古调查报告》《凉山地区的地震考古研究》《羌族的创世纪神话》《清江深居集》。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等。部分作品曾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四川省社会科学成果奖。
序三
三星堆的前世今生
霍巍
岳南先生的新书出版之际，他嘱我为之作一篇序。我和岳南先生虽然仅只见过一次面，但他的书我却是读过不少，尤其是近年来出版的《南渡北归》，写尽了民国知识分子经历的沧海桑田和个人命运的苦难辛酸，让我手不释卷，连着读了好几遍，阅后我不禁掩卷长叹，心中波澜起伏，久久难以平静。实话说，他写的三星堆和金沙的这部书，以前虽然粗粗翻过，但没有细读。为了慎重起见，我在承诺为之作序之前，又细读了一遍，才答应了岳南先生的邀请。
岳南先生可以说是国内享有盛名的描写考古发现、发掘的纪实性文学大家，他撰写的一整套总标题为“考古中国”的多部头大型考古纪实文学作品——《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越国之殇》《绝代兵圣》等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书就是其中最新的一部。
我对他的敬重之情，首先源自于他的写作态度。作为作家，想要写好这类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古纪实文学，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一要有引人入胜的文字功底，要有文学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会讲故事”，有可读性。二是要有一定的史学基础，这“故事”不能像现在大量涉及古代历史的影视作品那样胡编乱造，信口雌黄，误人子弟，以为历史真的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三是考古学这门学科在外人看来似乎很好玩，跟探险和挖宝似乎是一家人，而实际上却是一门十分严谨、甚至有些近于刻板的科学，除了田野发掘、室内整理这些基本的操作环节之外，如何对这些地下出土的遗物和遗迹进行科学的阐释和解读，更是既需要客观、冷静的科学思维，还要有合乎逻辑的科学推理——换言之，这就是我们在行内常说的要有科学的想象力。
岳南先生在上述这三个方面，都是让人感到十分敬佩的。读他的书，既像是在读文学作品，又像是在读历史著作，他的写法可谓两者皆通，文史并重。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司马迁的《史记》。长期以来，人们公认《史记》是“二十四史”中最富文采的一部史学名著，但也有人质疑说，这里面有许多情节恐怕都是司马迁本人虚构和想象出来的。像书中那么多关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那么多历史细节的陈述，有何凭证？这实际上涉及历史学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即何为历史？今天的历史难道就是“历史书写”的历史吗？如果是，那么日本右翼书写的“二战史”（他们常常称之为“太平洋战争史”）也可以成为“历史”，像南京大屠杀这样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都将不复存在。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样的“历史书写”才可能成为“信史”？
其实，岳南先生的历史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和回答了这个问题。像岳南先生这样的写法，在国内外早有先例，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在他的不少著作中，甚至从写作格式上都带有史学著作的特点。比如说对于重要史料都以注释的方式列出，让读者可以看到他的史料出自哪里，他的理解是否合理；书中随文常常附有必要的照片、线图甚至一些年表类的表格，都是力图让人们去“走近历史的真实”。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是让我这样的读者很容易接受的。
岳南先生的这部书是写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作为三星堆1986年考古的亲历者之一，我读来当然感到更为亲切，对于其中涉及的人和事，我也相当熟悉。这部书中对于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基本叙事，我认为大体上都是成立的，不仅基本线索清楚，而且书中很多内容都是经过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下来的，这大约和今天史学界流行的“口述历史”之间，也有一些契合之处。由于各种原因，我不想再对当时的一些细节进行描述或解释，但借此机会，有几个问题倒是可以说明一下。
首先要说的是，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考古，是历史上田野工作发掘面积最大、也是获取科学的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一次。此次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大段，第一个阶段是为了配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级学生的田野实习，在四川省文化厅、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之下，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组成指导小组，由当时的考古教研室主任林向教授作为组长。我那时刚刚考古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就作为指导实习的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发掘工作。还有一位青年助教李永宪（后来他也担任过四川大学考古系系主任）也是这个指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很支持和配合学生的实习工作，专门指派了“二陈”，即后来成为三星堆考古著名学者的陈德安、陈显丹先生，这两位四川大学考古专业1976级的学生，也加入到这个指导小组。因为川大考古专业是隔年招生，所以1976级的二陈和1978级的我虽然隔了两个年头，实际上仅仅相差了一个年级。我们大学本科的田野考古实习是在长江三峡地区进行的，二陈中的陈德安还跟我们这个年级在一块实习过，一整天里，吃喝拉撒都在一起，都是很亲密的考古兄弟。因为林向老师是考古教研室主任，又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所以，这个五人指导小组从一开始就是很团结的。
按照考古大遗址发掘的通常做法，这次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共分了三个区，发掘总面积达到1325平方米。其中，陈显丹负责第三区，李永宪负责第一区，我负责第二区。第三区发掘的面积最大，出土的器物也最为丰富，很是让我们眼热。——顺便说一句，今天陈列在三星堆新的博物馆当中的大量陶器，有很多就是从1986年的第三区发掘出土的。
我们从1986年的3月1日进场，到了1986年的6月底，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告一段落。关于这个阶段所取得的成绩，林向先生在他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曾经总结道：“发现了房屋遗址二十多处，灰坑104个，还发现典型陶器群，外有玉石璋、玉石瑗和陶塑鸟兽、石人雕像、漆髹陶器、雕花漆木器等等。”可以说，正是这个阶段的考古发掘，才让世人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重大价值，也为后一阶段两个祭祀坑的发现和发掘埋下了伏笔。
1986年的7月18日至8月16日，当地农民不断地“蚕食性”地在当地取土烧砖，在这个过程中一号、二号两座祭祀坑相继被发现，三星堆考古便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对这两座祭祀坑进行抢救性的发掘清理。随着大量埋藏着的象牙、玉器、黄金制品和青铜制作的头像、面具、高大的神树和立人像等的出土，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人称“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发现的当天，我、陈德安、李永宪三人和我们的三位1984级学生朱章义、刘章泽、张文彦都在现场，亲眼见证了三星堆“众神”从沉睡中惊醒后重见天日的过程，至今想来仍然十分激动。
我当时负责的二区，就是出土祭祀坑的地方，后来被认定为三星堆都城当中的祭祀区。当时在这里发现了不少房屋的柱洞，其走向朝南，也就是说，这里虽然距离位于本区北部、后来发掘出土的两个祭祀坑仅仅一百多米，但指示给我们的方向却相反。为了进一步追踪房屋基址，我们随后布置的考古探方是朝南拓展而不是向北，因此与这两个祭祀坑可以说是“失之交臂”。后来有不少人问我：“为什么这两个祭祀坑就在你所负责的二区，你却没有挖到呢？”对此我只能说：这就是考古，不是挖宝。因为考古是有严格的田野发掘规程的，必须遵守，当房屋遗址现象已经露头时，就只能按照规程将其尽可能地加以揭露，弄清楚它的布局、结构，而不能弃之不顾，随心所欲地在发掘区内“四面开花”，想挖哪里就挖哪里。
当然也不否认，考古发现也会有运气的成分，或许作为一名考古学者，上天给我的好运气并非在三星堆，而是另有安排。如果讲“宿命论”，后来当我和李永宪告别三星堆，远走青藏高原，在那里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时，或许就是“上天”的安排，“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也常对我的学生们讲，考古发现可以说是七分勤奋、三分运气的结果，不是所有的考古人都能遇到三星堆、金沙遗址这样的“好运”的。
第二阶段的三星堆重大考古发现和发掘，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发现者之一，对此岳南先生在书中做了十分精彩的描述。当时现场的混乱、局面的难以控制，现在想来都有些后怕。不过我特别佩服陈德安，他有很丰富的跟当地村民打交道的经验。这里我要补充一个小小的，但是重要的细节：当时虽然大部分器物被当场追回，但还有一些器物被现场的村民带回了家中。只见陈德安站在高高的台地上向群众宣布：“凡是今天下午五点钟之前将拿回家的东西交回到这里的，算是带回家‘学习’了；凡是过时还不交回来的，性质就是盗掘国家文物，那就是犯法的了！”这一招很收奇效，到了当天下午，陆陆续续交回来很多器物，甚至一件玉牙璋上一个被挖掘后折失了的小角残片，也被追缴了回来。只是后来当金沙遗址出现同样的轰抢场面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两个祭祀坑的发掘清理，前面提到的川大1984级在三星堆实习的三位同学全程参与了工作，并付出了诸多辛勤的汗水甚至泪水和血水，这在岳南先生的这部著作中也有十分生动的描写，非常值得一读。只是有一点需要在此说明，在岳南先生的书中是这样写道的：“具体发掘工作由陈德安、陈显丹两人共同主持。四川大学两位老师李永宪、霍巍因校方有事急召返校不再参加发掘。”我不知道岳南先生的本意，但我承认这样一种表述方式是非常艺术的。事实上，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被发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被“边缘化”了。我要慎重地说，不是学校有“急事”要召我们回校，而是另有缘由，这里就不便深说了。我和“二陈”是在三星堆那个砖瓦厂（当时的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肩并肩“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好兄弟，我们之间至今还保持着非常亲密、友好的同窗情谊，我们的心始终是相通的。不过当时我们都还不过是人微言轻的“小人物”，是无法左右大局的。
2019年，当三星堆再次发现六个新的祭祀坑时，在时任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先生（他是当年金沙遗址发掘时的成都考古研究所所长、金沙遗址考古发掘的主持者和发掘者）的亲自部署和主持下，新一轮三星堆考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大格局。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主导，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国内三所重点高校师生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三星堆考古现场，就在当年的一号、二号坑附近，发掘新出土的六个祭祀坑，展现了三星堆新的辉煌。如今，当年主持三星堆1986年考古发掘的林向先生已经仙逝，没能亲眼目睹四川考古呈现出的全新面貌和三星堆的伟大发现；而我们四位当年的“青春少年”——“二陈”、李永宪和我，也早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奔七”老者。直到三星堆六个新的祭祀坑被发现之时，四川大学的考古队才重返三星堆，在省文物局的领导下开启了多方合作、协同攻关的三星堆考古新局面。我深信，如果林向先生在天之灵有知，他一定会为之深感欣慰、大声叫好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最后，我简单地谈一下我对三星堆考古的看法。过去我很少写关于三星堆的研究论文，因为我始终认为，三星堆提出的问题，要比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今天的三星堆考古，还只是一座巨大的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已，我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这些年我也陆续发表过一些关于三星堆考古研究的论文，不止一次地主张，观察三星堆，有三个重要的维度，即：其一，三星堆是古蜀文明的辉煌创造；其二，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三，三星堆为我们提供了与世界古代文明互鉴的绝好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