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城破之谜
为弄清三星堆古城的整体面貌，考古人员展开了又一次大规模的钻探与发掘，城墙的发现与确认，远古之城的庐山真面目得以显现。成都平原大普查，宝墩、鱼凫古城的发现，古蜀文化的血脉源源不绝，流淌不息。关于蜀国亡于战争的推断，遗址内，一根“世纪标尺”的发现，预示着一场特大洪水的到来，三星堆城破，古蜀人由此踏上了迁徙漂泊之路。
宝墩、鱼凫城的发现
自孙华对“亡国宝器”与“不祥宝器”掩埋坑的说法给予了相对肯定之后，学术界有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对这一观点，或表示认同，或感觉有较大的可取之处与合理性。于是，这一说法一时成为三星堆两个器物坑性质的主流论断。既然这批器物是在亡国与不祥的情况下被埋藏，那么接下来就要推断这个国家为何而亡，一批好端端的国之重宝又为何成了不祥之物，直至出现了非要捣毁焚烧并遭掩埋的悲惨命运。而要弄清这些疑问，首先要搞清楚三星堆遗址到底是不是一座古蜀国的王都。如果是，研究尚可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追寻探索；如果不是，则学者们的一切推断与假设都很难成立与存在了。尽管此前像苏秉琦那样的考古学大师曾推断三星堆是一座古都，但是不是王者所居的首都，尚难推定。而事实上，对于一座古城或者王都的确定，任何伟大的学者只是凭着在地面上观察以此做出判断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考古发掘，并且要发掘到一定时期之后，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为此，自1988年10月至1989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工作者，再度挟两个大型祭祀坑发掘的余风，一鼓作气，对分布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南部的“土堆”“土埂”进行了全面调查和试掘，从而进一步证实和确认了三星堆的“土堆”和“土埂”均系人工夯筑堆积的土城墙。
1990年春与1991年冬，四川省和广汉市考古工作人员再度合作，在东、西城墙周围又进行了有重点的发掘。通过两次发掘，了解到三星堆古城墙外均有城壕，城墙的填土就是从城壕中挖取而来的。城墙的横断面呈梯形，墙基宽约40米，顶部宽20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和内、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逐层填土平夯，两腰间经过铲削修整后，用木棒拍打，内外侧墙系分段夯筑而成。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主城墙局部，还发现由长40厘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的土坯砖分段砌筑。这些筑城所使用的土坯砖，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最早的实物例证之一。如此久远的城墙建筑结构，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三星堆东城墙发掘现场
1994年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陈德安等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南部地段再度选点发掘。这一地段被当地土著称为“龙背”。经发掘得知，所谓“龙背”也是三星堆整座古城城墙建筑的一部分，按其位置推断应是古城最南边的南城墙。至此，已发掘证实的三星堆古城建筑总面积达到了3.5平方公里以上，名列全国已发现的商代古城前茅。
被岁月风尘掩埋了几千年的三星堆古城，总算在世人面前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的一部分。面对如此恢宏庞大并具有厚重神秘文化内涵的一座古城，为数众多的学者认为这就是古蜀国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座当之无愧的王都。也有部分学者禁不住瞪大了眼睛，带着惊讶与疑惑的表情发出一连串疑问：如此浩大的古城真的是古蜀国的国都吗？如果是，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它的前世今生是谁，在这块温热多情的土地上留下过印痕吗？
为了解答学者们的疑惑，也为了把学术目光放得更加辽阔，以便在进一步深化研究探索中，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果，深受鼓舞的四川考古界，在继续探索三星堆古城奥秘的同时，开始着手投入相当一部分人力和财力，在整个成都平原上展开了地毯式考古调查，四处搜寻与三星堆古城有关的远古信息，特别是其他一些古城的线索。在1995年至1996年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相继于成都平原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三道堰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双河城、紫竹城等六座古蜀文化时期的早期城址，并对每座古城的城墙和文化堆积较厚的区域做了解剖和发掘，从而对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有了初步的认识。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尽管七座古城的年代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文化面貌在总体上却大体一致，均有一组贯穿始终而又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独特器物群，这组器物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
在所发现的七座城址中，宝墩古城是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同时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座标示性建筑，属于同类考古学文化遗存中最为典型的遗址。因此，按照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考古人员将这七座古城的文化统称为“宝墩文化”。
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津县城西北约五公里的龙马乡宝墩村，过去一直被人们称作“龙马古城”。当地土著传说它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城”。这个城址的平面呈长方形，其中东北、东南两面墙的北段以及西北墙的北段尚保存完好，其他保存较差，高度仅为完好城墙的一半左右。拐角中，西南墙与西北墙相接的地方保存完好，数千年前的夯土清晰可见，最宽的地方达二十五米，最高的地方为五米。按照城墙的长度计算，宝墩古城长约一千米，宽约六百米，总面积为六十万平方米。
当考古人员最初发现这座古城时，并未预料到它的年代有如此久远，只是在城墙上发现了汉代的墓葬。后来，通过对城墙的解剖和遗址内的钻探、试掘，才蓦然意识到这是一座古蜀时期人类遗留的大型城址，此后相继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石器、墓葬和房基。随着出土器物的不断增多，遗址的文化内涵逐渐浮出水面。最后考古学家们确认，这是一座早于三星堆古城遗址的古蜀文化早期遗存。
继宝墩古城发现之后，另一座颇具影响，并与三星堆遗址有着更加直接联系的古文化遗存，便是轰动一时的鱼凫城遗址。这座古城位于成都平原温江县城以北约五公里的万青镇鱼凫村，传说是古蜀王鱼凫的国都所在，故称鱼凫城。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属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因为传说的诱惑，这座古城对考古学家来说具有非凡的吸引力。1996年冬天，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王毅、江章华等对该城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钻探和发掘，结果发现鱼凫城的城墙形状与宝墩时期其余几座古城大相径庭。其他的古城形状呈长方形或接近方形，而鱼凫城是呈规则的六边形。可惜这座在成都平原名声最为显赫的古蜀时期的城址，其城墙墙体毁损严重，保存极差，仅有南垣480米、西垣南段350米、西北垣西段370米、东南垣150米依稀尚存。复原后的城垣全长约为2100米，城址总面积约为40万平方米。在对鱼凫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没能发现类似三星堆那样能够代表鱼凫王国都城所特有的重要文物，只是发现其城墙夯筑十分讲究，内侧墙体的土均为质地紧密的黏土，而外侧墙体的土是质地疏松的黑土与黄土，但土中夹杂有很多坚硬的鹅卵石。在发掘中，考古人员注意到，有一条古河道从西北墙穿过，又从东南横穿遗址流出。由于对河道的形成年代与遗址的年代关系一时难以断定，因而发掘人员也就暂时无法断定鱼凫城的废弃是否跟这条河流有直接关系。
著名考古学家林向、赵殿增及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通过对宝墩、鱼凫城等新发现的七座古城进行勘察、研究，认为这些城邑在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中早则早矣，但就个体存在的年限而言不会很久。几座古城此兴彼废，交替更生，各自兴盛了200—300年的时间。因为当时整个成都平原尚处于酋邦制时代，酋邦不像国家以领土为疆域，而是以同血缘的氏族部落的聚邑为疆域，或村居或筑小城，部落联盟的中心酋长则居中心大城，其他则居小城或村居。人来筑城，族迁城废，天灾人祸，兴废消长，变化多端。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一历史时期，成都平原上才留下了这么多的古城。这些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古城不论后来保存得好坏，从考古发掘的成果看，其文化内涵与三星堆文化遗址一期（即萌芽期）相互衔接。也就是说，宝墩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胚胎和母体。换言之，三星堆文化是宝墩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没有宝墩文化的铺垫与滋润，就没有后来三星堆文明的辉煌。
既然三星堆古城的前世今生已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那么，延续了宝墩文化血脉，承载了这一文明遗产和生命基因，在古蜀人类历史上曾辉煌盖世的三星堆古城又是如何走上毁灭的呢？遗憾的是，古代文献没有点滴记载。专家学者们除了对已公布的考古成果做尽可能全面深入的研究外，仍在不断地全方位搜寻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透露的点滴信息，谨小慎微地校正着自己原有的成果，以此希望有所新的发现与突破。
而此时，四川省内有一个号称“学界怪才”，名叫邓廷良的多学科研究者，亲自到三星堆做了一番考察。在与部分学者们座谈之后，根据他的理解和想象，以无知者无畏的心态，放开胆子编了一幕叫《丛林战舞》的剧目。在剧中，邓廷良把三星堆古城正式确定为鱼凫王朝的首都，并描绘了三千年前这个王朝在城陷之日那颓败悲壮的一幕：
陈德安（左蹲者）在发掘现场
暮色苍茫。
风儿把满天的乌云急急地赶向广汉平原上空。泛着鱼肚白的古雒水（即今鸭子河）匆匆流过，将一股股带血的腥味送向它环绕的三星堆城头。
在一面依然平静飘扬的绘有黑色鱼凫标志的大纛下，最后一代鱼凫王率领为数不多、个个血污的守城将士，怒视着城下四周黑压压一望无际的杜宇族大军。刚才，这儿才经历过一场激烈的鏖战。来自蜀国以南重镇朱提的年轻的杜宇王，趁鱼凫王朝倾精锐北上参与伐商之际，挥师入蜀，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星堆蜀都城下。此时，他们已在雒水两岸安营扎寨，点燃一堆堆篝火，踌躇满志地劲舞狂欢。鼓声与歌声笼罩四野，胜利的喜悦充溢军营……明早，他们就将一鼓作气，以摧枯拉朽之力入主三星堆城，正式建立杜宇王朝。城内，鱼凫族将士在三个巨大的黄土圆丘上也点燃了祭天地祖先的燔燎。从西南商道入贡国都的数十头珍稀大象，被全部宰杀慰劳与社稷共存亡的将士们。象牙及国之重器青铜纵目大面具、青铜神树以及巨大的玉、石、璧、璋与贝货珍宝，被依次投入几座火坑。猩红的火焰伴随着滚滚浓烟腾空而起，映红了半边天宇。
清脆的编磬敲响了，铿锵的编钟叩响了，沉重的錞于撞响了，凄厉的埙篪吹响了……年迈的鱼凫王面向西北方向遥远的岷山故地祷祝着，两行晶莹泪水悄然爬过他那清癯和布满皱纹的双颊……良久，他滞缓而庄重地戴上黄金面具，将手中雕绘有鱼、鸟图案的金杖朝天竖起——一场震撼天地的祭祖、祀神、祈天大歌舞即刻开始。在十余个头戴纵目大面具的王室巫师的带领下，全城残余的将士连同眷属及城内百姓一道，唱起激昂的“左言”《鱼凫歌》，在雄壮而悲怆的乐声中一同踏地起舞，决心以死来谢社稷、祖神、上帝。
……终于，鱼凫王和他的将士们淹没在翌日的血泊中。方圆十二里的夯筑城郭被夷为平地，只留下鱼凫子孙死不旋踵的荣光以及那一大堆怒目圆睁，象征灵魂不死精神的祭祖面具和几座还余烟袅袅的祭祀坑、大圆丘……
在邓廷良编造的这一剧目的基础上，四川成都图书馆的学者肖平再度展开想象的翅膀，对其中的内容做了新的补充与更大胆的设想。按照肖平的描绘，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
在三星堆古城即将被攻破的前夕，鱼凫王站在被战火洗礼过的残垣断壁上，忽然想起了陪伴他一生的神灵和偶像。这些本来待在幽暗宗庙里的神偶像天空中的闪电一般，忽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虽然它们没能保佑他赢得这场战争，但它们毕竟是祖宗遗留下来的国家重器，关乎这块土地、这方百姓、这片天空的荣辱衰败——这样的东西岂能落入敌人之手？负伤的士兵一瘸一拐地前来报告说，南边的城墙已经失守了，敌人像潮水一样向他们涌来，他们该咋办？鱼凫王用他那鱼鹰般锐利的眼神瞪了一眼这个惊慌失措的士兵。心想，怎么办？干脆集合剩余的士兵和百姓举行最后一次祭祀吧。于是，在无比悲壮凄厉的气氛中，鱼凫王带领他为数不多的士兵和百姓，匆匆忙忙地完成了这场空前绝后的祭祀。祭罢，再给它们建造了两个可以安息的土坑，然后众人一齐拔剑自刎。
破城之后，身披大氅的杜宇威风凛凛地站在三星堆的土台上，他的目光傲慢地俯视着战败者的鲜血和这座残破的城池。尽管以前他听说过鱼凫王的城池修得多么固若金汤，多么范围广阔，多么豪华壮丽，但当他攻破这座城池并置身其中时，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狞笑，心想，再坚固的城池不也被我杜宇给攻破了吗？
此时的杜宇看到，在他的脚下，鱼凫王朝军队的尸体像刚刚收割的庄稼一样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泥土。难道历史的变革都必须付出如此血腥的代价吗？他有些不敢相信，但很快又从忧郁的思索中回过神来，下了一道旨意：“把鱼凫王的宗庙全部毁掉，该烧的烧，该砸的砸，让曾经保佑过他的神灵们都一道见鬼去吧！”于是，士兵们站在杜宇面前发出阵阵欢呼。劫掠和报复本来是战胜者最普遍的心理欲望，不如此，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同伴，怎么对得起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呢？接着一把火烧起来了，那一块块石头撞击青铜人像、青铜神树的“咚咚”声，以及青铜神坛的碎裂声，久久地回荡在历史的隧道里。新掘出的土坑旁，一批批被大火焚烧和砸烂的礼器被倾倒下去，“叮叮当当”的响声听起来像是神灵们无助的哀怨……
蜀亡的另一种版本
对于邓廷良与肖平想象出的这个剧目与画面，四川学者刘少匆表示不敢恭维，特别是对邓廷良编造的一幕更是不屑一顾。按刘氏的说法，这悲怆壮烈的一幕，如果作为瞎编乱造的科幻小说来读，无关紧要。相声中，张飞还可以战岳飞，关公还能战秦琼呢！但若作为描述一段历史，就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有些学者把湔山定在灌县境内沿白沙河一带，如果按《华阳国志》记载：“（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前。”就根本没有到过三星堆。那么，这决死一战，就是子虚乌有了。再说，杜宇能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就来到三星堆城下了吗？假设杜宇率部前来攻打三星堆古城，从云南的朱提渡长江，沿岷江而上，一路要遇到若干个濮族小国的狙击，在江原还有“完婚”的大事。他征服了这些濮族小国后，还要教他们务农，取得信任才能联军伐鱼凫。这一连串的事加起来，要到三星堆，一个月不行，五个月也不成，即使是“艺术虚构”，也还有不少漏洞。
按刘少匆的研究与推断，他并不否认三星堆古城为鱼凫王朝的首都，只是鱼凫国破，应与参与伐纣有直接关系。刘氏说：公元前1026年冬（作者注：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最新科研成果，武王伐纣应是公元前1046年），即周文王五十二年，太公姜尚，派使节入蜀，联络蜀王鱼凫氏，会同西南巴、濮各部，相约次年春天，会师孟津，进军朝歌。蜀与周人本是姻族，加之长期受到殷人的镇压和迫害，早对“瘟商”恨之入骨，便欣然加盟，倾其精锐北上伐纣。而蜀中彝、濮等小国，对蜀人来到川西平原屡屡吞食他们的领土十分不满。但蜀人武器精良，又抵抗不过，但驱蜀之心，早已有之。因此，趁蜀军挥师北伐，国内空虚之际，一举摧毁了鱼凫王朝。于是，蜀人又一次亡国。
关于鱼凫亡国的具体时间，刘少匆的推断是早于克商之前。其理由为，蜀国既加盟伐纣，《牧誓》中，蜀就应该在“我友邦家君、御事……”以内，但誓词中讲的都是“蜀人”。所以说，鱼凫王朝的覆灭，当在牧野誓师之前。
鱼凫王朝在蜀地失国了，已开赴中原的参战武士，继续参加伐商的战斗，并在战争中立了功，其首领封为伯。因为他们都是战士，所以，在鱼凫氏的鱼字旁，特别加了一个“弓”字。胜利挥师的周武王在渭水之南、清姜河西岸的地方，专门拨了一块地盘，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弓鱼国。据说，国最强盛时，南界曾越过秦岭，到达嘉陵江上游。但他们始终未能进入四川盆地，恢复鱼凫王朝。在此之后，蜀国复兴的重任，才历史地落到了杜宇部落的肩上。
对于刘少匆的这番别开生面的推断，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者陈显丹表示部分地同意，但在具体亡国这一点上却另有别论。按陈氏的说法，从古文献中，可以看到古蜀人不仅与夏人发生争战，而且在商王朝统治时期也常与商人冲突。因此，在商王朝的甲骨文中留下了一些只字片言。在这些记载中有商王命军队伐蜀和抽调蜀国射手的内容。如“至蜀”“征蜀”“伐蜀”“……蜀射三百”，或充当驭手的卜辞“□蜀街口”。也有商王派遣使者到蜀国的记载：“丁卯卜，共贞，至蜀，我又（有）史（使）。”这段记载的意思是，丁卯的那一天，一个名叫共的人占卜，问派遣使者去蜀这件事的吉凶。
三星堆周边联合遗址出土的陶猪（余嘉 摄）
当然，蜀王是不会任由商王摆布的，他经常拒绝商王的要求。因此商王就派军队镇压，这就出现了“□寅卜……王登人正（征）蜀”的卜辞。此卜辞的意思是说，商王武丁准备征集军队讨伐蜀国。这种战事的记载有多起。由此可见，蜀、商之间的恶战使二者结下了冤仇，而不是成为朋友。不过对记载中的蜀是现在的何处，是否就是指今天四川的问题，学术界曾有不同的看法。如甲骨学者胡厚宣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在今山东泰安至汶上一带；陈梦家释为旬，即认为是指后世的旬国；董作宾认为在今之陕西或者四川；李伯谦将汉中地区出土的铜器和陶器与成都平原蜀地的一些铜器和陶器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了汉中盆地“城固铜器群为代表的文化有可能是更早的蜀文化，蜀族最早的中心可能不是在其他地区，而是在汉水上游，只是到了西周时期才转移到成都平原”的说法。而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飞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系列的一支新文化。这支文化的上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至商末周初或略晚些。除第一期遗存外，二至四期遗存和过去已被大家所认识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柳叶形青铜短剑、烟荷包式铜钺、三角形铜戈为代表的巴蜀文化相衔接。故有人将这类文化称为“早期巴蜀文化”或“早期蜀文化”。
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至迟在二里头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文化）时期，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商、西周时期交往更为密切。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中，除金杖、金面具、青铜头像、部分玉璋等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为商文化所不见外，其他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与玉、璋等都和商王统治区域内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的形制、花纹基本一致。在祭祀礼仪上，蜀人用“燔燎”法可与卜辞中“燎祭”相印证。这些均说明蜀人在物质文化方面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在宗教意识、祭祀礼仪制度方面也与商王朝有相近之处。也就是说，甲骨卜辞中的“至蜀”“征蜀”“伐蜀”所指的蜀，应就是川西平原的蜀。这个川西平原的蜀与商是仇敌，但与西北部的西歧却是要好的盟友。
西歧是周人的领地。当时周人也常与商人发生恶战，周、蜀自然成了朋友和盟军。因此，周武王在与商纣王的决战中特邀蜀军前往参加，蜀军答应后，迅速在预定的甲子日前赶到了集结地应是可能的。
历史上著名的牧野决战前，周武王和他的弟弟周公统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及西南盟军蜀、巴、庸、羌、微、卢、彭、濮等国的精锐之师，在牧野举行誓师大会。誓言说：我的朋友们，纣王的军队虽然很多，但天帝就站在你们的前面，你们必然会打胜的。你们不要害怕，但也不要掉以轻心，拿起你们的戈，举起你们的盾，勇往直前吧！誓毕，周武王率军与商王的十七万大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地进行了生死决战。
就在牧野大决战中，援周的蜀军奋勇当先，个个骁勇善战，以锐不可当之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与其他盟军一起，彻底摧毁了商王朝的精锐部队。最后，商纣王在鹿台自焚，从此结束了商王朝对中原的统治。
周朝的胜利，可以说主要依靠了四川境内几个方国的军队，特别是巴、蜀的军队功不可没。因此，当时的史官在《尚书·牧誓》中是这样赞誉道：“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之师前歌后舞，令殷人倒戈。”
为此，陈显丹结合文献《逸周书》继而推断说：就在周与蜀等国联合灭掉商王朝之后，蜀国的厄运到来了。由于蜀军参战将士对胜利果实的分配不满，加上蜀王不愿受周武王的支配，两国之间便产生了新的矛盾。周王朝认为，商王朝虽已消灭，但蜀国却是一个强国，而又不肯臣服于周，将来必是一大隐患。因此，周武王在克商的第三十七天，突然派兵袭击蜀军。蜀军毫无准备，被周武王的军队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蜀王手下的霍侯、佚侯等主要将领和其他四十六名各级军官被生擒，损失车辆辎重达一千多辆，士兵死伤者无数，蜀军元气大伤。
周朝自周厉王以后，由于朝野内外矛盾加剧，天下开始大乱。位于西南的蜀国首举反周大旗，并率先称王称帝，以至各国仿效，纷纷割据，自立为王。在楚、秦、晋、韩、赵、卫等国称王时，蜀又改王称帝，并东伐西征。一会儿与楚国交战，一会儿又与秦军对垒，乃至蜀王的江山，曾被楚国的开明氏所取代，直至若干年之后被秦所灭，成为华夏大国的一部分。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鸡（余嘉 摄）
蜀人大迁徙
针对陈显丹的这一说法，四川大学教授林向明确指出，三星堆古城既不是毁于杜宇攻击的战火，亦不是终结于援周伐商的事件，而是毁于一场特大洪水的侵袭。就在1986年的那次著名的多方联合发掘中，在三星堆的北面、古城内建筑群之间，考古人员发掘出一条壕沟。经林向测量，沟内的文化层堆积超过2.5米，根据土色土质共划分为十六层。后来经碳十四测定，文化层的最早年代距今约四千八百年左右，其探方的剖面几乎构成了川西平原近五千年来的世纪标尺。
就在考古人员正在发掘的某一天，四川省水利研究所的几名工程师特地来工地参观考察。他们站在壕沟边听完林向的介绍后，面对发掘后特意留下作为研究之用的巨大“关键柱”久久审视不去。在这根“关键柱”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整体为十六层的文化堆积中，第七层是个明显的分界层。这是厚约20—50厘米的洪水淤泥层，顶面呈水平状，底面则随第八层的顶面形状而倾斜，呈凹凸不平状。发掘时，考古人员清楚地观察到这一淤泥层在壕沟及其周围存在，颜色为青黑色，纯净而几乎没有什么包含物，只是在底部发现过一柄长24厘米的柳叶形铜剑。在这一层之上，1—6层分别是现代耕土层到东周层。下面的8—16层，根据地层叠压与陶器形态分析，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第二期，时代相当于夏、商之际。
第三期，出土一组有特色的陶器，如小平底罐、鸟头勺把、高柄豆形器、杜鹃、绵羊等，还有一个被反缚的无头石人像，相当于商代中期。
第四期，富有特征性的文化发展到鼎盛，相当于殷末周初。建筑遗址分属于第三、四期，整个漫长的文化堆积看上去在第七层突然产生了断裂。
由此可以看出，这根“关键柱”的剖面所透露出的文化堆积突然中断的信息，可能与不可抗拒的特大洪水有关。对此，林向专门与前来参观考察的水利专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按水利专家的说法，成都平原的东北部属于沱江水系，东向穿越龙泉山的金堂峡，峡谷长12千米，最狭处不到150米。而平原西部，水系的上游素有“西蜀天漏”之称，雨量集中在夏秋季节。每当暴雨成灾，东向穿峡的径流量可大于三千立方米。所以，至今峡口的金堂县常发生水灾。加以金堂峡常有壅塞的危险，两岸山岩属于侏罗纪蓬莱镇砂岩与泥岩石层，最易风化崩坍，又恰有一条东向的断裂带通过，存在着每千年发生一次大于五级地震的危险性，更加大了水道堵塞的可能。一旦金堂峡被阻，就可使广汉、德阳、新都一带低洼处成为洪涝泽国。
从文献记载看，古代蜀国确有自己的洪水传说，同时由于水的原因而发生了政变，并导致了改朝换代，甚至迁徙都城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杜宇时代就发生过一次特大洪水，并有了“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等记载。尽管常璩等人对这种包含真实历史内核的神话传说往往加以改篡，但至少可以从中看到三个方面的事实：一、杜宇时洪灾极为酷烈，《蜀王本纪》说“若尧之洪水”，民不能“陆处”。二、因灾而变，改朝换代，开明乃荆人鳖灵，等于是“异族王蜀”。三、杜宇下台是被迫的，蜀人才会悲子鹃。过去，史家总说蜀史可信成分不多，今见这根“关键柱”，可作为一件历史史实来证明文献记载并非空穴来风，事实胜过了雄辩。
按林向的研究成果推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鸟头，勾喙的鸟头与杜鹃的形象相同，还出土了一件陶塑展翅的杜鹃鸟。这一连串的现象并非偶然。结合那根“关键柱”所透露的远古信息，可以这样认为：三星堆古城的最后放弃不是发生在鱼凫时代，而是晚于鱼凫的杜宇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代表古蜀文明权力中心的三星堆古城被洪灾所困。当杜宇王所属的四方部族领地被洪水淹没，村寨被冲垮，三星堆古城在洪水的冲击浸泡下，即将面临灭顶之灾时，不得不率领举国民众弃城出逃。其后，古蜀国的这个权力中心都邑，便转移到成都市区的金沙遗址中去了。
按照林向的说法，三星堆古城最后的场景应是这样的：
大雨滂沱，电闪雷鸣，连续不断的暴雨仍在不住地下着。这场雨对三星堆古城的老国王杜宇与统治之下的四方族人而言，是一场末日之灾。夜里，杜宇躺在宫中那潮湿的床榻上，听着洪水在城墙外面不断拍打撞击的声音，心中充满了焦虑与不安。这种声音越来越壮阔响亮，越来越令人心慌意乱、胆战心寒。直觉告诉他，岷江上游的狂涛巨澜正以万钧雷霆之势向三星堆古城冲压而来。这一夜，杜宇几次披衣坐起，来到大殿门口，望着漆黑的雨幕不时闪过耀目的电光和随之爆出的隆隆雷声，他在心中不住地祈祷和哀叹。
翌日清晨，老态龙钟的杜宇在近臣的服侍陪伴下，忧心忡忡地登上了城楼。就在登城的过程中，他感觉原本坚实的城墙此时已经像浸泡在水里的蛋糕一样有些酥软了。惊恐中他不禁问道：“上个月我们祭祀过几次天神、雨神和水神了？”
负责国家祭祀仪式的大臣立即上前躬身禀报：“我们一共祭祀十几次了。前一段每三天祭祀一次，这几天改为每日一次。”
杜宇听罢，将那老眼昏花的眼睛转向城外，望着在雨水泥泞中挑筐搭担、四散奔逃的草民百姓，又望望城内四处涌动的水流和一个个脸上布满了惊恐之色，精神即将崩溃的纷乱的人潮，又绝望地垂下了头。刚才答话的那位臣僚看到主子一副忧郁沉重的表情，心中泛起了一股酸楚，感到了面临局势的危难与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忙凑上前来既表现自己又推卸责任地说道：“依臣之见，这些太庙里的神灵好像一点也不中用了，是不是被娇宠坏了，或者是中什么邪了，在我们急需他鼎力相助时，他们却像死的一样，一点表示都没有，索性给点颜色瞧瞧，看它们还敢不敢发邪？”
“不许胡说！”杜宇用沙哑的语调打断了这位臣僚的话，停顿片刻，又突然想起了什么，轻轻地对陪同的众臣僚说道：“走，大家一起到太庙去看看这些个神灵到底是咋了。”言毕，在群臣的簇拥下，走下城楼的瞭望台，向城内的太庙走去。太庙那高大的殿堂里，香烟缭绕，雾气迷蒙。只见一尊尊、一排排、一列列由青铜铸成，神态各异、大小不一的神偶、神物和由各种玉器组成的祭品，错落有致地摆放在不同的位置，呈现出一派众神荟萃的天国境界。
老杜宇先是在群神面前跪拜、祈祷了一番，然后起身围着庙堂转了一圈，心怀怨恨与愤懑之情暗暗想道：眼看我的蜀国就要国破家亡了，这些神偶一点救援的表示都没有，看来确乎是不甚灵验了，还是赶紧想别的办法自救吧。
回到宫殿之后，寻找新的居住地和迁都的想法终于被杜宇提了出来。众臣僚在表示全力拥护的同时，认为应迁往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而不应该再回到平原西北边祖先们住居的山地里去了。假如再回到那里，对已经熟悉了平原农耕生活的部族来说，无疑将面临更多、更大的灾难。杜宇听罢，表示赞同，遂吩咐臣僚速派人到成都腹地去联系其他部落，寻找新的居住地，并令全城的官员和百姓做好大搬迁的准备。
洪水依然没有退去的迹象，而且来势更加凶猛。在越来越混乱危急、诸事纷杂的局势中，主持搬迁的大臣向杜宇禀报道：“那些用于祭祀的国家礼器是否全都带走？”杜宇蹙着眉头想了想说：“带走一点象征性的神物就可以了，其余的留下。在我们撤出这座城之前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把这些不中用的偶像烧掉。”众臣僚对老国王的话语，纷纷表示理解与赞同。是呵，即使是再伟大的神灵，也要为天下苍生服务。如果不为天下苍生服务，将不再被认作神灵。
这天上午，折腾了十几个昼夜的狂风暴雨，总算有了短暂的停歇。笼罩在滚滚乌云中的三星堆古城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是又一场更大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预兆，这片刻的安宁根本无法阻拦城外的洪水以更凶、更猛、更快的速度和更为浩大的流量涌向这座已岌岌可危的古城。
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灾难临头的空隙里，一场特殊的祭祀在满城哀怨与愤怒的目光中悄然开始了。在一块高高的台地上，一头头无法带走的战象和牛羊等牲畜被宰杀，以慰劳全城的将士和有功的官员。一件件青铜神偶和玉石礼器，被从太庙里搬出，一堆堆散发着潮湿与霉味的木柴被架了起来。大火终于点燃了，呈麻花状的滚滚浓烟伴随着霉烂的气味冲天而起，径直插入低低悬垂着的铅灰色云层。古城的上空，不祥的大鸟扑扇着黑色的翅膀在天地间低低盘旋，不时发出一阵阵恐怖凄厉的哀鸣。火堆旁的台地上，两个宽大的土坑在苦力们挥汗如雨的抢挖中很快完成。烈烈火光映照下，土坑外的武士们在如狼似虎地吞吃了烤熟的大象、牛羊之后，开始举起铜锤、铜刀、铜棍、石头等一切可用以撞击与切割、分裂的工具，狠狠地打砸和焚烧着从太庙里搬来的各种青铜礼器。平日里躲在太庙高高的殿堂之上，养尊处优的神偶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却神通顿失，束手无策，一个个缄默不语，任凭众武士们的刀劈、锤砸与焚烧。
几天之后，滔天洪水挟带着滚滚巨浪动地而来，在江河震荡，山呼海啸中，汹涌澎湃的浪头在声若巨雷的奔腾声中撞开了高大坚固的城门，折断了城中高大的旗杆，席卷荡平了城中的大街小巷、殿宇茅舍。瞬间，三星堆古城变成了一片泽国，水中漂浮着屋顶的茅草和婴儿的衣衫……
三千多年之后，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这次特殊祭祀留下的两个土坑，以及壕沟中那一层青黑色的沙砾淤泥。
又过了十几年，在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发现了杜宇王朝自三星堆迁徙之后，建造的另一座新的都城——金沙遗址。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蛇（余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