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 金沙
随着发掘的继续，地下文物不断出土。神奇的金冠带、扑朔迷离的太阳神鸟金箔、旷世珍品青玉琮的横空出世，再度令芸芸众生为之倾倒浩叹。在百思不解中，大批成品的象牙又走入了考古人员的视野。关于象牙的保护与大象来源的追索，一副龟甲王的现身，又令考古人员忆起了久远的筑城传说。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谜团拨云见日，血脉总相连，古蜀历史的长河再度激起奔腾的波澜。
沙中觅珍宝
2001年4月4日，成都西郊金沙村发现了大型古蜀文化遗赴——金沙遗址。自金沙遗址发现的消息公布之后，所展开的大规模发掘仍在继续。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遗址的文化内涵以及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也越来越清晰明亮。林向等考古学家的预言与推断，也在一点点地得到证实。
自2001年下半年开始，成都市考古所的考古人员，又对出土玉石器、铜器、象牙等器物的地点进行了普遍调查。与此同时，考古队还集中精力，对遗址范围内的摸底河南侧金沙村一带、原中房集团即将进行挖坑盖房的所谓“梅苑”“兰苑”“体育公园”等工地进行了文物勘探与考古发掘。并对摸底河北侧的黄忠村、龙咀村周围，及沿河地带进行了大规模考古钻探、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2003年9月，考古人员进行文物勘探的工地达66个，共分布探沟一千七百余条，钻孔五千余个，布置5米×5米的探方两千二百余个，发现各类遗迹单位近三千个，商周时期文化堆积面积近三十五万平方米。基本弄清了遗址的大型建筑基址区、祭祀区、一般居住区、墓地等几大功能分布区，对遗址的性质、时代等也有了一定了解。从发掘钻探中可知，整个金沙遗址面积在五千平方米以上。经成都市考古研究所与当地政府部门及开发商共同协商，对发现遗迹的区域划定了保护范围。
从考古人员勘探和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看出，金沙遗址有着严格的布局结构。遗址的东部是宗教仪式活动区；遗址的中南部是居住活动场所；遗址的中部则是住居区和墓地；遗址的北部，是先后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发掘的黄忠遗址，其主体遗存的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据考古人员推断应是金沙遗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发掘成果表明，遗址内文化现象极其丰富，共发现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近千座。其中有十余座房址长度在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6号房址长度为54.8米，面积达到了五百多平方米。这些大型的建筑布局都遵循一定的规律。据考古人员分析可能属于同一组建筑，而这组建筑极有可能就是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无独有偶的是，这一地区的位置分布，和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与内城宫殿区的分布格局完全一致。发掘人员由此推断，这可能是一处与三星堆遗址性质相同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区域，是三星堆古城毁弃之后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来看，可谓数目众多，种类丰富。已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骨器、漆器等三千多件，另外有数以万计的陶器和陶片。其中仅出土的金器就多达九十余件，器物种类有金面具、金冠带、蛙形金箔、太阳神鸟金箔、鸟首鱼身金箔、金喇叭形器、金盒形器、鱼形金饰及大量金器残片等。在这些出土物中，以金冠带、太阳神鸟金饰、金面具最具特色和文化价值，器物制作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堪称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之作。
修复后的金冠带（引自《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
最令人注目的金冠带为一圆圈形，直径约59厘米、宽约4厘米、厚0.02厘米。此器物表面錾刻四组图案，以其中的一人面纹为中心，分布两侧的图案完全对称。每组图案由一鸟、一鱼、一箭和人头图案组成，纹饰构图简洁，主要使用錾刻技术，间或采用了刻划工艺。考古人员发现，金带上的图案和錾刻工艺，与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的图案几乎完全相同，因而可进一步说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关系极其密切，属于一个连续的文化系统。为此，成都市文物考古所所长王毅通过研究对比后，曾明确对外宣称：“这条金冠带不是一般的装饰物，它肯定是当时此地最高统治者戴在头上，象征着特殊权力和地位的装饰物。金带上的花纹也不是普通的图纹，而是这个民族或统治阶层的特殊徽记，具有特殊含义，并非一般人可以使用。这种花纹在其他的考古发掘中极少发现。金冠带上的鱼、鸟纹饰与三星堆遗址最高权力的象征——金杖的图纹惊人地相似，这几乎可以肯定金沙遗址的主人与三星堆的统治者一样，同属于蜀王，而不是隶属于三星堆统治者的藩王。而两种文化也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并且两个遗址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尽管具体联系的情况一时尚难以确定，但可以初步推断这个遗址的主人肯定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之一，与三星堆的统治者地位相当。”至于这条堪称绝品的金冠带出土的具体情形，据当时发掘的考古人员张擎事后回忆说：“金冠带的出土使我们激动不已，但也让我们深感后怕，因为这条金带出自雨水管道的回填土中。要知道这些回填土是挖掘机从沟中挖出，又堆放在人来人往的露天，待管道修好后，再由人工进行回填夯筑。我们就是从杂乱的回填土中发现了它。现在想来，这件宝物没有在中间的流动过程中被不法分子趁火打劫，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呵。”斯言甚是。
遗址内出土的另一件堪称神品的金器——太阳神鸟金箔，器身为圆形薄片，空心部分是图案，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仅0.02厘米，重20克。从外形上看，与现代剪纸工艺制出的物品极为相似。据器物的发掘者朱章义、张擎等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中心镂空的圆形代表太阳，其外侧十二道弧形代表太阳的光芒，整个器物形象地表现了运行中的太阳特征。在器物外缘与十二道太阳光芒之间又镂空出四只飞鸟。鸟的形制相同，均引颈伸腿，首足相接，张开的喙微微下钩，逆时针同向飞行。中心的太阳及光芒和周边的四只鸟，共同组成了一个圆形的极具动感的图案。其构思新颖，极富现代气息，在商周时期出土的文物中属于极其罕见的神品，达到了同时期工艺技术的顶峰。
关于这件器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学术界基本倾向于“太阳崇拜”说。远古时期的人类对太阳的东起西落，还没有像现代人这样具有科学认识。他们看到能在天空中飞翔的只有鸟。因此，他们认为太阳的东起西落，是鸟背负着，在天空中飞行，而且由一只鸟来背负着又大又热的太阳飞来飞去，一定感到很累。所以想象中应有多只鸟轮换着背负才比较合理，于是便有了白天和黑夜。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汤谷上有扶木，其叶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通过这个记载可知这件器物表明了古蜀人对太阳的认识和崇拜。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均为小型器物，大多不能独立成器。据考古人员分析判断，应是大型铜器的附件。而在发掘中发现的少量铜尊圈足残片和大型铜异形器残片，则暗示着在未来的发掘中极有可能出土大型青铜器。此次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牛首形饰、铜戈等。其中青铜立人像高约二十厘米，重641克。人体立于座上，头戴有十三道光芒的太阳帽，长辫及腰，脸形瘦弱，两耳有穿孔，双手握于胸前，手腕上戴一铜饰物，腰系带，内插一物。其造型特征与人物形象和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极其相似。这一鲜明特征再度反映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在文化脉络上惊人的一致性。
太阳神鸟金箔，后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徽（引自《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
除金器与青铜器外，金沙遗址出土玉器一千余件。这在所有出土文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出玉器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制作工艺十分高超，普遍具有色泽温润、质地坚硬、美观、持久、稀少之特点。主要器类有玉琮、玉璧形器、玉璋、玉戈等，尤以十节玉琮、玉璋、玉人面等最有代表性。这批玉器表面色泽艳丽，呈现出红、紫、褐、黑、白等多种颜色，极富层次变化，打磨极其细腻规整，表面异常光洁，堪称玉器中的极品。令考古人员格外注意的是，有几件玉琮在出土时，射孔中均填满了沙子。在太阳的光照下，沙子金光闪闪，异常明亮。考古人员联想到“金沙”的得名或许就是因为古河道中有沙金的缘故吧。
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引自《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
最令发掘者难以忘怀的是2001年2月12日上午。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似要下雨。考古人员张擎手拿微型摄像机正在聚精会神地拍摄发掘人员从散土中清理翻查出来的文物。9时30分左右，一位技工突然对张擎喊道：“来，来，快来这里拍一下，我发现了一件宝贝呢！”张擎闻声立即赶过去，只见这位技工手拿一件东西，正轻轻抹去上面的泥土。仔细一打量，原是一件青色的大号玉琮。张擎见状大惊，急忙对正在现场检查工作的成都市考古所所长王毅喊道：“王所长，快过来，不得了了，这里发现宝贝了！”王毅闻听急奔而来，从技工手中小心谨慎地接过玉琮一看，脸上立即露出惊喜之色。他捧在手中一边观察一边情不自禁地说道：“旷世珍品，旷世珍品呵！”赞叹声中，众考古人员纷纷围了上来，共同目睹这件宝器的旷世风采。
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引自《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
只见这件青色的玉器为十节玉琮，高约二十二厘米，重1358克，青色，上下共分十节，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全器上共雕刻出四十个神人面，每一个人面均雕刻出冠饰、眼睛和嘴，冠饰和嘴上还雕刻有比发丝还细的微雕。这件器物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琮十分相似，但也有一定的不同之处。从整体上看，良渚玉琮有粗犷之感，一般内壁较为粗糙，打磨不精。而这件玉琮却精雕细刻，内壁打磨十分光滑，看上去比较内敛。特别令考古人员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著名的良渚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而金沙遗址则是位于长江上游的一个商周时期遗址，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异达1500—2000年左右，在地理位置上也相隔数千公里。如此大的时间、距离之差，其中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颇令人费解。据王毅、朱章义、张擎等考古人员后来考证，这件器物的制作者可能不是金沙遗址的古蜀人，而是良渚文化的先民。也就是说，这件器物在商周时期已经是一件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物了。至于这件器物是如何历经一千多年而保存下来，又是如何辗转数千公里而流传到成都平原，并经古蜀人之手埋藏于金沙遗址之中，则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同三星堆遗址有所差别的是，在发现大量精美玉器的同时，金沙遗址还发现了近七百件形态各异、用途不同的石器。其品种主要有璋、璧、虎、蛇、龟、跪坐人像等。据发掘人员研究，这些器物大多已不具有实用性，而与祭祀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跪坐人像和动物形石刻圆雕作品，造型优美，栩栩如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较早、制作最为精美并和祭祀活动有关联的石雕艺术品。其中几件跪坐人像，高15—25厘米不等，总体形象是头发中分，长辫及腰，双手反缚并有绳索捆绑。两耳穿孔，嘴部和眼眶涂抹鲜艳的朱砂，如同现代女性一样吊耳环、涂口红，表情各异。据分析推断可能是奴隶或战俘的象征。令考古人员大感兴趣的是，这几件跪坐人像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并和玉器、铜器等一起出土，说明它们同样是作为祭品被埋于地下的。这一祭祀的形式，又可说明成都平原已具有了高度的文化和文明程度。而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商周王朝的国王和贵族们杀人祭祀还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在甲骨文中有很多的记载，考古发掘中也发现大量的实物。二者的文化差异如此之大，是学术界在此之前所未曾想到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人（引自《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
就整个金沙遗址的发掘而言，除发现各种大小不一的器物外，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远古时代的建筑遗存。其中在位于摸底河北岸的黄忠村“三和花园”工地内，一次性发现了17座大型房屋建筑基址。房址均为木（竹）骨泥墙式建筑，多数为长方形排房。这些排房在建造时，一般是先开挖墙基，再做其他各部件的安置。墙体多采用木骨泥墙或加立柱的方法。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晚期破坏比较严重，发掘时墙体和地面均已不存，仅有墙基槽和柱洞尚依稀可辨。那些被埋在黄土之下数米，开口都在第五文化层之下的六座房址，布局较有规律，均为大型排房建筑。虽然因发掘场地限制，有三座房址未能发掘完毕，但可以肯定这六座房址为同时规划和修建的一组建筑。这一组建筑基址的发掘总面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上，是西南地区所发现的最大的一组建筑群。从几十年的考古情况看，以木骨泥墙为主体的宫殿式建筑基址在西南地区极少发现。据发掘者推断，这种成组的大型排房建筑绝非一般平民所能拥有，只有古蜀国最高统治阶层才有能力组织人力、物力来修建这一工程浩大的建筑物。结合金沙村出土的大量同时期祭祀用品和专用祭祀场所分析，这一组建筑基址很可能是金沙遗址的中心宫殿区，也就是当年古蜀国的国王临朝听政、发号施令，以及群臣集会的国之圣地。
大象来源之谜
继发现建筑遗迹之后，考古人员在金沙遗址的东南部，摸底河与那一组著名的大型建筑基址相望的部位，再度展开大规模钻探与发掘，正式确定了古蜀王国的祭祀区域。根据钻探和部分发掘的情况看，整个祭祀区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是一个长期使用的专用祭祀场所。其主要特点是文化堆积厚，祭祀遗存丰富，从已发现的二十五处祭祀遗存来看，祭祀的方式、方法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像三星堆遗址一样开挖较深的长方形坑；有的开挖较浅的不规则形土坑；有的则利用当时凹凸不平的地面，将祭品扔入后用土掩埋；还有的采取直接在平整的地下掩埋的方式进行祭祀。所发现的祭品大多以玉器、铜器、石璧、石璋等器物为主，但同时也发现了相当数量和规模的象牙祭品。在不同的祭祀坑中，出土象牙总数已达到了三百多根。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引起了考古人员的特别关注。
从发掘的情况看，以象牙为主的遗迹，主要以祭祀区的K1和Lll地点最具特色和代表性。在一个平面形状呈三角形的坑中，考古人员于坑内填土60厘米的下层，发现了平行放置的密集的象牙层。从断面分析，象牙达八层之多，最长者近1.5米。由于象牙的质地较为独特，三千多年前的象牙出土极少，而象牙的保护在中国尚无成功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以李济为代表的第一代考古学者，曾在安阳殷墟出土了数十件象牙、象骨，以及雕镂精巧的象牙礼器和占卜用的象骨。这是此类文物在中国首次科学的考古发现。后来在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浙江吴兴邱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下层、河姆渡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上海青浦遗址的崧泽文化遗存、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遗址以及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过象骨、象牙和用象牙雕刻的饰品。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这些象牙、象骨出土后大多数惨遭毁损，使后人难窥真颜了。
在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曾于一号祭祀坑出土象牙13根（节），二号祭祀坑出土了象牙60根（节）。从当时的发掘情况看，象牙在坑中是覆盖在玉器和青铜器之上，处在最上层的位置。根据陈德安与陈显丹对发掘现场的观察和分析，被埋藏的象牙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焚烧，部分象臼齿后来经科学鉴定属亚洲象种。如此成批成根（节）的象牙出土，在中国境内是极其罕见的。同历次发现象牙的遭遇一样，仍然是由于条件所限和事发突然，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和保护，从而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三星堆发掘的十几年之后，在金沙又有大批象牙出土，并且数量如此之巨。这不能不引起考古人员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在一时找不到较好的保护方法的情况下，出于对文物负责和预防因保护不力而遭到破坏的考虑，在发现发掘之初，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得知消息后，果断下令暂停对象牙坑的发掘，已经发掘的部分立即回填保护，并着手研究整体提取的可能性。按考古人员的设想，此次提取、保护如能成功，一个以象牙为主的保持原始形状（不是复制品）的祭祀坑，将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在了却历代此类考古发掘中的遗憾的同时，也将成为金沙遗址的一大亮点。
就在此坑回填的两个月后，在相距三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象牙祭祀坑。此坑平面形状大致为长方形，长2.5米，宽1米，高1.3米。大量的象牙采用平地掩埋的方式，被叠压于第十一层文化堆积之下。面对象牙的再次出土面世，考古人员意识到这类器物以后可能还会不断地发现，总是采取用土回填的办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尽可能地想方设法予以提取出来，以便为后来更多的发现提供可仿效的经验。为了将这批象牙完整地取出和保存下来，在发掘之前，所长王毅委托几名考古人员和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进行沟通、研究，并获得了几个看似可行的方案。由于成都平原地下水位较高，象牙又大多埋藏于距地面近四米的地下，常年被地下水浸泡，含水量极高，文物的强度极低，一旦失水太快，像众多出土的漆木器一样，很快就会开裂变形，原来光滑坚硬的表层随之脱落，直至变得像一块烂树皮一样一拿即碎，无法长期存留。从文物保护专家处得知，象牙和漆器的提取与保护具有同样的道理，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文物本身强度过低和失水过快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发掘人员首先在坑的上方搭设了一个简易的发掘棚，避免太阳光径直射入坑内。同时在发掘过程中不断用湿毛巾擦拭，发掘完毕后又用保鲜膜贴于象牙表面，这样就保证了在发掘过程中象牙不会因为失水太快而开裂，并造成质地光滑的象牙表层脱落。为解决象牙强度低和在提取的过程中象牙发生断裂的弱点，考古人员采用了石膏加固的办法，首先将象牙与下部的泥土全部脱离，重新做象牙的支撑点，避免在提取象牙时，泥土与象牙的黏结力把象牙拉裂。此后再用绑带对保存较差的部分进行加固，考虑到石膏凝固时要大量吸收水分，为防止石膏对象牙内水分的吸收，在倒入石膏前还要在象牙体外加一层塑料薄膜再次覆盖。当这一切完成之后方能倒入石膏。待石膏凝固后，用绑带将象牙和石膏固定在一起，进行整体搬运。这样就借用了石膏凝固后强度高的特点将象牙无损地搬运出坑外。
当象牙被整体运回室内后，将每根外围的泥土清理干净，再进行必要的修复。最后将象牙放入已做好的专柜中，取出石膏模板，加入一种透明的高分子材料进行封存。至此，一根完整的象牙就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了。在这个祭祀坑中，共出土象牙十五根、象牙器十二件、镶嵌玉片的漆器和木胎虎头漆器各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批象牙埋在地下越几千年，但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风貌。每根的长度都达到了1.5米以上，最长的一根长1.85米——这是金沙遗址已发掘的祭祀坑中最大的象牙，堪称象牙之王。经初步鉴定，象牙的来源同三星堆出土的一样，均系亚洲象种。当然，考古人员在对外宣布这一成果时，特别做了说明。那就是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对象牙的一种临时保护措施，不是象牙的永久保护方案，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继续做下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象牙的保护问题。为了这个目标，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决定，不但与国内外的文物保护专家进行合作研究，寻求更好的象牙保护方案，还与四川大学、成都有机硅研究所等自然科学单位合作，成立象牙保护研究课题，力争让这一全世界罕见的距今三千多年的数百根象牙能永久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
早在三星堆祭祀坑发掘之时，一号坑内除发现象牙外，还发现了很多大型动物的骨骼。有学者经过观察和科学鉴定，认为是大象的遗骸。既然在祭祀坑内有遗骸埋藏，那就证明应是活着的大象在附近被宰杀后埋藏的。否则，不太可能专程从很远的地方运一批大象的排骨或大腿到三星堆来掩埋。如果是单纯的象牙则有可能，因为象牙的价值和一堆排骨的价值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既然如此，新问题就相应地出现了，即这些大象是在哪里生长的？又是从哪个地方来到三星堆古城的？从可查考的文献来看，川西平原并无象群生长繁衍的详细记载。因而有研究者认为，三星堆祭祀坑所埋的象牙、象骨，是“热带丛林文化的赠礼”，是古蜀人历经千山万水，沿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和孟加拉国等地贩运而来的大象在附近宰杀的结果。这个说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成，曾流行一时。只是后来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种时髦的推论才变得有点陈腐和难以自圆其说。
考古发现证明，在商代以前，中国大陆就有大范围的象群活动区域，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仍有大象生存。所以三星堆和后来的金沙遗址所出象牙或象骨，极有可能出自本地。关于大象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情况，文献也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记载：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无龟。象齿，大赂南金。 （《诗经·鲁颂·泮水》）
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 （《国语·楚语》）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 （《山海经·海内南经》）
又东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多夔牛。 （《山海经·中山经》）
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两方面结合可以证明，在春秋战国之前，长江流域的生态和气候条件都适宜于大象的生存。不然，大象耕田的传说，怎么会得以代代流传？河南省简称豫，又何以得名？中国的象牙制品品种繁多，做工精细，用途广泛，在世界享有盛誉。从象尊、象邸、象笏、象车、象管、象床，一直到象牙筷，可以说应有尽有，如果没有原料，或原料来源过于遥远，何以会产出如此之多的象牙制品？
广汉学者刘少匆曾针对三星堆出土象牙的产地问题做过专题研究，认为大象是土生土长的，就产自成都平原，而商周时期的黄河流域也盛产大象。至于后来在中国北部消失的原因，主要是生态环境变化之故。因为大象的生存，需要有茂密的阔叶林和鲜嫩的草本植物。同时，气候也要暑热和潮湿。所以《大唐西域记》里说：“地惟暑湿，偏宜象住。”中原地区森林的日渐稀少，使气候变得干燥，丧失了大象的生存条件。所以，象群就朝南方迁徙。《尔雅·释地》说：“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因而后来所称的象郡、象州，名副其实。《山海经·海内经》曾有这样的说法：“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个记载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西双版纳的景色。西双版纳现在仍有大象生存，焉知当时的都广之野无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草木所聚”“冬夏不死”是大象生存的必要条件。而“爰有百兽，相群爰处”，虽是一种泛指，但川西有虎、豹、犀等大兽，何以能没有适应此生存条件的大象？要知道，这里正是“地惟暑湿，偏宜象住”的地方。
从间接方面看，古人的祭祀活动，必定与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密切的联系。献给神祇和祖先的祭品，一般都是自己身边之物。雄鸡鸟头如此，尊彝壶卣如此，陶俑陶马也是如此。非洲人以鳄鱼为长寿吉祥，是因为那里河流里的鳄鱼特别多。印尼以椰苗赐福，是因为印尼到处都遍布着高耸入云的椰树。如果象牙只是象征财富而埋入祭器坑的，那么三星堆第一坑的象骨和金沙几十个祭祀坑的象牙又当做何解释？
也许有人会提出，成都平原倘若真有大象，为何文献资料没有提及，以前地下也出土不多？其实，古文献资料对蜀地的叙述，从来都很简略，因为这里本是“蛮夷之地”。而出土不多不等于没有出土。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和金沙遗址不是已经大规模出土了吗？而无论是三星堆还是金沙，真正的考古发掘还远远没有结束，也许更大规模的象牙、象骨就深埋在人们平时最不留意的地方。再者，川西古象化石已有多处发现，仅广汉就有两处。至于大象以后为何消失了，原因很简单。大面积的农业开发，必然要毁坏林木茂草，这样就断了大象的生路。它们只得往南逃窜，最后到了滇南的热带和亚热带雨林，这才定居下来，其情形当发生在杜宇为王的时代。所以，自开明之后，尽管文献记录多了起来，却没有川西有大象的记载。
刘少匆最后认为，退一万步说，蜀地无象，祭祀祖先需以象为祭品，荆州、滇、桂都有象群，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到万里之外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去购买。何况，即便已有南方丝绸之路，其交通工具也只能是人背马驮。从印度到三星堆，一路要历尽千难万险，倘遇高山险流，得过湘竹索桥，几千斤重的大家伙，没有汽车、大船，它们又怎么“飞越天堑”？所以，无论是三星堆的象还是金沙遗址的象，自遥远的印度之说论据并不可靠。岷山多犀、象，应该是更符合古时川西地区的地理环境的。
就在学者们围绕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象牙、象骨的来源与产地问题争论不休之时，关于两个遗址内所出象牙的功用问题又被好事者提了出来。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巫术作用，是作为“厌胜”的灵物而埋入土中的。也有人认为是奉献给神灵享用的祭品，用于祭天大祭。两种说法各有长短，一时难分伯仲。但有一个现象却引起了争论双方的注意，即在金沙遗址发掘区的东北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土坑，此坑坑口在第六层文化堆积之下，平面形状大致为长方形，长1.5米，宽1米，高0.2米，面积约1.5平方米。堆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七根象牙，下层为十六件玉器。其中一件玉璋上雕刻有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这件玉璋的出土对于研究古蜀人如何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也为解释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象牙找到了依据。
除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外，金沙遗址在祭祀区的北部，还发现了大量的獠牙、鹿角祭祀遗存。在面积近五百平方米的地层下，出土了野猪獠牙一千余枚，鹿角数百支，并有少量象牙、玉器、美石、陶器等同时出土。当然，这个数量，只是整个金沙遗址的一少部分，还有一大片已探知的鹿角和野猪獠牙堆积区尚未发掘。另一方面，已发掘部分也仅仅是清理出土的部分，其余的正在紧张的清理之中。
在一个祭祀区有如此众多的鹿角和野猪獠牙被掩埋入地下，到底有何用途，这是考古人员必须解决的问题。经过分析判断，首先认定大量的鹿角和野猪獠牙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珍贵的象牙、玉器、石器以及精美的砾石等共同堆积在一起。按照以往的习俗，古代玉石器、象牙和美石等，都是作为祭祀用品来掩埋的。如果鹿角和野猪獠牙不是同类的祭祀用品而是另类废弃物的话，不可能只有鹿角和獠牙，而没有其他动物以及野猪和鹿的其他部位的骨头。这些玉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也不可能与之同时废弃。为此，朱章义、张擎等考古人员专门请这一方面的有关科技工作者对鹿角和野猪獠牙进行了鉴定。在鉴定过程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引起了考古人员与科技人员的注意。这就是所有的野猪獠牙均是下犬齿，没有一件上犬齿。按一般常识论，一头野猪应有四只獠牙，上犬齿与下犬齿各二。而金沙遗址祭祀区的这批獠牙只有下犬齿，而独缺上犬齿。这种情形显然是在摆放埋藏前，经祭祀者有意选择的。成都市考古所所长王毅率考古人员，对鹿角和野猪獠牙的出土情况做了仔细分析，认为堆积似无规律，投放也非常零乱。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或许这本身可能就是规律，它首先违背了每类物品相对集中的规律，是古蜀人有意而为之。在金沙遗址的其他发掘区域内基本不见这类堆积。这就进一步说明它是祭祀遗存。众所周知的是，野猪是一种十分凶猛的动物，獠牙最具特征，在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许多器物上都用獠牙进行装饰。如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面纹、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动物图案等等，均说明獠牙和鹿角一样都有驱邪的作用。而金沙遗址的这一堆积文化层，自然和宗教礼仪有关，应是一个特殊的祭祀遗存。为了让这一世界罕见的文化遗产以原始状态展示于世人，考古人员在发掘过程中没有将野猪獠牙、鹿角取出，而是按原址保护要求做了力所能及的保护，以让前来考察的不同专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方位观察和研究，以便从这一珍贵遗存中获得更多的信息，为学术的研究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出土卜甲与龟城的传说
继象牙与獠牙的发现之后，大约在2001年年底到2002年年初这一时期，在金沙遗址又出土了十九枚卜甲。令考古人员欣喜若狂的是，其中一枚竟然长达59厘米。这一千年巨型龟甲，经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等考古文物专家鉴定，认为这是世界范围内所见到的最大的卜甲。1985年，在离金沙遗址只有几公里的十二桥遗址（脱胎于三星堆文化而又稍早于金沙的一处大型商周遗址），曾发掘出土了数百片卜甲碎片。其中拼合成最大的一块直径超过30厘米，算得上是一只罕见的庞然大龟，令当时的考古人员惊叹不已。而金沙遗址此次竟出土了如此庞大的卜甲，怎不令考古学家们为之振奋狂喜。它不仅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远古卜甲之王，代表了古蜀国统治者崇高的权势和地位，也为金沙遗址中心被确立为古蜀国庞大的祭祀区提供了有力佐证。
从整体上看，这枚“卜甲王”的表面有许多烫裂的小孔。当时的古人正是通过烫裂后的裂纹来占卜凶吉。而能用千年巨龟做占卜之用的，非地位显赫的王室莫属。据发掘这一区域的主持人朱章义说，商周时期的卜甲是古人用于占卜的龟甲。中原地区出土的许多卜甲上都用甲骨文记载占卜之事。而此次在金沙出土的十九块卜甲上却没有找到任何文字。此前成都地区出土的卜甲也都没有发现过文字。这一现象表明了两种可能：一是古蜀人在占卜习俗上与中原文化有所差异，卜甲原本就只有钻孔没有文字。二是有一部分有文字，只是没有发现，不排除今后发现的可能性。据朱章义考证，此前凡在蜀地出土的卜甲均为龟腹甲，也就是乌龟肚子上的那块硬甲，而不是背上的那一块。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龟腹甲要比龟背甲的坚韧度差，修整起来或者钻孔烧灼起来比背上的那块更加容易和方便吧。但不管是龟背还是龟腹，二者的功用和意义却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古蜀人取材时，往往将龟背和龟腹连接处的“甲桥”锯断，只取腹甲用于占卜。
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甲王”（作者提供）
从考古发掘来看，在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就已有着发达的占卜文化和与中原相同的占卜习俗。统治者们习惯并爱好让巫师烧灼龟甲，并以此观察兆纹来预测吉凶。大凡遇到祭礼、征伐、田猎、使命、往来、年节、婚丧娶嫁等大大小小的事情，古蜀国的上层统治阶级都必须要占卜测算。成都地区已发现过卜甲的商周遗址，散布于包括以十二桥命名的十二桥、方池街、指挥街、岷山饭店、抚琴小区、将军衙门、军区第三招待所、新一村等十几个大小不同的遗址。且各遗址发现的卜甲数量众多，龟的种类也包括陆龟、黄缘闭壳龟、乌龟等，形成了与中原地区在功能与意义上基本相同、相通，但又有自己特色的古蜀龟壳式占卜文化。
当然，任何一种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是跟它所涉及的物质基础分不开的。古蜀地区占卜文化的盛行，应跟成都平原曾经大量产龟不无关系。前些年，地质工作人员曾在自贡市郊区侏罗纪地层里，发现了四川地区最早的一批龟，距今已有一亿两千万年左右的历史。当然这批龟早就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变成了冷冰冰的坚硬化石存留了下来。据地质水利专家考证，在三四千年以前，成都平原江河密布、湖沼众多，各种各样的龟还在张牙舞爪地爬来游去，在河滩上留下了无数蹒跚的脚印并产下了小小的卵子。生活着的龟们总是瞪着机警与略带忧伤的眼睛，面部表情看上去很酷，只是行动迟缓，像背负着命运的大山，又像承载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使命，或者还有一种对人类命运的预言和昭示。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和生活境况中，古蜀人对龟类崇拜的习俗被慢慢培养了起来。看上去笨手笨脚的龟们，生活不太方便，但却有自己的生存方法和特别顽强的生命力。民间盛传的“千年的王八万年龟”的说法虽不切实际，但一只龟活个百八十岁是完全可能的。
据成都图书馆的学者肖平说，几千年前的十二桥遗址和相继崛起的金沙遗址宫苑中，可能就养着许许多多大小不一、品种各异的乌龟。这些龟当然不是在河滩或污泥中满地乱爬的那种贱货，大都是名贵品种，是蜀王统治下的各部族首领进贡而来的。据《甲骨文简论》一书统计，武丁时期，中原商王就收到各地的龟甲贡品一万两千版。蜀王虽然没有商王那样家大业大和豪华气派，但他本人生活在盛产龟的国度，想来他坐收的渔利也一定不会太少。
在日常生活中，渐渐被人们神化了的龟不但和人类的生死祸福密切相关，而且在传说中还和成都古城的关系异常紧密，并产生过一段流传千古的奇缘。据说这段奇缘发生于秦灭蜀之后的一段时期。秦惠王命令驻守在成都的秦国征蜀总司令张仪，集中财力、人力修筑成都大城，要把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地”的成都建成一座高标准、高层次、高质量的“三高”型超级都市。接到命令之后，张仪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都市建成。于是，他手下的一帮文臣武将，很快就招来了全城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大师、工匠和无以计数的民工开始筑城。当时筑城现场人山人海，人们来回穿梭忙个不停。但是城墙每筑一次，就坍塌一次，无论怎样翻着花样折腾都筑不起来。张仪望着这个场景，既感到生气又有些纳闷，便一个人悄然来到城边紧皱眉头向远处观望。正在这时，前方突起一道白雾，接着“忽有大龟浮于江”面。这大龟在水中抬起头看了张仪一眼，然后奋力游到了东子城的东南角，长长的脖子伸出江外，核桃大的眼睛流着青绿色的泪水，冲张仪长啸两声，然后猛地翻了个身，露出白白的腹甲绝气而亡。张仪望着眼前的一幕，先是惊讶，接着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再接着是一股莫名的伤感袭上心头。他阴沉着脸，悄悄地返回驻地，命人找来巫师，将刚才所见叙说一遍，询问这是一种什么征兆。巫师思索了一会儿道：“天机不可泄露，泄露者必死。这只乌龟是为了帮您建城而以身殉难的。现在您就命人沿着大龟游动的线路筑城，即可大功告成矣！”张仪听罢半信半疑，遂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依计而行。想不到一试果然成功，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发生坍塌事故了。于是，张仪开始集中力量搞突击、打歼灭战，一座具有超级规模和“三高”标准的大城很快建造了起来。因为有了这段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也为了纪念这只老乌龟的舍生取义之功，人们最初把成都城称作“龟化城”。
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自不能当作真实的历史来说明问题，但张仪筑造龟城却是事实。关于成都最早建城事，据四川著名学者任乃强说：开明氏称帝时，蜀国都邑已由郫邑徙居新都（今新都县名未改，言新都以别于旧郫），又向南展拓为广都（故邑在今成都市东郊沙河堡、中和场地界）。迨治水功成，乃定都于大隳山下的赤里街，是为成都。故《华阳国志》云：“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这个记载未明确指出是哪一代开明王。按上文所述，可能指的是第九世的开明帝，因为只有到了他这一代，才“始立宗庙，易服色”。这个改革开放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徙都之后才一步步完成的。那时的成都可能还只有郭，无城，故叫“赤里街”。其故址在今城北二十里昭觉寺附近，略与砂原齐平的黄土陇上，故曰赤里。秦灭蜀后，张仪筑龟城，为蜀郡治，亦只在今城北的驷马桥附近。唐代又徙向南。今天的成都城乃明代所筑，较唐代之城又向南做了扩展。
金沙遗址出土的龟壳（作者提供）
血脉总相连
从地理位置看，无论是开明王建造的“赤里街”，还是张仪修筑的龟化城，继之唐、宋之后崛起的新城，都和金沙遗址近在咫尺。也就是说，金沙遗址是已发现的成都城最古老的城址，是整个长江上游和中国西南地区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又一处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它的意义不只是对一座城市的研究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拓展了整个巴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为探索古蜀文明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大量难得的实物资料。
透过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考古学家初步认为，金沙遗址的时代上限可至宝墩文化（公元前2500－前1700年）时期，下限可至春秋时期。其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当在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遗址附近区域，以前曾发现过大量商代至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如位于金沙遗址北部的黄忠村遗址，就曾发现过与金沙遗址主体文化同一时期或稍晚的墓葬、陶窑和大型建筑遗址柱洞等。而在金沙村的东部、南部也曾发现同一时期的文化遗迹多处。从考古学的划分来看，此前发掘的三星堆遗址，文化最灿烂的时期约为商代中期。也就是说，金沙遗址的主体文化处于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于三星堆文化而稍稍早于成都市区1985年年底发现的另一处古文化遗址——十二桥文化。
有了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结合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研究，就可以把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脉络连接起来。这对蜀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的历史追索和学术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因为有了这样的发现和研究成果，遂使此前不被国内学术界当一盘菜来看待的偏远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研究的重要区域之一。当然，金沙遗址的意义不只这些，通过对其不断的发掘与研究，还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揭示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有助于加深对三星堆遗址以及两个器物坑性质和出土器物文化内涵的认识，破译古蜀文化遗留给后世人类的许多未解之谜，对建立整个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
就金沙遗址本身而言，其丰富的文化遗存、精美的器物造型、发达的冶炼技术和高超的制玉、制陶工艺，以及复杂的聚落布局，包括宫殿区、宗教礼仪活动区、一般居住区和墓地等遗迹现象的发现，凸显了金沙先民高度发达的文明，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西南地区较为发达和最具魅力的区域文化。这一独特而富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青铜文化大家庭中的一朵奇葩，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与世界的多元性青铜文化宝库的同时，也成为继三星堆遗址发掘之后世界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祭祀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思想、文化与具体的操作仪式。金沙遗址所在的商周时期正是祭祀活动最盛行的黄金阶段。这种活动构成了当时古蜀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朱章义等人员的考古勘察，金沙遗址祭祀区规模宏大，所探明的面积已达到了一公顷以上。从已发掘的区域看，祭祀活动频繁，方式独特，品种繁多，文化堆积厚度高达四米以上。从出土的祭祀遗物所展现出的特点来看，各个小型区域出土的文物相对固定，没有大面积混乱局面出现。这种格局当是由不同时间、不同内容的宗教祭祀活动所致。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在金沙东北八公里处的羊子山，发现了同时期的三层祭祀台。这一切充分反映了古蜀国祭祀活动的频繁和宏大气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