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出发
三星堆遗址既然是商周时期古蜀国都城的遗址，那么，中原商王朝殷墟王陵的发现与发掘在昭示考古学家，这个古老国家的王陵区与权贵阶层的墓葬在哪里，青铜作坊区在哪里，城墙是否深埋于地下。假如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就是王朝中枢设定的祭祀区，遗址内会有与之匹配的祭祀坑吗？
古城浮出地面
遥想1986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被发现、发掘，掩埋地下三千多年的稀世珍宝再现人寰，突显了“一醒惊天下”的旷世奇观，让世人为之震撼。此后，考古人员在忙碌着整理、保护出土文物并加以研究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遗址范围，即按照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从坑里跳出来”的要求，以及“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定性与展望，在遗址内外十几平方公里的区域，开始了大规模古城墙、宫殿、陵墓与祭祀区的勘探、发掘工作。
事实上，就在一、二号祭祀坑发掘的前一年，即1985年春，三星堆遗址考古负责人陈德安就曾约请省考古队长胡昌钰一起，专门在三星堆东侧的一家砖厂准备取土的地方进行考古核查，并在一个叫“马屁股”的土堆处，首先发现并确定了这里是人工修建的三星堆“东城墙”。随后，陈、胡等人又在遗址群西部的“横梁子”，发现了三星堆的“西城墙”，同时根据勘探与局部解剖认为“三星堆土堆”可能就是“南城墙”，进而基本认定曾有一座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在脚下的土地上存在过。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三星堆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之后，为了确定遗址内是否真正存在过史籍文献无一字记载、湮没至少两千年以上的“三星堆古城”，经国家文物局特别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派了一支由陈德安领队的考古小分队。小分队从1988年至1994年，对三星堆的“东城墙”“西城墙”，以及位于“龙背梁子”的“南城墙”进行了六次正式考古发掘，基本确定了“三星堆古城”的存在，总体范围在3.6平方公里的区域之内。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对这座古城的修筑方法、使用年代等都有了一个基本了解。
三星堆古城城墙示意图
悠忽间，历史的脚步跨入了21世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升格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以陈德安为首的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考古人员，在早已划定的12平方公里的三星堆遗址保护范围内（古城之外部分区域亦划入，是谓大遗址，古城是小遗址，统称三星堆遗址），不间断地开展考古探查与发掘工作，成果连连。
一晃又是十年过去，历史进入了2011年，此为“十二五”计划的开始之年，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入攻关阶段的年份（第三阶段，2009—2015年，为期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三星堆遗址工作站一干人马，借这股强劲东风，携政府拨付的一笔款子和订购的新式装备，在三星堆3.6平方公里的古城圈内，加大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力度。如此折腾了数年，又赶上国家文物局启动了一个叫作“考古中国”的田野勘查、发掘计划，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借机把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纳入这个计划，同时提出了“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重大工作项目。如此这般，考古人员利用雄厚的资金和现代化设备，在三星堆古城遗址保护范围内进行主动的、全面的勘探，对几处被认为关键的地点，以物探、遥感等先进技术进行大面积清场式钻探、勘察与小规模试掘。几年折腾下来，他们取得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田野发现、发掘的重大突破，甚至遥遥领先于全国同一时期田野考古——这便是三星堆古城“北城墙”和“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以及青关山上千平方米“大房子”的发现，当然也包括后来引起了举世震动的六个祭祀坑的发现和数万件文物的面世。这一连串的发现与发掘，使笼罩于幻影与迷雾中的古蜀王国的首都布局、分工，以及神奇而诡谲的生活场景、祭祀方式渐渐清晰起来。
根据考古人员的发掘报告记录，三星堆古城墙的发现、发掘过程以及形状、规模、年代等大体如下：
【1】
东城墙：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经正式的解剖性发掘，证明三星堆东部叫作“狮子闹”的几段“土埂”，完全是由人工堆积而成的城墙，其土质和修筑方式均为五花土分层夯筑，每层夯土厚13—20厘米，横断面为梯形，基宽40余米，顶部残宽20余米，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为1090米，其方向略呈东北—西南走向，中间有一段隔断现象。据考古人员推断，这个“隔断”，很有可能是东城墙中的一座“水门”，这个发现对城市的水路与交通研究有重大作用。城墙整体由主城墙、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呈梯形，采用平夯法夯筑，两侧中部经铲削修整，并用圆木棒垂直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坚硬。内、外侧墙采用分段夯筑法夯筑，每段夯筑到一定高度并经切削修整后，再次添土继续夯筑，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达到一定高度为止。
【2】
在解剖发掘中，最令考古人员感到精神一振的是，主城墙的局部已使用了土坯砖，这些砖的规格为长40厘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这是目前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最早使用土坯垒砌城墙的实物例证。
【3】
从城墙内发现的陶片看，均属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距今约5000—4100年。这就是说，三星堆古城墙内出土的文物至少已有4100年的历史了。而东城墙内侧发现城墙夯土压在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层之上，同时又被三星堆遗址二期（距今4100—3600年，相当于夏至商代早期）的文化层所叠压。结合出土文物标本和地层叠压关系分析，东城墙的修建时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
【4】
西城墙：根据三星堆考古发掘简报发布的消息可知，西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横梁子”高台地上，呈东北—西南走向，地面祼露部分总长约600米，顶宽10—30米，底宽35—50米，残高3—6米。在城墙的中部与北部各有一条宽20余米的缺口，将西城墙分成南、中、北三段，其中中段南端在缺口处向东拐折延伸约40米，与中段、北段略成垂直相接。结合北端鸭子河和南端马牧河冲刷暴露出的城墙剖面及夯土内包含物分析，西城墙的结构、体量、夯筑方法和年代与南城墙及东城墙相近。在2005年的西城墙发掘工作中正式发现了“水门”。
【5】
南城墙：所谓南城墙，自然位于三星堆遗址的南部，但并不是正面向南，而是呈西北—东南走向，所过之处包括位于麦家院子附近、1994年发掘的当地土著所称的“龙背梁子”，以及后来发现、发掘的胡家院子、三星村公所和东岳庙等几个地点。根据解剖及钻探情况，墙体横断面呈梯形，由主城墙和两侧护坡组成，地面残存部分总长约1150米，顶宽10余米，最宽处达28米，主体宽约20米，高近2米。墙体采取无基槽式平地起夯，主城墙和两侧护坡分别为分层平夯和斜向堆土拍夯而成，结构清楚，夯层明显。在城墙内侧发现城墙夯土压在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层之上，同时又被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层所叠压。
三星堆青关山发掘现场（余嘉 摄）
【6】
据三星堆古城发掘简报云：三星堆古城平面为梯形，南宽北窄，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2000米，总面积达3.6平方公里。据陈显丹说：“从这几次的调查发掘情况来看，暂没有发现北城墙，当时初步推断，三星堆古城有可能不完全封闭，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东、西、南三面为城墙，由此构成了河流与城墙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在调查发掘过程中，引起考古人员格外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古城的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和西泉坎四处重要的文化遗迹，文化堆积层较厚，包含物丰富、集中，1929年出土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出土的两个大型祭祀坑，都位于这一中轴线上。
【7】
北城墙：历史进程到了2012年底，考古人员在三星堆古城遗址新一轮大规模勘探、发掘中，在三星堆古城的北部，又有了新的突破。他们陆续发现壕沟3处，河道9处，墙址4处，其中紧邻鸭子河南岸的2处被认为有可能是夯土城墙。这一出乎意料的重要发现，打破了以往考古人员与众多学者对三星堆古城“北面无墙，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的判断。考古人员于惊喜交加中，立刻把目光投向这两段墙址。经过深入细致的勘探、发掘，这段墙体残长210米，残宽约15米，厚1—1.5米，东端与月亮湾城墙北端呈直角相接。“如将北城墙现存部分东西直线延伸，可与东城墙北端和西城墙北向延长线相接，故该段城墙有可能为三星堆时期城址的北墙。”
北城墙的发现令考古人员精神振奋，他们随之在周边加大了勘察、钻探与发掘力度。在探掘面积不断扩延中，考古人员又在三星堆遗址的东北部一个叫“仓包包”的地方发现并确认了一段城墙。之所以叫“仓包包”，是因为此处有一个肉眼可见高出地表约一米的土埂，长度400余米，宽20—30米，远看像个横躺的盛装粮食的大包包。此前考古人员与当地土著都认为这是地理环境变化中自然形成的土包包，并未当作一回事，直到北城墙发现，人们才意识到这可能也是一段城墙，于是进行勘探、发掘。果然，这个“仓包包”正是人工修筑的一段城墙，埋入地表以下的夯土部分厚约1米，五花土中伴有陶片等器物出土。
【8】
“仓包包”城墙全部揭露后，考古人员发现，该城墙东端抵达东城墙的北段，略呈直角交壤，而西端已不存在（似被洪水冲毁），隔月亮湾城壕与月亮湾城墙垂直相望，南侧并行一条笔直的宽50—60米的城壕，与月亮湾城壕相通。
【9】
月亮湾城墙：三星堆遗址城墙除东、西、南、北城墙与“仓包包”外，还在月亮湾发现了一段墙体。据发掘简报显示，该城墙呈南北走向，整段城墙与西城墙北段基本平行。地面残存部分总长约650米，顶宽约20米，高2.4—5米。据北段北部的解剖情况看，月亮湾城墙横断面呈梯形，顶部宽20余米，底部宽40—43米。主城墙高（厚）2.8米左右，墙顶与当时地面相对高差达2.5—5米。墙体采取无基槽式平地起夯、由外（东）向内（西）依次分块斜向堆筑的夯筑方法，墙体材料主要为泥土和沙土，局部采用卵石垒筑、支撑。城墙结构清楚，夯层明显，夯筑方法较为特殊。考古人员在发掘墙体过程中，还发现大量龙山时期的房址压在下面，同时发现良渚文化类型的玉琮，由此说明月亮湾城墙的时代晚于龙山文化。
三星堆南城墙剖面图（图：视觉中国）
至于三星堆遗址的东、西、南、北四面城墙是何种关系，建造年代是否同期，它的功能到底含有多少个层级，等等，在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作为三星堆遗址前期发掘主将的时代尚未完全搞清楚。后来，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冉宏林博士来到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协助工作站长雷雨或单独主持三星堆真武宫城墙、“马屁股”城墙等多处城址发掘，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不但发现了“北城墙”，而且发现并发掘确认了“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两座小城。冉宏林从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发展序列、演变过程出发，基本理清了“三星堆古城”是由“一大二小”三座城构成的总体布局，以及如何由小城发展为大城的过程等等，从而大体弄清了城墙乃至三星堆古城的历史面貌以及演变过程，这些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对“三星堆古城、古国、古文化”的整体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穿城而过的马牧河
历史告诉现代人类的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墙几千年来一直祼露于遗址表面，只是早期的考古人员没有意识到它是城墙，或当地土著已经意识到而不重视罢了。因而，古老的城墙除了风雨剥蚀，还遭到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当考古人员发现的时候已是残垣断壁，千疮百孔，如一个死去的老人趴伏在半截泥土中，只剩一副腐朽骨架召示人间此处曾在几千年前有生物存在、活动过。另，由于有一条马牧河从三星堆城中横穿而过，年深日久，导致有的考古学家认为是南北两个遗址。最初发掘的时候，考古人员把马牧河北边数公里，即1929年燕道诚一家挖出玉器的地方称为月亮湾遗址。1934年和1963年考古人员前来发掘的都是这个月亮湾遗址。而河西面的当地土著却把祼露的部分城墙叫作“横梁子”。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考古学家王家祐来此进行考古调查，首先在月亮湾遗址的西方一里多处，发现了横梁子遗址，当时的考古人员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遗址看待，并未认识到它就是西城墙，并与马牧河北边的遗址相连。直到城墙的勘探与发掘大规模开始并相继发现了东、西两道城墙后，通过对南部广泛的调查、钻探与试掘，这才认识到所谓“横梁子”也是一道城墙，经过发掘，终被确认。
自此之后，曾经的两个遗址——月亮湾与横梁子，由于城墙的连贯性、功能的一致性，被当作一个大遗址，或一个古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待。再后来，王家祐又在马牧河南面发现了三星堆遗址，当时发表的《简报》对此分别进行了正式命名。此后，随着勘探与发掘的深入，三星堆古城面貌尽显，当地土著叫了多少年且上过《广汉县志》的“三星望月堆”，经过勘探与解剖，亦被发现是人工夯筑而成。有考古学家认为这三个土堆也应是城墙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有的专家表示怀疑，认为是人工堆积的祭台或祭坛，压根儿就不是城墙。此一争论，至今未休。
自1980年起，四川省组织考古队连续在马牧河南面的“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六次正式发掘，又在1986年发掘一、二号祭祀坑后，再次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1988年，遗址在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经与国家文物局研究、国家文物局批准，马牧河南北两岸的十多处同时期的古遗址，统一被称为“三星堆遗址”，并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所承认和采纳。
【10】
自1929年始至21世纪初，几代考古学家经过数年的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曾经拥有高大城墙的城市，不是一个普通的聚落，很可能是一个国家的都城。从史前新石器时代末期一直到商代晚期，这个遗址经历了三星堆一期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个文化期，即经历了三种文化的变迁。史前时期，即距今4800至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尽管三星堆一期文化的聚落规模很大，但似乎没有城墙，真正的城墙是在“三星堆文化”兴起的过程中陆续修建的，是在月亮湾小城的基础上不断向外扩大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古城似乎是最先出现“内城”的，即“月亮湾小城”，后来又在古城东北角的仓包包城墙、李家院子城墙和东城墙、北城墙之间，筑建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即“仓包包小城”。这一现象说明城内的格局或社会组织已经有了复杂的趋势，古蜀先民已经步入社会的文明阶梯。在这个漫长曲折艰险的阶梯上，古蜀先民经过不懈的跋涉攀爬，终于迎来了人类文明第一个高峰时期——青铜时代。而古蜀先民生活的这座古城也在千年的变化中，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也就是青铜器传入和自己制造的时期，相当于距今3300年左右的中原商代王朝的晚期。这个时候的三星堆古城规模，与同时期的华夏古城规模相比属于中上等。三星堆古城比之中原商王朝早、中期的首都郑州商城的外廓城略小，比郑州商城的内城（约3平方公里）略大一些，比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周边的商文化城址，如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和垣曲商城又大一些。因而“就规模而言，三星堆是介于商代中央王朝首都和地方城市之间的这样一个规模的城址。”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平面分布图（引自《考古》2022年第7期）
【11】
关于三星堆遗址内马牧河的历史变迁，以及古城东、西城墙下部设水门的谜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在深入研究后如此解释：历史上成都平原的岷江和沱江冲积扇上的河流大多产生过不少变化，与三星堆遗址紧密相联的河流是沱江冲积扇上的鸭子河。三星堆在鸭子河南岸，这条河自古至今变化不大，但从三星堆遗址内穿城而过的马牧河就大不相同了。据考古勘探、发掘以及河流的走向等综合情况判断，在三星堆文化兴起时期，当地人曾有序地管理和控制马牧河，特别是庞大厚实的外廓城墙建筑完成后，这条内河显然是在被借助地形进行改造之后，循环曲折地穿过城邑，以利于城市居民用水和便于水上交通运输。对此，“三星堆的人们可能在城西马牧河的上游设立了一个分水设施，这个设施有点像都江堰那样，通过这个设施，一部分河水流入三星堆城的城内，另一部分多余的河水可以回流到鸭子河中，这样既可以防治水患，也可使用一些水上的交通工具，运送材料到城中。被引入三星堆城的马牧河水是从当时城西面的西城墙中间偏北一点的缺口（很可能是一个水门）而入，受到三星堆南北两个小城的城墙兼河堤的约束，然后从东城墙上的一个缺口（水门）流出城外。这条穿城而过的河流，还与围绕城邑的城濠（壕）和城内的一些濠沟相连接，构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给排水系统。”这个时候，正是三星堆古城最为鼎盛繁华的历史时期。
【12】【13】
历史的车轮辗转到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古城因各种不可逆转的原因没落甚至毁弃了，自此不再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理早年兴建的水利设施，这些水利工程在大动乱、大动荡，甚至相互攻伐的残杀中失修、毁弃，河水因受到沙石、垃圾的阻塞而漫过这些设施四处泛滥。倘遇夏季洪峰到来，河流的洪水便如脱缰野马在城内横冲直撞，不仅把西城墙和东城墙的南半段冲毁，还造成了河流改道和左右摇摆，最终在三星堆废城内形成一片宽阔的河滩地。因此，现代考古人员看到和勘探、发掘的马牧河床既宽且阔又不规则，地下遍布泥沙碎石，但地表的河道很狭窄，且一年四季多干涸，无法利用，当年的盛景自然也看不到了。孙华的说法自有道理，而曾参与或主持马牧河考古调查与发掘的陈显丹论述得更加仔细、透彻。陈认为，马牧河与三星堆古城是相互依存的，可谓一兴俱兴，一废俱废，现在我们已经清楚，“马牧河从三星堆古城的西南郊流入，然后向北流，顺西城墙流经大半个城，再向东折，经月亮湾附近再折向城的东南角流出。考古工作者在西城墙和东城墙都发现有疑似‘水门遗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牧河的流向带有明显的人工利用痕迹，也就是说古代的蜀人为了城市的用水和交通，是有意识地利用马牧河的水，并顺其自然地为我所用。过去很多人都认为马牧河的水是从鸭子河引进，其实不然，马牧河和鸭子河一样都是出自彭州境内的湔江，在关口镇同时分出三条支流，一条是鸭子河，一条是马牧河，一条是小石河。这三条水系都自彭州流经什邡，然后进入广汉。”
【14】
最后，陈显丹列举发掘遗迹的成果加以说明，古代蜀人利用了马牧河“流域”在三星堆的流势，有“计划”地建造了三星堆古城，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我们普遍在第8、9层中发现了大量的洪水淤泥层，在对西城墙的发掘过程中，还在城墙的外面发现了城墙外围的屏障——壕沟。随之又对其他段落的城墙进行勘探，发现三星堆古城的三道外城墙的外侧均有壕沟，宽15—20米，深2—3米，与城址内外的马牧河、鸭子河相互沟通。这一发现进一步说明了古蜀王国的防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成都平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强盛的王国。从此人们不再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问题所困惑。一个完整的古蜀王国的轮廓已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根据考古勘探，大约到了西周时期，三星堆文化开始走向没落，随着成都市中心十二桥文化代表性城市——金沙这座新城市的兴起，三星堆古城遭到了大规模破坏和废弃，人员大幅减少，至迟在西周中晚期三星堆古城已是城破人亡，成为一片广袤的废墟而渐被世人遗忘。
青关山大房子是宫殿还是神庙
2005年春，三星堆遗址内的村民在为桃树挖坑施肥的过程中，从坑内刨出了密集分布的红烧土堆积，同时伴有零星的古物残片出土。已受过几十年田野考古训练并无数次参与考古队组织的遗址发掘的村民，一眼便分辨出这个堆积非自然形成，乃是古人留下的遗迹、遗物，说不定下面埋藏着什么宝贝。于是便停止手中的活计，来到三星堆遗址工作站报告。当时在站内主持工作的陈德安与雷雨得到消息，迅速前往察看，从而拉开了又一场考古大发现的帷幕。
这个堆满红烧土的地方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高台上，当地名为青关山土台，与北边的鸭子河相邻，属于三星堆遗址北城墙之内，显然是一处古代人工建造的建筑遗存。于是，陈德安、雷雨把初步勘察情况上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后，便组织考古人员对这块台地展开系统的调查与勘探，很快证明了此处属于一座古代大型建筑的遗存。既然是人工打造的建筑遗存，那就挖吧，看看到底是个什么奇巧玩意儿。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考古人员对青关山台地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至2013年1月，对地下情形有了一个初步认识。这是一座“大房子”的基址，编号为05GSFgF1，根据惯例简称F1。据考古人员撰写的发掘《简报》载：
发掘区的堆积共5层，其中第①层遍布整个发掘区，第②层仅发掘区东南部有缺失，第③层位于发掘区西部和东南部，第④层和第⑤层仅分布于发掘区西北部。从揭露部分可知，这座建筑的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方向为西北—东南向，长中轴与北方向夹角约40°，残长约64.6米，残宽约15.7米，面积将近1015平方米。大致包括：
台基。根据钻探结果得知，该台地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堆砌而成，厚4米左右，由红烧土、黏土、文化层相间叠压而成，现存面积16000平方米，包含两级台面，各自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在台基的表面发现有零星的石璧残块和象牙等，可能与建造期间的仪式行为有关。
墙基。建筑遗迹的墙基平面呈长方形，包括内外两圈，内圈墙基呈断线状，宽约0.3米；外圈墙基彼此相连，宽约0.3—0.5米，外侧边缘有长方形外突结构，外突部分长约0.3—0.5米，宽约0.3米，整体呈锯齿状。其成分由红烧土和卵石混和而成，红烧土多数为散乱状，亦不乏有整体似砖者，或许是承受柱子重量的柱础。
内部结构。由于保存下来的地面部分破坏严重，考古人员难以了解整座建筑的房间格局和门道、窗户以及屋顶形制。但基址保留有“U”字形墙基构造以及密集分布的柱洞。整座建筑的柱洞为126个，平面均近圆形，直径约0.5米。所有柱洞大致可分为6排，分列建筑的南北两侧，每侧各3排，各排之间距离将近1.7米，靠近建筑中部的两排之间距离较大，约3米，每排各现存22个柱洞，柱洞间距0.8—2米。勘察发现，建筑的西侧现存地表明显较东部为低，故发掘者推断此一区域原来应该还分布着更多的柱洞。
【15】
通过柱洞的分布情况可以分析判断，这座建筑的中部应该有一条过道，过道宽约3米，东西通透，直抵东、西两壁，过道两侧为支撑地面的柱洞和“U”字形墙基结构。
在结语中，撰文者略谓：从出土的各种器物判断，青关山F1所属年代可分为四个时段，一段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即夏至早商时期；二段相当于三星堆遗址四期偏早，即晚商至殷墟三期；三段相当于西周前期；四段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也是这座建筑的废弃年代。青关山台地建筑，是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第一座较为完整的大型建筑基址，所处位置为三星堆遗址的最高点，可见其使用者应该是当时三星堆古城的高等级人群，而这座建筑所在的区域应该是三星堆古城的核心区域。这个核心区域包含了青关山台地在内的月亮湾小城，还有1929年燕氏家族发现的玉器坑，以及2000年发掘出土的疑似陶水管道、陶瓦等用于大型建筑的遗物。由此，月亮湾小城内的遗存，是认识三星堆遗址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过程的关键所在。
青关山F1影像图（引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台地古建筑大房子即代号F1的建筑的发现，再度在考古界内部和社会各界引起轰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著名考古学家杜金鹏受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由北京前往发掘地点观察后，结合自己几十年考古生涯中对夏代遗址二里头宫殿基址、郑州商城宫殿基址、偃师商城宫殿基址、洹北商城宫殿基址、安阳殷墟各期宫殿基址、湖北黄陂盘龙城宫殿基址、陕西周原云塘西周宫殿建筑基址发掘的经验，以及三星堆青关山台地建筑基址中发现的疑似楼梯及警卫房等遗迹进行研究，同时参考韩国首尔景福宫庆会楼等著名建筑分析，认为青关山建筑是一座纵轴呈东南—西北向、平面为长方形的大型地面建筑，可能具有上、下两层的楼房，底层建筑内部有两组共四个楼梯，上层则很可能是通透的大空间。其木骨夯土墙是底层建筑的围墙、上层建筑的地板承重墙。木骨墙内侧的两排立柱，是上层建筑的檐柱，支撑房顶梁架。它的两个门道，分别置于底层建筑山墙的中央。根据木骨夯土墙长度和两墙距离推算，该建筑的底层建筑东西长大约50米（不含门外岗亭），南北宽14.3—14.5米（外缘跨度）；上层建筑长约50米，宽约12米。为保护下层建筑的木骨夯土墙，密闭室内空间，底层建筑的墙顶应设置有单坡房檐等等。
青关山F1建筑遗址平面图（引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6】
综合以上勘察研究，杜金鹏认为如果以建筑轴线而不是以门来确定建筑方向，则青关山F1应属坐北朝南（东北—西南向，与城址方向基本一致），依其南墙测量，方向约40.2°。根据现有遗迹推算，该建筑主体部分东西长近50米，南北宽约15米。根据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安阳殷墟等商代王都重要宫殿建筑，以及黄陂盘龙城商代方国宫殿建筑之考古资料，商代主体建筑和独立单体建筑的台基宽度一般在9—11米之间，长度则在30米以上。若宽度超过11米，其长度则一般超过35米，可达50米至近百米。建筑台基宽13—15米，“就是最高规格的礼仪建筑了”。由此可见“青关山F1的建筑体量达到了商代宫殿建筑最高体量规格”。
【17】【18】
关于建筑形式与性质，杜金鹏认为该建筑为具有上下两层建筑的楼房，其理由有二，一是它的室内有四处楼梯设施；二是在木骨夯土墙内侧有两排承梁柱。“上层建筑是其主要使用空间。从有四个楼梯看，上层应是无分隔的通透大空间。”根据基址推想复原图推断，F1为重檐两面坡悬山式，是“现知唯一可肯定为两层建筑的商代大型宫殿建筑，复原高度达到13.7米（含台基），相当壮观”。“鉴于尚未发现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遗物，因此推测该建筑应该是当地最高统治者处理朝政、举行大型礼仪活动的专门场所，也许可归之于‘朝堂’类建筑。”最后，杜金鹏概括性地表示：“三星堆大型宫殿建筑的发现，是三星堆城址考古史上里程碑式重大考古成果。它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商代城邑文化内涵，对正确认识该城址的性质和价值等至关重要，指出了三星堆考古的重要方向。同时，也为商代中原地区与西南成都平原之间的政治文化关系研究，为古蜀国早期文明发展模式与进程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青关山F1建筑基址墙槽平面与断面图（引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杜金鹏氏的这一研究成果公布后，在圈内和业界没有引起意想中的反响，却引来了考古学家赵殿增的一顿狙击。作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经退休的资深研究员，赵殿增因对考古这个行当的热爱和多年的田野工作习惯，退而不休，只要在四川地盘上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必想方设法到现场一观或数观。2013年，赵殿增首次到三星堆遗址看到了“青关山大房子”的全貌，在现场就发表“高论”，提出这个大房子“可能是神庙”的设想，并得到四川大学考古学院几位同样前往观察的老教师的认同。考古队撰写的发掘《简报》和杜金鹏氏的文章于同一期刊发表后，赵殿增又对青关山大房子的基址予以仔细观察，并对相关发掘经过、发掘《简报》等一手材料做了详细研究，认为杜氏之说漏洞很大，疑点颇多，表示还不能让人信服，于是决定奋起与之展开辩难。
青关山F1建筑基址顶梁柱遗迹（引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9】
在《浅谈三星堆遗址青关山F1的结构与功能——兼与杜金鹏先生商榷》一文中，赵殿增毫不违言地指出，杜氏所言“青关山F1是现知唯一可以肯定为两层的商代大型宫殿建筑”，本身就说明没有充足的证据和先例可循，尚不能令人信服。而所谓“上层建筑是其主要使用空间”“上层应该是无分隔的通透大空间”“无内部分隔设施”“适合于举行人数较多的公共活动”等等推测，更是不能成立。若按杜金鹏氏的这一理论推测，这种上千平方米的上层空间，足可以容纳上千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承载量，如此大的承载量又不经常使用，在古代建筑中还没有同例可为佐证。“当时是否有技术能力和实际需要，在二层楼上面修建这么大的空房子？如果是建造一层的大房子来做此用途，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不是更为方便、稳妥、节约和实用得多吗？”
【20】【21】
继之，赵殿增就关于“大房子”的空间问题提出异议，略谓，杜金鹏氏推测F1与中原商文化大房子一样，是“建筑平面呈长条形，建筑空间横向分隔”的，这个说法的前半句可以证明是正确的，但后半句则与“无内部分隔设施”相互矛盾。“既然‘并无内部分隔设施’，而且‘上层建筑如此，下层建筑也应如此’，如何才能证明‘建筑空间横向分隔’？又如何进一步得出了‘青关山F1应属坐北朝南’的结论呢？”对这些疑问，赵氏的解释是：“从现存于地面的建筑基础看，青关山F1的大门是开在平面呈长条形的大房子两端的，纵轴中央有一条笔直的‘穿堂过道’，呈东南—西北走向，与‘坐北朝南’的建筑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赵殿增认为，青关山F1和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两座宫殿建筑基址情况最为相似，著名古建筑学家杨鸿勋把盘龙城这种商代宫殿建筑复原为“重檐屋顶的单层大房子”，这可能更适合于对青关山F1的复原。也就是说，将青关山F1复原为一座“重檐屋顶的单层大房子”，可能比杜金鹏氏的“双层阁楼建筑”更为恰当，也更为合理与可信一些。
【22】
那么，对青关山F1这座超大型建筑现存遗迹中的许多奇特而复杂的现象又该如何破译和解释呢？赵殿增认为首先要确定这个建筑只能是单层重檐的大房子，然后才能谈及它的规格与功能等问题。青关山F1平面呈长条形，残长64.6米，残宽15.7米，面积1015平方米，整个建筑安放在16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之上。另有红烧土块和卵石垒砌的围墙基础，以及外侧100多个“凸状”立柱基础。颇具神奇意味的是，建筑的东西两端开有大门，中间有一条宽敞的“穿堂通道”，朝向西北方的岷山——三星堆人心目中众神与祖先所在的神山，构成了大房子的活动主轴。从考古发掘现场看，“穿堂通道”因长期走动，已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路土”。
青关山F1建筑基址平面结构与功能示意图（引自《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2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青关山大房子中轴通道的两侧，各有3排整齐的小柱洞，行距1.7米；每排有20多个柱洞，洞距多为0.8米。对这些小柱洞的性质和作用，考古发掘者可能处于谨慎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考虑，在《简报》发表时没有提及，杜金鹏氏在《初探》中进行复原时亦语焉不详。赵氏认为这些小柱洞并非神秘莫测不可言及，F1留在地下的实证足以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小柱子不是西南地区常见的“干栏式建筑”的支架，从四周宽大厚重的承重墙可以看出，大房子压根儿就不是一座“干栏式建筑”。其次，它们也不可能成为房顶的支柱，因为柱子的直径太小，不够有力，同时柱洞密度又过大，无法再将内部分隔成居室与其他活动空间。最后，这些柱洞也不是支撑“地面地板”的柱洞，因为宽敞的“穿堂通道”已经形成了可供出入和开展活动的路面，没有必要再用木料去搭建另外一个“地面”。对此，赵殿增认为，从小柱洞整齐的排列方式看，最有可能是搭建在“穿堂通道”旁的两组“木构平台”，用以放置神像礼器之类的祭祀用品。而在大房子的地面和台基的表面，有多处发现了玉器、石璧和象牙的残块，为这里曾经存放过神像和祭品的推测提供了佐证。
【24】
赵殿增说，如果这种分析成立，三排木柱之间各夹着的2个“U型红烧土墙基”的作用也就好解释了，它们很可能是为了放置大型祭器而特别建造的“单间”，用来安放大型青铜神像或重要礼器。
【25】
根据赵殿增的推测，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50多个青铜人头像，经研究发现颈部前后都有三角形的插口，可能曾安装有木质的身体。而大鸟头颈部有小榫孔，也可能是安装在木柱之上的。以此推之，青关山大房子内的这些小柱子，是否有些还曾是青铜人头像的木质身体，或者是安装着青铜大鸟头等器物的木柱。围墙内侧的两排排列凌乱的“断线式”柱子的直径远大于那6排整齐的小柱洞的直径，这些或许是一组粗细不一的圆形大立柱，上面可能曾经安装着象征祖先神灵的大小面具。从另一个角度思之，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神像和礼器，平时不可能长期放在室外，必然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建筑物来摆放。从青关山F1的面积、高度、结构、分室情况看，大体上可以把1986年通过考古发掘的“祭祀坑”出土的主要神像和祭器放置在其中，甚至后来发掘的六个祭祀坑的器物都可放入，并能在此进行经常性的祭祀活动。
【26】
在青关山F1建筑的复原和推测的基础上，赵殿增明确提出来这个大房子可能就是三星堆古国用来摆放供奉神像、祭器和进行日常祭祀活动的“神庙”。人们可以在中央的通道上，对放置在两旁木构平台和安装在木柱上的众神和祖先神灵进行经常性的祭祀活动。在这座大房子的两端，各自还有一个没有搭建木构平台的三四十平方米的空房间，可以供集体祭祀者和“群巫之长”进行祭祀仪式或聚会议事。而在大房子的外面，也有与房内关联密切的宽阔的祭祀活动场地。此时的三星堆可能是一个神权国家，它的国王与首领是以“群巫之长”的面貌出现的，在这里当着神灵和祖先的面，来行使他们的统治权力，因此这种神圣的宗教场所，同时也就成为“群巫之长”行使国王职权的“殿堂”。
【27】
最后，赵殿增再次强调，三星堆遗址青关山新发现的大房子（F1），就是一座位于高台之上的“神庙”与“殿堂”，它可能是一座两面坡重檐屋顶的大型单层单体建筑，顺着长条形大房子的纵轴，有一条笔直宽敞的“穿堂通道”贯穿全屋，房屋两端的中央开有两座大门，使整个建筑物的主轴与通道呈东南—西北走向，指向西北方众神与祖先所在的神山，具有特定的宗教意义。而通道的两边，搭建有木构平台，朝向中轴通道，用于摆放神像、祭器等器物，平台中央各夹有2个用“U型红烧土墙基”构建的单间，可能用来放置大型的神像或祭器，以供人们从中央通道上进行祭祀与供奉，具有保存场所和活动场地的双重功能。除此之外，大房子的两端还各有一个较大的空房间，可以供人们进行集体祭祀和集会议事，作为“群巫之长”的国王，可有就是在这里代表天神与祖先来行使国家管理权的，因此这座大房子也就具有了“殿堂”的性质和作用。
【28】
赵殿增的结论是：三星堆青关山一号大房子，“是可以安放和保护大量神像和器物并进行重大祭拜活动的‘神庙’，又是可以举行重要集会议事决策以行使国家权力的‘殿堂’，可能就是整个‘三星堆神权古国’的一个宗教和政治统治中心”。。
青关山F1（神庙）复原设想图
（近日，赵殿增又在《青关山F1建筑基址平面结构与功能示意图》的基础上，将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可能是一座“神庙”的设想，进一步加以细化和具体化，绘制出了一幅《青关山F1（神庙）复原设想图》并在本书中先行公布，以飨读者。）
注释
【1、2、3、4、5、6、7、8、9、13、14】
陈显丹《浅析三星堆古城布局》，载王震中等编《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10、11、12】
孙华《三星堆是一个复合的文化：从古城址谈起》，载薛芃、艾江涛等著《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9月出版。
【1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执笔者：冉宏林、雷雨，《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载《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6、17、18】
杜金鹏《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初探》，载《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9、20、21、22、23、24、25、26、27、28】
赵殿增《浅谈三星堆遗址青关山F1的结构与功能——兼与杜金鹏先生商榷》，载《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