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坑显世
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苦苦寻找“古城、古国、古文化”的遗痕，有一人却没有忘记当年发掘一、二号祭祀坑及出土文物的盛况。三十年过去，历史还会轮回吗？三星堆遗址地下还会有密布的祭祀坑潜藏吗？大疑问、大探索、大搜寻，一道道探沟在三星堆前呈梅花状推进，深坑中的青铜尊被摸到口沿，随着陈德安一声呼喊，21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发掘的序幕随之拉开。
三十年轮回
就在考古人员按照苏秉琦等大师的建议，在三星堆遗址这个自成一体的桃花源苦苦寻找“古城、古国、古文化”的印痕之时，源外却悄然起了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资本动脉的不断延长、升温、膨胀，社会环境发生骤变。一股歪风邪气拔地而起，龙卷风一样席卷大江南北的文物重地。似是一夜之间，许多著名的遗址和遗址内出土的珍贵文物，被打包捆绑，插上一块某景点的牌子，划归到某某旅游开发公司的旗下对外经营谋利。面对突如其来的劫变，社会各界有良知的国民与尚有一丝批判精神和气息的官方媒体，对此展开了猛烈批判与狙击。著名的《光明日报》于2001年3月25日发表署名曲冠杰的文章《文物经营权不宜出让》，旗帜鲜明地对上述做法与经营方式给予痛斥与批评，文中说：
今年“两会”上，数十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议案和提案，呼吁加快立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反对将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旅游资产捆绑上市。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文物保护形势日益严峻。近年来一些地方又兴起一股捆绑上市以至承包文物经营权的风潮：即将那些有旅游价值的文物景点、博物馆与宾馆、饭店、车队等企业合并，组建新的旅游企业。如两年前陕西组建的一些旅游公司。近来更发展成将文物单位的经营权直接承包给公司企业等经济实体开发经营，如四川要将三星堆等景点的开发经营权向国内外进行招标承包，还有不少地方也在跃跃欲试，大有蔓延之势……
许多专家认为：将文物经营权承包给企业有悖国家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各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政府对其实施保护管理，不得转移管理权。文物的经营权和所有权不可分割，文物的所有权实际就是经营权，根本不可能剥离。如果文物部门没有经营权，实际也就没有了所有权。而承包企业拿到了经营权，也就是拿到了所有权。出让文物经营权也就同时出让了文物所有权。这显然有悖现行法律。《文物法》不但应该而且必须遵守。否则法律的尊严何在，“依法治国”又从何谈起？
文物经营权承包造成文物使用与文物保护的脱节。有文物经营权的不懂文物保护，而懂得保护的文物工作者又无权过问。文物保护需要专业知识和较高文化素质，旅游从业人员也许在经营方面有其优势，但不可讳言他们很少或不具备文物保护的知识甚至常识，对文物保护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文物操于其手，命运可忧！往往好心也办了坏事！近日又从江苏徐州传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徐州西汉楚王陵兵马俑因外行的加固而受损的消息。经营者对文物的漫不经心和无知令人震惊！
…………
去年，泰山旅游公司为广招游人，不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使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泰山因修索道而遍体鳞伤便是明证。
尽管各界有识之士与媒体抵制的呼声不断，然，资本的强大介入与对利益的渴望，终而导致“群逆纵逸，其势不可当”之混乱局面。一时间，各地豪杰并起，枭雄林立，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凡有利可图的文物保护遗址或沾点历史文化边的风景名胜之区，几乎全部被捆绑起来搞起了“旅游战略性开发经营”或“战略作战中心”“战术指挥部”。
凭着两个祭祀坑旷世珍宝横空出世而震惊华夏的三星堆遗址，自然也不甘落于下风，在各种权力与资本介入下，以广汉市人民政府的名义与一家公司签订了《三星堆文化旅游项目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于是乎，这家公司手持令牌、令箭，立即组织大队人马，挽起袖子，在三星堆遗址主城区上天入地地折腾起来。其中一个最为耀眼的项目就是战略加战术性双管齐下，以“双赢”或“赢两次”的方法方式开发月亮湾与两个祭祀坑，即在月亮湾燕家院子外明修栈道，且在栈道上装栏杆、打摆子，以方便游客站在台阶和围栏内观看“三星望月”景观。与此同时，把1986年发掘的两个祭祀坑填土重新掘开，在上面搭建一个玻璃展示台，坑中做了象征性复原处理，破烂的青铜器与象牙等文物复制品横七竖八摆满坑。坑边用木棒加木板铺设了曲折回环的栈道，周边铺上约三百平方米的鹅卵石，借此招揽观众。坑外又盖了一个大棚子和小卖部，外部围了一个院墙，设有关卡，以阻挡闲杂人员与想逃票而蒙混过关者闯入。
如此这般精心设置，打通了扩展财源的道路。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对外展出修复的文物，馆外空旷的原野稻田又多了几处观看景点和收费关卡。一个崭新的旅游战略项目大门就此开启。
此举尽管一度遭到各级考古、文物部门有识兼有胆之士的强烈抗议，但终究是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况且考古、文物部门与资本和权力结合的庞大怪兽比起来，不堪一击。时已退休多年的赵殿增面对如此“壮观”场景，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发表公开谈话，略谓“这些新做出来的坑和器物都是假的，只有那些被他们挖土挖掉的遗址才是真的”云云，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没有人觉得旅游公司的强悍战略做法有什么欠缺和不合理的，反而是习以为常。于是乎，一晃十几年过去，掩埋于地下的六个祭祀坑和数万件赋有灵性的青铜神器以及近万枚象牙等宝物，如同被法海和尚收入钵内并压于雷峰塔下的白娘子，于幽深黑暗的地宫中不见天日，苦苦等待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为状元郎后前来劈塔救母，与世人重新见面团聚。
历史的节点到了2018年，重新组建的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正式挂牌，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王毅一跃而升迁为副厅长兼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王毅对四川省的考古与文物工作迅速做了调整部署。2019年的3月初，王毅亲自找来陈德安、陈显丹，以及与三星堆遗址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考古人员、博物馆的领导者兼有年轻一代的考古学家等等，少长贤集，在锦江宾馆搞了一场学术研讨式的聚会，就“三星堆遗址是否还有祭祀坑未被发现”的问题进行座谈。按照王毅的说法，三星堆遗址既然是一个古国的都城，与安阳殷墟的时间段、规模差不多，是巫术和祭祀文化兴行的时代，那就不可能只有1986年之前发掘的两个或三个祭祀坑（包括1929年燕家父子刨掘的玉器坑），一定在什么地方还埋藏着类似的祭祀坑未被发现，以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想法找到它。
与会的学者与几位考古领导者皆认为王局长一下就点到了问题的核心，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萦绕在胸中几十年的迷惑霎时烟消云散。于是众皆起立，欢呼着表示赞成这一大胆预测与构想。3月，四川省公布了《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提及要对三星堆遗址开展新一轮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工作。根据这一方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迅速调集人马挥舞洛阳铲，在遗址可能的范围内展开钻探。
几个月之后，在三星堆遗址内寻找新的祭祀坑的钻探未有结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领导者们经过一番检讨与研究，认为麾下这支考古队技术不过硬，决定向陕西省同行求援，请求调拨一支参加过秦始皇帝陵陵园钻探、经验丰富的考古钻探队驰援。陕西方面接报兄弟单位求助，自是不敢怠慢，很快集结了一支技术过硬的考古钻探小分队前往三星堆一显身手。遗憾的是，这支久经沙场的小分队在三星堆遗址却显得水土不服，望堆兴叹，仅一个月便呈黔驴技穷之势。四川方面最终把目光投向洛阳铲的发明、发源地——河南省，请当地考古文物部门选调一支专业精干的考古钻探队前来增援。结果是，这支携巨大声威匆匆赶来的队伍，在三星堆遗址折腾了好一阵子，却也得了一个“颗粒无收”的悲催下场。大失所望中，这支钻探队伍只好臊眉耷眼地卷铺盖溜之乎也。
【1】
时间到了这年的10月，一直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情有独钟又念念不忘的王毅局长，在青羊宫找来陈德安、陈显丹，又邀请了樊一等考古、文物界老将，再度就寻找祭祀坑一事进行座谈。尽管前面两支借调来的精良钻探队颗粒无收，但在青羊宫座谈的众人却情绪高涨，仍认为遗址内还有尚待发现、发掘的祭祀坑，且一旦发现，就不是一个或两个，应是一串，或者说将有一组或数组，甚至一个区系的祭祀坑面世。目前最要紧的是不要拿针往轮胎上使劲——泄气，而是要一鼓作气，继续调集考古钻探队伍，调整战略、战术，在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的周围加大钻探密度和力度，同时在适当的地点和目标内，有组织、有计划、主动地呈线状下挖探沟，使钻眼与探沟交叉进行，以最快的速度最大限度地揭开掩埋了三千多年的祭祀坑区系与地下文物状态之谜。王毅听罢，颇为感动，表示就如此办理云云。几年后，参加座谈会的陈显丹回忆说，这次座谈会，大家精神亢奋，信心坚定，未发现的系列祭祀坑一定藏匿于某个地方不肯示人，只要科学地操作，付出汗水与努力，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大的突破，找到新的祭祀坑，一揭其秘，再次震撼天下等等。直到夜里11点多，青羊宫要关门了，大家才怀着满腹的热情，恋恋不舍地离去。
此后，王毅又驱车到三星堆遗址工作站考察，与驻站考古人员就祭祀坑的问题展开座谈，站长雷雨和年轻的考古领队冉宏林对此信心十足，认为新的祭祀坑一定存在，只是成都平原的土壤与中原和陕西不同，三星堆遗址土质丰厚细腻且黏土较多，洛阳铲的钻探不利于判断地表以下堆积状况，以及遗迹、遗物的分布情况。因而，如果再次勘探，就必须以多开探沟的方式、方法进行。此一观点得到了王毅与众多考古界老将的肯定。
这年的10月22日，王毅代表省文物局下达命令，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组成一支由雷雨、冉宏林等新一代考古学者为骨干的专业队伍，再度对可能潜藏于三星堆遗址地下数米的祭祀坑发起新一轮搜寻。在全面展开行动之前，王毅、陈德安、陈显丹、樊一、雷雨、冉宏林等聚在一起研讨数次，根据陕西、河南钻探队在遗址内挥汗如雨、费尽心思却颗粒无收的教训，决定调整战略，缩小搜寻范围，采取精准勘察、精准判断、精准打击的战略战术予以操作，而“三精”瞄向的主要目标，就是位于穿城而过的马牧河南岸，即1986年发现两个祭祀坑的周边区域。
在四川省文物局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尚没有力量与当地强悍的旅游开发公司抗衡，无法将旅游公司为招揽游客而一手主导加持、在两个祭祀坑之上悍然加盖的栈道与大棚子兼院墙拆除的情况下，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只好调集人马，以两个祭祀坑为中心，由此前的钻探打眼，改为深挖两米宽的探沟为主。至于探沟从哪里开始，经过何处，进展到什么位置停止，等等，作为领队的冉宏林早已胸有成竹，他拿出平生所学以及对三星堆遗址几年的发掘经验，反复琢磨推演，于开工之前画就了一张详细的演示图，标注了5个可能存在祭祀坑的位置，而布设的第一条探沟的经过处，就是后来发现的第三号坑。
面对这张演示图，作为省文物局长的王毅与众位考古勘探人员没有什么异议，只是这个第一条探沟的触角已到达一、二号坑上面的栈道、大棚子与铺就的鹅卵石下边。面对旅游公司这个称霸一方、无人堪与之匹敌的豪横巨兽，所有的人都知道不敢惹，惹不起。考古人员最聪明与识时务的做法是，趁战端尚未挑起，对方毫毛未损，绕开这只巨兽——探沟从它的身边悄悄绕过方为上策。至于中策，也是挖到院墙或大棚子外围为止。然而，年轻气盛又成竹在胸的冉宏林坚持以下策对之，径直干下去，并表示绝不妥协，绝不后退，绝不绕道，管他什么巨兽还是野兽，如果自己还是领队，那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切阻碍前行的大小山头、堡垒或插满标志的所谓场子、地盘，全部清场式扫荡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冉宏林的强力坚持下，这个下策的攻取目标之战终于得到王毅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等人的肯定和批准。
祭祀区影像图（引自《考古》2022年第7期）
接下来，冉宏林指挥队伍，先于周边不远处的小范围内画线布方，而后考古钻探人员挥动洛阳铲，辅以锄头、铁锨、铁钩、簸箕之类考古神器，由点及面、步步为营，点射加线状式连射，自外向内，予以快速突进。按照王毅与其他几位考古专家的指点与判断，经此一役，必有斩获。
果然，到了11月18日下午2点多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兼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以及发掘执行领队冉宏林率领的考古勘探小分队，发掘的探沟已推进到大棚子和人工栈道的外部不远处，有一前锋队员在探沟中突然发现了五花土。继续向前、向下推进，又有大面积显然是人工翻动过的五花土暴露出来。雷雨、冉宏林立即意识到此处不同寻常，一边招呼队员小心谨慎地向四周扩充，一边打电话向王毅局长和唐飞院长报告情况。
下午4点多钟，王毅与唐飞乘车抵达现场，仔细观察后与雷雨、冉宏林等交换了意见。稍后，正在三星堆博物馆开会的陈显丹应邀前来观察。王毅急切地问：“下面是不是祭祀坑？”雷雨与冉宏林都表示凭目前的情况尚不能判断，陈显丹答：“我不敢保证，需要继续发掘解剖才能做最后判断。”于是，王毅、唐飞与雷雨、冉宏林商量后，决定继续扩大探沟发掘面积，并在考古规范内加速向前推进，尽快搞个水落石出。
当天晚上，已回成都的王毅再次打电话向雷雨、冉宏林、陈显丹等人询问勘探情况，以及是不是祭祀坑。众皆回答，仅凭眼前的五花土与发掘面积，依然不能做出结论，还需进一步勘探。
【2】
11月26日，在探沟3的东端，出现了一个成直角转弯土坑的迹象。自1931年、由哈佛学成归国的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安阳高楼庄后岗发现考古学上著名的“三叠层”开始，对土质的辨别和文化堆积层的重视，便成为考古界的圭臬而奉行不渝，也是盗墓贼与考古学家两个不同行当的分水岭与试金石。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几十年连续不断的勘探，已总结出一条没有成文的规律性经验，那就是一旦出现比较规整的长方形、正方形或圆形、半圆形的土坑，大家就会特别注意，这种坑很有可能埋藏着重要文物以及湮没千年的秘密，而考古人员苦苦探寻的祭祀坑可能就隐于其中。随后，考古人员于惊喜中开始小心、仔细地解剖这个填有细碎五花土的直角土坑的一个转角。
时间到了这年的12月2日下午2点许，一个考古队员操纵手中的手铲小心而不失力度地探向人工栈道下部一侧的五花土，并听到“咚”的一声闷响。因木质栈道底部一端在考古人员头顶斜上方45°的位置，手部所探位置的阳光被遮掩，下面黑乎乎的，有些辨不分明。但凭手感，应是遇到了一件金属器物。考古人员又用手铲拨了几下，把头探进去仔细端详一番，隐约辨出是一件青铜器的边沿，复用手铲敲了几下，声音变得清脆、响亮起来，发出“当、当”的金属撞击声——是一件青铜器无疑了。于是，这位考古队员带着满脸的兴奋，转身冲其他队员轻轻喊了一声：“里边，有东西！”话音刚落，众人目光“唰”地聚集过来。这位队员转身爬起，示意其他人观察。众人陆续伏身向栈道下的土坑一角观望，再伸手摸摸器物，确认是一件器物的边沿后，一位工地负责人决定立即拍照，向领队冉宏林和站长雷雨汇报这一重大消息。
当此之时，雷雨和冉宏林正在三星堆博物馆参加一个与遗址发掘与保护有关的会议，冉宏林的手机震动了几下，随之出现一张竖拍的有点模糊但能看出是一件青铜器物边沿露出土层的照片，下附“出现青铜，坑内”六字。冉宏林看罢，一股喜悦冲向头顶，但他很快把高涨的情绪压了下去，联想到工地人多嘴杂，没有安保人员护驾，若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遂连续下达了三条命令：“先不要着急清理出来，把整个坑的面清理一下。”“搞清楚先。”“不要声张。”
半个小时后，按捺不住心中激情与喜悦的雷雨、冉宏林双双选择离席，驱车狂奔到发掘工地现场观察，在确认是青铜器的边沿后，又从三星堆博物馆会场邀请来了同场出席会议的陈德安、陈显丹两位前辈。“二陈”到来后，围着现场转了一圈，简单听取了勘探者的汇报。陈德安尽管不太相信离他当年发掘的一、二号坑这么近的地方会有新的祭祀坑出现，还是挽起袖子俯身于栈道底部，伸手向里探寻。众人屏住呼吸观望着他的一举一动和面部表情。少顷，陈德安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与对亲手摸过的所有一、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的手感的记忆，脱口而出：“是个尊，大口尊！”接着回头又大声地补充了一句：“大口尊，没有问题！”论断一出，众人皆惊。继之，全队人员欢呼雀跃，其情其景恰似33年前那个夏天陈德安在三星堆一号坑发现青铜人头的壮观一幕。
【3】
只是，这次执掌发掘帅旗的是更为年轻的站长雷雨和领队冉宏林，而不是老将陈德安、陈显丹了。正像四川大学考古系老主任林向教授一样，林教授曾带领学生在三星堆遗址勘察、发掘十年，探沟挖了几百条，发掘了成百个大小探方和几千件文物，而就在接近一、二号祭祀坑的时候却戛然而止，班师回朝，轰动世界的成果轰然落到了他的早期学生、时驻守三星堆发掘工地的“二陈”头上。林向一生在三星堆苦苦追寻不已，最终竟是如此结果，不禁令人扼腕唏嘘。
大口尊提取情景（余嘉 摄）
而仿佛是上帝故意操弄，“二陈”在发掘完一、二号祭祀坑后，既没有制订乘胜追击的战略，又忽视了在两个祭祀坑周边继续钻探、勘察的战术，导致这次战役的成果没有继续扩大，出现了“小富即安”的结局。尽管就当时的情形论，按照考古学泰斗级人物苏秉琦大师的指点，“要从坑中跳出来”，弃坑寻城，另辟蹊径，跑到几里外的月亮湾和更远的地方寻找、发掘古城墙，其使命与任务同样神圣和重要，然而与即将全部发现、发掘，且更具轰动效应的六个祭祀坑及数万件地下文物失之交臂。
没有人想到历史的轮回就在这个年月日，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二陈”掘开一、二号坑，移兵遣将开辟第二战场33年之后，六个祭祀坑又在脚下横空出世。电光石火中，荣耀的光环罩在了雷雨、冉宏林等新一代考古领队与主要发现者头上。尽管“二陈”仍在现场给予了指导，甚至亲自示范考古绝技并得出惊人的结论。然而，他们俩的时代毕竟已成过去，青山遮不住的是血气正旺、锐不可当的年轻一代的新思维与新战略。回蓦过往，两个三十年，铸造了三代人不同的机缘，这一切看似扑朔迷离，玄之又玄，不可思议，其实又一切早已注定。再过一年多，89岁高龄的林向教授就撒手人寰了。天欤？命欤？
继陈德安之后，陈显丹又在坑中探寻一遍，不但认为土中埋藏的是一个大型青铜尊，还得出了极可能是一个新型祭祀坑的论断。当天晚上，三星堆考古工作站伙房加菜，所有参与勘探、发掘与研判的考古人员，连同后勤工作人员都参加了庆祝酒会。只是作为发掘领队的冉宏林没有喝酒，他要趁着头脑清醒，把这激动人心的大发现每一个细节都记录在案，以服务于将来。
就在“二陈”于三星堆发掘现场做出惊人结论的同时，蹲在成都一直等待确切消息的局长王毅闻讯，惊喜万分，立即下令封锁消息，与当地保卫、公安联系，实施全面戒备，待省文物局调集一批久经沙场的资深考古、文物专家前往勘察、研判后再决定行止。于是，自第二天起，一批又一批专家由成都纷纷奔向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勘察与考古队再度扩大发掘面积，更为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了——在大青铜尊的旁边，另外两件青铜器又分别露出头来，周边覆盖的五花土中，隐约可见象牙与青铜器交错叠压的迹象。到了这个时候，现场所有考古人员都从恍如梦境中醒来，且清醒地意识到，这就是掩埋地下几千年，继一、二号坑发掘之后，令考古人员朝思暮想、苦苦探寻了33年的神秘莫测的三号祭祀坑。
三号坑埋藏遗物（引自《考古》2022年第7期）
三号坑的发现，预示着一个大时代的来临。或如鲁迅所言，所谓大时代，既可以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这才叫大时代。谁在此生，谁在此死，很快将决出分晓。
随着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与坑内的稀世珍宝被发现，成都平原一颗超量级的新闻炸弹就要引爆，考古部门的地位与声望继1986年之后将又一次响彻云天，且过之几倍。与此相对应，或者说站在考古人员对立面的是，当年在两个祭祀坑之上悍然加盖大棚子以招揽游客的旅游公司，正在调整战略和作战方式，想要增强旅游的力度和热度，并不惜血本投入上千万元对大棚子、栈道及周边卡点、院落进行维修、加固、建造，且将要大功告成，监工的大小头目正准备弹冠相庆。
恰在这时，晴天一个霹雳，三号祭祀坑横空出世，巨大的冲击波摧毁了一切人为的所谓“战略”“工程”和“项目”“盈利”，无论是大棚子还是小房子，甚或栈道、小卡子，围墙院落，瞬间渺小得不值一哂。在新兴的强大的考古硕果面前，一切的“战略开发”“战术擒拿”甚或“借鸡下蛋”“借船出海”“草船借箭”，都被踩在脚下。随着省文物局王毅一个报告，四川省执政最高层一声令下，覆压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上方以及考古人员心头几十年的大棚子、小房子、栈道、玻璃墙面、小卡子、大院子等等，轰然倒地，连根拔除，千余万元投资随风飘散，空气中见不到一丝烟尘，只留下旅游公司战略制造者与战术表演者们站在工地一角灰头土脸地唏嘘短叹，及之后的一串无奈远去的背影。而背影的下面，就是太阳照耀下的新世纪中，新一轮的最伟大的发现与发掘。
三号坑埋藏遗物局部（引自《考古》2022年第7期）
首掘四号坑
时间到了2020年3月，考古人员对该区域展开了地毯式钻探、勘察。很快，位于一、二号坑之间，直线距离三十米范围内的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坑相继被发现，加之此前发现的三号坑，共六个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祭祀坑横空出世。通过钻探和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探测，六个坑内各掩埋有铜器、金器、骨渣、象牙等形状和质地、数量不同的珍宝，这是继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现一、二号祭祀坑之后，又一个考古发现的伟大成果。掩埋在坑中数以千万计的旷世珍宝等待出土面世，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千古之谜即将解开。
三星堆祭祀坑发掘区远景（余嘉 摄）
震动、惊喜之中，四川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发掘，同时向国家和省属相关部门申请了一大笔经费，在一至八号坑上面建起了一个2000平方米钢塑材料结合的临时保护大棚，以避风雨吹打与阳光照射、剥蚀。大棚之下又设立了约150平方米的现场保护实验室、近100平方米的专家会诊室，以及4座用于精确发掘与保护的恒温、恒湿考古发掘舱，舱内配置各类相关设备，可以控制温度、湿度。根据坑的大小、间距与方便程度，三、四、八号坑各占一个发掘舱，五、六、七号坑共用一舱。除此之外，还在现场建立了有机质文物与无机质文物恒温、恒湿库房，可为出土文物与微痕物提供稳定、可控的储藏环境。发掘人员若进舱下坑作业，必须换上防护服等特殊服装，带好专业工具方能进行。至于进坑之后如何发掘，从何处下手最为便捷又符合当初文物入坑时的规律等等，自有相关的工具配合利用，同时也因地制宜，发挥各自的技术特长，力争在程序化考古中将提取文物和相关信息保存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和出面协调，四川方面由多家文物、考古部门抽调精英成立了考古发掘指挥部，全权指挥三星堆遗址六个祭祀坑的发掘工作。为使工作进展顺利，四川省文物局真诚邀请了国内几十个考古、文保机构和大学的专业人员，他们怀揣各自练就的才学绝技，成批次陆续奔向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现场。经过短暂的休整与发掘前的编组培训，2020年10月9日，三星堆遗址六个祭祀坑联袂大发掘正式拉开帷幕。
考古发掘舱（余嘉 摄）
按既定目标，最先动工的是四号坑。揭幕当天，考古人员即按照程序投入到发掘之中。遵照发掘指挥部的战略部署，四号坑的整体发掘、协调工作，由90后青年学者许丹阳负责。
许丹阳生于1995年，河南洛阳人氏，2014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系本科就读，2020年硕士毕业后，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事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随着六个祭祀坑的发现、发掘，许丹阳的考古人生也发生了急转，他的朴实能干与命运际遇使他担任了号称四号坑“坑长”的重任。正可谓生逢其时，业随其志。自此，许丹阳带领团队撸起袖子，头拱地，嗷嗷叫，起早贪黑地大干了起来。
当然，考古这个行当，仅仅伸胳膊、撸袖子、头拱地兼嗷嗷叫甚至拼命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在考古学框架内发挥和施展聪明才干。许丹阳深知，四号坑乃本次大发掘的第一个坑，兼有实验性和示范性双重重任。发掘得好，是经验；发掘得差，就是教训。因而，每一个计划和流程都要深思熟虑，否则就将成为“教训”，而不是大家希望的“经验”。
对坑中发掘的技术和手段，当时有大揭盖和划方块两个方案，许丹阳与其他发掘人员在坑面上反复画线、琢磨、推演并慎重商量后，认为大揭盖无把握，弄不好就会走向“经验”的反面。为慎重起见，决定采取划方块的方法动手下挖。
方案既定，许丹阳指挥发掘人员按照30厘米×30厘米的尺寸，划分出一个个小方格，发掘队员各就各位，在划定的方格范围内手持铁铲小心清理。如此这般工作了一个星期，整个土坑才挖下去10厘米左右。发掘指挥部与其他考古学家观察后进行讨论，结果是多数专家认为太慢了，就考古而言，慢一点自然是好的，但过于缓慢，不见得纯属好事，对目前即将全面发掘的六个祭祀坑而言，速度过慢就会造成整体发掘不易协调，于大局不利。于是，四号坑重新布方，方格加大，手铲的挥动空间和力度自然增加，进度一下子快了起来。至12月12日，四号坑填土清理完毕，灰烬层显露出来。大家见状，既紧张，又有些激动。在大多数人眼中，灰烬除被农民当作肥料用来种地，别无太大用处，但在考古学家眼中却是宝贝。因为灰烬中包含万物，如乔木、灌木、竹子、草本植物、动物、骨渣甚至麻衣、布匹、织锦等残存物，且灰烬层可能还会包含其他文物残迹。因而，众人在激动中满含期待。
到了12月中下旬，许丹阳在祭祀坑北部发掘时，触到了灰烬层下“一块黄褐色的土”。“我们以为下面有惊喜呢。现在又挖到了土，难道四号坑里什么都没有？”他深深地感到失落。
四号坑埋藏遗物（引自《考古》2022年第7期）
【4】
郁闷中熬到了翌年1月，许丹阳在发掘中手铲突然一抖，一个念头涌上脑际，这灰烬层下的土，是不是文物腐化后的遗存？那块土一样的东西，会不会就是变酥脆了的象牙？想到此处，许丹阳吃了一惊。突然，他眼前一亮，一个象牙状的泥质物斜躺在眼前，他遂小心地用铁铲在周围挖起，同时，周围的队员在许丹阳的提示下，也挥动探铲寻找起象牙的轮廓。终于，在1月16日这天上午，许丹阳与队员们在四号坑的南边清理出一段圆弧形的物体，并且找到了一圆一尖的两头。肉眼看上去是一堆黑乎乎的硬状泥土，但取出后送到实验室检测，结果很快出炉，是骨质物，且就是象牙。对这段经历与检测结果，许丹阳与同伴们感慨万千，许谓自己“感觉就是真正的盲人摸象”，好在不断积累经验，他们终于摸到了真的大象的牙齿。
灰烬层过后，就是填土层，即掩埋大宗器物或称遗物的关键一层。发掘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土层打开，里面露出了大量陶器、玉器、铜器和金器等遗物。看到布满坑底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珍宝，众皆欢喜。这意味着世俗意义上的所谓旗开得胜。三星堆遗址此次第一个坑的试验性发掘，取得了圆满成功。
四号坑埋藏的象牙（余嘉 摄）
7月31日下午，经过9个多月的发掘，三星堆遗址四号坑最后一块陶片提取出土，按照文物发掘顺序，考古人员给它编号“838号”。8月1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三星堆遗址四号坑发掘完毕。考古人员稍后撰写的四号坑发掘经过与出土器物简报如下：
K4位于发掘区中北部。叠压于第3层下，打破生土。方向35度。现存坑口大致呈正方形，距地表深0.25米；坑口东长3.11、南长2.79、西长2.74、北长2.75米，坑底东长2.91、南长2.6、西长2.62、北长2.6米，坑深1.3—1.5米，面积约8.1平方米。坑壁斜直，壁面较平整，近底部有疑似工具加工痕迹，底部不甚平整，整体南高北低。在南壁东端近底部有一长条状生土台，未见明显人工处理、加工或踩踏痕迹，用途不明。
K4的堆积可分填土、灰烬和埋藏遗物三部分。由于灰烬堆积整体由东南角向西北、西、北方向倾斜，且灰烬堆积在坑口东南角就已出现，表明灰烬是由坑的东南角倒入。叠压在灰烬之上的填土相应地西北部最厚，厚约1.4米，越靠近东南角越薄。填土以黏土为主，经过夯打，局部可见明显的倾斜状小夯面，土质因此较致密，土色以黄色和褐色居多，与K3填土及K4打破的生土较相似，靠下的几层填土为黄褐色粉沙土，夹杂少量烧土颗粒和炭屑，与发掘区第5层较相似，似与靠上的黏土来源不同。填土中出土遗物较少，主要有金器、玉器、石器、陶器等的残片以及卵石和石块等。K4的灰烬比K3的灰烬相对纯净，以黑色灰烬为主，出土少量的骨渣、陶片、铜渣、铜器残片、漆皮和金箔片等。
埋藏遗物遍布全坑，以象牙居多，陶器次之，铜器、金器、玉石器等较为少见。象牙整根埋入，在坑内的分布没有明显规律，保存较差，几乎均被烧过。象牙之下为其他埋藏遗物，也有少数遗物叠压在部分象牙上。除陶器之外，其余遗物均没有明显的分布规律。陶器皆为碎片，散落在坑底靠近西北部，未见原位破碎者，表明陶器在入坑之前已破碎。铜器和金器完整者极少，也多为碎片。玉器几乎都是完整器，仅少数在原位破碎成数块，应是埋藏后被压碎。
K4出土遗物相对较少，但已编号的亦有1899件，其中填土出土499件，灰烬出土550件，埋藏遗物有850件。多为陶器残片，共1147件；铜器及其残件次之，共130件；还有金器125件、石器29件、玉器18件，象牙47根，以及绿松石片、铜渣等403件。较完整的器物79件，其中铜器21件、玉器9件、陶器2件，另有象牙47根。较典型的遗物有铜扭头跪坐人像、铜人头像、铜瑗、铜挂饰、金带、圆形金箔片及玉琮、凿、璧等。
铜挂饰 K4qw∶407，保存完整。整体呈圆角长方形，弧面，形似龟背，两侧有翼，顶端有圆环钮。器表有三道纵向凸棱。长5.1、宽3.8厘米。
玉琮 K4qw∶43，残为数块，已拼对修复。整体呈长方体，横截面呈正方形，圆孔出领，领口方唇。素面。宽6.2、高7.6、领高0.6厘米。
四号坑出土的玉凿（引自《考古》2022年第7期）
四号坑出土的玉琮（引自《考古》2022年第7期）
玉凿 K4qw∶44，保存完整。整体呈窄长方形，一面平整，一面微弧。平顶略窄，两侧平直，单面凹弧刃，刃口部分崩缺。素面。长19.1、宽4.2～5.1、厚1.9厘米。
【5】
玉锛 K4qw∶292，残断为两部分，已拼对复原。整体呈窄长方形，表面平整。顶端平，两侧平直，上部收窄成柄部，近刃部微外撇，单面斜刃，刃缘微弧近直。素面。长22.2、刃宽5.5厘米。
四号坑出土的金带（引自《四川文物》2024年第1期）
【6】
另据发掘人员补充说，在四号坑填土中共发现金带3件、金箔片1件。大部分金器出土时卷曲，舒展后可辨器型，表面有多处褶皱。其中3件金带中的“标本k4t ⑤：1，两端均残，侧面可见剪切痕迹。整体呈‘L’形。圆角。素面。残长20.3、宽0.5~0.7厘米，重1.925克。”在灰烬堆积中出土的金带有5件，金箔片25件。“大部分金器出土时卷曲，舒展后可辨器型，表面有多处褶皱。”在埋藏遗物中，出土金带8件、金箔片2件。金带“标本K4yw:523，一端残缺。长条形，整体微弧。两端近边缘处各有一小穿孔。素面，表面有多处褶皱。残长38.6、宽1.2~1.45厘米，修复后重5.043克”。
扭头跪坐人
尽管四号坑出土的大量陶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特别关注，但外界各色人等，特别是负责三星堆考古发掘报道的媒体人，仍然认为金银铜铁以及玉石器物才是最为重要的，也最能吸引看客的眼球，博得他们的喝彩。而四号坑出土的16件金带与3件扭头跪坐人正合他们的口味。于是，当四号坑正在发掘的时候，金带以及姿势奇异怪诞的扭头跪坐青铜人，便成为媒体与社会中人特别是自媒体博主追踪报道与奔走相告、疯传鼓噪的热点与兴奋剂。
【7】
后来许丹阳、冉宏林等撰写的四号坑发掘简报载：出土的3件扭头跪坐人，大小、造型基本一致。人像呈跪坐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微颔并扭向身体右侧，头发残断，双手呈“对掌”状态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地，双脚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标本K4yw:244，保存状况较好。人像上身坚挺，略呈倒三角形，胸部轮廓明显，下身宽厚有力。国字脸，脸部较宽，颧骨突出。剑眉，眉头紧蹙。杏仁眼，眼窝内凹，眼睑清晰可见，眼珠微凸。鼻梁高挺，鼻翼突出。双唇微抿，嘴较宽，嘴角微向下撇。下巴方正。双耳耳轮、耳廓、耳屏清晰可见，耳廓紧贴颞部，圆形耳垂，耳垂外侧有表示耳洞的圆形小凹窝，未穿。脖子较短，下颌贴近抬起的右上臂。额头系带，右至后脑削平处，左至左耳后，未至削平处。头顶的头发中分，盘发从头左后侧逆时针绕头一周然后从左前侧束发向上，后脑发线呈弧形。人像所穿衣物以浮雕形式展现，共有3件，上着外套，下着短裙，短裙上露出另一件服饰的下摆，腰间系带，结袢于腰前。残高29.9厘米，重3700克。
这份简报不厌其烦地对青铜扭头跪坐人形象大加描述，可谓知微见著，臻于至善。然而，当这三件青铜扭头跪坐人被发现的时候，或做双手摆动状仰躺在泥坑中，或双手按地，呈俯首欲起状倒卧在泥潭中，看上去面目狰狞，呈半人半兽之怪状。待把压在上面的灰土除掉，清理出一半的身体，有人辨出自己面对的不是什么怪兽而是一具或多具青铜人像，可能表现的是拳击或散打运动员正在搏斗的场面。只见仰躺者头戴烟窗状战斗帽，虽被对手击倒在地，但仍像出狱后不服输的拳王泰森PK霍利菲尔德一样倒地后瞬间跃起，落地后两腿呈八字步分开蹲立地上，身体未稳，却已是双手掼拳，呼呼生风，泰山压顶般劈向对方，旁边的残渣碎石如同被双掌掀起的飓风刮起，飞速旋转，看得人头晕目弦，目瞪口呆。另一位拳击手似被对方打倒在地，且对方趁势以蜀山落地之势，无死角、全覆盖压过来。倒地的拳手两脚蹲地，呈鹞子翻身状，回首仰视对方的同时，复以不信邪、不信鬼、命运由我不由天的大无畏精神，起而反击，欲制对方于死地。
四号坑出土的3件扭头跪坐人（引自《四川文物》2021年第4期）
但是，发掘者与围观者在坑内外观察一阵子之后，忽又发现不太对劲，这小厮与拳击、散打、自由搏击手的穿戴、套路、动作对不上号。于是有人改而认为是古代的杂技或说唱青铜俑，头上的烟窗帽更是这些演员演出时不可或缺的装饰云云。无论是啥，先清理再说。于是考古发掘人员小心地把三个青铜武士或说唱状的青铜俑客气地请出坑外，送于实验室与文物修复室拼对衔接。过了好一段时间，考古发掘人员才确认此俑既不是拳击、散打、自由搏击手，也不是杂技俑、说唱俑。它们到底是什么用途？如何称呼？没有人说得出。面对前来访问的记者，“坑长”许丹阳只好表示“暂名扭头跪坐人像，至于最后的命名，尚需仔细研究才能确定”。
尽管考古发掘人员一时不能确定三件器物原有名称和用途，但早已在坑外蹲守许久，且对这个暂时命名为“扭头跪坐人像”感到好奇与兴奋的“川观新闻·四川在线”记者，首先进行报道：四号坑出土的跪坐人像“双手合十，头向右转，脸部特征和大多数青铜人头像的纵目风格不相同。”又说：“它们的造型是前所未见，丰富了古蜀国祭祀场景。”在采访中，四号坑“坑长”许丹阳表示，新发现的3件跪坐人像，确实丰富了三星堆青铜人像的造型，“仅从这些造像的手部姿势来说，就有双手上举的小型顶尊跪坐人像，双手合握于身前的大型顶尊跪坐人像、双手环握于身前呈环抱状的大立人像、双手呈合十状的扭头跪坐人像等。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生动反映了古蜀国的祭祀场景”云云。
【8】
报道中又说，令许丹阳感到惊喜的是，三件青铜跪坐人像的造型、大小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头顶同一部位均连接有残断的凹槽状铜条。这意味着三件铜像可能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大型组合铜器的三个构件。在坑里还发现了一些散布的条状铜器，应该也是青铜跪坐人的组成部分。三个人像可能只是这件组合铜器的支脚，它们头上通过连接的铜条共同顶着什么器物。如果后期能够复原，相当令人期待云。
扭头跪坐人的背面与侧面（引自《四川文物》2021年第4期）
2021年5月31日，人民资讯发布了如下消息：
5月30日，广汉三星堆遗址又新发现了包括“青铜鼓”“青铜人头像”“扭头跪坐人像”“带领玉璧”等一批重要文物。记者看到，“扭头跪坐人像”呈跪坐姿态，双手合十，头扭向右侧，头上连接了一个长条形铜器。
“4号坑里，我们发现了很多条状青铜器，最长的接近40厘米。这件人像头顶上的长条形铜器，或许曾连接着什么。”4号坑发掘负责人许丹阳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诸如此类新器型的出现，将丰富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及其祭祀体系的认识，通过对出土器物造型的分析，人们可以更加具象地了解祭祀场景。
未久，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闻风而动。乘飞机由北京来到广汉三星堆祭祀区发掘工地实际参观考察后，王仁湘认为许丹阳对坑中青铜跪坐人像的判断非常正确，只是他没有提到这可能是一座屏风，而且是蜀王的屏风，略显遗憾。王仁湘说：“底座的铜人像做扭头状，扭头应是一左一右，呈对称姿势，双手合力夹扶着屏风，头顶的柱状物有凹槽，凹槽直抵胸下，也都是为了固定屏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