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王氏在详细观察了青铜人的造型后指出：“这作为底座的铜人，似乎不是跪姿，而是蹲姿，膝盖没有落地，或没完全落地，半蹲半跪，与顶尊铜人有点区别，是不是会更加稳定一些呢？”又说：“屏风主体当为木料绣织绣品，腐朽后就剩下外围的青铜框架了。现在已经取出的一件为右扭头，应当还有一件是左扭头，我们等待新消息的到来。”对自己的认知和判断，王仁湘解释说：“可以一比南越王墓出土的屏风铜底座构件，神兽的前面也有明确的凹槽。”
王仁湘提到的南越王墓发掘于1983年，在这个岭南地区最大、规格最高的墓葬中，除发现了汉代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丝缕玉衣等大批珍贵文物外，还发现了一座朽掉的折叠双面彩绘屏风。这件屏风采用了涂屏错跗的装饰，配有青铜构件五种。《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铜构件5件”即来自这座屏风，可见其绝非“等闲之物”。五种构件分别是朱雀、双面兽、人操蛇、蛇纹、蟠龙，其中以蟠龙托座最为精美，它是将龙、蛇和蛙三者设计在一起，形成了蛇卷青蛙，龙踏两蛇的姿态。若是将这五种构件按位置依次摆放好，会给人一种“虽不见屏风，但屏风自在心中”的感觉。
根据南越王墓内出土的屏风残余构件制成的复原品
其实，古墓中出土屏风和底座并不鲜见，在南越王墓发掘的前六年，即1977年夏秋，考古人员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村战国时期一位叫“错”的中山国王墓中，发掘出三件铜质错金银动物屏风底座，分别叫作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错金银铜犀牛屏风座和错金银铜牛屏风座。其中以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最让人拍案叫绝。它通长51厘米，高21.9厘米，重26.6千克，若把南越王墓出土的屏风底座与之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仅一个屏风底座，即看出中山国当时家底之厚实，特别是铜资源之优越丰富，青铜器具制造技术之高，不是偏居岭南一带的南越国可比拟的。
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不仅大而重，在艺术上更是别出心裁，构思奇妙诡谲。器座铸工精湛，以虎为主体，虎双目圆睁，两耳直竖，正在吞食一只柔弱的小鹿。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却始终无法脱身。虎后肢用力蹬地，前躯下踞，整个身躯呈弧形，虎的右前爪因抓鹿而悬空，座身平衡借用鹿腿支撑。其中的虎、鹿皮毛斑纹均用金银镶错而成，生动逼真，气势凛然。虎的项部和臀部各立一个长方形銎。銎两侧同饰山羊头面，羊口即为銎口。两銎口所在直线相交可成84°交角，接近直角，安上屏扇恰成曲尺形。整件器物表现出虎、鹿的动态和身躯结构，增加了器物的艺术效果，为发掘出土的战国时期罕见之珍品。
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图：视觉中国）
当然，这个底座更为珍贵的是，虎腹下铸有竖读铭文：“十四祀，牀麀啬夫徐戠，革刂（制）省器。”这12字铭文记述了器物铸造者、墓主人墓葬的级别和浩大的墓葬场面，为解开墓主人生前甚至整个中山国的谜团发挥了重大作用。
就当今的中国考古界言之，王仁湘属于老一辈考古学家，自是见多识广，博学多能，在业内享有声誉，无论是广州的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屏风构件及复原的屏风，还是平山县中山国王墓的屏风底座连同复原的屏风，想来王氏是见过且有较深的印象，因而当他看到三星堆四号坑出土的青铜跪坐人，以及头顶的柱状物和凹槽的时候，便自然地想到了屏风底座——至少有关于屏风底座的想法涌入脑海，并在仔细端详与研究比对后，确定这就是一件屏风的底座。而许丹阳尽管才华横溢，是北大文博学院的“学霸”级人物，然毕竟初出茅庐，见识、眼光、境界都需要拓宽，且很可能在此之前，许丹阳没有亲眼见过南越王墓、平山县中山国王墓、长沙马王堆，甚至更早时间发掘的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屏风底座，或者见过而没有将其与眼前坑中跪坐青铜人联系起来，致使迟迟没有或不敢做出结论。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没能在第一时间辨识他亲手发掘出土的文物，失去了命名并拍板的机会，这对许丹阳来说，不是一句“出于慎重考虑”就能了却的心中遗憾。
无论如何，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了前所未见且未闻的屏风，这至少把三星堆人甚至华夏人使用屏风的年代提前到商代中晚期。此前，世间有“屏风乃大禹创立”之说，如明代罗颀著《物原》一书有“禹做屏”之记载，但也只是一说，并无实物证明或被后世学者认可。有明确记载的屏风使用年代是西周时期，只不过那个时候还不叫屏风，而是通常被称为“邸”或“斧扆”。《周礼·天官冢宰第一·掌次》中有“设皇邸”的记载，《仪礼·觐礼第十》中亦有“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语。
《仪礼》这段记述很清楚，即屏风是专门供天子使用，以彰显天子气派与神圣的。依据《周礼》中关于等级制度的规定，西周从天子到诸侯都有着严格的尊卑秩序，从饮食、服饰、器物等方面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不可越雷池半步。如《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司几筵》载：“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意为在天子接受诸侯朝觐、宴饮宾客并举行射箭之礼、封邦建国、任命诸侯时，要在明堂和王位之后摆上屏风，以凸显周天子的威严，显示周王朝的强盛。周天子大典时，屏风上的图案要用斧纹；在祭天时要用装饰有凤凰羽毛图案的屏风，来表达自己对上天的敬畏，祈求上天让周国国祚绵长等等。以史书记载结合现代考古成果看，西周时期屏风确实极为珍贵，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享用。2015年，湖南临澧九里楚墓群出土了一件独屏，可以看出享用屏风是天子的专利（楚人由于地处南方荒蛮之地，受到周天子歧视，屡次奏请提升爵位都不被准许，于是自立为王，与周天子平起平坐，故而用屏风陪葬），普通人是不能使用的，甚至连诸侯卿大夫使用屏风也要经过请示，否则就被视为僭越，砍头没商量。
史载，东周桓王十三年（前707年），因郑庄公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周桓王一怒之下，亲率王师和陈、蔡、卫三国讨伐郑国。郑庄公派兵抵抗，双方战于繻葛，王师大败，周桓王被射中肩膀差点死掉——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繻葛之战。这一战，使周天子的威信、尊严一落千丈，周王室衰弱，诸侯国势力大增，且竞相争霸。乱世纷扰中，社会阶层出现断裂与融合，很多上层贵族使用的器具也开始平民化，屏风首先在王侯将相和卿大夫间盛行开来，随后传入地主、商贾家中，算是进入了民间。
【10】
对三星堆四号坑出土的青铜跪坐人像与屏风的发现，王仁湘在做出结论的同时又感慨道：“有了屏风的发现，让我们真切看到了古蜀时代的精致生活，它不论是陈设在宫殿还是神庙，都是极好的设计。”
【11】
不过，后来许丹阳与冉宏林、雷雨等专家对器物研究后，与相关人员合作发表了《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出土铜扭头跪坐人像》一文，对青铜跪坐人像做了较为理性、全面的分析论述，文中说：四号坑出土的三件铜扭头跪坐人像最为引人瞩目，“它们造型、尺寸基本一致，出土时位置与摆放姿态无明显规律，似为随意放置”。“人像所穿衣物以浮雕形式展现”，“上着外套，下着短裙，短裙上露出另一件服饰的下摆，腰间系带，结袢于腰前。上身外套圆领左祍，左襟下摆略长，衣袖较短，类似现在的七分袖，露出小截手臂，前摆搭至裆部，后摆包臀。下身短裙搭至膝前，另一件服饰下摆与短裙齐平，分片搭在左右大腿上。”“人像头顶盘发及束发上密布细线纹，以表示发丝。头发收束，系有宽带状发带，以两条弦纹为界，中饰云雷纹。”
关于青铜跪坐人的制作工艺与损毁程度，文中做了如下叙述：
通过X光拍摄图像，初步判断人像为模范法整体浇铸成型，上肢与身体之间、两手中间连接处均发现分铸痕迹。X光图像中人像内部盲芯不明显，然根据K4yw：268左腿断茬可观察到表面为铜，内有盲芯，推测3件人像都是如此。
经肉眼观察，人像盘发顶部，左耳脑后、右耳脑后、右腋下均见有范线。搭至左肩的束发似为铸成后焊接。两前脚掌掌底、两膝下及两膝间裙下位置，均可见长条形铸造痕迹，右前脚掌掌底及右膝下因锈蚀严重，痕迹不明显。铜像底部内凹，有细小空隙，当与浇铸的铜液包含杂质有关。脸部尤其是鼻尖，手臂表面平滑光亮，整器制作后当经过打磨。
【12】
根据X光影像，人像保存状况较好，未发现大裂隙，也无明显铸造缺陷。人像细节丰富，肉眼清晰可见。唯顶部束发残断不完整。左肩束发下端断裂，当为埋入坑时或埋藏过程中形成的，可修复。左脚后跟有缺损，左膝前端有一条微小的裂缝，可能为铸造时就有的缺陷。头顶束发发带位置、左脚掌前端、右脚掌外侧有些微缺损。右手背及指背、右臂服饰外侧、左腋下至腰部、臀部及底部存在不同程度的锈蚀。
【13】
最后，文章总结道：“根据此件人像的造型、残存状态、共存同类器物情况，推测这3件人像应当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件大型组合铜器的3个构件，坑里发现的条状铜器也是它的组成部分。3件人像底部平整无断茬，相对宽厚，与地面接触面积较大，可能只是同一件组合铜器的3个支脚，它们通过表示束发的凹槽状铜条连成一体，共同顶着或由卡槽卡着其他组成部分。由于四号坑出土铜器残片较多，还没有完全进行清理，因此不确定其中是否有属于该铜器的部分。有学者提出3件人像是屏风的底座，抑或是灯座，或可备一说。”
四号坑暗藏的隐秘
四号坑的清理发掘结束后，根据坑内堆积埋藏与分布情况，项目负责人雷雨、考古发掘领队冉宏林、“坑长”许丹阳及相关团队人员，对四号坑的形成、埋藏过程以及器物入坑的先后顺序等进行了复原与推演。根据简报内容透露，大体路径如下：
【14】【15】
一帮三星堆人携带迄今尚不明了的“作案工具”，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战略战术，悄悄潜入该区域，挥动手中同样尚不明了的工具，“吭哧吭哧”挖了一个呈东北—西南方向的近正方形的土坑。从发掘的情形看，坑的形成顺序是，先纵向挖掘，再横向掏边，在坑底东南部保留一个呈长条状的生土包，坑壁、坑底及生土包表面粗糙，似未经过充分修整。土坑挖好后，接着从坑口的不同方向埋入不同质地的器物，打碎的陶器被扔到坑的西北部并散落在坑底大部分位置，卷曲成团的金饰被扔至坑底偏西位置，焚烧或破损程度不一的铜器、玉器、石器纷纷入坑，散落在坑底不同的位置，而后将整根的象牙扔进坑里，覆压在其他器物之上。
四号坑坑底边缘（引自《四川文物》2024年第1期）
【16】
当这一切完成之后，开始自坑的东南角向坑中倾倒灰烬，直至铺满坑底。堆积表面高低不同，东南角贴近坑壁的地方最高，距离坑口0.46—0.5米，且蔓延至坑口。中北部大部分区域较低，整体较平缓。最薄处位于生土包之上，厚约5厘米，最厚处位于生土包北侧，厚约50厘米。灰烬的平均厚度超过20厘米，遍布全坑并蔓延到四周坑壁上。与灰烬层相对应的是，坑的西北部填土最厚，约140厘米，越靠近东南角越薄。
【17】
灰烬堆积以炭屑为主，坑壁和坑底均未见经火烧的迹象，根据坑内外痕迹并结合埋藏学相关研究判断，焚烧行为可能在距坑不远的地方发生，灰烬堆积在坑外燃烧后携裹器（遗）物一次性倾倒入坑，而入坑的时候还有余温。埋藏于坑中器物上层的象牙，多为整根无规律地埋入，表面有明显的灼烧痕迹，被灰烬浸染呈黑褐色，此一现象应为灰烬余温与细碎余火所致。
【18】
器物伴着灰烬全部入坑后，坑边的劳作者随着身边小头目的一声令下，操起工具以土回填。这个回填不是胡乱向坑中投土，而是有分工、有程序地进行。一部分人自坑口西南角回填，填土来自周边区域较疏松的黄褐色细沙土；另一部分自东南口回填，填土来自挖坑时产生的较致密的灰褐色和黄褐色黏土，这一部分作为填土的主体覆盖于坑中。在两种土回填的过程中，劳作者又对局部进行了夯打。在之后漫长的埋藏过程中，疏松的灰烬堆积有明显的沉降痕迹。
【19】【20】
总而观之，四号坑的形成过程和坑内堆积埋藏的状态，“一方面表明整个埋藏行为比较匆忙，坑体挖得相对粗糙，未经过充分修整，灰烬堆积整体由东南部向其他方向倾斜，多数遗物分布比较散乱，系从坑口倾倒或丢入；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定的次序，如象牙埋藏在其他质地遗物之上。包含大量竹亚科炭屑的灰烬携裹小件的金器、铜渣等遗物一同入坑，表明在四号坑掩埋之际附近进行过焚烧行为。部分金器、铜器、玉石器、象牙等遗物在入坑前即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和焚烧痕迹，部分金器和铜器甚至被烧熔，但破损和焚烧的器类和部位又没有明显规律，表明并非有选择性地对遗物进行毁器或焚烧。四号坑埋藏遗物包括象牙、鱼形金饰、铜扭头跪坐人像、铜人头像、铜罍、铜有领璧、玉琮、玉有领璧等，大多与祭祀活动有关。综合考虑以上情况，四号坑的性质应为基于突发性事件而形成的祭祀器物掩埋坑”。关于四号祭祀坑的年代问题，发掘人员对此做过许多工作，他们将坑内出土的制作年代早晚不一的大批陶片，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不同地点出土陶片分期比对，得出的结论是，四号坑的埋藏年代应为三星堆遗址第七期12段，或金沙遗址第四期6段，大致与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第四期相当。为检验这个比对是否准确，或找到更加准确的科学依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对四号坑灰烬堆积中采集的样品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得到6个来自竹炭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使用树木年轮校正曲线进行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得到四号坑埋藏时间的日历年代有95.4%的概率在距今3148—2966年的范围之内，为中原的商代晚期。此一测定结果，与四号坑填土堆积，及坑底埋藏遗物出土的陶器型式特征分析得出的年代结果吻合。
象牙提取前和提取后对比图（引自《四川文物》2024年第1期）
一年之后，六个坑全部发掘完毕，相互比较，四号坑出土器物比不上三、七、八号坑，属于中等，但在考古学家和发掘者眼里，哪怕一块陶器、玉器、铜器残片都是宝贝，都是神圣不可损坏且要加以保护的。在四号坑的出土器物中，陶片有395片，约占四号坑出土文物总量的34%。尽管陶器已被打碎，皆为残片，但据发掘人员现场观察和初步研究，这些残片大多数都能在日后拼接成完整器具。从几十年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经验看，陶器属于日常生活中的低级用品，且易破易碎，难以长久保存，因而遍地都能挖到或捡到。但玉器、青铜器、金器等属于稀有资源，多属于统治阶层礼天敬地、通神显圣的“重器”，在一个古国的祭祀坑内出现属于正常现象。那么，四号坑埋藏了大量的陶片又是为何？是吃饱了撑的无事找事？还是另有图谋？对此，“坑长”许丹阳认为，这恰恰是四号坑与其他几个坑的不同和特别之处。日常生活之外，陶器应该也会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作为祭祀用品使用。中国许多地方在人死后出殡的时候，要以摔陶罐、陶盆的方式为亡灵送行，如山东诸城一带称曰“摔老盆”。四号坑的陶器碎片，其功能与玉、石、铜、金等器物相同，也属于一种祭祀的用品。而这个新发现的祭祀用品和方式，正是考古人员日后研究中需要特别警觉和注意的“礼物”。
注释
【1】2024年3月21日，岳南在成都公园茶楼访问陈显丹笔记。
【2】后岗三叠层，即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是中国考古学家梁思永于1931年发掘安阳高楼庄后岗时发现的。1931年梁思永率领考古队在安阳殷墟后岗经过两次发掘，发现了房址、陶器与围墙等。与以前考古发掘不同的是，梁思永使用了当时世界考古学最先进的科学方法，即依土质、土色为单位区分文化层，并依据遗物的特征进行统计，将各文化层合并为3个大的文化层，即上层的小屯文化（商文化）层、中层的龙山文化层和下层的仰韶文化层。这就是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三叠层”。它从地层上证明了中国的历史由史前到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的。
【3】2003年春，岳南到四川大学访问林向教授，就他带领多届学生在三星堆遗址发掘经年，即将摘取胜利果实时却突然收兵回城，从而与两坑的发现、发掘失之交臂有何感慨？是否遗憾？林教授颇为平静地说：“这好比两个大瓜，我的学生摘取了，我没有摘取，但根系与瓜秧是我和冯汉骥那一代学人努力培植的，没有根系与瓜秧就谈不到两个大瓜的收获，因而我对没有最终摘取两个大瓜并不感到特别遗憾。人生就是这样，命运就是这么奇谲，是你的，早晚是你的；不是你的，近在咫尺也犹隔天涯，我与两个祭祀坑的命运纠葛就是如此。”古人云“尽人事以听天命”，说的就是这一类的事。
【4】吴梦琳《他们在现场，共同探寻着古蜀王国的秘密》，四川在线，2021年3月20日。
【5】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执笔者：冉宏林、雷雨、赵昊、谢振斌、黎海超、王冲，徐斐宏、许丹阳，《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载《考古》2022年7期。
文末附记：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蜀地区文明化华夏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1&ZD2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项目编号21&ZD22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之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20YFC1521603）以及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资助。本次考古发掘的领队为雷雨，参与发掘的人员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许丹阳、王瑞、吴长元、傅悦、向虹、曾俊、张新霁、谢莎、吴宗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曹大志、赵昊、蔡宁、李楠，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黎海超、李玉牛、于孟洲、马永超，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徐斐宏、张童心，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肖嶙、杨弢、蒋璐蔓，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乔钢，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等院校的部分在读研究生等。出土遗物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谢振斌、王冲、赵凡、刘建成、郭建波、任俊峰、肖庆、李思凡、朱丽萍、马勤松、郑芦、张宝瑞以及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余健、郭汉中、张跃芬、王荔、蔡秋彤、杨平等清理和修复，插图由罗泽云、冉宏林绘制，照片由江聪和广汉市图书馆余嘉拍摄。发掘及相关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局、广汉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与帮助，特此致谢。
【6、7、14、15、16、17、18、19、2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研究院，执笔者：许丹阳、傅悦、王瑞、向虹、冉宏林，《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载《四川文物》2024年1期。
【8】吴晓铃，吴梦琳，吴平《“扭头跪坐人像”造型前所未见 古蜀国祭祀再添新场景》，川观新闻，2021年5月28日。
【9、10】王仁湘《三星堆：青铜铸成的神话》，巴蜀书社2022年出版。
【11、12、1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执笔者：许丹阳、乔钢、冉宏林、雷雨，《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出土铜扭头跪坐人像》，载《四川文物》2021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