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珍再现
三号坑大发掘。调兵遣将，四方豪杰云集三星堆。象牙下方潜藏的顶坛青铜人，一出土即惊煞世人。稍顷，青铜顶尊跪姿人又横空出世，硕大无比的铜尊，正是考古老将陈德安俯身触及的第一件三号坑内的文物。喜报刚到，青铜立发人又接踵而至。诸葛孔明的羽扇纶巾，再次闪耀于世人的面前。
三号坑发掘
2021年初，三号坑的考古发掘正式启动，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上海大学合作进行。
三号坑发掘负责人姓徐名斐宏，90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学习期间，曾在陕西周公庙遗址、吉林山城下高句丽墓地、河南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山东岗上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等处参加考古发掘工作，主编考古报告《武昌隋唐墓》，发表论文、考古简报十余篇。在三号坑发掘前，徐斐宏已毕业并出任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讲师，他是一位有思想、有理念、肯动手实践，即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的“事上练”的有志青年和考古界新锐人物。本次三星堆祭祀坑发掘，徐斐宏氏作为上海大学特派专业人员，率一支精干考古队前往合作、支援，可见校方对其的重视。徐斐宏来到三星堆考古工地后，先是参加了四号坑的绘图工作，牛刀小试后，复率上海大学考古队发掘三号坑，并任“坑长”之职。
此前，三号坑在钻探、勘察时被认为是新发现六个坑中较大的一个，所需人数要大于四号坑，因而，作为合作一方的四川方面派出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杨镇担任负责人。2019年，正在山东大学考古学院读研的四川籍学生杨镇，获得了到三星堆遗址做田野考古实习的机会。此前，他曾经在四川江口沉银明代古战场遗址、邾国故城遗址及其他考古现场参与过田野考古实习，特别是在邾国故城遗址做城市考古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也增添了他到三星堆参与考古工作的底气。毕业后，杨镇如愿回到家乡并加入三星堆遗址工作站，欲大展宏图。未久，三星堆遗址六个新坑被发现和发掘，作为95后的年轻的杨镇适得其时，幸运地被挑选为四号坑的负责人之一，与来自上海的“坑长”徐斐宏，率领两个考古团队并肩作战。
三号坑破口之后，徐斐宏与杨镇两个“坑长”带领这支平均年龄仅25岁的团队，每天手持小铲子、竹篮子与其他考古工具，与身下的泥土打交道，一待就是十个月。队员们各司其职，不断地挖土、刨土、清理器物、绘图、照相，尽管工作的劳累和重复使团队人员每日疲惫不堪，但地下不断出土的神奇、怪异的文物，又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令人“痛并快乐着”。犹令发掘队员兴奋的是，他们的辛劳与流淌的汗水没有白费，坑口刚开掘不久，就有小型遗物出现，而往下挖遗物越多、器形越大，期待日久的稀世珍宝就要出现，队员们又是兴奋不已。
令杨镇和所有发掘人员都难以忘怀的是，2021年的春节放假前，大家在三号坑做最后的阶段性清理，把一层呈黑色的、黏性强的土层清完，就回家过年，坑中埋藏的遗物待春节后再来提取。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杨镇于清理中突然发现了一块长条形且有些弯曲的铜片。“铜片！”杨镇叫了一声，众队员闻听急忙凑上前来观看。杨镇把覆盖在“铜片”之上和周边的泥土小心地铲除，发现并不是一块单纯的铜片，而很像一个青铜材质的弯曲器，从形状判断，应是一个青铜器上的部件，或是一个巨型青铜面具的耳朵。杨镇和其他考古队员根据之前发现的一个铜尊的埋藏深度，结合已经探知的埋藏层深度，推测这件“长条形弯曲铜器”极有可能属于埋藏层。于是有队员提出：“1986年发掘的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面具缺了好几块，最后也没找到，是不是扔到咱这个坑里来了，下面这个是不是那个大面具的残件？”此说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于是蹲在坑中纷纷议论起来。扰攘间，本次发掘的总领队冉宏林被叫到坑中观察，冉一眼即分辨出这个“长条形弯曲铜器”就是一个大型青铜面具的左耳。杨镇听罢，感到既诧异又欣喜，其他考古队员有些半信半疑，信者是因为眼前这个长条形弯曲的大块铜片，可谓铁证在前。疑者认为这么大的耳朵需要安在多大的面具上才能匹配？如此大的体量不敢想象。徐斐宏也认为应是一具青铜面具的大耳朵，他令大家保持冷静，把周边清理一下就会看出一个大概轮廓。于是大家在欢喜中一齐动手，清理了一阵，很快看到了与之相连的耳部和面具外轮廓。一件大型青铜面具脸朝下、背朝上，泥土遍布地显露出来，其整体在坑内是一种倾斜倒置的状态，下颌被一根象牙叠压，一时不能清理，但坑中还是爆发出一阵欢腾。春节前的发掘也就以青铜大面具的发现而完美收关。
三号坑影像图（引自《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三号坑埋藏物局部（余嘉 摄）
春节过后，全体人员由四面八方奔赴三星堆三号坑继续未竟的事业。随着工作的推进，到了2021年3月16日，三号坑的填土层清理完毕，器物层首次完整露出原貌。按照考古发掘程序，技术人员入坑作业，开始进行三维扫描建模等工作。这个时候，只见象牙层层叠叠铺满地面，其间又横七竖八地堆积着数量丰富的青铜器与其他遗物，一眼望去，令人眼花缭乱，又深为震撼。
一根根连排叠压或单插、完整或断裂的象牙提取完毕，倾斜在器物层上部的青铜大面具也渐渐浮出“土”面。遗憾的是，面具倒置于泥土中，仍是“脸”朝坑底，“后脑勺”朝上，看不到真容，但又不能一把翻过来看个明白，甚至一把提起来扔到坑外，然后拉到古董店卖个大价钱——这是盗墓贼，不是考古学家。因而，在想看又不能看的暂时的无奈中，有个年轻考古队员搭讪道：“这才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咱这算是遇到了真人。”一句话令大家开怀大笑，遗憾尽去。
三号坑青铜面具初现情景（余嘉 摄）
继续向四周和下方清理，考古人员拨去周边的黏土进行测量，面具宽约135厘米、高约75厘米。从高度看，它比1986年二号坑发掘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还要高。纵目面具宽为138厘米，高度却只有66厘米，而纵目面具更宽一些，是因为其两个耳朵伸出去了。就实际面积来讲，三号坑出土的这个青铜面具比纵目更大，因而被称为“迄今为止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体量最大的铜面具”。
三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面具，其造型威严雄奇，气势恢宏，堪称三星堆遗址近百年来出土的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考古人员在巨型面具凹陷的内侧，发现了零散的青铜眼形器、有领铜瑗、铜挂饰等小件铜器，另有小型圆尊、铜神树残件等器物。待这些小型器物清理完毕，大家关注的焦点便是如何提取这尊巨大的青铜大面具。
因青铜大面具体量惊人，与周边器物关系复杂，且在坑中埋了数千年，锈蚀严重，这为提取带来一定困难，如果生拉硬拽，很容易导致面具破裂或损坏。发掘指挥部邀请考古、文保等专家，在吸取30年前一、二号坑器物发掘、保护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严谨的提取方案，并进行反复论证，最终决定，先在坑内对大面具进行加固、支撑、包裹，然后再利用发掘舱内的滑索等提取设备进行提取。
一切准备就绪，提取开始。三星堆祭祀区考古现场各发掘舱的考古人员、文物保护员、检验员、运输员、视察官员，甚或各门口、各关卡的安保人员，都纷纷围在舱外观看，亲眼见证了这一振奋人心的重要时刻。当时“坑长”杨镇负责操作提取机器，从挂钩到抬杆再到转向，直到准确无误地将青铜大面具放于早已准备好的大木箱中，这一连串的环节要求移动速度均匀，指挥恰当，参与人员配合默契，不能有半点失误，整个过程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如此这般折腾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将这尊青铜大面具成功提取——“真人”终于被翻转过来装入提前准备好的大木箱中，向世人露出了真容。为一睹其真容的风采，从它露头到提取、装箱、入库，用了近半年之久。
三号坑青铜面具提取过程（余嘉 摄）
青铜顶坛人
青铜大面具被吊出坑外后，三号坑的空间一下子显得宽阔了不少。此时，遍布坑中的文物都急需提取保护但又不能马虎草率，必须一件件清理安排。发掘人员越发忙碌起来，每隔几天都有新的遗物提取，继之又发现新的文物，获得新的惊喜，按杨镇和徐斐宏的说法，“每天都沉浸在刺激与兴奋之中”。大口尊、大面具、顶尊人像、顶坛人像、立发青铜人像等等稀奇古怪的遗物一茬接一茬从地下涌出来，令人目不睱接，不敢想象眼前的景物乃是几千年前的古人创造。置身坑中，大有亦真亦幻、真假莫辨的晕眩之感。尽管如此，发掘人员还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从梦幻般的晕眩中醒来，保持理智，以科学的理念对待不同的遗物，及时与文物保护人员商量清理提取对策和方案，尽可能在提取过程中保存其完整形态，获取有机质残留物等遗存信息。
2021年5月29日，“四川在线·川观新闻”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的最新成果做了报道：
今年3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公布阶段性考古成果，国内商周时期最大的黄金面具等文物，令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两个多月以来，考古人员每次往坑底的清理，都伴随着惊喜。尤其是3号坑，满坑的象牙被提取以后，下面的青铜器露出了更多面貌。
3号坑“坑长”杨镇介绍，三号坑除已经露出的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各种形制的大口尊之外，初步确认还埋藏有形体大小不同的两棵神树，以及数量较多的青铜人头像、眼形器等遗物。在巨型青铜面具西侧，又新发现一件体型相当但可能残缺的同类巨型面具。此外，象牙之下还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青铜眼形器、人头像和面具。
在3月央视直播期间，主持人在3号坑看到了一件“奇奇怪怪铜器”，当时认为可能是一件头部残缺的人像以双手低垂的姿态坐在方坛上。如今随着象牙提取工作的进行，它首露尊容。原来，所谓“奇怪”的铜器可能是一件顶坛人像。人像下半身似乎残缺，残留的上半部显示人像双手举托着一件四柱相立的方形铜器，初步推测属于铜坛一类。
（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吴梦琳 吴平）
此前，三号坑出土的巨型青铜大面具尽管令大家感到震撼，但毕竟三十年前陈德安、陈显丹发掘的二号坑中已经出土过几乎相同的一件，且在修复后于三星堆博物馆主要位置展出数年，正如“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而默默掩埋在坑底的青铜顶坛人、顶尊人，以及青铜立发人“三人”一经问世，便成为本轮大发掘中最令人倍感新鲜、振奋和瞩目的国宝级文物。
【1】
顶坛铜人像出土于三号坑中部，在象牙层的下方，入坑前曾被打坏烧毁，致使发现时人像的下半身残缺。但就上半身观察，饰卷云纹，面目与此前出土的铜人像特点相似，一看就是孪生或同胞兄弟，特点明显，浓眉大眼，高鼻阔目，庄严威武。头戴辫索状方冠，双手托举头顶上的一座多层神坛。神坛最下层，将六个饰卷云纹的三角形器相连，组成一个方形基座。三角形器尖端向上，用以表现高耸兀立，绵延起伏的群山。群山之中，有一头戴方冠，全身满饰卷云纹的神人，俯身从群山中穿行而出，在虚无飘渺的世界中穿行。此时的神人似是摆脱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束缚和控制，昂首挺胸，双手前伸握拳，双脚弯曲上翘，姿态优美舒展，似是在飞向更高、更奇幻、更虚无飘渺的三千大千世界。
【2】
群山之上是一个方形平台，侧面共饰十个圆涡纹，似是象征太阳。平台上立着四根短圆柱，共同顶着一个硕大的“有领铜瑗”状的圆形垫圈。垫层上面又密集地立着四根长长的细腰状圆柱，每根立柱的侧面，各有一条长长的游龙攀援而下，前爪踩着从垫圈旁伸出的牛头，意在表明此四柱可能就是通天达地的擎天柱，之所以分立于神坛四方，或代表古人观念中支撑和沟通天地的“天之四维”
【3】
当然，这一点还不足以显示古蜀人智慧的伟大，伟大者还在于“四维”的延续。只见四根大柱的顶上，共同托举一个圆盆状的物体，物体之上还有物体，只是出土时已经残缺。据考古学家赵殿增等人分析判断，残缺的部分很可能还是表现“天上”或“神界”的物件，以此表现宏大的宇宙体系与生命运转规律，期望达到不生不灭的永恒境界。或许，日后可以从三号坑中找到残缺的部分拼接成功，以证前述之猜测推断。另据赵殿增说：这座顶坛铜人像，其整体内涵表现的是要帮助神人灵兽通过祭坛上的神山和通天柱，实现升天和下地的目的，也就是在茫茫宇宙中自由活动的可能。因此也可以直接将其称为“铜人托顶通天神坛”。这种“升天成仙”的精神追求，对蜀地汉画中的“天门”信仰，乃至道教在四川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三号坑顶坛铜人像初现情景（引自《四川文物》2022年第5期）
三号坑出土的青铜顶坛人像（余嘉 摄）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
三号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可谓是上帝派到人间带路的使者，或是土地神赠给考古人员的礼物。这件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就是考古人员在最新一轮勘探中发现的第一个目标，也是考古老将陈德安俯身摸到沿口的那件青铜的连体器物。
这件器物最早露头是在2021年2月19日，位于坑的南部，铜尊口沿距坑口仅1.29米，铜人面部朝上，因压在其他器物特别是几根象牙之下，只露出很少一部分，而暴露最明显的是一只手。考古人员最初以为是个残件，待把周边的泥土稍加清理，隐约看出是一个青铜人，从它斜躺在坑内的气势上望去，明显感觉是一个重量级器物，这一发现使得惊叹、喜悦、期待之情再次写在发掘人员的脸上。但因器身上面有许多遗物横七竖八地叠压着，只有慢慢清理。考古人员清理了部分叠压的象牙，将周边的器物提取之后，已到了2021年5月29日，此时，这件器物的庐山真面目终于显现出来——原是一件青铜顶尊跪坐人像。
这件青铜顶尊跪坐人像通高约115厘米。奇特的是这件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约55厘米的大口尊，下部为一尊跪姿人像，高约60厘米。一个仅60厘米的人居然顶了一个55厘米高的大口尊，且二者还通过一个边长28厘米的平板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这令现场的发掘人员与前来观察的专家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三号坑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初现情景（引自《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当然，令人不可思议的不只如此，如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的发掘中，出土了多件体量较大的青铜尊，与三号坑出土的这件青铜顶尊跪坐人像上部的青铜器形制相同，仅细微处有差异，所以当陈德安在三号坑的勘探中首次摸到器物口沿的时候，就立即断定地下埋藏的是一个大铜尊，如此精准的判断，盖为经验丰富也。
【4】
据三号坑发掘者冉宏林、雷雨、徐斐宏、杨镇等撰写的简报称：“器物由大口尊和跪坐人像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青铜大口尊，大口尊肩部有独特的龙形装饰，铜尊立于一块方形平板之上，平板以下为一尊双手做向前合握状的跪坐人像。”“大口尊，方唇，敞口，长颈微束，窄斜肩，直腹斜收，腹部近圈足处内弧，高圈足外撇，近底处微内弧。口沿内侧有两根短小圆柱，颈部下方近肩部处有凸弦纹三周”云云。
【5】【6】【7】【8】
与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尊不同的是，大口尊的腹部与圈足均铸有兽面纹，兽面之间有扉棱做隔断。其主要表现为“肩部有立体龙形装饰，分两种：一种位于腹部兽面纹正中，牛首，口出小环，似系挂它物，直颈，胸部以短柱连接铜尊，躯干反翘，两侧有翼，尾部内卷；一种位置对应腹部扉棱，兽首，口大张，利齿外露，短颈，前爪搭于铜尊肩腹交界处，躯干反翘，贴附铜尊颈部呈扉棱状，饰曲折纹。”令人遗憾的是，出土时尊体已破损，口颈处断裂，许多部件散落周边象牙堆或泥土中。“铜尊口、颈、腹部均有破裂、变形，肩部龙形装饰残损。铜人左腿与躯干分离，被发现于器物主体东侧。”
【9】【10】
从青铜尊的破损程度判断，显然是掩埋前受到过外力打击。发掘时，考古人员根据器物的形制与外力打击的力度，以及祭祀坑的埋葬方式等诸方面研判分析，认为附在尊体之外两种形象的龙形装饰应各有三件，共为六件。对此，考古学家王仁湘经过现场观察研究认为，如果真是六件，可称为六龙尊。显然，这件器物并不是古蜀国原有的制造风格，乃是“用蜀人风格的构件改造的一件铜尊。过去三星堆出土过龙虎尊，但龙形是浮塑的形式，与这种附加的焊接装饰并不相同。”另外，王仁湘提醒三号坑的发掘者与文物修复专家，“铜尊口沿内见到两个柱状部件，表明它的上部还有延伸，或者至少还有一个顶盖，这也是后期发掘中需要注意观察的。”如果这件青铜尊头顶缺了一盖，那么下面相连的那人显然是少了两条腿或一条半腿。据发掘者描述：“铜人粗眉，大眼，鼻梁高耸，鼻翼宽大，阔嘴，方颌，大耳，颈部修长，躯干挺直，双臂平举于身前，双手合握，原先可能持有物品，所持物尚未发现，双腿呈跪姿，膝部有孔”云云。
展出后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余嘉 摄）
这个造型与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的造型是一致的，或称一脉相承，没啥特别之处，只是细微处，或某个表达内心情感的礼仪形式有差异，如青铜人的手势，“双手合围，右手在里，左手在外，做拱手环握状”，下部双腿分开，双膝跪立，以如此姿态和肃穆的表情，来表达对神灵或人间权贵阶层，例如巫师等的敬重。尽管这个动作或礼仪及其代表的铜人的地位，与一号坑发掘的那位立发、瞪目、张嘴，双手放于膝关节，看上去有点恐怖的跪姿青铜人的有较大区别，但跪姿礼敬应是在当时三星堆人中颇为流行的一种礼敬方式。
【11】
三号坑发掘简报的撰写者特别指出，当年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与铜神坛中的人顶铜尊的形象中的铜尊均为模型，体量较小。而根据原大铜尊改制的人顶尊铜像，目前仅有三号坑出土的这一件。而“人顶尊题材在三星堆遗址一再出现，使我们相信在祭祀一类的重要场合，古蜀先民中会有专人头顶铜尊。考虑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尊、罍等青铜容器中多发现海贝、玉器等贵重物品，以真人头顶铜尊，或有古蜀权贵阶层炫耀财富、彰显权威的寓意”。
【12】【13】
另据三号坑的发掘者说：“铜尊圈足连接一方形平板，平板下侧内收，连接铜人头部。”这块平板看上去是用来连接铜尊和头部的，但经过仔细研究，这块28平方厘米的铜板并不简单，它是青铜人头顶的方形大冠，号曰平顶冠。这与1986年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有明显的差异。就等级而言，三号坑出土的这件青铜人级别更高，更为尊贵。只见冠面上有眼形类纹饰，表示这顶冠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然而，平顶冠的设制形式并不是单一地来源于生活的，青铜人全身着衣，上身是长袖对襟短褐，几何云纹触目可见。腰间系带二周，于身前打结，显得干净利落、富有气韵。下衣似一女性短裙，然仔细观察乃一开叉裤，裤管上饰有眼形纹，与1986年一、二号坑出土的小铜人打扮略似，纹饰风格亦相似，均不是祼体“出镜”，颇有对神灵虔诚崇拜且甘为之驱使的勇士架势。
一、二号坑出土的跪坐铜人组图（引自《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发掘之时，除了青铜人与青铜尊两件一体显露的磅礴、庄严的气势，在细节上吸引考古人员眼球的则为青铜人衣裳前襟，特别是叉裤表面正反相间的对称式“Б”形符号，这个符号寓意为何，尚不明了，与此同时，关于裤子的发明与穿在人身上的时间也引起考古人员的兴趣和讨论。
古人所谓的“绔”或“袴”即裤子，从出土文物及传世文献看，春秋时期，中国人已穿着裤子，不过那时的裤较为简单，只有两只裤管且不分男女，其形制和后世的套裤类似，无腰、无裆，穿时套在腿上，左右各一，分衣两胫，跟近世女性穿的丝袜原理一致，又被称为“胫衣”。居延汉简就有关于“胫衣”的记载。穿着裤子，目的是为了遮护胫部，尤其在冬天，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
那么裤子是由谁发明的？又是何时流传于世的呢？此前有个说法，略谓战国时候赵国第六任君主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这一军事改革后，裤子才由外部慢慢传入中原并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后来人们通过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得出古人穿裤子至晚在西周便已开始的推论，而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已经有麻布裤实物出土，这个时间早于赵武灵王450至500年。因而，“胡服骑射”之后裤子才传于中原的说法从此破产。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发掘之后，考古学家从出土的大小青铜人身上，已看到华丽的服饰特别是裤子的艺术再现，证明早在商代中晚期，即三千多年前，蜀国的贵族阶层已开始有华丽的服饰，并穿上了至关重要的裤子，在公众场所进行礼仪性活动了。至于这些人的服饰特别是裤子是什么质地？是纺织品还是刺绣品？考古人员至今还不知所然。
三千年前的焊接技术
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的人尊一全的商青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见第294页图），不但头上所顶之尊为青铜模型，体量与三号坑出土的青铜人顶尊的差距也甚大。可能较小的青铜器制造时更为容易，因而商青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人与尊作为一个整体一次性铸造成功后，再与底座焊接在一起，成为一件完整的现实主义艺术品。
【14】
三号坑出土的跪坐人顶尊像，可能因为体型过大和厚重的原因，不得不人尊分离，各自独立铸造，然后再焊接为一体。或者先取一个大号青铜尊，再铸一个跪坐人，二者连在一起。发掘简报明确表述：“铜尊与跪坐铜人之间有明显焊接痕迹，且铜尊圈足曾被截短。跪坐人像则由躯干、双臂、双腿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
就在三号坑发掘之时，细心的考古人员于铜尊圈足与铜人冠顶之间部位，已观察到有明显的焊接痕迹。当时有专家认为，从尊底与方形平板冠顶整体看，不像是两件铜器造好后，由于工匠的一时性起或哪个捣蛋鬼无事生非，把两件器物偶然地焊在了一起，而是提前就预设好了焊接的位置最后合而为一。然，有的考古学家在现场详细观察了跪坐人顶尊的细节部分后，对提前预设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其理由是，铜尊上的兽面纹与扉棱出现残缺现象，这意味着铜尊的圈足曾被人为截断、截短。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降低青铜尊的高度，而是为了缩小青铜尊圈足与跪坐人平顶冠边长的差异，即原来尊三只脚的直径大于冠顶，青铜尊压在冠顶就突出了一圈，极不协调。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削足适冠”，于是工匠们就把青铜尊的三只脚各砍掉一部分，如此便与跪坐人冠顶的尺寸缩小了差距，弥补了原来压根儿就没有二者合一的想法与具体设计的缺陷。但经这一番“神操作”，铜尊无故受损，给当时的制造者、祭祀仪式的出席者，以及后来的发掘者、修复者、保护者和普通观众留下了遗憾。
在此之前，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就有多个是焊接连成的，因器形较小，焊接幅度不大，此点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三号坑发现铜顶尊跪坐人像这件重器后，因多处有焊接技术应用且接口突出、明显，这就引起了考古人员、修复人员的注意。
经考证，早在商代工匠们能够铸造青铜器甚至更早的时候，随着金属的冶炼生产以及对热源——特别是高温热源——的应用与冷却原理的发现，焊接技术出现了。中国古代主要的焊接方法是铸焊、钎焊、锻焊和铆焊。这几种焊接方法都在考古发掘的实物上被发现并得到验证。
1972年，考古人员在河北发掘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时，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该钺残长11.1厘米，阑宽8.5厘米，刃部断失，但从断面观察，原刃部为铁质，残存刃部包入铜内约1厘米。经送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现钢铁研究总院）分析检测，钺的刃部为古代之熟铁（与现代方式生产之熟铁不同），或为陨铁。1977年，北京市平谷县（现北京市平谷区）出土了一件长8.7厘米的铁刃铜钺，经文物专家分析检测，这件器物出自商朝中期，其刃部的铁不是人工冶铸，而是用陨铁锻造成薄刃后，浇铸青铜柄部而成。这种方法，就是铁与铜铸焊技术的应用。据考古学家与文物专家观察，这件铁刃铜钺，其表面铜与铁的熔合线蜿蜒曲折，接合良好，属于实战兵器。到了周代，青铜器的焊接技术更是被广泛应用。1978年，考古人员在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建鼓，铜座上有许多盘龙。另一大型尊盘，分为上、下两部分，与建鼓座上的盘龙一样，为分铸组装焊接而成。
铜尊与平板焊接痕迹（引自《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据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研究，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制造的刀剑，刀刃为钢，刀背为熟铁，一般是经过加热锻焊而成。另据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载：中国古代将钢嵌入或包在熟铁外面，修整好后放入水中淬火，制造健刀、健斧；用筛细的陈久壁土撒在接口上，分段煅焊大型船锚。此一方法不仅东土使用，即是位于中东的叙利亚大马士革，在中世纪也曾用锻焊制造兵器。
而在欧洲，使用的焊接技术也是长期停留在铸焊、锻焊、钎焊和铆焊的水平上，这自然是由当时的经济和科学条件决定的，当时，热的来源无非是柴草与煤炭等自然材料，而炉火温度低、能量亦散，无法用于大截面、长焊缝工件的焊接，只能用以制作装饰品、生活器具、武器等简单的物品。直到19世纪初，英国的戴维斯发现电弧和氧乙炔焰两种能局部熔化金属的高温热源，才使焊接技术告别了原始状态，走上了现代科学道路。继之，1887年俄国的别纳尔多斯发明碳极电弧焊钳，1900年又出现了铝热焊等更加先进的技术。1957年，美国人盖奇发明了等离子弧焊接法，1959年，美国斯坦福研究所成功研究出爆炸焊，古老的焊接技术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人像已使用焊接技术的事实，反过来又证明在商代中晚期，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西南部的古蜀国，焊接技术在青铜器物上的使用已较为普遍，这一时期出土的有焊接痕迹的青铜器为数众多，不必一一列举，只说三星堆遗址三号坑中的铜顶尊跪坐人像这件重器，除人、尊相接处，另有多处显露出焊接痕迹，如青铜尊的口沿内侧短柱和肩部龙形装饰，也都是单独铸造后焊接到尊体身上的，其焊接痕迹甚明。
【15】【16】
铜尊若此，下面顶尊的跪坐人像的铸造则更为复杂，非多处采用焊接不可。发掘者在跪坐人像出土的第一时间就观察到，其躯干、双臂与双腿均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而铜人的肩部、股部亦均发现明显的焊接痕迹。按照考古学家王仁湘的解释：“人体形态较为复杂，整体铸造难度很大，掌握了焊接技术，分铸后再焊接组装就便利得多了。”又说：“分铸，焊接组装，有基本的核心设计，特别是人形的设计，躯干与四肢都分铸再组装而成，使铸造过程变得更加容易。”信矣。
铜尊口沿内短柱与肩部龙形装饰的焊接痕迹（引自《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据现场发掘人员透露，三号坑的顶尊人像破裂，左腿已经远离原位，右腿也与身躯裂开有缝隙等等。不只是顶尊人少了一条腿，通观全器，亦不完整。从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顶尊人的造型判断，三号坑青铜尊的上面少了一盖，而跪坐人下面少了一个底座。无论是从出土器物的规律判断，还是从当时的场景认知，即从当时三星堆人举行祭祀礼仪时神圣、庄严的氛围思考判断，这个半巫半神的人不会直接跪在地上行使职责，否则不成体统，不但使祭祀仪式显得粗糙和轻飘，同时是对神灵的不尊敬甚至亵渎。如果把“万能”的神灵弄成“不能”或“无能”，使其尊严不在，体面全无，神灵必然要进行报复，降灾难于三星堆人。如此后果，谁还敢冒犯天条，自寻死路？若要问青铜尊的盖子和青铜人的底座潜伏何处？为何迟迟不肯露面？不得而知。或许被当时的人砸毁之后扔入别的坑中，如时间和仪式相近的二号坑或八号坑。究竟如何，要等修复专家将一至八号坑发掘出土的万余件文物全部拼接核对后才能知晓。
据三号坑的“坑长”之一徐斐宏说，铜顶尊跪坐人像出土后，他们曾与科技人员通过各种技术进行检测研究，认为铜尊和铜人来自两个地方，铜尊很可能来自长江中游，而铜人则来自长江上游某地，至于这一尊一人何时离开原地而到了三星堆古城，被主人硬撮合到一起且又强行焊在一起，成为生死相伴的搭档，还需要漫长的研究才能揭晓。
顶尊铜人像腿部断裂处（引自《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17】
但无论如何，三号坑顶尊青铜跪坐人的出现，以无可辩驳的金石之证，“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从侧面勾勒出“古蜀祭祀活动的缩影”，“彰显了先民的创造力”。
青铜“立发人像”
三号祭祀坑除了大型的青铜面具、铜顶尊跪坐人像，还有一件个头不大的青铜“立发人像”引起了发掘人员与媒体的高度关注。在简报中，这个“立发人像”被考古人员改称为“戴立冠铜人头像”。据三号坑发掘简报载：
【18】
戴立冠铜人头像 K3qw∶102，仅存头部，整体器形不明。国字脸，粗眉，三角斜眼，高鼻，大口，方颌，长方耳，耳垂处有小圆孔，头后有“U”形轮廓，故其发式为“笄发”。头戴高冠，冠梁较宽，绕头一圈，前额两侧向外伸出，呈“几”字形，冠身较高且向后下方弯折，表面有多道沟垄，与后世的“纶巾”较相似。下颌下接一长柱，似表现人头像的颈部，末端呈尖锥状，原应套接其他器物，头后往下斜伸出一圆柱与头像相连。冠宽7.1、脸宽6、通高21.2厘米。
三号坑发现的立发人，出土时略有开裂变形，乍一看好像是立发背头的时髦打扮，似要登台进行什么布袋戏之类的表演，因而被媒体冠以“立发人像”的雅号。待考古人员稍加修复，“立发人”即刻变成了“戴冠人”。这个高冠，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戴的帽子，这种帽子名为纶巾，又被称为“诸葛巾”或“葛巾”，相传为三国时期诸葛亮所创并闻名后世。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之“羽扇纶巾”，即指诸葛孔明的羽毛扇与类似三号坑出土的这种高冠。当然，也有说苏轼描述的是周瑜当时的风采。然，不论是诸葛孔明还是周瑜，这个叫“纶巾”的东西就是此类帽子或称高冠。另据史家考证，所谓“纶巾”，其形式、形状多种多样，有的是束发纶巾，有的带抹罗额等等。又有释者曰：纶巾，古时头巾名，属幅巾之一种，以丝带编成，一般为青色，后被视作儒将的装束云云。东晋人裴启著《语林》一书，内有一则故事与纶巾有关，略谓：“诸葛武侯与宣王（指司马懿）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观武侯，乃乘素舆，着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东晋离三国时代并不远，所记应不虚，只是这个“葛巾”与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的“戴冠人”的高冠是否相同尚待研究。
有史可考的是，明代有一种改造过的高冠叫作皮弁，在山东邹城鲁荒王朱檀墓中即有发现。朱檀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子，后因服食丹药而早亡，葬于封地。不知为何，他随葬的这顶皮弁后世很少看到同款流传，尚需专家研究告之。后来满洲八旗入关统治中国二百余年，汉人被迫剃发扎辫，纶巾或高冠也就像敝履一样被弃于垃圾堆之中不再被世人提及。然而令汉民族汗颜羞愧的是，这个款式的纶巾、高冠仍在朝鲜半岛地区流行，通称为卧龙冠。如朝鲜的李氏王朝很多官员，在生活中经常戴着黑色的卧龙冠出行甚至上朝议事，到清代仍继承未改。史载，有朝鲜官员朴珪寿访问坐稳了江山的大清，有汉人看见朴氏头戴卧龙冠，想起满洲入关后实行“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包括纶巾在内的许多汉族传统服饰被废除，抵抗与反对者被残忍野蛮地肃清杀害的场景。睹物见人，遂发思古之幽情，众汉人摸着自己的头颅、脖颈和衣服，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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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服装史家考证，类似“纶巾”这种高冠由来已久，在诸葛孔明之前很久就已被发明并盛行一时，如三号祭祀坑出土的这个青铜高冠人像，虽在三星堆遗址是首次发现，但在其他区域考古中有过同类冠式的人神像出土，最具代表性的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一件玉雕神面像，这是一件平面雕刻神像。神像有4颗獠牙，头上的冠高近一头，平顶后卷。冠面凸起10多条平行纵梁，看上去与三号祭祀坑出土的这个高冠非常相像。据考古学家王仁湘说：“新干这件玉雕神面像以墓葬的时代认定，是属于商代，但制作工艺与造型并不是商代特点，它更可能是石家河或后石家河文化的遗物。几年前在石家河出土的玉器中，见到一件条形的小饰件，我分析它是神像的高冠，找出一件大小相若的玉神像拼接为一体，感觉非常合式。高冠上雕出虎面，也见到10多条纵梁，这让我们确认在大石家河文化时期，这种高冠已经出现，这要早出三星堆近1000年的时间。”
戴立冠铜人头像正面和侧面（引自《考古》2022年第7期）
【20】
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的石河土城遗址，具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先后出土石器、陶器、骨器、粳稻和青铜器等文物数万件，其中玉雕神面像的高冠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冠式。据王仁湘说：“这种类似的高冠，一直沿用到了历史时期，古代文献中称之为‘通天冠’。过去相关研究者注意到通天冠，指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出现了许多奇特的高冠，如楚国就有通天冠和切云冠，齐国有巨冠，等等。有研究认为楚庄王通梁组缨形似通天冠，秦时采楚冠之制兴通天冠，为王所常服。杜佑《通典·礼志》说：‘秦制通天冠，其状遗失。’后代亦有创制，形状改变不大，以高为度。”
何以古人在史前时代与历史时期一直有戴高冠的习俗，或将戴高冠作为一种贵族甚至国家朝廷的礼仪、礼制流传下来？其根本的一个核心便是古人相信高冠能够通天，若戴上一顶高冠，便有了与天神沟通对话的能力，自以为天子的皇帝自不必说，古代贵族与富家之主亦以戴这类高冠为荣或获得神圣感，即使民间一些巫师在替人作法祛病或主持丧葬仪式时，同样以戴这种高冠为正统，并有崇高的仪式感，只是冠的质地不尽相同，或皮质，或布或丝绸，最低级的干脆用纸糊起来，虽有些滑稽，但也能应付一时。
【21】【22】
关于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的这位“立发人”或称“戴立冠铜人头像”，是否就是通神之人的真实写照？王仁湘认为“未必不是”，且“他曾经被赋予过这样崇高的使命”云云。当然最重要的，这尊戴立冠铜人头像的发现，让后人看到当年三星堆人的精神世界里，“还有来自东面两湖地区的信仰元素，也让我们看到大石家河文化的强大张力。如果细心数一数，三星堆人的高冠纵梁是16条，而石家河人的高冠纵梁也有16条的，影响的细节没有走样”。对此，王仁湘认为：东面两湖地区与大石家河文化的影响，“一定早于三星堆时期，今后一定会寻找到更多相关证据”。
三号坑出土器物大盘点
2021年5月30日上午，央视新闻以《三星堆3号坑成功出土一件青铜人头像》为题予以报道：
5月3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坑成功出土一件青铜人头像。青铜人头像高38厘米，最宽处20厘米，出土于3号坑东壁。头像平顶、粗眉、大眼、高鼻、阔嘴，眉眼涂黑，整体形象有典型的三星堆风格。
青铜人头像是三星堆文明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类青铜器，三星堆1、2号坑中曾出土多件，3号坑已确认有16件。以往发现的青铜人头像主要有平头与圆头两种，平头者辫发，圆头者戴发簪，眉眼涂黑的情况较为常见。
青铜人头像很可能被古蜀人用于祭祀一类的重要场合，但它们的性质、功能、象征等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总台央视记者 田云华 王帅）
此时，三号祭祀坑的清理工作已进入尾声，大件的青铜器已全部取出，只有中小型器物尚在清理之中，又过一个月，三号坑的清理工作全部完成。据考古队撰写的简报称，三号坑发掘情况与出土器物如下：
戴尖脊帽铜小立人像正面和背面（引自《考古》2022年第7期）
三号坑出土的爬龙铜器盖（引自《考古》2022年第7期）
K3位于发掘区中部。叠压于第3层下，打破第6层。长轴方向30度。现存坑口大致呈窄长方形，北侧略宽，南端较窄，距地表深0.35—0.4米；坑口长5.8、宽2.14—2.77米，坑深1.82—2.02米，面积14.0496平方米。坑壁较为竖直，略内收。东壁北端下部近直，与南部壁面走势一致，唯上部斜敞、局部内凹，使口部变宽，故怀疑东北近口部在掩埋以前已经塌落。壁面除工具痕迹外，未见特殊加工痕迹。底部近平，无明显处理和加工痕迹。
K3的堆积可分填土、灰烬和埋藏遗物三部分。填土平均厚约1.2米，以黄色、褐色黏土及灰色、褐色粉沙土为主，尤以黏土居多，似经夯打，土质较致密，包含物有极少的陶器、金器、玉器、石器、绿松石等残片以及海贝、炭屑、烧土颗粒和骨渣等，另有少量卵石和石块，未见明显的祭祀活动痕迹。填土之下即为灰烬和埋藏遗物，其中灰烬仅分布于东北角，由东北向西南、西、南方向倾斜，表明灰烬由东北角倾倒坑内，在K3东北角近口部也见有零星灰烬，即可为证。灰烬中包含大量烧骨渣、象牙片、铜渣、烧土颗粒、土块及少量炭屑，出土遗物包括陶尖底盏、器座以及铜器残片、玉石器、金器和海贝等。
埋藏遗物遍布全坑，包括象牙、海贝以及大量的铜器、玉石器和少量金器。象牙未刻意加工处理，部分象牙局部被烧过，整体分布靠上，大多叠压其他遗物，少量被部分铜器叠压，没有明显分布规律。海贝总体分布于坑北半部，尤以灰烬边缘一带最多。铜器遍布全坑，相对而言，大型铜器靠上，小型铜器和铜器残片靠下，片状铜器如眼形器、瑗、挂饰等部分集中甚至重叠分布。除少量小型铜器之外，绝大多数铜器，尤其是铜容器及体形较长的铜器均有破损或变形。玉石器、金器总体靠近坑底，没有明显分布规律，部分玉石器保存甚差，器体呈灰白色，粉化较为严重。
【23】
K3出土遗物众多，已编号的共2686件，其中填土出土729件，灰烬出土430件，埋藏遗物有1527件。铜器数量最多，1171件；残陶器628件、玉器272件、金器110件、石器96件、象牙104根及海贝54枚，其余较小遗物或残件如绿松石片、管珠等251件。较完整的遗物1293件，其中铜器764件、金器104件、玉器207件、石器88件、陶器11件，象牙104根，骨角器、海贝等15件。较典型的遗物有顶尊跪坐铜人像、顶坛铜人像、戴尖脊帽铜小立人像、铜大面具、铜神树、铜圆口方尊、金面具、玉璋和神树纹玉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