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兽惊飞鸟
八号坑大发现，神兽驮神坛，飞鸟载蛇人，令人惊叹的大型青铜器横空出世。青铜人头像、面具、神坛、太阳形器、龙形器、眼形器、尊、罍、瓿遍布灰烬层下部。出土器物之多，之宏大奇特，几乎亮瞎了众人的眼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地下的八个祭祀坑中，因为一个幽灵的暗中指使，制造了千古悬案。
丝绸残片的发现
八号坑是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中最大的一个坑，也是发掘最晚的一个坑。此前经过勘察、钻探，发现坑内埋藏物多而杂，慎重起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领导者，决定把这个坑的发掘工作交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副教授赵昊与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做博士后的蔡宁指挥。
赵昊，陕西宝鸡人氏，85后考古学家，现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预聘副教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攻读学士、硕士学位时，就随学校师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主要在陕西、河南、甘肃等地进行青铜时代相关遗址的田野发掘、调查和研究。如2006年9—12月参加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的田野发掘、整理工作；2007年9—11月参加南水北调配合考古项目河北省邢台补要村遗址田野发掘；2010年7月参加四川甘孜羌藏地区民族考古调查和报告撰写工作；2014—2015年主持陕西周原云塘制骨作坊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2017年在斯坦福大学获考古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Massive Bone-working Industry in the Western Zhou period（《西周时期的大规模骨器加工业》）”获美国考古学会（SAA）最佳博士论文奖，这是1934年美国考古学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向中国学者颁发该研究奖项。2017年秋，赵昊归国，同年主持河南荥阳官庄铸铜作坊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之后与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开展咸阳仓张村战国制陶作坊研究工作；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开展对郑韩故城东周作坊的研究等工作。这一切田野考古与研究的经验，为赵昊主持三星堆八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工作打下了基础。
蔡宁，山东人氏，1994年出生，像众多的山东孩子一样，自小痴迷于历史及志怪故事如瓦岗寨、梁山好汉、小刀会、义和团、白莲教、《聊斋志异》等，以及众多的考古传奇。高中毕业考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专业就读，毕业后进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顺利毕业。三星堆遗址六个祭祀坑发现后，根据四川省与北大签署的协议，主攻商周考古、正在北大博士后站进行最后历练的蔡宁被派往支援。于是，蔡宁打点行装离开北京，来到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并参与八号坑的发掘工作。
尽管蔡宁属于刚出道的年轻考古工作者，且来三星堆遗址工地时间不长，但此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肯钻研、好学习、耐得住寂寞。他白天参加工作，晚上恶补有关三星堆遗址发现、发掘的考古书刊和论文，很快就对这片土地和方圆十几平方公里的遗址的地下布局与出土文物熟悉起来。在正式发掘祭祀坑前，他对1986年“二陈”发掘的一、二号坑格外关注，并把关于两个祭祀坑的厚厚的发掘报告翻了一遍又一遍，反复研读、琢磨，有不明白的问题便向“二陈”或其他知情者请教，因而，年轻的蔡宁对三十年前发掘的两个祭祀坑有了相当的了解和体会，眼光与境界也随之提高了一筹。这一切收获，通过他撰写的一篇篇论文得到体现，他也获得了考古界前辈的广泛赞誉。当决定正式发掘八号祭祀坑时，相关领导便把这一重担交给了赵昊与蔡宁。
2020年12月，赵昊、蔡宁带领一个成员大多为“90后”的小团队，进入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开始发掘。
此前，考古队曾用地下金属探测仪对新发现的六个坑进行了地表与地下探测，唯三号与八号坑反应强烈，这意味着这两个坑的金属含量最多，而三号坑的发掘结果也证实了这个探测的准确度。因而，与这次考古发掘有关的大小领导、普通队员，都对这个本次发现的最大的八号祭祀坑充满无限的期待，认为所出青铜器物的数量必将超过三号坑而稳居龙头之位。在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中，八号坑的发掘人员铆足了劲轮班上阵，意气风发地将坑内填土分层清理，直至发现填土开始变质发黑。知道离苦苦探寻的目标已经不远，发掘人员遂奋力挥动手中小铁铲，加快速度向前推进。
到了2021年3月中旬，八号坑发掘人员突然发现填土发黑的程度加重，初步判断是焚烧过的木炭痕迹。继续往下挖，土色越来越黑。按照考古学对土层的划分，此为第七层，也称灰烬层。同此前发掘的几个祭祀坑一样，灰烬的堆积可能是在祭祀活动结束之后将部分器物砸碎并焚烧后形成，主要由木炭、竹屑、骨渣构成，其间包括大量的器物残片。至于骨渣是兽骨还是人骨，需检测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而小件器物随着灰烬的一点点清理陆续出现。望着意料中的这一现象，众人自是喜不自禁，对下层的遗物充满了更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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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5月底，开工已逾半年，八号坑也下挖了一米多深，离此前钻探所知2米多一点的深度没有多远了，也就是说再挖不久就见底了，但出土的遗物还是以小型铜器、金器、玉石器及大型铜器残片为主。玉器主要包括璋、戈、斧、凿、管以及大量玉珠等。中小型的青铜器主要包括铜人头像、铜面具、铜跪坐人像、铜鼓、铜铃、铜贝、铜戈等。较大型的青铜器多被有意识地打碎后扔到坑中掩埋，从残存的部件分析判断，主要来自青铜神树。灰烬中还散布着不少金器，部分可辨者为黄金树叶和穿孔圆形金箔片。与此同时，发掘人员还提取了9件石磬残件，残件拼合总长101厘米、宽53.5厘米、厚约4厘米。据现场的项目负责人雷雨说，此为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发掘出土的大型石磬，或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件石磬。与此同时，在八号坑填土和灰烬层中，还有大量的红烧土块，受到发掘人员特别关注和重视的是，这些红烧土块不少是成形的个体，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城墙、神庙或称为神殿的人工烧砖残遗相似。根据现场的雷雨、冉宏林、赵昊、许丹阳、蔡宁等人观察，结合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土台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发掘情况判断，这些红烧土块可能来自于三星堆城内某座宫殿、神庙或高级住宅的墙壁或墙基残块。但这种往祭祀坑中倾倒垃圾土块的现象不见于相邻的七座坑，因而，这一现象对八号祭祀坑性质的判断至关重要。对此，蔡宁又做了进一步解释：“一旦有红烧土出现，意味着可能是房屋的墙体或者土台一类的残块，有些红烧土上还有凹槽和人工夯打的痕迹。有可能是建筑由于某种原因失火，房倒屋塌之后，人们将建筑垃圾也倒入坑内。”而长期在三星堆考古工作站主持工作的雷雨则进一步推断：“八号坑内成形的红烧土块跟青关山土台所出一致，而青关山是三星堆宫殿建筑基址的所在地，所以基本可以肯定八号坑内的红烧土也是建筑的遗存。”随着石磬残件与红烧土块的清理，一片青铜残件与黄金叶片显露出来，星星点点，令大家眼花缭乱。正在这时，有一发掘人员借着一缕光的照耀，突见一件似碎渣压缩后联结而成的、薄薄的铜器残片因细小而飘移，遂俯身仔细观察。残片上的附着物似是压碎的纸片、麻布片或丝织品，显然是经过大火焚烧，但在没有完全烧尽之时被埋入坑中，劫后余存，留下了一点肉眼可见的残屑。但这点残屑在考古人员眼中已大于一座高山、庙宇，因此被视若珍宝。
考古人员在进行清理工作（余嘉 摄）
八号坑上层残碎器物与红烧土块出土情况（引自《四川文物》2022年第5期）
经小心地测量，这块残屑长宽约1.8厘米×0.8厘米，面积约1.44平方厘米，为平纹组织结构，是三星堆八坑中发现的最大的一块丝绸残留物。令人惊喜的是，这块残片周边的土样也附着有丝绸残留物，且其表面覆着一层致密的淡黄色涂层，这个现象在商朝及商以前的丝绸残留物中比较少见。八号坑这一发现，不仅对新一轮考古发掘来说是一个突破，对整个三星堆考古工作亦是一项有着重大意义的突破。
遥想1926年3月，考古学家李济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在寻访夏代陵墓途中，于山西夏县西阴村灰土岭断层中，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半个人工切割的炭化蚕茧，从而在学术界和纺织界引起轰动，李济随之名声大噪，被后人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而如今，三星堆遗址八号坑中竟首次发现了丝织品的残留，这无疑会对蜀地的养蚕、纺织、穿着，以及祭祀人员与用品的规格、形制，甚至中原养蚕业和丝绸的历史研究，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于是，赵昊和蔡宁以最快的速度请来了雷雨、冉宏林、许丹阳、黎海超等年轻一代专家下坑观看、判断，大家认为是丝织品的可能性极大，但不能最后确定。继之赵昊、蔡宁又请来了老一辈的“二陈”和当年跟随林向教授，多次进驻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杰出的考古学家霍巍教授等大咖前来观察研判。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八号坑铜器残片上粘连的残留物就是古代的丝织品。后经黎海超为主任的四川大学文物分析实验室对丝织物残迹，连同混合在填土中的残留物进行检测，果然如是。这一个结果，又为华夏先民的养蚕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史载，华夏民族是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常常有硝烟弥漫的星球上最早养蚕缫丝和织造丝绸的民族，这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自20世纪20年代始，中原和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陆续发现蚕茧或茧的陶、石模型。就在赵昊、蔡宁率领考古人员发掘三星堆八号祭祀坑的同一个时间段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联合对运城夏县师村遗址进行调查与发掘，发现了一枚仰韶文化早期、距今约6000年的石雕蚕蛹，这是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之一。它的发掘出土不仅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926年在夏县西阴村发掘的半个人工切割的炭化蚕茧提供了旁证，并在时间上又向前推进了大约500年。
当然，仅有半个蚕茧与石雕蚕蛹并不能代表丝绸的产生和存在，必须找到新的证据才能令人信服。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发现一座上古遗址，后来命名为“贾湖遗址”，距今8000多年。在这座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数种遗物，其中很多属于中国第一，如中国最早的酒，中国最早的乐器——骨笛，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刻符——贾湖刻符等等。由于这座遗址面积庞大，经过了八次考古发掘才揭开冰山的一角。2013年，考古学家在对贾湖遗址墓葬进行发掘时，突然意识到墓葬主人遗骸腹部的土壤有些特别，于是收集样品送检，中国科技大学实验室经过化验，确认检测到了蚕丝蛋白的残留物，找到了中国最早丝绸的存在证据。于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龚德才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于2016年底在国际期刊Plos One发表论文《8500年前丝织品的分子生物学证据》“Biomolecular Evidence of Silk from 8,500 Years Ago”，正式公布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受到世界学术界特别丝绸研究者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些蚕丝是单独存在物的残留物，还是丝绸衣服的残留物？由于此前考古学家在贾湖遗址发现了编织工具和骨针，多数学者认为贾湖先民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编织和缝纫技艺，并有意识地使用蚕丝纤维制作丝绸，这些残留物应是丝织品。
另据权威的考古资料显示，最早发现中国丝绸实物的遗址是1956年发掘的浙江钱山漾遗址，年代距今约5000年，即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夏朝之前或虞夏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丝线、绢片等残留物。历史延续到商周之际，华夏民族先民的纺织技术已走出石器时代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华美的丝绸已经产生，并出现了文绮一类的高级纺品。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宝钧等考古人员，在安阳武官大墓中发掘出土了几件青铜戈，上面有因铜锈渗透而被粘住的绢布纹痕迹。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中藏有一件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钺，上面附有织物，经检测、分析，有一部分是以高级技术纺织而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回纹绮，这证明此时的织机已有了提花装置。自西周起，丝绸制造工艺包括一些高级的文绮制造、刺绣、织锦工艺渐趋成熟，而战国时代，丝织业已是空前繁盛，据确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已有罗、纨、绮、縠、锦、绣等多个品种成为贵族的生活用品。
【3】
作为西南重镇之一的成都，曾被称为“锦城”，并以丝绸远销海内外而闻名于世。记载蜀地历史的重要文献《华阳国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清段玉裁编著的《荣县志》载：“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又，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蜀之先，名蚕丛，教民蚕桑。”这些记载说明，蜀地至迟在夏商周三代之时就已养蚕、纺织，理论上推断，蜀地养蚕和丝织的历史应与中原、长江下游地区相差无几，或者更早亦未可知。而“商、周甲骨文中的‘蜀’字，上为纵目，下为‘虫’字旁，这很可能从另一个角度保留了远古时代对于古蜀的历史记忆，其中既有蜀人‘纵目’传说的遗痕，也保留了对蜀人种桑养蚕这一古俗的痕迹”。
【4】
1980—1981年，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内不同地点陆续发现发掘了18件陶纺纶、14件两种不同形式的石纺轮，其制作工艺灵巧，属于商代早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也发现大量的绳纹、网格纹等，标志着当时的纺织技术已有相当的基础。“如不同形制的纺轮，可以纺出不同规格粗细的线，而方格纹和网纹等则与编织、织布的经纬有关。可见蜀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之际，已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一些纺织技术。”只是当时苦于找不到证据，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也就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5】
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掘之后，研究者从出土的青铜大立人身上发现了丝绸的秘密，即大立人身着三层锦衣华袍，以丝绸织成，上饰有繁纹图案，应是高级的锦绣织品。貌似君王的大立人身躯挺拔直立，上穿紧袖内服、半臂式外套和裙式下裳。内衣无领窄缘，长袖短摆，袖长及腕。外套为半臂短袖，衣摆稍长于内衣，向右开襟。下裳开为前后两片，前片平齐过膝，后片叉分及足。飘逸潇洒又不失威严肃穆的衮衣绣裳，显示出这位君王或神王，或巫师兼国王——巫政合一的通天神灵，不同于群蚁一样苟活于世的小老百姓的，至高无上的威权和地位。
然而，在三星堆遗址三号至八号六个祭祀坑发掘之前，考古人员没有发现一点商周时代的丝绸或其他丝织品的残留物以做证据。因此，当新的祭祀坑被发现时，省文物局长王毅专门找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几个大牌专家，以及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的驻站人员讨论丝绸和可能发现丝绸的位置以及处理方法等等事宜。根据考古发掘经验，丝绸的遗留物往往在它附着的器物的某个位置，且以金属器物为多，如青铜器、金器等。于是乎，在新六坑正式发掘之前，王毅、唐飞等就向所有队员强调一定要注意丝绸残留物并设法成功收集，且自2020年8月开始，省考古研究院就派出专家对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残片、完整器进行全面排查，以检测在上面是否有丝绸的遗留物。结果令人惊喜，检测人员相继在青铜眼泡、青铜尊口沿、青铜蛇、人头像等13类器型、40多件器物上，发现了具有平纹、斜编组织结构的丝绸残留物。这一发现，鼓舞了考古和文物保护人员，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的寻找工作来说，无疑是一针兴奋剂。
新六坑的考古发掘拉开帷幕后，考古人员在四号坑的灰烬层中发现一件青铜器旁有麻线堆积，且呈一缕一缕有序排列的状态。提取后用显微镜进行观察，麻线并不存在经纬组织结构，仅一缕一缕排列成比较有序的线条。考古人员又对周围的土样做了显微观察，发现了具有明显经纬组织结构的纺织物，尽管长宽只有3.8毫米×3.1毫米，小得可怜，但肉眼可见。科技人员通过观察分析其显微形态，并结合酶联免疫分析结果，判定该纺织物为平纹组织结构的丝绸残留物——这是考古人员第一次在新一轮祭祀坑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丝绸残留物。随后，考古人员又在三号坑青铜大面具耳朵旁的填土中，以及六号坑木箱底部土样中检测到了丝蛋白信号。但只是一个信号，毕竟不是实打实的铁证。直到在八号祭祀坑灰烬层发现了一块比人的指甲盖还大的、较为完整的丝绸残片，考古、文物保护人员才更加确定，三星堆人已织造、使用丝绸，这一发现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一下子轰动了世界。众人没有想到，小小的丝绸残片，竟填补了四川纺织考古中无丝绸实物出土的空白，一举揭开了湮没久远的历史记忆，并证实了青铜大立人身穿三层锦衣绣袍的猜想。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为进一步研究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丝绸，诠释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先民的纺织工艺和用丝制度，起到无可替代的巨大推进作用。
神兽与神坛
有了丝绸残片的发现，沉默的气氛被打破，八号祭祀坑发掘者的情绪再度高涨起来，进度明显加快。眼看一米多深的灰烬层就要清理完毕，离此前钻探和勘察的深度只有半米多就见底了，令发掘队员望眼欲穿的大型青铜器仍未露头。考古队员望着眼前的一切默默沉思，下面潜伏的确是大号青铜器吗？奇异魔幻的神器会突然自地下钻出来吗？众人怀着期望甚至幻想挥动手铲继续清理灰烬层。然而，又是一个月过去，手铲已经触及填土层，下面仍没有大件器物出土的迹象。有点焦急的发掘队员以及坑外各路专家、学者、记者兼围观者，对坑中掩埋大量金属物的想法发生了动摇，继之对金属探测仪的准确度产生了怀疑。
正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就在坑外人员心情失落并来回踱步、摇头晃脑呈癫狂状，且自腰间掏出钉子扎轮胎——泄气之时，阴霾中露出了一道阳光，瞬间照亮了整个方舱——一根象牙露了出来。发掘人员把旁边的填土稍加清理，一大片长短粗细不一的象牙密布坑中，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又黑又亮。按照以前对祭祀坑发掘的经验，只要出现大片象牙，下面一定埋压着成片成堆的大型青铜器或青铜器的残片。众人见状，惊喜交加，立即欢呼起来。同时表示，那架自美国进口的现代科学探测仪与它的制造者们一样，诚不欺我也。
八号坑出土的象牙（引自《考古》2022年第7期）
接下来就是对象牙的清理与提取，继之是对黄金面具残片等金属的提取。再接下来，发掘人员通过提取象牙后显出的空间，像当年的武陵人一样，只觉“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而后一下子进入了“地野广阔”的桃花源——动人心魄的大型青铜器横空出世了，器物之多，之宏大，之奇特，一下子亮瞎了众人的眼睛，可辨认的铜器有顶觚形尊蛇身人像、人头像、面具、神坛、太阳形器、龙形器、眼形器、尊、罍和瓿等等。望着满坑泛着青绿色幽光的国之重器，方舱内外欢声雷动，经久不息。
十几天后，眼前的青铜重器在发掘人员殷切的目光与温热的双手的托举下，陆续自伏卧三千多年的八号坑起身，以豪迈的气势与风采走出方舱。而深达2米多的坑内埋藏的数以千计的文物中，最吸引发掘队员和媒体眼球的四人抬扛神坛与鸟人铜像，也在最后的清理中回归人间大地。
八号坑埋藏物局部（余嘉 摄）
八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兽（余嘉 摄）
2021年9月9日上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召开新闻通气会，向媒体发布了最新发掘成果，其中八号祭祀坑发现的神坛、神兽最令人瞩目，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近百家媒体纷纷报道。中国日报以《三星堆遗址发现迄今为止最大青铜神坛，造型复杂程度前所未见》为题，对发掘成果做了简要描述，文称：
在发掘工作启动最晚的8号祭祀坑，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三星堆遗址迄今最大的青铜神坛和青铜神兽。
青铜神坛斜倒在坑内，高约85厘米，宽约50厘米，应该是呈一座正方体模样。它的最底部是一个高约30厘米的三层台基，第二层可见勾云形纹饰，第三层则是镂空花纹。台基之上形成一个平台，地面铺满花纹。平台一角，有双手虚握的跪坐小人脸朝外侧；平台一面的中央，另有青铜小人双手朝下、五指伸开，呈舞蹈状。
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介绍，2号祭祀坑曾于1986年出土过一件迷你版的青铜神坛，但十分残破，迄今没有修复。8号祭祀坑发现的这件青铜神坛虽仅有下半部分，其做工之精细以及造型之复杂，已足够惊艳。造型繁复的神坛，被考古人员认为可能表现了三星堆举行祭祀的一个场景。
据悉，青铜神坛上的小人是三星堆从未发现过的造型。其并非以前发现的横向凸目或大纵目，眼睛仅突出来一点，显得十分圆润；身上铸造了青铜小刺，应该象征飘带飞舞。“最奇怪的是他还梳着一个大背头，或者是戴着一种帽子。”赵昊说，在舞蹈小人的两侧，又有两个体形高大的铜人踩着5厘米高的台基。再往上，有跪坐人像肩上扛起杆状物，杆上焊接了又一层平台，平台上有20多厘米高的一件青铜神兽。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青铜神兽的脖子上有铜丝拧成的丝线，神兽背部还跪有一人，腿上有勾云形文身。赵昊认为，丝线可能类似现在的宠物项圈，应该是代表神兽是受人控制，传达出三星堆人想要控制自然界某些力量的愿望。
神坛旁还发现一件单独的青铜神兽，高约90厘米。目前，这只神兽的尾部被象牙压住，考古人员推测它应该还有一条尾巴，按比例推测，这只神兽长约1.2米左右，将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又一件体量巨大的文物。
这件巨大的青铜神兽仅是单纯的雕塑还是有其他作用？赵昊推测，它被用来托放神坛，可能是单独托着青铜神坛，也可能是和另一只神兽一起形成神坛底部。“如果是双托造型，那么未来的发掘中极可能还会发现青铜神兽。”（记者 岳依桐 贺劭清）
由于八号坑的象牙与青铜器堆积过于庞杂繁乱，八号坑又是此次发掘的六个坑中最深最大的一个祭祀坑，因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保护第一，清理第二，发掘工作需缓慢地进行，动用一切可动用的现代科技资源保护文物，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发掘工作也就全部封闭起来，媒体与其他外界人员不得进入干扰。
青铜神坛和青铜神兽（余嘉 摄）
如此这般，八号坑的发掘缓慢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研究人员对清理出坑的器物以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各方面检测，提取有效数据，随时校正发掘方向和技术手段。直到第二年6月，提取青铜神坛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后，才允许媒体进入现场报道，社会各界期盼已久的青铜神坛即将出坑，万人空巷的盛况再次出现。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得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抢先进入现场报道：
6月1日上午，三星堆考古发掘舱，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俯身趴在操作平台上，不停用纯净水湿润土壤，软化干硬的泥土，为不久后青铜神坛的提取做准备。早在去年9月的直播中，这件仍半埋在泥土里的神坛便引发了极大的关注——造型独特、体型庞大、工艺复杂、首次发现，几个关键词已让观众和考古专家对这件神坛有了无尽的期待和想象。
在器物密集的八号坑，青铜神坛斜倒在坑里的东北角。它从2021年7月开始露头，但由于有厚实的灰烬层覆盖，考古人员花了长时间来清理，直到最近基本上到了可以提取出坑的程度。赵昊介绍，这件神坛大致分为三部分，最下面是方形台基，台基上有12个小人，分为3组，每组4人，动作各异——在四角，有双手虚握的跪坐小人脸朝外侧，双手呈持握姿态；在平台一面正中心的位置，还有坐姿的，发型和穿着的衣服都很特别。赵昊说，另外有4个人跪在立柱上，肌肉强健，扛着轿子一样的东西，上面抬着小神兽，小神兽上又骑着人……多个人不同的形象似乎描述了当时祭祀活动中不同人员的角色和行为，对于研究祭祀活动如何进行，三星堆祭祀坑如何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赵昊介绍，目前八号坑发现的这件神坛仍不完整，已暴露出的部分，高约90厘米，可以算作神坛的下半部，至于上半部分，目前还没有看到。
在采访中，记者还问及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与八号坑新出土的神坛是否存在关联，赵昊回答：
两件神坛结构不同，并非放大缩小的关系，而是两件完全不同的器物。首先从保存上看，1986年发现的神坛被焚烧得非常严重，在出土时是完全碎片的状态，8号坑的这件神坛主体虽然上半部分有残缺，但下半部分基本完整且保持原味，能带给考古人员比较清晰的认知。其次，1986年出土的神坛即便在复原后，其完全高度只在60厘米左右，也不及8号坑这件。第三是表现场景不同。8号坑的神坛可以大致理解为“人驮神兽，神兽上骑人，人上又有兽”这样一个构造，1986年的神坛从目前的研究性复原来看，神兽在最下面，神兽驮着人，人之上还有一个类似尊的东西。当然，考古人员还需要根据其他发现进行比对拼接，才能得到8号坑这件青铜神坛的完整高度及其完整形貌。（记者 段祯）
青铜神坛远景（余嘉 摄）
6月14日，CCTV13频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对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坛做了报道：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造型复杂程度前所未见的青铜神坛，也是三星堆迄今为止最大的青铜神坛；整体呈多级塔台状，高约90厘米，底部约40厘米见方，上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生动刻画了一个宏大的祭祀场景云云。
此时，青铜神坛已经提取出坑，运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实验室检测、清理、保护。CCTV13频道的记者采访了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赵昊，向观众介绍了这件青铜神坛的一些信息。
画外音：被发现时神坛就已经断裂，因此考古队员分两次进行了提取。首先提取出来顶部的小神兽，造型非常奇特，像是多种动物的混合体，躯干类似于马，腿部像大象，长有大尾巴，嘴部十分宽大。
赵昊：提取上来之后发现有一点变化，就是它比其他的神兽多了两颗非常长的獠牙，而且是向上卷起来的獠牙，但是我们目前暂时称那个东西是獠牙，因为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画外音：小神兽的脖子被铜绳拴着，铜绳向上延伸，大概有30到40厘米。
赵昊：但是再向上的部分就断掉了，所以我们整体推断，这个神坛之上，实际上在8号坑内现在还不是完全的，它可能是会更高的情况。
画外音：此次提取的青铜神坛是8号坑内工艺最为复杂的一件器物，造型奇特，目前残件共分为三层，先提取的神兽位于神坛上部，中间一层初步估算有13个青铜人，其中4人将神兽抬起，其余或蹲坐、或呈跪姿，手的姿态也不太一样，考古人员推测极有可能展现的是古蜀人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景，神坛底部是一个镂空的平台，目前整个神坛残存的高度近1米。
主持人：继小神兽之后，考古队又提取了神坛的基座。由于基座已经矿化，变得脆弱，因此在提取前，考古队员对其内部进行了清理以减轻重量，而在清理过程中，又有了新发现。
赵昊：我们在神坛的基座里面，发现了一个完整的铃铛。我们现在怀疑，这个铃铛原来是悬挂在神坛的这个方座内的，因为实际上根据一些中原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器物来说，当时这个商周时期的人有一个习惯，或者工匠有一个习惯，就是把铃铛悬挂在这个方座的内部中间，这样的话，移动器物会有这种清脆的声响。
画外音：考古队员继续清理，神坛周边一个青铜罍露了出来，高度仅有几厘米。尊和罍是在三星堆常见的青铜容器，然而如此“迷你”的小铜罍还是首次发现。由于此前三星堆2号、3号、8号坑都曾出土过顶尊造型的青铜器，因此最初赵昊推测这有可能是一件“顶罍”造型的器物。
青铜神坛的底座近景（余嘉 摄）
赵昊：但是我们在提上来之后，发现这个事情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它竟然是一个人用着一个背带背着这个罍，就像我们背一个双肩背的书包，但它是单绳的书包，单绳扣着一个罍，其实这种背法我们现在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也能看到人在劳动的时候会使用这种做法背重物。
画外音：这件背着罍的小铜人个头虽小，做工却丝毫不逊色，非常精细，背带只有2毫米宽，背后仅0.5毫米宽的绳结也清晰可见。
赵昊：这个本身背着罍的人，是作为独一形象存在于神坛的最中心位置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背的罍，或者是罍中装的器物，极有可能是在这个场景，或者是神坛的这个场景中最重要的一件器物。
主持人：8号坑青铜神坛提取完毕，保存状况整体是比较好的，接下来在实验室，考古队员还将开展哪些研究？又将解答哪些谜团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考古发掘队员赵昊的分析。
赵昊：我们一般首先进行的是实验室的微痕观察，比如说我们要用显微镜来观察它表面是否有其他的附着物，尤其是肉眼不太能够常见的附着物。假如说它有丝织品，或者其他的纺织品，当时包裹着神坛，因为这个神坛当时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一个器物，它是否是包裹着神坛之后被填埋进坑的，这个是首先需要分析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提取神坛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其中的一个跪坐人像的手中，像大立人一样，持握着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应该原本是有机质的，它被烧成炭化的状态了，但是形态来看是完完整整的，我们下一个任务首先就要知道这个东西的材质是什么样子，看这个原来比如说是象牙、骨头或者是木头，来做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是前两步的，一个是微痕，一个是有机质的材质分析。
再下来就是我们对于整个神坛铸造技术的研究，因为神坛相对来说是目前不仅是8号坑，可能也是整个三星堆这几个祭祀坑中，不是最大，但是最精巧的一件器物，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铸造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这个神坛可以了解古蜀地区当时的铸造技术的特征，以及与中原地区铸造技术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一些不同点和相同点都可以进行对比，这个是可能未来长期要做的一个工作。
三星堆遗址八号坑青铜神坛出土并运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实验室之后，其他的器物也相继出土并同样运往实验室进行检测、保护，然后是各方面专家对其进行研究、拼接、复原，继之是向社会大众开放展出。当然，这应是几年或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2022年7月，中国考古界最权威的《考古》月刊发布了三星堆遗址六个祭祀坑的发掘简报，报道了考古工作者近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工作情况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其时八号坑的发掘、清理工作刚刚进入尾声。简报如下：
K8位于发掘区南部偏东。叠压于第3层下，被G22打破，打破第5层。方向117度。现存坑口近宽长方形，东侧较窄，西侧略宽，距地表深0.35—0.4米；坑口长5.01、宽3.31—4.03米，已清理深超过1.6米（预计深超过2米），面积近20平方米。坑壁斜直，壁面未见明显的加工和处理痕迹，底部情况不明。
K8堆积相对较复杂，可分填土、灰烬、间隔层、埋藏遗物四部分。填土厚0.5—0.7米，大体呈水平状，南侧略高于北侧，以黄褐色、灰褐色夹砂黏土为主，土质较致密纯净，夹杂极少量炭屑和烧土颗粒。出土遗物不多，仅有零星铜渣和铜器残片。灰烬遍布全坑，由东南向西北倾斜，较疏松，不甚纯净，夹杂较多炭屑、骨渣、烧土块及烧土颗粒。出土遗物较多，以小型铜器、金器、玉石器及大型铜器残片为主。间隔层为黄褐色粉沙土，夹杂烧土颗粒和少量炭屑，与K4的下部填土和发掘区第5层较相似，南、北两侧厚而中部薄。出土遗物较少，主要为小型铜器、金器和玉石器及残片。
埋藏遗物遍布全坑，最上层是平均厚度超过0.3米的象牙，数量甚多，没有明显分布规律。象牙保存较差，尤其西部靠下的基本粘连在一起，难以精准分开。目前象牙尚未提取完毕，但在靠近坑四壁区域和中间局部已露出不少叠压于象牙之下的铜器，同样未见特殊的分布规律。铜器保存较差，几乎不见完整器，容器有明显破损，长条状铜器亦残断，大致可辨认的铜器器类有顶觚形尊蛇身人像、人头像、面具、神坛、太阳形器、龙形器、眼形器、尊、罍和瓿等。
截至目前，K8提取编号遗物共5210件，其中填土出土458件，灰烬出土4160件，间隔层出土290件，埋藏遗物提取302件。以铜器居多，共3822件；金器次之，共368件；还有玉器324件、石器261件、陶器20件、象牙312根，以及绿松石、骨角器、海贝和骨渣等103件。相对完整的器物906件，其中铜器58件、金器368件、玉器205件、石器34件、象牙241根。已提取的较典型器物有铜人头像、铜铃、玉璋、玉璧、石磬等。
【6】
在简报的结语中，执笔者对三星堆遗址一至八号坑的位置关系、形制及方向等各方面特征做了归纳，得出的结论是“本次发掘的6座坑与1986年发掘的K1、K2分为四组，其中K1、K4一组，K2、K3一组，K5、K6一组，K7、K8一组。各组内的两座坑似是同时形成”。
【7】
经对六个新坑出土的陶器分析，以及对四号坑出土有机物样本的碳十四测年，发掘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坑的掩埋年代相当于三星堆文化第五期，即安阳殷墟文化第四期，距今约3200—3000年。七号坑、八号坑出土的器物中，有与二号坑、三号坑相似的，由此推断，七号坑和八号坑亦为殷墟第四期。只有五号坑与六号坑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周早期。
2022年6月，考古人员又在坑内发现了从八号坑青铜神坛台基上脱落的第13个小人—背罍跪坐青铜人像，这在三星堆还是首次发现（图：视觉中国）
祭祀坑暗藏的密码
三号坑正式发掘之后，年轻的杨镇与来自上海大学的徐斐宏二位“坑长”，就有一种奇怪的念头萦绕脑际：眼前这个坑的形制、大小、角度似在哪里见过。二人暗自叽咕后一碰头，竟不谋而合，三号坑应该是与二号坑相近或属同一个模式。于是，二人找出1986年发掘的二号坑的照片、简报等珍贵资料加以对比，发现确实有密切关联。其因是，从坑的形制等诸方面比对，二、三号坑都为矩形，长宽、面积相近，朝向一致，相距最近且均为黄褐色填土。就器物埋藏方式看，似按同一规律同步进行操作，如揭开填土，器物表层是象牙，象牙下面堆积着大量的青铜器，包括大小不一的面具、青铜人头、眼形器、太阳形器（被戏称为“方向盘”）、青铜神树残枝断叶、青铜尊、罍等重器。再下一层，是金器、玉器，如金面具、玉璋、玉人等。这一切，都与当年发掘的二号坑器物堆积层如出一辙。这一发现，令二人惊讶不已。
就考古与文物保护的基本常识言之，金、银、铜、铁等制品以及玉器、石器、陶器等，更容易提取、保存。而尸骨、树木、贝壳、皮革、丝绸、麻布，以及各种农作物的种子、果实等埋入地下，若没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那样的绝佳封闭环境，极易腐烂朽坏，不但提取困难，因为氧化、风化等原因，保存更是难上加难。遥想1986年夏天，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抢救性发掘之时，面对满坑放射着光彩的象牙，在没有技术能力相应对的情况下，考古人员只有采取普通捡拾的办法在露天中提取，但后果是，这一批象牙运到成都仓库后，不久即因钙化严重而变成一堆碎块和粉末，确切地说，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象牙几乎没有一根完整地保存下来，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一大不幸事件，令人至堪扼腕。
然而，三十年后就大不相同了，历史在前进，科技水平也有了提升。本次三号坑的发掘，所提取的一草一木，一物一器，皆是在钢结构大棚内恒温、恒湿的“方舱”中进行。而提取象牙前即做好对应的物理加固技术方案，即每一根象牙在提取时都要裹上一层保鲜薄膜，继之缠以绷带，外加石膏固定，然后送入冷藏库房保存。如此这般，便可使象牙在更大程度上保持原状。当然，考古是有程序和规矩的，象牙提取的过程并不像工人伐木或农民刨土豆、挖地瓜那样快捷，而是极为缓慢的，每个环节都要在技术保护上一次性到位，不能因疏忽大意而留下隐患。据冉宏林与其他考古人员透露，三号坑提取象牙时，最初一根需要耗时三天才能出坑，后来随着技术熟练，最快时可以达到一天两根，但这也是一个极限。因为提取文物比拼的不是速度，而是如何提取和提取之后的保护程度。
恒温、恒湿的文物保护与修复“方舱”（余嘉 摄）
尽管相隔三十多年，由于二、三号坑形制与出土器物的规制、出土层与质地相近，不免令现场和前往现场观摩的考古人员，特别是文物修复人员想起了并不久远的过去。这便是，当年一、二号坑文物出土并费尽周折运往成都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人员杨晓邬等进行拼接、修复，在进入三星堆博物馆展出前，馆内陈列保管部的技术人员郭汉中等，也对出土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青铜大面具等珍贵文物进行了拼接、修复。假如有些文物个体在三千多年前被砸毁、焚烧之后埋入仅有的两个坑中，只要这个文物没有化为青烟和灰烬，那么在一、二号坑中一定能找到残品、残片或痕迹。然而令修复专家们遗憾的是，有些显然缺少的器物个体残件，在所有出土的文物中，无论如何也找不见踪影。如著名的青铜神树出土时被毁严重，青铜大面具也残缺好几块，无论是早期接手的修复大师杨晓邬还是杨的弟子、修复小师郭汉中，都企图凭借自己出众的技艺和聪明才智对其进行全部复原，但有几个显然缺少的部件上天入地四处搜寻，甚至连室内外老鼠洞都抠了几遍，就是渺无踪影，而发掘前与发掘时被不法分子或内部人员盗走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存在。这个奇怪的现象令修复人员和考古人员思考的同时，也给人一个提醒，即有些器物残片被扔到了别的地方，或埋入别的祭祀坑，或与其他垃圾一起被运到山涧沟壑，弃之于污泥浊水之中去了。这个猜想萦绕于大家心中几十年，直到六个祭祀坑重现人世，特别是把二、三号直至八号坑掩埋的文物加以对比，众人才恍然大悟，哎呀，原来如此！
由于提前把三号坑与二号坑的情形进行了对比和研究，脑子里有一根“二者紧密关联”的弦在，因而，当三号坑的文物尚未全部揭露时，敏锐的徐斐宏与杨镇，连同雷雨、冉宏林、赵昊、黎海超、许丹阳等考古与文物修复人员一眼就看出，坑内散落着二号坑文物缺失的、当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器物残件。或者说，当年寻寻觅觅而不得的二号坑残件的主体器物，就悄然潜伏在三号坑中的泥灰之中。巨大的青铜面具被清理提取之后，几个被压在象牙下的、散落的青铜残件，无论是造型、大小、艺术风格都与二号坑最大的2号青铜神树的部件具有相当高的相似性，放眼一望，即知与二号坑青铜神树的关系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