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隐秘
六坑发掘结束，坑属性质争论烽烟再起，“火烧神庙说”异军突起，坑之属性与灭国的猜测再度被联系在一起。瘟疫暴发，国王与民众死亡。神庙供奉之“群巫之长”或说国王——青铜大立人像，连同国王的金杖和庙中神像、祭品，全部以“燎祭”与“瘗埋”的方式，分批送回天上神界，一座座大型祭祀坑形成。
祭祀坑与埋藏坑之争
【1】
当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发掘到灰烬层的时候，面对满坑的器物碎片与红烧土块，负责人之一蔡宁在回答记者提问坑之性质时，说：“目前大家倾向于将八号坑看作‘填埋坑’，填埋坑是个中性词，它像是一场大型祭祀活动之后打扫完‘战场’、倾倒废弃物的埋藏坑，因为一是坑内器物种类多，二是残片非常碎。”
2021年10月27日，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冉宏林在中央电视台《考古公开课·百年考古大发现（六）·风雅颂歌》节目中，首次公开提出新发现的六座土坑，很可能是“神庙失火”之后，三星堆人把神庙里供奉的大小器物清理出来后掩埋的，因而应称之为“祭祀器物埋藏坑”。想来，三星堆人迁都许多年后，他们的后人再次来到这里祭奠前辈，同时建造了两座小坑，即五号与六号坑，这两个坑才是真正的“祭祀坑”。冉氏于2022年1月20日开展的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科研周专家讲坛第三讲中，做了题为《关于三星堆祭祀区的三个猜想》的学术报告，在其中对上述观点做了具体阐述，内容大致如下：
继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号坑（K1）、二号坑（K2）清理后，2019年10月下旬开始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发现6座新坑（K3—K8），出土文物与K1、K2相似，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象牙等，截至目前发现11000余件。他（冉宏林）认为，8座“祭祀坑”及其他祭祀遗存集中分布于一片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区域内，该区域由黄褐色粉沙土铺垫平整，与三星堆城墙的走向大致平行，应为祭祀区的分布范围。结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发现，冉宏林提出三个方面的猜想。
猜想一：三星堆“祭祀坑”年代的猜想。三星堆K1、K2的年代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在新坑发现之前，冉宏林通过对三星堆K1、K2三件成套器物的成功跨坑拼对，推测K1和K2应为同时形成。以此为线索，通过器物跨坑拼对及陶器器型分析，他猜想K1、K2、K3、K4、K7、K8年代大致相当，并结合K4的测年结果，初步判断6个祭祀坑的时代为殷墟四期。K6打破K7，则K6及与之同组的K5年代较晚，可能为西周早期。
猜想二：三星堆“祭祀坑”性质的猜想。之前关于K1、K2的性质，也一直存在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是祭祀坑，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祭祀器物掩埋坑，第三种观点认为可能是墓葬、陪葬坑、盟誓遗迹等。从“祭祀坑”形状、面积、文物埋藏状况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冉宏林指出，K5和K6与其他6座“祭祀坑”区别明显，性质也应不相同，结合坑内出土器物，他猜想K5和K6可能为祭祀坑，其余6座为祭祀器物掩埋坑。
猜想三：三星堆祭祀区形成原因的猜想。冉宏林分析认为，三星堆遗址K1、K2、K3、K4、K7、K8这6座大坑应是短期内形成，器物埋藏堆积整体存在一定的顺序，首先填埋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器物，接着铺垫象牙，最后用黄褐色黏土进行回填。他还发现6座大坑的器物掩埋也存在不完全一致的现象，比如在K1、K4、K8有大量灰烬，其余坑内未发现灰烬，K3象牙层上填埋有灰烬和铜器等。K8内出土了大量大块的红烧土块，与木骨泥墙建筑的烧土块相似，与大量灰烬、浅黄褐色细沙土混合，冉宏林猜想这些遗存可能与房屋有一定关系。坑内埋藏的器物存在大残小全、空残实全、长残短全的现象，他猜想这些祭祀器物原来完整地陈列在祭祀区的宗庙内，由于宗庙失火、房屋倒塌从而造成一种无人为区别对待的破坏（只是因为器物原本承受力不同而被破坏的程度也有不同），最终被人们挖坑掩埋。冉宏林推测，古蜀国先民面临三星堆失火，宗庙被毁，鸭子河和马牧河的侵蚀等原因，认为三星堆区域不适合居住，因此整体迁都至金沙区域发展，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和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为同一支考古学文化。
【2】
冉宏林指出，以上三个猜想还仅仅只是初步的思考，还需要通过后续大量的整理、研究等工作去证实。
冉宏林的这一说法中，虽有“埋藏”的意思，又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埋藏”，到了2022年7月《考古》第七期正式发表时，冉宏林等人将除五号坑、六号坑以外的六个坑称为“祭祀器物掩埋坑”。这就使坑的性质处于“祭祀”坑与“埋藏”坑之间，使两方言论的拥趸都无可奈何，巧妙地避开了刺激一方和产生新的矛盾。
这个几乎被看作三星堆六个新坑考古发掘成果定论的简报，在结语时再次对“祭祀坑”的性质做了定义，文中说：
与一、二号坑相比，三至八号坑的发掘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余嘉 摄）
以往学者关于K1和K2的性质存在较大的争议，或认为是祭祀坑，或认为是因不同原因被破坏的祭祀器物的掩埋坑。本次发掘在K8中发现有明显属于建筑墙壁的红烧土块，K1、K3、K4和K8还填埋有大量以竹为主要成分的灰烬，竹子被广泛用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建筑之中，故这些灰烬也有可能来自建筑，上述遗物显然不是作为祭品埋入祭祀坑。结合年代大致同时的6座坑所出遗物的焚烧程度、破损情况以及焚烧和破损的部位均没有明显的选择性进行综合考虑，本次发掘的K3、K4、K7、K8，以及1986年发掘的K1和K2的性质更加偏向于祭祀器物掩埋坑而非狭义的祭祀坑。
K5和K6无论是面积还是深度都与其余6座坑判然有别，填埋堆积和埋藏遗物的种类构成以及埋藏行为也有显著差异，甚至K6还打破了K7，故K5和K6性质应与其余6座坑不同。两坑连同祭祀区内3座小型圆形祭祀坑与成都金沙遗址梅苑地点的祭祀坑较相似，故应是事实上的祭祀坑。
【3】
祭祀区内8座坑的年代晚至殷墟文化第四期甚至西周早期，表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年代下限也相应后延，至少到殷墟文化第四期某一时间古蜀国都城才从三星堆遗址迁离。但都城的废弃并不意味着此地立即就荒无人烟，相反还有少量等级较高人群仍留在三星堆遗址并在原祭祀区继续举行小规模的祭祀活动。这一认识也可从同时期的西城墙补筑墙体以及青关山土台包含金箔片、绿松石珠、玉璋等高等级遗物的器物掩埋坑等发现中得到印证。
【4】
对“结语”提出的观点，没有亲自参与发掘或拿到这六个新坑、或包括前后总共八个祭祀坑第一手研究资料的人员，在短时间内只能听之任之，并不敢过多置喙，以免才学不够，事实不清，匆忙上阵，招惹是非，自寻其辱。然而，考古文物界的老将们却不太理会，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在三星堆遗址六个新坑发掘之后，坚持自己以前所采用的“器物坑”之说。按孙氏的说法，这个称谓乃“学术界对三星堆器物坑的定性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如果直接说‘祭祀坑’，实际上已经把它的功能定性了，认定这些坑是基于某种宗教观念的用于祭祀目的的遗存。而在三星堆地点还没有全面揭露的时候，在还有一些器物坑没有进行考古发掘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些坑的功能本身还要做很多研究，才能做出一个最有可能性的判断。在此之前，用‘器物坑’之类相对中性的词更为妥当。1986年两个器物坑被发现时，坑内掩埋的很多器物的确属于宗教祭祀的像设和器具，但损坏并埋藏这些像设和器具却不一定是为了祭祀，窖藏坑、墓葬坑、掩埋坑、祭祀坑的可能性都还不能排除。”
从四川的考古文物单位进入北大学习、任教的孙华，不仅曾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说这段话的时候，他还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随后兼任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当此之时，在三星堆遗址发掘六个新坑的冉宏林、许丹阳、徐斐宏、赵昊等北大出身的青年考古学家，皆是孙华的弟子或弟子一辈的人，这一批人是否受孙氏影响不得而知，但世人看到的是，在中国考古界最具权威的《考古》月刊上正式发表的“发掘报告”中，有了一个“掩埋坑”的过渡或折中的称谓。然而，这个折中的方案或称谓并未得到所有学者的满意和肯定，反驳与批评之声仍不断掀起，如三十年前主持一、二号坑的发掘工作并亲自参与发掘的陈显丹，以及当年三星堆遗址的重要发掘组织者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的负责人赵殿增，仍竭力坚持并维护“祭祀坑”之说，二人各自发表针对性的言论，以供众听。
陈显丹针对是将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坑连同之前两个坑，称作“祭祀坑”还是“器物埋藏坑”，或其他的什么“失灵神物掩埋坑”“不祥宝器掩埋坑”“鱼凫灭国器物坑”“墓葬陪葬坑”“火葬墓”等等乱七八糟的叫法，再次向学术界阐述了他的观点，并坚定不移地予以维护。
当年由“二陈”主导撰写的一、二号坑“发掘简报”，以及后来正式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明确把两个坑定为“祭祀坑”。尽管当时和之后遭到了学术界一些人的反对和驳难，出现了各种名堂的“坑”，但正如陈显丹所言，无论从什么角度论证，就今天看来，这八个坑只能是“祭祀坑”，而不能被称为“器物埋藏坑”，其他的各种名堂的坑或什么所谓的墓，当然更不值一哂。
所有文物都要经过仔细检查才会提取（余嘉 摄）
【5】
按陈显丹的说法，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坑和一、二号坑都位于一个区域，平面布局约成“北斗星”形，而且都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只是规模的大小不同而已。八个坑的方向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这里应是蜀人有意识专门规划的“祭祀区域”。而且新发现的六个坑里的器物堆积叠压也与一、二号祭祀坑相同。坑里的器型也是经过火烧、砸碎后，将青铜器放入事先挖好的坑内，然后再将大量的象牙覆盖在青铜器之上。
【6】
又说，最新发现的六个坑中出土的文物，也与一、二号坑出土的种类基本相同，除五号、六号坑没有发现完整的象牙外，其余四个坑中都有大量的象牙。由此可见新发现的六个坑中的文物也同样是古蜀王国神殿里的“神器”，既有祭祀者，也有被祭祀的偶像，虽然新发现的六个坑内没有发现火烧的痕迹，但在坑中仍有许多的灰烬。由此可见，古蜀人是在举行完某种相应的仪式，并将这些遗物进行焚烧、砸碎后，再将这些遗物按“程序”放进预先规划好的坑里进行掩埋。也就是说这八个坑都是祭祀仪式的组成部分，是事先已经计划好的，所以坑的形制基本相同，方向一致。人们从八个祭祀坑中出土的不同文物也可窥其“奥秘”。如凡是有神坛、神树、大型面具、金杖的坑都较大，如一、二、三、七、八号坑。五号坑基本上放置的是金器和砸碎的牙雕器和碎骨渣，是八个祭祀坑中最小的，但砸碎的骨渣形式类似一号祭祀坑。其次是四号坑，除有几十枚象牙外，器物种类都较少，但这个坑里出土的陶器比例比较大。再有就是六号坑，该坑是八个祭祀坑中最为“特别”的坑。坑中除有一个长方形“木箱”外，没有其他任何器物发现，唯一发现的是在箱底有一小块炭化痕迹，初步判断为“丝织品”（南按：后来在箱子下面出土一柄玉刀、一朽坏的木条），由此可见每个坑都有一定的侧重。
【7】【8】
为进一步论证两种说法或两种性质的不同，陈显丹解释说：“如果这些坑是埋藏坑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埋藏？既然是‘埋藏’，那就是考虑在今后有机会取出来使用，既然考虑了今后还要用，何必要费那么多的程序，又是烧又是砸碎又有序地将器物放入坑内。”陈氏举例说明：一百多年来，民间和考古工作者在周原一带发现了许多窖藏青铜器，如1976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乡庄白村村民，在坡地里发现了一个长近2米，宽约1米，深1米多的青铜器窖藏，后经考古人员发掘，从这个窖藏里清理出土了100多件包括但不限于编钟、编铃、鬲、簋、盘、方彝、爵、鼎、簠、豆、觥、斝、尊、罍、觚、觯等精美绝伦的西周青铜器具。其中有铭文的有74件，铭文最多的一件上有284字，且涉及作器者包括商、折、陵、丰、墙、孟、伯先父等多人，时代从西周初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经过相关学者的研究，这批有铭铜器当中有50多件属于微氏家族用器，记录了微氏几代人的事迹，其中又以墙盘叙述最详。又，1955、1972、1985、2003年，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马家镇杨家村村民，先后在当地土坡、耕地中发现多处青铜器窖藏，清理出土西周青铜器若干件，其中2003年发现的窖藏是一个长方形竖穴连接一个大致为圆形的龛。这个窖藏比较大，长近5米，宽约2.5米，穴底距地表7米，竖穴自深2.5米。竖穴与龛的连接处用夯土密封。当考古人员清理时，龛内放置的西周青铜器完好无损。
【9】
为什么会有这些窖藏呢？陈显丹说，有学者研究，这些窖藏的主人因某种变故而不得不离开家乡，在无法或没有能力把青铜器一同带走的情况下，于仓皇中只得把祖传的视若珍宝的青铜重器挖坑埋藏起来，以待日后有机会前来取出。然而这些人一去不返，重取珍宝的机会也就此断绝，埋藏于窖或龛中的青铜重器也就不为人知了。由于这些窖、龛里的青铜器在埋入的时候，不牵涉宗教、巫术、礼仪，为藏而藏，或者说为取出而藏，才叫作埋藏。三星堆遗址八个坑的青铜器，在当初入坑的时候性质就大为不同，因而不能叫作“器物埋藏”。
【10】
最后，陈显丹强调说，他之所以要再次把这八个坑的性质确认为是“祭祀坑”，“首先基于我们所说的‘祭祀含义不是狭隘的一种特定祭祀，而是含义广泛而又复杂的一种宗教礼仪’”。“就八个坑本身而言，也是一种宗教仪式的产物，不论是坑的形式及所开的坑道（包括坑内、坑道内的层层夯土），还是坑内被粉碎为1—2厘米的动物骨渣、被焚烧的遗物和八个坑的所在区域及一致朝向，都是非常‘讲究’的，这种‘讲究’本身就具有某种宗教祭祀的象征意义。”
【11】【12】【13】【14】【15】
1986年发掘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时，当时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赵殿增，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二陈”提出的“祭祀坑”说。在日后公开发表的论著中，赵殿增又反复进行了理论和实际的论证与考据，直到1992年春，他就已经明确提出：三星堆曾“以祭祀活动作为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与组织统一的重要形式”，并认为“考古新发现印证了典籍传说中蜀史发展的几个过程大体可信”。三星堆人具有在祭祀活动后把祭祀用品埋入“祭祀坑”中的传统习俗，在三星堆遗址内外形成了大大小小众多的“祭祀坑”。未久，赵氏进一步把“祭祀坑说”的主要理由概括为：“坑内器物基本上都是用于祭祀的神像和礼器祭品、建造与瘗埋方式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内容和含义、祭祀坑是某种宗教礼仪活动的最终结果。”稍后，赵氏又提出了由“神坛”“神庙”与“祭祀坑”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的理论。最后，他提出了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可能是因瘟疫而为”的假说。
青铜面具的修复工作（余嘉 摄）
【16】
按赵殿增的说法，“瘟疫亡国”与“瘟疫设坑”假说的支撑点正是史书中所云：先蜀时期的末代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突然死亡）”，“其民亦颇随之化去（极可能是暗指百姓因瘟疫大量死去了）”，在国家发生了这种不可抗拒又无法理解的特大灾难时，三星堆人认为是他们的“神”已经彻底“失灵”了，只好将“神庙”中神像祭品全部毁坏，分批运到了三星堆旁边的祭祀区，再分组进行了“燎祭”和“瘗埋”活动，最后形成了六座超大型的“祭祀坑”，和迁都之后又来此进行“祭奠”的两座中型“祭祀坑”。赵殿增的这些观点和学说是对是错尚需时间的检验，但这些观点和学说为解开争论不休的三星堆“祭祀坑之谜”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思路，对学术界同人亦不乏新的启示。
火烧山神庙之争
关于三星堆遗址六个新坑的发现、发掘，以及随之而来的坑属性质、器物特点与性质等等一连串问题，将会继续争论下去，且随着新的、更加离奇魔幻的论点、论文不断被炮制，争论将越演越烈，直至各方剑拔弩张，不拼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
但是，无论如何争论，六个新坑的发现与发掘，客观上揭开了自1929年燕氏家族发现玉器坑起，留下来的许多历史谜团，对三星堆遗址乃至整个古蜀国文化与文明的研究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特别是对探讨古蜀国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宗教观，以及祭祀行为指出更加明朗的方向。如就三星堆遗址1986至2019年三十多年间陆续发现的八个祭祀坑论，究竟是一次性祭祀留下来的遗迹，还是多次性的、连续不断的祭祀行为导致的？为何在这个区域挖坑掩埋？这些被掩埋的器物是制造完成后立即掩埋？还是利用之后再打碎、折断甚至熔化后掩埋？这些青铜器来自哪里？是舶来品还是本地制造？原放何处？在何种情况下掩埋？等等问题，需要学者们根据新发现的掩埋坑或称祭祀坑，以及坑中出土的各类器物做出相应的新的、合乎情理的判断。
然而，仅凭这些年的考古发现、发掘，要复原一个三千多年前的古城、古国、古文化系统，且要断出它的兴衰原因与具体的时间段落，又是何其艰难？对此，多年来一直关注三星堆调查、发掘并亲力研究的四川大学考古系原青年教师，现川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院长霍巍，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霍说：
【17】
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之后，当时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陈德安先生就观察到，这两个祭祀坑的器物虽然基本文化面貌相同，但可能仍属于两个时期，年代相距约百年，并由此推测“两个坑的器物是不同年代的两个宗庙内的用器”。此次新发掘的4号祭祀坑的C14测年数据多集中在距今3148—2966年的时代范围之内，也属于殷墟晚期，和1、2号祭祀坑的年代相同。这是否表明，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和1、2号祭祀坑一样，也是在大体相距不远的时期内先后举行祭祀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呢？
（所用碳十四半衰期为5568年，BP为距1950年的年代。）
四号坑碳十四年代数据表（引自《四川文物》2021年第2期）
【18】
在六个新坑发现、发掘之前，陈德安认为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是在长时间使用之后，不断增添新的器种，最后才形成丰富而成套的祭器，它们不是制造完了就烧、就砸、就毁、就掩埋入坑，而是作为宗教礼器在某个地方供祭了好长时间之后才被砸毁掩埋的，而最初的供祭地有可能是在宗庙之内，原本属于宗庙用器。其后因宗庙被毁，这些“宗庙重器”才被分别埋藏入坑中。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推测，原来的宗庙才是祭祀的“第一现场”，而现在看到的祭祀坑，则是宗庙被毁之后，将这些重器埋藏入坑的“第二现场”。
对陈德安的说法，霍巍提出疑问：“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此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是出自不同的宗庙，还是出自和1、2号祭祀坑同一处宗庙？”“再次，宗庙为何会被毁？祭祀坑形成的原因何在？”对第二个问题，霍巍讲道：
【19】
过去有两个推测：一是敌国入侵，宗庙被毁；二是统治阶级内部因权力斗争而导致权力转移，即“改朝换代”所致。从现象上看，这些坑内的器物并非杂乱无章地抛弃入坑，而是按一定的顺序埋入，在埋入坑内之前似乎还举行过某种仪式，埋藏过程中还使用了大量牺牲，将其和宗庙重器一同焚烧，表明这些宗庙用器在被砸烂和火烧的过程中，也曾举行过某种祭祀仪式，这都不像是外敌所为，所以陈德安主张“内部权力斗争说”。但这个假说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果是内部权力的转换，需要将这些珍贵的王国重器——黄金、象牙、玉器和青铜器都悉数埋藏吗？如果是一次性“祭祀”行为，只能表明此时发生了极为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如迁都、动乱、灾变等等；如果是多次性“祭祀”行为，不断大量耗费族群和国家所掌握的贵重资源，又是三星堆的国力所能承受的吗？此次新出土的6个祭祀坑内的器物保存情况和埋藏方式，或将会为进一步揭开这个谜底提供新的证物。
【20】
对这几个重要谜团或者说问题，在六个新坑发掘之前，考古人员就有所考虑并对六坑周边进行大规模密集钻探、勘察，最后不惜开掘探方以探地下是否还存有不为人知的建筑或文物，结果是一无所获。对此，在六个坑发掘的中后期，项目负责人雷雨曾对外宣布了他们的努力结果：“在现有的祭祀区之外，考古队还在周边开了几个新的探方，想寻找有没有9号坑或者更多的坑。因为祭祀区与三星堆城址的‘三星堆城墙’挨得很近，在拆去了原本挨着祭祀区的袁家院子后，祭祀区与‘三星堆城墙’之间宽大的壕沟显露了出来，还露出一截大土堆，也就是三星‘堆’的第二个堆的一半，第一个堆现在也只留存一半。壕沟意味着有水，是一条人工河，与不远处的马牧河交汇。祭祀区临河而建，这与金沙的祭祀区邻着摸底河的格局很像，又形成了两地在城市规划理念上的暗合。”
【21】
对新六坑的发现、发掘特别关注的考古学家陈显丹，此前已经根据多年的发掘经验，独具慧眼地指出，三星堆遗址的三个大土堆，与发现、发掘的八个祭祀坑的位置紧密相连，其分布走向均与八个祭祀坑大致相同，都为北偏东35°左右。陈显丹还表示，他可以断定并提醒后来的年轻一代考古人员注意，三星堆不是上帝和外星人建造的，也不是外来文明搞起来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三个隆起在地面的椭圆形的土堆——系人工堆积起来的堆子。经过人工解剖发现其包含物均属商代。”又说：“三星堆堆子不是普通的人工堆积，应是一露天‘祭坛’（‘冢土’）。考虑其与八个祭祀坑同处在三星堆遗址（城址）的西南部，这一区域应是蜀人举行重大礼仪的场所。”
【22】
陈显丹的这一说法，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的学术观念不谋而合，孙说：“（三星堆遗址中的）这8个器物坑，方向都不是正常的方向，都是斜着的，是西北—东南这个方向。而这个方向与城市的方向、城内大型建筑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包括所谓‘三星堆’的那三个土堆，其方向也是西北—东南向。这些现象说明，这些器物坑不会是外来文化和外族入侵者的产物，而是本城人、本族人即本国的人们留下的。他们具有相同的方位观念，才会从排列到坑的开口都是有规则的。对于这个一致的‘西北—东南’方位观念，如果判断朝向的话，更可能是东南方向，也就是河流流水的方向，三星堆城大型建筑和三星堆一号坑坑口象征院落浅沟的门道方向，就是这样的。”
六个新坑发现以来，密切关注其动向并进行学术追踪和研究的考古界老将赵殿增，尽管现已年逾八十，头脑依然清晰活跃，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学术研究热情不减，并以青春的姿态和步伐，奔波在探寻、发掘小径上，上下求索。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坑的来龙去脉，赵殿增做了如下判断与诠释。
【23】【24】
赵强调自己仍支持陈德安、陈显丹于1986年发掘三星堆一、二号坑之后，发表于考古报告上的定名“祭祀坑”之说。而随着六个新坑发掘接近尾声，原来盛兴一时的“战败亡国掩埋坑说”，以及从“战败说”分支出来的“敌人掩埋说”和“自己掩埋说”两种说法也逐渐销声匿迹，似乎已基本上被彻底否定。就在六个坑全面展开发掘之时，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三星堆发掘咨询组组长王巍于2021年6月6日在南京大学的讲演中，谈到“目前三星堆焦点”问题，他认为“三星堆所发现的这批坑状遗迹应当与祭祀密切相关，并不是一次性同时埋藏，也不是敌对人群摧毁三星堆后埋藏；三星堆与金沙不存在暴力性取代迹象；青铜面具是以当地人面部特征出发，基于现实的神话产物；三星堆文化使用文字的可能性不大，但不影响三星堆文明的地位”。
随着王巍的发言，其他的如“宗庙器物坑”“复仇坑”“封禅遗存坑”“盟誓坑”“火葬坑”等等乱七八糟的“坑”，全部作为坑人之“坑”被埋入历史的垃圾堆不再露头。既然这些“坑”都不存在，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三星堆人去挖这些“坑”又在这些“坑”中掩埋器物呢？是吃饱了撑的？还是当地风行的一种游戏？或是一种宗教行动？又或是一场灾难之后的无奈之举？这八个坑的性质是一样的吗？等等一连串问题又蹦到众专家学者的面前，并以上万件的文物作为历史的铁证或见证，逼迫考古文物界与各路有志研究三星堆遗址的专家学者做出回应。
坑内的每一寸土都要仔细筛查（余嘉 摄）
就在众学者伫立坑前，思虑再三，举步不前，“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时，平地一声雷响，“神庙失火说”异军突起，“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下子在学术界与民间燃烧起来。自此，“神庙失火说”就跃升为一个新的主流学说，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一时间，考古圈内外竞相表态，赞成者有之，否定者有之，和稀泥者有之，看热闹不嫌事大者有之。正在各方对峙呈胶着状态之时，曾担任多年安阳殷墟考古队队长的唐际根站将出来，在否定了前述“复仇坑说”“封禅坑说”等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学说之后，又弄出了一个新的学说。唐说：
最近，主持三星堆发掘的冉宏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新发现的三星堆埋藏坑称为“祭祀埋藏坑”，应是出于同样理由。不过，考虑到“祭祀埋藏坑”未将考古现象涵盖其中，笔者认为“祭祀遗存坑”是当前关于三星堆埋藏坑性质最合适的概括。
上述结论主要是依据1986年发掘的两个坑，尤其是对K2的观察分析得出的。那么，此种观点能否得到其他正在实施的考古发掘的验证？至少到目前为止，新的发掘不仅没有颠覆，反而验证和支持了“祭祀遗存坑”的结论。客观地说，正在实施的发掘中所清理出来的器物和揭示出来的各种现象，与其说是“新发现”，毋宁说是“重复发现”。例如K3中的青铜树和青铜尊、K4中的象牙，以及各坑中的烧燎现象，都在反复传递着与祭祀相关的信息。
或许K8中的烧土块、K4中的丝绸遗存，以及K5中的黄金面具，都属于过去未曾在K1、K2的发掘中见过的新发现，但它们并未改变“祭祀遗存坑”的性质。
【25】
另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前所述，八个坑似乎至少可划分为三组，这或许代表了多次埋藏行为。文献所载有关古蜀国的内容中，突出了蚕丛、柏灌、鱼凫与杜宇四代蜀王。那么，多次埋藏行为是否与这几位蜀王有关？三星堆考古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谜团。
【26】
对唐际根提出的“祭祀遗存坑”说，赵殿增表示并不完全认同，他仍然坚持“祭祀坑说”。同时赵殿增对冉宏林等考古发掘人员提出的“神庙失火说”也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个学说证明大家已经认识到这些奇异的器物，原来可能大都是摆放在“神庙”“宗庙”之中的神像和祭祀用品。那么这个“神庙”原在何处？有的说就在祭祀区内，有的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华说就在三星堆上，但我们的考古队对三星堆上部与堆旁进行过钻探、勘察，没有发现大型建筑遗址、遗迹。因而，赵殿增认为这个“神庙”就在青关山上，即已经发现、发掘的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的“青关山一号大房子”。
【27】
这座“神庙”因何起火？如果“神庙”在青关山上，为何起火之后，三星堆人要把青铜神器打碎焚烧甚至熔化一部分后，再埋入一公里外的八个坑中？冉宏林等年轻的考古学者的回答是，“神庙”失火是一个偶然事件，事件发生后便把被焚烧的青铜器埋入坑中，因而六座坑只能称为“祭祀器物埋藏坑”或“掩埋坑”，建坑和掩埋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祭祀的意义，只有三星堆人迁到金沙若干年后，他们的后人再次来到三星堆进行祭奠时建造的五号、六号坑，才是真正的“祭祀坑”。
【28】
对此，赵殿增认为，冉宏林等人的这种看法，“可能是低估了三星堆先民的信仰程度和真实意图，也低估了当时事态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一场偶然的火灾，绝不会让他们把‘神庙’中的神像和祭祀用品全部丢弃埋掉，更不会因此而放弃曾经繁荣兴盛的三星堆古城而迁都到金沙。这期间必然是发生了一系列无法抗拒的特大灾难，才会迫使他们做出如此决绝的行为，通过一组隆重而虔诚的燎祭仪式，彻底处理了神庙中的所有神像和祭器”。所谓一场偶然火灾就使三星堆人把器物砸毁、烧断甚至熔化，然后埋入一公里外的土坑，之后再携家带口地搬迁到成都的金沙地区另建国都生活，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历史上最有可能出现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呢？赵殿增做了如下推论：
一、它不会是外人或敌人所为。
从坑形规整分布有序、焚烧打碎分层摆放、覆盖象牙填平夯实并受到祭奠等现象看，埋坑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秩序、有效果地进行的，只有自己人才这样做。坑内器物全是祭祀用品，包括神像、祭祀者像、祭品、礼器、祭祀用具、祭祀场景等。八座坑有一定的分类，至少可分为三四类，各有一定的顺序和功能。祭祀区还受到后人的祭奠和精心保护，因而完整地保持至今。
数量众多的青铜器为何被被打碎、被掩埋，仍众说纷纭（余嘉 摄）
上述情况说明这些坑也不可能是内乱或火灾等偶发事件的善后行为，这些遗迹现象可以充分证明它们只能是三星堆自己人的精心所为。
二、它是三星堆祭祀活动的最终结果。
三星堆有很多不同时代与大小的祭祀坑，说明他们曾有祭祀活动后建造祭祀坑的传统习俗。三星堆的祭祀形态至少有祭坛、神庙、祭祀坑三种主要形式。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可能是最后和最大的神庙。神器祭品是分批从神庙中运到祭祀区燎祭掩埋的。掩埋后三星堆人迁到金沙，组成了新的国家。
三、这组大型祭祀坑最可能是由突发重大灾难造成的。
这次灾难是当时人们无力抗拒又无法理解的。灾难已经造成了大量人员的快速死亡。突发灾难使人们认为是他们信奉的神灵彻底失灵了。地震、水灾、干旱等灾情均不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和如此严重的后果。从古代文明消亡的历史实例看，最可能的是遭遇到极为严重的瘟疫。
四、蜀史传说中可能有关于这次灾疫的一种被“神化”了的重要记载。
古蜀记载中关于“前三代”蜀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末代鱼凫王“忽得仙道”。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记载：“鱼凫田于湔山，得仙（突然死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同时也大批死亡）”，从而造成了“蜀民稀少”的现象。这很可能是古蜀早期“三代”（蚕丛、柏灌、鱼凫）历史上发生过的特大社会事件，给人们留下深刻的集体记忆。
对这次被“神化”了的历史记载“真实素地”的初步解读，即鱼凫王末期曾经发生过一次超大型的瘟疫。这场瘟疫造成国王和大量民众的快速死亡，由此，三星堆居民认为他们所信奉的“神”已经彻底“失灵”了。最后人们只好把神庙中的全部神像和祭品，采用“燎祭”与“瘗埋”的方式，分批送回到天上神界。最终形成了三星堆祭祀区的前六座大型祭祀坑。
【29】
迁都金沙后，三星堆后人还曾再次到祭祀区进行“祭奠”，形成了五号和六号祭祀坑。之后这些坑被世人遗忘，直到1986年与2019年被发现并进行了正式发掘，从而把一个神秘古国的几乎全部宝藏完整地呈现在了今人面前。
为证明以上推断合乎情理又不失为历史史实，赵殿增多角度、全方位地从天上到地下，从旷野到古城，从祭祀坑到神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推理与解释，略谓：
三星堆遗址最新发现、发掘的六座大型祭祀坑，以及出土的15000多个编号的文物标本，再度震惊了世界。这六座坑中出土的文物与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1700余件文物一起，有可能就是“三星堆古国”衰亡之时，国家所拥有的全部神像和祭祀用品，而这些用品最后都埋在祭祀区里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珍奇异宝瘗埋之前安放在什么地方？原来是做什么用的？为何都被瘗埋在了祭祀坑之中？就目前学术界的情况看，认为祭祀坑是外来人入侵时所挖掩埋坑的人越来越少，认为是自己人有目的、有秩序地瘗埋神器的人不断增多。这些发现与观点的变化，恰恰为赵氏以前提出的“青关山F1”是“神庙”，祭祀坑掩埋的器物就是“神庙”中所陈列诸种神像、神器的说法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考古学家赵殿增向作者讲解三星堆神庙和最后消亡的原因（作者提供）
三星堆亡国之谜
根据赵殿增的说法，在三星堆六个新坑发现前后，考古人员曾对这个区域和周边做过钻探和勘察，除了挖到城墙、壕沟以外，没有再发现大型公共建筑物遗迹。因而，赵殿增认为从建筑体量和室内结构看，“青关山一号大房子”更可能就是原来安放这些神像、神器和祭品，并进行国家级重要祭祀活动的一座大型“神庙”。理由如下：
青关山“神庙”是在长期的宗教祭祀活动中不断扩大，多次改建，逐步建成的。而“一号大房子”是最后一次的建筑，曾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平面布局和立面利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仔细的布局，因而能充分发挥出大型“神庙”的功能和效果。走过入口前边的“祭堂”，大房子中部最长、最主要的部分，应该就是“神庙”之中的大型“祭台”，用于集中放置各种神像、人像、礼器和祭品。西北出口之内，是一间40余平方米的“殿堂”，堂前堂后各有一组立柱和短墙，这里可能是“群巫之长——国王”主持祭祀活动和商议国事的主要场所。在“殿堂”中有可能曾摆放着象征“群巫之长——国王”的青铜大立人像，和国王的“金杖”等实用器物。
在青关山一号大房子西北方大门之外，还有一块百余平方米的空地，场地正前方还有一条“照壁”式的短墙和四根立柱，或许是安装着“勾喙大铜鸟头”“爬龙式铜神兽”之类部落图腾的“图腾柱”。这个朝向西北方的方形场地，很可能是一个没有房顶的大型“庭院”，有可能曾是人们举行祭祀仪式之后，希望在这里实现“升天通神”愿望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摆放在“庭院”中央的神器，最可能就是那棵四五米高的“通天大神树”。这组由“祭堂”“神庙祭台”“殿堂”“庭院”共同构成的大型建筑物，就是“神庙”的主要祭祀功能区。
【30】
以上这几个功能区除摆放大小青铜神器外，六座最新发掘的大型祭祀坑出土的七百多根象牙，也可能有一部分曾经是放置在这座大型“神庙”之中的，因为在“青关山F1”的地面之上，考古人员发掘时曾发现了多处象牙碎片的遗存。
正如赵殿增所言，上述判断与提法，在考古、文物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也没有看到有公开的反驳或支持的言论，虽然微信与其他网络平台上点赞和认同的人员不少，民间访谈与报刊、电视等媒体记者也不断提问，但赵殿增很少对外发声。因为嘈杂的声音会阻碍真知灼见的传播。直到有一天，当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对社会各界与同行就几个重点问题做了回答：
问：“青关山F1”能放得下八座大型祭祀坑中所埋藏的全部文物吗？
答：从“青关山F1”的面积、结构、布局、使用方法看，我认为是可以的。如果是按上节所分析的方法进行摆放，除了七百余根象牙有些可能曾被放在屋外，其他神像祭品都可以放入这座上千平方米的“神庙”之中，并在此开展经常性的宗教祭祀活动。从“青关山F1”外面的情况看，在“神庙”的周围，也还有可以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的宽阔场地。
问：陈显丹认为，您说的神庙供奉器物根本不对，因为被隔开的房间很小，器物很高大，压根儿放不开。否则有些器物如大立人、神树就捅破屋顶，冒在屋外边的天上去了。这就是说，大房子既不是神庙、宫殿，更不是摆放、供奉器物的地方。对此，您怎么看？
答：神树可能是放在朝向西北方的方形“庭院”之中的，这个院子在西门外，只有照壁和一面单边墙，因而可断定是无顶的，用来专门放置大神树，以便在祭祀之后可能升天成仙。
问：那二号坑出土的最高的青铜大立人呢？
答：放在西面的大间房子中，也可能就是群巫之长的殿堂。这个殿堂可以放得下很大很重的青铜器，大立人应该不成问题，其他的就更不在话下了。
问：除了“青关山F1”之外，三星堆古城内外还有其他“神庙”吗？为什么一定要在三星堆旁边的大型祭祀区去掩埋全部的神像和祭品？
答：三星堆古城内外有可能还曾存在过大大小小不同等级和用途的神庙。但从几十年来的勘探发掘的情况看，除了“青关山F1”之外，三星堆古城之内，特别是在祭祀区附近，还没有发现其他可以作为国家级“神庙”的大型建筑遗址。而位于三星堆南侧的一块场地，从所在地点和经过修整等情况看，很可能原来就是一处国家级的大型祭祀区，最后又专门进行了修整，用作这一次大规模燎祭仪式的场所。在这个大型祭祀区的附近，至今还尚未发现有大型的神庙式的建筑遗迹。
问：青关山上大型“神庙”中的全部器物，是如何运到三星堆祭祀区的？是在哪里被打碎、焚烧？又是怎样进行祭祀和掩埋的？
答：青关山上的大型“神庙”与三星堆旁边的祭祀区，分别在三星堆古城北面的月亮湾台地和南面的三星堆高地上，两处相距一千余米，中间还隔着一条“马牧河”。为什么一定要把“神庙”中的器物全部搬到三星堆祭祀区去掩埋？又是在哪里进行打碎或焚烧的？这确实是青关山神庙与三星堆祭祀坑关系中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
按照赵殿增的说法，目前考古界同行综合各方研究成果，大多认为或者承认三星堆古城的先民，可能已经有了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观念，即认为这座城池的南方代表天上，北部代表人间，中间用一条由西向东的河流隔开，如北京的故宫、太庙、社稷坛一样，都在“金水河”的北面，而祭天、通天的天坛、天桥等，都在城南一带。正是有了这种空间意识，三星堆先民就把神庙放在都城北部最高处的青关山上，而将祭天、通天的祭台和祭祀区，安排在马牧河以南的三星堆旁边。青关山上的这座大型“神庙”，应是“三星堆神权古国”举行大型宗教祭祀仪式时的一个最主要的“活动中心”，它可能曾经存放着“三星堆古国”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神像和祭器。三星堆祭祀区大型祭祀坑中出土的万余件珍贵文物，原来绝大部分可能就是存放在这座大型“神庙”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