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庙”台基西壁剖面（引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从青关山“大房子”即“神庙”的台基看，它有一个一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台，厚在四米以上，中间还有多层红烧土堆积，说明这座“神庙”是随着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发展和长期的宗教祭祀活动，进行过多次改建和扩建。“神庙”中的全部文物，都是“三星堆神权古国”在长期祭祀活动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神像和祭器。从种类看，既有被祭祀的神像和神灵，又有组织祭祀的巫师和“群巫之长——国王”；有作为祭品的大量礼器和其他物品，还有能表现祭祀方式和祭祀场景的神坛。从内容看，既有表达自然崇拜的太阳形器、大型神树，又有表示图腾崇拜的各种动物，还有体现祖先崇拜的青铜面具和眼形饰件。从质地看，既有青铜器、玉石器等常用的礼器和祭品，又有金杖、金虎、金面具等稀有的金器，还有象牙、虎牙等多种动物制品。从产地看，既有本地制造的特殊人像和物品，又有很多外地传入的各种不同文化的典型器物，还有不少是由本地仿造的外来器形。也有一些外来的器物到了三星堆之后，被加工和改造，作为通天敬神的工具使用。从时代来看，既有外域传入的早期玉石礼器，又有夏商时期来自中原的青铜器，但更多的是殷商时期本地创造的祭祀用品和进口商品。总之，它们是以祭祀为目的汇集而成的一批神像、祭器、礼仪用品和祭祀工具的大杂烩，这表现出了三星堆古国极为特殊的一种文化特征。
然而，就在这个“大房子”即“神庙”建成后不久，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这个灾难和危机是什么呢？那就是“过度消耗”与突如其来、无力抗拒、无可救药的巨大瘟疫。
【31】
赵殿增说，过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社会财富消耗，必然导致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冲突。为突显奇异的观念而营造的大量神器祭器，已大大超过了古国的承受能力，大约在商代后期，三星堆神权古国逐渐失去了控制，最终发生了严重的生存灾难和社会恐慌，接着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大瘟疫袭击了三星堆古城、古国，死者遍地，最后连国王也一同死于瘟疫的魔掌……这个时候，先民们认为这些神器已经“失灵”，于是通过数次盛大而奇异的“燎祭”，把平时放在神殿中的主要神器和祭器，搬到三星堆前的广场，对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祖先，举行了最后和最大的祭典，然后打坏、焚烧神器和祭器，再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表示把这些连瘟神都治不服、灭不了的青铜“神灵”，一同打发到它们的老家——神界去。随后，一批在大疫中幸存下来的三星堆贵族，带领一批随从、普通民众出走，迁徙到百余里外的金沙，在那里重新建立了国家和家园。
【32】
又说，这次新发现六座祭祀坑后，他通过对坑形和出土器物的研究，逐渐产生了“三星堆1号祭祀坑可能是因为瘟疫而为”的看法，因为一号坑里的三方骨渣之中，含有一些人骨。这八座祭祀坑之中，只有一号坑埋存了含人骨的大量骨渣。这种情况说明有可能有因瘟疫而亡的人员的尸体，曾与瘟疫中死去的兽等一起，被焚烧打碎和掩埋。三星堆古人或许是希望以这种特殊的祭祀方式，去排除和躲避不祥之灾。前面已经说过，在这场大灾变中，可能连群巫之长——国王也一起亡故，因此在首次大规模“燎祭”时，就将国王所使用的金杖摆放在了祭祀坑的中央，同时还放置了部分铜人头像、青铜器和玉石礼器，再将含人骨的大量骨渣，朝着西北方神山，倾倒于坑中，一起掩埋和夯实。从一号坑的开口地层、土坑形制、器物特征、埋藏方式、骨渣堆积和坑口有建筑遗迹等情况看，它很可能是这八座大型祭祀坑中年代最早的一座，这次祭祀活动也是三星堆第一次超大规模的燎祭和瘗埋活动。
然而，赵殿增继续说，但随后的灾情可能并未好转，反而更为加剧了，因而人们便认为这些神器都已经彻底“失灵”了，就用神庙中的大量神像、礼器、祭品、象牙等，继续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隆重燎祭仪式，以便把它们都送回到天上和神界，乞求上天和神灵能给他们再带来好运。其中二、三号坑可能是同时祭祀埋藏得最大的一组，这两个坑均呈长条形，长宽深度都大致相同，可能是同时进行开挖和瘗埋的一对祭祀坑。由于两坑中主要埋藏着的大型的青铜器，包括大神树、大立人像、各种神坛、大型铜面具、大型尊壘等重要礼器，多是一些既高大又笨重的青铜器物，很难进行整体搬运，因此只能在神庙里就先把它们打碎，再用人抬、船运的方法，从青关山大型“神庙”的“祭台”“庭院”中，先分别搬到青关山旁的马牧河岸边，再用木船顺城内环形壕沟进入相连通的马牧河，然后到三星堆旁的岸边小码头卸下，再以人力或木车等工具搬运到祭祀区进行“燎祭”，之后分层有序地埋入了二、三号祭祀坑。其中很可能有一些已经打碎了的残器，被遗留在了原地，没有能够把它们作为完整的器物，一同搬运到二、三号祭祀坑的“燎祭”和瘗埋现场。所以才造成了二、三号祭祀坑中有些残器可以与最后掩埋的八号祭祀坑中的残器实现“跨坑拼对”的奇特现象。
四号坑的情况与一号坑的相仿，土坑呈正方形，瘗埋的方法也大体相似，所埋器物中有不少是实用器，体积一般不太大。有可能主要是将东门入口内“祭堂”中的一些祭品，以及屏风、陶器等实用器物，按一号坑原来的办法，先用船通过青关山外的护城河即城壕南运，与马牧河相接后，转运到三星堆旁的岸边，然后再搬运到祭祀区，在已经挖好的方坑旁边，进行了“燎祭”和瘗埋活动。
【33】
四号坑最后还将尚未烧透的灰烬，倒在了象牙层之上，进一步证明这次“燎祭”活动，就是在土坑旁边进行的。至于打破了七号坑的六号坑，或许是三星堆古国的“遗民”，在迁都若干年之后，再来到这里进行“祭奠”仪式所留下来的遗存，所以才出现了打破原有祭祀坑坑位的情况。而埋藏众多金器的五号小型坑，有可能是一次单独的高规格的祭祀。由于五号坑的大小、方向和位置都与六号坑比较接近，不排除它也是在三星堆迁都之后，古国的“遗民”再次来这里进行“祭奠”留下的遗迹的可能性。
七、八号祭祀坑则可能是在数次燎祭无效之后，三星堆人感到自己“已无法在这里生存下去，只好把所有的神像祭器全部搬过来进行燎祭”时最后形成的，所以这两个坑挖得又大又深，一个坑主要放玉器，一个坑主要放铜器。特别是八号祭祀坑，要比其他坑深挖了近一倍，在将神器“燎祭”“瘗埋”完成，把器物放好，并盖上了象牙层之后，还留出了一米多深的空间，用于埋藏在神庙内外最后清理出来的数千件器物的残件，连同一些红烧土块和石块，埋在了八号祭祀坑的最上层，从而彻底完成了将青关山大型“神庙”中的全部神器进行“燎祭”和“瘗埋”的一次空前绝后的超大型祭祀仪式。
七号坑文物遗存（余嘉 摄）
【34】
最后，赵殿增说，以上就是他对青关山上大型“神庙”与三星堆祭祀区大型祭祀坑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即“青关山F1”是原来存放神像祭品，并举行国家级祭祀活动的最大和最后的神庙。三星堆祭祀区中的大型祭祀坑，则是三星堆古国衰亡之时，彻底进行“燎祭”后留下的一组最珍贵的文化遗存。因“过度消耗”造成的社会崩溃和信仰危机，是三星堆快速衰亡的根本缘由，他们最后用大型“神庙”中的所有器物，先后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燎祭仪式，最终形成了多座大型祭祀坑。这或许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将青关山神庙中的大量神器，全部搬到三星堆旁的祭祀区中来，通过多次隆重的燎祭仪式，把它们打碎焚烧，郑重地分别埋入多座祭祀坑之中。此后三星堆的后人又从金沙来到这座废墟中的祭祀区，进行了精心的保护和祭奠，最终使这八座大型祭祀坑全部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成就了这次“一醒惊天下”的考古大发现。
【35】
赵殿增提出的“瘟疫亡国说”，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甚至有人指斥该说法为谎言、无稽之谈，甚至“刮妖风”（赵说，他在省文物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提到了“瘟疫亡国说”，当场被一位领导痛斥为“八大谣言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说法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力量也越来越大，如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协会会长、著名学者陈修元，对赵氏之说即颇为赞许。陈氏从三星堆古蜀国当时的地理、气候条件、农耕和畜牧养殖活动、城市居住人口以及卫生条件等诸多方面加以论证，认为人畜传染病的产生和蔓延为三星堆人大面积感染瘟疫提供了可能。而突来的洪水、地震又使瘟疫暴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件。这类事件一旦发生，随之而来的则是传染性强、死亡率大、延续时间长（或数年后又反复）的瘟疫。陈修元列举了世界上古代文明因瘟疫而衰亡的众多案例，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三千年前，三星堆古蜀国可能曾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和大洪水事件（包括震后形成的堰塞湖大溃泄）。三星堆都城的大洪水，从四川大学考古系主任林向先生带领学生发掘的“关键柱”，以及洪水冲刷的地下遗存即可见得分明。伴随洪水而起的是重大且持续的瘟疫，这成为压倒三星堆古蜀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以废弃三星堆古城为标志，宣告这一阶段的古蜀国消亡。
无论是赵殿增还是陈修元，此一观点的提出，无疑为学术探索者打开了一扇新的、明亮的窗口，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探索通道。
【36】
至于当年林向教授提出的三星堆遗址“关键柱”与杜宇王朝“洪水亡国说”，随着斗转星移，渐渐沉没于历史前进的澎湃大潮中，很少再为人所提起。此次陈修元再度提及并追寻往事，似在说明洪水只是个诱因，并不是三星堆亡国的致命因素。此点在赵殿增看来亦是如此，赵说：“三星堆可能有过水灾，但不是最后灭国的主因。且水灾似乎不至于把神庙中的神像、祭器全都要进行‘燎祭’，金沙遗址的祭祀坑多为‘沉埋’，倒像是因水患所为。”
此一悬案，问及当年跟随林向教授一起，在三星堆进行考古发掘的学生兼青年教师，现川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霍巍时，霍教授坦言：“就三星堆目前的发掘成果看，如同一座庞大的冰山在海面上露出的一角，大部分还隐藏在海面下，这一点你看看殷墟遗址就知道了，王陵、宫殿、神庙、作坊、矿产集中地、运输通道、军事训练营地，还有更为重要的乌龟壳文字与掩埋坑，等等，多么庞大，多么壮观，多么令人不可思议。而三千年前的那场大洪水，对三星堆古城的冲击是凶猛的，这个有我们发掘的‘关键柱’做证。但后来我们研究发现，这座古城的防洪设施与抗侵袭能力较强，真正洪水侵袭严重的那一块，与整座古城比起来还是小了点，不构成灭亡一个都城甚至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势力，因而‘洪水亡国说’的可能性不大。”
【37】
至于到底哪一种“亡国之说”最为可靠又能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霍巍教授微笑道：“路还很长，以俟来者！”
注释
【1、4、20、22】
薛芃，艾江涛等《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出版。
【2】
冉宏林《关于三星堆祭祀区的三个猜想》，马晓娇、卫亚晶整理，载重庆考古网，2022年1月27日。http://www.cqkaogu.com/gzdt/4699.jhtml
【3】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执笔者：冉宏林、雷雨、赵昊、谢振斌、黎海超、王冲、徐斐宏、许丹阳，《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载《考古》2022年7期。
【5、6、7、10、21】
陈显丹《再说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载上海大学博物馆编《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8、9】
2024年3月24日，成都人民公园茶楼，岳南访谈陈显丹笔记。
【11】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载《四川文物》1992年《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12】
赵殿增《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13】
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形态探讨》，载《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
【14】
赵殿增《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神坛、神庙、祭祀坑》，载《四川文物》2022年第5期。
【15、24、32、33】
赵殿增《祭祀坑—神庙—神权国家——试析三星堆之谜》，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
【16、30、31、34】
赵殿增《再谈三星堆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的功能与布局——兼谈青关山神庙与三星堆祭祀坑的关系》，未刊稿。及2024年3月21日，岳南访谈赵殿增笔记。
【17、18、19】
霍巍《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新思考》，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
【16、29】
2004年3月20日，岳南访谈赵殿增笔记。
【23、26、27、28】
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坑为“神庙失火说”的几点疑问》，载《南方文物》2022年第3期。及2024年3月21日，岳南访谈赵殿增笔记。
【25】
唐际根：《“祭祀坑”还是“灭国坑”：三星堆考古背后的观点博弈》，《美成在久》2021年第3期。
【35】
陈修元《试论三星堆古国消亡于瘟疫》，载四川《文史杂志》2024年第5期。
【36】
赵殿增答岳南微信，2024年6月27日。
【37】
岳南访谈霍巍笔记，202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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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三星堆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的功能与布局——兼谈青关山神庙与三星堆祭祀坑的关系》，赵殿增，未刊稿。
《三星堆祭祀坑为“神庙失火说”的几点疑问》，赵殿增，载《南方文物》2022年第3期。
《“祭祀坑”还是“灭国坑”：三星堆考古背后的观点博弈》，唐际根，载《美成在久》2021年3期。
《试论三星堆古国消亡于瘟疫》，陈修元，载《文史杂志》2024年第5期。
后记
在采访与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化厅、四川大学考古系、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考古研究所（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同时得到了黄景略、邹衡、李季、吴九龙、林向、马继贤、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胡昌钰、杨晓邬、王家祐、王有鹏、敖天照、肖先进、邓懿梅、张文彦、朱章义、张擎、肖平、雷兴山、霍巍、蔡育坤、赵振臣、王道胜、王新、徐辉、陈兰、冉宏林、许丹阳、乔子龙、余嘉等专家、学者，以及燕道诚四世孙燕氏兄弟的关怀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24年11月15日于北京亚运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