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组织的科学发掘，月亮湾的隐秘忽明忽暗，难窥真颜。古董商的阴谋，土匪地痞的捣乱，当地民众的恩怨，发掘工作被迫停顿。研究成果的公布，郭沫若闻讯东京来信。王家祐在燕家大院的夜话，引出了一段意外插曲。冯汉骥的月亮湾情结，联合发掘队进驻月亮湾。省博物馆与四川大学的纷争，悲情时代一连串悲情故事。
美国人插手发掘
戴谦和刚下车，正好遇到了外出归来的美国人葛维汉。葛氏是人类文化学教授，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并留校任教多年，研究古物与古人类遗迹是他的本行，且造诣颇深，20世纪20年代末来华，在川南一带传教，同时做一些田野科学考察工作。华西大学成立后，受他的好友、时任华大美方校长约瑟夫·毕启博士的邀请来到该校任教，后来兼任了华大博物馆馆长之职，自此更加注重对边疆地理的考察与古器物的搜集工作。在这期间还主持创办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定期编辑出版该会会志与博物馆馆刊，对推动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地理和古文化的考察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对戴氏的做法，国内有些学者如冯汉骥等曾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作者注）。因戴、葛二人同在华西大学共事，平时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摆长城吹牛皮，还几次结伴外出到川西搞过田野调查，遂成为要好的朋友。此次一见，戴谦和便用中国式的幽默说：“尊敬的馆长先生，我送您几块石头，不成敬意，万望笑纳。”
望着戴谦和风尘仆仆又精神抖擞的模样，看到一辆军车与几名荷枪实弹的川军官兵共同前来，葛维汉立即猜出这位神通广大、爱好古物的地质学教授此次肯定捞到了长江上游少有的“大鱼”，便双手抱拳于胸前不无幽默地说：“欢迎，欢迎，在下求之不得。”说着将右手冲博物馆大厅一扬，做了个请的姿势。戴谦和让随行的官兵将盛装玉石器的箱子抬下来，同摄影师老晋一道跟着葛维汉到了一间办公室。在开箱之前，戴谦和又突发奇想，先让葛维汉闭了眼睛，待箱子打开，里边的玉器一件件被拿出摆放到办公桌上后，戴谦和说了声：“好！”葛维汉才睁开眼睛。刹那间，几十件大小不一、精美异常、光芒四射的玉石器如同汹涌奔放的潮水“哗”的一下扑入眼帘，令人在短暂的惊异之中感到了一丝夹杂在诡谲神奇中的壮美与豪阔，其景观既撼人心魄，又撩人遐思。葛维汉于惊愕中张大了嘴巴似想喊句什么，但始终没能喊出。他静下神来，先是将摆放的所有器物用爱抚喜悦的眼神横扫了一遍，然后伸手捧起一件玉琮旁若无人地仔细观瞻起来。直到被晾在一旁的戴谦和大声“抗议”，指责对方见财眼开，不够哥们儿，葛维汉才从沉醉中猛醒过来，很不好意思地伸手拍了下戴氏的肩膀，又分别向摄影师老晋和抬箱的官兵点头致歉，各方人员才开始进行理智的交接与交流。
葛维汉以华大博物馆的名义接收了戴谦和交来的玉石器之后，对此视若珍宝，爱不释手，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在此之前，葛维汉见过并亲手摩挲过许多玉石器，但从没见到有如此精美之器物。据稍后来到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的郑德坤教授考证，西蜀石器文化的发现并不遥远，其肇始于1886年英人探险家巴伯（E.C.Baber），此人在这一年入川游历时，于重庆附近当地老乡手中收购了二件磨制石器，回国后对此做了研究并发表了学术论文，西蜀有史前石器文化遂闻于世。其后，居住在川康地区的传教士叶长青（J.H.Edgar）及华西大学的戴谦和、葛维汉等学者，以边疆学会的名义在各地展开调查，收获颇丰。所取标本除将少数捐赠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及南京“中央研究院”外，其他的几百件各式石器全部收藏于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叶、戴、葛三人对当时采集到的石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后，先后在《华西边疆学会会志》《亚洲文会会报》等刊物发表了关于川康地区石器的文章十余篇。由此，四川史前文化才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前来调查者接踵而至，一时出现了西南石器文化研究的热潮。1925年至1926年间，中亚探险队考古学部主任奈尔逊（N.C.Nelson）前往三峡调查史前遗迹。据郑德坤说：其人亲履洞穴数百处，考察精详，成绩笃著，所得遗物，除一部分留在北平地质调查所外，全部编号运至美国，存放于纽约自然博物馆。”关于这批器物的初步报告刊于美国《自然科学》杂志，后又刊于《中亚自然科学》第一卷。1930年，广州中山大学美籍教授哈安姆（Arnold Heim）曾专程自广州跑到四川边疆考察地质，亦得石器数十件。1931年春，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派包戈登（Gordon Bowles）到川西调查民俗，在一个称作道孚的地方发现史前遗址多处，采集石器数十种。这批石器全部存放于华西大学博物馆保护、研究……正因为有了以上的工作基础，戴谦和把从广汉运来的这批玉石器交给华大博物馆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为弄清广汉玉器的情况，葛维汉曾多次向戴谦和请教，并会同华大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对摄影师老晋所拍的照片做了研究，初步认为“月亮湾一带很可能是一处重要的古代遗址”。同时预感到在出土器物坑的近旁必有其他遗物埋入地下，如果找到并挖出，可作为这个器物坑和掩埋器物的旁证加以考察研究。为了更详尽地了解这处遗址与出土器物的内在联系与文化性质，葛维汉以“广汉遗物之富于考古价值”为主题向华西大学校本部打报告，要求率领几名教职员工亲赴月亮湾玉器出土地点做一次考察，通过对这一地域的考察研究，从而得出合乎历史真实的结论。这个报告在得到校方批准后，葛维汉又决定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筹集经费做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以找到更多的器物加以研究，尽快解开埋藏玉器之谜。为促成此事，他致函于广汉的董宜笃相商，请其出面和地方上的头头脑脑们联系，做些前期的宣传鼓动工作，争取地方当局和士绅们的同意与积极参与，至少不至于在背后捣鬼，中途下绊儿，将事情搞乱搅黄。同时葛氏又利用华大博物馆的影响力，一边筹款，一边积极做四川省教育厅的工作，最终办妥了针对广汉县中兴场月亮湾地区的考古发掘执照。广汉县方面在董宜笃的奔波说和以及陶旅长从中斡旋下，县长罗雨苍以广汉县政府的名义正式发函对此次发掘表示同意和支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葛维汉得此消息兴奋不已，决定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冬季水枯时期，在月亮湾燕家院子周围进行试掘。但由于其他事务耽搁，此次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就宣告流产。
1923年，刚刚结束川西考察的葛维汉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葛维汉决定再度组织人员对月亮湾进行发掘，在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筹备后，终于付诸行动。这年的阴历三月初四、初五两日，葛维汉、林名均等华大博物馆的四位教授，携带着测量器、绘图板、水准器、卷尺、铁锹、铲、锄、粗制毛刷、竹篾等发掘器物，连同十几名训练有素的发掘工人一起乘车来到了广汉。在董宜笃的引见下，很快与县长罗雨苍、当地驻军陶旅长等军政要人接上了头。罗雨苍与陶凯当晚共同设宴款待葛维汉等人的到来，并于席间商及发掘的具体事项。最后决定以“此项发掘，非以现代科学方法不能辨明其层位而求得时代之价值。然此事在蜀尚属创举，以西人主持其事，恐引起不必要之误会与纠纷，乃改用县政府名义，由罗氏出面主办”（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载《说文月刊》1942年3卷7期。以下引文同）。为了表示地方政府对此次发掘的支持和重视，罗县长指派两名亲信邓巨铺、萧仲源专门负责发掘中的人员组织、调配以及后勤服务等事项，其他的诸如发掘计划、发掘地点以及发掘中的方式方法等科学方面的事项皆由葛维汉全权主持。由于月亮湾地下藏宝的秘密随着燕道诚的泄露，陶旅长手下官兵的发掘，董宜笃、戴谦和、葛维汉等洋人三番五次地光顾等举动，早已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秘密挖宝的陶凯军队撤走后，成都与广汉的古董商人、土匪、恶霸、地痞等各色人物，纷纷潜入月亮湾，欲发一笔横财。尤其是当地最有名的如王脚猪和人送外号鬼难拿、鬼见愁、鬼敲门三兄弟等悍匪，主动与当地社会不安定分子相勾结，利用各种机会和借口进驻月亮湾，在平坦的稻田和弯曲的水渠边大肆挖掘起来。在不算太长的日子里，整个月亮湾已不再是油菜花盛开，稻香四溢，曾养育了无数子民的温馨家园，瞬间变得千疮百孔，窟窿遍地。在这种情形下，负有地方治安之责的陶旅长曾多次派出军警进行弹压，但只收到一点暂时性效果，得到片刻的安宁，一旦军警撤出阵地，立即又恢复了原来的混乱局面。月亮湾那鸡犬不宁、狼烟不绝的状况，渐已成为广汉军政要人的一块心病。这次葛维汉一行的科学发掘，算是一个大的契机和转折点。为了保证发掘人员的安全，也为了当地治安状况尽快好转，罗县长和陶旅长商定，在发掘期间派出一个连约一百二十人的官兵与三十名团丁，日夜驻守在发掘现场，并集中部分精力合力围剿、堵截、消灭在月亮湾活动的不法分子，如有为非作歹或继续违抗者格杀勿论，或就地正法，或枭首示众，以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混乱态势。
第二天上午，葛维汉一行来到了月亮湾进行实际勘察，此前派来的官兵与团丁早已按照预定的守护、警卫方案部署完毕。为表示对此次发掘的重视，也为了彻底根除上次派兵挖宝的不良社会影响，陶旅长与罗雨苍县长等军政要人于第三天上午率一干人马来到月亮湾发掘工地进行视察。在葛维汉的陪同下，一行人先在燕家院子的四周和月亮湾台地转了几圈，葛维汉边走边指着眼前的地形，讲着自己对这一区域的推测与未来的发掘计划。看得出，葛氏的兴致很高，而重返月亮湾的陶旅长此时的心情更是出奇地好。当这群特殊的视察大员转到两个守护的机枪手面前时，陶旅长望着架在土堆上那散发着瓦蓝色光芒的德国造轻机枪，两眼放光，兴致大发，转身对陪同的守护连长明知故问道：“这枪的威力咋样，大不大？”聪明伶俐的连长早已闻知面前的这位活阎王有好大喜功、爱慕虚荣、故弄玄虚的嗜好，立即站直了身子短促有力地回答道：“报告旅座，威力巨大，比过去的机关枪可是厉害多了，不愧是德国造，真是名不虚传呵！”
1934年葛维汉主持的发掘现场
听罢此言，陶旅长得意地点点头，接着大声对两个机枪手命令道：“你们两个给我冲西边那个横梁子来一梭子，震一震王脚猪和鬼难拿这些个老王八，看他们还敢再来跟我陶某较劲。”两名机枪手不敢怠慢，立即掉转枪口，将一长串子弹“哗哗啦啦”地推上膛口，开始扣动扳机“咚咚隆隆”地放起枪来。密集的子弹飞出枪膛后在西边不远的横梁上“哧哧溜溜”地上下窜动，不时有飞弹发出“唧唧”的怪异而骇人的鸣响，流弹撩起的一串串火花与烟尘，蛇一样贴着地皮不住地窜动、翻腾、跳跃，形成了一道奇特而亮丽的风景。众人见状，识趣地齐声喝彩，陶旅长见这次在洋人面前都露了脸，遂得意忘形地大笑起来。
待罗雨苍、陶凯等军政要员例行完公事，前呼后拥地返回县城后，葛维汉与林名均决定找燕道诚了解当年挖出玉器的详情。此前，对燕道诚挖出玉器的具体情形，董宜笃曾对葛维汉说过，并言具体情形是“由小到大，分为三道，一列坑左，一列坑右，一列坑面，形如长方坑之装饰”。而随戴谦和赴月亮湾调查的摄影师老晋则对林名均说，坑中的玉器形状及放置情况是“大小不等，叠置如笋，横卧泥中”。为此老晋还特地说明，此种说法是从燕道诚之子燕青保口中得知的，当时“燕氏以事关风水，记忆甚确”。但这个说法显然与葛维汉听到的不合，到底孰是孰非，只有再请燕道诚出面回忆并决断。当几人来到燕家找到燕道诚，并请求其回忆那天晚上挖玉器的具体情形，以及玉器在坑内的布置状况时，燕氏摇了摇头，晃了晃脑袋，抬起袖子擦了把有些昏花的眼睛说：“当晚由于老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还刮着寒风，下着小雨，马灯的光亮既小且暗，加上当时怕被人望见，心惶惶的，只顾向外掏东西，没顾得详细观察器物之间有啥子联系。再说它们联系不联系与我们挖宝有啥子关系，我们只要把宝掏出来就对了。不过隐隐约约地还是有些印象，这个坑肯定是长方形的，坑中的玉石器整体的堆放情况似是圆形的器物如玉璧、石璧等，都是从大到小重叠在一起的，在坑的周边环放着一圈石璧，其他器物的堆放情形就模糊不清了。再说这事都过去几年了，我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人老了，头昏了，也就懒得特意去记了。”
葛维汉等发掘人员听了这个模棱两可的描述，颇不甘心，又找来燕青保询问，对方的回忆跟燕道诚不相上下，同样稀里糊涂说不清楚。事实上，由于当时的心境和本人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训练，所以燕氏父子对坑中玉石器情形的回忆，只能供考古人员做个参考，但不能看作结论。不过按燕氏父子的说法，此坑连同大批器物的出现，至少给研究者留下了三个未解之谜。一是这个坑是谁挖的，在什么时间挖的，为何不是其他形状而偏偏挖成长方形？二是坑里的玉石器为何要重叠堆放，横卧泥中或环坑一周？三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璧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做何种用途？
为解开这一连串的谜团，葛维汉、林名均决定先将燕道诚挖出器物又回填的那个坑重新掘开看个究竟。此时坑边溪水暴涨，林名均只好指挥工人将欲发掘的一段用泥石断塞，并将坑之两边掘开，使溪水改道经坑边流出。后借助燕氏田溪中所设水车将水车干，慢慢寻找到当初发现遗物的原址开始发掘。经淘掘后，发现其为一长约七尺、宽三尺、深一尺多的土坑，坑中旧藏遗物已全部被燕氏取去。林名均等“仅得玉圭之残块两片及残缺小石璧数件而已”。因当年器物被取出之后，为寻找金银珠宝，燕青保又在坑中向四周乱挖一气，使考古人员再看到这个坑时就显得有些杂乱和不伦不类。尽管如此，原坑的轮廓还是能辨别出来。由于坑中受到严重破坏，整个坑壁已难觅到器物挤压停靠的痕迹，当年那些器物到底如何排列组合，也只有听燕氏父子的一面之词了。
对于这段发掘经历，林名均在他后来撰写的《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的报告中说道：“此类石璧残块，尚有为前此燕氏弃掷于岸旁者，吾人亦一一拾取携归。此外尚有由坑中所散出之长方形绿色小玉块，及绿松石磨成之有孔石珠，混于溪底泥沙之内，吾人淘洗约近百件。据云，自燕氏淘溪之后，附近居民于其近旁拾得此类石珠甚多，用线穿连以为儿童玩具。然皆散失（吾人曾于一乡人手中购得数颗），小玉块则无人拾取，任水漂去。按周礼典瑞，‘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则其地或为古代重要人物之坟墓，诸物乃殉之所用也。或为古代祭祀大地山川之所，亦有可能。”
面对这个已遭破坏的神秘的器物坑，葛维汉和林名均在此徘徊思考了很久，初步认定这个土坑是一座墓葬或者是一个祭祀坑。既然如此，像这样高规格的墓葬或祭祀坑就不是孤立的，它一定有相关配套的其他设施与器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葛维汉决定就土坑四周布网发掘，尽量搜寻与之相关联的遗迹遗物。于是，若干年后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于1934年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正式拉开了序幕。
根据考察的情况，葛维汉与燕道诚进行了一番交涉后，决定先在燕氏当年挖掘的坑边开两道探沟，视发掘的情形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发掘事宜由林名均具体指挥实施。关于此次发掘的详情，林名均在随后发表的考古报告中做了这样的叙述：
吾人预掘之工作地段，为小溪之左右两岸，惟溪南即紧接燕氏私宅，其人迷信风水，不允于其宅外发掘，乃就溪北葫豆田坝及溪底二处作为目标。于是先沿溪开一长四十尺广五尺之第一坑，经时四日，深达七尺。其地表面为近代之黑土层，平均深度约有三尺，其中所含陶片及破损陶器最为丰富，且有若干石器及其残块混入其间，吾人发掘所得，皆在此层之内。以其土层辨别为红色，故葛氏疑其为古代之一陶窑。再次则为未曾翻动之黏土层，带黄褐色，以探锄击洞视之，亦无遗物发现，知再掘无益于事，乃停止第一坑工作改掘溪底。
……溪底工作既毕，便紧接第一坑之南开第二坑，同时依其北开第三坑，长宽均同第一坑。第三坑土层与第一坑相同，在第二层中亦掘得若干陶片与石器残块。二坑半属溪岸，较田坝约高尺余，上二层泥土系后人堆积，继有近代陶瓷残片，无何等价值。下第三层，与第一第二两坑之瓦砾层同，所得亦相似。再下即为未曾翻动之黄土层矣。
当发掘工作进行时，吾人即注意附近各地有无其他遗物，后果于小坡之上拾得石器残块两块，溪岸拾得少数陶足。后又由一农人处购得石斧一柄，柄刃及口部残缺。又得刀柄一段，尚存一孔，据谓亦得自溪中，距燕氏淘制处十余丈。此外尚购得红色小石凿一柄，谓于溪南土中所得。据此，则遗物散布之区域，甚为广大，若能用长时间做大规模之发掘，成绩必更有可观，唯因种种限制，吾人不得不暂时结束。将所掘之坑用泥土补填复原，并给地主以相当回报以赔偿其损失。
由于此时川西平原匪患严重，虽有陶旅长与罗县长派出的军兵、团丁共一百五十余人严防死守，并不时将那德国造轻机枪朝四周的土梁子和树林放上几梭子子弹，以示威胁与恫吓。但仍有为数众多的亡命之徒不吃这一套，他们置生死于度外，顶风而上，故意与守军官兵团丁们较劲，声言要血洗月亮湾，夺回失去的地盘，保家卫国，让洋人们统统滚蛋。他们白天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悄然蛰伏，每到晚上便像狼虫蛇鼠一样从不同的地方钻将出来，开始对发掘工地及其相关人员进行骚扰。一批古董商人眼看自己的财路随着几个洋人的到来被封堵，于心不甘又颇不服气，便与地痞流氓勾结，四处散布流言，称县政府与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军政要员挟洋人以自重，并与洋人勾搭成奸，出卖祖宗，将近千名驻军开赴月亮湾秘密挖宝。月亮湾下埋有古蜀国的开国之王——鳖灵王开金堂峡口的宝剑和他的坐骑等等。陶旅长的挖宝大军敞了蜀王的坟，得了这把宝剑和一匹镏金马，并挖出了两口袋金珠玉器与十几棵摇钱树。而这蜀王的坟一旦被挖开，月亮湾甚至整个中兴场和广汉的风水将遭到彻底的破坏，四方乡邻百姓即将大祸临头云云。由于这一番蛊惑煽动，使原本文化程度低下，整日在巫术与魔法的阴影中苦度时日的劳苦大众，由最初的嫉妒变为眼前的恐惧，由恐惧演变为对县政府与驻军的愤怒，再由愤怒的火星迅速燃起了仇恨的烈火。在烈火的燃烧中，这些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劳苦大众，怀揣着关乎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惧与急欲摆脱灾难的焦急之情，开始主动与各路地痞、流氓、土匪及大胆的刁民勾结，嘴里狂喊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守土有责，共同对敌”的口号，秘密成立了一个“广汉民团乡勇爱国护宝总指挥部”，开始与驻守的军队、团丁展开游击战。在如此民怨沸腾、险象环生的境况下，广汉县县长罗雨苍认为再这样折腾下去，不但发掘的器物有所闪失，几个洋大人的人头都可能要丢掉。如果这几个洋人真的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悍匪们作为“肥猪”绑去，将头砍下，那事情可就闹大了，不但自己要丢官罢职，脑袋都怕是很难保住。想到这里，遂以“匪风甚炽、安全堪忧”为名与陶旅长、葛维汉协商暂停发掘，待“匪患已除，民众息怨，事理尽晓后，再做发掘事宜之筹划”。本来陶旅长还想凭着自己的武力坚持一阵子，声言再派出一个团进驻月亮湾与悍匪刁民决一雌雄，但葛维汉此时早已吃尽了被骚扰的苦头，再加上怕事情越闹越大，于己于当地政府、百姓都没有好处，遂萌生退意，同意了罗县长的意见。于是，发掘队于3月26日撤出工地，整个发掘过程为期整整十天。
关于这段看起来有些意外的插曲，林名均在他的报告中曾说道：
三月六日发掘工作开始，然附近无知乡民，竟妄造谣言，谓吾人掘有金马，时邻境匪风正炽，恐因此发生不测，且夜间必须步至八九里以外住宿，为避匪患，众皆为苦，故甫十日即行结束。
此次发掘，在沟底和溪岸共开探方108平方米，出土、采集了六百多件器物。其中有石璧二十件，琬圭、石珠十余件，琮三件，玉圈、小玉块数十件。另外还有三件石斧、一件石锥、二件石刀、二件石杵、五件磨石和石珠等。文化层出土有灰陶钵及大量残陶片，其中以灰陶居多，纹饰简单，多为素面。所出器物分置六箱，全部押送至广汉县政府。罗县长在过目之后，便“以此有关文化之古物，分散之后不便研究整理，乃将全部移赠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
按照林名均的说法，与罗县长的慷慨大度成鲜明对比的是，“惜燕氏私藏数器，几经交涉，未能购至，仅摄影以做参考而已”。
葛维汉、林名均等人怀揣复杂的心情返回成都后，尽管有时间短促、发掘计划未能全部实现的无奈与遗憾，但事已至此，只好将精力投入到发掘器物的整理与研究之中。20世纪50年代之后，著名的华西大学改为华西医科大学，华大博物馆的器物由四川大学博物馆接收保存，在馆内长期摆放展出的“广汉太平场遗物”，即有这次发掘出土的全部器物。
郭沫若东京来信
就在葛维汉与林名均等学者在华西大学博物馆集中精力整理、研究广汉出土器物之时，1934年下半年，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古玉考》的学术论文，论文的作者为成都古董商人兼金石学家龚希台。据该文称，1932年秋，龚氏从燕道诚手中购买了四件精美玉器。“其玉外作深褐色，或染朱，颇似出土器物。其一折断，其中略作灰色带浅红斑纹，质地不甚坚细，其质料又与其他玉器迥异。然四器之形制及制作仍与广汉文化遗物大同小异。四器并为圭璋之属，各长尺余，柄俱有孔有牙，与土坑出土琰圭之牙孔无殊。”龚希台经过对所购玉器的鉴别研究，认为“燕道诚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围乃传说中古代蜀国望帝之所，出土的可以串联的绿松石珠则是古代帝王冕毓饰物……”。
此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与争鸣。一批中外著名学者如顾颉刚、蒙文通、徐中舒、郑德坤、卫聚贤、葛维汉、戴谦和、林名均等纷纷加入到了这场争鸣之中。据后来出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说，到了“民国二十九年，龚氏已归道山，其戚某氏以重价（将四件玉器）售归华西大学博物馆”。当时尚在馆内的林名均考察了这四件玉器后说道：“其器质皆精美，各长尺余，柄俱有孔有牙，与前述琰圭之牙孔无殊。其一上部如戚形者，龚氏以为钺；其一上有三枝者，龚氏以为戟；上作半圆者，谓之为琰圭，与前所述之琰圭相同；上如刀形者，谓之为牙璋，皆治兵之器也。龚氏考证精详，惟质料与吾人所见略异，故有人疑其不真。”正如林名均所言，这几件玉器的真伪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有争议，没有人能做出一个权威性的令众人皆成共识的结论。
就在学术界围绕广汉出土的古玉与古器物所展开的研究与讨论方兴未艾之时，1936年，葛维汉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六卷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最初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报告将月亮湾发掘出土的器物、纹饰与河南安阳殷墟、河南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锅屯出土的器物做了比较，大胆而科学地提出了“广汉文化”这一学说，并断定这一文化其时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则为周代初期，也就是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同时极富预见性地指出：
这次发现的器物，至少对研究古代东方文化给历史学者们提供了三种情况。第一，随葬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第二，玉、石器以及器物上的纹饰，颇能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第三，出土的大量陶片，为研究四川古代陶器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那个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在一个挖掘七英尺长、三英尺深的墓坑内出土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墓葬大小大致如此。玉刀、玉凿、玉剑、方玉以及玉璧等礼品，周代时均系死者的随葬品，玉珠也为死者的随葬物。如果我们假设它是古墓这个结论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器物。
墓坑里发现的器物有绿松石、绿石或粗糙的穿孔玉珠。从玉珠的两端进行钻孔，接近玉珠半心处的孔径较小。另外还有八十多件小青玉片，因为考虑到它们一般作为装饰品粘牢在木制或皮制品上，没有串联或缝入的孔洞。这些玉刀、玉剑、玉凿等显然是祭祀用的。周代实行祭祀天地大典时，方玉象征“地”，玉璧代表“天”。
……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金石并用时代。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物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标本。
较之龚希台的《古玉考》一文，葛维汉的报告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更为广泛、热切的瞩目。因为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广汉月亮湾作为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进行命名和剖析，并较详细地论述了出土器物与这一遗址内在的文化联系，揭示了掩埋者的意图和秘密，将隐匿于历史深处虚无缥缈的古蜀文明掀开了沉重的一角。这一角虽锈迹斑斑、雾气昭昭，但毕竟在万重关山中打开了通往古蜀王国的一条小小的隧道，从而出现了“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可喜局面。虽离进入令人心驰神往的“桃花源”还有艰巨漫长的一段路程，但毕竟显现了希望的曙光，这曙光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必将照耀出一段历史的大世界、大辉煌来。由此，广汉发掘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使在革命低潮时期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兴奋不已。很快，林名均和葛维汉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要求赠予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以先睹为快。林、葛二人此前与郭沫若友善，接信后一一照办，很快将资料由海路寄往日本东京。郭收到后，于1934年7月9日回信向林名均、葛维汉表示谢忱，并畅谈他对“汉州遗址”的看法，行文中充满了对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山水的深切眷恋，同时也看得出他当时那跃跃欲试而又无可奈何的两难之情。其言曰：
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手稿（图：视觉中国）
林名均先生：
很高兴接到你和葛维汉先生的信。谢谢你们的好意，送给我如此多的照片、图片以及戴先生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的文章，并且告诉我有关发掘的详细情况。你们真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我希望将来你们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研究古代的遗迹和建筑、雕刻、坟墓和洞穴。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今后会有一系列的发掘以探索四川史前史，包括民族、风俗以及它们与中国其他区相接触的历史。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遗憾，我不能归国协助你们的发掘。
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将来四川其他的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
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将我写的两本有关中国考古学的书送给你们，并且请书店直接将最近出版的一本送博物馆，另一本送葛维汉先生。以后如有新作，我也将再送给你们。
现在我很忙，就此搁笔。
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沫若
1934年7月9日
郭沫若在接到这批材料和图片后，是否对广汉文化做过深入的研究，不得而知，但葛维汉与林名均对此的研究却持续了下来。继葛维汉那著名的发掘报告之后，1942年，林名均在《说文月刊》第三卷第七期上发表了《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长文。文中对出土玉器坑与其他器物的看法，有的与葛维汉的墓葬说基本相同，有的另有自己的见解，林文说：
广汉出土各遗物，其时代颇难决定。在葛氏报告书中，曾假定其为周初之物，后以发掘所得之石器陶器为溪底墓葬中之器物，属于同一时代。其重要证据为溪岸坑中曾获残璧一块，与琬琰之粗者质料相同。然玉器之变化甚少，是偶尔掺入，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于此，吾人有一新假定，即二者本不属于同一时代，将溪岸出土之物与溪底遗物分开。盖吾人在溪底发掘时，绝无一片铜器或铁器发现，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观之，这可谓其属于新石器时代。惟陶器中有与城子崖之黑陶相类者，故吾人设定溪底发掘所得之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之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
至于溪底墓中之物，其时代较晚，当为周代之物。盖所发现之玉器，与周礼所称，多所吻合。又美国费尔特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洛费氏所作之《中国古玉考》，其第六版第八图之玉刀，形制与广汉溪中出土之玉琰圭相同，彼认为系周代之物。又玉之有牙者，在周代亦颇为盛行。如洛氏书中第二版第二图，第九版第一、二两图，第十三版第一图，及第十五版第三图，均为周代玉器之有牙者。又书中第十一版第一图及第十二版中图向外凸出之环，亦与吾人所获褐色之环相同，洛氏亦定为周代。据巴尔序中称，洛氏著录玉器，多得自吴大澂收藏，及河南新郑发掘所获，并有最精确之考证者。以此证之，则吾人以广汉溪中遗物属诸周代，或不致大有谬也。
惟此次发掘时间过短，所获材料有限，溪中遗物，又已散佚不全，故对于其时代，不能十分确定，将来若能从事大规模之发掘，当必更有可靠之证据出现也。
月亮湾出土的玉璋（图：视觉中国）
关于广汉遗物出土的重要性，林名均从四个方面做了概括：
一、古代之蜀，向皆目为戎狄之域，必无文化可言（国策记司马错伐蜀事，张仪曰：“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今观广汉出土之器物，其制作之精工，实无逊于中土，加以玉器之使用，尤足显示其文化之高尚复杂。由此可改变吾人关于古代四川之基本观念。
二、由前所述，可知广汉遗物与中原所得者有若干相同相似之处，则古代蜀中文化所受于中原文化之影响，当不难窥见其痕迹。盖四川与中原之交通甚早，世本谓：“颛顼母，蜀山氏之子，名昌仆。”《史记·五帝本纪》亦谓：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取蜀山氏女，生高阳。其说虽未可尽信，然蜀之名早见于殷代卜辞。武王伐纣，蜀人预焉（见《尚书·牧誓》）。故谓四川与中原同为一系文化，亦无不可。则广汉遗物对于吾国文化分布情形之研究上，实甚有贡献也。
三、由广汉出土之圭，可证明《越绝书》所称黄帝时以玉为兵之说不谬。古书释以玉为兵者，乃以玉饰其兵器，不知兵器真可以玉作，后乃改变其用途耳。
四、此次遗物之出土，仅只广汉之一小区，即有如斯之成绩表现。以此推之，蜀中埋藏于地下之古物，较此更古更重要或尚未经发现者，必有无穷之希望。可以断言，是则对于将来之考古学乃莫大之关系也。
就在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学人趁着研究的热潮，憋足了劲儿准备离开书斋，再行赴广汉月亮湾发掘，并做进一步研究之时，震撼世界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大炮呼啸、血肉横飞的境况中，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后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华西大学的洋教授们一个个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先后情愿或不情愿地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发掘月亮湾的机会对于他们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迫于当时的条件，发掘工作业已停止，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延续了下来。就在葛维汉、林名均在月亮湾发掘之时，正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以硕士研究生的身份攻读古文字与考古学的郑德坤，曾专程入川赴广汉发掘工地进行过参观与考察，并和葛氏做了学术方面的交流。月亮湾的发掘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到了194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考古学及博物馆管理学博士学位并回国的郑德坤，接替葛维汉出任了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在担任馆长期间，他亲自拟订了一个以馆藏两万七千多件西南出土文物为基础，将博物馆建成一个教学研究中心的计划。许多年后，郑德坤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博物馆的工作除了将馆内几万件古物整理和展览外，我还提倡利用这些古物作为‘乡土教材’。从前的留学生，多数是把他们在美国所念的理论整套搬回来，用外国的材料来教书。我当时则提倡乡土教材，主张用当地的材料来讲考古学与人类学。馆中藏品主要是西南一带的文物，于是我就用这些材料整理出一个系统，以为教学之用。整个博物馆跟大学的课程配合起来，这样教考古学与民族学就不再是洋学空谈，每课都有实物可供研究和实验。”郑德坤的这一做法不仅为国人所敬重，同时也获得了国外学者的赞扬。当时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牛津大学笃实教授即对此深感惊奇。他认为当时的西方人士都以为西方文化比任何文化都文明，中国国内学术界也弥漫着崇洋的歪风，而四川竟有位中国人坚持用自己的“乡土教材”教学，实在令人心悦诚服。
也就在这个时期，郑德坤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论著《四川古代文化史》，并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发表。其中的“广汉文化”一章，曾详细地提及了葛维汉、林名均等在广汉发掘的情形，从“遗址的发现、调查经过，土坑遗物，文化层遗物，购买所得遗物，广汉文化时代之推测”五个方面做了宏阔而不失细致的论述，对葛维汉、林名均、龚希台等人的学术观点，或表示拥护与赞成，或给予反驳与批判，同时在行文中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精辟而独到的观点：
月亮湾出土的玉璧（图：视觉中国）
广汉文化之关键在于土坑中之遗物。葛、林、龚三氏并以为系古代墓葬，然上古墓葬之发现记载，未闻有以石璧列为棺椁之墙壁者。假定实有此制，石璧左右及上三方陈列，是该墓前未经发掘甚明，然则何以燕氏发掘之时，未闻有人骨之发现？古代墓葬必有明器，而此土坑所藏仅石器玉器之属。假使林氏据晋君所闻，称石璧叠置如笋，横卧泥中之说可靠，则广汉土坑为墓葬之说，可不攻自破矣。窃疑为广汉土坑应为晚周祭山埋玉遗址，坑形大小深浅虽与墓穴略同，而其功用则全殊。……广汉地处岷山之阳，土坑位于广汉西北，其为遥祠山神故址当可想象。……是广汉土坑文化之年代，或可定为东周，约为公元前700至（前）500年也。
广汉土坑文化之年代已确定，其文化层之年代亦可迎刃而解。据发掘地层之观察，知葛氏以文化层为古代陶窑旧址，其错误可不必细辨。土坑在文化层中为闯入品，其开凿应在此居住遗址荒废之后，是文化层之年代应在土坑年代之前。今以文化层出土石器与中国各地新石器晚期之遗物比较，不但石器至相仿佛，即粗陶细陶亦多相同。诸遗物中绝无石镞及铜器之发现，一方面可以证明其有四川史前文化之特质，一方面亦可证明其年代应在铜器盛行以前。然则假定广汉文化曾为四川史前文化新石器时代末期之遗址，正在土坑时代之前，当无不可，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至（前）700年以前。
郑德坤长文的发表，使学术界围绕月亮湾出土器物再度掀起了新一轮更加广泛、深入的探讨热潮，“广汉玉器”“广汉文化”也随着这股热潮传之四海，名满天下。
略感遗憾的是，1947年，郑德坤受英国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英国在剑桥、牛津、伦敦三所大学轮流讲学。1948年，当他完成讲学任务路经香港拟返回华西大学时，由于国内战乱难行，遂留居香港。1951年，郑德坤再赴英国剑桥大学从事他中国考古和艺术的教学研究工作，此后一直在海外工作、定居，再也未能回到他梦牵魂绕的四川和华西大学。
冯汉骥的预言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广汉文化与月亮湾的考古发掘，再次出现了新的转机。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各地建设高潮的兴起，中国西南部先是有成渝铁路的建设，接着颇受国内外瞩目的天成（后改宝成）铁路也开始动工修建。就四川境内而言，宝成铁路南段由成都起始，全程需经过新都、广汉、德阳、罗江、绵阳、彰明、江油、昭化、广元等十个县境。从成都到绵阳一带，自秦、汉以来就是西南文化的中心区域，而从绵阳到广元一带，又为南北交通的孔道，特别是昭化和广元两地，历代都为政治、军事重镇，其地下文化丰富，文物颇多，具有古蜀文化相当明显的代表性。鉴于在成渝铁路修建工程中，曾于沿线收集到大量文物，因而在宝成铁路工程开始时，当时的西南区文教部有关领导，曾充分注意、考虑到这一重要方面的因素。为了配合工程建设，更有效地宣传文物政策和清理保护出土文物，西南区文教部指令西南博物院筹备处组织、派遣工作组前往铁路沿线，开始清理和收集发现的文物。
1953年年初，由于工作的开展和各种重要文物的发现日益增多，西南区文教部再做决定，令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与宝成铁路施工局政治部、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民政厅、公安厅、绵阳专员公署等单位联合组成宝成铁路文物保护委员会，由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为总负责，下设宣教和技术两套班子，开始到沿线各单位和群众中间宣传文物政策，并从事文物的保护、清理、收集等工作。冯汉骥上任之后，对广汉月亮湾一带这个在学术界颇为瞩目的古代遗址特别关注，为防止地下文物遭到破坏，他亲率考古工作队前往调查发掘。他在后来发表的《宝成铁路修筑工程中发现的文物简介》一文中，有一大段是关于广汉中兴乡月亮湾遗址调查与发掘的论述：“由于各方面的有力支持，尤其是筑路工人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高度积极性和爱国主义精神，使清理文物的工作能顺利完成，并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广汉中兴乡遗址散布地面甚广，我们在打鳅田略为试掘，即出土大量的石屑、陶片和少数未制成的石器。据推测，此地可能是一石器制造场所。时代不会很早，虽没有铜器发现，或者是属四川巴蜀时代（殷周）的遗址。巴蜀时代遗址，是我们此次工作中注意的重点之一，但至今尚未有确切的发现，只在广汉车站工程中得有铜矛一件，出土情况不明，是属于巴蜀铜器型的……”
从文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冯汉骥在庆幸之余，还夹杂着一丝没有发现心中梦想的那种古代器物和遗址的淡淡的遗憾，这个遗憾一直等到九年之后才得以弥补。
由于月亮湾这一文化遗址的重要性为学界所熟知，1955年，受四川省文化局的派遣，省博物馆考古学家王家祐再赴广汉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调查。作为冯汉骥学生的王家祐，于1926年生于成都，受知识分子家庭文化的熏陶，自小就对中国古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幼年拜青城山常道观易理轮（心莹）道长为师，并由恩师赐名王宗吉。他于华西大学协和中学毕业后，遂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中国史学界著名的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等教授学习中国历史。1948年毕业后在中学任教三年，其间云游、考察了上海、南京、杭州及四川各地石窟造像区，并师从高道名僧学习道学与佛学。1951年追随冯汉骥到西南博物院（今重庆博物馆）筹备处从事考古工作。1953年8月，进入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进修，并聆听了郭沫若、夏鼐、裴文中、向达、苏秉琦、阎文儒、吕遵谔等文化大师的讲课，结业后返回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主要负责考古调查方面的工作。由于王家祐在读川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冯汉骥兼任这一年级的班主任，并直到这期学生毕业后的1950年赴重庆组建西南博物院方才离开，因而从关系上而言，王家祐既是冯的学生，又是下级加助手。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冯汉骥每次下田野搞文物调查，王家祐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位得力干将。冯两次赴广汉调查发掘，王家祐都是开路先锋和发掘的主要实施者。1954年下半年，王家祐离开重庆调至成都四川省博物馆工作，半年之后开始遵照上级的指示再次赴月亮湾调查。但由于此次调查时间紧张，收获甚微，只是“在鸭子河边漫步察看了土层，无所获”。于心不甘的王家祐在撤离考察现场时，同他的恩师冯汉骥一样，心中生出了一丝怅惘和难以割舍的情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