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春季和秋季，四川省文管会田野组先后在涪江流域和温江专区做地下文物的初查工作，其中温江专区的调查由王家祐与本馆的考古学家江甸潮主持。借此机会，王、江二人怀揣着一个尚有些朦胧的梦想再赴广汉月亮湾，在燕家院子四周做了较为详细的勘察。就在勘察的过程中，王、江二人那朴实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给燕氏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王家祐与江甸潮借住在县城文化馆的一间平房里，要到月亮湾工作，来往要步行三十几里的路程，交通和生活均十分不便，每当遇到风雨天气，更是倍觉困难与艰苦。面对此情，燕青保主动邀请王家祐与江甸潮住到自己家中，二人推辞不过，便于几个风雨之日吃住于燕家。时燕道诚已经作古归西，燕青保开始主持家政。每到晚上，王家祐与年过六旬的燕青保对床而眠，长夜倾谈，从当年燕氏一家发现玉器坑的情形，到戴谦和、葛维汉等洋人们主持的发掘，连同活阎王陶旅长率部在月亮湾盗宝的所作所为，一幕幕往事像流水一样从记忆深处淌出。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过瘾，越谈越觉得相见恨晚。几个晚上下来，竟成了铁哥们儿和拜把子兄弟，达到了无话不谈、心心相印的境地。当王家祐在交谈中得知燕家仍有一部分精美玉器深藏不露的秘密时，便主动做燕青保的工作，告之现在已经是新中国、新社会了，不再是原来慈禧老佛爷统治的大清国和蒋委员长主政时军阀混战的民国了。整个中国大地已经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那些被压迫被奴役，整天在土里刨食的苦难深重的农民兄弟，已变成了国家的主人。而在各级政府当官办差的官员，则成为农民兄弟的仆人了。这个新型的既有民主又有自由并朝着共产主义大道奔跑的天堂一般的国家，曾经制定了专门的政策，凡一切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藏和倒卖。当年在月亮湾挖出的那批玉石器，如果继续匿藏不交就与新的国家法律相悖。假如上边文物部门和司法部门真要追究起来，燕氏家族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为此，王家祐对燕青保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这事还没有外人晓得，你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要仔细掂量一下这人头跟你家埋藏的那堆石头之间哪个大，哪个小，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更值钱，哪个更有保留价值，到底是保人头还是保石头……”王家祐的一番话使燕青保幡然醒悟，表示要保人头不保石头，决定从即日起痛改前非，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国家主人与合法公民，将家中所有的藏宝都掘出来如数交给新生的人民政府。
燕青保说到做到，第二天一大早，便果真从猪圈的壕沟里挖出了用一个猪食槽盛放的深藏二十多年之久的玉琮、玉瑗、玉璧、玉磬等最为精美的几十件文物，然后由王家祐牵线搭桥交给了省博物馆。这批器物是1929年燕氏父子在土坑中挖出的那批著名的玉石器中的最后一批，也是最为精美的一批。至此，燕家声称再无一件私自存留的玉器了。为了验证当年燕氏父子所挖玉石器在中国存留的数量和保存情况，20世纪9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几家号称藏有“广汉玉器”的单位联系，对各自的藏品进行整理、鉴定。令人大感失望的是，所有收藏的玉石器加起来，其真品仅为四十余件，只相当于当年总数四百多件的十分之一。后来四川方面又同台北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求其对院内收藏的“广汉玉器”进行鉴定并告知实情。台湾方面在做了全面配合后，得到的结果是只有两件玉璋是真品，其他全部为赝品。也就是说当年燕氏父子挖出的那批玉石器，百分之九十已通过各种渠道流散到国外或遗失了，这个具有悲剧意味的结局令知情者无不扼腕叹息。
1958年春，王家祐与江甸潮第四次赴广汉展开田野调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二人在月亮湾至中兴乡的三星堆一带盘桓良久，经仔细踏勘和试掘，发现三星堆文化层内涵与月亮湾竟相一致，都是难得一见的古蜀文明遗址——这一举动，是自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近三十年来，首次将月亮湾与三星堆两个小型区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以敏锐独特的学术眼光，认识到这两处遗址文化内涵的一致性。根据调查结果，二人很快写出了后来被业内广泛引用，对三星堆遗址的保护与考古发掘具有先锋意识和前卫观念，同时兼有深厚学术功底的著名论文——《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此文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刊出后，立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中说道：
在燕家院子外堰沟及土岗的断层中，包含了较多的陶片和火烧土的文化遗迹，我们就地采集到各式陶片和人工打制石器的坯子。再沿土岗南行，岗势略向左转，其西坡有大量陶片的堆积层，估计应是当时烧造陶器的地址。在此访问居民时，据说附近农田中常因耕地挖出玉器和石器。我们收集到一批历年在此出土的玉、石制品，计有牙璋、石璧（残）、石镞、石斧、赭石和一件玉制圈状器及打制而成的石圭的坯子。此外，在发现的一块褐黄色半透明的石块上，有数道人工磨制痕迹，证明这一遗址，是大量制造玉器和石器的场所，过去所出的大批玉器和大小石璧，都是当地的制品。这里收到的两块赭石，形状是磨扁的方形条块，表面呈紫色，光滑有细腻感，硬度很高。……因为许多石、玉器都是农民挖出的，它与陶片层在时代关系上究竟怎样，尚待日后发掘研究。
三星堆在马牧河右岸，与横梁子隔水相望。近年来农民因从岗西穿过岗东，挖出了一道水沟，在沟东端右边断面上，露出较大块的陶片层，岗面好几条沟的断壁里，也同样包含着很厚的陶片层。明白地显示了这里是古遗址的所在地。我们在这里略一挖取，就收集了几种不同器形的陶片，并在沟边拾了一件磨制的石斧。这些陶片，经过初步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它的特征是这样：从陶片部位上看，较多是敞口器的口缘，另外有灯柱下端和器腹；陶质方面，有淘洗过的泥质细陶……此外，从这些陶器片的制作技术和火候方面看，轮制技术还处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器壁厚薄不一，火候也较低。
综观以上具有的这些症状，可以看出这批陶片与四川各时代墓葬出土的陶器及成都青羊宫遗址的陶片、器形、特征相比，都有显著的区别。所以我们初步认为（新繁、月亮湾、三星堆）这三个遗址的文化，相当于殷周时期，与战国以下的文化当是一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至于这一文化的全貌如何，与我国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的关系怎样，尚有待今后将这三处遗址正式发掘后，才能着手研究。
王家祐、江甸潮这次深入而卓有成效的调查，以及对文化的整体把握与认识，是三星堆遗址近百年历几代人的调查、发掘与研究中，极富学术眼光的一次具体的实践，为后来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发掘、研究等一系列工作，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调查结束后，二人专程到广汉县政府汇报并请求对包括月亮湾在内的整个三星堆遗址加以保护，同时首次向学术界发出了进一步调查认识与研究保护以三星堆区域为主体的“广汉文化”的呼吁。这一行动与考察成果，对后来三星堆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月亮湾出土的小平底陶罐（图：视觉中国）
继王家祐、江甸潮此次调查四年之后的1962年6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年级即将毕业的学生需要实习，曾在成渝和宝成两条铁路沿线的文物调查与抢救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此时已从重庆调回成都并出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借这次学生实习的机会，冯汉骥决定亲率师生赴月亮湾对这个一直令他梦牵魂绕、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巨大魅力的古遗址再度展开一次具有现代科学性质的调查与发掘。
关于冯汉骥的经历以及他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与保护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从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为其所做的小传中可以有个大体的了解。冯于1899年生于湖北省宜昌县小溪塔冯家湾村一个中学教员家庭，五岁时在家乡私塾中发蒙，十岁入美国人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宜昌美华书院学习。1914年，因美籍校长柯柏侮辱一位中国教师，冯汉骥基于义愤，鼓动同学反抗，结果被罚停学半年，故延至1916年冬毕业。1917年春，入安庆圣保罗高等中学，并于1919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由于冯汉骥学习成绩优异，按规定免费进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大学，但入学以后，教会要求学生必须信奉基督教和学习神学，遭到冯汉骥的拒绝，于是教会取消其享受免费的权利，并要求冯汉骥偿还全部学费。冯毕业后省吃俭用，在两年内归还了学校全部学费八百余元。
由于冯汉骥在大学时读的是文科，并兼修图书馆科，1923年毕业后，被他的老师介绍到厦门大学任图书馆襄理，第二年升任主任。
在厦大的日子里，冯汉骥适逢鲁迅亦在厦大任教，两人过从甚密。冯在图书馆专门为鲁迅安置了一间寝室。鲁迅遂在此考订中国典籍，并由此引起了冯汉骥对文物考古这门学科的兴趣。加之闲暇时又常协助生物学教授秉志采集标本和研究，使这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直到产生了迷恋的程度。以后冯汉骥再度入学深造并主攻人类学，与这段经历和鲁迅等人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31年夏，冯汉骥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学习，后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人类学考古学的严格训练。在美八年间，他读过摩尔根的《人类之血族与姻族之系统》及《古代社会》两大名著，并亲身访问了印第安人的村落，对于这一地区原始的氏族社会有很深的理解。他在校期间所著《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亲属制》学术论文，以其独特而具有创造性的发现，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又将此文略加删节转译为汉文，发表于《齐鲁学报》第一期。此文充分论证了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最能与亲属名词发生关系者，莫过于交表婚、姊妹同婚及收继婚三种的现实。但其由于制度特殊，如媵婚中不同辈的人，也可纳为妾媵。因此，中国老一代的学者对此信疑参半，许多著名的经学大师如郝懿行、王念孙父子及俞樾等，对于这个问题皓首穷经也没有说清楚。但冯汉骥在文章中根据摩尔根的理论，阐明其真相，科学而合理地解决了两千多年来经学上所不能解决的聚讼纷纭的一大悬案，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
1937年春，冯汉骥应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李济的邀请，经由欧洲返国，准备参加中央博物院的工作。适逢“八一三事变”发生，上海战事正酣，于是他被迫在香港上岸，经广州去武汉。时中央博物院忙于内迁，已无法做新的人事安排，冯汉骥遂接受了四川大学的聘请，于同年11月到达成都，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在此他结识了史学名家徐中舒，两人遂成挚友，以至相处四十年，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其深情厚谊常为人称道。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冯汉骥任社会组组长，对于西藏地区民族的调查和分类，建树甚多，其积累之资料，厚至盈尺，并发表了《西康之古代民族》等论文和摘要。1941年，四川省博物馆开始筹备，众望所归，冯汉骥被推荐为筹备主任。从1943年开始，又应邀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兼课，1944年代理该系主任。在这段时间内，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前蜀王建墓。当时这种规模较大的地下墓室的发掘，不但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即使是在全国范围内也别无先例。冯汉骥却在抗日战争时期极为艰苦复杂的条件下筹谋策划，主持其事，充分显示了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墓室开启以后，外界谣传其中有大量金银财宝，遂引起了袍哥土匪的觊觎，竟至武装抢劫，将冯汉骥从工地劫持捆绑拷打半天之久。虽历如此艰险，但其保护文物之决心并不动摇，发掘工作没有因此而受影响，不久之后他又主持了重庆铜官驿和昭化宝轮院船棺葬等具有重大影响的考古发掘工作。
尽管冯汉骥在中国求学时代毕业于教会学校，但对教会那一套说法和做法却相当反感，一生从未信教。对于某些外国人打着学术的幌子在中国边疆四处活动，更是存有戒心。在抗战时期，当华西大学的戴谦和等人约他参加时为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等主持，而旗下成员较复杂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时，冯汉骥以“以为中国边疆不应外人研究，中国的事让中国人自己处理”为由，拒不加入。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拒绝了国外友人约其去美国效劳的建议，将重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之中。
1950年，新生的人民政府刚刚建立，百废待举，困难甚多，但为了保护历史文物，仍决定立即在重庆成立西南博物院，冯汉骥出任筹备主任，并配合当时大规模开展的基本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当时长江流域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对整个中华民族史前史的建立具有十分重大和不可替代的划时代的意义。
1955年，西南博物院撤销，冯汉骥又奉命回到成都，出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这个时期，他除关心两个单位的人才培养外，主要从事研究四川考古并整理新中国成立以前即着手撰写的王建墓的发掘报告。
月亮湾出土的商陶鸟头勺把（图：视觉中国）
1962年，冯汉骥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初稿）》的编写工作，并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被视为冯汉骥二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同时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界所产生的一项重大成果和业绩。这一成果不但对中国考古史，同时对工艺美术史、建筑史和音乐史亦做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当然，就在冯汉骥率领师生于1962年6月奔赴月亮湾之时，他撰写的这部皇皇巨著正处于紧张的杀青阶段。在这种情形中，他毅然投笔离开书案，打起背包和学生们一道乘一辆敞篷汽车赶赴工地。按他一贯的想法与做法，作为学者固然需要通过学术成果建立自己的名山大业，但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培养人才，传递学术薪火并在后学身上发扬光大乃是自己的首要职责。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境界和为人处事准则，他决计放下手中正在撰写着的著作，亲自率师生来到田野调查现场，结合实际将自己平生所学一点一滴地滋润到晚辈的心田。在月亮湾的三层台地上，冯汉骥指导年轻的教师与学生在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地方做了详细的调查，并进行了一些小型的发掘。在此期间，他除了蹲在坑中近距离指导学生外，还拿出一部分时间带领师生走出月亮湾，扩大调查范围，对整个三星堆区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勘察。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冯汉骥基于对历史记载和地下发掘资料的综合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学术界习惯看法的新的理论，即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可能要到长江流域去寻找，而不一定局限在黄河流域。为此，他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希望以此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项主要的科研项目来研究并有所发现和突破。在他的心中有一种预感，广汉月亮湾遗址可能就是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之一。正是具有如此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和研究目标，冯汉骥才于这个夏天亲自率大队人马走出书斋来到广汉原野，开始了调查和发掘。
就在这次实习活动即将结束时，根据已有的资料和了解的情况，冯汉骥站在月亮湾那高高的台地上，遥指马牧河对岸的三星堆，对他的助手马继贤教授和正在随他攻读研究生的得意门生林向，说出了一句令后来历代发掘者以及三星堆遗址的研究者都不可能忘怀的极具科学战略眼光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只要把工作做到家，我自信地认为，今天的预言是不会有大错的。”后来的发掘证明，这个预见是正确的，尤其是二十四年之后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型祭祀坑的横空出世及大批金银铜器和古城墙的惊现人间，以无可辩驳的铁证，证明了当年冯汉骥的正确预见。
关于这次调查、发掘的具体情况，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写出了一份调查简报。由于此次调查时间相对过短，发掘中所揭露的面积有限，得到的标本亦不丰富，因而教研组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文章中较为低调地宣称：
这次我们所采集到的一批有关石璧的标本，大部是在离过去曾大批出土石璧的燕家院子以外约二百米处的鸭子河河岸断层中找到的。这不仅证明这一部分东西原是就地制造，更使我们弄清了它与其他文化遗物之间的共存关系，矫正了过去一些错误的论断，对于确定这一遗址的年代有很大的意义。
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出土遗物，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有许多相同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出它们应属同一文化系统。这几个遗址所在的地区，都在记载中的古代蜀民族居住范围以内，所以本遗址当系一古代蜀文化遗迹。
关于本遗址的年代问题，过去有人认为应属西周，有人认为应属新石器时代（直到1958年发表的调查报告还采用这一意见），但这些论断大都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首先是他们没有弄清各类遗物的地层情况，例如解放前的一篇文章中认为：“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观之，实可谓……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至于溪底墓中之物（引者按：指璧、圭等礼器而言）其时代较晚，当为周代之物，盖所发现之玉器，与周礼所称，多所吻合。”（《说文月刊》三卷七期，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这当然是错误的，因其不知璧、圭之属原与所谓形制原始之石器、陶片共存于同一地层中。但此种意见的影响却较大，曾得到不少人的同意。
此地陶器上的云雷纹，是中原殷周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石器中璧、圭、璋等礼器，亦为中原周代遗物之风，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遗址年代不应早于殷周。前面提到的此地许多文化遗物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具有相同的特征，这是我们推断本遗址年代最主要的根据。因为以上两个遗址都经过发掘，确切年代弄得比较清楚，前者属殷末周初（参看《考古》1959年8期，四川省博物馆《新繁水观音遗址清理简报》），后者上限可至春秋前期到西周晚期（参看《考古》学报1957年4期，四川省文管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本遗址既然同时具有两处遗址的特征，自然其年代应居二者之中，即其上限可至西周初，下限可至西周末，最晚也不当晚于春秋之初。以上两点意见，仅系根据调查材料所得，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进一步通过发掘材料来证明。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学术论点，尽可能地剥去笼罩在月亮湾这块土地上的神秘面纱，冯汉骥和他的学界同行，以及四川大学的师生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下一个大规模的探索发掘机会的到来。
月亮湾出土的高柄陶豆形器（图：视觉中国）
悲情时代
在冯汉骥的具体操作下，1963年9月，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联合发掘队，再次来到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进行发掘。这是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三十四年以来，首次由中国人主持对三星堆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月亮湾遗址进行正式的科学发掘。此次发掘的具体组织和指导者，理所当然地属于既是博物馆馆长又是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
按照合作双方达成的协议，除冯汉骥之外，联合发掘队的副队长分别由省博物馆的张才俊与四川大学教授马继贤两位考古学家担任，其成员有省博的戴堂才和川大的童恩正、宋治民等考古学家，以及广汉县文教科的谭锐和中兴公社的文化干事王文江等人。按照要求，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十五名学生全部参加了此次发掘。
9月18日，由四川大学教授马继贤与一名学生乘一辆汽车，携带部分生活用具到广汉打前站，安排食宿等诸多事宜。由于中兴场至月亮湾地段道路狭窄，阡陌纵横，汽车无法通行，只得将发掘工具、器材以及其他生活用具在中兴公社的大院内卸下，由马继贤和他的学生花费了一天的时间，用肩膀挑到月亮湾回龙寺小学，在那里租借了三间平房安顿下来。
9月20日，联合发掘队几十名师生和考古学家携带发掘工具，乘两辆敞篷汽车开赴广汉月亮湾进驻回龙寺小学。按照规定，凡参加发掘者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一斤粮食的定量，缺额部分派一名学生到乡下收购些红薯作为补充。生活稍做安顿后，按照冯汉骥的战略部署，在月亮湾分别选择了三个地点进行发掘。第一个地点选在燕家院子东南三十米左右的稻田里，北面靠近当年出土玉石器的水渠，共开探方十一个。第二个地点选在水渠的北面不远的稻田，只开一条探沟。第三个地点选在月亮湾一道高高隆起的土隔梁上，开挖探方一个，其目的是探察此处是否有由人工夯筑的一道土墙或更加宏大的城墙。这三个点的发掘陆续开工之后，发掘人员将原划分的农耕土、文化层与生土层详细分为上下两层，并分别定为商代和西周早期。
四川大学师生在月亮湾发掘现场
冯汉骥一边与师生们在坑中发掘，一边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真诚地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们说：“我们从事现代考古工作，必须亲自参加田野发掘，锻炼自己，切莫再学过去的金石家，整天坐在书斋的沙发上听任他人汇报古物出土的消息，并不亲自到现场调查核实，那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以后无论是谁，再也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了……”这些看似浅显的漫谈，实则是颇为深刻的做学问之道，令年轻的师生们牢记心怀，并在以后若干年的社会实践中付诸行动并大为受益。对于所发掘的实际考古资料的应用，冯汉骥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几十年工作之经验告诉学生们：“要先从类型学的分析着手，再进而探讨其社会意义，观察务求细致，思考力致周详，应使器物烂熟于胸，在研究透彻之后才能下笔成文。”
就在这样一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发掘中，月亮湾联合发掘队于三个地点，共开掘十二个探方和探沟一条，发现房屋三组，墓葬六座，陶片三万多片，出土了几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铜器残片等等极富研究价值的文物。同时，在三个探方的二层中分别发现了一些零星的青铜器残块、孔雀石、铜炼渣等遗物，并发现一块沿边附有铜炼渣的粗陶片。经考古人员的初步推断，当是坩埚的残片，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炼炉的遗迹。面对已被揭露的遗址和出土的大宗器物，冯汉骥与联合发掘队的每位队员心情都颇为高兴。整个发掘工作在平和的气氛与收获的喜悦中，按照原定计划于同年12月3日结束，为期四十多天。
关于这次发掘的成果，时任发掘队副队长的马继贤在若干年之后曾做了一篇追记，文中说道：
月亮湾遗址发掘迄今已近三十年，当年指导发掘的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亦已辞世十余年，可此次发掘的资料一直未能公之于世。作为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并受教于他的学生，我实感有愧。几年来，一些同志知道我是当年发掘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一再要我撰文介绍情况。敝人实难推卸，只好应命。不过当年的原始记录已不在手边，不能尽道其详，只能依据当时整理保存的一些不很完整的资料做一回顾和追记，并以此作为对冯先生的纪念。
……
首先，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该遗址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可信性资料，有助于对后来三星堆附近发掘的材料进行对比研究。
其次，第一次从地层学和类型学上对月亮湾的发掘进行分析对比，指出该遗址是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时期的堆积，纠正了以往依据地面调查获得的材料来判断该遗址文化内涵的片面观点。发掘的事实证明了地面所暴露的主要是上层的遗物。
第三，纠正了新中国成立前一些学者的错误观点。比如当年葛维汉在燕家院子前面出玉器的坑中发掘时，曾把含红烧土的层次误认为是由于烧窑所致，故定为“窑层”。他还根据当地传说与月亮湾梁子上曾暴露出汉砖等现象，从而认为这是汉代的废墟。经发掘知道，地层中的红烧土堆积，是房屋建筑坍塌之遗迹。月亮湾梁子上有东汉墓的遗留，并非人工建筑之城墙。
第四，三层下发现的沟槽，虽然当时我们已认定它是房屋建筑的遗迹，但它究竟是当时普遍的建筑形式，抑或是有特殊用途的建筑，因受发掘面积的限制，尚难定论。后来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的发掘，证明这类建筑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形式，两地互相印证，表明这种建筑从北边的月亮湾到南边的三星堆一带都有广泛分布，它们具有共同的文化面貌。
最后，在遗址的第二层发现了残铜器、炼渣、孔雀石及坩埚残片，表明该层处于青铜时代，而且铜器是在本地制造的。这为将来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冶铜遗迹提供了线索，同时也为后来研究三星堆出土的极具特色的铜器群提供了有力佐证。
正如马继贤在反思这段工作历程时所言，由于受实习时间限制，当时在发掘中采用的是比较简单的探沟法（2米×5米），因而受揭露面积所限，有些建筑遗迹未能探清其面貌。此外，在发掘月亮湾梁子的土埂时，虽然想弄清此处是不是一道城墙，但在发掘中地层被一座汉墓打破，清理时没有发现人工夯土，所以认为不是城墙。后来经过四川省考古所多次发掘，证实此处恰恰就是一道商周时期的城墙，从而令当初的发掘者深感遗憾……当然，同所有的科学都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一样，关于城墙这一在考古学中至关重要的大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才渐渐认识的。作为后来者，对冯汉骥等考古学家的田野工作及他们对遗址文化性质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是不会求全责备的。令人扼腕和颇感愤慨的是，田野工作结束之后，一系列闹剧、悲剧以及群丑的反复出演。
沿着马继贤在追记中所说的“此次发掘的资料一直未能公之于世”所透露的隐情，展开追索与调查可知，当年这支联合发掘队在撤出广汉回到成都后，作为一个临时组织的学术团体自然随之解散。
但为了对学生有一个系统的训练过程，按冯汉骥的意见，此次发掘出土的全部器物暂存放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以供学生们在不断整理中有一个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然而，省博物馆的部分领导和业务人员对这一做法提出异议，并说：把本次发掘的器物放于川大，既不符合常规，也不合乎情理，一旦这批器物整理完毕，其随之产生的科研、学术成果势必会被川大方面独吞。在本次联合发掘中，省博物馆是出钱、出物最多的一家，没有省博出钱出物，这些师生恐怕连校门都难以迈出，更遑论搞什么田野调查和发掘了。而冯汉骥身为两边的主要领导，本应坚持原则，把一碗水托平，想不到竟置省博利益于不顾，将功名利禄的砝码偏到了川大一边。冯汉骥应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收回成命，令川大方面立即无条件地交出月亮湾发掘的全部器物。
鸭子河南岸采集的镶绿松石铜虎
面对省博物馆部分领导与专家当面或书面提出的这些明显带有偏见的意见，冯汉骥大感惊讶与恼火，想不到刚刚搞了个规模并不大的月亮湾发掘，是非与争斗就开始了。你们乐意斗就去斗好了，反正我是不改初衷。这样想着，他采取了漠然处之的态度。对方一看自己的意见没有引起这位一馆之长的重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意见书直接递到了博物馆的上级主管单位省文化厅主要领导的手中，请求立即出面给予干涉。面对这样的请求，为息事宁人，省文化厅领导派出专人负责召集省博与川大双方代表座谈讨论，并从中给予协调。省文化厅的特派员在听取了双方的汇报后，认为冯汉骥的决策并没有什么过错，遂当即拍板决定，驳回省博人员的上书意见，全部发掘器物仍留在川大考古教研室进行整理。这一决定，令省博一帮人大为不快。他们并不甘心，还想找机会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
就在川大师生即将把月亮湾出土器物全部整理完毕时，省博一班人预感到新的时机来临，便于1964年11月再次提出要求川大归还发掘器物。在省博的强大攻势下，省文化厅领导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最终撇开了冯汉骥，抛弃了川大师生，并按照省博人的私下意愿做出了最终的裁决，勒令川大马继贤等教师立即无条件地将器物交到对方的手中。川大师生见大势已去，于无奈中将全部器物和已整理的至关重要的资料交了出去。
从月亮湾发掘结束到川大整理发掘器物，一直到将整理资料交与博物馆的一年多时间里，冯汉骥一面身心疲惫地应付着教学和校、馆双方那扯不断理还乱的行政事务，一面仍以书生本色夜以继日地做着《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的最后定稿工作。按照他的计划，一旦这部报告彻底脱稿，便将主要研究方向转到月亮湾一带的古遗址中来，并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可能地对这个遗址的年代、规模、文化性质等一系列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真正从“仿佛若有光”的狭隘小口进入豁然开朗的传说中的古蜀国的“桃花源”中，或许那个几千年前的国度真的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如果运气不错，或许还将被那里的国民“便要（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陶渊明《桃花源记》），痛痛快快地喝上一顿，顺便庆贺一番。遗憾的是，自1964年年末，举国上下“四清”运动的风潮骤起，冯汉骥作为这次运动中清理扫除的重点对象，被迫放弃博物馆的一切事务，而被隔离在四川大学校园内接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审查、监督、改造。就在这个时期内，省博物馆从人民公园的旧舍迁到了人民南路的新馆。在迁址的过程中，由于内部混乱与人为的毁坏，月亮湾发掘的器物被弄得七零八落。由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马继贤等师生费尽心血，历经一年整理出的极其珍贵的发掘资料，像抗战爆发之后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样，从此下落不明。
“四清”运动刚刚结束，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着爆发，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四川大学，都开始在政治狂潮的旋涡里打滚翻腾，挣扎沉浮。博物馆停止了正常的展览和业务研究，川大停止了正常的教学和招收新生工作。作为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学者和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冯汉骥，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打击，不但一切研究全部停顿，人身也渐渐地失去自由。他先后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等多种罪名，被揪出来，先是没白没黑地接受号称革命闯将的批斗，后来被博物馆一帮新生的“革命造反派”当作人肉靶子一顿拳脚打得口吐鲜血，骨断肋折。此次劫难冯汉骥虽经医院抢救保住性命，但不得不穿着钢背心（为保护断裂的肋骨，用不锈钢筋做成的类似于背心的防护具）继续接受批斗与改造。1969年，冯汉骥又以“牛鬼蛇神”等罪名被造反派捕获，押到成都市西南百里之外的大邑县安仁公社原著名地主恶霸刘文彩的一个院子关了起来。在那个地狱一般的黑屋子度过了两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后，又被转到茂汶县（今四川茂县）一间破旧的仓库继续关押。在茂汶艰难地度过了两年凄风苦雨的时光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再度转到岷山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前后被关押、改造时间长达六年之久。在这六年的魔窟生活中，原本身体就比较瘦弱的冯汉骥，除被弄得骨断筋折之外，还几次吐血昏厥在地。尽管身穿钢背心，但被批斗到最后，已难以支撑起那骨瘦如柴、酥软得如同枯草朽木一样的身躯，不得不躺在一间黑屋的小床上苦熬时日。尽管如此，冯汉骥仍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不屈服邪恶势力的民族优秀气节自励，不论在何种境遇和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咬紧牙关，不做脱离实际的检讨，不写虚假误人的材料，更不泯灭自己的文化良知与道德情操。对于个人遭受的荼毒和污辱，他强忍悲愤压在心底不做计较，但眼见自己业务研究不能进行，生平壮志难酬，一支经自己亲手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文物考古专业队伍惨遭摧残零落，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与研究被迫中断与荒废，而发掘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又被博物馆和社会上的造反派内外勾结，当作革命的对象予以砸烂铲除，心情极度焦灼痛苦，终于抑郁成心腹之疾，开始长期卧病在床。1975年，外部形势稍有好转，冯汉骥被内部造反派恩准在学术界参加少量的活动，但身心已极度衰弱，几乎无法行走。这年的11月，在门生童恩正等人的搀扶照应下，冯汉骥强撑着虚弱到极点的病体，为从湖南、贵州等地来四川参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做了一场有关夜郎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尚未结束，身体已不能支，急送医院救治，自此一病不起。
“文革”中的冯汉骥
1976年10月，冯汉骥在病榻上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后，兴奋异常，立即又燃起了久埋心底的希望之火。由于心中长期结系着广汉月亮湾情结，他派人将自己的得意门生兼助手、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师、中国科幻文学之父、著名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的作者童恩正招到自己的病榻前，让其设法重新收集1963年在广汉月亮湾出土、在省博物馆遭到大劫的器物资料，趁自己一息尚存，抓紧研究，以便在有生之年写出一份有关这次考古发掘的初步报告，以便对学术界同人及人民大众有个交代。童恩正受命后，开始按照导师的要求一一落实。令人扼腕的是，尽管童恩正为此费尽心机，全力以赴进行搜寻、查找，但存放于省博物馆的器物，在“文革”中几乎全部被造反派当作革命的对象捣烂砸碎，连同其他若干种器物被抛入垃圾堆中。而当年由川大师生呕心沥血整理出的文字资料，仍然是下落不明，无人知道是变成了垃圾还是被烧成了灰烬。万般无奈中，童恩正只好在川大师生中收集了部分当年发掘时的日记体原始记录，稍做整理，向冯汉骥做了汇报。面对这一劫数，冯汉骥清醒地意识到要完成一篇能在学术界交代过去的发掘报告已成为泡影，遂在长叹一声后改变了主意。他准备根据劫后残余的材料，撰写一篇专题论文，以示对月亮湾遗址几十年的仰慕眷恋之情。
此后，冯汉骥在病榻上与童恩正根据掌握的残碎材料，就有关月亮湾的玉石器问题做了研究与探讨。根据拟定思路和师徒二人达成的共识，由童恩正执笔开始着手撰写。就在初稿刚刚完成之际，1977年3月7日，一代考古学巨擘冯汉骥撒手人寰，乘鹤西去。
冯汉骥去世后，童恩正按照其临终前提出的修改意见，对刚刚草成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进行了部分调整和加工润色，最终得以定稿，总算是了却了导师生前的一点心愿。
此文对历年来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清理与研究，并对月亮湾遗址的性质、年代以及与附近三星堆遗址的关系等敏感问题，一一做了论述。尽管文章篇幅不长，但从条理分明的论述中，仍然可以看出冯汉骥严谨缜密的思想脉络、渊博的学识以及在字里行间闪耀着的科学与理性的分析。文中特别指出：
关于广汉玉石器的时代，我们可以根据数十年中积累的材料进行分析。1933年，前华西大学博物馆曾在玉器出土的原址开坑试掘，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陶片看，玉石器应与周围的遗址同时，因此我们推测其时代，暂时亦以遗址出土的器物作为标准。广汉遗址陶器上的云雷纹，是中原殷周铜器上常见的纹饰。陶器的豆、钵的器形，压印圈纹和凹平行弦纹等纹饰，以及小平底、盲耳、器钮的作风，均与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和新繁水观音晚期墓葬出土的陶器有相似之处。据土台遗址原报告推测，可能是春秋时代的建筑，夹杂在其中的陶片，当更早一些。新繁水观音晚期墓葬的时代则为西周，因此我们推测广汉遗址的时代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可能不致大误。
在秦灭巴蜀以前，四川地区是被称为“夷狄”之国的，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时通为郡县。”广汉玉石器的出土，说明蜀国的统治者早在西周时代即已经有了与中原相似的礼器、衡量制度和装饰品。这对于研究蜀国的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四川地区和中原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
这篇凝聚着冯汉骥心血与遗愿的论文，终于在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与《文物》第2期上相继发表。其时，冯汉骥已去世两年余，而离新一轮的三星堆遗址发现、发掘的高潮大幕再度拉开，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