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起飞
三星堆区域内，随着一个个荒唐的指示，产生了一个个荒唐的故事。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一个文化遗址的悲怆命运。风雨飘摇中，考古发掘再度开始。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掀开了时代新的篇章。空军出动直升机，鸭子河畔展雄姿，三星堆再度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古城初露，是毁是留，三星堆遗址又一次立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位卑未敢忘忧国
就在冯汉骥等参加月亮湾发掘的考古学家回到成都，开始接受审查批斗之时，在广汉的月亮湾、三星堆、鸭子河一带却不断有地下文物出土，似在提醒、警示着世人，这里还有一个埋藏在地下的巨大隐秘没有解开。
1965年春，月亮湾一农民在田地里挖沼气池时，离当年燕氏父子挖出玉石器的地点约六十米的地方，无意中掘出一坑玉石器，其中有成品、半成品和石坯。这批器物大部分被随意捣毁抛掉，只有少量的成形器后来被广汉县文化部门收存。
1974年春，真武村四队村民罗雄保等人，在月亮湾附近的“梭子田”发现了一坑经人工打磨过的玉石器数十件。由于报告及时，广汉县文物干部敖天照赶赴现场进行了收缴。这些玉石器表面呈黄褐色或豆青色，质地坚硬细腻，经四川大学童恩正、林向等考古专家察看，估计可能是商周时期玉石作坊的坯料坑。后来这位叫罗雄保的村民又在鸭子河边发现了几块约有一平方米、重达千斤的特大型玉石料。这些玉石料有明显的人工切割的痕迹，石头的几面因切割下料几乎成了平面，有的地方是整片卸下，有的地方则是部分锯取。据考古学家林向推断，切割工具用的是锯齿状的青铜金属。另有当地村民在这一带还发现了石璧和石饼等一些半成品原料，上面有清楚的管钻痕迹，但不知何种原因有始无终，半途而废。
就在罗雄保等人发现玉石器的这年夏天，在三星堆遗址区内，有许多村民在挖沼气池和地窖时，发现地下埋藏有石器及残陶片。真武村村民在耕田挖土时，也发现了不少玉石器。夏天的涨水季节过后，真武村村民、燕道诚的孙子燕开良等在鸭子河边，又拾得陶盉、陶豆、陶器残件等器物数十件。这些挖出或捡到的器物，大多数流失或损坏，只有少部分在被广汉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敖天照闻知后才得以收回保存。在整个“文革”前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正是由于有了敖天照的出现和不懈努力，才使许多珍贵文物避免了毁坏与遗失的厄运。
1928年生于广汉县一个农村家庭的敖天照，高中毕业后被有关部门推荐到县文化局举办的一个文化辅导班学习，1951年5月被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把党的大政方针图解之后，做成幻灯片在全县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各地搞宣传活动。由于后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敖天照负责的利用幻灯片来宣传鼓舞革命群众的活动一直热火朝天地开展着。在这期间，他于走街串巷、上山下乡中，目睹了一些文物古迹惨遭破坏的情景，心中不忍，便借宣传活动的机会，对打、砸、抢、烧分子做一些委婉的劝说教育工作，客观上对文物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敖天照也渐渐与文物古迹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正是有了这样一种铺垫，1973年他被选派到四川省文化厅主办的文物考古培训班学习，1974年再次被委派到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长江流域考古训练班”学习，并在学习期间参加了湖北宜都县红花套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此时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已有了微妙变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和机遇，文物界已开始渐渐从“文革”的厄运中摆脱出来。先是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三大刊物得以复刊，接着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筹划、操作下，成功地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随着国家文物局的重新开张，以及长沙马王堆、银雀山汉墓竹简与敦煌文书等重大考古发现的问世，中国文物界出现了短暂的“考古中兴”的辉煌局面。在这种局面的导引下，敖天照从湖北学习回到广汉后，文化馆领导便让他专门负责全县文物方面的收集、整理、保护、研究工作。从此，敖天照成了专职文物干部，并开始尽职尽责地履行起了自己的职责。
鸭子河出土的经过人工切割的大玉石
1974年年底，广汉县南兴公社（旧时的中兴场）在全国兴起的“农业学大寨”的狂潮热浪中，开始按照上级的指示，组织当地农民大搞“造田改土、扩大耕地”运动。就在这场具有广汉特色的运动中，三星堆区域的三级高低不同、错落有致的台地，被蚂蚁蚕食一样强行挖开刨平。每当有陶片、陶器、玉石器被挖出时，当地农民们按照世俗眼光，看上去值钱的，就开始哄抢争夺，纷纷据为己有；如果认为不值钱的器物，要么捣毁砸烂，要么随意抛入荒野。那源自岷山峡谷，穿越三星堆区域，经年碧波荡漾、东流不息，颇为壮阔的马牧河，也在一片“让高山低头，令河水让路”“人定胜天”的口号声中，被填掉了多半而变成了一条浑浊的水沟。
正在积极履行文物干部职责的敖天照，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赶到三星堆现场察看。面对遗址遭到破坏、地下文物被毁的现状，敖天照找到公社领导，明确提出：“三星堆、月亮湾一带是极其重要的古遗址，要注意保护、保全地下出土的文物，最好不要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稀里糊涂地在这一带穷鼓捣、瞎折腾了。”
想不到当地领导听罢这一番劝说，立即火起，放声痛斥道：“我们这里红旗招展，彩旗飘飘，已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农民兄弟们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以大寨为样板，以厉家寨为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你却在这里胡言什么劳民伤财，穷鼓捣，瞎折腾，这不是与我们的党中央唱对台戏，典型的现行反革命吗？你最好闭上嘴巴赶紧走开，否则我让武装部派民兵把你抓起来。”
听罢此言，敖天照心中既悲愤又焦急。回到县城后，敖天照将三星堆遗址遭到破坏的情况向馆长做了汇报。馆长一脸茫然与无奈，说道：“我现在是人微言轻，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敖天照一看馆长那低头耷脑悲观泄气的样子，深感为难，想就此放弃又觉得于心不甘。第二天，在馆长默许下，他来到成都省博物馆，想找领导们反映一下情况。但领导们都支支吾吾，将敖天照打发出门了事。仍不甘心的敖天照又来到了四川大学，找到了当年参加月亮湾遗址调查发掘的马继贤、林向等人说明情况，希望对方能向省里有关部门给予反映，阻止那些实施粗暴破坏的行径。但马继贤、林向等合计了半天，也不知该向哪些单位反映，因为主管文化的单位都已瘫痪。敖天照在成都碰了一鼻子灰，无计可施，只好怏怏地返回了广汉。许多年后，马继贤在回顾这段往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幸好整个三星堆区域属于大型的三级台地，地面相对比较平整，不需要大挖大筑，地层改动相对小些，否则这片遗址早就已经万劫不复了。”
被敖天照喻为劳民伤财的“造田改土”运动稍微消停一段时间之后，在广汉县突然又掀起了一股号称“烧砖盖房、变土为宝、创利创收，快步走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狂潮。在这股有些莫名其妙的风潮推拥下，整个广汉从上到下，从机关到工厂，从学校到供销社，从城镇到农村，男女老少齐动员，以最快的速度四处建造砖瓦厂，开始了烧砖盖房的大行动。
此时，在广汉县部分主要掌权者的眼里，只要将房子盖起来，不管是东歪西斜的民房，还是风雨飘摇的办公用房，统统看作社会主义坚不可摧的大厦，是对抗美帝、苏修和一切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坚固堡垒。其行动本身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的表率。只要砖瓦厂那高高的烟囱竖立起来，并且能“咕嘟咕嘟”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外冒着比广岛原子弹升起的蘑菇云差不了多少的浓烟与火星，就标志着这块地盘上的人们已进入具有高度现代化并享有民主与自由权利的共产主义或准共产主义社会。田地里的稻谷每亩在一夜之间就可产出十余万斤。那些整日靠土里刨食的劳苦大众，也将随着一颗又一颗卫星的升空，由悲惨的乞丐似的生活进入小康。在这种疯狂与幻想双重结合杂糅的思想信念指导下，南兴公社的领导者们决定在三星堆旁建造两个中型、四个小型的砖瓦厂，以便与时俱进，紧紧跟上日新月异、高歌猛奏的社会主义革命化、现代化步伐。
砖瓦厂很快建成并投入生产。那高大粗壮的烟囱耸入云端，烟囱中冒出的蘑菇云在天空中打着旋、转着圈。一窑又一窑散发着灼人热量的成品砖出炉了，一间又一间蹩脚的垃圾房屋在城市与乡间各个角落突兀而起。从茫茫的雾色中看上去，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面貌已粗具规模。在这个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行动中，南兴镇建起的几口大窑，所用的泥土均来自三星堆及其周围的台地。在民工们从田地里挖泥取土的过程中，大量的陶片、陶器和玉石器被掘了出来。同过去几次荒唐的行动几乎相同，这些器物有的被当场捣烂踢碎，有的被扔入壕坑与垃圾共存，只有少量顾不得捣碎和扔掉的陶片与各种零散器物，被暂时堆放到出土台地的旁侧，等待日后转运。
广汉县骤然兴起的这股烧砖盖房的狂潮，自然被敖天照闻知。由于他对这次行动在文化遗址方面的破坏有所警惕，便骑上自行车四处察看。当他来到三星堆现场时，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堆又一堆破破烂烂的器物随意丢弃在田野土沟间，器物的陶器制品形状多样，工艺精致，时代久远。有为数很多的高柄豆残件与湖北宜都县红花套遗址出土的高柄豆极为相似，时代应在五千年之前。由于这些破盆烂罐根本不能用来烧砖，在运土过程中必须予以摒弃，遂得以少部分保存下来，否则早进入窑内那火红的炉膛化为乌有了。敖天照目睹此景，心蓦地沉了下来，暗想如此丰厚的文化堆积和文化内涵，竟任由无知的人们胡搞乱捣，这成何体统！于是便辗转找到砖瓦厂的厂长与书记理论，明确表示目前民工们挖的这个三星堆是重要的文化遗址，要求砖厂方面不要轻举妄动，应立即停止这愚蠢荒唐的行为，等待上级文物部门勘察发掘之后再做决定。
同上一次的劝谏如出一辙，厂长与书记一听顿时火起，当场予以回绝，并理直气壮地说道：“这个三星堆是不是文化遗址关我们什么事？既然公社革委会领导把砖厂定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挖土烧砖就对了，其他的事一概不管。要有什么意见直接去找公社革委会领导。”
敖天照一听，知道是秀才遇上了兵——有理也说不清。于是愤然来到公社大院，直接找革委会胡主任理论。
胡主任听罢敖天照陈述的理由，有些气愤但还是耐住性子回答道：“不能认为地里出了几块陶片，就说是不得了的文化遗址。这遗址不遗址的我不懂，但也不能听你的。依我说，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说罢让手下人把敖天照打发了出去。
敖天照孤独地立在大街上，望着面前这座气派非凡的公社革委会大院，既感无可奈何，又有些悲伤，心想自己这个文物干部，在工作中遇到的艰辛与屈辱，要比此前所想象的多得多。心中发着感慨，想到自己人微言轻，便决定不再继续跟这帮官僚大爷啰唆。他径直到街上的供销合作社，买了几条麻袋来到三星堆烧砖工地，把散乱的陶片、陶器、石器等器物有重点地拣起装入麻袋，用自行车一趟又一趟地驮到县城文化馆，进行分类登记和保存。此后的一段日子，敖天照越来越感到三星堆之事非同小可，必须想办法加以抢救和保护。于是便冒雨赴成都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沈仲常做了汇报，并请求赶紧采取措施，对这片区域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沈听罢汇报，思索了一会儿答道：“这发掘的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既需要钱又需要人。更不能你说发掘就发掘，我们得派人去现场看看，视情况再定。你先回去等着好好地给予配合吧。”
敖天照走后，沈仲常和相关领导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情况颇值得重视，遂决定派考古人员前往进行调查。不久之后，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队长胡昌钰与摄影师江聪赶赴广汉。他们于当地租了两辆自行车，在敖天照的带领和积极配合下，骑车赴三星堆地区展开调查。通过两天的实地勘察和翻阅历史资料，走访当地群众，采集民间传说，基本弄清了三星堆的地形、地貌、周围的地理环境与相互关系。
2003年夏天，敖天照无奈地向作者叙述往事
就地理位置而言，所谓三星堆，其实就是在广汉平原的南兴镇一带突兀而起的三个大土堆，与著名的月亮湾隔河相望，形成了“三星伴月”的人文景观。当年燕氏父子在月亮湾发现那个著名的玉器坑之后，华西大学的戴谦和、葛维汉、林名均等在月亮湾调查、发掘之时，曾顺便到三星堆进行过简单的考察，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均无大的作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王家祐与江甸潮前来调查时，才扩大视野，对三星堆的地形地貌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但这时的地理环境与葛维汉到来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王家祐、江甸潮在《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一文中这样记述道：
三星堆在马牧河右岸，与横梁子隔水相望。马牧河现在干涸，两岸成了台形的农田。河右岸，最高一级台地上的一座土岗，即是“三星伴月堆”，简称“三星堆”。这座土岗纵长大约四百米，偏近南北方向。土岗上有一道约一米宽的小路穿过其间，把土岗截成南北两段。北段又因人工关系被挖成“凹”形，使全堆变成了三个高点，加之土堆微偏成弯月状，这可能就是“三星伴月堆”的由来。堆上为汉代砖墓丛葬处，但早经破坏。由土岗东面向河心处构成三级台地（现均为农田），依着土岗的第三级台地，顺势向外弧出一道环形地。在土岗北端的田间，土层中混杂了多量的陶片碎粒，这是历年农耕犁锄翻动的结果，已经使我们不易认出这个遗址的面貌了。
继王家祐之后，就是1962年6月，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冯汉骥组织主持的那次“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在有关三星堆及周围的地形地貌中，调查人员曾在发表的《简报》中说道：
我们所调查的遗址，主要部分即位于此二河之间的台地上，上至东胜寺，下至回龙寺以南，这一长约三千米左右的地带，都在遗址范围以内。除此之外，在鸭子河左岸、马牧河右岸之三星堆及其以下的附近地区，也还有一部分文化层发现。
此次胡昌钰等考古人员在调查现场看到，与王家祐、江甸潮以及川大考古教研室等当年记载有较大变化的是，在“造田改土”运动中马牧河早已干涸无水，成了一条尘土飞扬的土壕，有的地方沟底与河畔已变成了横七竖八的稻田与垃圾场。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不到那昂首挺胸的岷山没有低头，河水却悄然让路了。不仅那碧绿的河水已让了路，三星堆周围的树木也已被砍伐殆尽。那一片高大得即使六条壮汉都难以合抱的“风水树”，已踪影全无。至于吴刚捧着桂花酒与一群嫦娥在树下痛饮并谈情说爱的场景也就自然是树倒猢狲散，荡然无存了。据说自1958年“大跃进”时砍掉一部分大树，并投入到炼钢铁的火炉之后，其余的大多数树木都被村中以开办集体食堂为名陆续砍倒投入到锅灶之中了。1970年最后一棵五人合抱的“白果大将军”倒下，则标志着这一地区的古树林和由此形成的亮丽风景最后的终结。而自这位在三星堆地区挺立了几百年的“大将军”倒下之后的第二天始，三星堆村与燕道诚一家居住的真武村仅在一个月内就神秘死掉了十二口人。此后附近几个村的村民也陆续神秘死亡。村民们开始感到百事不顺，原本在广汉甚至整个四川都算富裕的乡民很快衰败下来，家家弄得没吃没穿，一个个变成了灰头土脸、弯腰弓背、疾病缠身的穷光蛋。面对这种悲惨的境况，有从极度的愚昧与混沌中幡然悔悟的当地人开始流传道：“这是风水被破了的缘故。风水破了，树下的吴刚和嫦娥谈情说爱的那档子事自然就黄了，福气也就跟着跑没了，百姓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胡昌钰等考古人员在三星堆烧砖现场做了方方面面的勘察，发现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层和破碎的古器物，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之后，由敖天照负责留守收集文物，二人返回成都，向省文管会办公室主任沈仲常做了较为详细的汇报。沈仲常对此极为重视，表示要尽快派出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就在这支考古队组建完毕，即将奔赴三星堆的头天晚上，与广汉县毗邻的彭县竹瓦街一个施工现场，突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窖，并在地窖里发现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因这批青铜器全部浸泡在泥水中，急需进行抢救性发掘，因而省文管会办公室闻讯后，不得不暂时改变路线，将考古队派到了最急需的彭县竹瓦街。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变就延续了整整五年的时光。
三星堆的首次发掘
胡昌钰等考古人员到了彭县后，从灌满泥水的窖藏里将几十件青铜器弄出来，本想在周围做进一步调查，借机弄清这个窖藏的时代、性质等问题。但刚工作几天，省文管会又来电话，令考古队迅速撤出彭县，转赴三峡地区抢救一批偶然发现的文物。待三峡抢救事宜完毕后，考古人员又根据文管会的指示转赴川南抢救刚发现的一批悬棺。时间一天天过去，胡昌钰率领的这支考古队，像救火一样为抢救、保护地下出土文物，涉金沙江，越大渡河，转战大江南北、高山峻岭。冬去春来，一晃就是五个年头。三星堆的发掘渐渐淡出考古人员的发掘计划，并被越来越深地埋入岁月的风尘之中。直到19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构想才重新浮出水面，开始出现转机。
这一年的4月12日，彭县竹瓦街再次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所藏青铜器已被当地文化馆抢先一步挖出带走。省博物馆闻讯后，立即派出古代史部副主任赵殿增、范柜杰与考古队长胡昌钰、李昭和等四名业务人员（此时考古队已并入博物馆），乘坐一辆北京吉普赶赴彭县文化馆。在与馆领导交涉后，他们接收了全部青铜器。而后，一行人又在当地人员的陪同下到器物出土现场做了勘察。这批青铜器的具体出土地点位于成都西北约四十公里、东距三星堆遗址约十公里一个叫竹瓦街（场名）的旁侧，青铜器放于一个陶缸内，埋藏在地下深2.5米的窖藏中，其中有四件铜容器和十五件兵器，共计十九件。从现场埋藏情况看，窖藏内填充细黄沙土，并杂有卵石，地层未被扰乱，基本保持原状，显然是当初放青铜器的人所为。据现场考察的赵殿增推断，这批青铜器很可能是在举行一个重要仪式之后郑重埋下的具有礼仪性质的物器。
由于有了如此大的意外收获，赵殿增等一行神情振奋，准备乘车返回成都。就在吉普车离开竹瓦街之时，胡昌钰突然想起了几年前调查三星堆的往事，便大声提议道：“现在才刚下午一点多钟，我们回去也干不成什么事情了，月亮湾、三星堆就在那边，我以前去做过调查，还想过要发掘，只是被其他事耽误了。大家是不是到那里转上一圈，看看这几年都变成个啥样子了。”此议一出，立即得到了众人的赞同，于是汽车开始拐弯，向着新的目标奔驰而去。
尽管竹瓦街与三星堆相连的地段是一条较窄的土路，且高低不平，极难行走，但毕竟只有十公里的路程，车子颠簸了一会儿就接近了三星堆边缘。“旁边那一块就是三星堆了，前方路口右拐，再右拐。”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胡昌钰凭着五年前的记忆和司机说着。大家的目光投向玻璃窗外。远远地，前方出现了几个零星的破旧的农家院子。在这些院子的周边星罗棋布地耸立着大大小小十几根茶红色的烟囱。每一根烟囱的顶端都向外喷射着滚滚浓烟。由于烟雾弥漫，只觉得天空模模糊糊地罩着一层黑气，已很难看到太阳的光亮了。
“咋有这么多烟囱？”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司机面对前方的景观有些不可思议地问身边的胡昌钰。胡同样吃惊地望着前方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区域，轻轻回答道：“怪了，怪了，上次来没看到有这么多烟囱呵，这都成了烟囱森林了。我有一种预感，三星堆完蛋了，肯定完蛋了……”
听着这不祥的谶语，坐在后排座位上的赵殿增有些愤愤地插话道：“你看那烟雾，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一个词叫遮天蔽日，这么多年才真正明白，这个烟雾的场面就是遮天蔽日呵。如此下去还怎么得了？整个这一带就算是被他们玩完了。这些地方当官的，土皇帝一个，置历史文化与人文环境于不顾，整日瞎折腾！”说话间，汽车已进入了三星堆区域。
待几个人从车上下来时，只见高大的烟囱下，是一排排如同城墙般横七竖八的砖坯与瓦坯。为防止这些砖坯或瓦坯遭到雨水的浸泡，上部都披着用稻草编成的蓑衣，看起来有些怪模怪样。在砖坯的近旁不远处，是一口又一口突起地面十几米的圆形的砖瓦窑。每口窑的炉膛都燃烧着熊熊炭火，窑的顶盖部位向外飘散着缕缕青烟，标志着内部蕴含的巨大火力与热能。在砖坯与窑顶之间，有三三两两的民工来回忙碌着。砖瓦窑已从三星堆周边延伸到了月亮湾二级台地上，有几台推土机在远处一块平地上隆隆鸣响，伸长了钢筋铁臂在挖掘柔软细腻的泥土。
“这砖瓦厂的规模可是比原来大多了。”胡昌钰边走边向同伴小声嘟囔着。其他几人没有说话，都绷着脸往前走，似乎心中想着什么心事。当拐过一个小弯，那高大的土堆突然映入眼帘时，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只见一台推土机鸣叫着在推挖泥土，旁边一群衣着破烂不堪、满身泥水、灰头土脸、瘦骨嶙峋的工人，正争先恐后地围着土堆挥锄扬镢，挖土运泥。
“这是三星堆吗，怎么就一个土堆堆？”赵殿增望着眼前宏大壮观的场面不解地问胡昌钰。
“是呵，咋就一个了呢，那两个是不是被他们啃完了？”胡昌钰同样是一脸疑惑地问着，快步来到一个运土的民工前，热情地问道：“老乡，原来那三个大土堆咋就剩这一个了呢？”
民工抬起头，怔怔地望了胡昌钰一眼，止住步，将身上的背篓用力往上蹭了蹭，抬起右手擦了把额头上的汗水与泥水，表情木然地说道：“咋这个说，那不是还有一半吗？正挖着的。”说着将头一扭做了个示意，而后不再搭理对方，继续勾着头，背着篓，一摇一晃地向前走去。
胡昌钰苦笑了一下，对赵殿增说道：“这就是此前被描绘得神乎其神的三星堆。”
“哎呀，真是太可惜了！”赵殿增望着前方黑压压的人群，摇摇头，轻轻地叹息着。当他们来到人声鼎沸、锄头纷飞、独轮车来往穿梭的现场中心时，几个人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就在这个土堆的旁边，扔着一大堆足有一米多高的陶器、石器残片，其中有不少基本完整的陶器与石器。再看那已被挖开的二百多米长的东西向的土堆断崖，一米多厚的文化层清晰可见。更令人惊奇的是，断面延续宽达上百米，地层中包含的遗物十分丰富。面对这一罕见的既丰富又奇特的文化景观，所有的考古人员内心都受到了强烈震撼，禁不住连连惊呼：“不得了，不得了呵……”
月亮湾出土的玉璋（图：视觉中国）
赵殿增来到一位正在挖土的老汉面前，指着那堆陶器、陶片和石器问道：“多长时间挖出了这么一大堆东西？”
老汉抬起头，眨巴了下眼睛答道：“没几天，也就两个来月吧。以前挖的好的器物都被县上的敖天照师傅拿走了，听说最近他干别的了，管不了这里的事，就积成这一堆了。”
“几年前我来这里调查时，挖土的人很少，烟囱也就几根，如今咋变得这样乱腾腾的？”胡昌钰插话问道。
老汉吐口唾液在手里，似笑非笑地道：“你说的那都是老皇历了，这砖瓦厂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是？是大干快上多快好省不是？你看到的那会儿只是一两个厂嘛！现在是五六个砖瓦厂了，下面还有好多个分厂，数不清的，用的人就多老了，你说是不？”
“这么多砖瓦厂？！”几名考古队员又是一惊。赵殿增摇摇头道：“难怪三个大土堆只剩一个多一点了，原来是集团冲锋呵。”
“伟大领袖毛主席有诗云，蚍蜉撼树谈何易。看来这蚍蜉多了，不但摇撼一棵树，就是一座山也可能会撼倒。常言道，蛆多了能滚动碌碡，并且还可能压死人，眼前就是很好的明证呵！”胡昌钰在极度的失望中不乏黑色幽默地说着。
“把这些器物从土里拣出来扔到这里，是敖师傅要你们这样做的？是不是还要等他来取？”赵殿增将身子转向老汉继续问着。
老汉将头一扭，做出不屑一顾状，答道：“管他个啥子屁事嘛，这要烧砖，必须把土里的大小石块、瓦片拣出来，要不那砖烧出来会裂的，就不顶用了。这些瓦片拣出来没得地方扔，就扔这里了。敖师傅来不来拿，啥时候来拿，拿了去换得换不得好多钱，我们不去管。我们只管刨土烧砖，老婆孩子有饭吃就对了。”
赵殿增听罢，望着老汉那张漠然且涂满了苦难的脸，一股悲凉从心中涌起，他一时不知该对老汉说些什么，便随声附和道：“是呵，是呵，这些瓦片不但不能当饭吃，连烧砖都不能用。”言毕，便不再和老汉啰唆，转身招呼同事到周围的其他地方转转，顺便做一点简单的调查。
在调查中，赵殿增等发现整个区域用推土机和人工取土的地方不只是三星堆一处，在月亮湾台地和马牧河两岸，到处是机器的轰鸣和人喊马嘶的喧嚣，这片广袤区域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或航母型的砖瓦厂基地了。经了解所知，基地领导者们曾做出规定，每个民工每天必须挖土二至三方，每方按五角钱支付工资，每个民工每天可挣到一元或一元五角钱。这笔钱对当时被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弄得家徒四壁、穷困潦倒的当地百姓而言，无疑是一笔高额巨款。但此时无论是砖厂的领导者还是那些民工，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挖掉的看似平常的“土埂”，正是当年古蜀王国的城墙，挖掘的“高台之地”则是古蜀国宫廷作坊区和生活居住区。尽管古蜀国的陶器、石器残片随处可见，但民工们只是把出土的古蜀人盛装食物用的一种高柄豆叫作大茶壶，器柄叫作茶壶嘴，并将古蜀人用的石锛、石斧叫作雷公石，认为此乃上天的雷公爷所用的法器而已，再也不见有其他更进一步和更深一个层次的认知了。
赵殿增等考古人员一边四处察看，一边不断地捡拾形体完好且有特色的陶器，以作为标本保存和研究。待一圈下来，所捡拾的上等标本已有数百件之多，眼看天色已晚，几个人便恋恋不舍地乘车返回成都。
对于这段看似平常但又意义非凡，并暗含着某种契机的插曲，赵殿增在他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说道：“我们几人在四川从事考古数十年，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遗址。我们既为有这样丰富的文化遗存而欢欣，也为被这样大规模破坏而震惊。大家一会儿就选了数百件标本，其中有不少基本完整的陶器和石器。标本放在北京牌吉普车上之后，车厢中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返回成都的路上，大家兴奋不已，热烈交谈着。从月亮湾玉器坑的最初发现，到月亮湾的几次发掘，一直谈到三星堆迟迟没有发掘的原因。最后大家一致感到再让砖厂这样取土破坏就太可惜了，必须尽快进行抢救性发掘。于是大家又一边谈感受，一边谈发掘方案，越谈越兴奋，越谈越觉得三星堆遗址有着无比光辉的发掘前景，历史赋予的这一契机再也不能错过了。大家在车上就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返回去开始行动。回到单位后，大量的文物标本在省博物馆标本室摊开，新老考古工作者一致认为这次调查非常重要，应尽快实施发掘。四川省博物馆专门召开了馆务工作会，馆领导谢雁翔、朱秉章等当即做出‘组队发掘’的决定。从此，长达几十年的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就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情形下拉开了帷幕。”
正如赵殿增所言，这次省博物馆的领导和考古队员们是真的下定发掘的决心了。经过三番五次的磋商与筹备，1980年5月20日，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局联合组织力量，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抢救性发掘。
当时省博物馆的大部分考古人员都在野外搞田野调查，人手奇缺。馆领导不得不将正在彭县搞田野调查的考古学家王有鹏调回，让他转赴广汉主持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如此决定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王有鹏早年在四川大学考古专业读书时，曾参加过1963年由冯汉骥主持领导的月亮湾实习发掘，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二是王本人在走出校门后，经过十几年打拼，已成长为省级考古队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正如当年随冯汉骥赴月亮湾发掘的主持人之一马继贤在许多年后与友人的通信中所言：“月亮湾发掘至今已整整四十载，从这里培养出的全班十五位同学，后来全部成为各地文物考古部门的领导或业务骨干（如后来出任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的王有鹏、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熊传新等都是这个班的同学）。这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中成绩最整齐、最优秀的一个班。当然后来的毕业生中也是有一部分优秀人才，但就全班的整体素质而言，无出其右者。这也是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一直感到十分自豪和欣慰的事吧。”（摘自2003年10月1日马继贤致作者的信）
这支新组建的以对三星堆遗址抢救性发掘为目的的考古队到达现场后，先在砖瓦厂找了两间闲置的房子安顿下来，而后来到三星堆区域进行勘察。在发掘初期，考古队人员的组成与分工为：沈仲常、赵殿增任正副领队，王有鹏主持日常业务工作，队员有莫洪贵、戴福森、罗军、敖天照等。
根据民工挖土的进度和已暴露文化层的埋藏情况进行比较推理后，考古人员决定在仅存的尚未被破坏的大土堆西侧进行布方发掘。此处因历代耕作，已基本被平整为田地，只是比土堆下面原来的田地高出约4—5米，耕土层下面叠压着厚薄不等的文化层。考虑到人手较少，且在此地点属首次发掘等情况，考古队主持人王有鹏决定先开5米×5米的探方五个予以发掘——这是自1963年冯汉骥率领川大师生与省博物馆的一干人马在月亮湾发掘之后，考古人员在时隔十七年之后，又一次在这一地区进行科学的设局开盘。
月亮湾出土的陶高柄豆残件（图：视觉中国）
由于许多年没有看到考古发掘的景观了，听说成都来的一支队伍突然进驻三星堆要挖土寻宝，许多上年纪的人都忆起了燕氏父子挖宝和陶旅长部下盗宝，王脚猪与鬼难拿们抢宝、夺宝以及冯汉骥、王家祐、马继贤、童恩正、林向等考古学家查宝、掘宝的往事。当这些已在心中憋得发酵的陈年旧事沿着肠胃窜翻到胸口时，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沧桑与凄凉之感。真是山不转水转，地不转人转，想不到时隔这么多年，“还乡团”又回来了，而这次回来的该是冯汉骥们的徒子徒孙了吧。在这种悲欣交集的感情催发下，一些上年纪的土著揣着好奇与怀旧的复杂心境，开始游说街头，奔走相告。一时间，大街小巷、乡野田畴，到处流传着“还乡团与挖宝队又进村了”的呼叫声。砖厂的民工和当地农民，纷纷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岗位的草舍茅屋中钻将出来，蜂拥到发掘工地，要亲眼看看这帮“还乡团”到底会挖出什么样的宝贝疙瘩。但几天下来，看到的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除挖出了一堆堆碎石块、烂瓦片之外，没有看到他们想象中的金、银、珠宝之类的值钱家伙，甚至连当年燕氏父子挖到的大块玉器也没有发现，不免心中泄气，并夹杂着惋惜之情。而每当看到考古人员蹲在坑中不慌不忙地一铲铲挖着或在纸上一笔笔勾画着什么时，他们又不免生出着急与愠怒的情感。当这股情感聚集到非爆发不可的程度时，他们便以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心态警告发掘人员道：“你们不要再这样慢慢腾腾地干了，这个买卖肯定要赔本。赶快到砖瓦厂雇几台大号推土机来推吧。如果地下真有货真价实的宝贝，用推土机操作既省劲又省时，总比你们这一锨一铲地挖来得轻松，更来得痛快。”
考古人员听罢对方的“苦谏”，一时百感交集，心想如果这块地盘不建砖瓦厂或没有推土机，脚下这大片古文化发掘现场遗址就会少一些破坏与荼毒。自古兴亡多少事，都与这些好心的“苦谏”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联。而这些人数众多貌似强大的据理力争者，又有多少是人类的智者，或者说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清醒者？无怪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曾发出了这样痛心疾首的呼声：“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一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已用科学的思想和理念武装起来的考古人员，当然不能为土著们的“苦谏”所动。他们依旧按既定方针，手拿铁铲一步步实施着科学的发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初步的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料。根据这一成果，省文管会、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馆联合成立了专门的发掘领导小组，其人员在原有的基础上，陈德安、陈显丹两位年轻学者，又加盟到这支考古队伍之中。
“二陈”作为同班同学于198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分别赴中堡岛和西藏实习期满后，进入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工作。不久，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需要增加新的人员，王有鹏从馆内众多的应届毕业生中看中了“二陈”，并通过馆领导批准招到自己的麾下。此时的王有鹏以一个富有经验的考古学家的眼光，敏锐地预感到三星堆的考古事业将有很大的作为，从而颇为自信地对“二陈”说道：“三星堆的考古是四川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匹敌的，博物馆吃一辈子都吃不完，你俩跟着我干，保证五年之内就有大的成绩，十年之内就会有重大成果问世。”二人听了王有鹏的肺腑之言，深受鼓舞，当即表示自己是无足轻重，一定毫无怨言，积极主动地听从指挥，好好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伟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自此之后，陈德安、陈显丹作为一股新生力量被补充了进来，并与三星堆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年之后，王有鹏有幸而言中，已成为三星堆考古主力的“二陈”时来运转，一不小心竟引爆了中国西南区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当然，这又是一段精彩的后话了。
自1980年11月开始，考古人员于三星堆中部土堆的东侧，具体位置在靠马牧河古河道的二级台地区域进行发掘，至1981年5月结束，为期整整一年。先后开挖5米×5米的探方四十四个，加上此前试掘的五个探方，总发掘面积为1225平方米。这次发掘，不仅获得了大量石器、陶器，而且清理出了四川古遗址中比较罕见的房屋基址。从纵横交错的房址、水沟、柱洞遗迹的排列，以及红烧土、陶器、石器的分布加以观察，发现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带有浓厚西蜀特色的“木骨泥墙”和有穿斗夹壁厅堂的房址十八座。同时还出土灰坑三个，土坑墓四座，各类玉石器一百一十余件，陶器七十余件，残陶片数万件。从地层中采集到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进行碳十四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距今4500±150年。而遗址中的文化堆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跨度约为三千年。如此久远的年代和丰厚的文化堆积，不仅在四川省内前所未见，即使是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也是罕见的。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王有鹏，面对如此重大的收获，凭着自己多年的考古经验与科学的前瞻性思维，认为将这一遗址命名为一种新的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并极具理性地分析道：“通过这一次发掘，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三星堆遗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它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它已具备了夏鼐曾经提出的命名一种新考古学文化所必需的三个条件。第一，这种文化的特征不是‘孤独的一种’，而是‘一群’，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勺把等特殊器型，往往在各遗址中伴出。第二，这种同类型的古文化遗址，在四川地区已不是仅发现一二处，而是在成都青羊宫、羊子山、中医学院、新繁水观音、广汉月亮湾、阆中城郊、汉源背后山等多处先后发现过。第三，‘必须有一处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在此之前，尽管材料有限，但不少专家学者已对这类遗址做过不少研究和探索。这一次对三星堆的发掘和整理，正是对这类遗址的进一步研究，并对其时代、分布以及同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有意义的探讨。总之，我们认为给这种特殊的古文化赋予一个名称的条件已经具备。正如夏鼐明确指出的，‘如果应有的条件都具备了，而我们还迟疑不决，不敢给它以应有的新名称，那就未免太保守了，这就会使一定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地混淆在一起，因而延缓了对古代社会研究工作进展的速度’。故我们建议将这种古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这是自燕氏家人在月亮湾发现玉器坑五十二年，葛维汉主持的最早的具有科学性质的发掘四十七年以来，考古学家首次对这一遗址的文化性质给予命名。从此，“三星堆文化”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并被普遍应用。后来，随着这一区域两个大型祭祀坑和无数件辉煌宝藏的横空出世，三星堆文化在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为世人所共知。
航空考古
就在王有鹏主持的发掘接近尾声的时候，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领导谢雁翔、朱秉章等根据发掘人员所收集的资料和亲自对现场的勘察，清醒并颇具理性地意识到，三星堆遗址已经不是平常意义上的遗址了，它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永留于中国考古学的史册中。于是决定采纳王有鹏的建议，将本次发掘的情况除向省内更高一级的有关部门汇报外，还要向国家文物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汇报，以争取得到中央业务部门的支持，便于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
待这个方案形成后，下一步就面临着更加深入调查和搜集资料的问题。为了将已发掘的遗址部分尽可能如实、全面地记录下来，王有鹏与其他考古人员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但在具体实施之后，对摄影师江聪拍出的照片资料总觉得不够理想，拍出的三星堆遗址照片总是感到缺乏宏阔、清晰的场景，令人多少有些遗憾。但考古队此时只有一架FF牌照相机，囿于条件的限制，反复折腾了几次，也只能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了。要想拍出一个真实、宏大、壮观、清晰的场景，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冲击和震撼，在学术上有利于对遗址的整体把握与研究，不想点别的招数是难以实现的。于是大家在无奈又极不甘心的同时，开始琢磨其他的点子。
大约到了离本次发掘全面结束的前半个月左右的一个上午，万里晴空中，突然有三架飞机一字形排开从三星堆上方超低空掠过。飞机在远处打了个旋儿后，又顺原路返回，好像正在做一场飞行表演，尾巴后面还放出一条条长长的烟雾带，烟雾在天空中久久不散。飞机掠过天空时那隆隆的轰鸣声，使三星堆旁的考古人员好奇地抬头观望，也就在这刹那间，发掘队最年轻的队员陈显丹眼前蓦地一亮，一个念头“唰”地划过脑际，何不用飞机来一次航拍？据他所知，在广汉县城旁边就有一个空军飞行训练学院，刚才天上飞翔的飞机可能就是他们放出的。既然这飞机能在三星堆头顶上飞来飞去，为何不能借此机会为下面的遗址拍几张照片？想到这里，他极其兴奋地对发掘主持人王有鹏说：“王老师，我们何不到广汉去借一架飞机来拍遗址照片，那样好多疑难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