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你是说用飞机拍摄照片？！”王有鹏有些惊异地望着年轻的陈显丹，禁不住又抬头望了望天空。此时天空晴朗，广袤浩阔，瓦蓝的苍穹中有几朵白云正自由自在地飘荡，好一幅蓝天白云图呵！在这样的天空，这样的季节，用飞机拍摄这样的遗址，无疑是一件天作之合、令人向往的事情。而用飞机搞考古遗址拍摄，在国外特别是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许多重要遗址的照片都是用航拍完成的。但遗憾的是，限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这种方式从来没有在考古遗址上用过。就中国的国情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而言，要兴师动众地动用军用飞机来拍几张与军事和国家安全无关痛痒的照片谈何容易？想到此处，王有鹏不待陈显丹答话，表情复杂地说道：“你们年轻人总是站着说话不觉得腰痛，有飞机当然好，可这飞机毕竟不是小孩子玩耍的风筝，找谁去弄呵？”
“听说咱博物馆的老贾跟他们空军的人很熟悉，能不能找他去问问看，说不定还真能成呢。”陈显丹并不管王有鹏话语中夹杂着无奈的悲观腔调，一脸轻松地答着。
“是呵，要是能找到老贾出面，弄一架飞机来转一圈，那是什么感觉，不但所有的疑难问题都解决了，就咱这个‘还乡团’也跟着牛起来了。管他成还是不成，让老贾跑一趟试试……”陈显丹这一看似无厘头的奇思妙想，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作为工地主持人的王有鹏在一片鼓噪与吵吵嚷嚷的议论声中，也渐渐有些心动起来，但脑海中仍觉此事颇为玄乎，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但鉴于眼前这么多同事群情激昂，精神振奋地予以声援，也不便说过多的丧气话，只好点头答应说过两天找一下老贾试试。
第二天，王有鹏在向已成为省文管会办公室顾问的沈仲常汇报工作时，想起工地上大家谈论的航拍之事，顺便说了出来。沈仲常听罢，先是略做吃惊地停顿片刻，望着王有鹏那平静的脸庞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可真能琢磨呵，人家说乘飞机做梦是空想，我看你们在三星堆上望飞机才是真正的空想呵！不过，你说的这事还真有些意思，不妨找找老贾，让他出个面，说不定还真有点谱呢！”
“那你就找老贾说说吧。”王有鹏想不到沈仲常对此事还蛮有兴趣，似乎看到了希望，眼里放着兴奋的光。
“好吧，我过一会儿就去找他。”沈仲常答应着。
二人所提到的这位老贾，姓贾名克，五十多岁的年纪，出生于上海，很早就参加了活跃在江南由中共领导和指挥的新四军。由于自己爱好舞文弄墨，曾在人民军队的宣传文化部门工作，后调北京军事博物馆工作，主要从事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此人为人热情厚道，善于交际，加上资格老，辈分高，在军界交了许多朋友。20世纪70年代末转业到四川省博物馆工作并出任副馆长，仍主管革命历史资料的征集与研究工作。尽管老贾有了属于自己领导、研究的一块领地，但由于性格和经历使得他对其他各项事务也分外关切，若从老贾的性情、秉性、业务素质等综合方面加以评价，应属于当代“活雷锋”型的榜样式人物。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前期铺垫，当沈仲常主动找上门来，并说出了考古队同志们的想法时，老贾并没有半点吃惊或为难的表情，他只是平静地点了下头，先说了几个“好、好、好”字，然后又说自己和成都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是老战友，此事完全可以找他商量一下，估计问题不是很大等等。老贾表现出的那运筹帷幄、胸有成竹的大将风采，令沈仲常感到有些意外，心中暗自叹着：“老贾可惜了，搞了一辈子宣传教育与学术研究，要是一开始就进入武官的行列，说不定早成了智勇双全身经百战的大元帅或大将军了！”
月亮湾出土的陶器盖（图：视觉中国）
第二天刚上班，“活雷锋”贾克就调来了博物馆唯一的一辆福特牌轿车，此车是博物馆副馆长冯润廷弄来的。冯原是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文革”后调省博物馆任副馆长。由于他的政治资格和人脉关系都有过人之处，这辆开动时屁股喷着浓烟，三天两头趴在路上装死撒娇的老爷式福特轿车，就随着老冯调进了省博。尽管这辆老爷车脾气很坏，经常装死，不听主人的调遣使唤，但在省博的人看来，再怎么混账也是一辆轿车呵！在中国的地盘上，只有高级干部才有坐轿车的资格和待遇，这是一种身份标志。老贾坐在嘁里咔嚓响个不停，并不时地打着哆嗦的老爷车里，想着刚才的一切，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天自己毕竟是坐着众人瞩目的高级轿车来会老战友！只要有了这身行头，想来这位官至参谋长的老战友也不会小视和冷淡自己的。如同诸葛亮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今天要办的事，未入空军大院就已有七分成功了吧。老贾坐在车中望着窗外的景色这样想着，成都军区空军司令部的大门已在眼前。
一路通报、检查、过关，总算找到了昔日的老战友，如今成都军区的空军参谋长。老贾说明来意，参谋长思考了一会儿说：“事情不太好办哪。这种事不但在成空没有过，就是在全国的空军中恐怕也没有过。你知道我们这是军用飞机。这军队是属于党和人民的，军用飞机不是谁想动就可以动得了的。当年林彪逃跑时，他的身份是党和国家的副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就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想弄架军用飞机坐坐都差点没弄成，要是他的动作再迟一点，用不着到蒙古温都尔汗玩那个机毁人亡的把戏，怕是连跑都跑不成了。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说明对军用飞机管理得严格嘛！你想想看，要是单独兴师动众地出动一架军用飞机，为你们在广汉挖的那些小小窟窿眼儿拍摄照片，那事情可就要好好琢磨一下了。中国这么大，又正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美帝苏修对我虎视眈眈，越南小霸仍在我西南边疆骚扰捣乱，国内也还有一小部分暗藏的阶级敌人，并企图破坏和捣乱。作为党和人民的军队，有多少急事、大事、重要事需要办哪，要把如此非凡的国之重事都撇开不管不办，却要为几个不起眼的小窟窿拍照，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滑天下之大稽吗？再说我们有明文的纪律规定，只要动用飞机，除上报成都军区外，还要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才能行动。所以你说的这个事，是空想一场罢了。”
贾克一听，如同当头挨了一闷棍，顿觉头脑晕眩，陷入一片沼泽迷雾之中。悬在嗓子眼儿里那颗比春天还要温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但他并不甘心就此失败，厚着颜面，强打精神，吞吞吐吐地说：“有这么玄乎吗？能不能变通一下。这中国的事历来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什么事只要一通融、一变通可就大不一样了。”
参谋长望着老贾头上的白发和一脸丧气又不甘心的样子，沉思了一会儿，将手中的烟蒂用力按在办公桌上那个硕大的烟缸里，站起身在宽敞明亮的屋子里一边踱步一边说道：“你说得有些道理，中国的事嘛，确实是这样，变通一下嘛，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是老战友了，我也就直截了当地跟你交个实底吧。刚才我考虑了一下，我们广汉那个飞行学院总在搞训练演习什么的，如果在训练的时候顺便从三星堆上空绕上一圈，趁此机会拍几张照片，也是可以的。如果这样，就不必报成都军区和中央军委，我说了也就算数了。这样吧，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说省博物馆在广汉三星堆地区挖了几个墓，他们来人联系想拍几张照片，你们飞的时候就把那个区域挂一翅子，顺便带上他们拍几张就是了。”
参谋长说着，望了贾克一眼：“你看我这样通融怎么样？”
“真是太好了！我在这里代表省博物馆真是得好好谢谢你呵！”老贾站起身，脸色微红，有些激动地说着，参谋长也微笑着站起身，两只温热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第二天，省博物馆的赵殿增、陈显丹按领导的授意，来到了空军广汉飞行学院面见有关方面的领导。学院方面对此极为重视。经院党委研究后，决定派一架安2型飞机担当此任。为工作和安全计，在飞行之前需到现场做详细考察。
第三天，飞行学院领导和教官、飞行员等有关人员到三星堆发掘现场实际考察后，认为像这样小范围的遗址，在安2型飞机上难以拍摄理想的照片。考古人员所发掘的面积全部加起来只有1250平方米，长度约为六十米、宽约二十多米。而安2型飞机最低飞行高度是300－400米，飞行速度为每秒一百五十米左右。考古队装备的那套摄影器材，在这样的高度和速度之下是很难拍出高清晰度和高质量照片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三星堆周围烟囱林立，浓烟滚滚，能见度极低，不但限制了飞机的飞行高度，弄不好还可能会发生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一旦恶果发生，恐怕将会有一连串的人员吃不了要兜着走了。
经过一番勘察和探讨，军地双方人员决定放弃用安2型飞机拍摄的计划而改用直升机，但飞行学院却没有直升机。为此，考古队方面再请老贾找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商谈，看能否想办法弄一架直升机兜上两圈。贾克不愧是公认的“活雷锋”，听罢这一要求，二话没说，一拍大腿就起了身，再度坐上那辆老牌福特轿车，晃晃悠悠地一路急奔空军大院找到了参谋长。在经过一番交谈后，把事情再一次搞定。参谋长也是个义气之人，当场决定仍以训练的名义从成都新津空军机场调一架直升机到成都凤凰山机场待命，在适当时机由凤凰山飞赴三星堆发掘现场进行拍摄。由于直升机耗油量大，空军的经费也不宽裕，本着互惠互利、相互支援、精诚合作的原则，博物馆方面需拿出一千元钱作为油料费用补贴。
既然空军方面如此慷慨大度，乐于助人，那么博物馆方面也不能太过小气。于是博物馆方面将家底弄了个底朝天，好不容易凑足一千元人民币，一咬牙递到了对方手中。
1981年4月23日上午，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赵殿增、陈显丹与摄影师陈湘华、邹德四人，一大早就来到了凤凰山机场，在飞行员与导航员的带领下进入直升机机舱，安排与拍摄相关的具体事宜。此时的条件是，在直升机的内舱下方有一个直径约一米宽的投掷孔，还有一架小梯子。摄影时，人要趴在投掷孔的边沿，腰上拴着保险带，以免被甩出机舱之外。根据机内的条件和人员分工，当飞机飞越三星堆上空时，赵殿增负责与飞行员和陈显丹联络，陈显丹则负责观察目标，并具体指挥摄影师，而两名摄影师则要一前一后趴在投掷孔的边沿实施现场拍摄。一切安排妥当后，上午10点30分，成都空军司令部按预订计划下达命令，要求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待命的直升机立即起飞，前往广汉三星堆发掘现场执行拍摄任务。
直升机顶部那颀长的如同大号风扇一样的螺旋桨，在隆隆的引擎声中开始旋转，机体在巨大气流的引力下腾空而起，上升到预定高度后开始调整角度朝三星堆方向进发。此时，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春光明媚。可惜的是地面上飘浮着一层淡淡的雾气，给拍摄带来了一点不便。
直升机飞行二十分钟后，开始抵达三星堆区域上空。在赵殿增的提示下，飞机开始在2500米的海拔高度上，沿着鸭子河下游向上游一边飞行一边盘旋。考古人员老鼠一样在地下打洞是内行，但从没有像雄鹰一样在空中寻找地面目标的专门训练和经验，这次登机则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所以就变成了十足的外行。只见目标在身下晃来晃去，眨眼就没了踪影，加之从高空俯瞰地面，矮小的农舍与碧绿的田野、土坝、高埂没有多大的区别。三星堆周围七八家大大小小的砖瓦厂几十根烟筒丛林一样树立着，且根根烟囱都喷泉一样向外大口大口地吐着浓雾，更加搅乱了已经无法准确定位的视力。机舱内，机器的引擎声轰轰隆隆地响个不停，震得里面的几个工作人员无法听到对方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负责与飞行员联络的赵殿增见左指右指总是指不到点子上，便急忙从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包中拿出纸笔开始写起来。每写完一句“向左500米”或“向右前方700米”，便撕成纸条递给导航员，导航员再转告驾驶员。驾驶员按照字条所写数据摸索前进。细小的字条如此递来递去，飞机在空中颠来倒去，仍然找不到准确目标。情急之中，赵殿增再递字条要求下降，但飞机下降后被雾气所挡，连那些房舍、烟囱之类的建筑物都看不清楚了。飞机只好再度升高，在鸭子河边转了三圈后，天空开始有云彩飘来，地面的雾气越发浓重。导航员朝赵殿增摇摇头，摆摆手，表示这次已无能为力了，需要马上返航。赵殿增把这一意思传给陈显丹。陈显丹只好指挥两名摄影师匆匆忙忙地冲地面三星堆一带拍了几十张照片，算是结束了这次航拍。
陈显丹与航拍的直升机合影（陈显丹提供）
此次拍摄失败，主要责任当然应归考古人员一方，是他们临阵找不到确切目标才导致了不战而返的结果。博物馆方面将赵殿增等人紧急召回，馆领导很是痛心地说：“我们拿了一千元钱，你们却弄了个鸡飞蛋打，这对得起谁，这个责任谁能负得起，快想想以后咋办吧。”
待情绪渐渐稳定，馆领导和赵殿增等考古人员一商量，表示绝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总结教训，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以便第二次实施拍摄。决心下定之后，博物馆便请老贾再度出山，硬着头皮到空军司令部联系，争取再给一次补救的机会，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空军方面不愧是人民子弟兵，很痛快大度地答应下来，并表示拍不成照片绝不收机。
为吸取上次的教训，解决目标分辨不清的难题，考古队方面召集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力求飞机一到鸭子河就能看到三星堆遗址。但要做到这一点，地面遗址必须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否则将重蹈上次的覆辙。究竟弄一个什么样的标志才能将飞机上几个人的眼球吸引过来？有人想起了几年前观看的一部叫作《鸡毛信》的抗战电影。在影片中，某村群众为掩护抗战游击队，特地在一个山头上栽了一棵“信号树”。只要鬼子一来扫荡，守在树下的放羊老汉便立即将树放倒。游击队看到后便悄悄地埋伏起来，因而这个招数受到了游击队员们的广泛好评，并成为躲避鬼子的经典绝招。根据电影的启示，有人提议也可在三星堆顶部栽一棵“信号树”，当看到飞机飞来时，树下的人立即将树放倒，这样上面的人就像当年的游击队员一样发现遗址了。此招一出，立即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本来这个三星堆的土包包和顶上那棵树就很难被上面的人发现，若飞机一到上空又将树放倒，岂不是更看不到了吗？这个只知死搬硬套、不知因地制宜的方法实不可用。但提出此招的人又辩解道：“如果是把树放倒再立起来，然后再按倒，这样往复循环，周而复始，或许是可行的。”大家想了想，觉得目标还是太过微小，遂做了彻底否决。此后，又一考古队员受电影《地道战》的启示，提出是否在三星堆的顶部竖一根电线杆子，杆子顶端挂一口大铁钟，铁钟可用绳索从地面上摇打。只要看到飞机到了鸭子河上空，便像《地道战》中的高老忠一样开始摇绳敲钟呐喊，飞机里的人听到钟声，便过来投入拍摄。众人一听皆摇头，说小小钟声怎能压得住直升机那巨大的引擎声，即使将这口大钟砸扁敲碎恐怕也无济于事。这个荒谬的主意被彻底否决。
以上两种提议被相继否决之后，赵殿增突然想起《东周列国志》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提出可不可以用最原始的点火为号的方法引导飞机？也就是说在遗址旁架上柴草，草上泼上汽油，只要飞机一来就开始点火，机上的人看到烟火就知道这是自己人点燃的信号，就自然地飞过来了。众人听罢，觉得此法尚可，只是附近几十根烟囱，每根烟囱都向外喷云吐雾，机上的人员如何分得清哪一道烟火是来自自家兄弟点燃的？赵殿增思考了一会儿说：“尽管此处烟囱林立，但这并不妨碍机上的人能辨别出来。因为我们用飞机拍照的消息已传了出去，可以想象的是，到了拍摄那天，三星堆地区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围观，其他的烟囱下肯定没有这个场面。只要烽烟一起，又有那么多人在火堆旁，不是正好说明这就是三星堆遗址了吗？”众人听罢，觉得还是不够尽善尽美，但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暂按这一方案实施了。
军地双方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所有前期工作就绪。1981年4月25日12时55分，成都空军凤凰山机场接到了起飞的命令。为一战而捷，机场方面特派飞行大队大队长亲自驾机，载着上次的考古人员和摄影师，向三星堆遗址目标疾速飞去。
当飞机飞临鸭子河并在上空开始盘旋时，地面上的考古人员立即点燃了浸了汽油的柴草。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地面人员将柴草分成了两堆，分别位于遗址南和遗址北。这两堆柴草被点燃后，立即腾起了滚滚浓烟与火光。机上的人很快发现了目标，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到空中摄影前的准备工作。大家用一条直径约四厘米的保险带一端拴在机舱顶部的固定环上，一端拴在自己的腰间，然后将机舱下的一块盖板揭开，露出投掷孔。两位摄影师一前一后趴在投掷孔的边沿，调整最佳角度捕捉稍纵即逝的目标。
直升机在空中打了个旋儿，开始朝三星堆目标隆隆驶来。此时三星堆四周的状况正如赵殿增所估计的一样，早已是人山人海。许多人在听说考古队要调动飞机探宝的传言后，怀着好奇心，专程从外地的县市拖儿带女、风尘仆仆地赶来，要亲眼看看闻所未闻的飞机探宝的奇观异景。飞机在三星堆上空盘旋了三圈之后开始平稳下降，趴在投掷孔的两个摄影师陈湘华与邹德开始抓紧时间拍摄。当飞机降落到离地面约十五米时开始停在空中不再起降沉浮，那巨臂一样宽大颀长的螺旋桨掀起的气流，像暴风一样将遗址中的碎石与瓦片吹得四处纷飞，旁边的扫帚、竹筐也被吹得咕噜噜满地乱跑。在四周观光的几万人见这个庞然大物正冲自己飘然落下，出于本能的反应，认为大难临头，立即四散奔逃。
月亮湾出土的陶高领罐（图：视觉中国）
赵殿增望着机下的人群，心想自己这辈子玩的这个考古的把戏，也不见得全是默默无闻的事业，像今天这种壮观的场面就足以说明考古也是可以弄出大的响声的。而这次巨大的响声就是一次很好的文物与考古的普及宣传和教育工作呵！可惜这些人看不到自己，要是看得到，那自己就算得上是当地最著名的大牌明星了。正这样得意地想着，突然觉得飞机停在遗址上空不再动弹。他心想这机体离地面的距离未免过于近了些吧，如此短的距离于摄影师拍摄全景极其不利，便用早已准备好的纸条写了“再高些，拍全景”几个字直接递给了驾驶员。想不到这位飞行大队的大队长、一级飞行员看后，轻轻地摇了下头，未做理睬。几分钟后，飞机开始慢慢升高，但并未像刚才那样停住。赵殿增着急地伸出右手，一个手指顶着身前平放的左手掌，做了一个停的动作。但驾驶员仍没理他，依然在不断地提机上升，待达到一定高度后，在空中盘旋两圈，而后掉头向凤凰山机场方向飞去。
待飞机平稳地降落后，赵殿增才听那位飞行大队长解释道，当直升机降落时，如果离地面过高根本就无法停住，只有降到非常低的高度，借助在地面上形成的气流才能停稳。这就是刚才飞机降到离地面约十五米时，赵殿增写字条让其升高，而对方没有理睬的原因。不过，当时的驾驶员已明白了赵的意图，用自己平生所学的技术，在升高的过程中尽量使飞机平稳，并在高空盘旋两圈，这样就给摄影师提供了拍摄的有利条件和充足的时间，使此次出航圆满地完成了预订计划。
当两位摄影师回到博物馆将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时，大家发现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不仅遗址内部的情况得以清楚地拍出，整个房址的关系搞清楚了，更重要的是房址与已揭露的遗址的关系，小遗址与三星堆的关系，三星堆与月亮湾以及鸭子河、马牧河的关系，都从所拍的大幅照片中清晰地分辨出来。这些照片对向中央文物部门汇报，特别是对三星堆以及后来围绕整个三星堆古城遗址所制定的发掘、研究、保护方案，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参考作用。同时，此次三星堆遗址的航拍，开创了中国航空考古的先河，揭开了现代化尖端技术应用于地下古迹调查、发掘的序幕，标志着中国考古界纯手工操作时代的结束，以及新的具有现代化科技时代的到来。
古城初露
三星堆遗址考古初战告捷，省、县文物、文化部门的各方领导都感到非常满意。鉴于三星堆所展现出的丰厚的文化遗存与广阔的考古前景，四川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领导共同研究决定，派参加这次发掘的考古队员到北京，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为下一步更大规模地发掘和有效地保护三星堆遗址，争取在财力、政策等各方面能给予大力支持。
1981年6月1日，三星堆考古发掘队队员莫洪贵、陈德安、陈显丹、敖天照等在主持人王有鹏的带领下，携成都空军直升机航拍的现场资料以及发掘出土的各类石器、陶器等照片与文字资料，乘火车来到北京，分别向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做了汇报。在向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黄景略的汇报中，王有鹏提出希望国家能够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给予立项，并提供经费支持。黄景略听完汇报后，开始并没有过分看重，认为三星堆遗址仍属于一处普通商周文化性质的遗址。在他的心目中，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整个中国西南部作为一个大区时，四川考古界可谓豪杰并起，人才济济，事业干得异常红火。但自1953年大区撤销之后，由于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豪杰萎靡，人才纷纷外流，刚刚兴起的考古事业由盛转衰。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博物馆为主流的四川考古界，除搞了几次小型的调查与发掘外，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动静。与此相反的是，在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流域，或者江淮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文物考古事业却蒸蒸日上，发展迅猛，不断有轰动世界的重大成果问世。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发现与发掘等等，皆成中外瞩目举世震动之势。在这种格局与情形的影响下，黄景略对这一遗址的价值与重要性，在思想上没有足够地重视，直到他看完所有的发掘资料，才以一个考古学家的学识与眼光，意识到这一文化遗址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与巨大潜力。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一遗址的价值，黄景略向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汇报后，邀请文物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殷商文化考古研究的专家张长寿、殷伟璋、赵芝荃等，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进行座谈论证。三星堆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广阔的发掘前景，立即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高度重视。专家们在给予了较高评价的同时，建议由国家文物局出面立项进行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在三星堆的发掘之初，王有鹏曾在遗址的文化层中，精心挑选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标本，托人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进行检测。这次实验室一并将检测成果拿到会上予以公布。所得标本的检测年代为3000—4000多年前。这个时间跨度已经进入了历史上的夏朝与商朝时期。这个结果和考古人员推断的年代大体相同，众人听罢甚为高兴。在得到各方面的认同后，黄景略对王有鹏表示：“立项的事可以考虑，你们打算以后如何发掘，需要多少钱合适，回去请省博物馆给这边打个报告研究一下吧。”王有鹏点头答应。
眼看北京之行的目的已成功达到，按照原订计划，王有鹏又带领几名考古队员先后到北京的周口店、河南洛阳、陕西的西安和宝鸡、甘肃的马家窑以及四川周边地区的文化遗址做了访问与考察。在开阔了眼界的同时，也为三星堆遗址下一步发掘积累了新的经验。
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掀起的新一轮建设的高潮，地下文物与文化遗存的发现不断增多，考古发掘任务日益繁重。根据上级指示精神，1982年春，四川省博物馆所属的考古队单立门户，扩编组建与博物馆同一级别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三星堆发掘的主持人王有鹏留在博物馆并出任副馆长，其他人员如赵殿增、莫洪贵、陈德安、陈显丹等随原考古队被分到了考古研究所下属的考古队工作。赵殿增出任考古队常务副队长。不久，赵殿增代表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携三星堆发掘计划来到国家文物局，找到文物处处长黄景略，请其立项并给予两千元经费的支持。黄景略看过计划，又听赵殿增称四川考古研究所现在是底子薄，基础弱，发掘经费极端困难，急需要国家文物局拿出两千元予以支持云云，心想四川的考古的确是落后了，田野发掘不用说，仅从向国家要钱这一点看，就显得相当不在行了。他微笑着对赵殿增说道：“小赵呵，你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比我晚些年，也算是校友了。你到四川后，就很难听到你的消息了，今天冷不丁地报来了两千元的发掘计划，你让我怎么给你们批呵？”
赵殿增1943年生于河北省大厂县，196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博物馆从事考古调查与发掘方面的工作。但由于各种条件和机遇所限，十余年来没有弄出什么大的动静，心中既不甘心，又有些惭愧。今听黄景略说起学友之谊，更觉心中不安，原本那黝黑的脸显得有几分紫红。他微微向前探了下身，面带羞涩又内含几分谦逊地说道：“您是前辈，我哪里敢高攀呵！不过我们四川的考古单位实在是穷呵，如果您嫌这两千元太多，给一千五也行。”
听了赵殿增那发自肺腑的真诚话语，黄景略忍不住笑着答道：“我看就不要一千五了，你回去重新给我打一个三万元的报告来吧，我们研究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三万？”赵殿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情不自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满脸狐疑地反问了一句。
“没错，是三万。这些钱是你们一次发掘的费用，以后要发掘，再根据具体情况上报吧。”黄景略平静地说。
“三万？是三万？这可是钱哪！”赵殿增怔怔地站在原地自言自语地说着。
“没错，是钱，人民币，你可不要想成美金呵！”黄景略望着赵殿增那惊愕的脸，有点调侃地说。
月亮湾出土的陶小平底罐（图：视觉中国）
赵殿增从对方那真诚的目光中渐渐回过神来，往前急跨两步，一把拉过黄景略的手道：“黄处长，黄老师，谢谢您，谢谢您的关心与支持呵！”
黄景略用力握了下赵殿增的手说道：“是呵，你们四川这么多年默默无闻，好不容易弄了个三星堆，我们能不支持吗？回去好好地干吧。”
赵殿增走后，黄景略把情况向国家文物局领导做了汇报，特别提出三星堆是西南地区发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商周文化遗址。该遗址目前正在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必须尽快由国家立项进行抢救性发掘。无论是从遗址本身的重要性还是从促进西南地区考古工作来看，都应给予各方面特别是经费方面的大力支持。
1982年6月14日，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庄敏，根据文物局领导的指示，来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从鸭子河对遗址的冲刷，以及真武村、三星村两个巨无霸型的砖瓦厂取土的进展情况看，对三星堆土包本身与整个遗址的文化层破坏极其严重，抢救性考古发掘已迫在眉睫。庄敏返回北京后，将情况向领导做了详细汇报。从此，三星堆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考古发掘工地，由国家文物局拨出三万元专款予以补助。乘着这股东风，四川省、广汉县文物考古部门联合协作，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初步划定了保护范围。同年8月，由广汉县人民政府发文批转县文化局《关于加强月亮湾、三星堆遗址保护工作的报告》的通知，强调了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此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文化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再度拉开了三星堆遗址科学发掘的序幕。
从1982年到1984年，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经四川省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沈仲常、赵殿增兼任这四次发掘的正、副领队，陈德安、陈显丹主持日常的野外发掘工作，敖天照等为主力发掘队员。在此期间，考古队面对三星堆遗址一天天被蚕食、破坏的现状，忧心如焚，分别根据国家规定的《文物保护法》，向县委和当地政府部门提出了“停止挖土，就地保护”的方案。但没有人重视他们的请求和方案，政府官员们时常是打着哈欠，将考古学者们点灯熬油花费了几个晚上才整理出来的报告，随手扔入垃圾筐。砖厂取土仍在继续，窑膛的规模越造越大，四周的烟囱越来越多，喷出的烟雾越来越大，越来越浓，已到了遮天蔽日的程度。此后的三四年间，在三星堆遗址内，落后的原始手段的破坏与科学的现代化考古发掘双向进行，考古人员在工作中一边哀叹着古老文明一天天遭受着野蛮蚕食与啃啮，一边在发掘中不断增加着对遗址文化内涵的认识。而对这文化内涵认识得越深、越清晰，心中泛起的苦楚就越大，精神的煎熬就越重，灵魂的折磨就越难以忍受。日子就这样在现实与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悲愤与困惑中一天天过去了。
在连续不断的发掘中，考古队开始与砖厂的取土民工开始了赛跑的历程。三星堆西南三百米处的台地上，考古人员首先赶在民工们前来取土之前，揭露遗址面积一千多平方米，并在上层发现了尖底杯、尖底罐等一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遗物。这一地层遂被确定为考古学上的“第四期文化”。经碳十四测定并经树轮曲线校正，其年代为距今3005±105年前。此次赛跑式的发掘成果，补充了第一次发掘中在文化分期上的不足，基本上确定了三星堆一、二、三、四期文化的演变特征，为建立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和发展序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就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过程中，三星堆遗址群北部一个被称作西泉坎的地方又遭到了当地砖厂的严重破坏，发掘人员不得不放弃区域内的西南防区而转战于西泉坎，以赶在被砖瓦厂大队人马全部毁灭之前进行抢救性发掘。
所谓的西泉坎，实则是濒临鸭子河的一处高级台地。从河岸断面之上就可清楚地看到丰富的文化层，其堆积中有较多的红烧土遗存，所出器物不仅与首次发掘地层中的第一期相似，而且特征更为明显。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考古人员根据种种迹象开始怀疑土梁埂可能是人工堆积，于是决定由发掘主持人之一陈德安与发掘队员、广汉县文物干部敖天照共同去找砖瓦厂领导协商，要求砖厂方面立即停止在梁埂上取土的破坏性行为。他们面见厂长并说明情况后，厂长先是径自点上一支烟吸着，一只半挽着裤腿的脚踏在一条长木凳上，弓着身子，头高高仰起，浑浊中夹杂着一丝霸气的双眼，似看非看地瞟着面前的陈德安、敖天照，张大的嘴巴像消防队员的干粉灭火器一样“滋滋”地向外喷着呛人的烟雾，瓮声瓮气地说道：“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这地下有没有文物，啥子文物关我屁事。镇领导让我带人在这里挖土烧砖，我照着做。只要窑里着火，烟囱里冒烟，把砖烧出来就对了。至于其他的，于我没得一点关系。我小老百姓一个，管不了那么多，要说你们还是到南兴镇（已由公社改镇）找那些当官的去说吧。”言毕，将脚从长凳上挪下来，将顺手扔掉的半截烟蒂在红砖铺就的地上用脚尖踩住来回揉搓了几圈，而后甩开双臂，扬长而去。
陈德安、敖天照一看这位厂长如此德性，索性骑上自行车来到南兴镇找镇党委书记理论。书记听罢，义正词严地指出：“这烧砖的行当可是关系到当地几万人民群众吃饭穿衣的大事，既是生产线，也是生命线，如果断了这根线，吃饭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不知道有多少人民群众要流浪街头，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目前中央号召要安定团结，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安定就是你们这种人要好好在家里待着搞研究，不要到处乱跑乱挖。这团结嘛，就是要顾大局，要懂得群众利益。凡是牵涉群众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民以食为天，要是没得饭吃了，这天下不就要大乱了吗？所以你们就不要整天以保护文物的名义，连唬加骗地蒙我们这些基层的党政干部和老百姓了。你们这种做法是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相违背的。当然，你们不让这些民工挖土或不让烧砖也可以，只要拿钱来给予补偿，砖厂可以换地方或干脆停产。如果拿不出钱来，对不起，以后就不要再跟我啰唆了。”
陈德安、敖天照被弄了个灰头土脸，知道再找下去其结局也是如此，万般无奈中只好采用老办法——与挖土烧砖的民工抢夺地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遗址文化层的破坏。不久之后，在土梁埂北端二支渠旁的“马屁股”梁子断面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土梁埂底部丰富的文化层，遂引起重视并开始局部发掘。1984年9月，已成为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的赵殿增到三星堆遗址内真武村土梁埂上考察，以敏锐的眼光感觉到有人工建筑的可能，遂与考古队领队陈德安商定，在该梁埂的中段挖一个探坑，以验究竟。陈德安调集几人开始行动，结果发现梁埂内部的填土包含有陶片、红烧土块等物，由此证明这些土梁埂并不是自然堆积，而是人工建造的用于防御的“土城墙”。
这一发现，丰富并加深了对三星堆文化一期的认识。赵殿增由此提出了“一期文化可能是一个单独的文化阶段”的设想。就在考古人员兴致勃勃地准备通过继续发掘以验证这个设想的真伪，同时对三星堆隐含秘密的全面破译有一个大的突破之时，忽然发现砖厂方面对三星堆主体的取土明显加快，人员似乎在一夜之间增加了一倍，眨眼的工夫就使原来的三个大土堆只剩下不到半个了。面对此情，赵殿增对省文管会顾问、三星堆考古队总领队沈仲常有些激动又有些伤感地说：“我有一种预感，这三星堆的大土堆好像是人工夯筑的，如果真是人工夯筑，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被吃掉而没有任何表示，将成为千古罪人。”
1984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了古蜀国城墙
“那你看咋办？”沈仲常用略带忧伤的语气问道。
“我意立即放弃西泉坎的发掘，将人员转入这最后半个土包上来，并且要以最快的速度确定这个土堆的性质，弄清楚到底是不是人工建筑。如是人工建筑，那性质可就大不一样了，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砖厂停止挖土，以保全这最后半个人工建筑的证物，否则我们难以向后人交代。”赵殿增回答着，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
“那就将人员尽快转过来吧。”沈仲常有些无奈地答。
得到了对方的同意与支持，赵殿增遂令陈德安忍痛暂时放弃西泉坎阵地，所有考古人员再一次被动转移，集中到最后残剩的半个土堆上来。此时考古人员在西泉坎共发掘了七个探方，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成片的红烧土块、柱洞、水沟等房址遗迹，以及反缚双手跪坐的石人雕像及不少的石璧残片。从遗迹遗物分析，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座石器作坊。在转移前，所挖探方只得匆忙回填，而自回填之后，直到20世纪结束，再也没能回来发掘。
陈德安带领考古人员按照新的情况做了战略性转移之后，经过对现场的勘察分析，决定将发掘区紧靠在所剩半个土堆的北侧，并在总结前几次发掘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将此次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地层分期和文化内涵的寻找研究上。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在发掘中很快找出了比较清晰的层位关系，确认了“土埂”伸出的边角坡叠压在第一、第二期的文化层之间，从而证实了被当地人称谓了若干年的“三星堆”，实则是人工修筑的一大工程。基于这一科学认识和土堆的神秘性，以及土堆本身隐含的重大文化内涵与考察价值，经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电告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处黄景略等人与局领导给予了密切配合与支持，通过中宣部与国务院办公厅，迫使四川省与广汉县主要领导做出批示，勒令砖厂停止在半个土堆和遗址内进行破坏性挖土。正是得益于上下各方面有识之士的奔波努力，只剩不到半个的土堆，连同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遂在即将全部消失的最后一刻有幸保存了下来。
1985年春，陈德安率考古队，根据西泉坎与半个土堆旁侧等几个小范围内的出土情况，对周边地区做了全面调查。从连年发掘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以及当地百姓捡拾的出土文物来看，整个遗址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经过反复调查确认，在这一大的区域内，除著名的月亮湾、三星堆以外，在周边相邻的回龙村、仁胜村、大埝村所属的田间耕地内，随处都可发现与以上两个遗址相同的残陶片与文化层，从而进一步确定这是一处由数十个小型遗址连接在一起的大型古遗址群，整个范围可达十二平方公里以上。根据遗址的地形、地貌与文化内涵，考古人员首次提出了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三星堆古城”的设想。按照这个设想，遗址的东、南、西三面各有城墙护卫，北边是江水浩荡的鸭子河（雁江），要么北城墙已被河水冲掉，要么原本就是以河代墙。发源于岷山河谷的湍急的河流充当了这座古城的天然屏障，与其他三面的土墙共同形成了对古城内部的拱卫态势。从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的文化分期综合推断，这座古城的建造年代应为商代早期。鉴于这一考古成果的重要意义，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三星堆遗址，使砖厂尽快停止破坏性取土，在中央与四川省两级文物考古部门的斡旋呼吁下，广汉县委、县政府在一片批评与谴责声中，于1986年年底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正式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和价值，以便当地政府视情况做出最后的抉择。
此时，从中央到四川省和广汉县三方文物主管部门，也感到有对这一遗址进行一次大规模发掘的必要。通过这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到底是骡子是马，是保护还是铲除，将一锤定音，立见分晓。于是，在国家文物局给予经费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协作下，在并不太显眼的川西坝子，一场震惊中外的考古大发掘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