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行刺过程虽有细节出入，但结果却是相同的。彭家珍当场牺牲，良弼当时并未死，只是炸断了左腿。两天后，才在医院里咽气。
良弼死后，有人推测该案是袁世凯指使人干的，一时间传言甚多。一种说法是，良弼受伤住院后，西医替他做了手术，手术本来很成功，可在赵秉钧前往探望之后，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据说，赵推荐了一个中医，说是要替良弼解除体内的火毒，可良弼服药后不久便疼痛而死。舆论普遍认为，这极有可能是袁世凯买通医生在药里下了毒。
关于袁世凯害死良弼的说法，一直到民国后仍然众说纷纭。尽管彭家珍这时已被追认为烈士，可还是有人认为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疑点。李炳之回忆说，民国成立后，他在参谋本部工作，经常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四川人到部里来找陈宦，每月从陈那里领取一千块钱。陈宦当时是参谋次长，袁世凯的亲信之一。他亲口对李炳之说，这个四川人就是彭家珍的父亲。袁世凯为什么要给彭的父亲发钱？李炳之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他认为杀良弼和杀吴禄贞一样都是袁世凯的阴谋。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太多根据。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原因就在于除掉良弼，有利于袁世凯。的确，良弼死后，朝中亲贵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不久，溥伟、载泽也先后逃出北京，宗社党的势力几乎瞬间瓦解。局势急转直下，袁世凯逼宫的最后障碍也完全扫除了。
由于段祺瑞的通电和良弼之死，皇室高层已无人再敢反对共和。1月30日的御前会议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本来反对退位的亲贵就占少数，现在死的死，跑的跑，留下来参会的王族亲贵们个个心存恐惧，面面相觑，几乎都成了哑巴。会场一片沉默。
过了许久，隆裕见没人吱声，便催促道：“为什么都不说话呀？”
众人默然。
过了一会儿，隆裕又说：“你们都说话呀？”
还是无人应答。
隆裕又气又急，说：“你们都不说话，想让我一人承担啊！”说着，眼泪便止不住流下来。
从这一时刻起，清王室软弱的抵抗已经基本瓦解了。此后，退位与共和已不再是被讨论的问题。隆裕太后的精力也全都集中到了优待条件上。优待条件共三大部分二十款：一是关于皇帝的，二是关于皇族的，三是关于满、蒙、回、藏各族的。据叶恭绰回忆说，隆裕太后抠得很仔细，逐条逐句，反复提出修改。之后，又发给南方，南方提出意见后再发到北京，这样反反复复，来回七八次之多。袁世凯这时仍托病在家。
1月29日，隆裕要召见他，可他仍以病重无法应召为由在家调养。
2月5日，由于清廷对优待条件斤斤计较，没完没了地改来改去。时间一天天过去，南方等不及了，袁世凯也等不及了。于是，段祺瑞再次领衔前敌诸将打来通电，催发共和诏旨。而且，这一次措辞比1月26日的通电更为严厉。电中称：“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祺）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所谓“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这无疑就是兵谏了！这份电报一到，马上就起到了震慑作用。当天，隆裕太后对南方发回的优待条件就不再提意见了。
据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回忆说，这份电报是袁世凯为迫使清室退位，暗嘱靳云鹏（时任段祺瑞手下参议）携电稿至前线交段祺瑞，以前敌将领名义拍发。内有：“陷九庙两宫为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又有：“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此电着墨不多，极切要害。袁之出此，系再进一步威胁王公大臣也。
优待条件通过后，下边的事情就简单多了。退位程序迅速启动，最后只剩下退位诏书了。关于退位诏书，开始有人认为是阮忠枢起草的，因为袁世凯的重要文件，包括一些谕旨都是出自阮的手笔，但实际上阮忠枢并未参与此事。有的说，草稿是赵秉钧找洪述祖写的，后来交叶恭绰修改，可叶迟迟未动笔。最多的说法可能要算下面这一种了，即由张謇起草。张謇乃光绪年恩科状元，曾做过袁世凯的老师。这份诏书堪称“奇书”，穷尽了中国文字的各种技巧，几乎每一句、每一个措辞、每一个段落，都有讲究。可以说，它综合了各方面的利益，兼容了各种想法和诉求，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暗藏机锋，话中有话，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原稿中本无“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力，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段，然而诏书正式发表时却加上了这一段。
这段是如何加上去的？说法也很多。有人说这段是由袁世凯身边的人，即汪衮甫、徐世昌所加。但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回忆说，加上这段乃是隆裕太后的主意。太后在看了诏书后再三斟酌，认为没有这段不放心，她说：“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加上这样的句子，目的就是希望由袁世凯来主持共和。直到这时，她还抓着袁世凯这根稻草不放，岂不可悲？
袁世凯的计划顺利地迈过了最后一道坎。这对他并非一件易事。正如一个外国人指出的：“和平退位是通过可观的劝说技巧而实现的，使用了多种手段，包括恐吓、许诺。1912年1月在北京玩弄的这些复杂花招中，袁施展阴谋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但是，绝不能认为他还有别的选择。”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是清廷正式颁布退位诏书的日子。天刚亮，东华门外就已开始戒严。乾清宫宫门内东南角的廊子上（这里是候旨的地方）内阁大臣们穿戴整齐，早早地等候在这里了。他们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所有的阁员都来了，只有袁世凯仍然托病未到。大约是心里有鬼，害怕面对太后，所以他便委托外务大臣胡惟德代替他接受诏书。
乾清宫是内廷重地，所谓“乾清坤宁，法象天地”，是皇权的象征。在乾清宫的旁边还有两座殿，东为江山殿，西为社稷殿，内供江山社稷之神，象征着皇帝对江山社稷的统治。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上午时分，宫里传出话来：“太后即将御驾，请各位大臣上殿。”
于是，诸大臣在胡惟德的率领下鱼贯而入。殿内的御座前，四个太监站立两边。胡惟德走到离御座约一丈远处停下来，跟在后边的大臣们便依次走到胡惟德的两边，横列一行站好。在大臣的后边是四名侍从武官，他们穿着军装，佩戴军刀，笔挺肃立。
唐在礼就是这四名侍从武官中的一个。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待大臣们站立好后，一个太监入内请太后御驾。稍过片刻，有两个太监从里边先出来，在御座前分两边站好。接着，隆裕太后便出来了，跟她一起出来的还有小皇帝溥仪，在他们之后是几名扈从太监。
仪式很快开始了。胡惟德领着众人向太后三鞠躬。这是大臣们上朝第一次改变礼节，虽然他们身上穿的仍然是花翎袍服。隆裕太后点点头，作为还礼。之后，太后在正中落座，溥仪坐在她的旁边。
胡惟德上前一步，说：“总理大臣袁世凯受惊之后，身体欠安，不能亲自见驾，叫我带领各国务大臣到宫里来给太后请安，给皇上请安。”
隆裕说：“是。”
过了一会儿，隆裕从太监手里接过事先准备好的退位诏书，然后说：“袁世凯世受皇恩，把这样的局面应付到今天，不容易了。为国家、为皇室都出了不少力。如今议和有成，能使南方满意，做到优待皇室等等条件，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皇上为了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议和条件把国家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叫袁世凯早点出来，使天下早点安宁吧。”
隆裕说完，慢慢站起来，把手里的诏书递向胡惟德，接着说：“胡惟德，你把我的意思告诉袁世凯，这道诏书也交给他吧。”
胡惟德毕恭毕敬地走到御座前，一边鞠躬，一边用双手接过诏书，并安慰了太后几句。宫内的气氛这时十分低沉，隆裕一副凄惨模样，溥仪则呆坐一旁。
胡惟德说完话后，隆裕不再说什么，之后便退朝了。
整个仪式进行得非常简短。这是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作为皇太后、皇上最后一次召见，也是乾清宫作为皇权重地举行的最后仪式。
仪式结束后，一直捏着一把汗的胡惟德从宫中退下后暗自松了一口气。他领着众人直奔外交大楼袁世凯住处。在这里同样要进行一个交接仪式。大厅里已摆好条案，条案中间放着一个紫檀雕花的大帖架。卫队全副武装从大门口一直排到正厅。袁世凯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一直声称病体欠佳的他显得满面红光，镇静而沉稳。胡惟德领着内阁大臣们到达后，递交诏书的仪式就开始了。胡惟德双手呈上诏书，袁世凯略一躬身，恭恭敬敬地接过来，看也没看，然后就放到条案上的大帖架上。接着，胡惟德向袁世凯转达了太后的话。
袁世凯说：“是。”
停了一会儿，他说大家辛苦了，请到后厅休息。交接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清王朝的最后晚餐。当天晚上，袁世凯剪掉了辫子。在剪辫子时，他哈哈大笑，显出了异乎寻常的高兴。唐在礼回忆说：“袁的这种情况很难见到，后来也未曾见过。”
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了。第二天，清帝退位的消息开始传遍全国，传向世界。同日，孙中山履行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两天后，十七省代表在南京投票选举大总统，袁世凯以全票当选，比孙中山当选时还多了一票。据说，查世界历史，满票当选为总统者仅华盛顿一人，因而此次袁世凯当选堪与华盛顿相媲美。当日，参议院在致袁世凯的电中把他誉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并称“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电文最后欢呼：“共和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亚洲最早的共和国的诞生，也宣告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终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但权力的交接却在紫禁城内悄悄完成了。这是一个鲜为外界所知的过程。整个过程都在袁世凯的秘密操控之中。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多少仁人志士的前仆后继，就这样在各种阴谋手段和暗箱操作中悄然改变了性质。在1912年的大动荡中，袁世凯成了最大赢家，这是历史的悲哀。
然而，历史的潮流谁也不能阻挡。随着1915年洪宪称帝失败，袁世凯最终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等待他的只能是历史的嘲笑和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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