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幸免一死，是时任军机大臣世续“力争”的结果。据说世续在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召见时，极力为袁世凯说情，从而使袁“仅得开缺回籍”的处分。
当然，有保袁的，也有要杀袁的。极力主张杀袁的有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和恭亲王溥伟。他们都力主坚决干掉袁世凯，否则养痈遗患，后害无穷。当然，隆裕太后和摄政王一开始也是赞成的。溥仪回忆说，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帮助摄政王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劝阻住了。
这样的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其实，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无论是张之洞，还是世续，都不可能左右大局。真正的原因还在于隆裕和载沣过于软弱，这才造成了后来的结果。
据载沣的胞弟载涛回忆说，载沣摄政不久，即下谕罢免袁世凯。据我所知，促成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载沣彼时对袁，也觉得是自己的绝大障碍，同意善耆等这样做，又将谕旨用蓝笔写好（彼时尚在大丧百日之内，不能动朱笔）。其实这种事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做，不是可以迁延时日，从容研究的。事后就有人说过，袁每日上朝，仅带差官一名，进乾清门后，便只他单身一人，若能出以非常手段，干了再说，即使奕劻如何有心庇护，张之洞如何危言耸听，亦来不及了。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据闻那一道谕旨原文，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就袁的方面来讲，已因此有了宽转，结果可以不死了。及至拿给奕劻一看，奕劻模棱其词，张之洞则明白说出什么“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谬大臣”，力为反对。彼时，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载沣处此僵局之下，竟自无可如何，变为“开缺回籍养疴”。纵虎归山，自贻后患，善耆等人也只有付之浩叹而已。
至于隆裕太后，载涛的回忆说，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
两位最高当权者如此软弱，其结果必然是患得患失，而朝中的派系斗争和满汉之间的畛域之分，又使处理袁世凯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使载沣犹豫不决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北洋军的存在。
北洋军为袁世凯一手亲练，清廷对这支武装一直心存疑虑和担心。当时北洋六镇中，除第三镇开赴东北、第五镇驻扎潍坊外，其余四镇都驻扎在京津、直隶一带。其中第一镇就驻扎在北京郊外，其中一个团还直接担任禁廷宿卫。尽管第一镇此时已改由铁良直接统辖，镇中旗兵人数不少，但袁世凯的旧属仍广布其间，且统制何宗莲本人就是老“武备”出身，又系小站旧人。倘若变生肘腋，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不能不说是横亘在载沣心中的一大障碍。据溥仪回忆说，载沣原先要杀袁世凯，是奕劻等一班军机大臣把他阻拦住了。最让载沣不安的是，奕劻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这句话显然把载沣吓住了。
然而，袁世凯当时对这些还蒙在鼓里。当时，他坐立不安，或许已有不好的预感，因为几位军机大臣先后被召入内，唯独把他撇在了一边。这个情况很不正常。他向当值太监探问，谁知这些太监也都支吾其词。直到张之洞入对下来后，说了太后和摄政的意思，让他回去休息。袁世凯这才大惊失色，连声称谢。回到家中，阖府老少更是一片恐慌。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恐有后命赐死，劝他赶紧逃避。袁世凯开始还强撑着不走，后来禁不住家人劝说，连夜去了天津，想从那里搭乘轮船逃往日本。
据张国淦《北洋军阀起源》记，袁世凯到了天津，下榻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直隶总督杨士骧派儿子杨毓瑛前来告之，太老师（毓瑛受业于袁，故有此称）是奉旨穿孝大员，现在擅自脱下缟素，且不遵旨回籍，万万不可。于是，袁世凯又连夜返回北京，第二天便遵旨回籍。
从2号罢免谕旨下达到3号离京，这生死攸关的十几个小时，对于袁世凯来说，简直是惊心动魄，如同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实际上，他的恐惧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自从罢黜谕旨下达，他已逃脱了一死的命运，这从谕旨的措辞中不难看出。谕旨云：
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据知情者透露，这道谕旨原本十分严厉，后经一改再改，已变得相当温柔。不仅没有丝毫贬损老袁的意思，而且还肯定了他过去的功绩。解除职务的唯一理由是他患有“足疾”，而开缺回籍也是出于朝廷的体恤之意。
那么，袁世凯有没有腿疾呢？据袁克文说，他父亲在任军机大臣时，有一次他的十叔祖自家乡来，袁氏向他行跪拜礼，起身时不小心绊了一下，“遂致足疾”，以后一连数月行走都不大利索。时逢两宫驾崩，袁世凯每日进宫哭奠，都要撑个拐棍，到了宫内不准拄拐，则由小太监搀扶。
尽管如此，袁世凯的腿疾并不严重，尔后不久就痊愈了，根本不至于到了需要解除职务的地步。那样说不过是一个体面的理由罢了。至于他的干部待遇实际也未变，用当时的话说叫“原品休致”，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保留原有级别待遇回家休养。袁世凯回到老家后，河南巡抚还专门拨了一营人马作为他的护卫，可见还是相当风光。
应该说，袁世凯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就在于能够大难不死。然而，对于大清朝来说，却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祸根和隐患。这已是后话。
八、徐锡麟的血性
徐锡麟就义那一天，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7月6日。是夜大雨倾盆，昼夜不止。他被带到安庆抚署东辕门外刑场时，披枷带镣、遍体鳞伤，瘦弱的身体和剃光的脑袋透着平静和倔强。
就在几个小时前，由他领导的起义宣告失败。经过严刑拷打和仓促审判，他被处以极刑，但他丝毫也不畏惧。拍照验身时，竟神色自若云：“且慢，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之后仰天而云：“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憾矣。”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惊人的壮举，历来备受推崇。特别是在就义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更令人肃然起敬。晚清刺杀案件频发，但徐案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从徐锡麟现存的遗照看，他身材瘦小柔弱，而且高度近视，很难想象在他的身上哪来那么大的决心和勇气。
徐锡麟是光复会的重要骨干。他参入该会是在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当时该会刚成立不久。有一次，徐锡麟去上海，住在五马路周昌记。他去虹口爱国女校拜访蔡元培，经人介绍加入了光复会。蔡当时是光复会的会长，而介绍他入会的则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陶成章。
陶成章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志士，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光复后出任光复军总司令，后被陈其美、蒋介石密谋暗杀。孙中山曾对他高度评价，称他“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实有巨功”。徐锡麟与陶成章相识于日本，一度成为密友，后因理念分歧，两人断交不再来往。不过，徐锡麟在参加革命早期却受到陶成章的很大影响，包括他参加光复会也是由陶介绍的。
徐锡麟的思想转向革命是在他第一次去日本之后。其实，在这之前，他已受到新思想和西方科学、传记作品的熏陶和影响，萌生了对现实的不满。《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更是震撼了他的心灵，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1903年春夏间，日本大阪举办劝业博览会，绍兴府学堂的日文教员平贺深造约他一同前往。这是徐锡麟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日本期间，他游览了东京，结识了一些爱国的留学生。当时，东京的革命气氛浓郁，各种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涌现，十分活跃。时值沙皇俄国侵占我东三省，留学生发起“拒俄”运动，并组织义勇队，准备回国抗击侵略。徐锡麟深受感染。一次，浙江学生为营救章炳麟（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在牛込区赤诚元町清风亭召开会议。徐锡麟热心出资，赞助其事，受到革命同学的赞誉。在那次会上，他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之后在他们的引见下，又与纽永建相见，共谈宇内大势，徐锡麟茅塞顿开，从此坚定地走上了反满革命之路。徐锡麟一生曾三次前往日本，而第一次赴日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次。
从日本回国后，徐锡麟在家乡东浦办了一所小学校，取名“热诚”。这是他与同志数人联手创办的。他在校内倡导新式办学之法，并购买了许多新书和刀剑，开设兵式体操课，每日长途拉练，风雨无阻，并练习枪械和军操。他还从南京请来一位军乐家教授军乐。一时间学校里军乐声声，操声阵阵，俨然有了军队气象。在办学的同时，他还在绍兴开了一家书店，起名“特别书局”，用以传播新译书报。此外，他还常常练习射击，以沙俄侵略者头像为靶子，一日数十次，开枪痛击，用以激励自己对侵略者的仇恨，兼以提高枪法。
徐锡麟的举动引来了种种非议和诋毁，村中谣传四起，有人甚至说他要操纵学生造反。父亲对他的活动也极为不满，多方阻挠并大加训斥。为了避免拖累，父亲还借口他曾过继给死去的伯父为嗣，要他分家另过。不久，他在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副校长）的职务也被罢免。
绍兴学堂副监督一职是徐锡麟去日本前担任的。二十一岁时，徐锡麟考取秀才，之后受聘于绍兴府学堂担任数学讲习，由于表现出色，引起知府熊起蟠的重视，收其为门生，并擢升他为该学堂副监督。1903年，在父亲的督促下，徐锡麟高中副榜（即副贡，举人备取生），但他志向并不在此，相反却热衷于教育之事。然而徐锡麟办教育虽有开通民智之意，但更多则是项庄舞剑，志在革命。他办热诚小学校如此，办大通学堂亦如此。
大通学堂是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后创办的。当时他从上海回到绍兴，便开始联络会党，策划反清起义。他广交绿林豪杰，遍及绍兴、金华等地。在加入光复会的第二年春，徐锡麟还率弟子数人游访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四县，穿行于草泽间，尽交豪酋志士。在近两月的时间里，收获颇丰。回来后他对人说：“游历数县结识英雄好汉数十人，知中国尚可为也。”
在积极联络会党的同时，徐锡麟还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创办大通学堂，其目的就是以学堂为掩护，成立秘密据点，搞武装，培养革命力量。
他们的运作还算比较成功。鉴于热诚小学校的教训，在大通学堂开办前，他们就注重打通上层关节，不仅说服官厅批准，而且取得了绍兴知府熊起蟠的信任和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05年9月3日，大通学堂正式开学，设有国文、英文、日文、舆地、理化、算术、博物、体操等课程，在诸多科目中“尤重兵式体操”。此外，学堂还附设一班体育专修科，专门用来学习军事，以培训各地会党人员。为了防人之口，也为了提高学校地位，徐锡麟巧于周旋，说服知府熊起蟠，由绍兴知府给该学堂颁发毕业文凭，正面加盖官印；开学、毕业典礼，也请官绅主持，并摄影留念。这样就给外界形成了一个官府支持的印象。尽管乡里人言籍籍，污其为强盗学堂，称进出学堂者均为“不羁之人”等等，但最终都未能掀起大的风浪。中国的事只要有官府撑腰，一切好办。由于得到了知府熊起蟠的支持，大通学堂办得顺风顺水。为了提高军训水平，徐锡麟还从富商徐仲卿处筹到银元五千枚，从上海购来后膛九响枪五十支，子弹两万发，真枪实弹地进行训练。晚清对枪枝弹药的购买有严格规定，但徐锡麟通过知府熊起蟠，以军训和办团练之名，得到批准。学校白天上课出操，舞枪弄剑，杀声四起；夜晚则高谈革命，畅言无忌。学校还规定，凡入学者均须加入光复会，毕业后亦受光复会节制。一时间，大通学堂成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中心和大本营，各地会党和革命同志纷纷前来投奔。
徐锡麟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性格中有着极强的叛逆性。徐家在浙江会稽是一个大户人家。家有田产百亩，并在绍兴开有绸庄和油烛栈。徐锡麟的父亲名凤鸣，字梅生，思想顽固保守。锡麟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是长子。但在诸多兄弟姐妹中，徐锡麟是最不省心的一个。他自幼就个性鲜明，不喜墨守成规。凡过手之器物常常被其毁坏，父亲因此很不喜欢他。据他的亲属回忆说，徐锡麟少年时就爱结交朋友，尤其钦佩古代豪侠，时常舞刀弄枪，学习武艺。一次被父亲训斥后，他一怒之下，竟跟一个和尚跑走了，后来家里费了很大劲才在杭州白云庵找到他。那一年，他才十二岁。此后，家里对他严加看管，不许他擅自外出，让他在家读书。徐锡麟读书十分聪慧，而且专注投入，很快他就对经书、数学以及天文地理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常在夜间观察天象，乐而不眠。他还无师自通，绘制了许多星象图和地图，并自制一台“径三尺”大小的浑天仪用来研究天文。他的好奇心和破坏性，以及叛逆性格一脉相承，这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安于现状，按部就班地度过一生。
1905年，徐锡麟第二次东渡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很快脱亚入欧，成为亚洲强国。当时，中国很多进步青年前往日本求学，尤其是学习军事。有一天，陶成章来找徐锡麟商量，认为要想推翻清政府，首先得掌握军队。那么，如何掌握军队？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日本学习陆军，然后再打入军队。徐锡麟深以为然。
晚清政府规定，凡去日本学习军事，先要在国内捐官取得资格。于是，他们又找到曾经资助大通学堂的富商徐仲卿，鼓动他出资五万元，为徐锡麟、陶成章、陈志军、陈德毂、龚宝铨等五人捐得官职。之后，徐锡麟又赴湖北，求见其表叔俞廉三，请他代为捐官。
俞廉三，字廙轩，浙江绍兴人，早年在山西做官，由知县而知府，而布政使，治晋十五年之久，“政绩卓然，为全省之冠”，尔后升任湖南布政使、湖南巡抚兼两湖学政。俞廉三素以顽固著称，但对徐锡麟这个表侄却十分友善。他曾多次帮过徐锡麟的忙，包括向安徽巡抚恩铭举荐徐锡麟，否则徐锡麟也不可能受到重用。因此，刺杀案发生后，恩铭大为懊恼，并在口授遗折中称“徐锡麟系曾经出洋，分发道员，思其系前任湖南抚臣俞廉三之表侄，奴才坦然用之不疑。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包藏祸心，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非惟奴才之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言语中对俞廉三颇有怨言。
不过，俞廉三显然并不知道徐锡麟是革命党，他对徐的提携也完全是出于族谊，但对于徐锡麟来说，俞廉三的帮助太重要了，包括赴日、捐官。俞廉三亲自致函镇浙将军寿山、清政府驻日使臣杨枢新托付此事。新任浙江巡抚张曾敭原是湖南巡抚，在他前往浙江上任时，路过湖北，俞廉三也再三重托，让他帮助徐锡麟，因此徐锡麟等五人的留学之事便一路绿灯，顺利地办了下来。当然，对于贪婪的寿山，这事也不是白办的。徐锡麟纳贿三千元，换取了他对留学报告的批准。当然，如果没有俞廉三的引荐，徐锡麟即便想纳贿也恐怕不得其门而入。
徐锡麟前往日本是在1905年的冬季。他把大通学堂交给曹钦熙代管，然后束装就道，东渡扶桑。同行者共十三人。
徐锡麟等人到达日本后，虽然得到了日本外务省通商局长石井菊次郎的介绍，但入学计划却一再搁浅。主要原因是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对他们横加刁难。王先是认为他们不是军人出身，怀疑他们学军另有图谋；又说他们不是官费生不符合规定。当时，清政府对军事留学生有严格规定，凡留学军事者必须官费，不准私费，而且毕业回国后还得由官府统一分配。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控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锡麟不得不又通过表叔俞廉三，由他分别致电浙江巡抚张曾敭和驻日使臣杨枢新进行疏通，并以官费名义，同意保送。
然而，官费问题解决后，王克敏又找借口，说他们人太少不能开班，要等奉天的学生来了再一起送学。可是，等到奉天学生到了，王又横生枝节，抓住徐锡麟生得瘦弱矮小、眼睛高度近视等毛病，说他身体不合格，不符合入学标准，将其拒之门外。
由于留学陆军的计划一再受阻，徐锡麟颇感失望。不久，他便回国继续主持大通学堂。徐锡麟回国后曾参与营救章炳麟的活动，但未达目的。为了广结同志和学习军事技术，此后他又与陈伯平、马宗汉等再次东渡日本。
这是徐锡麟第三次前往日本，时在1906年。他们试图进入陆军经理学校，仍然未能如愿。这时，徐锡麟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陆军学不成，干脆回国谋取警察职务或打入官场，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此后不久，他便回国。那段时间里，他一边主持皖、浙一带的光复会活动，一边开始着手打入官场的计划。这次，他的表叔俞廉三再次帮了他的忙。徐锡麟通过他的关系，先后致函张之洞、袁世凯等权贵要员，并让曹钦熙带信北上，至京、津活动；他还向寿山赠送日本指挥刀，并通过寿山写信给其岳父、庆亲王奕劻，为其说项。总之，采取多种手法，运动权贵，打通关节，“各省督抚无不游说”。
这一年，江苏淮安、徐海一带大灾，饥民遍野。徐锡麟乘机援例加纳捐资，以获实缺。所谓实缺，是指有实际编制的正式官职。徐锡麟赴日本学军前，曾捐道员虚衔，此次出钱赈灾便补得实缺，被分到安徽，以道员候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一年的冬天，徐锡麟终于拿到委任，前往安徽省会安庆赴任。
徐锡麟初到安庆时并不得意。先是受命主持武备学堂（后改陆军小学堂），任会办（副校长），每月收入“不过数十金”，不敷所用，不得不把妻子王氏送回乡，加之不熟悉官场陋仪，与人交往时又因满嘴绍兴土语，沟通不畅，受到嘲笑，这使他十分郁闷。更让他苦恼的是，陆军小学堂学生大多是十几岁的青年，一时不易策动，难有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度想返回浙江。但同乡僚属们都劝他留下，而此时，浙抚张曾敭已对他有所怀疑。尤其是不久前陶成章在浙组织上八府起义，机谋外泄，引起官府的注意，而陶与徐的关系又众所皆知，这时回浙江显然有害无益。就在他彷徨无措之时，他的表叔俞廉三又一次伸出援手。他写信给安徽巡抚恩铭，向他力荐徐锡麟，称徐有才干，请务加重用。
这封信很快就起到了作用。恩铭回信称：“门生正欲重用之，毋劳老师悬念。”恩铭为何对俞廉三的信如此重视？因为俞廉三与恩铭有师生之谊。恩铭在山西任知府时，俞廉三是山西巡抚，为他的上司。此外，恩铭与寿山为连襟，寿山也向他举荐过徐锡麟。
此后，在恩铭的关照下，徐锡麟开始受到重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在徐锡麟到达安庆的第二年，他被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后在武备学堂改为陆军小学堂时，又加委陆军小学堂监督。恩铭还想为徐奏请二品衔，只是有人进言，声称留日学生大多有机谋，不可轻信，恩铭才稍有戒意，但仍对徐锡麟信任有加。直到徐锡麟起义发生后，恩铭才大梦初醒。
巡警学堂是培养警官的学校，而巡警处则掌管全省的巡警，有着相当的权力，而且俸金收入也较高。于是，徐锡麟的处境大为改观。更重要的是，他由官府内部掌握武装力量的计划也初步取得成功。尽管巡警学堂总办和巡警处总办世善是个旗人，向持满汉畛域，对徐很不友好，经常刁难掣肘，但他不久暴病而亡。徐锡麟抓住这一机会，努力活动，试图谋取总办一职未能如愿。不过，新任总办毓朗（亦称联裕、毓秀，以按察使兼）却是个颟顸无能的老官僚，尸位素餐，并不到校（处）办事，所有校（处）务则由会办主持。这一来，徐锡麟等于掌握了总办的权力，正好大展身手。
当时，安徽巡警学堂设于安庆城内东北隅的百花亭。徐锡麟白天戎装齐整，亲自督课，夜晚则宴请各营官兵，联络情感，与他们打成一片。很快，他就受到官兵们的拥戴，声望不断提高，恩铭也对他大加赞赏。
随着地位的升迁，徐锡麟的权力越来越大。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他秘密地在军警中开展活动，发展会员。当时，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倪映典、范传甲、常恒芳、胡维栋、薛哲等都与他交往甚密。尽管徐锡麟的行动十分谨慎，但时间久了，还是引起了巡警学堂收支委员顾松的注意。顾松是满人，系保甲出身，素以缉捕为能，平时专与徐锡麟作对。他见徐锡麟行为奇特，便暗中生疑，悄悄监视。他还私拆徐的来往信件，发现信中语多隐晦，更怀疑他是革命党，便偷偷向恩铭举报。恩铭将信将疑，有一次召见徐锡麟，便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有人说你是革命党，你是吗？”
徐锡麟听后一惊，却坦然答道：“大帅明鉴! ”
恩铭见他神情自若，便一笑了之：“你可要好自为之。”
这件事发生后，徐锡麟内心开始产生了不安。虽然恩铭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但已透露出一个危险的信号。既然传出了风声，就难免夜长梦多。倘若事情一旦败露，则祸将不测。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起事！从那时起，他急于举事的念头便日益迫切起来。
1906年4月，徐锡麟回到绍兴，与秋瑾一起召集有关同志开会，把尽快起义的想法提了出来。
早在前往安庆赴任前，徐锡麟就曾与秋瑾有过约定，两人分头负责，共同筹划江、浙两省起义。秋瑾，原名秋闺瑾，字璇卿，东渡日本后改名为瑾，别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秋瑾与徐锡麟是同乡，也是浙江绍兴人。她与徐锡麟认识是由陶成章介绍。1904年，秋瑾东渡日本，在那里结识了陶成章。后来，她回国探亲，陶成章给她写了两封信，分别将她介绍给蔡元培和徐锡麟。秋瑾与徐锡麟相识后，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他们一拍即合，结为革命盟友。后经徐锡麟介绍，秋瑾也加入了光复会。
就在徐锡麟前往安徽时，湖南革命党人刘道一等人正在策划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光复会得知消息后便召集部分会员在上海开会，决定起兵响应。秋瑾的任务是前往浙江联络会党，并受徐锡麟的托付，主持大通学堂校务，继续培养军事干部，为浙江方面举事做准备；而徐锡麟则主持安徽，与浙江遥相呼应。
关于徐锡麟这次回绍兴开会的情况，史料记载不尽相同。一说会议在大通学堂内召开，前来参加会议的王金发、陈伯平、马宗汉等人。会上决定成立光复军，并讨论了《光复军军制稿》和《光复军起义檄文》。据说，《光复军军制稿》为秋瑾手拟，规定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表记，将成员编成几个军，总称“光复军”。每个军都设置大将、副将等十三个军职；军旗为白底，上绣黑色“汉”字。此外，军服、头布、肩章、胸带等式样也做了设计。
另一说，这次会议是在绍兴大禹陵秘密召开的，时间在农历清明。参加会议的有浙、皖两省的会党首领。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光复军，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同时确定了起义计划，伺机两省同时行动。商议已毕，马宗汉找来一只公鸡，拧断鸡颈，滴血入酒，然后众人端起血酒共同盟誓。誓词的大意是：为光复中华，揭竿起义，不怕牺牲，如有背叛，天地不容。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后，从南方传来了孙中山发动潮州、黄冈和惠州七女湖起义的消息，各地会党纷纷响应，于是大家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正式起义。起义时间原定为7月6日，后秋瑾提出推迟至7月19日。为了加强浙、皖两地联络，陈伯平多次来往于浙、皖之间传递消息。
陈伯平与徐锡麟是同乡，名渊，以字行，别号墨峰，参加光复会后，隐号为“光复子”。伯平幼时在福建长大，后入福建武备学堂，肄业后因慕徐锡麟的大名便返乡来大通求学。陈伯平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意志坚定，为革命敢于牺牲，因此深得徐锡麟的敬重。在徐锡麟发动起义时，虽然参加的巡警学堂学员有数十人之多，但徐锡麟真正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两个人。他们一个是陈伯平，另一个便是马宗汉。
马宗汉，字子畦，浙江余姚人，原名纯昌。在光复会内隐号“宗汉子”。他是经陈伯平介绍认识了徐锡麟。马宗汉自幼聪慧，曾入浙江高等学堂学习英语，后因参加学生罢课而退学。之后，他勉强依从家人之命，考取秀才。光绪三十一年（19 05年），他出洋留学，在东京入早稻田大学预备科。据马宗汉供词称，他与徐锡麟相识是在轮船上。因为祖母病重他乘船返浙，与同乡陈伯平结伴而行。“锡麟向与伯平相好，我由伯平介绍始认识锡麟，彼此交谈，他主革命为汉族复仇，劝我亦持此主旨。”总之，在与徐锡麟相识后，马宗汉也与陈伯平一样成了徐锡麟死党。从此，他们三人的命运便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6月上旬，陈伯平和马宗汉同至安庆，住在徐锡麟公馆，日夜谋划。是月22日和24日，他们又先后来到上海，与秋瑾见面。然而，秋瑾却带来一个坏消息。原来，绍兴会党袭文高不待命令擅自行动，提前召集台州义军发动起义。这一来，不仅打乱了原定的起义计划，而且引起了官府的警觉。浙江各地开始加强戒备，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秋瑾担心计划暴露，要伯平、宗汉立即返回安庆，告之徐锡麟，约定将起义时间提前，改回7月6日举行，届时两地同时发难。
就在起义箭在弦上，紧锣密鼓进行之时，7月1日，又传来一个坏消息：光复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侦缉队抓捕。
叶仰高是浙江景宁人，据说与浙江会党首领吕熊祥为同乡，并由吕介绍加入光复会。他在被捕后被押送南京，两江总督端方派人严加讯问。在酷刑拷打之下，叶仰高供出了会中机密，包括一些党员的别名和隐号。他还供称，有一个叫“光汉子”的人已打入安庆官场。
“光汉子”就是徐锡麟的隐号。光复军成立时，为了隐秘起见，有意仿效会党，将组织统一编成十六级，以一首七绝诗为标记。诗曰：“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诗中的前十六个字就代表了十六个级别。“黄”字为最高级，指首领徐锡麟；“祸”字次之，为协领秋瑾；“源”字再次之，为分统王金发等人；以下逐一类推。另外，每个人还有一个别号或隐名。这些别号或隐名，在会友函件往来及对外活动时使用。叶仰高虽然不知“光汉子”的真名实姓，但他提供的情报还是引起了官府的警觉。
端方在获知叶仰高的供词后，便密电安庆，将叶供出的情况和党人名单发给安徽巡抚恩铭令其查办。恩铭接电后，当即把巡警处会办徐锡麟找来商量。庆幸的是，恩铭并未对徐产生怀疑，但徐锡麟看到电报后却大吃一惊。因为供出的党人名单中位列第一的就是他的隐号“光汉子”。
徐锡麟起先颇感紧张，但他很快发现恩铭并不知道“光汉子”是谁，这才镇定下来，向恩铭保证他将迅速查清此事。从恩铭处退下后，他便急召陈伯平、马宗汉前来商讨对策，认为眼下时机紧迫，不容再作迟疑，应该马上起义，以免受制于人。他计划先杀恩铭，尔后高举义旗。
陈伯平、马宗汉都表示赞同。他们一起分析了形势，对前景感到乐观。理由是：一来浙江方面已经准备妥当，可以呼应；二来安庆兵力空虚，机不可失。当时，安徽常备军有两标，其第一标主要是训练，未发枪械；第二标均为招来的新兵，战斗力不强。此外，缉捕巡防各队也兵力不足，至于绿营更是不堪一击。此种局面于对举事来说十分有利。
至于具体计划，他们也做了安排。徐锡麟提出借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大会之机，邀请恩铭出席，然后以枪击杀，乘势举义，大事可成。计划制定后，徐锡麟一边派陈伯平、马宗汉前往浙江通知秋瑾，一边去上海添置手枪、赶印起事文告等。
晚清革命党起义多数依靠军队和会党，而且多数是仓促上阵，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种起义成功的概率很小，包括孙中山、黄兴发动的多次起义都概莫能外。徐锡麟发动的这次起义也是如此，而且直到起义即将发动时，计划还在一变再变。更为糟糕的是，他在起义的指挥上缺乏周密的部署，只依靠少数人，且大而化之、粗率之处甚多，这也是导致起义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原定于1907年7月8日举行，这比徐锡麟与秋瑾事先约定的7月6日起义时间推迟了两天，但徐锡麟认为晚几天不是问题，况且事已至此，只能如此。
7月5日，徐锡麟将请帖送至巡抚衙门。不巧的是，7月8日这一天，恩铭已有安排。原来这一天是他的总文案张次山老母七旬寿辰，他要前往祝寿。张次山是恩铭的亲信幕僚，两人为结拜兄弟，关系甚洽。恩铭对张母素执晚辈礼，逢此大寿必躬亲叩贺。于是，恩铭提出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提前两天，至7月6日举行。虽然这与徐锡麟和秋瑾原先约定的起义时间合拍，但却打乱了徐锡麟制定的计划。因为提前两天，便意味着举事将在次日进行，这显然过于仓促，不仅给起义准备带来了困难，而且原定的响应也来不及发动。徐锡麟试图说服恩铭改变主意，他向恩铭报告说，提前举行，为期太促，恐不及准备，希望仍按原定日程进行。可恩铭却不同意，他传学堂收支委员顾松询问，顾的回答却与徐锡麟相反。他说各事早已安排齐备，完全可以提前举行。这一来，徐锡麟只好接受恩铭的意见，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提前至第二天举行。
据跟随徐锡麟发难的巡警学堂学生凌孔彰回忆，徐锡麟在安庆地区的起义原有周密的计划。当时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乙两班，每班招收学生二百人，训练三个月为一期，甲班毕业后再开始乙班训练。徐锡麟原计划在甲班学生毕业后，把这批毕业生分配至各军警机关工作，开展秘密活动，等乙班学生毕业后再利用毕业典礼机会发难。没曾想叶仰高叛变打乱了计划。现在，由于恩铭临时改变典礼时间，使举事时间再一次提前，这又一次打乱了徐锡麟的部署。
尽管如此，徐锡麟仍然决定干下去。回去后，他紧急召集骨干在安庆对江大渡口附近的芦苇丛中开会，布置起义任务。由于临时改期，原先约好的同志一时无法联络，而有些同志由于关系尚浅，不便告知，真正能够召集的人十分有限。据凌孔彰回忆说，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新军六十一标的部分军官。这一说法得到了时在安庆新军中当兵的杨士道的印证。杨在回忆中说，徐锡麟举事时，“事前与新军中革命党人本有联系，因为临时改期，新军来不及响应，以致失败”。好在这一天，陈伯平和马宗汉从上海抵达了安庆。尽管时间紧迫，事情仓促，但与会同志们的情绪依然很振奋。会上，众人一起喝了鸡血酒，并对天盟誓，纷纷表示要义无反顾，献身革命，同心同德，永不背叛。
之后，徐锡麟返回学堂召集少数学生讲话。这些学生大多是徐锡麟平时秘密联络的一些拥护革命的学生，其中包括凌孔彰。徐的讲话大意是，明天是本会办带领同学起义救国之日，师生都要同心协力，患难与共。同学有难，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本会办有难，诸同学也应披发缨冠而救。可以说，这次讲话是举事前的一次小范围的动员。可惜的是，徐锡麟讲得并不明白，而且他满口浙江土话，许多学生也没有全部听懂。
是日晚上，徐锡麟和陈伯平、马宗汉一起度过了一个紧张而忙碌的不眠之夜。陈伯平连夜起草了《光复军告示》，历数清政府种种罪恶，号召人们“誓扫妖氛，图共和之幸福”。徐锡麟审定了文告，并拟出了几条“杀律”。其中有“遇满人者杀”“遇汉奸者杀”等。最后，他取出五支手枪分发给陈、马二人。据马宗汉供词称，那枪“约六七寸长，每枪装子（弹）五粒，陈伯平拿一支枪，将子（弹）安放好，递给我藏在身上，又将枪子一盒（给我），其余四支枪是徐锡麟、陈伯平分带身上”。
忙完这一切之后，夜色已深。徐锡麟返回学堂宿舍，陈伯平与马宗汉则住在徐锡麟公馆。次日一大早，徐锡麟身着警察制服，短装革靴，召集全体学生集合，并发表演说。集合的时间是6日清晨5时，徐锡麟吹哨召集全体学生至雨操场集合。所谓雨操场，是用瓦在操场上盖的一个棚子，阴雨天仍可照常出操。学生集合后，徐锡麟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说：“我此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不要忘救国二字，行止坐卧都不可忘，如忘救国，便不成人格。”
徐锡麟反复讲了很长时间，言辞慷慨激昂，学生们听了为之动容，但却不得要领，不知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嗣后，徐锡麟又说：“我自到校以来，时间不长，但与诸君相处，感情可谓和洽。我对救国二字，不敢自处于安全之地位，故有特别意见，再有特别办法，拟从今日实行，诸君当谅我心，务请量力而行帮助我。这是我对诸君子的仰望啊!”
徐锡麟说完便宣布解散。实际上，他的演说自始至终都是含糊其辞，并未明确说明目的，学生们直到起义后仍蒙在鼓里。徐锡麟为何如此？我们只能分析，他或许是出于保密的缘故，防止风声外泄，但从起义的发动上看，显然存在问题。因为那些学生糊里糊涂的，并不明确自己要干什么，又如何发挥作用呢？
但徐锡麟似乎并不担心这个。据马宗汉说，徐锡麟在起义前告诉他们，典礼那天先乘恩铭至学堂看操开枪打死他，然后攻占军械所、电报局、制造局、督练公所。在徐看来，打死恩铭是关键。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下边一切都好办。他唯一担心的是打死恩铭后，学生闻变逃散，因此他要求陈伯平、马宗汉守住大门。他对马宗汉说：“我只要将门口断住，不许他们走散，就可成事。”后来，他也果真是这么做的，但实际效果却与他的预计相去甚远。
上午8时以后，各路官员陆续驾到。那天，前来参加典礼的三司道府县人员约有五十多人。一时间，巡警学堂门前车轿盈门，军乐声声，热闹非凡。据马宗汉供词称，那天上午9点钟，他和陈伯平同到学堂。为了携枪方便，他们身穿大衫。“先到潘教习房，潘因天热，叫我们脱大衫，我们恐露出裤袋内手枪，说要见会办，不肯脱。复到石教习房，石也叫我脱衣，我们也不脱；坐谈一会，并吃点心，那时恩抚台就到了。”
由于那段时间革命党的暗杀频繁，因此恩铭也颇为戒备。他的轿子一到，中军便发话说：“抚台有令，今日学生空枪演练，其他任何人不准带枪。”
徐锡麟迎上前，准备接驾时，中军也公事公办，让他取下枪来。徐锡麟只得照办，将枪交给中军。恩铭下轿后，看到迎上前来的徐锡麟一身黑色警服，显得十分精神，便含笑地看着他说：“徐道台今日戎装，颇有气概。”
徐锡麟回答：“今天是甲班学生毕业大典，大帅又亲自莅临阅操，应该这样穿着，以示隆重。”说着，便陪着恩铭等人进入学堂内休息。
按照徐锡麟的计划，原准备先请恩铭吃酒，然后阅操，再乘机起义。不料，恩铭却推说身体不好，酒不吃了。这一来，又打乱了徐锡麟的计划。
据凌孔彰回忆说，恩铭不愿在学堂吃酒，是收支委员顾松使的坏。顾松当时请学堂总办毓朗转禀恩铭，说徐锡麟不是好人，大帅最好不要在这里吃酒。顾松说这番话是否已经发觉了异常不得而知，但他的话显然使恩铭加强了防范。徐锡麟此时也担心机密走漏，当即请示恩铭，说是大帅既然不吃酒了，那就请行过毕业典礼再走吧。恩铭表示同意。
这时，学生们已经集合完毕。按照原定的典礼程序是先进行外场操练，尔后再入室内进行内场功课考核。可是，学生们这时已在礼堂集合好了，徐锡麟便临时请示，是否先考内场，再考外场。恩铭没有反对。接着，在军政官员们的簇拥下，恩铭步入第三进礼堂。这时，时间已是上午9点多钟。
仪式开始后，开册点名。官兵分两班，学生则列队在廊檐下。徐锡麟率教官向恩铭鞠躬行礼。礼毕，不等学生们行礼，徐锡麟便走上前来，一边向恩铭举手敬礼，一边把学生名册放在他的案前。恩铭满面微笑地看着徐锡麟，并未觉察到危险到来。就在这时，徐锡麟突然大声说了一句：“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这话来得突兀，恩铭一阵愕然。他并不知道这是徐锡麟向陈伯平、马宗汉发出的行动暗号，有些费解道：“徐会办从何得此信？”
他的话还没落音，早已候在堂侧的陈伯平立即开始行动。他掏出炸弹，猛地向恩铭掷去。但炸弹在地上滚了几滚，却没有爆炸。恩铭惊起大叫。
徐锡麟说：“大帅勿惊，有革命党！职道为大帅拿下！”
恩铭喝道：“什么人？”
徐锡麟并不回答，弯腰从靴筒内拔出手枪两把，一手握了一把，然后正色道：“正是职道也！”
恩铭惊骇不已，语不达意道：“会办拿枪干什么？难道要呈验吗？”
话音未落，枪声已经响起。徐锡麟扣动扳机，连连朝恩铭射去，据马宗汉回忆，恩铭到达后，“徐锡麟叫我同陈伯平到东边房内，恩抚台到堂上来，我合（和）陈伯平站在房门外，闻有枪声，知是锡麟开放，陈伯平拖我衣，令跟他一同出来，陈伯平也把枪开放”。
枪声一响，现场大乱。礼堂内的官员首先炸了营，四处狂奔。此时，恩铭已经中弹倒地，幸得身边的文武巡捕上前施救。恩铭手下文武巡捕均为亲信。文巡捕名叫陆养颐，武巡捕名叫车德文。他们背起受伤的恩铭向外退去。
据陶成章记述，徐锡麟本意是先杀死恩铭，再射其左右，不料他眼睛高度近视，开枪之后不知是否打中，便向恩铭乱放。陈伯平和马宗汉这时也冲上来，举枪急射。不少官员中弹倒下，血花迸溅，一片鬼哭狼嚎。文巡捕陆养颐用身体护住恩铭，身中多枪，武巡捕车德文也多处受伤。如果不是徐锡麟子弹打尽，恩铭很难逃脱。乘着徐锡麟子弹打完，回屋内装弹时，恩铭被部属背出礼堂。不过，在他逃出礼堂时，陈伯平又追上来放了一枪。这一枪打中了恩铭的尾闾，并上穿心际，造成致命伤害。
关于恩铭逃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车德文带伤唤来大轿头王某，将恩铭背走；另一说法是藩司冯煦命戈什将恩铭负出。不论哪种说法准确，总之恩铭逃离现场时十分狼狈。左右仓促之间将他塞入轿内，来不及将他放好，轿夫们便抬起轿子开跑。据目击者称，恩铭“两足拖于轿外”，一路逃奔，被抬回抚署。
恩铭逃走后，各级官员也四处奔逃，作鸟兽散。有的向前门奔去，有的由后院翻墙而遁。在混乱中，收支委员顾松也被打死。
由于枪击发生在礼堂内，礼堂外的学生们一开始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听枪声四起，各官吏四散逃奔，后又听说有刺客，并不知道是徐锡麟所为。及至看到徐锡麟等人从礼堂里追杀出来，误以为是在抓刺客。等到恩铭等人逃走之后，茫然无措的学生们才从混乱中回过神来。徐锡麟一边下令集合，一边拔刀大呼道：“抚台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随我革命！”
直到这时，徐锡麟仍然含糊其辞，没有说明起义的真相，只是希望乘乱裹挟学生们起事。他一边声称“捉奸细”，一边又说“快随我革命”，这本身就自相矛盾，学生们也是一头雾水，既惊愕又茫然。但不容他们多想，徐锡麟已下令整队，并令学生们到大堂上领取枪支弹药。有的学生不愿去，陈伯平便手拿双枪，逼迫学生们收拢到一起。徐锡麟说：“我们警察有保护治安责任，不能私逃，逃者即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