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伯启叔侄被骂得心悦诚服，最后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杀头。
较之于普通的知识分子，刘三吾与其显然不在一个层面。洪武十八年（1385年），朝廷需要特殊人才，通政使茹瑺举荐了刘三吾。
茹瑺，衡山人。明太祖朱元璋有天梦见“南岳神”来辅佐自己，第二天视察国子监，正好遇见太学生茹瑺，朱元璋大吃一惊：这小伙子跟“南岳神”长得一模一样！一问，居然还是“南岳衡山人”。朱元璋大喜过望，说你别去考试了，直接去当承敕郎，很快又将其提拔为通政司使。
衡山距茶陵不远，茹瑺与刘三吾一个是朝廷命官，一个是乡野文人，刘三吾不知道茹瑺，茹瑺却对刘三吾如雷贯耳，因为刘家在地方上实在是太有名了。
这一年，刘三吾已经七十三岁。明朝能活七十岁的人实在稀罕，所以地方官府通常给这些“寿星”发点“政府补贴”，他们死后还可以有几寸长的“传略”，载入地方志“耆宿传”。
七十多岁的人入朝，是茹瑺为了糊差事，还是这个人想混口饭吃？朱元璋感到很奇怪，决定抽时间当面见识见识。倘若有了差错，茹瑺与刘三吾的麻烦那都大了。
二、一言之失被“退休”
朱元璋本来想见识一下刘老头就算了，但见到刘三吾后主意又改了。刘三吾知识面太广，朱元璋想问的他都知道。更重要的是刘三吾身体特好，脑子清晰，干力气活都行。朱元璋情不自禁地与刘三吾谈了几个时辰，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场决定留刘三吾吃饭，自己酒都比平时多喝了几杯，给了刘三吾一个左春坊左赞善，接着又让他做了翰林学士。朱元璋同时表扬了茹瑺，后来将其晋升为兵部尚书、吏部尚书，还写了个“中流砥柱”的字幅让茹瑺拿回家挂着。
刘三吾入朝后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因为新朝的治理难点旨在规范化，不能再像“创业”时期，头目一发话，大家就操起家伙把对方的城墙给拆了。刘三吾担负着教朱元璋三子晋王朱读书的任务，还要为朝廷制作大量公文，这种活普通知识分子也确实干不了。还有，倘若哪位王公去世，朝廷需要赏个碑文什么的，都得刘三吾执笔。特别是这个东西，人家的后人少则也得留个几百年，每个字都得讲究。
当然，饱学的刘三吾知识主要是应用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上，《存心灵》《省躬录》《礼制集要》《寰宇通志》等御用典籍，都由他主纂。单是这几本书，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不了，何况是写。其中有几种，刘基那么神通广大，也都没办法完成。刘三吾的学问加严谨，从来不出错。
帝制《大诰》，是明初最重要的“大明法典”，普及率比《圣经》还高，老百姓家里几乎是一户一册。明初的中国，基本上是个文盲大国，但老百姓一字不识没有关系，朱元璋领导文化工作是弱项，领导文盲工作是强项，他让全国的村庄村口都建两个亭子：“申明亭”与“旌善亭”。前者张贴朝廷文告，公布本地的坏人坏事，后者则用来宣传好人好事。亭子里面会有个读书人，免费给你讲《大诰》。但要牢记一条，家里必须有一本《大诰》！因为万一哪天家人犯事了，有它可以罪减一等，没有就会罪加一等。
《大诰》的帝制，其实是朱元璋的口谕，也就是他听完案情汇报后，做个口头评点，刘三吾及相关文人将“最高指示”整理出来。整理时需要做技术处理，比方说皇帝评点时发出个语气词“嗷”，那得换成“嗯”什么的，否则给皇上造成精神损失，责任就转换到这帮知识分子头上了。
文字是刘三吾的，意思是朱元璋的，这一点刘三吾处理得很好。洪武十八年，同州人王权考中了进士，因为和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同名，朱元璋将他的名字改成王朴。钦赐佳名，王朴经常拿出来炫耀，事实上朱元璋对他确实不错，让其做了吏科给事中。科道官是皇帝直接领导的，王朴经常与朱元璋见面。有一次王朴逮着朱元璋的错误，便站出来与皇帝较真，朱元璋一生气，就把王朴赶回家了。
其实王朴没有错，所以朱元璋气消了之后便召回了王朴，并把他升为御史。朱元璋召回王朴，目的是让他好好做事，不是要他在自己身上挑刺。王朴则完全误会了皇上的意思，认为敢于直谏就是自己尽职，最后都能得到相应的好处。王朴回来后连夜起草了一篇“时事评论”，朱元璋见后大为光火，要把王朴推出去杀了。过了一会，朱元璋气又没了，派人追上王朴，说倘若承认错误、改正缺点，可以从轻处理。王朴这回又错误地总结了经验，认为又是一次升官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将筹码押在当“谏臣”上，这就没救了。
一看是真杀，王朴慌了。路过史馆时，王朴冲着刘三吾大喊：“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
刘三吾当然听见了，但怎能真的这么写呢？后来，官民们见到《大诰》中“死罪进士”条文字是这样的：“王朴，任监察御史。一次为水灾受赃一百贯，戴绞罪还职；一次为奸顽诽谤不办事，处决。”
御用文人，关键是体现知识的应用功能。刘三吾厚道，人品好，但不是什么事都要逆着皇上干。刘三吾后来在《大诰后序》中说了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说：皇上励精图治，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言外之意，大概是讲作为皇帝，忙中出错是在所难免。点评王朴案，文中最精彩的一句话便是“何尤乎人”！刘三吾告诫官员们，《大诰》中被当作反面典型的这些人，罪有应得也好，冤深似海也罢，都有咎由自取的一面，不要怨恨别人！
朱元璋信赖、赏识刘三吾，也并非因为刘三吾的处事风格，而是没有刘三吾这样的学识与智商，换了他人，根本没法适应。有一次，地方官送来一捆庄稼，这要是让徐达过来看，“老首长”瞧个半天，最后一准会说：这不是畜粪浇得多，谷穗长得大吗？
但刘三吾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叫“嘉禾之祥”，祥瑞之物，周成王时出现过。只有明君再世，天下太平，才会天降祥瑞。然后，刘三吾安排人记到史书，还安排画师写生存档。这不叫拍马屁，古代通常都这么处理。况且，领导也需要增强信心，需要鼓励。
后来，南京上空又出现了一次五彩云。这种瞬息万变的东西，刘三吾也及时发现了，并且做了类似的解释，类似的处理。
朱元璋杀人甚多，后人称其为变态。这个，没有医疗档案，不好定论，但心理压力他肯定是有的。心情不好，脾气就差，人的本能都是差不多的。心理疗法毕竟也是科学，刘三吾的工作就是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能让朱元璋有个好心情，这是各级干部的好事，老百姓的好事，等于是国家的好事。
有一年的夏天，朱元璋办公结束，特意找来刘三吾。朱元璋兴致勃勃地说：朕每观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气凝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气始消，文运当兴。尔等宜考古证今，有所述作，以称朕意。
刘三吾为此迅速写了一首诗，朱元璋跟着和了一首。痛快啊！朱元璋高兴地赏给刘三吾一支笔，还是朝鲜进口的。
都这一把年纪了，工作尽心尽力到这份上，够不容易了。但刘三吾还是被吏部侍郎侯庸弹劾了一次，说他“怠职”。这些年轻干部也不想想，都跟你爷爷一辈的人了，还跟你一样上班下班，偶尔迟到早退，上班时间打个瞌睡，容易吗？朱元璋很公正，处分要给，但很快取消了。
刘三吾对明朝的贡献，还很微妙，几乎改变了明朝的格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不幸逝世。悲痛之后，朱元璋不得不将议立太子之事提上议事日程。在众官面前，朱元璋先讲了个意见：燕王英武似朕，立之何如？
但这是个很大的难题。燕王朱棣，只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标死了，排在他前面的，至少还有秦王朱樉、晋王朱两个。而这时皇室诸王多拥有重兵，凯觎皇位的，并不是朱棣一个。立储本是大事，现在又不按规则出牌，给不出合理的解释，诸王不服，内乱都会有的。
太敏感就不能妄议，有主意、没主意的百官，谁都不敢开口。刘三吾挺身走过来，对朱元璋劝了一句：立了燕王，置秦、晋二王何地？
朱元璋听后，一句话都没有，大哭一声，离开了大殿。
纠结啊！但也实在没有好办法。最后，按照礼制，立了皇太子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如果没有刘三吾那一句话，朱棣很可能就是太子，那就没有建文帝，就没有“靖难之役”，就没有郑和下西洋……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睚眦必报的朱元璋，一口气出不来找了赵勉的茬。
赵勉，湖广夷陵（今宜昌）人，洪武十八年进士，后娶刘三吾之女为妻。老岳丈皇帝器重，赵勉官场直升，洪武二十二年晋刑部尚书，洪武二十三年迁户部尚书。但议立太子事件后不过半年，朱元璋就认为他们夫妇共同贪污，将二人给杀了。女儿、女婿死了，刘三吾也被降职。刘三吾心冷了，要求辞职，朱元璋同意他退休回家。
“八十还乡能有几，当时画锦亦堪夸。”颐养天年，比起丢脑袋，结局也算不错。但回家没多久，朱元璋又将他召还朝廷，官复原职。一件用熟了的工具，朱元璋舍不得啊！
但这一次复出，刘三吾预想不到的祸事来了……
三、官复原职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天，朱元璋交给刘三吾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主持明朝开国以来的第九次科举考试。
这一年，刘三吾85岁。
刘三吾主持的是会试。明代的科举考试，考生先在县、府考试，考中的即为秀才。取得秀才资格，再到省里参加乡试，被录取的即所谓举人。秀才与举人都有相应的经济待遇，举人也可以被安排做官。
有了举人的资格，即可进京城参加会试。中了，再进宫殿，参加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殿试成绩分成三甲：第一甲，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不到十名，赐进士出身；第三甲，名额不等（每科少则几十，多则两三百），同进士出身。殿试只排出名次，分出等级，没有淘汰，所以科考的关键只在会试，被录取的都是后人所讲的进士。刘三吾主持会试，责任重大。
明朝科考的规定文体是“八股文”。对于究竟什么是“八股文”，很多人会想到《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天天研究“八股文”，折腾成癫狂，最后靠杀猪卖肉老丈人的一巴掌，才打回了原形。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朝廷设计出八股文，为的就是选拔有用的人，替朝廷更加有效地干活。结果选出一帮疯子、傻子，那朝廷岂不是疯子、傻子吗？
八股文为朱元璋倡导，刘基创制，尔后盛行明清五百年。八股文的核心，一是题旨，二是程式，即在特定内容与形式要求下，写命题文章。其题旨，限定于《四书》《五经》之内。其程式，是必须先破题、承题再起讲，然后在规定的起、承、转、合中阐发题旨。
“题旨”体现的是朝廷意志，是对文章思想性的要求。朝廷招你出来，给你发工资，目的是要你为它做事。你连思想上都不拥护朝廷，那它不是给反对党发钱，当冤大头吗？
内容与形式上的规定，客观上有助于应试者知晓考试范围，考官评卷时有评判标准，体现出科考的公平、公正。
科考也并不是写一篇“八股文”就行了，考试的内容十分全面，无非没有今天的外语与计算机方面的内容。无论乡试还是会试，都要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经义三道；第二场，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全部内容，大到治国总论、封建伦理、经济理财、军事武略、文化教育，细到农业生产、水利建设、钱粮赋税、马茶盐铁、公私财产、田亩纠纷，对上的报告怎么写，对下的批复怎么批，断的案子怎么给人家一纸判决书，等等。这一圈下来，被录取的人，放到下面当个地方官，或留在中央做个机关干部，直接上岗都是合格的。
所以，科举胜出的人，没有一个是低智商的，除非作弊。事实上作弊很难，考生进考场前，得从头到脚搜一遍。进了考棚，想抄袭，找不着人——每个考棚里，只有一人，并且吃喝拉撒都不准出来。跑出来抄别人？欠揍了。外面监考的，不光是戴眼镜的老师，还有带大刀长矛的军士。交卷后，有五道程序：吏员将试卷弥封、糊名，交给受卷官，盖上戳印后送至弥封所；弥封官将试卷折登、弥封、糊名、编号，送交誊录所；誊录官将考卷用朱笔誊录后，交对读所校对，对读后再交收掌所收藏。接下来，改卷开始，试卷先交同考试官评阅，考官手里拿着的试卷，是专人誊抄后的副本，字迹完全是一样的。同考试官看中的试卷，向主考试官推荐。最后，主考试官再将这些被推荐的试卷进行评阅。整个过程，均由内外监试官监督。
刘三吾主考的会试，就是在这种完备的制度下进行的。刘三吾除了年纪大了些，以其素质与学识，主持一场会试完全不在话下。刘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至临大节，迄乎不可夺”，垂老之年，还受太祖如此器重，承担为国选才的重任，心怀感激，不敢懈怠。会试前后权贵中有人给他递条子、送礼，他都挡回去了。考前叮嘱考官，严肃考纪，公正阅卷，杜绝舞弊，报效皇恩。考中不顾年迈，亲临考场。考试结束，刘三吾亲自主持阅卷，反复调阅，直到排出的名次名副其实，才登出杏榜，报告礼部。
一切顺利，只等放榜。
四、“南北榜案”
但杏榜放出不久，京城就炸锅了！
会试结束，绝大多数考生都没走，赖在京城等结果。来参加会试的都是举人，大家在地方上没有一个不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自信心都强，有落第准备的举子几乎没有。杏榜一放出，考中、没考中的，跟这事毫无干系的，全过来瞧热闹，足足几万人！
会试录取的比例很低，举子们落第的概率其实很大，看完杏榜需要回去自励的人是绝大多数。但这一次是个例外，很多举子看完杏榜，不是认为自己能力水平欠火候，而是质疑朝廷存在严重不公：录取的五十一个人，全都是南方人，没有一个北方人——朝廷是埋汰北方人，偏袒南方人！
“地域歧视”的“问题”发现了，“原因”也跟着琢磨出来了：主考官刘三吾，南方人；副考官白信蹈等，也是南方人；其他考官，还是南方人——刘三吾等考官，顿时成为众矢之的。
科举考试中的“地域歧视”，历史上还确实存在。北宋著名的宰相寇准就“重北轻南”，有一年的状元是南方人，寇准直接就把结果改了，并直截了当地对同僚说：状元必须是北方的！直接改考试结果，寇准却一点事没有。
但刘三吾却没有寇准那般好运——中国人的性格，南柔北刚，中榜者如果是“清一色”北方人，南方人说不定发发牢骚，或者写封举报信，也就算了。北方人则不，他们成群结队来到礼部衙门，要找主考官刘三吾讨说法，闹得礼部天翻地覆。礼部既讲“礼”，也说“理”，但思想工作根本不管用。想想人家情绪激动，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举子哪个容易，苦苦准备了许多年不说，这进趟京城费用就得几百两银子，搁到现在得一二十万哪！怎么回去，竹篮打水，面子怎么放，给省吃俭用甚至卖田卖地凑盘缠的家人怎么交代？所以，这闹事的劲头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后来，锦衣卫出动了都不管用，抗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南京城几乎沸腾了。
礼部官员一看事态不对，再捂着，自己又处理不了，生出什么乱子，那不要命吗？赶紧，上奏明太祖。朱元璋正在奉天殿办公呢，听到是举子们闹事，首先给了办公桌一巴掌：这么个事都处理不好，要你等何用？
礼部官员有苦难言，只好将举子们闹事的现场情形与事态发展，做了补充汇报。这等场面，朱元璋听后也皱眉了。朱元璋一面着礼部认真复查，一面又立即召来刘三吾。
刘三吾赶紧过去，朱元璋也不拖泥带水：你说说，怎么没有一个北方人？
刘三吾年纪大了，脑子却很清楚。他告诉皇上：北方不如南方，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过去蒙古人对北方摧残得厉害，文人不能很好地读书，现在他们的文章难免不如南方的举子。
对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刘三吾显然是对的，但他也动了一下脑筋：北方文人所受的摧残，刘三吾全部推到了前朝身上，当朝的责任那就不提了。
听了刘三吾的解释，朱元璋既没有责怪他有失全面，也没有感谢他曲意奉承，因为他要的不是产生问题的原因，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北方举子闹事的事，要是原因解释清楚就管用的话，那礼部早就把事情给灭了。
朱元璋还是有耐心的，毕竟是刘三吾，换了别人，早拖到下面打屁股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朱元璋启发刘三吾：先生为何不特地选拔几个北方举子，鼓舞一下北方举子的信心呢？
这下，刘三吾知识分子的昏劲上来了，他大讲了一通科举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根本没接朱元璋的茬。朱元璋怒了：既然北方人受压制那么久，都有一股怨气，那借会试的机会录取几个，安抚他们不正好吗？
刘三吾接下来的这一通，还是科举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百分之百的正确，百分之百的无用，朱元璋要的是管用的一招。文人，实际用途确实很有限。
刘三吾的方法正确而无效，朱元璋干脆来个错误而有效的：立即将全体考官都停职，试卷重新审阅。这一招，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瓢凉水。北方的举子，火气消了不少。谁委屈，那无非涉及几个人，不碍朝廷大局。
朱元璋亲自负责重审工作，张信等六七位翰林、侍讲具体复阅试卷。朱元璋让张信负责这项工作，是很动了番脑筋的：张信是定海人，如果他纠正了“问题”，对南方人来说显得公正；张信是前科状元，复查结果能显示权威性。更重要的一点，张信只有二十四岁，年轻人脑子应该灵活些，不会像刘三吾那样固执，解决举子闹事的事应该比刘三吾有效些。朱元璋还特意叮嘱张信，发现作弊的蛛丝马迹，立即奏报。
张信复核试卷的消息不胫而走，北方举人看到了希望，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四月十三日，朱元璋亲自在奉天殿和大臣们一起听张信复核试卷的报告，刘三吾和白信蹈也参加了。朱元璋神情严肃：这次会试，录取的都是南方举人，全国上下非常愤懑！朕让张信重新审阅试卷，今天张信等十二位官员已经审阅出结果，即将公布。刘三吾等人需要仔细听着，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当面询问。张信等人也要公道，以服天下。
肩负使命，张信的报告非常严肃：臣查阅了北方举子的试卷，这几个在北方举子中属佼佼者，试卷文章通顺。
刘三吾一听，心都冷了：北方举子的试卷，稍微有点学识的一看就清楚。你这都是什么水平啊！
张信接着说：这次中榜的五十一人，最后一名是李容。北方举子中成绩最好的，当属韩克忠。但就这两个人作比较，韩克忠只能排上第五十二名！
奉天殿中的所有大臣，包括刘三吾，全都愣住了。但朱元璋没有，尽管他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结果。
朱元璋笑了，指着张信：你接着说，说说你到刘三吾家都干了些啥？
这回，只有张信和刘三吾两个人愣住了。张信说：臣与所有复核官，从接手之日起，家都没回过啊……
朱元璋说：那你就说说，刘三吾的家丁与你的家丁，在你家门口谈过的是什么？
两家家丁见面？张信不知道，朱元璋当然知道，因为锦衣卫就是专干这个的。
朱元璋吼了：翰林院官员相互庇护，会试和复审继续作弊，实在辜负了朕！
老一辈文人与新一代文人，确实太辜负太祖的期望了：太祖要你们泼水灭火，但你们泼出的都是油。
张信、刘三吾以及所有考官，全被拿下，送入大牢！
五、无用之用
从通过主考官员刘三吾主动“纠错”，到任用张信等复阅试卷，以调整会试结果平抑社会矛盾，朱元璋的心思一个都没实现。刘三吾主持的会试又找不到明显错误，发出的杏榜又不好作废，朱元璋只好下旨再举行一次会试。
第二次会试的结果出来了，一共录取了六十一名，比前榜还多十名。有意思的是，这次杏榜上的名单，全是北方人，居然没有一个南方人。
概率，概率论，反正明朝人谁都没学过。来京城考试的人，考上没考上，全都回去了——是谓“南北榜案（春夏榜案）”。
“南北榜案”，张信、白信蹈等二十多个考官、复查官员被杀。刘三吾老了，又是世子老师，做过很多具体的事，免了一死，发配边塞充军。
杀二十几个人，比起此前的“蓝玉案”，族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余人，已经是“毛毛雨”了。
没有杀刘三吾，是朱元璋讲情面？是，又不尽是。最关键的，还是当初刘三吾给朱元璋解释“南榜”原因时，给朱元璋留了很大的面子，也让朱元璋明白了一个问题——刘三吾说蒙元的长期摧残，造成北方经济、文化落后。这个解释，显然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朱元璋心知肚明——北方的落后，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朱元璋所兴的大案，特别是“蓝玉案”。蓝玉征战的地点主要是北方，他的属下更多是北方人。“蓝玉案”被杀的一万五千余人，同样主要是北方人。北方经济搞垮了，社会精英被摧残殆尽，主角其实是朱元璋。非常时期，如果此次科举结果反响过大，势必对朝局产生微妙影响。有些文人不懂，朱元璋心里明白着。
科举的最终目的，是为封建王朝选拔执政队伍。纯粹地选读书人出来做官不是目的，选官的根本目的是为朝廷做事。但在客观上，明朝的科举为社会底层开辟了一条上升的通道，使社会阶层趋于垂直流动，不至于成为“高压锅”。录取作为整个科举的最终环节，事实上有不同区域政治均衡的考虑，一定程度上需要反映和体现地方民意。封建时代，人民不可能直接掌权。地方及民意的诉求要上达顶层，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官员。而科举制度，则具有某种代议制的色彩。正因为如此，科举制度也被一些人视为相对公平的代议制度，尽管封建时代不乏地方“朋党”之弊。
朱元璋一手兴起“南北榜案”，也与文人游离“实用功能”有关。“南榜”状元陈，也由此吃尽苦头。陈，闽县人，殿试后被安置到卫所，过渡一段时间后被召回京城。陈对自己的工作分配非常不理解，他在卫所研究天象，发现“今岁文星见闽”，自己中状元属于天意，太祖对自己的安排有违天意。朱元璋知道后，便将陈杀了。朱元璋杀陈，不是为了出气，也不仅仅是他私习天文违反朝廷禁令——与朝廷的需要背道而驰，在朝廷的眼里，这个文人也就失去了应用功能。
“南北榜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国统一形势发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体现了朱元璋打击和限制江南地主的一贯政策。事件开启了明朝分南北取士的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惠及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所谓分卷录取，就是根据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分南、北、中三卷录取进士，尽可能保障不同地区都有人进入国家治理阶层。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南卷的范围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以及南直隶的应天、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和广德州；北卷范围是山东、山西、河南和陕西四省，北直隶的顺天、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和延庆州、保安州，以及辽东、大宁、万全三个都司；中卷范围是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以及南直隶的庐州、凤阳、安庆和徐州、滁州、和州。贡士人数录取比例，固定在南榜百分之五十五，北榜百分之三十五，中榜百分之十。
经“南北榜案”促成重大的变革，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而是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试。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为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而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让刘三吾等一批官员当替罪羊，满足了全国统一形势下南北政治平衡的诉求。
朱元璋在处理完“南北榜案”后，也即将走到其人生的尽头。在走到人生的尽头前，他将能想到的敌人都一一诛之，同时也建立起稳定的秩序。他为老朱家，也只能做这些了！朱元璋逝后，其孙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召还了刘三吾。建文帝召还刘三吾，并不尽然是因刘三吾对建文帝的上台曾有不世之功。况且，如今的刘三吾明显太老，几近九十，他为朝廷也干不了什么事。建文帝召还刘三吾，无非是与太祖思路的一脉相承，朝廷还有更多的事等着知识分子来做，刘三吾是朝廷用人的一个导向。处罚一个无过之人，起用一个垂暮鲐背之人，意义都是一样的……
郑和：下西洋的绝密使命
历史上的宦官，很少有正面形象。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役”，完成了从藩王到帝王的成功转身。而为明成祖完成神秘壮举的郑和，恰恰是个宦官太监。
一、非凡太监
郑和（1371-1433），原名马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人。
郑和属于回民，其波斯名便为哈儿只·穆罕默德·赡思丁。其六世祖赛典赤·赡思丁，是元朝初期来自中亚的色目贵族，乃布哈拉国王穆罕默德的后裔，曾任云南行省平章，后追封为咸阳王。曾祖父伯颜，元大德年间任中书平章。父亲原名米里金，汉名马哈只，郑和为其次子。马姓是汉化的阿拉伯语“穆罕默德”，哈只则是朝觐过阿拉伯天方（圣地麦加）享有的尊称。这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家族，郑和的祖父与父亲，都曾跋涉千里朝觐麦加，也被当地人尊称为“哈只”。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远征云南，十一岁的马三保命运就此改变。他被蓝玉掠至南京，阉割之后成为宦官，分到了朱棣的燕王府。生理改变了，信仰也被改变——马三保被姚广孝收为弟子，法名福吉祥。
但马三保并非娘娘腔，而是长得一副硬汉模样，聪明好学，又行事果敢。据明代御用相士中书舍人袁忠彻记述：“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见到他后颇为惊异，接触之后则更是赏识有加。朱棣没有让他去干些端茶倒水的勤务活，而是选他作为自己的贴身侍卫，马三保也一步步成为朱棣的亲信。
朱棣的眼光是歹毒的，马三保不仅勇猛，而且善战。靖难之役中，马三保献计朱棣，于郑村坝连破李景隆七营，大败建文帝的南军。朱棣对这个贴身侍卫更加刮目相看，登基后立即封其为内官监太监。内官监地位仅次于司礼监，马三保官居四品。
太监，已是内官的权力顶点。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又给了马三保更大的荣耀——赐姓！
赐什么姓呢？朱棣对郑村坝之战中马三保的表现印象深刻，便赐其姓“郑”，以资纪念，马三保从此改为郑和。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国姓爷”郑和，享受的还不是一时的风光，而是被永久地写入了丹青史册。
二、皇家血本
朱棣由藩王“发家”为帝王，是他从来就不会做蚀本的买卖。他让而立之年的郑和名利到顶，是因为有一根在喉骨鲠，需要郑和帮他拿下。骨鲠在喉，寝食难安，朱棣需要不惜代价。这个代价，几乎倾其国力——
永乐元年五月，朱棣下令福建建造一百三十七艘远洋帆船。三个月后，又命苏州船厂以及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诸省，另造船舶二百艘。同年十月，又令沿海各省迅速改造平底运粮船一百八十八艘。而朝廷直辖的龙江船厂，林立的兵士如临大敌，数以万计的技工昼夜加班。四年左右的时间里，单是《明实录》记录在案的大型新建（改修）船只，即达一千六百八十艘以上。
造船所用的材料，皆是上等的柚木。木材几乎来自全国，长江、岷江上游的木材顺流而下，漂至各大船厂。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时代，海量的采伐不仅消耗森林资源，巨木运输也足以劳民伤财。但这场运动过于久远，细节很难完整复原，只有《二申野录》这类野史，留下一些奇闻趣事：朝廷需要巨木，工部尚书宋礼取材于蜀地，但得到的巨木又没有运输道路，便动用上万人紧急开山。最后这个庞然大物自己走了起来，翻山越岭，发出地震一般的声音。
“神木”飞翔，似乎节省了苍生百姓的无数汗水，但可以想象，那时的大半个中国，实际上都卷入了这场浩大的造船运动。
朱棣要造什么样的船？宝船。宝船究竟什么样子，今天尚能看到它的一支舵杆，长度为11~07米，差不多是一辆公交车的长度！所谓的舵杆，不过是船只舵叶的控制联动杆。以舵杆推算，这艘船的舵叶大约为6米，近三层楼高。锚、舵转动时，需要几百人一齐动手，航行时要张开十二张帆。史料记载：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一号宝船，长度为140~7米，宽度为57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面积比标准足球场大三分之一，体量接近海军最新式的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当时的世界，根本没有第二艘。
任何一个世界纪录，都会付出旷世代价。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永乐初年之通货膨胀，变本加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因为朱棣的“大手笔”，王朝的支出常常在实际岁入的两至三倍。通胀的同时，百姓的徭役大幅度增加。朱棣便修改了他父亲朱元璋制定的规则，将农户三十天、匠户三个月的徭役，一律延长至六个月。而据相关史料，这些服役者通常一年之后仍无法归来。
如此不惜血本，朱棣究竟为了什么？
三、绝密使命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朱棣只是要找到一个人。
——当初，燕军破城而入时，建文帝朱允炆欲拔刀自尽，少监王钺拦住了他：陛下不可轻生，太祖生前留有一个箱子，并说子孙若有大难，可开箱一视，自有方法。朱允炆命王钺取箱，打开一看，内有度牒三张，白银十锭，剃刀、僧服等物。朱允炆叹息一声：“天命如此！”然后剃发，纵火焚宫，着僧服潜逃而去。
——这是所有朱允炆下落的开头，应该真实。当日朱棣指着一具尸体，断言就是朱允炆。其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因为在现场处置后，朱棣立即秘密拘捕了溥洽。溥洽，是朱允炆的主录僧，并且这一关就是十几年。既不杀，也不放，就是拿溥洽作为一条破案线索，以便找到朱允炆。
与朱允炆一道消失的还有玉玺，也就是帝国的公章。号令天下的玉玺问题，貌似严重，其实无关紧要——皇帝的宝座都没有了，玉玺也就是一枚私人印章。事实上，朱允炆的玉玺也与朱元璋的不一样，朱棣没有必要节省石头上刻字的钱，把朱允炆的玉玺盖在自己的公文上。朱棣即位的第三天，他即陆续启用新朝玉玺，皇帝奉天之宝、诰命之宝、敕命之宝等，宝玺即达十七颗。
只有朱允炆的下落非同小可。但朱允炆出城后的去向，大概又不下一百种。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更有详细的记载。《明史纪事本末》之说，虽未被后世史家采信，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谷应泰不可能信口开河。正史、野史中朱允炆的诸多去向，归纳起来无非只是两类：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外。如果说朱允炆被仙人救走，老百姓可能信以为真，但朱棣绝对是不会相信的。
“靖难之役”后，朱棣随即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国内的搜捕，朱棣秘密地交给了胡濙。
胡濙，常州人。胡濙算不上朱棣的嫡系，但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胡濙出生时毛发皆白，后来才转为正常人。胡濙性格特殊，“喜怒不形于色”，非常适合从事秘密工作。
当时的胡濙任兵科给事中，朱棣将他提拔为户科都给事中。细心的人应该看出来了：兵科，应该有一定的侦缉经验。而户科，主要是干财会业务。让一个有侦缉经验的人，披上财会人员的外衣，悄悄地从事老本行，朱棣确实是领导秘密工作的老手。
朱棣给胡濙的公开任务更蒙人——寻找仙人。胡濙到处钻，采用什么手段，都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仙人什么样，如何找仙人？这个业务谁都不懂。
可惜，十几年的时间里胡濙一无所获。在朱棣离世前，胡濙只告诉他一个让他放心的答案，没有告诉他具体的结果。胡濙最终到底对朱棣说了什么，后人也只能拼命猜测。
跨国搜捕，朱棣秘密地交给了郑和与李挺。为什么选中郑和？据传朱棣同样曾征询了具有“特异功能”的袁忠彻的看法，袁忠彻说：“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
太监李挺，是郑和的朋友与同事，也是很有能耐的一个人。朱允炆的下落，差一点在李挺的手上水落石出。李挺曾得知有两位神秘的僧人，自武昌罗汉寺出发，乘船到了浔阳，再由鄱阳湖南下。他又从信江得知，曾有一位卖盐商人陪伴两位僧人，由鹰潭向南出发，可能前往福建。李挺一路狂奔，迅速追到了泉州。
泉州很早就是通往海外的重要港口，南亚、西亚、东非等地各种肤色的商人，在这里都能见到。泉州开元寺的住持告诉李挺：几个月前，确实来过两位内地僧人，但他们已经踏上了一艘阿拉伯商船，去了海外。
李挺的心都凉了，海天茫茫，哪里去追？
李挺结束，郑和开始。
四、大军追击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朱棣发出行动命令：“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文绮彩绢……”
——这是见于《明太宗实录》的最初文字记录。没有抓人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仅仅出于国际间友好往来的需要，郑和代表朝廷给欠发达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给小国领导人赠送礼品。真是如此，那阵势也太过了。
三百多年后，正式面世的《明史》，对这桩外交活动进行了补充：“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保密时限已过，没有必要再误导后人。
当时的海外小国，见到郑和的队伍，绝对是大吃一惊——人太多，“二万七千八百余人”。
“友好代表团”不仅队伍庞大，组成人员也很可怕：除少数文职官员，没有一个经济界人士，剩下的全是军人，来自明朝的五个军区（卫），主要为沿海地区卫所。“友好代表团”中，还有大明的特种部队、国安人员——锦衣卫！
船队的阵容，是很可怕的，计有船只二百余艘。船舶有五种：宝船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载重量八百吨，可容纳上千人；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粮船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这些船只，用于载货、运粮、作战和居住，分工细致。从《武职簿》的记载来看，郑和船队编有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舟师相当于舰艇部队，战船编组为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并负责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其编制完善、严密，具有现代海军的色彩。
混合舰队，由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直扑西洋。
西洋，是明朝的一个热词，指的是今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由于目的地的不确定性，实际范围还涉及非洲与欧洲等地。明朝的“西洋”概念，与今天的“南洋”其实是相互有交集的。
目的地首选西洋，与李挺的情报有关，更与朝廷的综合研判有关。东南沿海居民，拓荒移民去往南洋的人很多，历史更为久远，尤其是战乱时期。元末明初，据说张士诚的余部就逃往南洋。建文帝避难泉州开元寺，最终扬帆出海，隐居印尼苏门答腊岛东海岸，也是诸多“传言”之一。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建文帝纠集海外的中国人，再以宗主的身份号召诸国兴兵，即使不能实现“反攻大陆”，政治影响也非同一般。
郑和的船队首先到达占城（越南），这里是中国连接东南亚、西亚等地的海路要冲。郑和在这里只稍作停留，随即南下。半个月后，到达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爪哇，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据点，也可能是建文帝的藏身之地。
正是在爪哇，郑和遭受了一次闪电攻击。
当时，爪哇国出现了两个国王，一个叫“东王”，一个叫“西王”。具体是怎么回事，那属于人家的内政，没必要细问，史料记载也很不清楚。大致情况是，“西王”刚刚打败了“东王”，兼并了“东王”的领地。恰在此时，郑和船队赶到。“西王”的军队也没瞧明白是谁，兵贵神速，便发动攻击。刚踏上海岸的大明海军，一下牺牲了一百七十多人。
郑和感到十分震惊，士兵们更是群情鼎沸。本来是给他们送援助的，最多只是顺便问个人，怎么恩将仇报呢？装备先进的大明海军，若解决这种“第三世界”的武装，其实只是分分钟的事。但郑和没有这么做，因为这和自己此行的目的背道而驰。
郑和只发出严正抗议，派人与西王交涉此事。西王弄明白了是这么回事，顿时吓傻了，赶紧道歉，又连夜派人去中国谢罪。朱棣知道后，认为郑和处理得当，将西王使者教训了一顿，然后开出一张罚单：黄金六万两。
黄金六万两，天价！就是将爪哇国变卖，也卖不到这么多钱。西王筹集了整整两年，也只弄到一万两黄金。朱棣很大度，告诉西王使者：我们不缺这点小钱，但你们以后可得乖点！
西王使者连称那是那是，从此爪哇年年向中国进贡。
五、疑似目标
妥善处理完意外的军事摩擦，郑和船队继续南下，经过苏门答腊、锡兰山等地，然后到达古里。
古里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即今天印度的科泽科德。古里很早就臣服中国，洪武年间朱元璋也派使者来过这里。干过一阵皇帝的朱允炆，对这个情况应该比较了解。
郑和到来的公开目的，是代表朱棣给古里的现任最高领导人发放诏书，表明现在中国的皇帝换了，你的任职文件也得换张新的。除此之外，郑和还在这里建了一个碑亭，碑文曰：“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
“十万”，是一个概数，因为地球的赤道周长也只有这么多，反正就是很远的意思。郑和这一路到了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对中国很好奇，纷纷表示要去朝贡，但路程太远，路费比较困难，所以都顺便跟在郑和的船上。郑和出来已经一年多了，准备回国。朱棣交待的两个任务，只完成了一个。望着各国使者，郑和心情有点复杂。
郑和的第一次远航就这样结束了，船队自古里返航。行至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郑和得到信息，这里有个渤林邦国，国王是中国人。莫非是朱允炆在这里开辟了新天地？郑和顿时兴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