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实，比较失望。国王确实是中国人，但不叫朱允炆，而叫陈祖义。
陈祖义，祖籍广东潮州。洪武年间，陈祖义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盗。不过，这个人很特殊，很可能加入了渤林邦国“国籍”，因为他被国王麻那者巫里任命为将军。国王死后，陈祖义凭借武力又成了渤林邦国的国王。
陈祖义国王很有意思，他臣服过中国，同样给明廷进贡过，至于其国王资格有没有得到宗主国认证，没有史料可以确认。他进贡的方式也很特别：一般是空船出发，沿途抢到什么，就拿什么当贡品，做的是一桩零成本生意。
郑和不熟悉陈祖义，陈祖义却熟悉郑和——祖国，真有钱啊，还有这么豪华的船队！
“大有宝物”的郑和船队，对陈祖义来说诱惑力太大，但盘算来盘算去，得手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于是，陈祖义决定智取：诈降。
但陈祖义做梦都没想到，他的阴谋被一个叫施进卿的中国人给举报了。郑和将计就计，布兵等着陈祖义上钩。
陈祖义的实力还是有的，兵士五千多人，战船二十余艘。兴致勃勃的陈祖义，领着手下逼近明军，刚喊了声“动手”，明军的火炮便开火了。
一个是传统手艺，一个是现代化的流水线，陈祖义的五千多人，很快只剩下了三个人。陈祖义感到庆幸的是，自己没有被火炮给轰死，而是被明军生擒，发自内心地感叹：祖国真有钱，祖国真强大！
有惊无险，郑和扬帆前进。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回到了京城。自刘家港（江苏太仓）出发，经福建一占城一爪哇一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亚齐）——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历时两年多，郑和完成了第一次远航。
郑和的队伍还在郊区，朱棣就派人前来“劳军”，然后在京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在这个隆重的外交活动上，朱棣安排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节目：当着各国使者的面，将陈祖义斩首示众。
朱棣应该非常熟悉“国际法”，他否认了陈祖义的“国王”身份，也不承认他持有“绿卡”，还找到了陈祖义的犯罪档案，证实他很早就是大明的“国际通缉犯”。苏门答腊、古里、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等西洋各国的使者，坚决支持大明的正义行动，盛赞大明的繁荣富强，纷纷表示要紧跟大明，并向大明朝贡。
在郑和这里，朱棣对国际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异国风情，人还有黑的，太有意思了！虽然这次远航没有找到真皇帝，毕竟带回了一个假国王，虽然成本比较大，但大明怎么会在乎这点钱呢？尤其是“万邦来朝”，这个更对朱棣的口味。中国强盛，万国景仰，也是历代帝王的最大梦想。
六、欢乐主题
朱棣的兴奋是持续的，他在位期间，又安排了郑和五下西洋。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也就是回国的十几天后，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这一次，差不多是陪同各国使臣回国，终点当然还是古里。郑和做了一件名垂千古的事，就是专程到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迎请佛牙，随船带回。并立碑为文，以垂永久。这块碑现保存在锡兰博物馆，是斯里兰卡的国宝。永乐七年（1409年）夏，郑和回国。
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郑和第三次下西洋。这次出访，完全是出于和平目的，是“往诸番国开读赏赐”。但锡兰山国王十分不友好，发兵五万，攻击郑和船队。郑和迅速克敌制胜，俘获了国王及其家属，并将其押解回国。朝中群臣知道后，都很愤怒，主张杀了锡兰山国王等。但朱棣“悯其愚无知”，释放了他们，并热情招待。朱棣大国领袖的风采，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郑和下西洋的沉重主题，开始显得越来越欢乐，朱棣似乎也不再如坐针毡。但是，人们显然忽略了郑和航海之外的行踪——在郑和的家乡，一块记事碑上刻有这样一段文字：“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祖冢坟茔祭扫追荐。”
郑和还乡，是“奉命”而不是“恩准”，明显属于“公务”行为。而在朱允炆的行踪传闻中，云南同样是其中之一。郑和这次回乡扫墓，很有可能就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与他率船队下西洋一样，堂而皇之的表面之下，为的则是秘而不宣。但在云南，郑和没有发现朱允炆的任何蛛丝马迹。
始终没有结果，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一月，郑和开始了第四次远行。前三次郑和都是在东南亚和南亚一带航行，行至古里而返，朱棣认为国际影响不够，“远者犹未宾服”，应该再跑远点。为此，郑和亲自到西安的大清真寺，挑选了懂回文的翻译。
这次郑和绕过阿拉伯半岛，远航至波斯湾、红海、东非海岸一带，到达东非麻林地。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郑和回国。这次朱棣尤为高兴，举国上下几乎是一片欢腾——麻林地国向中国进献长颈鹿，中国人传说了上千年，终于在明朝见到了真“麒麟”！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是在永乐十五至十七年（1417-1419年），目的是送古里、麻林地等十九国使者回国。为了展示大国风范，朱棣赐各国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还应柯枝国王可亦里之请，赐其印诰并封其国之山为镇国山。
郑和每一次出行，回来时都有沿途诸国搭顺便船的。说是来中国朝贡，实际上就是做稳赚钱的买卖。回去时，还要搭另一趟顺便船。一个大国，怎么会计较这点小事呢？而有些小国，纯粹就是来中国免费旅游。浡泥（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领王室成员一百五十多人，在中国吃喝游玩几个月，不幸病逝，丧葬费都由朱棣埋单了。苏禄国王就曾带着老婆、孩子、亲戚、朋友一群三百多人，免费来到中国，也免费吃住了一个多月。拿中国的远洋船队当往返轮渡，郑和根本就没有歇息的时候。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臣在中国度过欢乐的春节，要求返国，郑和便第六次下西洋。这一次，郑和船队遭遇了海上飓风，船队差一点遭受灭顶之灾。幸运的是，大明的航海技术是先进的，郑和的航海经验也十分丰富。“叩神求佑”，郑和决定中途返回。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郑和船队顺利回国。
朱棣不惜一切代价，建立起庞大的远洋船队，最初的目的是出于维护政权的稳固，一定要找到朱允炆。但是，一次又一次，茫茫大海，渺无音信。其实，朱棣的内心也是矛盾的：找不到，不踏实；找到了，也不踏实。而最终，胡濙了却了他的心愿。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逝去。去世前，胡濙急行四百里，星夜赶到朱棣北征驻军的宣府。二人会面的这个地点，其实还与郑和有关——如果说郑和屡下西洋有什么积极意义，对朱棣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他对大明朝的“国际形势”有了科学的研判——帝国的威胁不太可能来自海外，仍然是北方的宿敌蒙元，明确了国家安全的核心。
胡濙赶到国防前线时，朱棣已经睡下。听说胡濙来了，朱棣赶紧爬了起来。二人密谈到天将放晓，朱棣终于放心睡去。
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明史》载：“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胡濙很可能打探到了朱允炆的确切消息，他们也可能接着分析朱允炆争夺皇位的可能，最后达成一致：没有必要继续追查朱允炆的踪迹。胡濙跟朱棣说的，甚至可能是溥洽当年救出朱允炆，藏在吴县普洛寺内为僧，并且这些年一直处于胡濙的监视之下，朱允炆最近刚刚逝去……确切的史料，根本没有。
一百五十年后，明神宗好奇地问起朱允炆的下落，张居正的回答是：先朝如此相传，国史没有记载，当然无人知道。
朱允炆与郑和，到此似乎都应该划上句号。明仁宗即位后，下西洋行动宣告停止。
七、再来一次
明仁宗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病逝后长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
朱瞻基有“明君”的美誉，他与其父统治的时代更被史家称为“仁宣之治”。明宣宗做过几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运动”，查封了首都的大批妓院，废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员携妓宿娼。此外，他还有意将首都迁回南京。
明宣宗对郑和同样十分信任，出于迁都的考虑，他任命郑和为南京守备，着手修理南京宫殿，同时修建南京大报恩寺。
但是，明宣宗同样面临着内忧外患。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问题，历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朱瞻基即位之后，整治强藩汉王朱高煦与赵王朱高燧，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对来自北方蒙元势力的威胁，明宣宗御驾亲征，对其实施军事打击。在这个背景下，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亲自召见郑和，重启远下西洋工程，诏书曰：“朕祗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体祖宗之至仁，普辑宁于庶类，已大敕天下，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皇位稳固了，“君临万邦”的念头在所难免。宣德六年（1430年）十二月，郑和开始了第七次远航，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下西洋。
这一年，郑和年已六十了。据《明宣宗实录》记载，郑和率领二万七千多人的远洋船队“凡所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勃利、苏门答腊、剌撒、溜山、阿鲁、甘把里、阿丹、佐法儿、竹步（索马里）、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
第七次下西洋，实现了两个人的梦想：作为帝王，朱瞻基实现了“君临万邦”；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郑和来到了圣地麦加，实现了朝圣的梦想。
宣德八年（1433年）二月，郑和船队返航。三月十一日，郑和病逝古里。古里，二十六年前，郑和第一次抵达的便是这里，最终他又在这里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成为历史与传奇。
八、烟消云散
郑和的故事，需要一个尾声。因为郑和的故事，始终与大海有关——这时的欧洲已告别黯昧的中世纪，正在发生巨变。郑和航海，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西方互动？没有任何相关迹象。郑和跟后人想象中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是有区别的。
郑和航海，根本就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更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唐代即有海外远航，明代与之相比，只有规模上的变化，目的则是惊人的相似——直接服务于王朝的权力。
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是消除朱允炆式的皇权威胁，同时炫耀武力以宾服四方，满足朱棣身为“上国天朝”之主的自我崇拜。终明一朝，始终都在实行朱元璋的海禁政策，虽然有时松动一些，而朱棣时代恰恰是最严厉的时期。《明太宗实录》记载：“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为贯彻“海禁”，朱棣还责令“禁止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唯一的变化，是朱棣恢复了朱元璋禁止的海外朝贡。
朝贡，是一笔政治脸面账。而经济账，当时就有人算得一清二楚：永乐十九年（1421年），北京紫禁城发生大火，刚刚落成的三大殿荡然无存，朝中大臣趁机对郑和下西洋发出一片反对之声。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上书抱怨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李时勉等说得非常委婉：由于郑和下西洋，周边国家不断派遣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有关接待部门应接不暇。“送礼”的客人冷不得又热不得，不如少招惹他们，以免劳民伤财。
表面的歌舞升平，代价是朱棣的一掷千金。万历年间的王士性，则给出了朱棣政治账的直接答案：“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
——净亏六百万两白银，这就是郑和“西洋”之行！
明成化年间（具体时间史料记载不一），明宪宗受中官鼓动，再次冒出重新下西洋的念头，遂传令兵部调取当年郑和的航海图等资料。但是，所有的资料都失踪了。
郑和航海资料的丢失，据说与当时的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有关。但是不是刘大夏焚毁了航海图，同样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明宪宗企图重新下西洋之事没有下文，刘大夏焚图之嫌最终不了了之，其实都在郑和航海的实际意义与价值上。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郑和七下西洋，最初的意义没有太多的隐秘，最后的意义也无需太多的附会。明朝的大海，“悠然而去渐远渐小，但则见渺茫茫一发遥空只有天水相连”……
唐伯虎：悲情人生
很多人因为《三笑》式的娱乐片，形成了关于唐寅的欢乐印象。其实，唐寅是一个悲情角色，他循规蹈矩时被人陷害，逾越规矩时又被人欣赏，“风流才子”的浪漫与之相去甚远。这时的明朝已过去了一百年，杂乱无章的时代烙印，一股脑儿地刻在唐寅身上。
一、人生波浪
唐寅（1470-1524），字伯虎，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吴县（苏州）人。
唐寅的祖辈，大约于明英宗年间落籍吴中，到他父亲这一辈时，依旧是一介市井平民。唐寅的父母做一点小生意，而且在街市开了一处“酒肆”。不过，这种酒肆档次很低，来喝酒、喝茶的都是一些市井小民，唐寅也就自幼处在这种生活环境中。
少年唐寅习惯于游走闾巷街头，有着旷达不羁的禀性，没有家传的责任和义务感，甚至没有道德的负担，这也是他日后遭遇挫折，与儒林渐行渐远，走上“才艺”之路的重要原因。
唐寅的少时朋友，亦多为市井出生。有个街头小混混似的张灵，与唐寅交往甚多。直到十几岁时，二人还时常一齐脱光衣服，跳进水塘洗澡。家庭生计有父母操持，唐寅时常浪荡街市。
唐寅的幸运之处，在于他的生活大环境。苏州地区经济发达，科甲繁盛，唐寅的父母在耳濡目染中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明代的科举制度有着公平、公正的一面，客观上打通了社会上下层之间流动的通道。科举成功便功成名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唐寅父母，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小生意的一点积累，他们全押在唐寅身上，期望他一举成名改变家族的命运。
唐寅“性极颖利”，自幼聪敏，确实是块读书的好料。唐寅十六岁时参加童试，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生员，也是家族中第一个有“功名”的人。小小年纪即为“秀才”，整个苏州城也为之轰动。
少年得志，也让唐寅人生前景一片光明，地方富家子弟纷纷与唐寅交往，唐寅也有了与张灵截然不同的一帮朋友。十九岁时，唐寅更娶了当地有身份的秀才徐廷瑞的次女。妻子徐氏贤淑，唐寅夫妻二人感情甚好，并诞有一子。唐寅有了童话般的青年时代，开始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但命运总是无常的。弘治七年（1494年），二十五岁的唐寅陡然落入人生低谷。一年之内，唐寅先后失去了五位亲人：首先是父亲操劳过度一病而故，接着母亲伤心过度悄然辞世，不久妻子病逝，唯一的儿子夭折，最后是刚刚嫁出去的妹妹也跟着去世了。
人生如梦，唐寅坠入痛苦的深渊。他在悼念妻子的《伤内》中写道：“凄凄白露零，百卉谢芬芳。槿花易衰歇，桂枝就销亡。迷途无主驾，款款何从将。扶景念畴日，肝裂魂飘扬。”
家庭的变故，对唐寅的打击并不仅仅限于精神层面。从小生活于顺境中的唐寅，精神脆弱，对齐家治业更是完全陌生。家人的亡故，接踵而至的便是家庭破落。人生的沉重挫折，使唐寅几乎崩溃，从此又回到了张灵的队伍，自甘堕落，纵酒街头，读书求进更是无从谈起。
困顿中的唐寅，所幸得到好友祝允明的帮助。祝允明的外祖父，乃是迎英宗复辟有功而鼎鼎大名的徐有贞，在地方享有极高的威望。祝允明为人风趣洒脱，才华横溢，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被称为“吴中四才子”。对唐寅的不幸遭际，祝允明深为同情。文徵明的父亲文林，更是对唐寅“痛切督训”。祝、文二氏是地方有名的官宦之家，正是因为他们的同情与帮助，唐寅才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振作精神，继续致力于科举，一心谋取仕途功名。
唐寅的努力，果然如期成功。弘治十一年（1498年），二十九岁的唐寅到南京参加乡试，一举中举，并名列第一，成为“解元”。乡试中的第一名“解元”、会试中的第一名“会元”与殿试中的第一名“状元”，便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连中三元”，而唐寅无疑成功走出了梦想中的第一步。
更可喜的是，乡试获中“解元”的唐寅，受到了主考官梁储的赏识，并将其推荐给了另一位京官程敏政。
程敏政（1446-1499），字克勤，休宁人。程敏政的父亲程信，是个精通经术的儒臣，历官至南京兵部。程敏政从小跟随在外地做官的父亲，十岁被巡抚罗绮称为“神童”，并推荐给明英宗。明英宗见后非常高兴，将其留在翰林院读书。成化二年（1466年），程敏政进士及第，尔后进讲东宫。明孝宗即位后，又擢程敏政为少詹事，兼试讲学士，为皇帝讲解经学。
程敏政是个典型的“官二代”，岳父李贤曾官至吏部尚书。有着神童经历的程敏政，一生恃才自负，很少正眼看人。自己瞧不起别人，同样不招同僚喜欢，“颇为人所疾”的程敏政，免不了在官场上要吃哑巴亏。弘治元年（1487年），大明朝很多地方暴雨成灾，御史王嵩等认为这与程敏政的德性有关。官德影响气候，倒也符合传统的“气象理论”，程敏政由此被免去职务，四年后才重新复职，最后又一步一步爬到了礼部右侍郎的位子上。
看不起同僚，程敏政却对青年才俊情有独钟，大概这就叫气味相投，惺惺相惜。程敏政看到唐寅的文章，大为赞赏，一高兴还将唐寅请到家中。从此，唐寅与程敏政有了密切交往，唐寅无疑就是程敏政的门生。
唐寅与程敏政之间的交往，有着文人交流切磋的属性，但二人的资历远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师生的属性更中肯一些。唐寅对程敏政同样非常崇拜，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目空无人在所难免，但程敏政以其真才实学征服了唐寅。程敏政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唐寅找其索要，程敏政痛快地抄给了他，唐寅郑重地送给程敏政一个金币，算作“润笔”。
从唐寅与程敏政的个性看，这种“付费阅读”并不带有贿赂的性质。唐寅付钱，是一种对师长知识产权的尊重；程敏政收钱，属于礼尚往来，他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也根本不缺这一个金币。
唐寅结识程敏政，对自己的仕途进步显然是有益的。这种未来前景的鼓舞，更使唐寅摆脱了家庭灾难留下的阴影。在这期间，唐寅也重新娶妻，开始了正常的生活。美好的明天，又在向唐寅招手……
二、飞来横祸
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赴京参加会试。作为乡试的“解元”，会试能进士及第应该是正常的。文化发达地区全省第一的考生，如果在全国统考中名落孙山，反而有点意外。
与唐寅一道进京应试的，还有两位同乡朋友：一个是徐经，另一个是都穆。徐经与都穆，同样很有才华。其中的徐经，家里还特别有钱。
明代的会试，制度相当健全。会试之前，主考官究竟是谁除了皇帝与礼部尚书，主考官本人也不曾知道，更别说普通的社会人士。但这一年会试的主考官，恰恰是程敏政与李东阳。李东阳与程敏政一样，是个饱学之士，当年参加殿试，名列二甲第一，也就是全国第四，并且“以文章领袖缙绅”。遇上这样的主考官，只能说唐寅的运气有点好。
两个考官学问太大，对考生来说则完全是一件可怕的事。以他们的学问，随便一道题，肯定都要折磨死一批考生。会试要进行三场，第三场是“策问”。这一场的试卷刚发下来，整个考场就炸锅了！
炸锅的原因，是大家根本看不懂题目。题意都看不懂，下笔还不靠蒙？《会试策问》的第三道题为程敏政所出，原题是这样的：
“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则无所据以得师而归宿之地矣。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后学亦徒因古人之成说，谓其尔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于禅、疑于老者，果何在耶？请极论之，以观平日之所当究心者。”
题中“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是谁？只有程敏政知道是宋代的张载、杨时、陆九渊和元代的许衡。但作为考生，要知道这个答案，除非将汉代到元代的“中国思想史”通读一遍，并且熟知这四位的专著。否则，只有开启想象功能，撞撞自己的运气。
但较真起来，程敏政的这道题，又没有超出明朝“考试大纲”的范围。因为那四位，都是理学名家。所以，答不上题，只能怨自己读书少，不能怪老师出题刁。
但走出考场的考生，骂自己不用功的历来就少。考砸的考生，从来都习惯归罪于试题雷人。与众考生满面悲愤不同的是，竟有两个考生笑逐颜开。这两人，一个是唐寅，另一个便是徐经。
从《明史·程敏政传》看，唐寅与徐经考前曾在一起“预作文”，也就是模拟考试。恰恰有一次模拟考试，出现了奇迹：“预作文与试题合”。这种巧合概率当然很小，但中“六合彩”的事毕竟是有的。这到底是唐寅与徐经的运气，还是程敏政涉嫌“鬻题”？应该是前者，因为“预作文”完全与程敏政无关。
唐寅与徐经走出考场，看到同年们个个苦着脸，居然觉得不可思议。别人说太难，他们说太易，并且大肆炫耀自己猜中了考题。正常的情理，一个向人买题的人，通常都会装作没考好。故意向人卖弄，那就是智商有点问题。而唐寅与徐经，显然属于智商发达的人。
如果唐寅与徐经的智商出现短路，程敏政的智商肯定正常。想出这么冷僻的题目折磨考生，程敏政显得自鸣得意。评卷时，程敏政发现很多考卷牛头不对马嘴，动作夸张地讥讽举子不用功。当发现有两张试卷答题贴切，文辞优雅，程敏政又开始卖弄自己“神算子”的奇功：这两张卷子，肯定是唐寅和徐经的！
其实，作为考官的程敏政，这是在猜想，因为评卷人员拿到的试卷，考生信息是弥封的，试卷上的字迹也是统一誊录的。如果自己做了亏心事，打死他也不会这么说的。
重要的一场考试，众人考砸，唯有唐寅、徐经猜中“标准答案”，唐寅又是乡试第一，其会试第一的概率越来越大了。唐寅的兴奋难以言表，另一个人的郁闷便理所当然。这个人，当然是都穆。
唐寅、都穆、徐经，三个人一道前来应试，如今两个人考得很得意，失意的自然只剩下他一人。心情糟透的都穆，来到马侍郎家喝酒，作陪的还有给谏华昶。几个人在一起闲谈起来，话题很快从给都穆宽心，转到了对试题的质疑。出题的是程敏政，猜中的恰恰是他的门生，这天下的事，怎么能这么巧呢？最后达成共识：一定是程敏政将试题卖给了唐寅和徐经！
运气好时六合彩都能中，运气不好时煮熟的鸭子都能飞。程敏政平时在官场不得人缘，但与华昶也没有直接的冤仇。不幸的是华昶有个朋友傅瀚，与程敏政同在礼部。人缘好坏是表面的，利益冲突才是根本的，傅瀚与程敏政正在暗暗竞争礼部尚书的位子。一个人的失败，就是另一个人的成功，这个道理过于简洁，傅瀚这回看到了机会。
傅瀚立马鼓动华昶参劾程敏政，华昶就此给了程敏政致命一击：“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原陛下特敕礼部，场中硃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明孝宗接到华昶的奏疏，立即令礼部调查。李东阳进行审查，发现由程敏政看过并拟取的考生中，根本就没有唐寅与徐经。程敏政拍案叫绝的那两份试卷，其实是另外两位高手的。
按理这件事应该到此为止，但言官和朝中一些大臣又提出新的质疑：李东阳与程敏政都是考官，这种查法有失公正。为了取信于社会，明孝宗遂令锦衣卫查处。
锦衣卫的专业与科考对不上号，但他们查案子讲究手段，方法对不对那是不管的。锦衣卫人员根本就不看试卷，而是直接将华昶与徐经、唐寅叫来对质。结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审不清，断不明，锦衣卫便使出自己的“专业技能”：打！
身陷囹圄的徐经、唐寅，受尽折磨，所谓“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夷泗横集”。书生说理，尚能道出个一二三四，这棍棒猛打，骨头就太嫩了。唐寅扛不住，被迫服诬认罪，供称程敏政曾受其金币，出卖试题，虽然自己买的是程敏政的另一篇文章。
文人怕打，也怕失气节。打的时候，徐经与唐寅承认买题。不打的时候，二人又喊冤叫屈。定罪的证据，除了口供，什么都没有。另外的言官便站出来讲直话，认为这样办案也不公平。
这桩案子，闹了四个月，事实真相其实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是诸多官员介入，哪一方都不好收场。最后，明孝宗以程“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为由，勒令程敏政致仕；徐经、唐寅有“夤缘求进之罪”，责令“黜充吏役”；华昶“言事不察实”，降职调离北京，任南京太仆寺主簿。因为官场的明争暗斗，程敏政、华昶与徐经、唐寅谁都没有好处，一齐沦为输家。
最后的赢家是傅瀚与都穆。弘治十三年（1500年），傅瀚如愿以偿，升礼部尚书。考官们为避免惹祸，违心地将本已排名在前的考生，一齐“褫名”。都穆的排名本来靠后，现在自然靠前了。不过，这位高中进士的都穆，由于人品太差，终因“陷寅为世所薄”。
三、孤独的真相
“黜充吏役”，对唐寅的处罚有点重，但也算不上绝对致命。“黜充吏役”说白了，就是不能当领导干部，只能做办事员，“就业”还是没问题的。按照这个处分，唐寅日后不能再考进士，但平反的机会还是有的，毕竟是个冤案。眼下做个小吏，并不意味着一辈子仕途无望。
但唐寅一生自视甚高，这场打击几乎将其精神摧毁。科举蒙羞，唐寅根本就不甘为小吏，从此绝意仕途。归家后的唐寅纵酒浇愁，陷入曾经的堕落。不久，又对绘画情有独钟。
传统文人画，有着“书画同源”的特质，唐寅步入其途并无太大的障碍。绘画与人性的中心价值统一，往往成为渴求心灵完善者的精神需求。唐寅决计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其绘画的引路人是周臣。
周臣，字舜卿，号东村，与唐寅同乡。周臣乃是吴门画派的先驱，其院体画功力深厚。周臣的两位高徒便是唐寅、仇英，师徒让明代的绘画史异彩纷呈。艺术是基于天赋的，唐寅天赋异禀，在周臣的帮助下完成了文人画家向职业画家的身份转换。
唐寅的身份转换有着很大的意气成分，也是社会价值观嬗变背景下的个性使然。功名之外的从艺者，正在被社会接纳为精英。接下来唐寅要做的一件事，便有一些“违法”的色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被视为“脱去尘浊”的文人行径。其实，这在明朝是完全违法的。明初的朝廷规定，“旅行”只能是一种公务行为，平民未经官方批准离开居住地百里，即构成违法要责杖八十。唐寅只在与周臣商量之后，便开始了游历名山大川。但唐寅的行为并未受到追究或指责，百年后的王朝，一些律法开始成为一纸空文。
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唐寅离开苏州，乘船至镇江，复至扬州，游览瘦西湖等名胜。然后，溯江而上，芜湖、九江、庐山、黄州，在赤壁之战遗址前留下了《赤壁图》。尔后，唐寅又南行湖南，登岳阳楼，游洞庭湖，攀南岳衡山，再入福建游武夷山，由闽转浙游雁荡、天台，又渡海去普陀，再沿富春江、新安江上溯，抵达黄山、九华。
唐寅壮游千里，历时近一年，因囊中告罄而返回苏州。这时的家中，早已一贫如洗。贫贱夫妻百事哀，正常的日子都过不下去，妻子无语，唐寅无奈，二人就此分手，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所谓“才子”。
一无所依的唐寅，住到了街头的一座旧楼里，与其说以丹青自娱，不如说是靠卖文鬻画为生。文人淡泊名利，掩盖了背后的生活困顿。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唐寅的生活是极度贫困的，除夕来临，百感交集，笔下的诗意其实全是泪水：“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天寒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
三十六岁时，唐寅移居城北桃花坞。桃花坞，看起来倒有几分诗意，过去这里曾有章庄简的别墅，但那已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如今，历尽风雨沧桑，这里早变成一片废墟。但在唐寅的眼里，荒凉就是幽静，破败即是风光，忽悠自己，唐寅的水平绝对在开发商之上。唐寅用卖画的钱在这片荒地上建了几间茅屋，“豪华装修”是在檐下挂上“学圃堂”“梦墨亭”“蛱蝶斋”的牌匾，人称“桃花坞别墅”。
唐寅一生酷爱桃花，将茅屋取名“桃花庵”，并自号“桃花庵主”。令他高兴的是，好友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常来此饮酒赋诗，挥毫作画，尽欢而散。
这种落魄文人的生活，唐寅将其抒写成《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这就是风流？祝允明在《唐寅畏墓志并铭》中是这样写的：“日般饮其中，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
孤独，无疑是唐寅的真相。
四、才艺的凶险
遭受科场与生活重大打击后的唐寅，其实也是颓废的。他频频流连于烟花柳巷，诗词和绘画作品，主题多在女色与享乐，唐寅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
主观上远离社会，客观上又不可能与社会隔绝。这时，有一只黑手，悄悄伸向了唐寅。
这个人便是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乃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宁王朱权后裔，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袭封于南昌。朱宸濠生性不羁，却善于以文行自饰。宁王朱权一脉，一直不甘于寂寞。当年明成祖朱棣许以“天下中分”，最终却给了一张空中画饼。尽管几率渺渺，但太祖这一脉的政治企图生生不息，等到明武宗即位，宁王朱宸濠的政治野心急速膨胀。
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明朝第11代皇帝，在位16年，年号正德。
朱厚照的生辰是个“吉祥号”：他生于亥年、戌月、酉日、申时，倒过来看顺序正是申、酉、戌、亥。如果命理也是个理，他的一生应该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但事实上他的一生始终相当别扭，让后人难以看懂。《明史》认为他一生贪杯、好色、尚武、耍无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并成为后世的谈资。但他的事迹，又显出他刚毅果断，瞬间诛灭刘瑾，轻易平定安化王、宁王之乱，指挥出应州大捷，使国泰民安，并且都不是吹的。
朱厚照其实是个很守规矩的皇帝，零花钱不够，他想到的是自己开店，没办法的时候才跟户部耍赖。正德元年九月，朱厚照要添置龙衣，派人找户部要剩余的盐引。盐引即“盐钞”，取盐凭证，属于“有价证券”。户部尚书韩文根本不买账，说食盐专卖收入只能用于国防建设。结果，钱没要到手，六科、十三道加上都察院，几乎所有的言官都打了鸡血似的起来讨伐皇帝。户部在大臣和皇帝之间夹着，难以做人，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能否给个一半——就是开价一万二，给个六千引。皇帝与户部讨价还价，不仅没有结果，反而是反对的更多。
最后，朱厚照无赖劲上来了：不给一半，就给百分之五十吧！
通过这件事，不仅朱厚照看出了皇帝不好当，太监与外廷权力有冲撞。大臣们也看出来了，这个皇帝同样不好控制。
任何一桩买卖，都是要为自己谋得利益。正德初年的经济风波与政治风波，无非是朱厚照改革与执政的试水，朱厚照就此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也学会了当外廷对他产生威胁时，毅然选择内廷作为平衡工具。后来权倾一时的刘瑾，也是凭借着自己超强的政治能力，就此走上明朝的政治舞台，开始了他三年零十个月对明朝影响巨大的政治生涯。但他聪明的盲点，是他没有明白当自己威胁到朱厚照权力的时候，朱厚照还有灭他的大臣。这是明王朝政治体制的精妙之处，也是刘瑾悲剧的根源。
对朱厚照来说，比他做买卖更有魅力的事是享有豹房。豹房的持久魅力，对后人来说在于它的娱乐性，豹房相当于“红楼”，里面有标准更高的“莞式服务”。这种国家最高性服务机构，标准高到什么程度？智商有多高，标准就有多高。
所谓“豹房”，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官办动物园，因为珍禽异兽往往是“祥瑞”之物，养起来对国家太平与人民幸福有好处；另一重意义在于，有些珍禽异兽是狄夷属国的“贡物”，是国家国际地位的象征，人家送来了你必须好好养着，如果人家送你“大熊猫”，你拿它当狗杀了、煮了，就是“无赖国家”，至少没有品位。
明武宗的豹房，实际上是个办公场所，与享乐主义和淫靡之风没有太大的关系。这跟领导不在办公室，到宾馆办公是一样的，图的只是一个方便。并且，明武宗就是病死在这个工作室里的。硬说他病得起不了床还淫乱，那是很不合逻辑的。荒淫，又日理万机，明眼人应该看出一些。
朱厚照的性格，是相当柔弱的。按照制度，皇帝不能轻易出城，朱厚照想到的是化妆成老百姓。巡关御史张钦发现了皇帝，便以休息为名将朱厚照扣留在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朱厚照不耐烦地要求张钦放行。张钦说，这个得有文件啊！一个要出，一个不准出，这就叫扯皮。朱厚照试探性地问：“如果我们非要出去怎么办？”张钦放出狠话：“擅自出关，公事公办，杀！”论权力，论杀人，皇帝肯定是老大，但朱厚照选择了回家。
失败是成功之母，后来朱厚照改名“朱寿”，自己任命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文件手续也齐全了，才成功地出了一次京城。
窥视中的朱宸濠，正是看中了朱厚照的懦弱，决定夺取最高权力。他先准备智取，企图以己子入嗣朱厚照，兵不血刃取得皇位，但没有成功。智取不成，朱宸濠只有做全面的准备。
正德九年（1514年），宁王朱宸濠派人来吴地进行大规模的人才招聘。这一年，朱宸濠再次被恢复护卫，获得兵权，他的“人才工程”显然是为自己的“宏图大业”招兵买马。唐寅的几个朋友，都进入了宁王朱宸濠的视野，但招聘结果并不理想。朱宸濠亲自给文徵明写信并送去重金，让其担任幕僚，但文徵明以身体欠佳为由，没有答应。
朱宸濠同样看上了唐寅，派人送去了重礼。没听说唐寅有造反方面的天赋呀！朱宸濠为什么会想到唐寅呢？其实，朱宸濠是在做人才储备，他的人才清单意图也相当明显：一个是政治失意，一个是社会名流。为图大事，朱宸濠“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唐寅中过解元，诗书画的知名度很高，宁王朱宸濠主要是“慕其书画名”。而唐寅的这种特殊才能，将会派上十分特殊的用场。
长期失意的唐寅，建功立业的心愿并未完全泯灭，始终希望能有个机会，一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华。朱宸濠的“诚意”，显然打动了唐寅。正德九年（1514年）秋，唐寅来到了南昌。在这里，宁王特地为唐寅建了一套别墅，另外还为他准备了十位美女模特。仕女画，唐寅最为擅长。但朱宸濠不惜重金收罗美女，并不是为了提高唐寅的业务水平。在朱宸濠的眼里，朱厚照是个好色的昏君，朱宸濠希望唐寅的“十美图”尽快震撼面世，然后送给朱厚照，从而产生绝妙的功效。
宁王也算是一个风雅之人，经常与唐寅谈诗论画。以一个文人雅士的眼光，是看不出阴谋家的险恶的。但有一天，唐寅拜访了一个朋友，自己的幻想也就此破灭。
这个人，就是王秩。王秩，字循伯，官江西副使，备兵南赣。王秩认为朱宸濠是个“有异志”的藩王，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值得怀疑，断言朱宸濠“必且为乱”，并大胆预言：宁王朱宸濠犯上作乱，“不出十年矣！”
王秩的启发，使唐寅有了警觉并开始观察。他发现宁王的交往十分复杂，除了风雅之士，更多的是些不三不四的人，甚至还有社会流氓。而宁王与自己的交谈，于“酒间语涉悖逆”。唐寅如梦惊醒，感到了恐惧。
唐寅现在必须考虑如何避嫌，逃离宁王府。方法是装疯。唐寅全身一丝不挂，大张着两条腿，生殖器露在外面，还用手乱弄。唐寅的疯傻之举，让宁王既失望，又害怕。一个疯子在府上，对自己既无用处，还可能坏了自己的大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遣送回家。
正德十年（1515年）三月，唐寅重新回到了吴中。
五、名节之痛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事败，与朱宸濠过从甚密的尚书陆完被逮，嬖人钱宁等被籍没其家。李梦阳因为其作《阳春书院记》，以“党逆罪”第四次被关进了监狱，后经杨廷和等营救才最终得以免祸。
一度投在宁王门下的唐寅，自然受到牵连。据《风流逸响》记载：朱宸濠事败后，唐寅涉案。唐寅离开朱宸濠是在他叛乱之前，也没有实质性唐寅介入宁王谋反的证据，查处宁王案的官员，对唐寅比较同情，只发现他在宁王府曾写过一首赠宁王的诗：“信口吟成四韵诗，自家计较说和谁？白头也好簪花朵，明月难将照酒卮。得一日闲无量福，作千年调笑人痴；是非满日纷纷事，问我如何总不知？”
这首诗谈不上有诗意，但正是这首诗把唐寅给救了。官员们认为这首诗表达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异志，说明唐寅算不上朱宸濠的同党，也就顺手把唐寅给放了。
其实，对唐寅最致命的打击就在宁王这里，唐寅怀着建功立业的初衷，投奔了宁王。最终为了脱离灾祸，又不惜自辱而逃离。归途中，唐寅又写了这样一首诗：“东风吹动看梅期，箫鼓联船发恐迟。斜日僧房怕归去，还携红袖绕南枝。”
唐寅为什么“怕归去”？因为他建功立业的理想没能实现，佯狂行为更让其陷入名节之痛，与亲友相见都感到难堪，立德、立言的文人理想，不得不就此彻底放弃。唐寅自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蝇之口，而蒙白璧之玷，为世所弃。虽有颜冉之行，终无以取信于人；而夔龙之业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传不朽，吾恐子云剧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讥，徒增诟辱而已。且人生贵适志，何用心镂骨，以空言自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