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戚继光不断地努力、不断地等待，期冀发现新的“靠山”。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等到了胡宗宪。胡宗宪的赏识与举荐，使戚继光摆脱了仕途沉寂而走上前台，成为宁绍台参将，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在这个舞台上，戚继光如鱼得水，其背后正是有胡总督这座“靠山”。胡总督的支持，使他打了败仗，仍有翻身的机会；打了胜仗，立功受奖，一路升迁。他有一个习惯，凡事先要请求胡总督、俞总兵，从不飞扬跋扈、擅作主张。当有官场冷箭飞来时，胡总督主动为他遮挡。
他的这个良好习惯，完美地复制在他的满朝人脉上，让他屈伸自如。兵部派来的官员，朝廷派来的御史，他都待若上宾，请客送礼。所到地方，先去拜码头，吃喝一通，再认认“兄弟”。就是对部下，他治军严酷却并不呆板，不断拉起自己的死党——这些小石头，他知道堆起来也是一座“山”。
戚继光同样以复杂的眼光看待胡宗宪。戚继光的光芒盖过俞大猷，起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这年四月，胡宗宪获悉倭寇逼近浙江沿海，他给俞大猷的命令是：阻止倭寇靠岸就行。结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倭寇掉头去了福建。都察院监察御史李瑚认为胡宗宪以邻为壑，纵敌逃窜。胡宗宪大为紧张，又深为狐疑，最终得出结论：是俞大猷出卖了自己。于是上下其手，把责任推到了俞大猷的身上。
——戚继光明白了，一棵树上上吊，迟早会真的吊死。在与胡总督产生不了利益冲突时，他是一座“靠山”。当自己的地位一天天接近胡总督时，这座“靠山”很可能就是压倒自己的大山。
俞大猷奇迹般地复出，戚继光醍醐灌顶，他很快打听出，是“老领导”俞大猷攀上了严嵩这座“靠山”，尽管这实际上是俞大猷的朋友陆炳所为。戚继光意识到，自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官场“鸳鸯阵”，从此主动进京“跑部”，以酒桌为战场，在兵部扎下了根。
在京城，戚继光还准备了充足的银两，试图结识高拱——戚继光看什么都具有战略眼光，高拱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人。但高拱这个人嚣张、孤傲，戚继光没有联络成功。戚继光退而求其次，与高拱的副手，时任国子监司业（约等于中央大学副校长）的张居正攀上了。
戚继光的眼光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日后的时局变化虽有偶然，但张居正确实如日中天。胡宗宪日后身败落马，只有他如意从前线回到了京城。奇怪的是，离职时的戚继光，“领将印三十余年，家无余田，惟集书数千卷而已”。
别的不说，戚继光巨额俸禄与奖金都到哪去了呢？
十、英雄试金石
戚继光离开福建去北方赴命，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十一月。新皇帝明穆宗朱载垕，性格仁慈宽厚，信用大臣，其当政六年，采取解除海禁等一系列新政，南方紧张局面明显缓于北方，戚继光也由此开始了他新的使命。
这一去，便是十六年。而这十六年，既是戚继光新的事业期，也是他与张居正的蜜月期。这时的戚继光与张居正交往已有十年。戚继光东南抗倭功绩不时震动朝野，张居正担任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讲官时，曾与裕王谈论起戚继光。穆宗对戚继光有着良好的印象，这也是戚继光后来事业有成的基础。
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明穆宗准备到天寿山祭祀，因安全问题未能成行。蒙古诸部军队屡次突破九边防线，造成京师附近形势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奉诏北上参与边务。戚继光到北京任职，是借了徐阶之力，与张居正没有直接关系。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十六年，戚继光最引人注目的是完成了三件事：训练部队，建立车步骑营，修建长城敌台。这三件事无疑是大事，有效地解决了明军的作战能力、军事协同与军事防御问题。只有一件，也是功勋。
三件大事，戚继光是怎样做到的呢？张居正至少帮助他解决了三大问题：职务问题、权力问题、工程建设问题。
职务是建功立业的基础，有位才能有为。权力的有效性，还需要不受掣肘与干扰。修筑敌台属于特大重点工程建设，蕴含着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一个项目建起来，往往有一批官员倒下去。戚继光顺利地完成了三件大事，毫发未损，张居正是他的护身符。
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戚继光到达京师。待命在家，戚继光知道是要来做大事的，便上《请兵破虏四事疏》，提出自己的边防策略。但效果适得其反，引发一些官员的猜忌与非议。任命下来时，戚继光只是个禁军神机营副将，也就是他爹当年的位子。
戚继光的失落只维持了几个月。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穆宗升兵部侍郎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两个月后，在谭纶的推荐下，戚继光以都督同知衔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
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精研兵法的徐渭，曾纵论天下名将：嘉靖以来，武将堪称杰出者惟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三人而已。很长时间里，谭纶都是戚继光的领导，谭纶与张居正交往亦深。
为了戚继光的职务，张居正和谭纶进行过几番讨论，在《与蓟辽总督谭二华》和《与蓟辽总督》两封信中，可看出张居正为戚继光事权而用心良苦。张居正争取到了明穆宗的支持，戚继光才有了创业的平台。
戚继光准备大显身手，巡抚刘应节、巡按御史刘翩、巡关御史孙代等群起反对。文官的节制，是明朝制度的设计，不排除有权力的争夺。但这场节制与反节制的斗争，胜出者同样是戚继光。《明史》载：“穆宗用张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纶，而谕应节等无挠。”张居正协调了兵部与都察院，由穆宗拍板中止了这场争执。
在排除文官的干扰后，武将内部的权力分配又出现了新的纷争。戚继光名义上总理三镇兵务，然而三镇都有总兵分别统辖，号令则无法统一。张居正再次游说明穆宗，最后蓟州总兵郭琥等走人，戚继光便为总兵官，复进封为右都督，事权得到高度的集中。
除了练兵，戚继光着手修整边墙，修建空心敌台。《请建空心台疏》中，戚继光提出的计划是新请三千座。这是十足的“国家重点项目”，兵部为此讨价还价，朝堂上更是充满非议的声音。但建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不建则是考虑国家的财力。戚继光此议一出，立刻“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祸，政府诸公亦惧而求罢”。就连谭纶都感到担心，他甚至打算就此辞职，免得惹祸。
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居正又一次支持了戚继光。张居正描述道：“台工之议，始终以为可行，确然而不摇者，惟区区一人而己。”为了解释修筑敌台的好处，张居正“因机解惑，舌几欲敝而唇几欲焦矣”。在张居正的劝说和影响下，明穆宗决定支持：“修筑墩台己有明旨，纶宜坚持初议，尽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挠者，奏闻重治。”在张居正的支持下，谭纶、戚继光仅隆庆三年（1569年）即“筑成敌台四百七十二座”，隆庆五年全部完成。蓟门从此固若金汤，戚继光获封太子太保，又进封少保。
戚继光的功绩，与张居正的保护和支持密不可分。张居正在归葬父亲时，为使戚继光安心事务免遭掣肘，任用自己的门生梁梦龙为蓟辽总督。平时有遇戚继光书信前来，张居正的府邸“虽夜中开门递进”。《明史》载：“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张居正十六年一以贯之支持戚继光，公允之言是其器重戚继光的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有助自己的“相业”，并非希图钱财上的回报。张居正身居高位时求贤若渴，对人才“虽越在万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
但戚继光对张居正的尊崇，则包含着刻意的成分，目的则是“立功扬名，保位免祸”。戚继光每次给张居正写信，都非常谦卑地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张居正归葬其父时，戚继光选派了众多铳手以为护卫，但张居正觉得太张扬，将多数退回，只选“矫健者用五六人”。戚继光不断地给张居正送礼，有次张居正母亲大寿，戚继光送来了诸多财物，张居正留下部分，其余退回，并致信申谢。
而据一些文人笔记记载，早在与倭寇作战时，戚继光即多次将斩获的珠宝及春药等物秘献于张居正。为了部下的升迁，戚继光更是向张居正送去了重礼。高拱曾指斥：“荆人（张居正）久招纳戚继光，受其四时馈献金银宝玩，不舍数万计，皆取诸军饷为之者。”
但是，一个专制时代的将领，要完全做到洁身自好，分文不取，势必为官场所不容。专制时代的勤政与廉政，那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戚继光送予张居正的，还包括“色贿”，即所谓“（戚）时时购千金姬”。戚继光为张居正物色的美女，甚至还有“洋妞”。这种记述，来自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王世贞是戚继光的好友，两人的关系即便在张居正被清算后，也没有破裂。对朋友的隐事不加掩饰，这正是王世贞的史笔如椽。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或死于情欲，至少是春药过度导致张首辅“痔根”病情加重。明人沈德符根据自己在京城多年的见闻，写了《万历野获编》，认定张居正因滥服壮阳药耗竭元气而亡，还指出张居正所服之药为腽肭脐。腽肭脐，即海狗肾。而这种春药，居然也是戚继光所献。
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很快受到牵连。第二年，戚继光被调往广东。第三年，便被罢官。戚继光被弹劾的原因和罪状，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奉诏拷问张居正之子张懋修的官员，曾这样责问张懋修：“汝先大夫与戚帅相结，凡有书问，虽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
——戚继光之所以倒下，张居正的倒台、“靠山”的崩塌，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万历十三年（1585年），戚继光重新回到了乡下，其部将胡守仁、王如龙、朱任、金科等也相继被革职或戍边，这也是“靠山”理论的冰山一角。
十一、英雄美人关
作为响当当的英雄，戚继光被传作笑谈的是其“惧内”。其实，这正是戚继光五彩斑斓的地方。
据说戚继光曾因怕老婆而住进了军营，兄弟们为其打抱不平，仗义地拿出了一个标本兼治的办法：把戚王氏给灭了！气极之下的戚继光，欣然同意。戚王氏被骗到军营，看到手持刀剑的士兵，一点尊重领导家属的意思都没有，喝问戚继光：干嘛？！
戚继光居然行了个军礼：请夫人前来阅兵！
有一次酒后，戚继光决定自己把老婆杀了。拎着刀走到门口，惊醒了午休的戚王氏。戚王氏情绪不佳地问：拎刀干嘛？
戚继光尽管喝了酒，现场应变能力依旧不低。他马上笑着对老婆说：我准备杀只鸡给你补补身子……
戚继光这惧内，真不是一般的。
这类故事，显系传说，因为找不到任何出处。有史实依据的，是戚继光怕老婆的原因。据清乾隆《仙游县志》等记载，戚继光因为儿子在莆田违反军纪而“斩子”，从而自感愧对妻子，对妻子多方迁就忍让，而妻子终生怀恨，苛待丈夫。
但是，“传说”可能有真的，“史实”绝对有假的：戚继光在莆田时，根本没有儿子。据戚继光之子编纂的《戚少保年谱耆编》及《戚氏族谱》所述，戚继光的每个儿子，都出生于他离开福建之后。
戚氏后人并不喜欢先妣的这种形象，他们认为戚王氏应该是这样的：
有一次，家里买了鱼，戚继光朝饭桌一看，只有鱼头和鱼尾。戚继光估计，这鱼肉一准被戚王氏给独吞了。晚餐时，戚王氏端出了中餐缺少的那一截，戚继光大为感动——戚王氏贤淑，夫妻俩恩爱。
其实，戚王氏就是个悍妇角色。二人结婚时，戚继光虽是四品，但她爹是总兵。将门虎女，武功好，脾气倔，家庭纠纷通常以武力解决，徒手格斗戚继光不是戚继光的强项，他常被打得到处跑——自卑，往往又是潜意识的。
清官难断家务事，戚英雄不得不受点委屈。但有一次，这位“女汉子”显然打对了。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在台州抗倭，作为随军家属的戚王氏住在新河城。不料倭寇来袭，城中士兵基本上都已出征，只剩下普通百姓，还以妇孺居多，一时人心大乱。关键时刻，戚王氏挺身而出，召集仅有的百名亲兵，命他们组织人力守城。满城的男女老少被动员起来了，戚王氏让他们上军械库领兵器。军事重地，闲人莫入，没有文件怎么能分发武器呢？戚王氏哪管许多，劈头盖脸将保管员一顿臭骂，守库的兵丁乖乖地打开了库门。
一切安排停当，戚王氏穿上盔甲登城指挥。倭寇的文化水平也有问题，压根儿没读过《三国演义》，哪知还有“空城计”这么回事。所以，既不敢攻城，又不愿撤兵，脑子进水一样地呆在城外干等。结果，戚继光的大军赶到，想跑再也没机会了。
戚王氏脾气暴，夫妻关系糟，最终二人分道扬镳，戚英雄的另一张面孔也由此呈现。
汪道昆既是戚继光的好友，也是当时的文化名人。汪道昆撰写的《孟诸戚公墓志铭》，记下了戚英雄的真实故事。戚王氏与戚继光只育有一女，戚继光便纳了小妾沈氏，接着又纳了陈氏，接着还纳了杨氏。
这么一数，最少是三个。封建时代纳妾，本属正常，不正常的是，“娶妾三人，生子五人，其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弄得戚王氏连影子都不知道。将军擅长做保密工作，但这种保密对戚王氏应该是无效的。因为作为军队高级干部，戚继光每年的工资、奖金会有几大袋，戚继光绝大多数时间都忙于工作，不可能背着这些到处跑，放在办公室也不安全，最多是留足零花钱，余款悉数交给戚王氏。否则，以戚王氏的强势，日子没法过，秘密也会遭曝光。
但是，如果这些交给了戚王氏，戚继光又拿什么去养其他三个老婆？况且，她们还生下那么多儿子。
等戚王氏发现这个秘密时，戚继光的几个儿子早已满地跑了。太伤自尊了！绝望的戚王氏，决心与戚继光同归于尽。她抄起一把尖刀，直奔戚继光而去。戚继光闻讯，立马开溜，戚王氏岂肯善罢甘休，每日在家里蹲守，“日操白刃，愿得少保而甘心”。
作为军事家的戚继光，对付老婆自然不乏大智大勇，他声泪俱下，请老婆理解，都是为家庭好啊——传宗接代！加上戚继光的小舅子正在其手下做幕僚，也为戚继光化解家庭危机出了一份力，危机似乎过去了。但戚王氏对戚继光之恨，已痛彻心肺。在戚继光死前的那一年，戚王氏“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终身积蓄被戚王氏带回娘家，戚继光的生活陷入贫困。突然病发的戚继光，竟然一时缺钱买药。
“鸡三号，将星殒矣！”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588年1月17日），没有英雄的万丈光芒，戚继光凄怆地落下人生大幕……
海瑞：不合时宜的清官
当海瑞出现在明朝的官场时，这个王朝已经存活了一百八十六年。一百年后，这个王朝轰然倒地。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将海瑞之死列为大明王朝的标志性事件，这显然是学术上的“大家之言”。但是，受众广泛层面上的海瑞，只是一个抽象的“清官”，或是一些零碎的传奇……
一、暗淡中的新星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广东琼山（今海南）人。海瑞任事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遭遇了明朝的步步衰落。
晚清学者薛福成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无非四个人：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汲黯与宋璟，对绝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来说，早已陌生。包拯的事迹或传奇，有着诸多的“复合成分”。史上“四大清官”四个减去两个，或需再减去一个，答案自然更加明了：中国历史上的清官，海瑞不是第一，至少也是第二。
历史大视野下的明朝，海瑞是一个现象，也是一个悖论：爆出“清官”，又径入末途——无意义就成了海瑞的意义。
“清官”光环下的海瑞，很容易让人想到他的贫寒。其实不然，海瑞生于官宦世家。据《海氏族谱》，海瑞高祖海逊之，明初任广东卫指挥使，正三品。曾祖海答儿在琼山置下家业，祖父海宽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父亲海瀚也是秀才……伴随明朝的一百多年里，琼山海氏始终是望族大户。
海瑞四岁时，“警敏不羁，不事家人生业”的父亲病逝。这个变故，是海瑞传奇的一个开始——海瑞的母亲谢氏，出身书香门第，精通经史。这位几乎寡居一生的母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慈母”，她严厉且无生趣，靠四十亩祖田收租生计，“严父”式地教育儿子。
谢氏对海瑞的教育，有着矫枉过正的苛严：她不许海瑞与别的孩子玩耍，“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谢氏的意识与潜意识中认为，管不了丈夫一定要管好儿子，儿子不能像死去的父亲那样随心所欲，一定要刻苦勤学，做正人君子，走君子正路。
谢氏当年的教子情形，缺少鲜明而生动的细节，只能在海瑞文集中，找到一些相关的记述。但是，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当代版本的谢氏——胡适之母。这两个家庭非常类似，胡适之母也是年轻寡居，她的故事很好找，也很鲜活：胡母便是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教育儿子，让胡适从小就如一个老夫子。
以时代的发展，海母之苛定然远胜胡母。小时的海瑞是什么样的？在其《规士文》中，学生时代的海瑞，即以圣人的礼教为自己的楷模，其一举一动，哪怕是一个念头，都不偏离圣人教导。海瑞见到年长的同学，十分恭敬。路逢长者，自觉让道一旁，从来都不越礼。“束以青丝，欲其节制谨度，收敛于礼法之内而不敢纵也。”学生时代，海瑞即得到“圣人”的称号。
海瑞在学生时代的《严师教戒》中，更有着关于未来的誓言：他发誓将来做官将坚持操守，抵制金钱诱惑，鲜衣骏马无动于心，一生清清白白，一尘不染直到生命终点。否则，不如死去。
以孩子的纯洁之心，海瑞更是表明心迹：做事无愧于心，一生言行一致，刚毅做人，做圣人，即便见到高官大人，也要保持自尊，保持尊严。
他为自己取号“刚峰”！
透过现代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来看，海瑞的早年经历，或是其偏执、正直性格形成的原因，又似乎是解读他进入官场后种种怪异的密码。但在看完他完整的一生后，就会豁然发现：真正的海瑞不是后人的图腾，而是当朝的一张试纸，他以自己特有的禀性，测试出了王朝的种种病症，以及与现实王朝格格不入的症结所在。
首入官场，即是如斯——
海瑞是在四十一岁时开始涉足官场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海瑞进京会试。明代海南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海瑞再次落第而归。即便没有取得进士资格，只有一个举子身份，海瑞仍不失为一个佼佼者。依照明制，这一年的闰三月，吏部授予海瑞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教谕一职。
教谕，正八品，相当于科级的县教育局长。海瑞平生只是一个举人，没有取得进士身份，这对明朝官场中人来说，完全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没有进士身份，就意味着没有升迁的空间。安排其做一个县级的教育局长，无非是明朝的通行做法，正常情况下，海瑞需要在教育战线奋斗终生。
海瑞也没有升官的欲望。在教谕的位子上，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基础性工作。明朝的中后期，制度的废弛无处不在，“教育部门”也不例外，学官们大多敷衍了事，拿拿俸禄，捞捞好处，学校与学生均疏于管理。海瑞到任后，从建章立制的基础性工作抓起，既不刻意地急功近利，也不从俗从众随波逐流。他一气订了六十多条教约，整顿校风校纪，狠抓教学质量。由于对教官与学生太过严厉，大家都称其为“海阎王”。
这并不是什么美誉，“阎王”通常是“鬼”的一种。“海阎王”，似乎还有另一层含义：海局长压根儿就不是“人”！至少，缺少人性。
“海阎王”的严厉，主要见于管理。教育质量究竟如何，没有翔实的史料记载，也没有间接史料证实，“海阎王”主政南平县教育期间，有出色的教育成果。教育是一个长线，在教谕的位子上，要想干出突出政绩，事实上非常困难，更难立竿见影。海瑞的严厉与敬业，除了身边人的感受，也确实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但是，一年以后，海瑞很快成为一颗政治明星。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延平府督学官到南平县儒学视察。府督学官，正是海瑞的顶头上司。督学官这种顶头上司，都是有身份的人：一般须有进士出身，有较高的经学造诣，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所以，这种文化官员无论到哪里，都是受人尊重的，而他们也比别人更讲“面子”。
督学官平时到县里来视察什么呢？按照明朝的规定，他们在任期内须两次到所属各官地进行视学，基本任务是监督地方官学的办学情况。朝廷是赋予督学官很大权力的，南平县教育到底怎么样，海瑞的政绩如何，实际上都是督学官说了算，也就是一张嘴决定你几年的事！
对顶头上司的到来，谁都会认真对待，海瑞同样也很认真，但却弄出了让人很不舒服的问题。
为迎接延平府的督学官，海瑞带了两名教官。见到府督学官，两名教官习惯性地跪拜在地，而海瑞却站在原地，双手抱拳“长揖”作礼。
两边的跪着，中间的站着，一个“笔架”形“山”字在大庭广众之下，太醒目了。海瑞“笔架博士”的雅号，从此不胫而走。
行个礼就那么难吗？督学官肯定没见过这种场面，训斥海瑞不懂礼节。海瑞的解释是：这里是明伦堂，是庄严神圣的讲堂。大明的礼制，便是这种礼！
海瑞的解释是正确的。按照明初制定的礼制，学官在学校见上官，只需长揖，拜而不跪，以体现师道尊严。并且，这种礼制是太祖时代留下来的。太祖、太祖时代，始终是海瑞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或是均不可替代的神圣。
礼节形式出问题，像是一种“皮肤病”，有碍观瞻，伤人面子。往深处想，发病机理处于隐形，也可能怕人。明朝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从诞生到死亡，一个王朝与一人大体相似，差不多都是先出现轻微病症，最后才出来送命的绝症。制度风化，士风日坏，学官们为了讨好上官，跪拜已是习惯性动作。不仅仅是教育界，整个官场都是一样，下级跪拜上级，早就是通行的风气。如果认为这是一种官场病，也尚是一种“皮肤病”。通俗的解释是：“拜”再加个“跪”，礼多人不怪。
现在，海瑞翻出一百年前的东西，就像旧衣服上打个新补丁，醒目，扎眼。事实上，那块补丁，用的正是当初的那块布料。
督学官很难不生气，他认为海瑞有毛病。其实，是他自己身上潜伏的毛病，因为海瑞而显示出来了。问题是，大家都有这种病，就感觉不出病人群体。
“长揖”，本来确实是寻常的，海瑞认为仍然是寻常的。但除了海瑞，大家都认为这很另类——因为寻常，所以另类。海瑞这一站，有惊世骇俗之效，自己也一“站”成名。
——这是海瑞一生中做的最小的一件事，也是一生中最典型的一件事。海瑞由此实质性地出现在明朝的官场，并且持续地发挥类似效应。
明朝官场上的多数官员，都是学养深厚的，但在世风面前多选择“顺从”。当恪守礼法、堪为士范的海瑞出现时，他们测试出了自己的病。官员作为封建王朝的社会精英，可能腐败，不可能愚蠢，由海瑞而引出的礼仪病症，虽是出现在“皮肤表层”，难免引发他们的忧患与联想，同样也引发了对太祖时代的怀念与共鸣。如今的社会有法不依、有章不循，一旦成为常态，最终必定是重病缠身。对无病的海瑞，更多的官员深为赞赏，悄然叹息。海瑞得罪了一个督学，事实上赢得了多数官员的好感。
作为名人的海瑞，从此忙碌起来。他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接待，迎接“参观”。每每此类公务活动，海瑞行的礼，都是“长揖”。
海瑞的接待对象，上升到了学政。提督学政，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海瑞接待的这位学政，名叫朱衡——他在日后，将海瑞这张试纸，放到更多的官员面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清官史”的操刀者。
接下来，海瑞接待的是道员，就是省级的行政与司法官员。海瑞的影响，已经从教育界蔓延到了全省的官场。
再下来，海瑞接待的是按院。按院，是朝廷派往各地的巡按御史——这说明什么？中央机关都知道南平县有个干部叫海瑞！
这么多人来，一是瞧新鲜，二是为自己贴金。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真心来体检，要为自己治病的。传播海瑞“正能量”，也绝非所谓的官场良心。尤其对封疆大吏来说，出现海瑞这样的模范与典型，自己脸上有光，当然是自己的政绩。利益从来就是官场的深层次动因，海瑞与他们风格迥异，但没有利益冲突，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没有利益，就没有腐败。明朝中叶以后，官僚体系虽已整体腐化，但官僚集团不可能希望王朝倒塌。真是那样，就是最彻底的利益丧失。每一个贪官，都希望别人是廉吏，所以越是腐败的社会，越是需要“清官”。
海瑞，就是这样受到了官场的肯定，也就这样名传天下。
二、力不从心的尝试
一个行为特别的教育界干部，一夜成名能为他带来什么？
答案：升官！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四十五岁的海瑞出任浙江淳安县令。
县教育局长提拔为县长？破格，并且不是一般的破格。海瑞只是一个举人，能成为县令，这在明朝的中后期是十分罕见的。
海瑞破格晋升的原因，官场的说法是“狷介”。狷介，指的是性情正直，洁身自好，不与人苟合。地方上出现海瑞这样的“模范官员”，“巡按监司交章荐之”。这种认同，显然是在官场，而不在民众。直接将海瑞引荐进官场的，则是当年的顶头上司朱衡。教谕海瑞，给学政朱衡的印象太深了！
县令海瑞，又会带来什么轰动效应呢？最显性而又最普遍的回答是：清廉。
贪腐，是封建官场上的“流行病”。越是腐败的王朝，越会出现“清廉”的主旋律，彰显出贪腐这个时代主题。但历史上，又没有哪个王朝冒出制度上的考量，自己把自己关进“笼子”，好忽悠的一张牌通常就叫“清官”。太祖时代，砍下无数颗人头，剥下无数张人皮，但是制度上考量的少，吓唬人的成分重，所以事实上的明朝，清官依旧极为罕见，尤其像海瑞这样还坚持一辈子的。正因为如此，清官总显得比较紧俏。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只有海瑞能与包拯齐名。但同为清官的包拯与海瑞，清廉的内核是有差异的。包拯的清廉有着浓厚的“民本”色彩，海瑞的清廉则是鲜明的道（理）学精神，其“天理人心”的内圣追求，是为了“保国保天下”的外王事功，从而表现出对明太祖苛严治吏制度的恪守，对太祖时代忠诚的信仰与怀念，并由此呈现出更多的差异。回归太祖时代，海瑞一生执着而失败地追求着。
身为一县之主的海瑞，按理应该与包拯一样，以为民办事或为民作主闻名。但事实上没有，因为他不能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办理奇案远没有包拯式的传奇，也没有包拯的断案技巧。海瑞办案，不是包拯式调动各种刑侦手段一查到底，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做出道德式的判断，甚至连封建王法都不顾，更谈不上法治精神。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无论屈谁也都是不公平的。
但海瑞自己根本就不这么认为，《海瑞集》中他这样说：“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
这种断案方式，理论上的赞成率有百分之五十。考虑到弱势群体的份额，实际赞成超过三分之二肯定没问题。所以，如果要作民意调查，海瑞依然是个好官。更为深刻的是，海瑞的这种治理方式与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又有着惊人的一致——太祖，平民出身，体恤下层是他的特点，跟“民本”思想有一点区别。
仅以把事情摆平当作履行公务，海瑞肯定是成不了政治明星的。海瑞再度成为政治明星，完全与公务无关，而是因为一次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海瑞到淳安当知县，非常穷，菜自己种，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两斤肉。卖肉的屠夫兴奋不已：没想到这辈子还做了笔海县令的生意！
这条消息，居然还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里，也载入了《明史》。
一县之长，穷得买不起两斤肉？明代官员工资实际上并不低，打开《明会典》可以发现，七品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有十二石大米、二十七两银子和三百六十贯钞。三百六十贯钞，当官的可以买到三十六石米，当然，换成老百姓也许就买不到这么多了。
除了俸禄，海瑞老家有四十亩田产，一年约有地租收入三十两银子。
海瑞在淳安当的是县令，住房是公房，明代县令住宅的装修和家具，用的也是公费，出行有官方驿站，无需自己掏腰包。海瑞的家庭支出只剩下生活费用：按照明清人的说法，成人一天吃米一升，海瑞十二石禄米可以管吃。海瑞当年生活在比较偏僻的淳安，这个地区的生活费用，有相关学者做过推算，大致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需口粮十五石左右，油盐菜蔬约需银七两，穿衣用布约需银三两，燃料约需银三两。以海瑞的合法收入，过上小康生活并不困难。
当时买两斤肉要多少钱？按照海瑞自己的说法，“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每斤不到十块钱。给母亲过生日，海瑞穷到掏不出二十块钱？
这个问题很难论证，他当时的领导也不相信。嘉靖四十年（1561年）冬，海瑞到北京听候吏部考核，拜见吏部侍郎朱衡。老领导看他穿着一件破袍子，很不高兴：你即便是穷，也不至于穷得连一件官服也置办不起吧？！
朱衡的话，有点刻薄。回来后，海瑞便置办了一件绢做的新服。
海瑞的穷，其实是相对其他县令的。正常县令，应该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富人，不至于县级“福布斯排行榜”榜上无名。但是，《严师教戒》中的海瑞与县令海瑞，始终是同一的。当《严师教戒》中的海瑞成为县令海瑞时，他也并非要刻意制造官场轰动，而是他很快检测出官场的又一种病：常例。
什么是“常例”？不是官员收受贿赂，而是历年官场留下来的惯例，包括出台土政策乱收费。常例的核心，在于“常”。习以为常，大家都这么做。有这个“常”，海瑞就不会“穷”，就会与其他同行一样富。
海瑞到淳安，做的最有意义的肯定不是“买肉”，因为这与他人没有太多的关联，同僚与上级关注也就没有意义，犯不着那么浅薄。海瑞做的一件与官场密切相关的事，同时也是损害群体利益的事，是革除常例。县令的常例是多少？——没当县令时不知道，当上县令海瑞吓了一跳！海瑞上任后，让师爷开列了一份全县大小官吏的“常例”明细清单，单是自己“县令”名下，收钱粮、催税赋、审均徭、管军匠、造黄册、验盐引、节礼等等，多则百两，少则数钱，这一年下来，竟然有两千两银子。
两千两，现值人民币差不多四十万！
当然，县令名下的这两千两银子，并不等于县令个人的收入。非正常的接待费用，公关费用，给上级送礼的费用等，都得从这里出。这同样是官场“常例”。
县令自己所有的，是“常例”剩下的部分，大概有一半。一半，一千两银子，人民币二十万，还是天文数字！
这种土政策下的乱收费或私设小金库，明太祖时代是明令禁止的，官员违反的代价，很可能是自己的脑袋。但是二百年过去了，一切与时俱进，“常例”不仅盛行，而且公开化。举国上下千余县如此，整个官僚系统也都如此，甚至就是靠这类“常例”维持运转。这些收入，维持着官员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关系网的维护费。而帝国的顶层，皇帝也为了自己的私库而加收矿捐等，派宦官等四处督办。从皇帝到小吏，都是这么过活。
触目惊心的腐败，却因为司空见惯而让整个官场熟视无睹，这就是流行病！
“纷纷世态，其不当予心有日矣！”早年读书时的海瑞这么认为，现在的观点依然如故。他要做的就是不同流合污，身在疫区而不被感染。而做到这一点，对别人来说难于登天，对海瑞来说则易如反掌。
综观海瑞一生，他始终能坚持“圣人”理想，砥砺节操，自觉于“存天理，灭人欲”。更重要的还在于，海瑞是太祖朱元璋的坚定崇拜者，他将“圣人”刻画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中的朱元璋时代等同统一，所谓“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当他面对社会之病时，无一例外都会想起太祖旧制，并将之奉为医治社会的万能药方。
太祖又是怎样医治社会之病的呢？杀与捧。最为人熟知的，是朱元璋式的反腐：贪污一两银子杀头，杀头之外，还有抽肠；六十两以上，剥皮，挂在公堂警示。明太祖时代，几乎每个县的县衙都摆着一张人皮。严刑峻法下，洪武元年到十九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没有一个做到任满。最严重的时候，地方政府几乎关门，朱元璋只好法外“开恩”，让那些官员死刑缓期执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
这就叫荒谬！
大屠杀的同时，朱元璋又大树典型，于是出现了王升、王兴宗、陶后仲、隋斌、王平等数十名廉政标兵。明太祖给他们加官晋爵，大加封赏，编出《彰善榜》《圣政记》等，广为宣传。
对明太祖的两招，海瑞认为前者是理所当然。至于后者，海瑞认为并不值得赞赏，因为这尚不及“圣人之训”的高度。而海瑞践行“圣人之训”，确实没有功利目的。所以，上任第十天，海瑞主动做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决定：革除所有常例。
海瑞的这个举动，明显比任教谕时的守礼进了一层。前者是诊断，后者是诊治。
治病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有个段子说：病人求医，医生说你得戒烟，病人说行。医生说你得戒酒，病人说也行。医生说你得戒色，病人生气出门，说这病我不治了！
海瑞令人不爽，就是发现了病，还要当医生，并狠狠地医治。他这一刀下去，不光是他自己，县丞、典吏、教谕、师爷，直到衙役、门子，全县大小官吏的灰色收入全都没了。
太祖时代是全国“一刀切”，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常例”的只有淳安，所以大家不平衡，也受不了。干同样的事，报酬只有同行的一个零头，谁愿给这样的老板打工？
跳槽，那是必须的！淳安有编制身份的县丞、主簿，纷纷要调离；临时工身份的衙役、门子，干脆招呼也不打直接回家。好处的大头没有了，谁在乎那么几个死钱？
但这些根本难不倒海瑞。县丞、主簿走了，他自己兼职。衙役没人干，无非待遇低，在更穷更贫困的乡镇总能找到人。所以，淳安县并没有就此关门，只有海县令特别累。
公务多了，私活也重了。一个月工资只有几两银子，家庭生活有难题，海瑞这回要“以权谋私”了：官署后院有一片闲置的国有土地，闲着也是闲着，不搞商品房开发，种点菜总是可以的。烧饭用柴，海瑞让老仆人上山去砍。一把年纪的老同志还干体力活，好心人送了他一担，海瑞发现了，付了柴钱，还把老仆人打了一顿。
淳安县毕竟不是独立王国，自己地盘的事好解决，同上面打交道怎么办？“常例”实际上是与上级领导“分成”的，革除“常例”自己的好处没有，领导的好处同时也没了，海瑞这官还能当下去吗？没有“小金库”的海瑞，很快就遇到了这个难题。
——有个路过淳安县的人，需要接待，还必须高规格接待。但他又不是官员，更谈不上公务，连安排一顿“工作餐”都不好报销。
这个人，便是胡宗宪的儿子。胡宗宪，时任浙江总督，海瑞的顶头上司。
接待的事，放在别人身上，根本就算不上问题。这类接待，也像流行病一样，整个官场都感染上了。但放在海瑞这张试纸上，很快颜色都变了。
不过，对这种流行病海瑞也知道不好治，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驿站去应付。驿站，原本只为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物资，后来渐渐不务正业，成为明朝官场这种“流行病”的重点疫区——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等，皆假“公务”大行其事。崇祯朝为此撤销驿站，弄得李自成下岗，打翻了明朝。其实，不撤有不撤的好处，撤有撤的道理。
这种害死朝廷的流行病，海瑞岂能治得了！更可气的是这位胡公子，真不含糊啊！一到淳安，谱摆得比他爹还足。驿站盛情款待，他却百般挑剔。一不高兴，竟把驿丞倒吊起来。
海瑞这下脾气就上来了，立即把胡公子给抓了。胡公子在淳安不仅没收到礼，随身所携一千两银子，也被海瑞给没收了。
——这是海瑞平生开出的第一张“大处方”。怎么给患者家属交待？海瑞很是动了脑筋。因为这里有个前提，胡公子要吃要喝，按照“潜规则”，必须具备官家子弟身份。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自己就不是医治官场流行病，跟总督大人也就没什么瓜葛了。
海瑞想了一个别人不敢想的办法：给胡宗宪写了一封信，吹捧总督大人节望清高，家风优良。现在，有一个恶徒，冒充大人家公子，败坏大人的声望，我替大人给收拾了！
自己的儿子是什么货色，胡宗宪当然心知肚明。但这种窝囊事，毕竟摆不上桌面与海瑞较真。胡宗宪明白，海瑞这是给自己扎一针，痛归痛，毕竟是自己人有毛病。所以，他只能忍着，还不能叫出声，一口窝囊气咽进肚里。
地方上的领导给得罪了，钦差大臣又被海瑞“医”火了——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都御史鄢懋卿巡行浙江。鄢懋卿本是个贪渎的官员，因为贪渎得太多，所以他早已习以为常了。只要有贪渎的机会，他怎么会放过呢？这次他奉命巡视浙江盐务，早早通知沿途各地：声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逢迎”。
这种官样通知，是让接待方“谦虚”的机会都没有。官场上的人，更是一看就明白：上级领导哪天要路过，接待工作要提前准备好，千万不要措手不及！所以，通知一发，沿途官员一个比一个准备得充分，标准自然一个比一个高。
海瑞怎么办？鄢钦差与胡公子显然不同，说不接待，人家是公务。但接待标准低了，等于花钱买气受。有学者称海瑞想了个招，气得鄢懋卿绕道而去，其实不是。根据《明世宗实录》记载，鄢懋卿这次出巡，是带着老婆一路吃喝玩乐，收受钱财的。沿途郡县官员，招待他们夫妻时，都跪着上菜，连供他用的便器都以白银装饰。吃喝加带，没有千把银子打不住，一个县令的“常例”，为他一人就要耗去大半。面对如此鄢钦差，海瑞只有硬着头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