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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宪法 当前章节:15396 字 更新时间:2026-6-14 00:56

鄢懋卿将过境淳安的消息传来,没有钱又要花钱,很为难的是师爷。海瑞心情也很沉重,权衡之后只有豁出去:“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耶!”

海瑞为什么想到死呢?他是个有智商的人,都御史的头衔实在太大,这病自己肯定治不了。既不能视而不见,又不能同流合污,那就甘愿一死。清白到死,也是圣人之志。

无药可治,海瑞决定给“病人”喝白开水。鄢懋卿到了淳安,海瑞只给他们提供了普通工作餐。海瑞解释说:“县小民贫,不足容车马。”

鄢懋卿知其不可屈,自己也不想丢面子,吃完这顿饭,便高兴而来,生气而去。

上上下下,海瑞都得罪了,这官应该是当到头了。

但很奇怪,海瑞接到了升任嘉兴通判的调令,七品官要升为六品官。

得罪人还升官,是因为海瑞太喜欢医人。讳疾忌医,官场上的这种本能反应很强烈。对海瑞的举动最受不了的,当然数浙江官员。海瑞看官场有病,官场看海瑞有病,可海瑞的“病”放到显微镜下,一个都不能叫“病”,并且是免疫力强。怎么端掉海瑞让自己清静?捧杀!

于是,府道官员联合上书:海瑞的道德实在太高尚了,浙江小地方配不上他,应该晋升到中央去任职!朝廷确实需要这样的典型,吏部采纳地方举荐,提拔海瑞为浙江嘉兴府通判。

吏部太蠢,还是太英明?弄来弄去,海瑞还在浙江啊——浙江官员,真的要哭了。

弄巧成拙,浙江官员决定更改策略,找被海瑞得罪的鄢懋卿,又给御史袁淳使银子。当面笑脸背后刀,海瑞这个麻烦终于被解决了。

海瑞正准备和新任淳安知县办移交,主动帮忙的来了——被海瑞得罪的鄢懋卿,已指使巡盐御史袁淳弹劾他“倨傲弗恭,不安分守”。

海瑞被免职,到手六品官帽飞了,浙江官员悬着的心也落地了。

干了五年淳安县令,海瑞的官场生涯似乎就此结束,但老领导朱衡救了他。吏部侍郎朱衡极力向吏部尚书严讽推荐,这一动作下,海瑞在免职后又被调任江西兴国知县。

从嘉靖四十二年春赴任,至嘉靖四十三年冬离任,海瑞在兴国干了一年零八个月。他在兴国雷厉风行地清丈土地,狠狠医治大户隐瞒土地偷税漏税的顽症,连原兵部尚书张鳌的侄子张豹、张魁都治服了。对常见病的治疗,海瑞从来都是不含糊的。

当然,浙江官员懂的,兴国官绅也明白。受不了,联名推荐,帮海瑞升官,为地方“送瘟神”。就这样,连续两次海瑞都是要给别人治病,结果被病人给治了,并且还让他吃药吃出了糖的感觉。

三、百病之源

嘉靖四十三年十月,海瑞升为户部云南司主事。这次升官,是兴国地方势力买通了省里京里,极言海瑞“工作出色”,应当升官。实际上,海瑞在兴国的土地清理都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总结都不好写。既然表面上说得过去,私下里的运作又很到位,兴国人赶走海瑞的目标,就没有理由不实现。况且,除了私下的事不光彩,吏部也认为海瑞方正,却少变通,适合在“条条”,不适于“块块”,调整一个岗位也算是用人所长吧!

户部主事,正六品。官是升了,但干事就不如县令任性、好使了。户部主事是个闲差,或者说就是个高级机关干部,职掌的是各地的财政税收监管工作,实际上不过是签签公文。主事,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大政方针有尚书、侍郎,具体事务有下官、吏员。对多数官员来说,当主事是件好事,不必每日到部办公,经常为工作费脑子。优点更明显:只需一个“熬”字,做官的资历就积累出来了。同事们全在熬呢,并且很轻松,天上地下,家长里短,比QQ群里都热闹。有时也聊国家大事,皇帝、朝政、中央、地方,桩桩件件,差不多是当段子讲,跟海瑞想象的庄严肃穆,完全两样。海瑞偶尔当了一两回“网管”,但最后被踢的是自己——谁都不带海瑞玩。海瑞,感到进入了一个真空地带。

海瑞是个闲不住的人,越闲越爱琢磨人,琢磨事,有着手拿听诊器四处找人的职业习惯。通过旁听,收获还是有的,海瑞很快发现了王朝更严重的病——心脏病!

西医认为主宰人体生命的是大脑,中医认为主宰人体生命的是心脏。王朝的心脏不是可爱的首都,而是尊敬的皇上。皇上的“病”,绝对就是王朝的心脏病。海瑞不仅认为皇上有“病”,甚至认为自己找到了王朝的百病之源!

——皇上有病,前提得清楚什么样的皇上属于没病。这对海瑞来说没有专业上的障碍,他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致君尧舜上,答案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进入中央政府,尽管职位低得可怜,实际离所谓中枢还十分遥远,但毕竟不再是一个有局限的地方官,海瑞完全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来思考更深的问题。

明世宗朱厚熜有什么病?他是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年号“嘉靖”,如今干了四十五年皇帝。一个工种干一生,只有等米下锅的人才有激情。早年的明世宗,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外抗倭寇,称得上是位有作为的皇帝。但中后期的朱厚熜崇信道教,痴迷于炼丹,以致闹出“壬寅宫变”,差点丢命。朱厚熜此后加强了安全生产意识,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神仙都不懂的研发工作,从来不到办公室,最多只是批阅文件。正常工作基本上都没有,更谈不上工作作风,而朝事不理,必国势日衰。

海瑞认为嘉靖帝有病,道理就在这里:朱厚熜当年的英明苛察,朱元璋当年的日理万机,还有更远的唐尧虞舜……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跟自身比,跟别人比,这一比对还有什么不明白?

但这个病人太特殊了,是皇上啊!皇上真有病,只能叫龙体欠安,真是老年痴呆,也只能叫大智若愚!现在,朱厚熜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好——由于长期服用丹药,朱厚熜的身体已经很差,只有脾气比过去强劲。脾气,是朱厚熜的一个品牌,四十多年前他的脾气还处于创牌阶段,即一次打了二百多干部,令其中的十七位调离人间。

重拳之下,“无敢言时政者”。杂音没了,和弦多了,举国上下,祥瑞涌现。脑子活的大臣,全成了写青词的高手。

海瑞对这些不陌生。但在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下,海瑞做好了进“烈士墓”的准备。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海瑞在棺材铺里买了口棺材,交待好后事,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然后,向明世宗呈上《治安疏》。

《治安疏》,又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第一”,猛也!

没办法,对一个重症病人,普通的汤药,显然无济于事。

《治安疏》都说些啥?首先是症状:当今的天下,“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

病因:皇上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已是昏君加暴君!

药方:正己正人,不再“陛下误举,而诸臣误顺”,“一人正,天下无不正。”

疗效:一旦幡然悔悟,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为了让皇上接受治疗方案,海瑞简直是恐吓,他告诉皇上不治疗的后果:你以为天下太平呀?自欺欺人!老百姓连你的年号都感到不满——“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

“家家皆净”,重在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你家也净”!对任何人,这个结果都是可怕的。病已如此,不治还有命吗?何况,虽说治疗有些痛苦,但可以一针见效,并可以疗效“三包”。

海瑞这一针,扎得着实不轻。明世宗读了海瑞的《治安疏》,愤怒之极。他将海瑞的奏疏重重地扔在地上,大声喊: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

要说杀人吧,明世宗要是保持明太祖时代的风格,那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海瑞运气不错,明世宗身边的宦官黄锦提醒皇上:听说海瑞上疏之前,自己知道自己该死,已买了一口棺材,和妻子诀别,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自己是不会逃跑的。

那意思是说,您这个办法是不管用的。

宦官这一说,嘉靖帝沉默了。过了一会,他又忍不住重读了一遍海瑞的奏疏。一天里反复多次,叹息不止。这份《治安疏》,朱厚熜留在宫中数月。

拖了一段时间,海瑞被逮捕入狱,交锦衣卫审讯,问成死罪。然而,嘉靖一直不批准海瑞的死刑,只是将他交东厂监禁。

嘉靖帝虽说有“病”,但并不昏庸,他认为海瑞之言其实不虚,曾多次向首辅徐阶透露过这个意思。嘉靖帝曾说:这个人可与比干相比,但朕却不是商纣王。

忠臣对决昏君,答案是明摆的。嘉靖帝偏偏不是昏君,答案的产生就比较困难。嘉靖皇帝对海瑞的态度确实是优柔的,他眼中的海瑞无非是个理想主义者,透明而天真,率直而真诚,痛骂不是沽名、泄愤,而是怀揣圣人之道捧出的爱的深沉——这,也就是纠结。

治,还是不治?这时的嘉靖帝,除了海瑞诊断的病,御医也发现了他的病。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秋天,嘉靖帝病倒,他召来阁臣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嘉靖帝叹息:海瑞所说的都对,只是朕已经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

户部何以尚,揣摩出皇帝没有杀死海瑞之心,上书陈情将海瑞释放。嘉靖帝大怒,命锦衣卫杖责何以尚一百大棒,关进诏狱,昼夜用刑审问。被打的,还有嘉靖帝身边的宫女。这些,都是有病无法医治的心理调节。

有阁臣主张对海瑞处以绞刑,被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压了下来。海瑞不是言官,即便是言官,批评都是对事,不是对人,更不要说以咄咄逼人的口气对皇上。海瑞不妥,但海瑞不错,这已是朝野的共识。

海瑞上书十个月后,嘉靖帝死去。提牢主事听说后,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海瑞猜想,该是自己的死期到了——已经尽责,吃喝吧!

但主事在海瑞的耳边说了这样一段话:皇帝驾崩了,先生即将出狱,必受重用。

海瑞一惊:确实?

主事给了肯定的答复。主事也不是逢迎拍马,他若要日后升官,等海瑞帮忙,那自己早已退休了。他也是世道人心,把海瑞当作黑暗中的光亮,当作一面旗帜,一种象征,当作王朝的“正能量”。

但海瑞哭了,痛哭失声,吃下的饭菜全部吐到地上,然后晕倒。这一夜,哭声不断。

“病人”死了,这才是“医生”最大的失败!

四、疑难杂症

嘉靖死去的次日,隆庆皇帝登极,海瑞出狱。

为表万象更新,隆庆帝登基当天就释放了海瑞。内阁首辅徐阶更有意推举名声好的新人,整顿风气,同时也想把海瑞这个全国道德模范培植为自己的党羽。这种君相间的默契,促成了海瑞火箭式的连续升迁。

复职后的海瑞,先是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正月,升为尚宝司司丞;四月,升为大理寺右寺丞;七月,又升为大理寺左寺丞。

半年的时间,海瑞的职务变动了四次,一升再升,正六品变成了正五品。不过,海瑞的职务变动非常有意思。武库司,专司军械的更换、制造、贮藏等,很适合海瑞较真的性格。但武库司还有兵器研发的任务,这个是不能乱来的。在武库司干了一个月,海瑞又被换到了尚宝司。尚宝司的职责更机械些,是掌玉玺、符牌、印章。这个职位给海瑞,想出差错都难的。但这个职位,像是对海瑞特质的肯定,又像是对海瑞能力的怀疑。大理寺就不一样了,掌刑狱案件审理,需要德才兼备的人啊!

但在大理寺丞的位子上,海瑞也只干了四个月。十一月,海瑞再升任为通政司右通政,正四品。

准确地说,海瑞升任的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地点在南京,不是北京。南京通政司是个闲差,海瑞在这个任上呆了两年,这对不断挪位子的海瑞来说,太不正常了。

其实,海瑞的升官路线图一直不正常。虽不正常,却很有规律:在一个实权位子上,他总要闹出动静,然后升到闲职上。闲职再换到实权位子上,再闹出动静,然后又升到闲职上,或离开中央中枢。这意思,是不给他官不行,给他官也不行。都知道海瑞以“罢官”闻名,事实上他是不断升官,升得人眼花缭乱。

南京闲任上的海瑞,果然忍不住了,他给皇帝又上了一道书。这回,他不是骂皇帝,而是骂自己,说像自己这样的人,对国家根本无用,应该“革退”,就是解除劳动合同。

隆庆接到奏疏,有点烫手。真将他辞退回家?这个先进典型是自己树的呀!想来想去,还是让内阁和吏部去处理吧。这一年,正好又是六年一次的“京察之年”,四品以上的官员都要评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个等次,然后“换届”,决定干部的升降去留。

内阁和吏部对海瑞的安排,其实是动了脑筋的:给他升官又不给他实权,就是供着个模范人物。连皇帝都敢骂的人,谁领导得了他,谁又敢与他共事?捅出乱子再收拾,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但海瑞认为这不是对自己的保护,而是官场的不正之风。现在海瑞有情绪了,朝廷也不能让人感到偌大的官场竟容不下一个海瑞。隆庆三年(1569年)六月,海瑞又回到了北京,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

佥都御史,当然是实职。但对海瑞的工作分工,内阁和吏部就又不厚道了:让他去应天巡抚,驻地苏州,这不是外放么?

海瑞对这个安排则没有意见。巡抚,威权十足。海瑞要的,就是给人“看病”“治病”的执业资格!

权力在手的海瑞,很快让官场目瞪口呆:被海巡抚拿来做外科手术的人,居然是徐阶。

徐阶,松江府华亭县人,嘉靖朝后期至隆庆朝初年的内阁首辅,也就是俗称的“宰相”。徐宰相的老家,正在这次海瑞巡视的范围内。

徐阶算是一个有作为的首辅,他清除了严嵩的党羽,法办了坑害人的巫师,减免税赋让社会休养生息……在海瑞心目中,徐阶也是正人君子,二人的关系密切而特殊。当年,徐阶受到高拱等人合攻时,海瑞义无反顾地支持徐阶,帮助徐阶击倒高拱。海瑞并不是一个完全迂腐的人,他应该明白,自己官场上的青云直上,除了皇上舆论导向上的考虑,真正的靠山正是徐阶——海瑞痛骂皇帝被捕下狱,刑部参照儿子咒骂父亲的条例,主张处以绞刑。海瑞最终活了下来,救命恩人也是徐阶。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些恩情更重的呢?

于情于理,手握巡抚大权的海瑞,都不可能拿徐阶首先开刀!

不可想象,却是白纸黑字——海瑞勒令富户退回贫民投献田地的公告就是这么写的:本院法之所行,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

“阁老尚书”,除了徐阶,没有对号入座的第二个。

这时的徐阶,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迫退休回到了老家,成为海瑞管辖下的一名乡绅。胜利者高拱,接任为内阁首辅,执握朝政大权。

海瑞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发现了国家的重症: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应该是每个封建王朝共有的疑难杂症。海瑞之前的几千年如此,海瑞之后的几百年仍然如此,封建王朝的疑难杂症从来就没有治好过。所有的历史书写到王朝覆灭时,都会加上这个病因,并且都算得上无比正确。当然,太祖打下江山时,这个问题是没有的。

明代中叶以后,土地兼并非常严重,老百姓耕无其田,国家也税无由出。民不安又国不泰,社会不稳定,王朝的根基动摇,这个病不治,这个王朝肯定就没治。但要治,先得诊断出病因。明代土地兼并相当复杂,强占土地、霸占茅房的少,教科书式的权贵抢夺平民,一般只用来鼓舞革命士气。实际上,民间的土地交易,更多的属于正常的土地“自由买卖”,当然也包含合法与非法的掠夺。

“掠夺”,还有“合法”的?这就是制度病根。

明代土地“投献”现象十分普遍。所谓“投献”,就是把自己的土地,白送给权豪势要。自愿把自家的地送人,不是老百姓愚蠢,而是老百姓无奈,无奈之下闪出的一点智慧光芒。

当然,送出的只是“土地证”。也就是土地的“所有权”送给权豪势要,然后从他们手里拿到“承包权”。有“所有权”的人给政府交税,有“承包权”的人给权豪势要交租。

明眼人肯定早猜出来了:租金绝对低于税金。

老百姓的精明就在这里:自己有一亩田,要向政府交税几石。现在这田不要了,租一亩田,只要交租几斗。这种好事都不知道干,那真叫愚民!

权豪势要当然也有好处:白白得到一亩地,每年还收到几斗租子,还没有法律风险。

谁吃亏?朝廷。

不过,这制度是明朝的最高统治者制定的,本意是优待皇族、勋贵,但整个官绅阶层同样享受等级特权。万历三十八年《优免则例》规定:现任一品京官免田一万亩,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退休官员(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乡绅优免田最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亩,生员、监生也有八十亩的优惠指标。如果有这么多优惠指标,又没有这么多田产,自然有人来“投献”。实在没有主动“投献”的,不排除坏人冒出坏主意。指标,历来就是有价证券。

政策与对策,从来就是共生的。纸上的政策规定与实际操作,肯定相差太远了。否则,就是权贵们的智商有水分。

官民齐声道好的这种朝廷好政策,毕竟有限度。一个简单的算术原理:总价不变,数量与单价成反比。这种摊到老百姓头上的“单价”,就是教科书上常写的“苛捐杂税”。如果不增加摊派,地方政府难以为继,皇粮国税也收不上来。所谓“财政”,有财才有政,朝廷没日子过,国家就太危险了。所以,早在弘治年间,户部郎中李梦阳就把“投献”列为时政的“三害”之一。

首辅徐阶,按规定可享受优免田一万亩。但据《明史》,他家实有田二十四万亩,佃户万人,家人数千。这么多田产、家人,“半系假借”。究竟有多少由纳献而来,很难查清。因为徐家不会说,“投献”者一般也不会举报。

徐阶的对手高拱,也曾揭露过徐阶违规纳献,他逮着的典型,是华亭县的孙五。孙五见徐阶位居首辅,势焰逼人,将田产等项值银一千五百余两进献徐府,充为家人,还改名徐五。随后,徐五从徐府领了二万多两银子,在当地放起了高利贷。在这笔交易中,徐五与徐府皆大欢喜,吃亏的只能是朝廷和地方及其他普通百姓。

铲除土地兼并的恶性肿瘤,海瑞的想法并没有错。问题是他并不在病因上动脑筋,而是拿徐阶做外科手术。他给徐阶开价,至少退掉“过半”的田产,这基本等于抄徐阶的家。徐阶不想把事情闹大,因为朝廷一旦知道他带头抵制海瑞,他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卖给海瑞一个面子:退十分之一。

徐阶还价,也有他的道理。这田,不是他一次收来的,要退需要分门别类,再拿到官府确认,工作量很大。不是手一挥,几万亩田就自动复位了。几万亩,至少涉及几千户,即便同佃户一一握手,也要费时好一阵子。

黄仁宇先生曾评价说:如果海瑞采取惩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藉富欺贫者知所戒惧,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

海瑞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走极端。双方没有共识,海瑞开始整治徐阶。华亭县的农民被发动,控诉徐府的多达万人。在海瑞的支持下,要求退田的贫民成天围着徐阶的宅第游行示威,大声呼号,徐阶的日子没法过:“时刁民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号呼。而元辅(徐阶)之第,前后左右,日不下千余人。徐人计无所出,第取自泥粪贮积于厅,见拥入者,辄泼污之。”

泼大粪的招都用了,当初“宰相”,今日流氓。你不耍流氓,就被流氓耍,徐首辅实在无奈呀!

这事闹得很过分,据《穆宗实录》记载,当时即有很多言官批评海瑞,刑科都给事中舒化,称海瑞“迂滞不谙事体”;吏科给事中戴凤翔,认为海瑞“沽名乱法,不谙吏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言官们对土地兼并性质的认识,比海瑞清楚。关于如何处理,他们也认为海瑞其实是违法的。太祖时代,可以动用“刀把子”解决土地问题,问题是现在又不是太祖时代。

动“刀把子”的事,海瑞似乎依旧用上了:徐阶的长子、次子和十多个豪奴被判充军,三子被革去官职,数千家奴被遣散十之八九,掠夺的民田至少退还了一半。

这个结果很不正常,但为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所接受,并且叫好。海瑞除霸退田之事,受到民间追捧,也被后世演绎。《海瑞罢官》中为了强化戏剧冲突,把徐阶父子塑造得无恶不作,徐阶之子徐瑛霸占农田,强抢民女,海瑞秉公执法,在御史来摘他的大印之前斩了徐瑛。其实,真实的历史中海瑞没有杀徐瑛。徐阶的家人被处理,那是政敌高拱趁机报复。苏州知府、后来的松江知府,海瑞以为他是自己的手下,其实他是高拱的手下。

高拱成功地捅了徐阶一刀,递刀子的则是海瑞。最终的结果,是徐阶被打击,海瑞被吊销当“医生”做手术的资格证。

舒化批评海瑞时,还评价他是“一代直臣言”。这并不算恭维,海瑞确实是个正直的人。但这种正直的秉性,同样也让思路不转弯。这时的首辅是高拱,次辅是张居正。早在隆庆元年(1567年)徐、高争斗时,如日中天的海瑞力挺徐阶,给了高拱致命一击。东山再起的高拱,不可能因海瑞要徐阶退田就放过海瑞。张居正本是徐阶一党,海瑞拿徐阶开刀,张居正从中斡旋,海瑞又让他颜面尽失。有了这两个人的共识,海瑞怎么可能干到底?而他们的共识,恰是对海瑞的了解。依海瑞的行事方式,真把徐阶“医”结束了,势必会医到他们的头上。徐阶的问题,哪个高官没有呢?

重重挨了一刀的徐阶,并非没有官场能量。对付高拱力不从心,对付海瑞则游刃有余。徐阶弯下腰去求高拱,高拱的目的已圆满达到,开始显出“公正”与“大度”,他说海瑞确实太过分,但我不好亲自出手,您一定要理解我的难处!

徐阶明白了,说这好办,立即吩咐故旧,找个御史参了海瑞一本,高拱果然在奏本上签字同意——海瑞,调任南京总督粮储。土地兼并的事,从此与海瑞无关了。

五、疑似病人

南京总督粮储,是一个没有实权但待遇不错的职务,海瑞已年过半百,这正是他颐养天年的好去处。但是,闲差上的海瑞,根本闲不下来,他又发现了更多的疑似病人——所有的官员,都是“变态”的!

“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皇上勿听可也。”他在给皇帝的辞职报告中,开始骂满朝臣工都是“变性人”。

首辅李春芳六十岁了,是个挺温和的老头,见了海瑞的奏疏,也忍不住与同僚打趣:呵呵,老夫我是个老太婆啊!

认为官场上的人都有病,这几乎是海瑞的一贯观点。他在巡抚应天时,不光是给徐阶动手术,还给所有的人用过猛药——

入职当天,他即颁布《督抚条约》三十六条。这个方子很大,需要照方吃药的人太多。《督抚条约》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州、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招待。考虑到朝廷大员须存体面,他准许工作餐可以有鸡、鱼、猪肉各一样,但不得供应鹅和黄酒,而且也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这个标准是:物价高的地方纹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两钱,连蜡烛、柴火等开支也在上述“接待标准”之内。

《督抚条约》还禁止装修招待房舍,楼堂馆所一律停建。海瑞差一点搞了“无纸化办公”:境内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过去公文习惯上文后留空白,今后一律废止。

对官员的管理,海瑞从八小时以内,管到八小时以外,并且实行“实名制”:凡乡绅、举人、监生等到衙门拜见官员,或投递书信,必须进行登记。内容包括谈话的要点、书信的节录。官员出行,行踪和言论都要记载。记载不实的,官员和登记者都要处罚。

这些相关规定,不光是针对海瑞巡视地区的官员,路过这个地区的,也得照海瑞的规定去做。京师和外地的官员,到了海瑞的辖区,如同进入敌国。这影响,想不大都难啊!几乎全国的官场,由此一片哗然——如此怪僻、乖张、不近情理的封疆大吏,谁见过?

海瑞的怪异如果局限于官场,倒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他将整个应天辖地包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等十余府,搅得天翻地覆:他禁止百姓穿奇装异服,禁止制造奢侈品,包括应天特产的忠靖凌云巾、宛红撒金纸、斗糖斗缠、大定胜饼桌席等高端绸缎、文具、饰品及甜食……地方富豪的红漆大门,也得刷成黑色。整个苏州城,家家都像办丧事。

海瑞自认为理当如此。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祖制,把元朝的等级制推向新的极端:衣食住行要严格按照品级,有钱也不能随便穿好的吃好的,不达到一定品级,不可以把家门刷成红色。海瑞,这是坚定不移地走朱元璋的道路啊!

回到一百年以前,可社会毕竟在进步,可能吗?正因为不可能,很多人认为海瑞有“病”。当代的学者,甚至认定海瑞是“偏执症”患者。

说“精神障碍”,太具现代色彩,古代只有笼统的疯子、傻子之说,放在海瑞头上不太合适。就儒家弟子的传统,当不失“修齐治平”的标准,合乎“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的道理。因而即便是儒家传统之下,海瑞也真的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正常人——

海瑞的家庭,是个一团糟的家庭。母亲谢氏,一生守寡,又教育出著名的清官,完全可以旌表为节妇。但她度过八十寿辰后,海瑞的上司仅呈请皇帝例行公事,给了个四品夫人衔,只享受普通官员亲属最基本的政治待遇。海瑞家庭纠纷不断,老母亲一点都不慈祥,除了儿子好,剩下的什么都不是,令时论大为不满,给人的感觉极不厚道。

海瑞的家庭,病态而悲剧。晚年,海瑞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每一思及,百念灰矣。”为什么呢?有一个极端的传闻:当年海瑞五岁的女儿很饿,男仆给了她一个饼充饥,海瑞说男女授受不亲,你怎么能接受一个男仆的食物?你要是我的女儿,就应该饿死!结果,这女儿饿了七天,直到饿死。

五岁的孩子,应该没有老父亲的精神毅力。而正常人,也干不出这等绝事。这个故事出自当时的文人笔记,资料来源是海瑞一个政敌写的奏折,控告海瑞无故饿死亲女。古代儿童夭折率确实很高,故事的细节也不一定真实,但绝非子虚乌有,当是空穴来风。

海瑞的妻妾子女众多,同样鲜有好的结果。海瑞的侄女婿梁云龙在《海忠介公行状》中称,海瑞有“三妻两妾”。野史则有“七娶”“九娶”之说,明朝人姚叔祥《见只编》称“瑞已耄,而妻方艾”。意思说,海瑞耄耋之年还娶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做小老婆。

海瑞的第一位夫人许氏,为海瑞生有两个儿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海瑞三十四岁时许夫人被休。比较靠谱的分析,是与婆媳矛盾有关,并非许氏的过错。海瑞和许夫人离异之后,又娶了潘氏夫人。但不到一个月,潘氏又被休弃,原因不得而知。接着,海瑞又娶了王氏夫人。王夫人在海瑞到达淳安之前两年为海瑞生了个儿子。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王夫人自杀。在王夫人去世前十一天,海瑞的小妾韩氏上吊自杀。海瑞的家庭生活扑朔迷离。

海瑞还有一妾邱氏,可能是海瑞在家乡闲居时所纳,她为晚年的海瑞生了一个儿子,但长到三岁就夭折了。海瑞死时,有“二媵四仆”。媵即侧室,也就是小妾。这二妾中有一个是邱氏,另一个则是有人所说的“瑞已耄,而妻方艾”的那个“方艾”的女孩子。如果这般,海瑞就应该有过三个小妾了。

清官,往往与清贫同日而语。海瑞的贫穷,备受世人的赞叹。但很少有人想过,一个省部级高官,甚至做到了“副国级”,如果生活都那么艰难,那些普通官员,还有普通的平民百姓,又怎么能活?

海瑞一生,娶妻、纳妾不断,是要花钱的。明代纳妾,买一个色艺俱佳的名妓,通常需支付身价千两白银。明代小说《金瓶梅》说,收婢女为妾需白银五十两,讨一个妾要百两以上,一般需要三百两,另付媒婆赏钱、道喜钱等项。海瑞娶妻纳妾,会是买两斤猪肉的钱?这“消费理念”,相当畸形。

海瑞到底有没有病,难有定论。但海瑞认定所有的官员都有病,则是肯定的。在南京总督粮储任上的苛论,让海瑞站到了整个官场的对立面,没有一个人对他表示支持或同情。隆庆四年(1570年)三月二十三日,高拱在御史杨邦宪《议革南京督粮都御史疏》上题复:“见任南京粮储都御史海瑞依议裁革。”三天后,隆庆帝下旨:“是”。

罢官回家的海瑞,一呆就是十六年。闲居的海瑞,这期间有了新的观点,他撰文称:嘉靖、隆庆、万历数十年间,官场均黑暗腐败,最重就是他的家乡!而在传统理念中,官员通常是不骂家乡的。东汉的大臣张湛,有一次回到老家,看见县衙便主动下马,随从认为没有必要,“不宜自轻”,张湛留下的一句名言是:“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海瑞眼里的世界,凡是所见之处,总是一无是处。

万历十三年(1585年),张居正已死,万历帝重复了隆庆帝的故事,再次起用七十二岁的海瑞为南京右佥都御史。但正如张居正所担心的那样,海瑞不是治病的妙手,而是诊断的能手。垂老的海瑞,一上任就要惩治敲诈勒索的五城兵马司,引发极大反弹。海瑞又上书皇帝,对吏治表示强烈不满,建议恢复明太祖对贪官剥皮实草的酷刑,以及定律枉法八十贯判处绞刑。此文一出,满朝文武哭笑不得。太祖时代的那一套,如今真的管用吗?

南京御史台本没有实际事务,官员几乎从来不坐班,显然也是问题。海瑞一到岗,马上要求人人“打卡”坐班,不来就要扣发工资。有一位御史过生日,在家摆宴席,请歌伎戏班子唱了一天。当时听戏,已是不分阶层的社会时尚,就是老百姓也不会觉得官员请人唱戏犯法。海瑞则按照太祖“御史为百官之表,宴燕不得延伎”的规定,把这位御史按到地上,杖责了一顿,谁求情也不手软。又有一位陈御史,让差役到市场上半价买米,被人举报。海瑞要加倍处罚陈御史,把差役革职,打了三十大板,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

每个皇帝起用海瑞,最终都会觉得得不偿失。几个月后,海瑞被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再改任南京右都御史。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于南京任上。

据传海瑞去世后,主持海瑞丧事的王用汲,看见海瑞的贫寒,禁不住哭了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但海瑞是个正二品的高官,即便无钱,以明朝的礼制,他的丧事也不会出现需要社会人士凑钱的情况。《明史》只称:海瑞“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这个,应该是真的。海瑞从海南起复入南京为官那天,“黄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观公。”海瑞宅第每天都有前来拜见的百姓,海瑞问:“见我何为,欲言事乎?”百姓叩头说:“没什么事,就想看看海爷的相貌。”海瑞上下班路上,也常有“海粉”蹲守,只为在海瑞掀起轿帘的刹那,看上一眼。

百姓对海瑞交口称赞,有人确实是因为海瑞帮他们打赢了官司,但更多的人并没有从海瑞这里受到任何实际好处。正因为没有实际关联,才有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驱使他们支持海瑞,保持着对海瑞的想象。清官——海瑞的这种符号价值,比他做官时给百姓带来的实际价值要大得多。

海瑞一生都以“圣人”自居,视他人为“病人”,但也被他人视为“病人”。海瑞到底是“圣人”还是“病人”?乔治奥威尔评价甘地说:接近圣人之境的人,往往是可怕的!至于“清官”,真正的救时人物曾国藩说:余平生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较之于曾国藩,海瑞只有成名,没有成功。曾国藩的救时,就在于他不像海瑞那样坚持活在自己的太祖时代!

左光斗:朋党之争的牺牲品

明代官场上的争斗,常见的是一股“温柔风”:互相给对手下“套子”,对手掉坑里,大戏差不多就落幕了。到了天启年间,朋党之间的斗法风格陡转:魏忠贤一气逮了六个东林党人,清代著名作家方苞在《左忠毅公逸事》中,叙述了其中的左光斗。锦衣卫诏狱之中,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温柔风”不再,“酷烈风”骤起,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东林六君子”,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文章大家方苞,作品多以细节取胜,《左忠毅公逸事》长期入选教科书,左光斗也由此广为人知。而这位明末的著名忠臣左光斗,则有着更多的细节与微观,信息量巨大而意味深长……

一、家风

左光斗(1575-1625),字共之,又字遗直,号浮邱,又号苍屿,南直隶桐城县东乡(今枞阳县横埠镇)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左光斗出现在明季官场,只有十八年。

官场十八年,左光斗默默无闻的时间长达十二年。左光斗初授内阁中书舍人,官从七品。中书舍人只有副处级,不仅职级很低,也谈不上权力。明代的中书舍人隶属内阁中书科,干的是公文起草之类事务,内阁的“通知”要写,皇帝的圣旨也写。但是,公文中的意见都是“领导”的,中书舍人的职责就是把它们变成文字,不能写错别字,不能把“领导”的意思弄错、弄反。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左光斗擢御史台候命。这一候,就是六年。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左光斗才正式担任浙江左道监察御史。天启三年(1623年),左光斗升授大理寺左寺,又晋大理寺少卿。天启四年(1624年),左光斗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官场上的最后六年,始终都在执法、执纪的岗位上。

正是在这种位子上,左光斗呈现出官场“角斗士”的风格。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暴毙,左光斗将光宗的宠妃、天启帝的养母李选侍骂得狗血喷头。内宫多事,人人自危,唯有左光斗等少数官员敢于出头。左光斗这种官场风格,像是职业风格,更重要的还是源于“家风”。

左光斗的曾祖父叫左麟,清史馆总纂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中,载有左麟一则故事:明初桐城县的“芦课”(即芦苇税)十分繁重,桐城“芦课”集中在左光斗的家乡东乡,普通税户根本交不起。治下百姓苦不堪言,桐城县官也心知肚明,但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税赋是朝廷核定的,县邑本级无权减免,核定的税赋必须依册征缴。与其得罪上司,不如得罪百姓,桐城县令为保证税银的足额上解,只得强逼硬收。仍不能完税的,便关入县狱逼打,左麟的左邻右舍,常因此被关进桐城县狱。

左光斗的祖上比较富裕,自家不存在交不起税的问题,但乡亲经常因交不起税被关受刑,左麟就看不下去了。与妻子一商量,干脆掏钱替乡亲们垫上。可需垫税的乡民实在太多,更要命的是这一年的“芦课”问题解决了,新一年的“芦课”问题又来了,左家就算有百万家财也不够啊!百姓还是交纳不出,县官照旧打人、关人,左麟的火气腾地就上来了。左麟怒不可遏,收拾行李,直接进京找皇帝告御状去了。

明初大力倡导上访直诉,老百姓认为地方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进京,地方官谁阻拦处理谁。老百姓说得对,皇帝有赏赐,所以明初老百姓押着地方官进京的事都有,地方官不敢轻易欺负老百姓,社会秩序恢复得也快。

但是,上访直诉制度的设计也有问题:国家这么大,事无巨细都由最高统治者来公断,这量也实在太大了,没有什么可持续性。后来设了道“门槛”,《大明律》规定:未经地方政府处理直接进京申告,越诉者“笞五十”,然后再受理。这招特有意思,如果莫名其妙被人扇了一耳光,明显太委曲,可又打不过人家,怎么办?理论上可以找皇帝去主持公道,但前提得先接受这五十大板,身体欠佳的可能小命不保。为“一耳光”的事挨“五十板”,事主觉得不划算,不如自己咽下一口气。

左麟为乡亲的事越级进京上访,显然是知道这个利害的,这“笞五十”下来,左光斗的曾祖父左麟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好在左家的家童左恩很忠勇,自愿替主人领受了“笞五十”——左恩偷了主人的状子,提前赶到午门击鼓鸣冤。“笞五十”下来,左恩果然一命呜呼。左恩死后,左麟见到了明宪宗,当面向其陈述桐城“芦课”实情,明宪宗“允奏,减课额十之三”。

仅仅因为看不下去,便做了这件完全与己无关的事。为了这场进京上访,左家耗银近万两,外加一条人命。

二、乡风

明初的万两银子,折合人民币不下500万元,是个天文数字。为一桩与己不相干的事,搭上一条人命,耗去巨额家财,左麟究竟是因为什么?

性格,或是性情。左麟在地方,人称侠义之士,看不惯的事情,拼命也是可以有的。

从曾祖父左麟到左光斗,左家数代的性格,基本上差不多,左家的“家风”就是这样。

左家的“家风”,似乎是“遗传”,其实,不尽是。左光斗的家乡桐城东乡,“民风”全都是这样。

桐城东乡是一个俗称,真正的乡名叫“清净”。清净乡地处桐城县的最东端,是一个枕山览水之境。乡名“清净”,本是个佛教用语。宗教呵护的是人的心灵,“清净”也是乡民的信仰追求,地方民风原本淡泊,但这是地方的“过去式”。

左光斗的先祖本居江南泾县,明洪武年间迁居桐城东乡。这时的桐城东乡,民风剽悍,崇尚勇武,人心耿直。清代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章冠鏊传》曰:“东乡俗尚意气,其民好斗敢死。”

桐城东乡的民风巨变,正是起于左氏家族迁居桐城的明初。中国历史上,明代实行最严格的“役籍乡贯”制度,即所谓“籍贯”。“籍”指“役籍”,“贯”指“乡贯”,与现代的“籍贯”概念差异很大。简而言之,“役籍”相当于当代的户口类型,明代的“役籍”分为“民籍”“军籍”等。不同的役籍,通常都会从事农业,但承担的税赋、徭役等义务完全不同。民籍承担的是田赋与力役、杂役等,军籍则承担军役义务,包括治安维护与征战等,是单一的兵役义务。

左光斗家族虽属民籍,但整个桐城东乡的氏族多为军籍。桐城东乡所出的著名历史人物方以智、方苞家族,章纶、章伯钧家族等,皆为军籍。这些职业军人性质的乡民,长期接受军事“操术”与“军纪”的训练。军纪即军规,明代的军规内容复杂而严酷,核心在强调军人的服从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命令无论对错,军人都须无条件执行,显示军人式的牺牲精神。

武艺精湛,军纪严明,义气为先,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民风格外强悍,传承至今。清代江南九华山出了欺男霸女的恶僧,桐城东乡人听说后,一下去了三十六个武术高手,奔袭百里,把九华山打得稀里哗啦。清末太平军想借道东乡,老百姓根本不拿太平军当回事,来一次打一次,打得太平军不敢进东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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