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妇人，就是张嫣。张嫣（1606-1644），字祖娥，小名宝珠，祥符人，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入宫，四月册封为皇后。张皇后长朱由检六岁，这时是个二十三岁的少妇。这位出身民间的女子，并无多少政治智慧，却政治欲望明显，从朱由检被推上皇帝的宝座，到朱由检最终吊死于煤山，都与她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
在天启皇帝病入膏肓时，继承人问题有了分歧：大臣主张用朱由检，魏忠贤主张用“胎儿”——据称，天启皇帝的两个妃子怀有身孕。魏忠贤的主张似乎很荒诞，但毕竟是为主子着想，天启皇帝犹豫起来。张皇后坚决反对，决策的天平顿时倾斜了。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十一日，朱由检被火速召进宫，天启皇帝拉着他的手说：“来，吾弟当为尧舜……”
对前因后果一无所知的朱由检，当时的反应相当敏捷：是真当皇帝，还是搞忠诚度测试？
可能是个圈套！朱由检顿时跪地，打死也不答应。关键时刻，张皇后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对跪在地上的朱由检说：事情紧急，不可推辞！
原来是真的，朱由检马上答应了。
接着，张皇后做了第三桩事：告诉已经进宫等待登基大典的朱由检“勿食宫中食”！意思是说，这里不安全，当心有人下毒！
朱由检吓得不轻，也对天下最好的嫂子感激涕零。入宫后的第一夜，朱由检根本没睡，整整一夜都点着蜡烛，恐惧地打量身边的每一个人，唯恐出现暗藏的刺客。恰巧有一个宦官从身边走过，朱由检一把拦住他，取过他腰间的佩剑，说是要看看。但朱由检根本没有看，而是搁到了桌上，接着给了他一笔赏钱。接下来更有意思，朱由检将所有的卫士和宦官召集过来，说是犒劳，其实就是聚在一起陪自己吃饭。
朱由检的用意很清楚：一个人不安全，人多自然就不存在了。这样真的安全吗？如果这其中真有刺客，恰恰给对方创造了下手的机会——这就是少年天子的智慧与思维。
事实证明，一切子虚乌有，下毒，刺杀，什么都没有发生。
张皇后所说危险究竟是什么呢？两个月后天下人都知道了谜底：魏忠贤！
魏忠贤与张皇后，确实是敌对关系。张皇后打十五岁进宫，首先与天启最信任的客氏干起来了。客氏受气，魏公公自然掺和进来。张皇后曾骂魏忠贤是“赵高”，魏忠贤斗争水平很有限，一时竟想不出对付这小姑娘的办法。后来想出了一个：造谣说她不是她爹亲生的，是个“土匪”的女儿，准备向皇帝举报。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跟魏忠贤关系很铁，脑子也好使，他提醒魏忠贤：人家夫妻关系挺好，弄不好我们会没命的！
魏忠贤算是醒了，惹不起躲躲算了。这样，客魏没干掉张氏，张氏也没干掉客魏。国家大事，这个妇女也靠边了，直到丈夫天启皇帝行将就木。
崇祯与张氏对魏忠贤的恶感，首先是徐应元告诉魏忠贤的。太监徐应元是崇祯皇帝的头号亲信，但跟魏忠贤既是同事，也是朋友。朱由检由王爷升为皇帝，徐应元与魏忠贤的联系就更多了。为“老领导”的安危考虑，徐应元建议魏忠贤退休。魏忠贤想想也对，皇帝心里不踏实，是因为自己权力太大，没了权力，皇帝放心，自己也自然安全了。
天启七年（1627年）九月初一，魏忠贤主动递交了辞呈，回家养老。九月初三，客氏也提交了辞呈。九月初四，王体乾跟着提出辞职。崇祯批准了客氏的要求，至于魏忠贤、王体乾，崇祯帝说是朝廷重臣，工作需要，不能在关键时期退休。
既然皇帝信任，那就接着干吧！魏忠贤甚至想，是不是徐应元想自己上位，在玩忽悠啊！很快，魏忠贤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有误。
九月二十五日，江西巡抚杨邦宪向皇帝上书，要为魏忠贤再修座生祠。崇祯皇帝说，已经批准的，不修不严肃，可以继续施工。几天后，崇祯又下令，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对崇祯皇帝的“好心”，魏忠贤感激不尽。
一个多月，崇祯皇帝没什么事，魏忠贤也没什么事儿。但反对魏忠贤的人，还是有两个：工部主事陆澄源，十月二十三日上书弹劾崔呈秀、魏忠贤；国子监监生钱嘉征，十月二十七日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大罪。动静不大，分量很轻，但魏忠贤想起徐应元的提醒，安全起见，第二天便再次提出退休请求。
这次崇祯很爽快，当天就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
魏忠贤在家闲住了三天，圣旨到了：崇祯说魏忠贤应该老有所为，需要到凤阳看坟。于是，魏忠贤只好收拾行李，前往凤阳上班。又过了三天，崇祯下令逮捕魏忠贤，逮捕令是兵部发出的。
违法犯罪的事，应该是刑部或都察院管。兵部管的事，应该与国家安全有点关系。魏忠贤想趁机谋反？没有。魏忠贤听说兵部来人，就上吊自杀了，跟在他后面的一千多名护卫，也没有为主子鸣不平，唯一闹的事，就是把主子携带的财物给分了，然后走人。
魏忠贤终结，崇祯又下令把客氏抓了回来。经过简单审讯，客氏被送往浣衣局，然后乱棒打死。大明王朝是有法制的，客氏如果犯有死罪，按理应该经法司审判。黑灯瞎火地打死，合理的解释是她知道得太多，又涉及后宫机密，不适合公开审理。
所谓的“客魏集团”，就这么顺利拿下，双方家属连不同意见都没有，更别说上访闹事了。崇祯与张氏提防的事，什么也没有发生。按理魏公公与客氏都死了，给个结论就行了，至于他们的党羽，朝廷毕竟有那么多职能部门。新皇帝上任，大明朝的要事太多。
但是，崇祯决定亲自抓，还要一抓到底。
崔呈秀听到客魏的下场，也没反抗，喝了一杯酒，然后自尽。
崔呈秀还真是个明白人，因为崇祯很快开列了一张逮捕表：兵部尚书崔呈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燮龙、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指挥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寰。
前五个是文臣，后五个是武官，史书上对他们的称呼是“五虎”“五彪”。刑部、都察院对十人展开调查，经会审上报了处理意见：崔呈秀已死，免于追究；田尔耕、许显纯曾参与杨涟、左光斗案致人死亡，执行逮捕；其余七人，免职。
崇祯说，轻了。皇帝说轻了，就改重些：田尔耕、许显纯死缓，其余七人充军，倪文焕等附加罚款。考虑到都是领导干部，充军地点就近安排。
崇祯对刑部、都察院的复审结果十分震怒，找来吏部尚书王永光，说你来审理。王永光愣了，说自己刚从南京调来不久，干的又是户部、吏部的活，对案情不熟，法律知识非常有限……反正，就是不干。
王永光不干，崇祯说那就朕自己干！崇祯的效率很高，一气写了十个“杀”字。那个死了的崔呈秀，也被挖了出来，再杀一次！
“五虎”“五彪”共十个人，加上为首分子魏忠贤与客印月，一气死了十二个人，应该不算少。但是，这只是开始。为了扩大“战果”，崇祯让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爌、钱龙锡领衔办案。内阁牵头办案，这在明朝还是第一次。
这三个人来办魏忠贤的案子，似乎意味着崇祯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韩爌本是东林党元老，天启朝一度担任首辅，魏忠贤挫败东林后韩爌辞职，现在是官复原职。钱龙锡在魏忠贤如日中天时被革职，乔允升更是与阉党势不两立，用这个班子查魏忠贤，绝对是对症下药。
韩爌一帮人加了几天班，整理出一份五十多人的阉党名单。韩爌兴冲冲地找崇祯汇报，本想让崇祯给句表扬，结果领回一顿训斥，原因是人数不够。
韩爌大学士原本算不上厚道，皇帝让他清查阉党，他连得罪过自己的人都凑了上去。没想到，皇帝居然认为少了。少了，就加。第二天，他送出了一份六十余人的名单。
这回，韩爌又没得到表扬，差点连帽子都丢了。崇祯大拍桌子：这么几个人，存心糊弄？再不认真，抗旨论处！
问题出在人数还不够？韩爌真是有点糊涂了。好在韩爌大学士聪明，既不说皇帝不实事求是，也不说自己能力、水平不足，而是强调客观原因：魏忠贤的案子主要牵涉内宫，我们外臣不是太清楚。
崇祯冷笑一声，抬出了几个包裹。这里面是历年官员与魏忠贤往来的公函或私信。有了这一大堆书面材料，韩爌再办不好案子，自己都不好意思向崇祯汇报了。
加班加点了四个月，在崇祯皇帝的直接领导下，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魏忠贤案完整名单出炉，共二百六十一人，计八等（有史料将魏忠贤、客印月单列，故又称七等）：
首逆魏忠贤、客印月，凌迟；
首逆同谋崔呈秀等六人，斩首；
结交近侍计十九人，秋后处决；
结交近侍次等计十一人，流放；
逆孽军犯计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计十六人，交结近侍又次等计一百二十八人，祠颂计四十四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
直接处理二百六十多人，什么概念？当时明朝内阁及部院官员，大概只有七八百人，二百六十多人，接近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官员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充军的充军，免职的免职，中央机关想正常开门都难！
人太多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案子定得挺有奥妙。阉党最高领导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罪名只是“谄附拥戴”，倒数第二等。建议给魏忠贤在国子监立牌坊的陆万龄，连官都不是，竟被定罪第二等，跟“五虎”“五彪”同等享受杀头“待遇”。还有当年得罪张居正的，这次不知得罪了谁，也被戴上“阉党”的帽子。魏忠贤多年权倾朝野，谁都想跟他套个近乎，万一有证据留了下来，那不是死路一条吗？剩下的三分之二，谁还有心思上班干活？
而这时的大明朝，正是需要加班、加点的时候。否则，真正高兴的，只有后金。后金势力日益强大，虎视眈眈。后金的铁骑比过去更频繁、更深入地在中原大地驰驱。
在境内，更是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群盗满山，四方鼎沸”。崇祯继位期间，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
形势如此严峻，不求治而自乱，崇祯究竟想干什么？
二、疑与信
自乱阵脚，崇祯皇帝肯定是有目的的。
目的，是执政理念的重大调整。“钦定逆案”大功告成以后，被魏忠贤们把持的国柄，当然回到了朱由检的手里。他爷爷上台，依靠的是文臣，尤其是倚重张居正；他哥哥在位，依靠的是内臣，尤其是倚重魏忠贤。
崇祯依靠什么？像是文臣，但显然又不是。宋代建隆元年（960年）至嘉祐四年（1059年），一百年间任用宰相五十人，崇祯在位十七年，也是五十人。前后这五十人，不乏有用之才，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认为：“明崇祯朝五十相，文震孟最贤，入阁三月遽罢。而奸如温体仁，辅政乃至八年之久。是犹病剧而投以峻削之剂，欲不亡得乎！”崇祯少年登基，长在帝王之家，不谙世事，少有处世经验，临机失措，难免用人失当。他要用的人，没有一个坚持到底。
黄立极是崇祯上台时的内阁首辅，也是最先提出立其为皇帝的重臣，并且与魏忠贤的主张正好相反。但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黄立极首先因“交结近侍”的罪名而下台。黄立极讨好魏忠贤是肯定的，扶持崇祯即位，清除魏忠贤也是肯定的。
继任首辅施凤来，是万历丁未科（1607年）榜眼，可谓才高八斗。为魏忠贤立生祠事，施榜眼投过赞成票。这事有白纸黑字，被崇祯发现了，所以在他当了四个多月的首辅后，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钦定逆案”，崇祯决定让施榜眼走人。
李国普“时人称为长厚”，崇祯元年三月进为首辅。李国普比较正直，也是个有功之臣——当年魏忠贤与张皇后较上劲时，刘志选弹劾国丈张国纪，李国普坚定地站在张国丈一边。所以，崇祯登基后，张皇后对他很信任，皇帝对他也很信任，李国普一路进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直到首辅。但李国普有个致命的“出生问题”——与魏忠贤是老乡，国子监生胡焕猷弹劾他是魏忠贤的同党，崇祯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开始对李国普怀疑起来。李国普觉得这样搞太没意思，干了两个多月的首辅，主动提出辞职。
厚道的李国普走了，不太厚道的来宗道捡了首辅。来宗道为人比较圆滑，魏忠贤时代他出任《三朝要典》副总裁。崇祯帝要毁《三朝要典》，来宗道一点都不计较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说这种破书早该毁了，我举双手赞成！来宗道既不是阉党，也不是东林党，官场上靠圆滑取胜，魏忠贤当年没将他怎么样，东林党却不容忍这种耍滑头。来宗道当首辅时人送“清客宰相”，但历史上的污点同样是有的：他当礼部尚书时，曾为阉党崔呈秀的父亲办理过“恤典”，这份公文被东林派的官员给找出来了。首辅只干了一个多月，来宗道就此下台。
也就半年多时间，首辅走马灯似的换人。崇祯怎么都不明白，怎么就没有一个可信任的人呢？既然都不值得信任，干脆换种方法。为了重建一套像样的领导班子，他命令大臣们推荐十个能力和人品都优秀的内阁人选，周道登也位列其中。十个人的内阁，太多了。怎么选呢？崇祯皇帝别有高招——抓阄。
第一次抓出的结果，是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崇祯不满意。皇帝不满意，游戏接着进行，这一次周道登、刘鸿训被抽中，崇祯说游戏至此结束！
崇祯比较满意周道登，因为他曾担任过自己的老师，值得信任。崇祯元年六月，周道登担任内阁首辅。但他只干了半年，因为有人弹劾他无能。周道登说，说我无能我就无能，辞职算了！
有皇帝做靠山，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好怕的？周道登怕的正是皇帝：崇祯生性好猜疑，阁臣鲜有得善终者。对“学生”的了解，莫过于当老师的。
除了自己的老师周道登，值得崇祯信赖的重臣，韩爌算一个。作为“钦定逆案”的主办者，韩爌是崇祯上台后首建奇功的人。崇祯不仅信任韩爌，而且对他的门生袁崇焕也特别信任，让其督师蓟辽。崇祯元年十二月，韩爌担任首辅，干了一年多，工作卓有成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军队绕道古北口入长城，围困北京。崇祯接到举报，因为袁崇焕叛变，所以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于是，袁崇焕被逮捕下狱，并被磔刑处死。作为负有领导责任的韩爌，本来就胆战心惊地过日子，这回一了百了：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韩爌罢职还乡。
继任首辅李标，是个比较正直的人，同时也是个无党派人士。因为反对官员结党，所以受到崇祯的信任。在崇祯的眼里，官员结党是件不能容忍的事，所以“寄耳目于厂卫”，安插了很多探子，对朝臣进行暗地监视，搞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李标觉得这样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上奏崇祯帝：“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跟领导有分歧，李标这首辅没法干，当月上台，当月下台。
成基命因为受到过魏忠贤的打击，而被崇祯列为信赖的人，并由此成为李标之后的过渡首辅。袁崇焕案时，成基命与崇祯发生分歧，又成了崇祯不信任的人。崇祯三年九月，当了半年首辅的成基命决定辞职。
这时，最受崇祯器重的大臣是周延儒。
周延儒（1593-1643），字玉绳，号挹斋，宜兴人。周延儒机智敏慧，二十岁时连中会元、状元，崇祯帝即位不久，便将周延儒从南京召回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的官位，年仅三十五岁的周延儒，已有十四年的从政经验。
崇祯元年冬，锦州发生士兵哗变，督师袁崇焕认为是“欠薪”所致，所以上书请发军饷。崇祯帝为此在文华殿召集大臣商议，诸多大臣都说了句正确的废话：缺钱，那就给钱！
其实，边事缺钱倒是事实。问题是，朝廷如果有钱，边事早就摆平了。没有钱又要办事，周延儒力排众议，提出自己的看法：宁远士兵哗变发军饷，锦州士兵哗变再发军饷，这样下去，边军风气只能更坏，朝廷不仅要防外敌，连自己的士兵都要防了。
挟边自重！周延儒发现了问题的另一面，并非完全是投皇帝之所好。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又敢说真情实话，崇祯帝对周延儒更为器重。
崇祯三年九月，年仅三十七岁的周延儒出任首辅。但是，周延儒遇上了一个官场老手——年长自己二十岁的温体仁。给一个后生当下手，温体仁咽不下这口气。周延儒的子弟也不争气，仗着周延儒的名声在家乡横行霸道，温体仁逮着把柄便让言官不断弹劾，弄得周延儒灰头土脸。崇祯四年（1631年），周延儒的姻亲陈于泰参加殿试，利用周延儒的关系抢了状元，著名的才子吴伟业“屈居”榜眼，社会舆论一时大哗，温体仁又找到了一个说事的机会。空穴来风，崇祯帝开始对周延儒怀疑起来，加上温体仁的步步紧逼，周延儒被迫于崇祯六年六月托病回乡。一心当首辅的温体仁，终于如愿以偿。
从时间上看，崇祯最信任的人应该是温体仁，在崇祯朝他整整干了五年首辅，创造出生性多疑的帝王统治下的居官纪录。
温体仁资历较老，但品性欠佳。崇祯帝刚刚即位，便擢升温体仁为礼部尚书，证明崇祯对他确实比较信任，温体仁也认为这是皇上有意重用他的信号。崇祯元年冬，崇祯帝决定增补内阁阁员，温体仁对入阁满怀信心，但会推阁臣时赞成票很少，温体仁名落孙山。温体仁不自我反思，而是决定找江南才子钱谦益的茬，因为他得票太多。整掉前面的，后面的自然就递补上去了。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温体仁又拉周延儒入伙，二人联手，共同对付钱大才子。本来崇祯对钱大才子也很信任，但听温体仁说钱大才子私下缔结朋党，态度立马变了，钱谦益也由此回到了乡下。
温体仁以阴狠毒辣著称，朝臣中早有共识，但崇祯帝非常自信，认为温体仁很忠诚。温体仁、周延儒联手搞倒钱谦益，崇祯帝反而很高兴，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明察秋毫的良臣，并由衷地发出感叹：没有温体仁，朕几乎误了大事！
当然，温体仁也为崇祯帝办了大事——按照崇祯帝的意思，处理了袁崇焕一案。温体仁成功地掌握了崇祯帝的性格，投其所好，直到挤走周延儒，登上首辅的宝座。
钱谦益被温体仁算计到乡下，日子倒也逍遥自在，以其文人性格，本无找温体仁报仇雪恨的心思。但一个偶然的事件，他竟无意中把首辅大人给扳倒了。
有一天，一个叫张汉儒的混混找上门来，让钱谦益帮忙办件私事。钱谦益比较清高，对品行不端的混混根本不拿正眼瞧。结果，祸事上门了：怀恨在心的张汉儒，竟然跑到京城上访，说钱谦益在乡里结交朋党，谤议朝政。
温体仁差不多也将钱谦益给忘了，张汉儒这一上访提醒了他，决定顺手再收拾一顿钱大才子。钱谦益被逼急了，连忙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救。曹化淳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便给温体仁打了个招呼，说这等子虚乌有的事干脆算了。温体仁不厚道就在这里：不给人面子也就罢了，居然准备连同曹化淳也给收拾掉。于是，温体仁将曹化淳说情的事添油加醋密奏给了崇祯帝。
温体仁这一招阴毒，也似乎有点愚蠢，但是很有道理。在不设宰相的明朝，阁权与宦权冲突得很厉害。皇帝信任内阁，宦权就靠边；皇帝信任宦官，阁权也自然靠边。温体仁对曹化淳打黑枪，既是防微杜渐，也是一箭双雕。
崇祯帝确实很信任温体仁，但温体仁忽略了一点：铲除魏忠贤已经好多年了，崇祯对宦官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他已经不将宦权看作是皇权的威胁，甚至觉得宦官很有用，也比文臣忠诚可靠。崇祯帝将温体仁的密奏拿给曹化淳看，曹化淳吓得魂都飞了。曹化淳向崇祯帝如实报告了事情的原由：这不是图谋不轨，除了说情还是说情！既然这样，崇祯皇帝也就算了。
吓得半死的曹化淳，就此与温体仁结下了深仇。一不做，二不休，曹化淳毛遂自荐要求亲自侦察审理钱谦益一案。曹化淳手下有的是东厂特务，钱谦益的事查得水落石出，温体仁私植党羽的事也“顺便”弄了个一清二楚。崇祯帝对钱谦益的事一点都没兴趣，但温体仁的事触动了他的神经。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温体仁正同家人吃饭，忽有太监来传圣旨：温体仁削职为民！
“当”的一声，温体仁手中汤匙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论资排辈，张至发当了首辅。
张至发算是崇祯皇帝特别信赖的人，他的经历比较特殊，有着基层工作经历，从知县、知府、巡抚一直干到刑部右侍郎。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帝感到迫切需要有实践经验的人来处理朝廷事务，破格让他进了内阁。没有翰林经历而成为内阁辅臣，这在明朝的历史上十分罕见。
处理具体政务，张至发井井有条，确是一把好手，但这个人并无治国谋略，小聪明倒不少。翰林院检讨杨士聪弹劾吏部尚书田惟嘉，张至发见到奏疏，想到的是卖个人情，密抄一份送给田惟嘉，让他先做反驳的准备。结果弄巧成拙，杨士聪的奏疏崇祯帝还未批转到内阁，田惟嘉就上书一条条地辩驳，辩驳的顺序都没乱。怀疑是崇祯帝的强项，一核查，果然是内阁与吏部串通作弊。崇祯帝对张至发的信任，也就结束了。张至发也很知趣，请求辞职。崇祯帝顺水推舟，批示张至发因健康原因，“回籍调理”。其实，张至发的辞职报告中根本没写身体有病，崇祯出乎意料地给了他面子。“遵旨患病”，当了十个月首辅的张至发，只给政坛留了个笑谈。
接替张至发的孔贞运，首辅只干了两个月。崇祯帝曾对孔贞运厚爱有加，一是孔贞运为孔子的第六十二世孙，二是孔贞运在南京礼部侍郎任上时以“扫黄”出名。在民风与官场风气严重下滑的末世，“德治”或是一针强心剂。崇祯帝想树这么一种典型，在孔贞运担任国子监祭酒时，特意对其赏赐有加。崇祯的想法虚构成分太大，孔贞运对自己祖宗倡导的礼义仁智信，其实是“历史地”看待的。因为官员选拔问题，孔贞运与崇祯帝发生分歧，郭景昌趁机上书弹劾他，崇祯一气之下停发了郭景昌的工资，孔贞运则被免职了。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刘宇亮进为首辅。这年冬天，多尔衮率清兵南下，从墙子岭进入长城，京师戒严。关键时刻，刘首辅挺身而出，要求出城督察军情，崇祯帝大为感动。刚过真定府，听说清兵将至，刘宇亮赶紧进晋州城躲避，结果知州陈弘绪紧闭城门，一个不让进。刘宇亮大怒，下令陈弘绪开门，否则军法论处。陈弘绪回答说：你是来抗敌的，现在敌人来了，哪有躲避的道理？反正，城门就是不开。
刘宇亮一面上疏弹劾陈弘绪，一面要抓陈弘绪。陈弘绪在地方的影响很好，晋州离京城又近，很多人跑到京城上访，为陈弘绪鸣不平。从此，崇祯帝对刘首辅的能力、水平大为怀疑，认为他只会扰民，正事干不了。
第二年正月，刘宇亮行至天津，发现诸将畏敌退避，便将总兵刘光祚给弹劾了。公文出来后，刘光祚偏偏又打了次胜仗，刘宇亮只好又重新上书，为刘光祚求情。崇祯帝气不打一处来，将刘宇亮给免了。
刘宇亮罢官，薛国观一跃而为内阁首辅。看上薛国观，当然是因为他的能力，崇祯帝视其为温体仁第二，从而对其信任有加。不过，跟温体仁比，薛国观伪装的水平又差了许多，没多长时间崇祯便对他心生怀疑。有一次崇祯与薛国观讨论官员贪腐问题，作为百官之首，薛国观至少要检讨一下自己认识与工作上存在的不足，有个自我批评的姿态。薛国观认为官员贪腐，主要是东厂和锦衣卫监督不力。如果厂卫不失职，官员怎敢如此贪婪？
脏水净向别人泼，另一旁的东厂太监王化民恨得牙根直痒痒。既然薛首辅认为厂卫失职，那厂卫就好好尽职一次。王化民悄悄一查，将薛国观贪腐的事实写了几张纸。崇祯帝一看，肺都气炸了。
论得罪的人，太监王化民算是小儿科。内外形势严峻，朝廷的收入早已入不敷出。崇祯帝让薛国观想办法，薛国观还真想出了一个：向皇亲国戚、达官贵族“借”。
这个主意本身也算不上太歪，因为老百姓身上确实榨不出什么了，再往死路上逼倒不如直接让老百姓造反。问题是这些有钱的主，愿不愿意出钱。于是，薛国观又出了第二个主意：外廷官员我负责，皇亲国戚你负责！
给皇帝派活，薛国观是明朝第一人。皇亲国戚，钱是有的，但谁都比国字号银行牛，皇上不亲自出马，借一分钱都是问号。朱由检无可奈何，同意了薛国观的意见。
朱由检选定的第一人，是武清侯李国瑞，开口白银四十万两。李家原籍山西平阳，自打出了孝定太后，也就是崇祯帝的曾祖母，晋商便多了强买强卖的底气，生意也做到了京城。《燕都游览志》载：“武清侯别业，额曰清华园，广十里。”
掏个四十万没问题，关键是心痛。但皇帝开口了，公然抗旨那不是傻吗？武清侯李国瑞一个劲地叫穷，并且以实际行动证明，李家确实穷：拆一栋房子，搬出一大堆杂物，摆满一条街，大声叫卖，有事没事的市民全都赶过去看热闹。
不肯借钱直接说好了，居然出这等损招打皇家的脸，崇祯极为震怒，削了李国瑞的爵禄，也把李国瑞给吓死了。
李国瑞吓死了，其他皇亲国戚也几乎吓得半死。如何不出钱又不死呢？造谣：孝定太后在天之灵发怒了，皇帝对外戚太刻薄，要遭天谴！也是蹊跷，崇祯帝的皇子朱慈焕不久真死了。
崇祯帝十分后悔，李家上缴的金银悉数退还，李国瑞七岁的儿子再封为武清侯，必须让孝定太后消消气。至于薛国观，只能拿来出气了。
薛国观本来运气大好，因为到了官员定期考核时期，属于首辅的收获季节。行人司官员吴昌时提了一包重重的银子，请求薛首辅关照一下，谋个吏科给事中。但有人出价更高，薛国观只给了吴昌时一个礼部主事。吴昌时觉得这桩买卖不公平，便把薛首辅受贿的事给举报了。当然，他是举报别人行贿。
崇祯帝已忍耐了很久，一口恶气正没处出，薛首辅便回家了。
薛首辅回家时心情太好，毕竟这些年钱着实捞了不少。装满钱财的车辆络绎不绝，动静太大，被他得罪的东厂觉得这是个机会：薛首辅都回家了，肯定就不是皇帝宠信的主了。放开手脚去查，薛国观收受贿赂的证据全出来了。崇祯见到薛国观贪腐情况的调查报告，立即下令逮捕薛国观。狱中的薛国观上吊自尽，崇祯说不准收尸。薛国观在梁上足足挂了两天，这时的崇祯气算是消了。
崇祯十三年六月，范复粹接下了薛国观的摊子。范复粹因告发尚宝卿董懋中等，受到崇祯赏识，但能不能当首辅是个问号。给事中黄云师评价说：当宰相要有“才、识、度”，范复粹可能这三项一项都不具备。在崇祯帝的支持下，范复粹当了将近一年的首辅。明朝内外交困的局面日趋严重，范复粹想有什么作为，客观上难度也大。李自成攻占洛阳，福王遇害，崇祯帝悲痛欲绝，范复粹说：“此乃天数。”崇祯问：“就算是气数，难道就没有办法挽回吗？”范复粹无言以对，崇祯帝心也凉了。
张四知怎么也当了首辅呢？这人脸上有过溃疡，长相奇丑，干的事也一点不漂亮。张四知兄弟分家时，他竟将其弟弟灌醉，拿着弟弟的手在房契上按了手印，从而“合法”地赚了一笔。不过，张四知只是在内阁临时负责，时间不过五个月。
能臣，其实是有的。朝中多数官员与崇祯帝同时想起了一个人：周延儒。
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周延儒二度为相。这一次，他果不负众望，一时政绩卓著，朝野称贤，崇祯帝对他也是越发器重。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崇祯帝受群臣朝贺，他叫周延儒背东面西站好，郑重地向其揖拜：“朕以天下听先生！”
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正月十一日，清兵从墙子岭、青山口入关，明军一触即溃，清兵长驱直入，越京畿，入山东，如入无人之境。周延儒自请督军，崇祯帝再次为之激动。周延儒驻地通州，崇祯帝差不多每天都能接到捷报。到了四月，清军兵退，周延儒凯旋。
周延儒的好日子只过了几天，数日后锦衣卫奏报，清兵并不是周延儒打回去的，而是完成抢掠任务后自己退兵的，崇祯帝大怒，下旨追究周延儒蒙蔽推诿之罪。周延儒自知理亏，席蒿待罪，自请流放戍边。崇祯帝气消了，又觉得“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议”。
但是，周延儒当了两任首辅，这政敌也跟着翻倍。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弹劾周延儒，其他的官员相继跟进。崇祯帝主意又变了，大骂：“最恨周延儒对朕玩弄计谋欺瞒。”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崇祯帝勒令周延儒自尽，籍没其家。骆养性手持圣旨及吊绳，来到周府时尚为酉时，周延儒向家人一一哭别，直到第二天清晨近卯，五十一岁的周延儒自缢而亡。两个月后，几乎也在这个时辰，崇祯帝与周延儒殊途同归。
在崇祯帝最后的两个月里，首辅陈演、魏藻德等均无建树。崇祯帝认为陈演错误决策，造成大同、宣府失守，将其轰出大殿。李自成逼近北京时，崇祯帝问末任首辅魏藻德如何救急。魏藻德曾以口若悬河而让崇祯帝印象深刻，关键时刻没有主意至少会有个说法。但魏藻德始终闭口不言，崇祯帝说：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魏藻德依旧垂头不答，他不是没有主意，而是他的想法与皇帝相左。不说，比说出来至少可以多活几天。在这种无可奈何中，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崇祯帝自尽……
三、战与和
其实，崇祯帝有数次将李自成赶尽杀绝的机会。但是，每当李自成等被官军逼到绝路时，如同事先约好了似的，后金的大军总是出手，让明军难以招架，崇祯帝不得不抽出平定内忧的手，紧急去处理外患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最后一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腹背受敌，两个拳头打架，为什么不稳住一个，先解决一个呢？不是不想，而是没成。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崛起，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开始进攻大明。明朝的态度是，“大彰挞伐，以振国威”，“务期殄灭，以奠封疆。”谁闹揍谁，不给会哭的孩子奶喝，绝不谈议和之事，万历帝的态度，证明了他并不昏庸。
此时的后金统治者，并无鲸吞辽东之意图，更未有问鼎中原的宏愿。即便到了皇太极时期，他也没有夺取大明江山的明确目标，他与袁崇焕的往来书信不下十封，谈的也是议和。但他们攻城略地，抢劫财物，还自己跟自己吹牛皮倒是真的。努尔哈赤最大的志向，是希望明朝承认他的存在，封其为王，为此他曾数次派遣喇嘛携书给明辽东官员“言和”。“和”不成就打，双方这一打就是八年，努尔哈赤处处得手，想议和的一方，积极性也没了。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袁崇焕于宁远重创努尔哈赤。这次胜利对双方都太重要了：明朝要战胜后金，实在不容易；后金要吞掉明朝，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于是，双方开始了第一次和谈。
与侵略者坐在一起谈买卖，政治风险等级极高。宋金和谈，高宗成了投降派，秦桧由此遗臭万年。大明朝谁出来干这桩事？大名鼎鼎的袁崇焕！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任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因御史侯恂的赏识而任职兵部，又因孙承宗的器重而镇守宁远。
和谈与劝架是两回事，不是讲通道理大家消消气事情就过去了。和谈的关键是谈条件，并且要双赢：出钱的一方，要感到掏出银子的价值，远远大于不花银子的结果；收钱的一方，要感到得到一纸“合同”的利润，远比拼命更划算。为了改变对方的收益预期，双方都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拳头的厉害。
天启六年的和谈，时机对明朝相对有利，因为刚刚打败了后金，努尔哈赤虽没有被当场击毙，回去之后也医治无效。这年九月，当死讯传至宁远后，袁崇焕派镇南木锉（李喇嘛）等三十四人的庞大队伍，前往后金吊唁努尔哈赤，祝贺皇太极继位。皇太极自然也客气起来，“欲两国通好”。最后的核心问题当然是“价码”：前提是大金国皇帝，改称金国汗。见面礼，是明朝先送给后金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青蓝布千万匹。然后双方关系正常化，以后每年后金给东珠十颗、貂皮一千张、人参一千斤，明给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青蓝布三十万匹。明方还价，见面礼砍掉一半，其他的既然是国际贸易，就不算具体的细账了。
这笔交易倘若达成，什么李自成、张献忠恐怕早就被逮捕，或早已死不见尸。明军虽已腐败，但收拾一群起义的老百姓，实力还是没问题的。
利润从来都是诱人的，为了哄抬“价格”，五月份皇太极率军至辽西攻掠，进攻锦州、宁远。为了压价，袁崇焕也早有准备，谈判桌之外明朝占了上风，取得“宁锦大捷”。这一败一胜，竟把双方的“生意”搅黄了：天启皇帝太高兴，和谈的事晾到了一边。但相关官员加官晋爵，作为和谈一号主角的袁崇焕，官只升了一级，奖金只拿了三十两银子。袁崇焕极为恼怒，辞职不干了。皇太极更是傻了眼：拿着“账单”，找不着签字的了。
崇祯元年，明朝国内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主要问题是灾荒加重，造反的太多，迫切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退休在家的袁崇焕，又被崇祯皇帝请到了京城。
崇祯帝给袁崇焕交待工作的地点，不是他的正规办公室，而是紫禁城里的平台，参加工作会商的也只有几个人。这一天，是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十四日。面谈之后，袁崇焕最终给了崇祯一颗定心丸：“计五年，全辽可复。”
崇祯帝与袁崇焕都很高兴，也都很有把握。但许誉卿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是兵科给事中，情况太熟：后金的事拖了十几年，皇帝都拖死了三个，怎么可能那么容易？
袁崇焕告诉他：“聊慰上意！”
逗皇帝玩？不可能。胆子再大，也不能拿自己的脑袋和阖家性命开玩笑。袁崇焕是不想跟许誉卿聊得太多，因为有五年的机动时间，袁崇焕认为自己能把辽东的事情摆平。
但是，袁崇焕从平台召对到最终被拿下，既未狠揍皇太极，也未收复寸土，唯一真抓实干做的一件事，就是杀了毛文龙。
毛文龙是各方都不喜欢的人。他是辽东的东江总兵，东江的几个海岛，在当时就是明朝伸进后金与朝鲜之间的一个楔子。朝鲜是明朝的附属国时，经常向明朝告毛将军的状，因为他时常借东西不还。后金从明廷手里抢走朝鲜后，恨毛将军的又多了个皇太极，因为他不好甩开膀子与明军干。袁崇焕到任后，毛文龙又不断“讨薪”，要袁崇焕解决欠饷问题。
毛文龙的实力不是很强，但战略威胁太大，被人从背后插一刀的感觉，谁都受不了。袁崇焕的军事素养很高，战略、战术都不是外行，但他居然把毛文龙给杀了。袁崇焕要杀毛文龙，直接原因是他不服从调动，并且无法正面沟通。但不经审判，当场把一个总兵给杀了，袁崇焕当时也没有受到任何追责——这与他有尚方宝剑，拥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没有关系。按照明制，尚方宝剑只能杀总兵以下的将官，这个袁崇焕清楚，毛文龙也清楚。袁崇焕杀毛文龙时，用的是“圣谕”——崇祯皇帝要杀毛文龙，所以袁崇焕心安理得，毛文龙无话可说。
究竟什么原因，崇祯与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碍事。毛文龙的人头，很能证明明廷和谈的诚意，此时的袁崇焕，与皇太极谈出了成果。后金方面有些诚意，皇太极与袁崇焕的往来书信中，主动去掉了自己的天聪年号，只写己巳年（崇祯二年，1629年）。这年四月，皇太极致书袁崇焕，要求明朝铸给“金国汗之印”，袁崇焕没有回复。皇太极再催，依旧泥牛入海——这么大的事，袁崇焕应该是作不了主的。
袁崇焕不答应，可能是认为皇太极开价过高。为了证明这个价码属于“优惠价”，皇太极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说明。这年十月，后金军绕过宁远、山海关，由大安口毁长城攻入内地，占领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城，进而围困北京。袁崇焕吓坏了，赶紧去追，在北京城外追上了后金军队。皇太极没有攻下北京，但后果太严重：袁崇焕进城去跟崇祯帝解释，只是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出来。
袁崇焕于次年被崇祯帝下令凌迟处死，一百多年后，清廷宣布：崇祯中了咱的“离间计”！其实，清朝《满文老档》中关于袁崇焕与后金秘密往来的记载详实，后金“离间”明朝的证据并无多少说服力，而且明朝锦衣卫的侦察水平一直不低，骗人不是一件容易事。崇祯帝要杀袁崇焕，“叛国”“投敌”的指责，只在逮捕袁崇焕时的圣旨：“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郊，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
《国榷》中的这段记载，在八个月后对袁崇焕正式判决与定性时，《崇祯长编》中有了重大更改：“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为崇祯帝担负秘密使命的袁崇焕，国家需要卖，又没卖上价，还造成严重后果，这才是崇祯帝恼怒的真正原因。
袁崇焕替崇祯帝背“黑锅”，最终被剁成一堆肉酱。虽然对袁崇焕家属的处理“皇恩浩荡”，但毕竟还是吃力不讨好。袁崇焕死后，这种不明不白的事，很长时间再无官员肯干了，尽管后来皇太极又多次向明朝表示，“如天朝许款情愿休兵”，甚至找大凌河战役中被俘的监军兵备道张春，让其为后金上表明朝请求议和，但明廷既没出现秦桧，也没出现袁崇焕。
可当秦桧的，其实还有一个人：兵部尚书熊明遇。崇祯五年（1632年）六月，他授意宣府巡抚沈棨、总兵董继舒，在张家口与后金官员“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达成局部和解协议。但是，尝试失败了，崇祯帝心中始终有个“尧舜”的结，只要不是山穷水尽，他都不肯做有失面子的事。崇祯十一年（1638年），阁臣、兵部尚书杨嗣昌，也是与崇祯关系密切的重臣，又授意辽东巡抚方一藻尝试议和。杨嗣昌长期主导国内的平叛工作，深知同时开辟国际、国内两个战场的不可为，竭力主张与清议和，但崇祯皇帝予以“切责”，谈好的条款无人签字。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锦之战败局已定，崇祯帝紧急召见了兵部尚书陈新甲，让其见机行事，重启议和。陈新甲委派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携带崇祯皇帝敕书，前往沈阳。国内的局势，已迫使崇祯帝将更大的精力转移到与清的议和上。据《明史》《清太宗实录》，议和期间崇祯帝“以议和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五月，马绍愉率领的上百人议和使团，在沈阳与清方谈判。此时明清之间的实力对比已大非往昔，境内“盗贼蜂起”、中原势如瓦解的局面也为清方洞悉，这正是勒索的大好时机。清方本欲让明朝“纳贡称臣”，经过艰难的谈判，最后达成以“两国”相称，“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明）界，以塔山为我国（清）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