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左右而言史（出版书）》
作者：王彬彬
内容简介：
《顾左右而言史(精)》是著名学者王彬彬最新的文化随笔精选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对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耐人寻味的社会事件的文化思考，作者层层深入，条分缕析，严密论证，兼具勇气、良知和方法，其文化随笔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目录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德教训
徐锡麟刺杀恩铭的公私问题
1920年的浙江一师学潮
胡适面折陈济棠
“不像在国外作战，恰如在国内行军”——侵华日军中的“中国通”
大屠杀中的妇女、孩子与女孩子
汤恩伯的伦理困境
章太炎的身后事
谁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金牙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德教训
说起“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侮，说起近现代史上中国人所受的外国人凌辱，人们总要提到曾经出现在上海公园门口的那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可能存在过的牌子，早已成为一种象征。中国百来年受欺侮、被凌辱的历史，就浓缩成这样一块牌子。许多文艺作品，电影、戏剧、小说、电视剧等，在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时，都要亮出这块牌子。没错，这真是铁证如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寥寥七个字，胜过千言万语，极大地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至今，还有许多同胞提到这块牌子、听见这七个字，便血脉偾张，便咬牙切齿，便揎拳捋袖。
许多人以为，当时上海滩上到处是这样的牌子，这肯定是误解。历史上，只可能有过一块这样的牌子，它曾经出现在当年的上海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门口，存在的时间也并不很长，因为在中国人的抗议下，牌子后来改掉了。熊月之的《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1] 黄艾禾的《上海百年：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2] 等文章，把这块牌子的前因后果说得很清楚。1845年，英帝在上海拥有了租界。为了把这块小小的土地管理好、利用好，英国人成立了“道路码头委员会”。1853年，洪杨的太平军占领南京，上海租界里的帝国主义者感到了威胁。英国领事提议，英、美、法三国联合起来，改变在上海各自为政的局面，共同管理上海租界。这当然就要产生一个市政机关。1854年7月11日，全体租界人会议通过了《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工部局”理事会——在上海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工部局”就是这样出场的。
外滩属于英美租界范围。1868年，外滩公园建成，此后的十多年间，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华人入内。工部局只是关照门卫，只准许“高等华人”进入，“低等华人”则禁入。但怎样判断是否是“高等华人”呢？“红头阿三”一类人，自然只能看穿着打扮了。但走眼的时候肯定会有。有些“高等华人”，是以不修边幅为习惯的，而一向注重仪容者，也会有偶失检点的时候。“高等华人”而衣着不高等，要入园就会遭到拒绝。在这样的时候，中国人，哪怕是“高等”的中国人，一般也就算了。不让进就不进呗，反正被西方人歧视也久矣夫已非一日了，比这更严重的欺侮还多着呢，生什么气？较什么真？但1881年4月5日这一天，公园的门警却遇上了一群生气、较真的华人。这一天，虹口医院的华人医生恽凯英等八人路过外滩，想进外滩公园却被门卫阻止。他们算是“高等华人”，当然有理由愤怒。愤怒之余，他们用英文给工部局总董韬朋写了一封信：“先生：我们都是租界的居民，而且是纳税人，想请问你有什么条文规定中国人不可以进入公共花园？"4月20日，恽凯英等人收到了韬朋的回信：“公园不大，不可能让所有中国人都进来游赏。门警曾得到过指示，只让文雅的衣冠整齐的中国人进入花园。“4月25日，韬朋又来一信，这次态度更强硬：“工部局并不认为中国人有进入花园的权利。”并强调，不许中国人入园，是得到了清政府任命的上海道台的认可的。韬朋说，1868年6月20日，外滩公园将建成时，当时的英国驻沪领事温斯达给上海道台写了一封信，强调：“这块地方（公共花园）是给在上海的外国社区的居民作为娱乐场所或公园之用。”而上海道台并没有表示异议。恽凯英等人质问韬朋依据什么条文限制、禁止华人入园，韬朋便搬出了道台的默许做挡箭牌，这自然很管用。
四年后的1885年，工部局要扩建外滩公园，于是引发了华人的又一次抗议。这一回领头的是唐茂枝、唐景星、谭同兴、李秋坪等八人。唐茂枝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唐景星、谭同兴等七人，或为海关总翻译，或是房地产富商，或当教堂牧师，总之，也都属“文雅的衣冠整齐的中国人”之列。11月25日，他们联名给工部局写信，指出：“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使用公共花园方面遭受到不同的对待是令人不满的，希望工部局想些办法来消除这种招人怨恨的矛盾。”并强调：“工部局拒绝华人入园，仅仅是从种族方面来区别，这不管以权宜之计或国际礼仪作为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要求给一些“高贵阶层的中国居民”颁发入园劵，让一部分“高等华人”享受入园的权利。以《申报》为首的沪上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抨击工部局，声援唐茂枝等人。工部局采纳了唐茂枝等人的建议，决定向部分“高等华人”发放入园券，自1886年5月4日起，华人可凭券入园。但矛盾并没有消除。既然有人能领到入园券，那没有领到而自认为也是“高等华人”的人，就有理由也去闹。1890年，公园管理机构“上海公共娱乐委员会”向工部局报告说，一年来，“申请入园的人逐渐多起来”，使得“迟来的外国观众几乎无立足之地”，还说，发现中国人在入园券上捣鬼，更改日期、过期券再用等手法都出现了。也就在这时，工部局正筹划在苏州河边再次填滩造地，扩建公园，此举遭到上海道的阻止。后来，经工部局与上海道协商，将苏州河边一处河滩建为“华人公园”，专供华人游乐，华人可随便出入。1890年12月，这华人公园正式开放。华人有了一处去处，对那外滩公园的限制华人入内，也就不怎么计较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6月1日，在日益高涨的中国人的反帝声浪中，工部局宣布外滩公园对所有中国人开放。
历史学家熊月之在《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说，上海外滩公园的那块可能存在过的牌子，在中国人心中，引起过两种反应。一种是对西方列强的愤怒和对中国人基本权利的要求，熊月之称为“外省型反应”。这种反应十分普遍，也广为人知。但还有另一种反应，即自我反省，熊月之称之为“内省型反应”。“内省型反应”比“外省型反应”要少得多，少得甚至让人觉得无法相提并论，但毕竟出现过。熊月之列举了数个“内省型反应”的例子。
1909年第8号的《图画日报》，发表了《外大桥公园》（“外大桥”即外白渡桥，外滩公园又名“外白渡桥公园”）一文，说外国在人烟稠密区域，往往建多个公园，供市民呼吸新鲜空气，也是“各国人”工余游览之所。中国则“未之前闻”。外滩公园，“溯当时建筑之始，并不分中外，无华人不准入内之禁”。这篇文章强调，外滩公园刚建成时，并没有限制或禁止华人入园的规定，只是因为中国人入园后，“往往不顾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卧，甚而至于大小便亦不择方向，西人恶之”，便有了对华人入园的限制和禁止，西人并另建一园，专供华人游息[3] 。
1917年，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说，如今租界中外国人的“公共场所”，每不准中国人进入，这实在可谓喧宾夺主之极，以跑马场和外滩公园最具代表性。但是，这与国家强弱无关，只关乎“国民教育”。姚公鹤指出，本来洋人并无对华人的禁令，但屡见华人在公共场所“折花驱鸟，糟蹋地方，无所不为”，于是便有了对华人的限入与禁入。首先对华人下禁令的是跑马场。至于公园禁止华人入内，毕竟道理上有些说不过去，于是另建华人公园。但工部局也须派巡捕在华人公园内照料，否则也会被弄得一塌糊涂[4] 。
1919年，沪上报人陈伯熙在《老上海》中也说，二十年前，外滩公园是谁都可以进入的，“初无分畛域也”。后来，洋人因为华人“多不顾公德，恒有践踏花草之事”，便禁止华人入内，而另建华人公园，专供华人驻足[5] 。
1924年，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韩祖德的《上海租界公园开放问题》一文，也说外滩公园，“以前是公开过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同胞”太没有公德心，遭到洋人的厌恶，才被禁止入内的。文章说，导致洋人下决心对华人下禁令的，是欧战和平纪念开庆祝会那天，公园的花都被摘尽了。文章作者说：“我不敢担保不再发生我们华人的弱点，所以也不敢完全要求自由地开放公园……我愿上海的华人，快教你们子女们去培养些公德心，不要叫他们贪了些花草，便被自私和自利战胜，连累全体的居民都得不到应享有的权利。”[6]
上面说到的几个作者，都强调外滩公园刚建成时，是并没有限制或禁止华人进入的，只是因为华人在公园里太不成体统，才有了限入或禁入的事情发生。1890年，《申报》发表文章说，外滩公园华人凭券入园后，“夏令纳凉者颇不乏人。然有挟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爱花成癖，往往一见鲜花，必欲折取，此非爱花实妬花也”，而华人公园建成后，自然成为华人的乐园，“华人之游于此者，时有滋闹”。文章举了一个例子。公园的长凳，是供数人共坐的。但前日有一人进园后，非要独自占有一凳，不肯与人共享。你既然独霸一凳，就必得有人无处落座。走累了，屁股找不到安放之处，便要巡捕评理。巡捕当然斥责那独霸一凳者，但他并不服气，反对巡捕“骂詈不绝”。游园的华人，见有吵架可看，岂能不看。而既然是同胞与巡捕争鸣，自然站在同胞一边，于是，“咸助此人，大有与捕为难之势”[7] 。
在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产生“内省型反应”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昌济，也就是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的岳丈。杨昌济曾留学日本、欧洲，回国后先在湖南任教，后任北大教授，是教育家、伦理学家。1913年10月，杨昌济在《湖南教育杂志》发表了《教育上当注意之点》一文，其中说：
吾国人有一大弊端，即不洁是也。衣服不洁，口齿不洁，体肤不洁，器具、书物不整，随地唾涕，当道便溺，浴室、厕所尤为不洁，较之西洋、日本，真有自惭形秽者。无怪乎西人自以为文明，而吾国人为野蛮也。试观汉口、上海之洋街，皆宽平洁净，而一入中国人街道，则狭隘拥挤，秽污不洁，相形之下，判若天渊，而彼处居民，终古如斯，毫不知变。此真可为叹息者矣。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曰“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此真莫大之奇辱而安之若素，此日本人所嘲笑以为大国民之大度者也。
杨昌济进而说：
平心论之，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西人所为，虽欺人太甚，亦吾国人有以自取之。不急改良习惯，养成与西洋人平等交际之资格，此等耻辱终无湔洗之期。[8]
杨昌济这话就说得更坦率了：西洋人那样对待华人，其实是华人活该！杨昌济点明了与西洋人平等交际之“资格”问题。你要别人平等待你，自身先要有让别人平等待你的“资格”。
熊月之先生在《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中慨叹，自1928年外滩公园取消对华人入园限制后，外滩公园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就只有“外向一面的歧视与反歧视”了，至于内省的一面，则不见了，“在历史教科书中不见了，在学者的笔下也不见了”。外滩公园的限制和禁止华人入内，那块可能出现过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不应该仅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材料，也应该成为公德教育和培育公民意识的材料。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它只是被片面地利用着。
说1928年后没人对这块可能出现过的牌子产生“内省型反应”，也不尽然。近读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我有些惊奇地发现萧军也是一个对外滩公园产生“内省型反应”者。
1941年7月3日，萧军在日记中写道：
晚饭后独自去桃林坐了一刻，看见一个人跳过栏杆去小便，回来我向他讲：“同志，你不对嗳，外面有厕所，为什么在里面小便呢？
那里有门，为什么要跳栏杆呢？”我是微笑着说的，那人向我惨惨地点了一下头，脸色不好看地背过去了。我看着他那发气的背影，用“啪啪”装作自然的样子把扑克牌摔在石桌上的声音……过了一刻他赸赸地走了，大约他受不了我的精神压迫了。我知道这会给予他一个好的启示，这是比辱骂更有力的刑罚。从此我联想到中国人的国民道德，以及在上海外国公园不许中国人进去的故事，从这很小的事，那是可以观察出一个国民的自制力和自尊心。起始要说他时，我也迟疑着，但一转念，觉得这“不管闲事”的观念不对的，就说了。[9]
萧军也认为上海外国公园不许华人进入，与中国人的“国民道德”有关。萧军是铁血男儿，是坚定的爱国者，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过切实的贡献。他能在上海外国公园不许华人进入一事上有清明的内省，而且是在抗战时期有这种内省，令我对其刮目相看。上面说到的“内省型反应”者，在今天是极容易被骂作“汉奸”的。但是，今天活着的人，有几人有资格说萧军是“汉奸”呢？那些“五毛”，那些“自干五”，那些“愤青”，你们有资格吗？
我屡次说“可能”有过那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因为是否曾经有过这样一块牌子，一直有着争议。洋人的确限制和禁止过华人进入外滩公园，也的确限制和禁止过狗进入公园，但是否明确把二者放在一起作为禁入的对象，是一个悬案。在历史资料中查不到这样的条文，更无照片为证。据熊月之先生在《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中说，1885年工部局颁布的公园游览规则，共六条，译成汉语是：
（1）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
（2）小孩之坐车应在旁边小路上推行；
（3）禁止采花捉鸟巢以及损害花草树木，凡小孩之父母及佣妇等理应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
（4）不准入奏乐之处；
（5）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
（6）小孩无西人同伴则不准入内花园。
这样的规定，当然歧视华人的意味已经十分浓重。虽然没有资料证明工部局挂出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的牌子，但一些人在文章、讲演中说亲眼见过这样的牌子。对此，熊月之在《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中解释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公园的确曾经挂出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第二种可能是，人们把规定的第一条“脚踏车与狗不准入内”与第五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搓揉在一起，归纳、概括、演绎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的“规定”。对于华人来说，第一条和第五条最刺眼，一眼看去，只记住这两条，并且把两条合并成一条，是自然而然的、下意识的行为。我以为，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于情于理，工部局都不大可能在游园规则中明确把“华人”与“狗”紧紧放在一起。
1924年9月，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倒掉了，原因是附近的民众总去挖取塔上的砖。在北京的鲁迅闻讯，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两文。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说，中国向来有着两种破坏行为，一是“寇盗式破坏”，一是“奴才式的破坏”。“寇盗式的破坏”出现在所谓的乱世，暴民造反、历史上所谓的“农民起义”，总体现为“寇盗式的破坏”。而“奴才式的破坏”则以日常现象的方式出现在太平时候。鲁迅说，雷峰塔砖的被挖，只不过是眼前的一个小小的例子。龙门石窟的佛像，大半缺膊少腿；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往往被撕去。凡是公物或无主的东西，能够移动的，则被偷走；不能移动的，则被损坏。人们仅仅因为一点微少利益，也会毫无顾忌地破坏一个“完整的大物”[10] 。
抗战期间，费孝通在昆明写了一系列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后来结集为《乡土中国》。在《差序格局》一文中，费孝通说，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便是“私”的表现。但能够扫清自家门前雪，“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一般人家，是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便完事。苏州人家往往后门临河，听起来诗意盎然，文人墨客比作威尼斯。但“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这水道本来就不畅通，而人家却什么东西都往河里扔，把河道当作垃圾桶，甚至当作厕所，居家临河，“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为什么呢？——这种小河是公家的”。因此，在中国，“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一个院子，也只有两三家合住，但总是荒草丛生，公共走廊上也照例是尘灰堆积，厕所更是难以插足。没有一家肯管这些“闲事”。谁若管了，连半声谢意都得不到。于是，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公德心就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费孝通说，中国人，从上到下，没有不害“私的毛病”者，而“现在已成外国舆论攻击我们的把柄了”[11] 。
上海外滩公园的限制和禁止华人入内，如果从宏观方面说，当然也与国家强弱有关，因为如果不是中国处于弱势，就不会有“租界”这样的地方出现。但如果不那么宏观地看问题，如果就事论事，那这件事，还真与国家强弱没有关系。外滩公园门前的华洋冲突，是一种“公德”意义上的中西冲突。百多年过去了，中国毕竟“强大”了，现在，这种“公德”意义上的中外冲突，移到了国外。跑到国外，到人家的地盘上去与人家冲突，这确实是“扬眉吐气”了，变化确实很巨大了，但没变的是公德心的缺乏仍然是“外国舆论攻击我们的把柄”。这些年，中国的游客在国外出了多少“洋相”、惹来多少鄙视、厌恶、憎恨啊！以致国家领导，都要亲自呼吁国人在国外少吃方便面，勿乱扔垃圾！就是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间隙，上了一下网，就看到一条消息：“中国大妈在泰国机场晾内衣”。泰国媒体播放了视频：鲜红的胸罩、黑色的内裤，晾在机场的椅背上。泰国媒体在惊叹，在嘲笑。仅是在泰国，中国人这些年干下的“丢人”、“丢国”事，就颇不少。人家路边的三轮车，骑着就走；王宫面前的栏杆也敢推倒，受到指责不认错反恶语相向；在飞机上对乘务人员耍泼、撒野、发飙，也有“国人”与“国人”在飞机上打架甚至打群架……百多年来，八九十年来，六七十年来，如果谈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时不只是愤怒谴责帝国主义的欺人太甚，也反省一下我们的公德太差，如果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块牌子时也讲一讲我们自身的问题，到今天，情形是否会好一点呢？我们是否会在国外少出一点“洋相”，少做一点“丢人”、“丢国”的事呢？
十年前，当我在东京小巷的电线杆上，看到警视厅张贴的用简体汉字书写的“严打入室盗窃！”的告示时，很有些愤愤然。这不明显是特意针对我这样的从中国内地来的人吗？当时很想去警视厅抗议，想想，抗议的理由不充分：人家在自己的地盘上贴什么，你管得着吗？便只得“国骂”一声后作罢，算是“好汉打落牙和血吞”。我想，如果有一天，外国人在自己国家的公园门前挂出“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们再去抗议，就被动了。
2015年2月2日
注释
[1] 熊月之：《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见《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版。
[2] 黄艾禾：《上海百年：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见《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0期。
[3] 《外大桥公园》，见《图画日报》1909年第8号。
[4]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5] 陈伯熙：《老上海》，上海泰东图书局，1919年版，第一册第9卷。
[6] 韩祖德：《上海租界公园开放问题》，见《时事新报》1924年4月14日。
[7] 《中西异好说》，见《申报》1890年7月8日。
[8] 杨昌济：《教育上当注意之点》，见《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9] 萧军：《延安日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上卷，第206-207页。
[10] 见鲁迅《坟》。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6月版，第21-22页。
徐锡麟刺杀恩铭的公私问题
安徽省的安庆市，自清代至民国，一直是安徽省的省会。这地方，在清末的“革命运动”中，也是重镇。现有五条街道以为推翻清廷而死难的烈士命名，它们是锡麟街、吴樾街、程良路、玉琳路、德宽路。许多人以为，以辛亥烈士命名这些街道，是1949年以后的事，却是误会。那是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后，安庆以五条街道纪念五位为民国成立而牺牲而又与安庆有关系的五位英烈。“文革”时期，这些街道一度更名，后来才又改了回来。例如锡麟街，一度被改为“红卫街”，“文革”结束，才恢复锡麟街旧名。
锡麟街本名百花亭。1906年4月，恩铭出任安徽巡抚后，在此地创立了安徽巡警学堂。1907年2月，徐锡麟（字伯荪）被恩铭委任为巡警学堂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总办，也就是校长，由一臬司兼任。该臬司名世善，是满人。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巡警学堂刺杀恩铭，自己也壮烈牺牲。民国成立的当年，即1912年，百花亭就更名为锡麟街。
后来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民主人士”的朱蕴山，当年是巡警学堂的学生。徐锡麟等人刺杀恩铭后，挟持巡警学堂数十名学生占领军械所，与清兵对峙数小时，朱蕴山就在其中，后与徐锡麟一同被捕。徐锡麟被押赴刑场问斩时，有多名学生陪斩，朱蕴山也在其中。所以，朱蕴山是目睹了徐锡麟怎样被斩首剖心的。四年后的1911年，朱蕴山写了《过百花亭追忆徐伯荪师》，诗曰：“苌弘一去两千载，碧血常留天地间。公舍私恩殉公义，杀身应比古贤坚。”[1]
我是安庆地区人。走在锡麟街上，我当然会想到徐锡麟。也自然想起朱蕴山的这首诗。这首诗中，最耐我寻味的，是“公舍私恩殉公义”这一句。被徐锡麟刺杀的恩铭，是颇有恩于徐锡麟的。没有恩铭对徐锡麟的恩遇，徐锡麟是很难有机会刺杀恩铭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恩铭对徐锡麟的提携、恩宠，是一种自杀行为。
虽然在“私”的意义上，恩铭是徐锡麟的大恩人，但为了“公”，徐锡麟还是毫不犹豫地向恩铭开枪。每次想到恩铭与徐锡麟的公私恩怨，都未尝不唏嘘不已。
现依据《皖政辑要》《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陶成章集》《知堂回想录》《徐锡麟评传》《陶成章传》《绍兴文史资料选辑》《安庆文史资料》等书籍，说说徐锡麟刺杀恩铭事。
一
徐锡麟，1873年生，浙江绍兴东浦人。绍兴这地方，在清末，反清思潮特别强烈，反清的“革命活动”也特别有声色。1904年，以推翻满清、光复汉族为宗旨的光复会成立，绍兴很快就成了光复会的大本营。光复会首任会长蔡元培、光复会柱石般的人物陶成章、徐锡麟遇难后也被捕杀的秋瑾，都是绍兴人。还有在安庆起义中与徐锡麟并肩作战并共同死难的陈伯平、马宗汉，也是绍兴人。
徐锡麟这个人，似乎从小就颇有些异于群儿处。章太炎所撰《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陶成章所撰《徐锡麟传》、冯自由所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都说徐锡麟“幼矫虔，器过手辄毁，父憎之”[2] 。所谓“矫虔”，就是敲诈掠夺的意思。而“器过手辄毁”，就是什么东西到了他手上必毁掉。看来，徐锡麟自小便是一个善于破坏的人，也可以说，自小便有“革命家”的素质。
徐锡麟成人后十分重视教育，一开始秉承的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救国理念，当推翻清廷、杀尽满人成为其人生唯一目标后，“教育”在徐锡麟那里就是培养反清人才。1901年10月，徐锡麟受聘为绍兴府学堂经学兼算学教习。到了1903年2月，徐锡麟升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也就是副校长，而学堂的监督则是鲁迅和周作人在文章中都说到过的周椒生。周椒生是周氏兄弟的远房叔祖父，本在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任职，后来被辞退，回到绍兴后又当起了绍兴府学堂的监督。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和《知堂回想录》里都写到了周椒生与徐锡麟“搭班子”的事，也写了徐锡麟的特异行为。在《知堂回想录》里，周作人说，周椒生回到绍兴，“最初也得到相当的地位，便是请他去当绍兴府学堂的监督。这里名称虽是监督，实际乃是校长，权力很大，而同时有一个副监督，这人却不好相与，此人非别，即是后来过了三年实行暗杀造反的徐伯荪即徐锡麟便是。”那时的徐锡麟“是苍老精悍的小伙子，顶上留着一个小顶搭和一条细辫子，夏天穿着一件竹布长衫，正在教学生们兵操，过了一会儿他叫学生走到墙阴地方，立定稍息，自己便在太阳里晒着”[3] 。周作人说，这是他亲见的徐锡麟形象。
1903年，徐锡麟第一次到日本。这年春季，国际博览会在日本大阪举办，徐锡麟前往参观。此次日本之行，对徐锡麟“革命目标”的确立有重大影响。在大阪看过博览会后，徐锡麟到了东京，而其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正把反清的运动闹得轰轰烈烈，而其中又以浙江籍学生最为活跃。前面说过，在清末，绍兴反清思潮特别强烈，反清运动特别有声色。其实，是先有浙江人士反清思潮特别强烈，后有绍兴成为浙江的反清大本营，其原因，在于当“光复会”成立后，头领、骨干，例如蔡元培、陶成章等，多是绍兴人。绍兴人当头领，自然带动了绍兴的许多人加入到反清运动中来。至于为何在反清运动中浙江人表现特别突出，冯自由认为，与章太炎（炳麟）的影响有关。冯自由是广东人，他所著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第三十四章是《浙江志士与革命运动》。冯自由说：“甲午中日战后，浙江风气大开，杭城诸士子日受外来思潮所刺激，渐知以办学设报为务。自馀杭章炳麟迭主时务、昌言、亚东各报笔政，省中士绅以章氏邃于国学，多为感动，由是提倡设立学校研究中西科学者，颇不乏人。”章太炎因为国学上的造诣、成就而受到人们的敬仰。浙人自然对其分外崇敬。中日甲午战争后，章太炎开始了与报纸的关系。先是在《时务报》等报纸上发表零星政论，后来则主持多个报纸的笔政，而这为浙江的士人树立了榜样。办学、办报被浙江士子视为要务。冯自由说：“庚子拳祸既息，浙人以官私费赴日留学者，相望于道，时支那亡国纪念会、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诸爱国团体缤纷并起，留学界主张革命者日盛。“1900年以后，浙江人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往日本留学。而其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正在大力从事推翻满清的运动。在日本的反清运动中，浙籍士子本来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的浙江留学生自然很容易受到影响。其时中日之间往来十分容易。留学日本的浙江学生经常回国，或者说，经常在两国间来回，而无非是为了“革”满清的“命”。更准确地说，这些浙江学生是在日本的东京和中国的上海、绍兴之间往来不断。冯自由说：“湖北、湖南、江苏数省学生各用本省名义发刊杂志，咸以民族主义相号召。同时浙籍学生孙翼中、王嘉榘、蒋智由、陈榥、蒋方震等，亦有浙江潮月刊之组织，持论激昂，不让他省，而主持上海爱国学校者复多浙人。”从1903年开始，各省在日本的留学生办起了以本省命名的刊物。1903年1月，湖北留学生王璟芳、尹援一等人创办的综合性月刊《湖北学生界》在东京出版，从第六期起改名为《汉声》，封面上印着四句话：“摅怀旧之蓄志，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可谓反满复汉的旗帜高扬。江苏的留日学生则创办了《江苏》、云南留日学生创办了《云南》、河南留日学生创办了《河南》、山西留日学生创办了《晋乘》、江西留日学生创办了《江西》，总之，那时期，中国的留日学生在东京办了许多刊物，更多的并非以省名命名。至于浙江学生创办的刊物叫《浙江潮》，问世于1903年2月，是众多报刊中特别有影响者之一。
冯自由又说：“及章氏驳康有为政见书出，苏报案随之，革命言论轰动一时，民族思潮亦大澎涨于浙省各府县，言新学者，遂多倾向于革命一途，癸卯壬寅之间，尤为特盛。是时革命志士已渐由言论而趋于事实，孙翼中、龚宝铨、陶成章、张恭、敖嘉熊、魏兰、徐锡麟、秋瑾诸人以浙省会党林立，大可为军事进行之助，遂深入内地，从事联络。”[4]
所谓“癸卯壬寅之间，尤为特盛”，是指1903年前后，反清排满的情绪特别强盛，而这首先在中国的留日学生界体现出来。徐锡麟正是在这个时候到了日本，到了东京，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等人。谢一彪所著的《徐锡麟评传》中说，徐锡麟是在浙江留日学生声援章太炎的集会上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的，并且相见如故、相见恨晚[5] 。1903年，章太炎、邹容因在《苏报》上发表反清文章而被捕，是为“苏报案”。章太炎是广受爱戴的学术大师，如今竟然因反清而坐牢，自然激起很大的民愤，激起更强烈的反清情绪，又以浙江士人反应最为强烈。留日的浙江学生召开了声援章太炎的大会。在这样的场合。徐锡麟与陶成章、龚宝铨等早就志在推翻清廷的绍兴同乡相遇，让徐锡麟的人生目标一下子明确起来。“革命目标”明确了，意志也就更加坚定了，精神也就更加坚固了。
二
徐锡麟算是那种有精神异秉的人。可以说，在将杀尽满人、光复汉族作为人生目标之前，他就有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从而青史留名的志向。换句话说，不干反清复汉、刺杀恩铭这样的大事，他也会干出别的惊天动地的事来。
陶成章曾回忆说：“义和拳起于北方，锡麟在乡谋办团练，为人所尼中止。”[6] 当义和团在北方闹腾时，徐锡麟就想在家乡办团练。这说明，一有机会，徐锡麟就想一显身手。胸中有着一腔干大事情的热情，有着青史留名的强烈渴望。这种热情，这种渴望，是先于要干的那具体事业的。可以说，在赴日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人结识前，徐锡麟对自己究竟应该通过何事来建功立业，还不是很清楚的。与陶成章、龚宝铨等人接触后，在日本目睹了留日学生的反清热潮后，徐锡麟的热情和渴望终于找到了附着物。通过反清的革命来实现人生理想，当这目标明确后，徐锡麟就比任何人都义无反顾。从此，他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在反清的“革命”上，他建功立业的理想必须通过反清的“革命”来实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
1904年光复会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徐锡麟也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光复会主要头领，都加入了同盟会。徐锡麟这样的人，加入任何组织都会立即成为骨干的。加入了光复会的徐锡麟却拒绝加入同盟会。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是时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已历数月，浙江人入会者有蒋尊簋、秋瑾数人。成章于丙午东渡，旋即加入，且见推为《民报》之发行人。元培于同盟会成立之初，已由本部指定为上海分部创办员，因是光复会员泰半入同盟会籍。独锡麟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7] 蔡元培、章太炎这样的前辈和光复会创始人加入了同盟会，陶成章、龚宝铨这样的同辈和“革命”的引路人加入了同盟会，而徐锡麟却拒不加入，这足见其个性极强，极其有主见。“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有大志，有雄心，必须独立地成就一番大事业，不能依傍他人，不能在他人节制、指挥、布置下做事。光复会与同盟会的政治目标本是相同的。光复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总之，推翻满清、恢复汉族人对“中华”的统治，是二者共同的目标。正因为这基本目标相同，所以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章太炎等光复会领导人都愿意加入同盟会。以共同的力量达成“光复汉族”“恢复中华”的目标，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于蔡元培、陶成章等人来说，投身“革命”，首先是为了实现这一大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个人成就一番事业。而徐锡麟的想法似乎有些不同。投身反清的“革命”，首先是为了个人功盖天地、名满天下。如果“依人成事”，那事成得再大，自己的功和名都要大打折扣。用后来的话说，这是颇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的。
反清的“革命目标”明确后，徐锡麟便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徐锡麟后来在供词中说：“我只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8] 暗杀，在清末的反清运动中并不稀奇。但一般的“革命者”只是将满清大员作为暗杀对象。光复会的宗旨“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也只是要把“河山”从满人手中夺回。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充其量也只是把满人“驱除”。而徐锡麟则将自己的“革命目标”自定为“杀尽满人”。以徐锡麟一人之力当然不可能杀尽满人。如果光复会、同盟会真将“杀尽满人”作为基本宗旨，那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
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孙翼中离开杭州到绍兴东湖通艺学堂任教，从而把“革命思潮”传入绍兴：“翼中虽得无事，然不能居杭，乃就绍绅陶濬宣之聘，主讲席于东湖通艺学堂，革命思潮因之以传入绍兴。”[9] 这东湖通艺学堂，是绍兴的著名士绅陶濬宣“毁产负债”所创办，先名东湖书院，后名通艺中学堂，1901年改为东湖通艺学堂。陶成章曾在此执教。1904年9月至11月，周作人曾这在东湖通艺学堂教了两个月的英文，在这里，周作人又遇上了徐锡麟。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之“五〇”，就是“东湖逸话”，他把夜晚的东湖写得像地狱：“我是在那里住过两个月的，所以深知道夜景的可怕，为白天游湖的人所不曾见到的。我在室外南廊下站着，面对着壁立千仞的黝黑的石壁，在微细的月光下，恍然如见法国陀勒的有名的《神曲》中地狱篇的插画，别有一种阴森凄惨的可怖景象，觉得此地不宜长住，不仅是办学校和医院是非所宜，别的事情也办不来，——除非是图谋造反，这才是适合的背景。哪知事有凑巧，这恰成为革命计画的原始地，而是与徐锡麟有密切的关系的。”周作人接着说：“原来徐伯荪的革命计画是在东湖开始的，不，这还说不到什么革命，简直是不折不扣的‘作乱’，便是预备‘造反’，占据绍兴，即使‘占据一天也好’，这是当日和他同谋的唯一的密友亲口告诉我说的。”
周作人说，为了筹集经费，徐锡麟曾打算抢劫钱庄的运钞船。为了抢劫运钞船，徐锡麟曾和同伙陈某夜间在东湖练习划船，准备学会划船后便去实施抢劫：“钱店店伙和小船船夫由他们一人对付一个，请他们吃了‘板刀面’，把洋钱抢了来，做‘造反’的本钱。”所谓请吃“板刀面”，就是一刀杀掉之意。后来这抢劫的计划为陶成章所知，陶成章不同意干这种事：“徐伯荪听从了他的话，便去运动人替他出钱捐候补道，到安徽省去候补，结果做了那惊天动地的一幕，却不料这事发端是在东湖，也是在那里定策的。和他同谋的陈君名字叫一个‘濬’，号曰子英，比较不大知名，他在安庆事发的当时逃到东京，时常到鲁迅所住的公寓里来，这是当时听他自己所讲，由我听着记下来的。现在他也久已逝世，大约听过他讲这故事的人也只有我存在，今因说到东湖，就把它记录下来，且当作一则东湖的逸话讲讲吧。”[10] 这个陈子英，鲁迅在《范爱农》中几次提及。徐锡麟和陈子英一同练习划船，打算一刀一个杀掉运钞船上的店伙和船夫，把钱抢走。既然周作人是听陈子英亲口所说，该不会有假。
三
徐锡麟也曾打算在绍兴发动起义，占据绍兴，哪怕“占据一天也好”，这也是真的。
抢劫钱庄，直接目的是了创办一所武备学堂，培育反清的军事力量。抢劫的计划虽然放弃，但武备学堂却办起来了。徐锡麟的表亲许仲卿是富商，同情和支持徐锡麟等人的反清革命，独立捐资，让徐锡麟等人办起了大通武备学堂。学堂于1905年9月23日举行开学典礼。徐锡麟原计划在这一天举行起义。几年间，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已与浙江多地会党建立联系。徐锡麟提议，邀请绍兴的所有清吏参加9月23日的开学典礼，趁机把他们一齐杀尽，同时通知各地会党起而响应，占领绍兴。陶成章等人反对这一行动，理由是“浙江非冲要地，欲在浙江起事，非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11] 。那时候如真在绍兴起事，即便当时成功了，也最多占据绍兴一两天吧。能够占领绍兴多久、后果究竟如何，徐锡麟是不怎么考虑的，他只是急于要轰轰烈烈地干一场。两年后在安庆，徐锡麟将这计划付诸了行动。
创办武备学堂，目的是培养反清的军事人才，然而，要靠绍兴这小小地方的小小学堂培养出足以推翻满清的军事力量，无异于天方夜谭。这是杯水车薪，是远水不救近火。于是，徐锡麟、陶成章等人制订了一个捐官计划，即出钱买个官员资格，然后设法进入军队，掌握军权后再进行反清的革命。这是要借清廷的鸡生反清的蛋。捐官需要钱。徐锡麟又向许仲卿募捐。许仲卿又捐出五万元，供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向清廷买官。捐个官员资格，并不能直接进入军队，还须有军事方面的条件。徐锡麟、陶成章等人的设想是，先捐个官员资格，然后以候补官员的身份到日本军校学习军事，学习结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到军中任职了。要实现这一计划，并非易事，需要朝中有人。这时候，俞廉三登场了。
据谢一彪《徐锡麟评传》所记，徐锡麟的姑祖母，也就是俗称的姑奶奶，嫁给了山阴县的俞若星，而俞廉三便是俞若星与徐锡麟的姑奶奶的儿子。按辈分，徐锡麟称俞廉三为表伯。徐俞两家，是姑舅亲。俗云：“姑舅亲，辈辈亲，打折骨头，连着筋。”徐锡麟与俞廉三，在血缘上是很亲近的。这俞廉三也非等闲之辈。绍兴师爷声震全国，而俞廉三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名幕，也就是著名师爷。俞廉三也自幼重视实学，继承了祖传的幕僚事业，十六岁便到山西军中当幕僚，参与山西军政及河防事务。因为干得出色，先是由武乡县知县代直隶知州，后擢升宁武知府，又调任太原知府。1889年，俞廉三擢补翼宁道，历署按察使、布政使，不久即任湖南按察使、授头品顶戴。后又回山西任布政使。1898年，俞廉三又调任湖南布政使。几年间，俞廉三在晋湘两地走了几个来回。这回到湖南，正是巡抚陈宝箴大力在湘推行新政时，俞廉三以布政使之身全力襄助陈宝箴。俞廉三此番到湘不久，陈宝箴便受戊戌政变牵连而被罢黜，俞廉三继任湖南巡抚，兼理学政。1903年冬，又迁任山西巡抚。朝廷把俞廉三在晋湘两地调来调去，说明两省都离不开他。的确，俞廉三治晋十几年、治湘四年，都有良好的政声。但最后一次到晋，不久便以疾辞归。归途中经武汉时，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挽留，遂留居武汉，当张之洞的智囊。俞廉三通晓新旧法律，1907年8月，特命回京，以侍郎身份任修订法律大臣，协理开办资政事务，赐紫禁城骑马；1909年，补授仓场侍郎。旋任仓场侍郎，在任上大力革除仓储之弊，兼筹并顾，中外称善。1912年2月死于天津[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