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参见董郁奎《一代师表：经亨颐传》第三章《求学东瀛》。.6
警备司令部派人来看这座房子，是看是否适合软禁，或者说临时关押陈仪。幸亏胡允恭没有第三次来这里，否则恐怕就走不掉了。
八
这期间，在杭州的陈仪和在上海的汤恩伯，心态都异常不平静。
陈仪自己在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傅作义已经在北平宣布接受中共改编的时候，做出投共的决定，毫不奇怪。陈仪虽然一直很受蒋介石重用，但出身“北洋军阀”，并非蒋介石嫡系，也从来不曾成为蒋介石真正的心腹。如不投共，就只能离开内地到台湾度过余生。陈仪已经六十五岁，实在不愿离开故土。更重要的是，台湾是陈仪不忍回首之地，此生最大的失败是在台湾遭受的。而与中共，陈仪也没有很大的过节，从来不曾站在“剿共”的第一线。如果叛蒋投共，以陈仪的资历、声望，在中共执政后受到相当礼遇，那是不成问题的。在陈仪看来，留在内地，日子会比在台湾舒服得多。陈仪又无亲生子女，万一选择错了，也不过自己承担后果，没有后顾之忧。陈仪要拉着汤恩伯一齐投共，则是想为中共立一大功，是想让自己日后的日子更风光些，换句话说，是一种“政治增肥”，是为增加自己的政治体量。
郑文蔚在《陈仪之死》中说，他奉“民革”领导人李济深、朱蕴山之命从香港到杭州劝说陈仪反蒋投共，陈仪答应得很爽快：
饭前，我与先生促膝而谈，面交了李任公的信（引按李济深字任潮），告诉他这是任公的亲笔。他看后微微颔首……他说：“要我为解放作贡献，但我手中这点微不足道的兵，起不了作用。我至多只能做到不抵抗，也就是和平解决吧，为地方保存点元气吧。但是，你知道汤恩伯和我的关系，他现在是京沪杭警备司令，他是会听我的话的，他放弃抵抗，调转枪头，作用就大了。还有福建的李良荣（新任福建省主席），我也可以对他说的。”最后，他命我即时回香港向任公复命，并嘱咐，当中共大军决定渡江时，只须派一个联络参谋，携一本密电码，由我陪同到他身边就行。[37]
应该说，自从决定投共后，陈仪就处于一种亢奋之中，思维只朝一个方向运动，不能多方面、多角度地考虑问题。陈仪拉着汤恩伯一齐行动，实质上是在把汤恩伯手中的数十万军队当作了一张牌。陈仪觉得完全能够策动汤恩伯，最大的理由就是与汤几十年的情谊。陈仪这时候没有想一想，与汤恩伯有着几十年深情厚谊的，并非只有自己一人，蒋介石也同样与汤恩伯有着几十年深情厚谊，蒋介石也同样是汤恩伯的“恩公”。在汤恩伯事业的起步阶段，陈仪给了他十分重要的帮助，这没错。但是，汤恩伯后来的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却完全得力于蒋介石的赏识、栽培。蒋介石同样对汤恩伯恩重如山。陈仪要汤恩伯反蒋投共，是要汤恩伯在两个“恩公”之间做出选择。汤恩伯在张灵甫师毁灭后遭到蒋介石惩戒，从而在陈仪面前表达过对蒋的不满，这也是陈仪认为可以策动汤的原因之一。但陈仪显然过分地估计了汤恩伯一时的情绪宣泄。更何况，汤恩伯很快便被重新起用和大大重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统帅四十五万大军，从上海吴淞口到江西湖口沿线各省主席归其节制、物资任其调配，这是何等的信任和倚重。即便当初对蒋介石有些不快、有点怨恨，此刻也烟消云散了。陈仪这时候也没有想一想，他要汤恩伯背叛的，并不只是蒋介石这另一个“恩公”，还有国民党的“党国”。不能认为汤恩伯这样的人心中完全没有国民党的“党国”。对“恩公”应“孝”，对“党国”须“忠”。如果说，当汤恩伯在蒋介石和陈仪之间做选择时，还是两孝不能两全的选择，天平还难以向任何一方倾斜。但是，当在蒋介石这一边再加上国民党的“党国”时，天平就只能向这一边倾斜了。现在不是一孝对一孝，而是一孝一忠对另一孝。
陈仪也没有设身处地、细细地替汤恩伯想一想投共后的可能处境。与陈仪不同，汤恩伯可谓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甚至被中共方面称作“汤屠夫”。现在，又被中共列为“头等战犯”，宣称“国人皆曰可杀”。要汤恩伯投共，他能没有顾忌？更重要的是，并非中共主动想要策动汤恩伯，而是陈仪在替中共策反，这就让汤恩伯更不能确信今后能有很好的待遇了。汤恩伯是国民党方面的如此要人，现在又担负着江防重任。按理，中共要策反汤恩伯，应该有中共方面的重要人物直接与其联系，应该有人带着中共要人的信去见汤。而现如今，是陈仪派自己的外甥带着自己的信去见汤恩伯，这感觉不是共产党在策反国民党，而是国民党在策反国民党，是自家人在策反自家人。陈仪的确提出让胡允恭这个中共党员去见汤恩伯，但胡允恭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分量显然太轻。在山东战场上，汤恩伯曾是陈毅的对手和手下败将。如果不是陈仪而是陈毅出面，派人策反汤恩伯，汤恩伯的感受应该好些。可现在，是陈仪在替中共策反，好像汤恩伯要牵着陈仪的衣角走到中共这边来，汤走到这边后的待遇，也要靠陈仪争取，这让汤恩伯如何好受？如何放心？
汤恩伯的家眷已经迁往台湾，在内地已是“裸官”，这个因素也完全不在陈仪的考虑之中，这说明陈仪其时思维有多么偏执。蒋介石将汤恩伯这类要人的家眷先期迁台，一方面固然是让这些人在内地与中共最后拼杀时无须考虑家眷问题，另一方面，也正是让这些人在最后关头没有二心，不敢变节，家眷实际已经成了人质。汤恩伯的家眷既然已经到了台湾，要再迁回那是万无可能的。陈仪如果认为汤恩伯投共后还能把家眷从台湾接回，那只能说明陈仪已经亢奋得失去理性；如果陈仪认为家眷无所谓，可以不要，汤恩伯不妨裸身投共，那只能说明陈仪已经亢奋得不近人情。
1949年1月28日，丁名楠与汤恩伯见面，将陈仪的信和那写有甲乙条款的纸片交给汤，并且口头转达了“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的条款。29日，丁名楠回到杭州，向陈仪报告见汤经过。丁特意说了汤宅已空空如也，家眷已去台湾，但是，“对此，陈仪没有在意”。接下来，《陈仪全传》有这样一段：
当晚，陈仪独自沉思，憧憬与汤联手起义之未来，在欣喜之余，想要丁名楠和胡允恭再去与汤恩伯具体洽谈起义之事，并想为便于与汤联络，要丁名楠就在汤身边工作。他思绪澎湃，不由得筹划起了改编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有关事项。[38]
这虽然多少带些文学性的想象，但对陈仪此时心态的把握，基本是准确的。所谓筹划改编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就是陈仪第二次派遣丁名楠赴沪时带给汤的那八条整顿汤部军队的方式。在并未得到汤恩伯的准信时便想出了收拾汤部军队以迎接解放军的具体方式，陈仪此时确实是异常亢奋的。
而此时汤恩伯则愁苦万分。根据相关资料，汤恩伯应该是在1月30日向蒋介石告发陈仪并交上陈仪的信和那张纸片。这之前，汤恩伯应该一直在痛苦地选择着。我认为，与其说汤是在投共与否之间选择，毋宁说是在告发陈仪与否之间选择。汤恩伯不大可能认真考虑过是否投共的问题。他不愿投共，按理，应该赶往杭州，向陈仪说明自己的想法。汤恩伯应该考虑过是否这样做，但终于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这是因为，陈仪投共态度异常坚决，在八字还没一撇、汤恩伯还未与中共直接接触的时候，就列出了改编汤恩伯部队的具体方案了。与这样一个已决意投共、处于高度亢奋状态的前辈、“恩公”、“义父”面谈，表明自己不愿投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自己只是被痛骂而已。此其一。其二，汤恩伯自己虽然不愿意投共，却不便阻止陈仪投共；投共，其时在国民党方面是一股潮流，已有那么多军政要人被策反了，陈仪做出这样的选择，汤恩伯没有阻止的理由。陈仪投共后结局是否好，汤恩伯不能确知，但可以确知的是，陈仪到了台湾，晚景不会特别好。既如此，汤恩伯如何能劝阻陈仪投共？赶往杭州，仅仅表明自己不能投共，但不反对陈仪如此行动，是否可能？也不可行。这样，就等于向“恩公”、“义父”表明要分道扬镳了，要各奔东西了。更让人为难的是，汤恩伯知道自己身边有许多蒋介石的耳目。汤恩伯在这样的关头担负如此重任，一定是受到监视的。汤恩伯倘若到杭州，必然瞒不过蒋介石。陈仪公开反蒋投共后，汤恩伯知情不报的责任，也一定会被严厉追究。
再说，既不跟着陈仪投共，也不向蒋介石告发陈仪，汤恩伯也招架不了陈仪的催逼。汤恩伯此刻要阻止中共渡江，忙碌异常，而陈仪每天不停地打电话，一次又一次派人来，弄得汤恩伯焦头烂额。汤恩伯既然不愿投共，就要尽量做好眼前的工作，不能让陈仪把一切都弄乱了。无奈之下，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发了陈仪。
九
1949年2月17日，陈仪浙江省主席的职务被解除；23日被拘押；4月27日被押往台湾。负责拘押陈仪的毛森，晚年在美国写了《陈仪迫汤投共始末》，其中说：“汤之本性对蒋尽忠，对陈纯孝，到了忠孝不能两全时，把他难倒了。几经考虑，认为此事体大，不能私了。”又说，告发陈仪时，“汤的唯一要求，即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39] 。
告发陈仪后，汤恩伯最大的愿望就是蒋介石饶陈仪不死。陈仪投共毕竟未成事实，未给蒋介石的“党国”造成明显损害，且陈仪已经高龄，为蒋介石的“党国”工作了几十年，也算劳苦功高，再加上自己的求情，汤恩伯认为，蒋介石有可能留陈仪一命。这种考虑，也应该看作汤恩伯下决心告发陈仪的一种原因。
1950年6月9日，陈仪在台湾的军事法庭受审。汤恩伯必须作为证人出场，这可真是难为了汤恩伯。其实，蒋介石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不让汤恩伯如此难堪。蒋介石没有这样做，说明汤恩伯真的已经失宠了。据说，汤恩伯从边门溜进法庭，见到陈仪，自然而然地举手敬礼，陈仪不屑一顾，旁听席上则响起耻笑声[40] 。可以想象，此刻汤恩伯真是恨地无缝了。
蒋介石没有满足汤恩伯的要求，陈仪被判处死刑。6月18日夜，被枪杀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如果陈仪能不死，汤恩伯的心情会好一些。但陈仪终于死了。汤恩伯终于永远被钉在“卖师求荣”的耻辱柱上。
心情对肠胃的影响是直接的。几十年征战，汤恩伯落下了严重的肠胃病。陈仪受审后便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了。而汤恩伯却必须永远在道德法庭上受审，即便死了，这种被审判的境遇也难以改变。
这样，汤恩伯的肠胃病便日益严重。本来可以到美国治疗，但因为美国费用较高，无力负担，便选择了日本[41] 。汤恩伯这样的人，到台湾后居然经济很窘迫，甚至赴美治病的钱也出不起，可见其位高权重时，并不敛财。
在日本，进的也是庆应大学附属医院。1954年6月29日，死在医院手术台上。
应该说，自从陈仪决定拉着汤恩伯一起反蒋投共，就把汤恩伯推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这是政治困境，更是伦理困境。人生遇上这样的事，是极难处理的，万全之策是没有的。换个人处在这样的境地，也未必会处理得更好。
如果不与陈仪相遇，汤恩伯的人生会很不一样吧？
2016年2月20日
注释
[1] 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见《狷介与风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193页。
[2]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16-17页。
[3]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21页。
[4]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4-5页。
[5]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22-23页。
[6]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6-7页。
[7]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30页。
[8]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477-480页。
[9]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104-106页。
[10]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351-352页。
[11]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9页。
[12]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9页。
[13]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1页。
[14]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2页。
[15]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3页。
[16]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3-14页。
[17]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20页。
[18]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24页。
[19]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24.
[20]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251-252页。
[21]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67页。
[22]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255页。
[23] 郑文蔚：《陈仪之死》，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24]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29页。
[25]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359-360页。
[26] 侯定远：《我所了解的陈仪及其被扣见闻片断》，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27]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92页。
[28] 胡允恭：《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29]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402-406页。
[30]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679-680页。
[31] 胡允恭：《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2]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415页。
[33] 丁名楠：《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4]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418页。
[35]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418页。
[36] 丁名楠：《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7] 郑文蔚：《陈仪之死》，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8]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417页。
[39] 毛森：《陈仪迫汤投共始末》，《传记文学》（台湾）第52卷第4期，第50-54页，见《陈仪全传》第421页。
[40] 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457页。
[41] 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76页。
章太炎的身后事
一
我成长于“文革”时期，对“文革”总不免有兴趣，“文革”时期出版的书刊特别令我感到“亲切”，就是证据之一。虽然特别感到“亲切”，但也没有到特意搜罗的地步，只是在旧书店、地摊上见到便买而已，多年下来，也积攒了几百册。闲来无事，随意翻阅这些书刊，往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
最近又很闲，正经书也懒得看，又随意翻阅这些“文革书刊”，注意到章太炎频频以“法家”的面目在“文革书刊”上出现。准确地说，是在“文革”后期的书刊上出现。例如，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出版了《论法家和儒法斗争》一书，是报刊上发表的谈论法家和儒法斗争的文章的选集。书中的最后一篇，是署名沈濮的《从反儒尊法到尊孔读经——试论章太炎思想的演变过程》，文末注明“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第三期，收入本书时著者略有修改”。《学习与批判》问世于1973年的上海滩，是“文革”后期十分重要的社会人文科学方面的刊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上的文章，往往署的是笔名，笔名后面又往往是一个写作班子。但以真名实姓示人、表示是个人独立撰写者，亦有之，余秋雨先生就偶尔以“余秋雨”的名义出场。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同时出版“《学习与批判》丛书”。《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文章，则被分类汇编入“《学习与批判》丛书”。
我手头没有刊有沈濮《从反儒尊法到尊孔读经——试论章太炎思想的演变过程》的那期《学习与批判》，但有收有沈濮《从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从章太炎思想的演变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的《论儒法斗争》一书。这本《论儒法斗争》，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之一，是作为“历史”专题的书出版的，出版于1975年6月。书中收录的文章，大多数初刊于《学习与批判》刊物，也有少数文章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选取。沈濮的这篇文章末尾注明“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第三期，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转载时由作者作了较大程度的修改”。这意味着，沈濮的这篇文章，至少有三个版本。发表于《学习与批判》上的是最初的版本；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法家和儒法斗争》中的，又是一个版本；而发表于《人民日报》又被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儒法斗争》一书中的，则是一个“作了较大修改”的颇不同于前面版本的文本。我之所以说“至少”有三个版本，是因为文章还可能被收入其他选本而可能也有所修改。改、改、改，在公开发表以前一遍又一遍地改，公开发表后仍然没完没了地改，是“文革”时期的普遍现象。所以，那时期的出版物，同一个东西，往往有多个版本。
沈濮谈论章太炎的文章，标题本来是《从反儒尊法到尊孔读经》，后改成《从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将“尊法”挪到前面，意在突出章太炎尊崇法家的一面。在“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凡是曾经肯定、称颂过“法家”的人，都被肯定和称颂。章太炎早期的“尊法反儒”，在“评法批儒”运动中也被注意、被肯定、被赞美。虽然后来走向了“尊孔读经”，但早年毕竟是“尊法反儒”的。所以，章太炎能以一个正面的、光辉的形象出现在“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
湖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出版了《评法家的历史作用》，上下两集，收录的是时人讴歌历史上法家的文章，上册收录文章十五篇，讴歌了十五个历史人物，依次是少正卯、李悝、西门豹、吴起、商鞅、荀子、韩非、秦始皇、李斯、刘邦、吕后、贾谊、晁错、汉武帝、桑弘羊；下集收录了十三篇文章，讴歌的不全是“人物”，有时是人物和著作同时被讴歌，有时则是某部书独立充当讴歌对象。依次是王充、曹操、诸葛亮、范缜和他的《神灭论》、《齐民要术》、武则天、柳宗元、王安石、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李贽、王船山、严复、章太炎。在这上下两集的《评法家的历史作用》中，章太炎是最后一个以“法家”的光辉形象出现的人物，给人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法家的感觉。讴歌章太炎的文章，题目叫《章太炎早期的反孔尊法思想》，署名宗英、群松。
安徽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出版了《法家人物传略》。这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法家人物传略》编写组为历史上四十二个“法家人物”编写的传记。依次是管仲、少正卯、李悝、吴起、商鞅、荀况、韩非、秦始皇嬴政、李斯、汉高祖刘邦、吕后、张良、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贾谊、晁错、汉武帝刘彻、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刘询、桑弘羊、桓谭、王充、仲长统、曹操、诸葛亮、范缜、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陈亮、叶适、张居正、李贽、王夫之、康熙帝玄烨、戴震、龚自珍、魏源、严复、章太炎。章太炎也是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法家”而“闪亮登场”。
名列最后，有时意味着垫底，有时则意味着殿后。垫底固然意味着最不重要，而殿后却意味着特别精锐、特别能战斗。章太炎以最后一个法家的面目出现，更多地具有殿后的色彩。离现实最近，章太炎的“尊法反孔”也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在“文革”时期，章太炎并非一开始便如此荣耀的。“文革”开始后，章太炎在杭州西湖的墓地，被“造反派”挖开，棺椁被取出。“造反派”撬开棺盖，拖出遗体，弃之于野。其时，章太炎遗体“完好如初”，被弃之于野后，当然迅速腐臭。
掘墓鞭尸，辱莫大于此。所以，在“文革”时期，章太炎是从奇辱到奇荣的。
二
章太炎生前数入牢狱，过得颇不安稳。死后的归葬，也很是曲折，大异于常人。
1915年10月，在被袁世凯幽禁期间，章太炎便开始考虑死的问题，写了《终制》一文，交代后事。又致信浙江青田人士杜志远，托其在青田刘伯温墓旁为自己觅一归葬处：“闻君著籍青田，故诚意伯刘公则乡之令望，而中国之元勋也。平生慕之久矣，虽才非先哲，而事业志行，仿佛二三，见贤思齐，亦我素志。人寿几何，墓木将拱，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冢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墓地“不论风水，但求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1] 刘伯温封诚意伯，所以章太炎称其为“诚意伯刘公”。章太炎之所以仰慕刘伯温，是认为刘乃“攘夷匡夏之人”，而自己也曾竭力反清，所以“事业志行”，与刘有几分相仿佛。
章太炎在致杜志远信的最后，说：“今先别书纸一幅，求刻之刘公墓前，以志景仰。”这是说，愿意为刘伯温写一篇碑文，刻于刘伯温墓前。为刘氏写碑文，是表达景仰，也是先跟墓中人打声招呼之意。再说，章太炎也不能白要别人的墓地。据章太炎嫡孙章念驰在《章太炎营葬始末》[2] 一文中所说，杜志远在接受章太炎的请托后，便写信与刘氏后人联系，刘祝群（曜东）代表刘氏后裔复信杜志远，同意章太炎请求：“诵手书，并示章子太炎撰先文成墓志碑文（引按刘伯温谥号文成），珍重珍重。如碑字已书成，愿邮以畀。凡购石刻画之需，曜东任之。先文成墓在乡之夏山，明代碑刻今无存者，闻于靖难时毁灭，可慨也。周墓之旁半里许，族中有樵苏禁，无有拊者，去此则山水秀美，卜兆皆吉，买山之钱约数十千，曜东亦当商之族人，可不取直。”闻说章太炎愿为刘伯温写碑文，刘氏后人显然十分欣喜。刘伯温墓园原有的碑刻，在靖难之变中即遭毁灭。刘伯温卒于1375年，靖难之变发生在1399年，原有的碑文等刻成二十多年后即被毁。后来一直没有修复，也说明刘氏家族此后一直不怎么景气。现在，当世鸿儒愿为先祖写碑文，幸何如之？荣何如之？要算钱的话，章太炎所需墓地值“数千钱”，但刘祝群表示，将在与族人商量后，免去此款。闻知刘氏后人同意自己死后归葬刘氏墓旁，章太炎用小篆体自书“章太炎之墓”五字，交杜志远保管，嘱将来就将此五字刻于自己的墓碑。
二十年后，当章太炎真的面对死亡时，对归葬地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并在华北不断挑起事端，对中国领土蚕食与鲸吞并行。章太炎这时候更愿意葬在明末的抗清英雄张苍水身旁。也是浙人的张苍水死后葬在杭州西湖的南屏山下。章太炎也想在西湖边上、南屏山下安息。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寓所。章念驰在《章太炎营葬始末》中说，国民政府特拨三千元治丧。要求国民政府对章太炎举行国葬者，颇不乏人。张继、居正、冯玉祥、李根源、丁维汾、程潜、谢武刚、陈石遗等名公巨卿也提请国民政府讨论是否为章太炎举行国葬。国民党中央也真的就讨论了此事。在1936年7月1日举行的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上，通过了《铁路公路联络办法》，还做出了“章炳麟应予国葬，并受国民政府褒恤”的决定。7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国葬章炳麟令”。“国葬令”全文如下：
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拥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七月九日。[3]
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于7月10日发表了这个“国葬令”。章念驰说，遵照章太炎遗愿，“国葬”的地点定在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下的张苍水墓旁。其时的国民政府，虽然公布了“国葬令”，却没有能够付诸实施。实在顾不上，是原因之一，或者说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一种让人难以质疑的借口。蒋介石内心里，应该是绝不愿意国葬章太炎的。颁布“国葬令”无非迫于社会压力。而其时的国家情势，也让蒋介石有理由把这“国葬令”无限期地予以搁置。
其时，日军在华北隔三差五地闹出事端，国内各界要求抗日的请愿活动风起云涌，而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也此起彼伏。现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看看仅“国葬令”发布的前后几日，就有哪些让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闹心的事。
7月1日，也就是作出为章太炎举行国葬的当天，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宣誓接受胡汉民遗嘱，并发表宣言，宣称：“总理逝世后，依据遗教领导三民主义者，实胡先生一人。”这是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的后续。“两广事变”，实为武装叛乱，陈济棠、李宗仁等欲以武力反抗中央。仅仅这一件事，就足以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头痛万分了。
当然不只有这一件事。这期间，日军在华北的挑衅日甚一日。7月4日，驻扎丰台的日军百余人，分乘汽车、巨型坦克和军用大卡车，在北平街头耀武扬威，其中，巨型坦克有七辆，汽车三辆、军用大卡车六辆；7月9日，日军又故伎重演。这一天，驻丰台日军又分乘坦克七辆、载重汽车八辆、六轮军用车两辆和汽车两辆，在北平街头示威，而在天津，也同时有日军坦克三辆和满载日军之汽车驶入华界示威。
“救国会”的纵横捭阖、长袖善舞，也让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难以招架。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则发表《对国民党二中全会宣言》，要求全会做出立即停止一切内战、对日抗战的决定，并提出释放政治犯、以“武力”制止日本在华北增兵、以“武力”制止日本武装走私、罢免并惩办亲日派官僚政客等要求。这一天，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彭文应还作为“救国会”的代表亲赴南京请愿。13日，这五位代表还闯入中央党部大会会场，要求在大会上发言，遭到拒绝。下午，章乃器、史良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救国会”成立经过和政治主张，要求新闻界多多支持这“救国会”。7月15日，“救国会”又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名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提出了六项要求，每一项都事关重大[4] 。
这还只是1936年7月上半个月发生的诸多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穷于应付的事件中的几例。此后，情形则每况愈下。到了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到了第二年的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举国抗战开始，国民政府也撤离南京。在这样的情势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就有充分的理由把为章太炎举行国葬一事置诸脑后。
三
也就是说，客观情势的确使得国民政府能够把章太炎的国葬拖延不办。但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蒋介石内心深处根本就不愿意为章太炎举行什么国葬。如果蒋介石内心真的敬重、爱戴章太炎，即使是在内忧外患交迫的情势下，为章太炎举行个葬礼，也还是不难办到的。
章念驰在《章太炎营葬始末》中说，见“国葬”遥遥无期，章夫人汤国梨先是将章太炎灵柩移于家中地下室内，后见世道日益纷乱，又将家中后花园的鱼池抽干，砌成墓穴，将灵柩暂厝于此。章念驰说：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们全家告别了先祖父灵柩，忍痛离开了苏州，家内只留下老家人颜寿荣照料。同年十一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我家，肆意掠夺。他们看到后园内有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老家人苦苦相劝，竟遭毒打。幸此时有个日本长官闻讯赶来，他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先生的坟墓，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木柱，上面写了“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日本兵来侵扰了，先祖父遗体总算保存了下来。[5]
章念驰说，汤国梨率领全家辗转流离，最后到了上海，避难于租界。汤国梨本是女中豪杰，也是诗词好手。这期间，汤国梨为九泉下的章太炎写了好些诗。聊抄两首，一首是《仲弟葬沪郊中国公墓，外子厝于苏寓园中，今二地相继失陷，拜扫无由，诗以志恨》：
芳草凄凄绿接天，陌头花落柳吹绵。
经年不梦吴门路，何日招魂歇浦边。
藉地血飞寒食雨，连郊烽火急狼烟。
榆钱飘尽春无主，野哭无人冷墓田。
后来，局势更益恶化，汤国梨又写了《春草绿矣，感念外子》：
春草发新绿，春禽啭清音。
念彼长眠人，黄土日以深。
黄土日以深，白发日以短。
生死两悠悠，泪尽肝肠断。
这几首诗都见于章念驰的《章太炎营葬始末》中。诗真不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连租界也沦陷。章念驰在《章太炎营葬始末》中说，汪伪政权曾试图说动汤国梨出任伪职。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如肯出来做官，那对汪伪政权来说是很大的荣耀。其时的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与章家是亲戚。傅来章家，先利诱汤国梨“出山”，遭拒后，又引诱章太炎之子出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也遭拒绝。此计不成，汪伪方面又拿章太炎安葬事做文章。他们来到章家，说日本天皇有“国葬”章太炎之意。汤国梨便写了一信，让傅式锐转交日本当局，表示章太炎安葬事，待战事结束再说，至于家中妇婴之辈，只知家务，不懂其他。这样，汪伪也就没有再来纠缠。
国民政府当初颁布“国葬令”时，是成立了一个国葬委员会的。等到抗战结束，这委员会中的半数人，自己已经被安葬了。抗战结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应该完全有可能将十年前颁布的“国葬章炳麟令”付诸实施了，但国民政府仍然是拖、拖、拖，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那“国葬令”仍然是一纸空文。其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内心深处对章太炎是有很大的敌意甚至仇恨的。国葬章炳麟么？既然已经拖了十年，就再拖下去吧！何况，抗战虽结束了，内战不又起来了吗？仍然有拖下去的理由。
蒋介石不愿意真的国葬章太炎，自有其原因。说起来，章太炎与孙中山，与蒋介石，与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都有极深的矛盾。
1904年，光复会成立，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算是光复会的领导人。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黄兴等是领导人。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和同盟会便开始了合作，共同从事反清的革命。但很快，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便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生尖锐的冲突，双方恶语相向。民国成立后不久，1912年1月14日深夜，同盟会要角陈其美指使同盟会的“新生代”人物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更是让光复会与同盟会势同水火。这还不算，同盟会还在各地迫害甚至杀戮光复会会员，使得章太炎亲自致信孙中山，请求予以制止。对孙中山，章太炎颇有不满、语常不恭。对蒋介石，章太炎更是视为无耻小人，尽情笑骂，根本不放在眼里。1926年8月13日，章太炎发出通电，反对北伐，其中对蒋介石骂得毫无节制：“详其一生行事，倡义有功者，务于摧残至尽，凡口言国家主义者，谓之反革命，是其所谓革命者，非革他人之命，而革中华民国之命也”；“且其天性阴鸷，反颜最速”；“权利所在，虽蚁伏叩头以求解免，必不可得，幸而为彼容纳，则奴隶之下，更生阶级，地权兵柄，悉被把持”[6] 。“革命元勋”章太炎的非但不合作反而百般嘲骂，对蒋介石当然是很不利的，蒋介石不恼火也是不可能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推行“以党治国”，也令章太炎愤然，而蒋介石以青天白日旗取代五色旗为国旗，尤令章太炎切齿。章太炎认为蒋介石与袁世凯是一丘之貉，都是背叛民国的罪人。1927年6月3日，黎元洪在天津逝世，章太炎送上挽联：“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7] 。以“中华民国遗民”自称，意味着向世人宣告：“中华民国”已经灭亡，蒋介石政权不能代表“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党徒不能坐视章太炎放肆不已。1927年6月16日，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通缉学阀事呈中央”，请求中央对一些“著名学阀”立即“实行通缉”，名列第一者便是章太炎[8] 。1928年11月21日，面对一群记者，“章太炎又责骂孙中山，对新三民主义也大肆攻击”，于是，上海市三区党务指导委员会对章太炎“议决通缉”，上海市特别市党务委员常会通过了三区党务指导委员会的这一“议决”，至于罪名，是“图谋危害政府”。《申报》1928年11月22日在“本埠新闻”中报道了此事，标题是《三区党部呈请通缉章太炎》，并公布了三区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呈文，呈文对章太炎竭力攻击辱骂。11月24日，上海市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五十八次常会，通过了市委宣传部“呈请中央通缉反动分子章太炎”的提案。《申报》11月25日报道了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的这一“议决”[9] 。
四
明白了这些，就知道章太炎的“国葬”在蒋介石当政时一直没有实行的原因了。
1912年1月14日，蒋介石刺杀了章太炎的亲密战友陶成章，使章太炎从此记住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混得风生水起、如日中天，而章太炎对蒋介石的蔑视与憎恶也日甚一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章太炎复又主张尊孔读经，成了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弘扬者，对现实问题一般不予闻问，这使得章太炎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所缓和，甚至与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个人都有了一点来往。但是，在抗日问题上，章太炎一再奔走表态，也是令蒋介石为难和恼怒的，尽管蒋介石只能把恼怒藏在心里。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说蒋介石内心可能是高兴的，或许有伤厚道，但说蒋介石并无真正的悲戚，应该没有问题。在历史上，章太炎曾经长期与孙中山为敌，与国民党为敌，对蒋介石本人则更是公开谩骂。在现实中，章太章在敦促政府抗日上表现得特别积极，让蒋介石十分难堪。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在大会上，蒋介石作了关于对外关系的政治报告，强调：“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10] 一直要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才认为“和平”的“完全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到了。在这之前，应付抗战吁求，让蒋介颇为费心劳力。而章太炎就是特别令蒋介石费心劳力者之一。
据《章太炎年谱长编》举几个例子。1935年12月，北平发生了以抗日为诉求的“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运动，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发出《告学生书》，强调“但据确实报告，学生团体中，颇有不少共党分子，大多数纯洁学生，皆受共党分子所欺骗煽动”；“凡属明大体、识大义之学生，应立即觉悟，安心求学，勿再为无益之奔走。其少数共党分子，如仍有轨外活动，哲元为维持秩序、安定人心计，决予以适当之制止”。宋哲元的《告学生书》在《申报》12月19日发表，这自然是令蒋介石高兴的，但章太炎却不高兴了。12月21日，章太炎发出了《致宋哲元电》，为学生辩护：“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执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对此务宜坦怀。”宋哲元其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河北省主席，可谓一方诸侯。但章太炎的电报，却令宋哲元很惶恐，于12月23日复电章太炎：“苏州章太炎先生道鉴：马电奉悉。近来学生四出请愿，哲元为维持治安计，仅予以和平之劝导，惟各处报载多有失实之处。兹重以先生之嘱，自当遵办也。”宋哲元解释说自己并未粗暴对待学生，又表示会遵循章太炎的嘱咐。《申报》12月24日以《章太炎电宋哲元坦怀对学生》为题报道了此事。章太炎出面声援学生，无疑令蒋介石恼怒且担忧。
1935年12月24日，上海学生乘火车往南京请愿，车自北站开出，当晚抵昆山，政府方面出面加以阻挠，因为这些学生如果到了南京，相关部门又必须好一番应付，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可能不得不出面周旋。但阻挠无效，“列车由学生强制开赴苏州”。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又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潘公展到苏州对学生进行说服劝阻。见此情景，章太炎又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谈话。当时报载：“新声社二十五日下午七时苏州电云：章太炎发表谈话，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但认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尤其政府当局、教育当局，应对饥寒交迫之学生，负责接济粮食，并沿途妥为照料等语。”《申报》12月26日报道了章太炎的谈话，又据1936年浙江图书馆在章太炎逝世后编印的《追悼章太炎先生特刊》记载：“上海学生为华北事晋京请愿事过苏州，先生派代表慰劳，并嘱县长馈食。”[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