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参见董郁奎《一代师表：经亨颐传》第三章《求学东瀛》。.8
依据祖父母的血统来确认一个人的种族身份，也是极其麻烦的。这要对每一个人“查三代”。这工作量当然巨大。但令纳粹官僚机构头痛的，还不仅是工作量。更在于许多人的“三代”无论怎样查也是弄不清的。克劳斯·费舍尔说，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机构则经历了一场噩梦，因为这涉及对个人祖宗先辈穷追不舍的审查。”
但是，希特勒的种族清洗政策，也并不绝对是铁板一块。如果有人自认为对希特勒的帝国有非凡的贡献，哪怕是被认定为混血人种也可以申请在法律的意义上摆脱犹太人身份。克劳斯·费舍尔说，要摆脱犹太人身份，需要经过内政部门、负责公民权益的帝国总理及军队最高指挥部的共同认可。这当然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实际上，只有那种已经在军队或政府中担任高级官员而又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才可能有此幸运。政府秘书莱奥·基利，本人被认定为第二混血人种，而妻子则是被认定为第一混血人种。因为此人长期对帝国尽心尽力，1936年的圣诞节，希特勒批准其摆脱混血人种的称号，并把这批准作为圣诞礼物送给莱奥·基利。“基利感激涕零，在毁灭犹太人的罪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示其不负国恩。”能够脱掉“犹太人”的帽子，这多么重要啊！基利此后在迫害、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积极，以此来报答元首的恩宠，也以此证明自己的确不应该算作“犹太人”——人性真是到处都一样。
莱奥·基利这类人的命运，似乎也表明希特勒奉行的是有种族论但不唯种族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但其实，能够被“不唯”的幸运儿，是极少的。克劳斯·费舍尔说：“希特勒签署了几十个称为‘德国血统声明’的文件，以保证祖辈是犹太人的有价值的军官留在国防军里。”[14] 这少数人的幸运，是因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实在需要他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希特勒没有惨败，如果希特勒如愿以偿地统治了欧洲，战事一结束，这些少数的幸运儿，仍然会被清洗——这是毫无疑问的。
《拉贝日记》是中国人很熟悉的书了。1937年11月27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罗森博士尽心竭力照顾我，令人感动。留在这里的德国人当中，我是最让他操心的‘孩子’……就连前部长张群的房子，他也想方设法给我弄到了，以防万一，不管我用得着用不着。总之，凡是他用某种方式能做到的，他都做了！我们昨天下午谈了心里话，就是说，他给我讲了他的遭遇。他祖父和贝多芬是朋友，他给我看了贝多芬写给他祖父的一封信。他的家族近一百年来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他父亲当过部长，可是他也许永远当大使馆秘书——他祖母是犹太人，这断送了他的前程。一个不幸的人。”[15] 罗森其时任德国驻华大使馆秘书。按照纳粹法律专家和种族专家制定的标准，罗森属于第二混血人种。这样的“家族出身”，不被杀掉已经是万幸，升迁当然是无望的。
前面说过，如今的中国人，有一部分人身上有着犹太血统。而长着鹰钩鼻一类被纳粹认为是犹太生理特征的人，在中国也并不难见到。如果希特勒当初征服了世界，也要在中国清查犹太血统吧？
这想一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2016年8月8日于惶惑烦躁中
注释
[1]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5页。
[2]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4-87页。
[3]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8月版，第15页。
[4]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8月版，第15页。
[5]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8月版，第15页。
[6]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钱坤译，第57页。
[7]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钱坤译，第248页。
[8]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钱坤译，第301页。
[9]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钱坤译，第311页。
[10]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钱坤译，第31页。
[11]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钱坤译，第311页。
[12]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钱坤译，第312页。
[13]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钱坤译，第314页。
[14]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钱坤译，第315页。
[15] 【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85页。
犹太人的金牙
希特勒极其仇恨犹太人。没有希特勒，德国仍然会有反犹思潮，甚至仍然会有排犹运动。但是，如果没有希特勒，就绝不会有对犹太人的灭绝性的大屠杀，这是普遍认可的观点。
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但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个“疑似犹太人”。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说，希特勒在尚未登上“元首”的宝座前，便是一个反犹运动的狂热煽动者，而这时，有人指出，希特勒自身也有犹太嫌疑。这自然令希特勒狂怒不已。1930年，希特勒请自己的私人律师调查自己的血统。据说，调查的结果，对希特勒并不很有利。律师发现，希特勒的父亲，是希特勒的祖母在一犹太富人家中当厨子时产下的私生子，而且这个孩子一出生，就从犹太家庭获得一份抚养费，最终，这个犹太家庭承认了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这个家庭19岁的男孩。据说，希特勒得知这个“调查结果”后，差点气炸了肺。这个“调查结果”令希特勒恼怒，更令希特勒恐惧。自身的血统可能也被自己所极其憎恶的犹太人“污染”，这令希特勒不寒而栗，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希特勒这么一个以反犹为政治手段的人，如果自身的血管里也流着犹太人的血，那就声名狼藉了，那就一切都毁了。这当然令希特勒恐惧万分。
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的1938年7月，奥地利地政当局受命对德勒斯海姆以及周边地区进行勘察，确认是否适合在该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勘察的结果是肯定的。翌年，首先是该地区居民被撤离，然后是炮弹的地毯式轰炸和坦克的地毯式碾轧。地面上的一切都被摧毁。这地区之所以遭受这样的军事摧残，是因为这一带正是希特勒祖先的出生地。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说：“若不是为了隐藏他可能是犹太人这一最深的耻辱，那这个成功征服他祖国奥地利的征服者为什么要急于毁掉祖先的老家，使得他父亲的出生地和祖母的坟墓无人知晓呢？”[1]
战后，有关方面对希特勒的“血统”研究了六十年，但一直没有找到确凿证据证明希特勒家族的血统和犹太人血统有过“交流”。人们无法弄清希特勒是否有犹太血统，希特勒自己当然也不能确信自己的血统绝对没有被犹太人“污染”，否则他就不会干出“毁尸灭迹”的事。在德国，在欧洲，要弄清谁的血统绝对没有被犹太人“污染”，本就是不可能的事；而希特勒自己也是怀着自己可能有犹太血统的疑虑和恐怖而反对、迫害和消灭犹太人。仅此一点，就可证明以“血统”的理由对“犹太人”进行血腥的残害、屠戮，有多么荒谬。
前面说过，希特勒在没有登上权力顶峰前，便狂热地煽动排犹情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了总理。1934年8月，兴登堡总统去世，当天，希特勒便将总统与总理的办公室合二为一。从这时起，希特勒成了德国至高无上的元首。而对犹太人的压迫，则以国家、法律的名义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迫害日甚一日。一张巨网从犹太人头上罩住，网口越收越紧。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说，从1933年到1939年间，德国出台了四百多条反犹法规，平均每年出台近七十条，平均每月出台近六条。这意味着，在这六七年间，差不多平均每隔五天便有一条迫害犹太人的法规出台。而且，“这些法律条文的刻毒一条甚于一条，每一条都是在伤口上撒更多一层盐，在凌辱上再加更深一层的侮辱”[2] 。到了1939年9月，希特勒终于做出对犹太人进行“最终解决”的决定，这就是杀尽欧洲的犹太人。
在1933年以后的数年间，德国的犹太人理论上可以逃难到国外，但是，实际上成功移民外国的犹太人，并不多。是因为，那几年正是欧美经济萧条时期，很难找到肯慷慨接受德国犹太人的“外国”。所以，向国外移民，对于遭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有些历尽艰辛逃难美洲的犹太人，又被遣送回欧洲。费舍尔说：“不久以后，大多数国家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仅有的几条逃亡路径之一是上海，这就是在战争期间赫尔曼·费德曼和1.4万名其他德国犹太人发现的人间天堂。”[3] 这几年有一部分德国的犹太人逃难到上海。这部分犹太人数目是多少，有三万、一万八千、一万四千等不同说法。而其时的中国上海之所以成为欧洲犹太人的“人间天堂”，与一个后来被国际上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中国人有关。“中国的辛德勒”名叫何凤山，是湖南益阳人，留德博士。1938年至1940年间，何凤山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先生对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悲惨遭遇满怀同情，与国际上援救犹太人的组织有着联系。作为总领事，何先生有给德国人发放进入中国的签证的权力。于是，何先生把这份权力用到极致。其时，蒋介石的民国，与希特勒德国关系甚好，为怕招致德国政府的不满，中国方面也通过驻德大使给何凤山先生施加压力，命他不要“滥发”入华签证。但何先生顶住压力，尽最大可能给德国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在奉召回国前，何先生究竟让多少犹太人登上了驶往上海的航船，也是难以确知的，但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上万人吧。
201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远东来信》，小说就是以这时期德国的犹太人逃往上海并在中国生存繁衍为题材的。作者张新科是一位“业余作家”。张新科留德多年，在德国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现在国内教育界供职。张新科应该是在留德期间知晓了上海、中国曾经是德国犹太人的天堂并为此而感动，于是以极大的热情探寻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开始，张新科应该并没有写小说的“野心”。是在探寻过程中下定要以长篇小说的方式表现这一过程的决心的。在动笔写这部《远东来信》前，张新科用十八年时间做准备。十八年间，张新科多次造访波兰犹太人集中营、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汉堡犹太人协会、诺曼底等地的二战场馆以及上海虹口区的当年犹太人居住区；波兹坦、纽伦堡、慕尼黑、德累斯顿、巴黎等地，也是不止一次去过的地方。《远东来信》近四十万字，对希特勒掌权后犹太人的苦难有极精彩的叙述。如果我没有读过费舍尔的《德国反犹史》这类学术性著作，我会以为张新科书中的许多故事、细节只是小说家的想象、虚构，但因为读过这类非虚构著作，我便知道，张新科的叙述，其实是在写实。
《远东来信》的主人公是奥雷。故事开始时，奥雷是一个犹太家庭的小学生。这是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父亲是港口货运码头的调度员，母亲是邮局的投递员。在希特勒执掌大权并开始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迫害犹太人之前，奥雷一家生活得还算平静甚至幸福。然而，随着反犹的巨网越收越紧，同所有犹太家庭一样，奥雷一家的生存也越来越艰难。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从屠杀犹太孩子开始的。同样，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也一开始就对犹太孩子特别残酷。这也不难理解。既然是以血统的理由残害、消灭犹太人，那犹太孩子就是首先应予残害和消灭的对象。斩草除根。孩子便是血统意义上的根。以前，奥雷班上的同学经常从家里带来蛋糕、布丁、巧克力一类零食，大家分着吃。奥雷母亲做的松子蛋糕特别受同学们欢迎，而现在，同学们课间仍然聚在一起分享点心，却把奥雷排斥在外了。其他同学聚在教室前边，围着讲台，“你掰我一块，我咬你一角地吃着闹着”，而奥雷只能“一个人默默坐在教室最后排的座位上吃”。“课堂上，老师们也不再向奥雷提问，眼角流出的余光也越来越异样，小奥雷始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4]
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也说，在希特勒掀起的反犹狂潮中，受难最深的是那些天真无邪的犹太儿童。“他们并不能领会发生了什么，他们失去了朋友，不仅受到德国儿童的侮辱和攻击，而且还常常遭到疯狂的纳粹老师的体罚。”大屠杀的幸存者露特，在希特勒掀起反犹狂潮时，也是一个孩子。她回忆说，有一天，德语老师走进教室，上衣翻领上绣着纳粹党徽。上课时，他提了一个问题，露特举起了手，而老师指着她说：“把手放下。在德国人的课堂上没有犹太人发言的份！”如果说同学的歧视对犹太孩子造成严重的心灵伤害，那老师的侮辱、虐待，就更令犹太孩子无法承受了。而那些年，在德国学校里，老师侮辱、虐待犹太学生，是很寻常的事。一些从集中营侥幸生还的犹太孩子，后来在回忆这几年的生活时，往往说到在学校里受到老师侮辱、虐待的事情。一个叫赫尔穆特·霍尼希贝克的幸存者回忆说，一天，校长给他一封信，让他回家交给父亲，而信封上写着“犹太猪伊萨克·霍尼希贝克收”，信中让这个父亲学期末把自己的儿子带回家，不准再踏进校门。费舍尔说：
“许多年轻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忧虑和压力，造成了心灵上无法预见的创伤。由于德国人民的姑息迁就，纳粹分子对犹太小孩进行了残酷的心灵攻击，剥夺他们的人格尊严，玷污他们纯洁的心灵。”费舍尔举了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说明当时德国人“心理堕落的程度之深”。一个犹太男孩在学校里遭到老师无休无止的贬抑和羞辱。换句话说，老师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贬抑和羞辱他的机会。例如，老师禁止这个孩子上游泳课，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对他说：“用你扁平的脚可以走到约旦，但你不可以污染德国的水。”于是有一天，孩子对父亲说：“父亲，如果你再强迫我去学校，我就宁愿躺在铁轨上被火车碾死。”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犹太妇女在商店为女儿买糖果时，听到店主与一个孩子的对话。另一个妇女为她十二岁的儿子买了条裤子。店主拍着孩子的头问他是否想得到圣诞礼物。“是的，非常想，”这小孩回答说：“但我最好的礼物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棒打致死。”[5] 大人的心理严重“堕落”也就罢了，连孩子的心灵也变得如此凶残歹毒！
张新科《远东来信》中的奥雷母亲阿芬克劳特终于从何签证官手中拿到了逃难中国的“生命签证”，于是开始筹措到中国的路费和到中国后的生活费。阿芬克劳特首先去银行取存款，但到了一家又一家银行，都被告知，犹太人的存款已被政府冻结，也就是犹太人的所有银行存款都被国家没收了。银行的存款没了，就只有去典当行了。阿芬克劳特提着两袋金银首饰到了典当行，店主仔细察看了每一件后说：“按政府规定不能收购这些东西，因为从前天开始，你们的东西已经是帝国的财产了，这些东西必须上交到党卫队总部去，我买是有风险的。”在阿芬克劳特苦苦哀求下，店主以区区一百五十马克收下了两袋阿芬克劳特家祖传的金银首饰。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当国家、政府在残酷地迫害犹太人时，普通的德国人也浑水摸鱼，借助国家、政府的力量，对犹太人巧取豪夺。
要买到赴中国的船票也是万分艰难的。阿芬克劳特在码头买船票时遇到了熟识的中国人王家甫，在王家甫的帮助下，阿芬克劳特买到了两张到上海的船票。于是，阿芬克劳特带着儿子雷奥来到了汉堡的客运码头：
灰暗的天空下面是一排排候船者列成的队伍，队伍的最前端是数名荷枪实弹的党卫队士兵。每一个准备登船的戴有犹太标识的人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按照戈培尔部长签署的命令，他们每个人不得携带超过十马克离开德国。雷奥和妈妈身上一个马克也没有，但在党卫队搜身时依然浑身冷汗，战战兢兢。因为在他们前面的一位犹太中年男人，一颗镶金的门牙硬是被党卫队用钢钳无情地拔下，用纸揩净后扔入了收集袋中，嘴里的鲜血流了一下巴，又顺着下巴流到了脖子里，犹太男人竟然一声不吭……[6]
《远东来信》对纳粹德国和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民众敲骨吸髓地剥夺犹太人的叙述，也是真实的。希特勒声嘶力竭地煽动反犹情绪，是得到了德国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的，不然根本不会形成反犹狂潮。而从政府到民众之所以如此狂热地迫害犹太人，原因其实是复杂的。或者说，既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也有物质方面的原因。费舍尔的《德国反犹史》把几方面的原因都说到了。
精神方面的愚妄、偏执，当然是普遍反犹的重要原因。费舍尔说：“大屠杀的思想动机肯定源于人们的谬见和其必然的行为后果——恐惧、妄想狂、心理投射、寻找替罪羊、攻击等。如此看来，大屠杀迫使我们重新相信有关人的天性的一个古老真理——有一部分人天生易被迷信欺骗且顽固不化，对任何足以破除迷信的证据不加理睬。”费舍尔指出，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集体性的迷狂，似乎验证了这样的规律：只要对民众灌输以虚幻而危险的迷信思想，大多数人都会“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大屠杀这类行为中去；特别是当某种极具破坏性的思想披上宗教或信仰的外衣时、并得到当权政府法律、制度性的支持时，民众的疯狂就一定会出现。费舍尔引述了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的话：“最深刻和顽固的莫过于那些源于虔诚信仰的仇恨了，而且这些仇恨本身也被虔诚地信奉着。”费舍尔引申性地说：
英国的历史学家阿克顿（John Emerich Edward Dalerg Ac-ton）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以此类推，我们也可以说，信仰产生肮脏的仇恨，绝对的信仰产生绝对脏腑的仇恨，如果说信仰是权力的道德等同物，那么人类的兄弟情谊也许就是在两种都号称是“上帝选择”的信仰中腐败，并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敌意下发生冲突以致彻底破裂，而且两千年来一直如此。[7]
费舍尔也提到了犹太人的金牙。大屠杀开始后，毒气是最常用的东西。毒气室里的尸体被拖出来后，再进行焚毁，而背上盖有“X”戳记的尸体则会在焚毁前做另一番处理，“因为他们镶有金牙，拔下来可充实国库”[10] 。为了一无遗漏地拔下犹太人嘴中的金牙，纳粹政府精心组织专门拔牙的队伍。费舍尔说，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室，有时可容纳八百人。几分钟内八百人都会死亡。尸体拖出后，专门负责拔牙的队伍便开始在每一具尸体的口中寻找：“另一特别工作队，‘牙齿突击队’开始进入角色，从受害者口腔里拔出金牙。”“由金牙熔化制成的金条，则存放在瑞士银行的保险库里。”[11]
希特勒要打仗，要打大仗，需要钱。而犹太人的被过高估计了的财产，则可能被认为能解决很大问题。这或许也应该视作希特勒上台后竭力反犹的原因之一。写到这里，我似乎无端地想到二战期间中国的被掠夺。日军占领南京后，不只是杀人、奸淫，还到处抢劫和纵火。蒋公榖的《陷京三月记》，记录了日军进驻南京后的暴行。1937年12月21日记述：“今天纵火情状，更加剧烈，计有十几次的火舌，冲天飞腾。又不知有多少同胞的生命与家什，都荡尽于此了。据外来的人说，所有公私房屋内的贵重家具存物，差不多全被敌人搜括一空，都载往下关，运回本国去了。所有剩下的不值钱的东西，纵容一般穷苦的难胞，抢夺出售，藉作将来嫁祸的遁辞。如汉西门龙蟠里军医仓库，被抢出去的白布被单，每元可买四五条，枕套每个只买铜元四枚，上面都印有红十字的标记，他们却拿来做卖香烟的提囊，我见了，心头不觉酸痛难忍。”[12]
我又想到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在东北的作为。工厂里的螺钉、农家牲畜，都被运到了苏联。大连市史志办公室所编的《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1995年1月问世，多少透露了一点这方面的消息。例如，其中的《苏军进驻新金地区始末》一文写道：“日本帝国主义为剥削中国人民，在貔子窝、普兰店等地开办了一些工厂企业，日本投降后，这些工厂企业理应交还中国人民，但是苏联将它作为战利品，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机器设备器材，都运走了，甚至连学校里的钢琴、邮电局的自动电话交换台也拆走了。国民党反动派借此掀起反共反苏高潮，当然是别有用心的，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的苏联，这样做也是很不应该的。”[13]
扯远了，不，扯近了，打住。最后想说的是，由犹太人的金牙熔化铸制成的金条，应该还在世间存在、流通。这些由金牙变成的金条没有消失，一如希特勒式的荒谬、凶残和犹太人所承受过的那种苦难，并没有消失一样。
2016年9月8日
注释
[1] 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166页。
[2] 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299页。
[3] 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341页。
[4] 张新科：《远东来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第21页。
[5] 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303页。
[6] 张新科：《远东来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第34页。
[7] 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5页。广大民众对犹太人的仇恨，源自某种信仰，这是问题的一方面。用这种纯粹精神性的原因，不能完全解释纳粹以及广大民众的反犹行为。从德国政府到广大民众都拼命从犹太人那里攫取财富，以至于决不放过犹太人嘴中的任何一颗金牙，又可看出，反犹，或许还有物质性的动机。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也论及了这一点。费舍尔说，1938年12月13日德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法令，宣布以企业、地产和珠宝、艺术品等其他价值形式出现的所有犹太经济财产都归国家任意使用，犹太人出售任何财产都必须经由国有中介办理。德国政府估算犹太人的总资产在7538500马克左右，并决心不惜一切手段“攫取每一分钱”。费舍尔说：“事实上德国人一直以来都相信犹太人如何富有的神话，过高估计了他们的财富。因此，尽管纳粹政府强取豪夺，也没有从犹太人那里发多大的横财。”[8] 这意味着，德国政府以及广大民众，是长期惦记着犹太人的财富的，是对犹太人的“富有”心怀嫉恨的。这无疑也是反犹的原因之一。犹太人的财富一部分被民众个人攫取。费舍尔在另一处说：“大部分的德国民众积极地参与攫取犹太人的房产和财富。他们毫无羞耻，且很多情况下是进行胁迫。在德国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在施特莱彻的弗兰科尼亚，许多犹太人受到腐败的政府官员的压制，被迫‘捐赠’他们财产或其他东西。许多德国人似乎消息很灵通，常写信给盖世太保，申请得到在他们的犹太房客被驱逐后空出的房间。”[9]
[8] 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340页。
[9] 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389页。
[10] 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359页。
[11] 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429页。
[12] 蒋公榖：《陷京三月记》，南京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6-17页。
[13] 《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1995年1月印刷，第2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