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见《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6年版，第110页。
[14] 陶成章：《浙案纪略》，见《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345页。
[15] 陶成章：《浙案纪略》，见《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345页。
[16] 见《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6年版，第114页。
[17] 陶成章：《浙案纪略》，见《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346页。
[18]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21页。
[19]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28页。
[20] 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423页。
[21]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31页。
[22]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41页。
[23] 见谢一彪、陶侃《陶成章传》，第169页。
[24] 陶成章：《浙案纪略》，见《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353页。
[25]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52页。
[26] 见凌孔彰《徐锡麟烈士革命事略》，载《安庆文史资料》第1辑，1981年版，第26页。
[27] 见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黄山书社2005年10月版，第1页。
[28] 见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黄山书社2005年10月版，第498页。
[29] 见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黄山书社2005年10月版，第500页。
[30]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53页。
[31]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54页。
[32]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54-255页。
[33]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55-256页。
[34]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82页。
[35]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65-266页。
[36] 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440页。
[37] 以上审讯问答见《辛亥革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65-466页。
[38]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89页。
[39]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61页。
[40]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91页。
[41] 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第32页。
[42]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61页。
1920年的浙江一师学潮
曹聚仁在自传性著作《我与我的世界》里说：“往者，从朋友处看到一幅经子渊师的《画松》，上有郁达夫兄的题诗。”诗曰：
早从《非孝》识经公，众议纷纷撼学宫；
论定盖棺离乱日，寒松终不负初衷。
根据曹聚仁的记忆，这是郁达夫题在经子渊的画松图上的，并且“郁兄在诗尾自注中，说及经校长以《非孝》为当局所撤职，语焉不详”[1] 。
在中国现代的旧体诗创作中，郁达夫的诗作是佼佼者。但曹聚仁所见的这首题画诗，似乎不见于已有的郁达夫旧体诗词集中。我手头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的《郁达夫诗词笺注》，笺注者詹亚园在《绪言》中说，他1988年从郁达夫公子郁飞那里得到《郁达夫诗词集》，而这本《郁达夫诗词笺注》，正是以郁飞惠赠的《郁达夫诗词集》为“工作底本”。而詹亚园笺注的这本诗词集中，没有这首《题经子渊画松图》，可见这首诗也不见于郁飞收藏的《郁达夫诗词集》。这大概可算郁达夫的一首“佚诗”。
郁达夫这首诗，说的是一篇文章引发一次学潮的事。文章就是《非孝》。至于作者，是施存统，又名施复亮，熟悉中共早期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个人物。即便不熟悉中共党史，也会知道当代作曲家施光南。《祝酒歌》《月光下的凤尾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作曲者都是施光南。施光南就是施存统之子。“早从《非孝》识经公”中的“经公”，名经亨颐，字子渊。他的名字与“浙江一师”和“春晖中学”这两所学校紧密相连。熟悉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人，会知道这个人物。即便不熟悉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也会知道廖承志这个人。廖承志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也是经亨颐的女婿。1920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施存统在刊物《浙江新潮》上发表了《非孝》一文，文章不长，只有三千来字。文章发表后，浙江的文化保守势力极其恼怒，浙省当局决定免去经亨颐第一师范校长的职务，另行任用。这回，轮到十分爱戴经校长的一师学生怒火万丈了。一师学生发起了“留经运动”，强烈要求省府和教育当局收回成命。这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浙江一师风潮”。“浙江一师风潮”肇始于1920年2月9日，至3月底平息，持续近两个月。其时浙江一师的学生虽然总共只有382人，但学潮不但牵动浙省各界神经，更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学潮发生后，各大报纸紧密跟踪。北京的《晨报》、天津的《益世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都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媒体，都及时报道学潮最新状况、发表对学潮的评说。不但杭州及绍兴、诸暨、海宁等浙江各地学界以多种方式表示对一师学生的支持，北京、上海等地的学校也纷纷起而声援。全国各界联合会、广东学生联合会、南昌学联、北京浙籍学界、北京大学浙江同乡会等都发来电报、谴责浙省当局、声援一师学生。梁启超、张一麟、范源廉、梁济善、蔡元培、汤尔和、王家襄、汪大燮、孙宝琦、王式通等北京名流和要人曾联名致电浙江省长齐耀珊，对学潮表示关切。留日浙籍同乡会和留美浙籍学生也发来电报，声讨浙省当局、声援一师学生。学潮过程中，浙省当局曾动用军警，企图武力平息事态，也曾酿出流血事件，但当局终于未能以武力解决问题。从学潮产生的影响来看，说这是一次“大学潮”，并不过分。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了沈自强主编的《浙江一师风潮》一书，汇集了学潮自发生至结束的各种宣言、电报、当时的报刊对学潮的报道评说以及学潮参与者后来的回忆，对了解、研究“一师学潮”十分有用。此外，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夏衍的《懒寻旧梦录》、董郁奎的《一代师表——经亨颐传》、台湾学人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还有《经亨颐日记》《经亨颐集》等，都或多或少涉及了“一师学潮”。本文依据这些资料撰写而成。
一
1876年7月5日，经亨颐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这一年是光绪二年。经家是上虞的望族。据董郁奎《一代师表：经亨颐传》记载，经亨颐的祖父经芳洲少年时因家贫而离乡背井、到上海谋生，几十年后成为富商。富有后的经芳洲热心公益，把大量的钱财用在了上海和家乡的慈善事业上，人称“经善人”。经芳洲对教育事业尤其重视，出资在家乡兴办了义塾。同治二年（1863），经芳洲“捐升主事加员外郎衔”。翌年，任海宁塘工，负责钱塘江海塘的修筑。所谓钱塘江海塘，是在杭州湾钱塘江入海口两岸筑起高墙，挡住潮水对两岸的侵袭。海塘始筑于秦代，后历代都有修筑，是与长城、大运河并称的伟大工程。经芳洲主持海塘修筑，自然责任重大。虽然钱塘江海塘是国家重大工程，但由于已是末世，国家拨款无法保证，要靠经芳洲自己筹款来完成这国家级工程。但对于天文数字的花费，经芳洲最终束手无策。按理，工程不能按期完工，责任不在经芳洲，但经芳洲却觉得无颜再活下去，竟以自杀的方式向朝廷交差。经芳洲自杀前，同治皇帝下谕旨赠其知府衔。经芳洲的长子经元善自幼随父在上海生活，成人后则随父经商。经芳洲离世后，经元善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也继承了父亲的社会地位。经芳洲临死前获赐的知府衔也由经元善承袭。经元善更继承了父亲“志切利人”的精神，把慈善事业做得更大。光绪六年（1880）七月，李鸿章委任了两名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会办就是总办的副手），一人是郑观应，另一人便是经元善。光绪七年（1881），经元善又被李鸿章任命为上海电报分局会办，第二年，则升任上海电报局总办。在上海电报局总办任上，经元善干了十八年，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结束。也同父亲一样，经元善特别重视教育事业。光绪十九年（1893），经元善募集资金在上海城南创办了“经正书院”，梁启超等名流曾在此任教。光绪二十三年（1897），经元善决定创办“经正女学”。经元善认为，中国积弱不振，原因就在于“二千年女学不开”，所以决心在上海建立女学，“以开风气之先”。在创办女学的过程中，经费当然是很头痛的问题，但更大的麻烦还在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开办女学，让女子进学堂，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离经叛道之举，朝廷中也有激烈的反对者。但经元善义无反顾。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在上海城南高昌庙桂墅里诞生。后为与教会创办的女学相区别，更名为“中国女学堂”。女子学堂开办的这一年，经元善还计划在家乡上虞和浙江的余姚两县创办“农工学堂”。他设想“农工学堂”的教育“以课工教艺为先务”，力争“创兴中国未有之工艺”。这实际上就是要创办职业学校，这实在比黄炎培早了二十年。当然，因为戊戌变法失败等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经元善是经亨颐的伯父。当经元善从事各种活动时，经亨颐一直陪伴在这个伯父身边。祖父，尤其是伯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无疑深刻地影响了经亨颐[2] 。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经亨颐到了东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明治政府创立的第二所国立学校，是日本的名校之一。与经亨颐同时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而后来成为名人者，有陶孟和、许寿裳、陈衡恪、钱家治（教育家，钱学森之父）等。经亨颐到日本不久，在东京的二十七名绍兴游子，联名发出《在留东京绍兴人寄回同乡公函》，经亨颐是署名者之一。这封公开信多方面介绍了日本的情况，呼吁家乡人民向日本学习。公开信特别介绍了日本的现代教育，希望家乡的教育当局以日本为榜样，切实实行教育改革。如果说，经亨颐从祖父和伯父那里承袭了重视教育的精神，那他的那种具体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则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形成的[3]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翌年，浙江巡抚张曾敭奏请朝廷批准设立全浙师范学堂，为全省中小学堂培养师资。获准后，遂把原来的杭州贡院改建为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学堂仿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而建成。学堂招收的学生分初级和优级两个层次，所以被命名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王廷扬被任命为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王廷扬字孚川，浙江金华蒲塘人。是清绪二十四年（1898）的进士，曾任留日学生监督，后加入同盟会。是一个思想很先进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执掌两级师范学堂后，做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即请浙江留日学生公推一人回国担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经亨颐被选中。于是，经亨颐决定休学一年，回国就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职。对此，经亨颐后来在《杭州回忆》中写道：“凡事有缘，我于杭州或者可以用得着一个‘缘’字，因为两级师范开校那一年，我还在日本高等师范本科一年级，并没有毕业，我的先辈许季茀（引按即许寿裳）、钱均夫（引按即钱家治）、张燮和是那年恰好毕业，何以不回来呢，监督王孚川先生曾先去聘请他们，据说不愿就教务长。又和我来商量，我当然也不能答应他，他弄得没有办法。后来他向同乡会请求公举一人去当教务长，同乡会专程开了一次会，他们三位不到，我照例去出席，结果竟公举了我回来承其乏。那时同乡会的精神很好，一经决议是不能不服从的。我呢，那时还是一个苦学生，已经自费六年把家里的田产卖了维持，又自己译书，经济非常拮据，正是难以为继的时候，加以同乡的劝勉，就贸然应命了。正好本科一年级学年终了，于是就向学校休学一年，又承校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的允许，并且指导我种种要点，又请他介绍一个图画手工教员吉加江，而王孚川先生已聘定早稻田的一个教授中桐确太郎担任主要的教育。其中我还有一种为难的情形，因为嘉纳先生有些不乐意，他说早稻田派的教育不纯正的，无奈聘约已定，我和他们两位日本教员，赶程回国。”[4]
一年期满后，经亨颐回到日本，继续未完的学业。宣统二年（1910）七月，经亨颐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这时，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是徐定超。徐定超字班侯，是浙江永嘉人，是光绪九年（1883）的进士。在经亨颐离开后的两年间，两级师范学堂换了六个教务长。可见这个教务长实在不是一个好混的差使。这时，教务长又空缺了，经亨颐便回国重操旧业：“我离开杭州忽忽二年中，两级师范换了六个教务长，第六个走的时候，监督是徐班侯先生，找不到人，学生中竟还有记得经先生可以毕业回来了。徐老先生即刻打电报给我，那时我毕业试验恰好完了，毕业式还没有行，文凭还没有到手，我想不管他，回去再说。”[5] 就这样，经亨颐回到两级师范学堂，又当起了教务长。
经亨颐的教育理念、思想意识，从其秉持的伦理观念便可知晓。经亨颐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虽然学的是物理化学科，但在校期间对伦理学特别感兴趣，伦理学教师吉田静致的课，经亨颐听得非常认真，并且把吉田静致的所有著作都买来攻读。再次就任教务长，心态自然与前次不同。前次多少有些临时心态，这回是要长期干下去了。两级师范的伦理课，一直由国文教员担任。经亨颐明白，“伦理”与“国文”不是一回事，不能让国文教员一直在伦理课上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但中国人教员中，又没有适合担任此课者。两年前与经亨颐同来两级师范的日本教员中桐确太郎还在这里任职，经亨颐便请他担任伦理课教员，没想到却碰了钉子。中桐确太郎嘲讽地说：“伦理可以请外国人教吗？”经亨颐气愤地回答说，是请你教世界伦理史，不是请你讲日本伦理，中桐确太郎仍然不答应。无奈，伦理课仍然只能让一个最有名的国文先生担任，但“看看他的讲义，无非极尽小学和字类统编的能事”。可见这位最有名的国文先生，根本没明白“伦理学”是什么意思。十分重视伦理课、对伦理学十分有兴趣的经亨颐，自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决定亲自上这门伦理课。经亨颐把吉田静致的书找出来温习一遍，编好讲义。新学期开始后，就走上讲台，讲起了伦理学，效果很好。听了经亨颐的讲解，学生才知道，原来那国文教员讲的，并不是伦理学。后来，经亨颐当了多年伦理学教员，当了两级师范校长后，也仍然执伦理学教鞭。对伦理学的研究，深刻地影响了经亨颐的人生观、世界观。他说：“我的思想根源，就是从这里来的，什么过激，什么德莫克拉西，在后在后，也可说二十世纪思潮的大变更，过激等等口号，不过自然生长出来的枝叶，不足为奇，最简单的说个理由，两句话就可以明白：
（一）道德不是千古不变的；
（二）道德判断没有客观的标准。这两句话的伟大，可以把一切伪道德，模型的道德，桎梏的道德推翻无遗。道德是有机的，是随时代演进的，绝不是未有人类以前，那一个上帝预先制定的，又不是既有人类以后那一个圣人任意假造的。”[6]
这样的伦理观念，这样的对道德的认识，即便在今天，也是为许多人所不能认可的。在二十世纪初叶的时候，一个有着这样的伦理观念、道德意识的人如果执掌一个学校，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取代了满清王朝。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种以“学堂”命名的教育单位，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则一律改称“校长”[7] 。辛亥革命爆发时，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徐定超就离开学堂回了温州，学堂交由经亨颐代为管理。现在，民国成立，学堂改称学校，经亨颐则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校长。从1912年9月开始，中华民国教育部制订了一系列改革师范教育的政策，各级师范学校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1913年7月，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又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继续任校长。这个校长，经亨颐一直当到1920年2月施存统的《非孝》发表。1913年，经亨颐还被推举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
认为“道德不是千古不变的”和“道德判断没有客观的标准”的经亨颐，把浙江一师办成了全国的名校，也是令文化上的保守派、复古派痛恨不已的学校。
经亨颐执掌浙江一师的时候，也正是新文化运动渐渐兴起的时候。经亨颐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决定了他必是一个新文化的拥护者，而浙江一师也被经亨颐办成了浙江省的“北大”，甚至成了整个“南方地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8] 。夏衍于1915年9月进入在杭州的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与浙江一师学生多有联系，耳闻目睹了这时期浙江一师的情况。后来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说，五四运动前几年，已有一种新思潮在杭州的知识界兴起，青年知识分子则是新思潮的鼓动者，新旧思想的冲突趋势已然形成。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是新思想的代表。夏衍认为，一师的校长经亨颐，也许是受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思想影响，实行了“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力图进行根本性的教育改革，例如实行学生自治、职员专任、国文改授白话文等等。特别是他聘请了一批“新派”教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由于‘一师’在浙江，也许可以说在东南一带树起了文化革命的大旗，这个学校成了青年学生向往的中心，另一方面，它也就成了保守派首先攻击的目标。”[9]
聘请什么样的教师，最能体现主持校政者具有怎样的教育理念，而在新旧思想尖锐冲突的“五四”前后，一个校长在聘请教师时如何在新派人物和旧派人物之间选择取舍，最能显示其自身的思想状况。经亨颐执掌浙江一师后，聘请了众多拥护新文化、自身就是新文化创造者的人来校任教。除了上面说到的“四大金刚”，还有李叔同、姜丹书等。
经亨颐之所以在浙江一师进行一场“教育革命”，受北大蔡元培影响是一个方面，而受日本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的影响，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经亨颐实行的某些教育措施，即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激进”的和不能为许多人认同的。
例如学生自治，就是令世人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做法。所谓学生自治，就是最大限度地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把学校行政部门对学生的管理权压缩到最必要的范围。据董郁奎《一代师表：经亨颐传》，1919年11月16日，浙江一师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隆重地召开了成立大会。据《经亨颐日记》，学生自治会成立的前一日，经亨颐为学生作了《自治歌》，歌曰：
不知人生，那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
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
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制。[10]
成立大会开得很成功，除学校师生外，还有众多来宾。会议开始后，经亨颐首先致辞，学生代表宣读了学生会成立宣言。下午，由校剧团进行文艺演出，演出的剧目有胡适编剧的《终身大事》、陈望道、夏丏尊合编的《严肃》、校剧团自己编剧的《骗中骗》等。学生自治会成立后，发表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宣言书》，其中说：
……我们是现时代的人，应该营适应现在时代文明的生活……现在时代文明的生活……就是人人自由，但是我们要达到“人人自由的目的”的第一种条件，就是先要人人自治。
历来中国的国民是一种被治的国民。……以后多数的国民，要完全不受少数人的操纵、掠夺、压制……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精神，不是先养成自己的自治能力不成功的。
学校也制订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自治大纲》，根据这个大纲，我们便知道所谓的“学生自治”是什么意思。《自治大纲》规定：“学校事务分学生自治与学校行政二部。”这意味着，学校的事务，一部分归学校行政管，而另一部门则由学生自行处理。《自治大纲》又规定：“自治制度，听学生自行议定。”这意味着，学生以什么方式处理自己的那部分事务，由学生自行决定。《自治大纲》并规定：“学校对于学生行为不妨碍学校行政者，概不干涉。”这意味着，只要学生行为与学校行政权力不冲突，学校行政便无权干涉。《自治大纲》对于学生自治范围有明确规定，共十二项，依次是：“关于身体健康之事项”；“关于研究学术之事项”；“关于发表思想之事项”；“关于涵养德性之事项”；“关于衣食住之事项”；“关于课外作业之事项”；“关于社会服务之事项”；“关于校内整洁之事项”；“关于同学行为上之惩处及劝戒事项”；“关于储蓄贩卖之事项”；“关于同学课外出入事项”；“关于同学自治之其他事项”[11] 。
从学生可得自治的范围看，是把除学校硬性规定的学业以外的几乎所有事务，都交由学生自行处理。在浙江，省立一师最先成立学生自治会，此举带动了各地学校学生自治会的成立。这自然令不能理解“学生自治”者惶恐和愤怒。后来，当施存统的《非孝》发表、学潮兴起后，省长齐耀珊训令省教育厅派员到一师查究办学方针，“学生自治”自然是查究的对象。经亨颐对教育厅做出了解释。经亨颐强调，学生自治，是并不违背教育原理的。至于自己为何在一师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倒不是基于任何理论，而是鉴于现实的教训。经亨颐说，自己从教务长到校长，“办这师范学校总算已经十年以上”，对历届学生毕业后的状况很关注，发现学生毕业后普遍“没有创造的精神”，其原因，就在于在校期间，学校管得太多，这反而害了学生。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学生能够自律，但如果在校期间完全是他律，学生自律的精神和能力何由产生呢？[12]
改革国文教育，在课堂上以白话取代文言，是经亨颐招致旧派人物怨恨的另一原因。从《经亨颐日记》可知，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浙江一师已有国文白话课了。经亨颐1919年4月30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本校学生文课有白话，而子韶大不为然，盛气而辞。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惟为友谊，亦不得不慰劝，志不可夺，未便相强。下学年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13]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经亨颐开始试行在国文课堂上讲授白话文时，本校教师中也有人极力反对，甚至愤而辞职。但经亨颐毫不为所动，反而想着怎样把国文教育的白话化进一步扩大、加强。
经亨颐之所以在国文教育的白话化上坚定不移，也是因为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思考和研究。经亨颐说：“我认定中国文学不改革，教育是万万不能普及。”这意味着，经亨颐把国文教育的白话化，视作教育普及的前提。而经亨颐认为，“使教育可以普及”，是自己作为师范学校校长的使命。经亨颐强调：“我想这短短的五年期间，要养成从前‘进士’、‘翰林’的一种文章和不中用的诗词歌赋，无从着手的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看错了人生。”所以，国文教育非改文言为白话不可[14] 。
经亨颐的国文教育改革，主要依靠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这“四大金刚”具体实施。“四大金刚”合拟了“国文教授法”，国文教材“以和人生最有关的问题为纲，以新出版各种杂志中关于各问题的文章为目”；教学目的，则是“使学生能够了解用现代语或近于现代语”所发表的文章，“而且能够看得敏捷、正确、贯通”，还要“使学生能够和现代语——或口讲或写在纸上，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用报刊上的白话时文作国文教材，在当时真算离经叛道到极点。省长齐耀珊甚至亲自过问此事。齐耀珊到北京时，把一师“四大金刚”所编的国文教材带着，请北大校长蔡元培看。齐耀珊的意思是，浙江一师的教育改革，是受了北大的影响，现在竟闹到这种程度，请你蔡元培做出一个裁决。从齐耀珊此举可知，经亨颐在一师的教育改革，令守旧派惶恐和痛恨到何种程度[15] 。
李叔同也是经亨颐长校时著名的教师。1912年8月，经亨颐被委任为浙江一师校长不久，即聘请李叔同来校教授美术和音乐。直到1918年遁入空门，李叔同在浙江一师任教整六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感动了几代人的《送别》，就是李叔同在浙江一师任教时创作的。经亨颐自己也是画家，与李叔同相处融洽，日记中多有一起谈文论艺的记载。但1918李叔同出家为僧，却让校长经亨颐慌乱不安。李叔同在学生中极有影响，经亨颐生怕许多学生跟着李叔同走出尘世。师范学校是培养教师、普及教育的，不是培养和尚的。经亨颐当然惊恐。经亨颐1918年7月10日日记写道：“九时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学年间，校务无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固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16] 7月10日这一天，学校举行“暑假修业式”，作为校长的经亨颐在修业式上发表“训辞”时，只谈了李叔同入山为僧一件事，经亨颐说：
一学年为一大反省之期……而何以近日觉得有耿耿不快之感，最足资余研究者，为李叔同先生解职入山之事。良教师不堪留用，校长之失职也。而李先生非他就而入山，留无可当，推其解职之原因，诸生不屑教诲欤？校长与诸教员不堪同道欤？皆非也，盖厌于人世也，视学校事及一切人生问题无有是处焉。而余实亦间接受其消极之影响，且影响于学校。入山之事，屡对人言，可钦而不可为训。但自问实有似是而非、将信将疑之态度，有时烦恼时，亦偶作如是想，今而翻然自励，在此一日，决不容丝毫有此种思想……盖佛说以人格为最始之单位，而吾辈犹是以人格为最高之标的，忽于人格，径读佛说，即是躐等。余最恨近时之皮相文学家，以佛说为流行品，欲假此以为方寸之术，即人格尚未圆满，而超乎其上以自尊，舍本逐末，莫此为甚。他日诸生学有进境，精益求精，超人格而研求佛说，固无不可。而在校期间，今日特宣布一禁令，不准读佛，以免消极躐等之流弊。西湖名胜，甲于天下，要知吾浙之士气，几为其消磨殆尽。诸生于暑假中，或有寓此以消夏者，认为游息之地则可，认为修养之地则不可，未秋先寒非其宜也。炎暑慎重，其各自爱。[17]
经亨颐这番训辞，真可谓苦口婆心。经亨颐强调，李叔同弃一师师生而入山，并非因为对学校同事、学生不满而另谋他就，乃是因为对人生俗世厌倦了。经亨颐坦言，自己也曾多少受这种消极厌世思想的影响，并且影响到了学校事务。但是，今天要幡然悔悟，彻底抛弃这种悲观厌世思想。经亨颐一向以“人格教育”为办学的基本方针。他强调，学生必须先养成圆满之人格，然后方有资格研求佛理，否则便是未学走先学跑。他进而宣布：学生在校期间，不准读佛。
经亨颐反复说李叔同的选择“可钦而不可为训”，就是怕有学生踵其后尘。饶是如此，还是有几个学生追随李叔同遁入空门。李叔同之后，学生陈恭天在天台报国寺出家，学生周贺章在杭州弥陀寺出家[18] 。至于著名的丰子恺，受老师李叔同影响而笃信佛法、成为居士，则是人们熟知的。
三
受李叔同影响而消极避世者，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学生，在新思潮的激荡下，意气风发、豪情万丈。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刊。本来宣传新文化的书刊就对学生有巨大的吸引力，而陈望道、夏丏尊等“四大金刚”又以报刊上的白话文做国文教材，就更增加了学生对新书刊的热爱、重视了。现在该说到施存统了。施存统，1898年生，浙江金华人，1917年考入浙江一师。入学后，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对新文化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为满足同学们日益强烈的阅读新书刊的需求，施存统与何景亮、梁柏台等几个同学，成立了“全国书报贩卖部”，专门销售全国各地宣传新文化的书报刊物。施存统们认为，这些宣传新文化的书报刊物，是砸碎强权对人们束缚的“利器”，而那些“不愿再在黑暗里过活的人”，“我们都应该努力解脱他”。据统计，1919年底，《星期评论》在一师销售了三百多份；《教育潮》销售120份；《民国周刊》销售120份；《新青年》销售110份；《建设杂志》销售35份；《少年中国》销售50份；《新潮》销售80份；《解放与改造》销售80份；《平民教育》销售90份；《曙光》销售20份；《星期日》销售30份[19] 。各刊物累计销售一千多份，如果考虑到其时一师学生总数是382人，而许多学生家境贫寒，就不得不相信，其时新文化潮流在一师真可谓汹涌澎湃了。
仅仅看别人办的刊物还不过瘾，施存统们还要自己办刊物。一开始，杭州多所学校的学生，共同创办了刊物《双十》。其时在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求学的夏衍，也是参与者。夏衍后来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说，1919年8月下旬，以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为中心，杭州各校追求进步的学生开始联合起来；学生们决定出版一种刊物，刊物于10月10日创刊，所以取名《双十》。参与办刊者，一师有俞秀松、宣中华、周伯棣、施存统、傅彬然，第一中学有查猛济、阮毅成；甲种工业学校有沈乃熙（夏衍）、汪馥泉、孙敬文、蔡经铭、倪维熊、杨志祥等，各样学生参与办刊者共有二十六七人。“几个中学生办杂志，经费哪儿来，我们‘甲工’几个人只每人交了一块钱（当时是‘袁大头’），后来听汪馥泉说：经校长、‘四大金刚’和沈玄庐都捐了一点钱。”[20] 经亨颐和陈望道、夏丏尊等人捐款助学生办刊，显然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的此种活动了。
因为创刊号出版时恰逢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所以取名《双十》。办了几期后，改名《浙江新潮》。1903年2月，浙江留日学生孙翼中、蒋百里、蒋尊簋、许寿裳等人在东京创办了反清刊物《浙江潮》，影响甚大。《浙江新潮》显然意味着对《浙江潮》革命精神的继承。《浙江新潮》的“发刊词”写道，“人类怎样能够‘生活的幸福和进化’呢？我们以为要达到这种目的，须有三个条件”，而第一个条件便是“自由”。他们对“自由”的界定是：“就是我的思想、感情、言语、动作，都要凭着我的自身；我只受我良心的支配，不受我以外的种种羁缚”。他们宣告：“本周刊的目的，无非是想把人类从黑暗变为光明，从伪道变为真理，从兽性变为人道。”他们知道，要追求光明、真理、人道，必然要遭遇黑暗、伪道、兽性的压制、扼杀，但是他们无所畏惧：“我们认‘禁止’、‘唾骂’就是本报的大传播；我们又认‘监狱’、‘刑场’就是社员的极乐土。‘权力’的干涉，‘众愚’的反对，我们都不要顾……黑暗、伪道、兽性的势力一日不灭，本报的旨趣一日不变。本报形式虽然可以消灭，本报的精神终当直接间接以和读者诸君相接触，以求得最后的胜利。”[21] 他们知道会遭到守旧、愚昧者的仇视和打击，他们一开始就做好了刊物被查禁的准备，他们自己甚至做好了坐牢杀头的准备。
他们当然没有估计错。从官府到民间的守旧者、愚昧者、脑残者，都对这刊物切齿痛恨。这些人知道，这群学生背后站着的是经亨颐、陈望道这些一师师长。他们痛恨这些张狂的学生，更痛恨为学生撑腰的一师师长，最为痛恨的，当然是一师校长经亨颐了。但经亨颐是浙江教育界的前辈，又身兼浙江省教育会的会长，他们一时无奈他何。他们在寻找机会。机会也终于来了。到了1919年秋冬，他们抓住了经亨颐的两大罪状。
清代有所谓丁祭制度，即每年阴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全国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北洋政府沿袭了这一制度。在杭州，每年春秋两次丁祭，师范学生要站在“八佾舞于庭”的公祭队伍前头。通常由省长或教育厅厅长主祭，而经亨颐身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兼省教育会会长，则是重要的陪祭。1919年的秋祭举行时，经亨颐借口要以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的身份赴山西太原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大会而离开了杭州。身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和省教育会会长，居然不参加国家法定的祭孔大典，怎能不令守旧者、愚昧者、脑残者妒火中烧、目眦尽裂[22] 。
更令守旧者、愚昧者、脑残者痛恨的，则是施存统《非孝》的发表。一师学潮结束后，施存统写了《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9月21日至23日发表。在这篇长文中，施存统回忆了自己进浙江一师后的思想变化过程。施存统刚进一师时，对新思潮是颇为抵触的。刚开始读《新青年》时，看见陈独秀骂孔子，把复辟的罪过归到孔子身上，施存统不禁大怒，在心里痛骂陈独秀。那时，孔子在施存统心目中还是“万世之师”。然而，扔下刊物、愤然而去后，却忘不了陈独秀的议论。过了几天，又去翻开陈独秀的《复辟与孔子》，耐心看完，觉得骂得有些道理。但仍然觉得陈独秀不过是一个做翻案文章的刻薄文人罢了。但从此对《新青年》不抵触，常常看，于是对之日益亲近、迷恋。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驳斥康有为虚君共和主张的文章。陈独秀居然连“康圣人”都驳倒了，这令施存统大为佩服。这时，除了不认同《新青年》的非孔，其他观点都能赞同。而到了1919年下半年，对《新青年》的观点“就全体都赞同了，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了！这时我对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之这几个人，也就佩服到了不得！”看了许多《新青年》一类刊物上的文章后，施存统自己也开始写谈论、宣传新思想的文章了，并且与本校和杭州其他学校志同道合的学生一起办起了研究、宣传新思想的刊物了。
至于为什么会写《非孝》这篇文章，施存统说，有两种原因。一是思想本身的改变，一种则是现实经验的刺激。比较起来，现实经验的刺激是更重要的原因。主要是自己家中的状况，促使施存统写了《非孝》这篇闯下“大祸”的文章。施存统的家境很贫寒。1919年10月间，施存统接到家中来信，说母亲病得快死了。施存统急忙赶回家，母亲的状况令他既惊又愤。母亲已瘫痪，下半身冰冷。但父亲却对母亲极不关心。母亲只穿着一件破单衣，更没有延医诊治。施存统痛哭、愤怒，质问父亲为何不请医生，父亲回答没有钱。施存统问自己拿回来的十几块钱为何不用来请医生买药，父亲回答说这钱要用来办丧事。施存统问为何不给母亲盖床棉被，父亲回答说：“活人要紧，她横竖迟早就要死的！”这让施存统悲愤不已。然而，却又不能反抗、责难父亲，因为忤逆父亲，是大不孝，但已经受了新思潮洗礼的施存统，内心再也无法平静：“我脑筋中受了这样一个极大的刺激，心神非常不宁，两夜都睡不熟，展转思维，发生下列几个问题：我还是做孝子呢，还是不做孝子呢？我还是在家呢，还是回校呢？我要做孝子做得到么？我对于父亲要不要一样的孝呢？一样的孝是不冲突的么？我究竟怎么样孝法呢？我做孝子对于父母有利么？我在家里看到母死就算是孝子么？我的父亲许我专看母病么？我能够忍得住么？我不会比母先死么？我死了，于母亲又有什么利益呢？”想了几天，施存统终于决定：“我想在社会上做一个很有用的人，我还要替社会做许多事情，我不能做家庭的一个孝子！我即使要做家庭的一个孝子，也万万做不到，有人不许你做！”施存统遇到的最突出问题，是在父亲和母亲之间两孝不能兼行。如果对父亲虐待母亲视而不见，仍由母亲在被虐待中死去，那应该是对母亲的不孝。然而，如果反抗父亲，则是对父亲的不孝。“孝”作为一种伦理准则本身的矛盾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尖锐地显现出来。困惑、痛苦之后，施存统决定不再追求做一个“孝子”，而要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施存统意识到，在家里住下去，看着母亲的惨状而无能为力，自己“不是气杀，一定要闷杀”！而自己死了，对于父母无益，社会上却少了一个有用的人。于是决定立即回校：“我既得了这个答案，第四天便含泪抛弃垂死的母亲，决然首途回校。这时候的我，不能不说是‘忍心’！不能不说是‘无情’！我也很承认我是一个很忍心、很无情的人，不过我这个‘忍心’，却是由‘很不忍心’中发出来的；我这个‘无情’，也是由‘很有情的性’里生出来的！”[23]
回到学校，施存统便写了《非孝》一文，发表在1919年11月7日出版的《浙江新潮》第二期上。这一期刊物现在已无法找到，因此《非孝》原文已不可见。据施存统回忆，本来的题目是《我决计做一个不孝的人》，写了三千字还没有说到本题，便改题为《非孝》发表了。但也有知情者说，是负责编辑的人，将题目改为《非孝》。文章内容，表达的是施存统对“孝道”的困惑、质疑。据赵子劼《“一师风潮”中思想文化的冲突》一文说，在《非孝》中，施存统表达了“人类是应当自由的，应当平等的，应当博爱的，应当互助的；‘孝’的道德与此不合，所以我们应当反对‘孝’”一类观点[24] 。
《非孝》当然引起轩然大波。就是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这样的文章也会让许多卫道之士捶胸顿足，欲对作者食肉寝皮的。但远在北京的陈独秀，读了《非孝》却异常兴奋。在1920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巻第二号上，陈独秀发表了《随感录七四：＜浙江新潮＞——＜少年＞》，热情地赞美了《浙江新潮》和《少年》这两个刊物：
《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社会的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和《杭州学生联合会刊》——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25]
被陈独秀肯定的《非孝》出自一师学生施存统之手，而攻击杭州几家报纸的文章则系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夏衍）用“沈宰白”笔名发表。夏衍晚年回忆说：“在这份杂志（《双十》和《浙江新潮》）上，我曾用沈宰白的笔名，写过几篇现在看来是非常幼稚的文章。记得一篇是批评杭州四家日报的文章，和两篇‘随感录’，内容也是批评杭州报纸和反对检查新闻的。”[26] 又说，自己因为读了许多新书刊，看见别人写文章，自己也想动动笔，于是写了批评杭州几家报纸的文章，“想不到《非孝》发表后，陈独秀却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随感录》，对施存统和我的文章，作了热情的鼓励。这件事，对我是一种意外的感动和鞭策。”[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