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经亨颐借故缺席祭孔大典，已令守旧派觉得越过了“底线”，现在，竟然有《非孝》这种大逆不道的文章发表，那就真是忍无可忍了。至于发表在《浙江新潮》上的文章能够成为一师和经亨颐的罪状，一来因为作者是一师学生，二来《浙江新潮》的广告上印有“本社通讯处由浙江杭县贡院前第一师范转”的字样[28] ，这样一来，《浙江新潮》就可算作是一师的刊物了。
省政府和教育厅首先查禁了《浙江新潮》。夏衍回忆说：“《浙江新潮》出了两期就被禁了，这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事。”警察突然出现，把正在印和尚没有发行完的刊物全部抄走。夏丏尊出主意说，可以换个刊名继续出版，但印刷所早已接到通知，要承印书刊，必须经省政府批准。紧接着，便是查办第一师范了。省府和教育厅下定决心要把经亨颐从第一师范校长的位置上移开。夏衍回忆说，《非孝》发表后，社会上的守旧派与齐耀珊、夏敬观沆瀣一气，对经亨颐发动了全面攻击，而这场斗争，其实早就在酝酿了。经亨颐在一师进行的，实际是一场教育革命。经亨颐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深受学生欢迎，也为其他学校树立了榜样，这怎能不令齐耀珊、夏敬观这类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早就想对一师和经亨颐下手了，只是在等待时机。《非孝》的发表，为他们创造了时机[29] 。省长齐耀珊在训令警察厅查封了《浙江新潮》后，又训令教育厅查办浙江一师。齐耀珊给教育厅的训令中说：“查近有《浙江新潮》报纸所刊论说，类多言不能理，而《非孝》一篇，尤于我国国民道德之由来及国家成立之关系，并未加以研究，徒摭拾一二新名词，肆口妄谈，实属谬妄。”[30] 既然文章作者和发表刊物都属一师，就必须对一师予以查办了。于是，教育厅长夏敬观下达了查办一师令。
浙省当局查封《浙江新潮》和查办浙江一师之举，立即引起京沪各大媒体的注意。上海的《民国日报》1919年11月28日发表了长篇报道《齐耀珊大兴文字狱》，其中说：“《浙江新潮》上所登的那篇《非孝》，虽然是说学理的地方少，感情意气的话多，实在做得不大好，但是一般反对的、查办的人，实在没有一个看得懂他这文章的，这是脑筋顽固、思想蔽塞、知识浅薄的缘故，那也无足深责了。不过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到底有效的么？思想言论，无论是非，偶然禁阻他的自由是有害无利的，这话是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上头说得明明白白，他们竟没有瞧见么？”[31]
上海的《时事新报》1919年11月30日发表了浙江《查办第一师范学校》的报道，其中说：“我们现在不必论那《浙江新潮》的言论的内容怎么样，我们却应该论这查办的事情，应该不应该！我们更应该论这么压制校长，去压制学生的方法，应该不应该！此是应该的，那不消说，听他查办就是了。如其是不应该的，那就有话要说了。”[32] 《时事新报》当然认为这种“查办”是不应该的。
几大媒体都在强调：《浙江新潮》所登《非孝》一文是否有道理、在多大程度上有道理，是一回事；而浙省当局查封刊物、查办学校是否应该，则是另一回事。即使《非孝》每一句都是荒谬的，当局也不该使用查封、查办的手段，因为言论自由是载于“约法”的。
《北京晨报》1919年12月4日发表了《通电各省查禁＜浙江新潮＞》的新闻：“浙江杭州发现《浙江新潮》月【周】刊一书，浙江督军卢永祥曾于日前电请政府通电各省严禁。兹闻政府昨日已通电各省，略云：据浙督电称杭垣发现《浙江新潮》月【周】刊一种，措词悖谬，违背出版法务，希通饬各属一体严禁，以息簧鼓，而维风教。”[33] 这让人们知道，浙江督军卢永祥还请求北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查禁《浙江新潮》，也让全国人民知道，北洋政府果真如此做了。
上海的《民国日报》1919年12月5日还发表了《看“浙师”学生的团结力》的时评，文末注明作者“力子”，这应该是时任《民国日报》经理兼编辑的邵力子。邵力子说：
《浙江新潮》的风潮，听说有人要借此破坏浙江师范学校。
我因此却想着这是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新潮》等被人仇视的一个缩影。
仇视的结果，北大丝毫没有动摇，北大学生的团结力，全国人民没有不佩服的。浙江师范的前途如何？要看他们学生的团结力怎样！压力的大小是不管用的。[34]
其时已经风传浙省当局要借《非孝》事件整顿浙江一师。所谓整顿，无非是撤换校长，否定已有的改革，让学校回到老路上。而《民国日报》发表这样的言论，显然是在呼吁浙江一师学生团结起来，抵制、反抗当局。
《非孝》事件一开始就引起京沪大报的关注，浙省当局刚想对浙江一师实行整顿就受到京沪大报的非议、谴责，这对后来学潮的发生、发展和最后胜利，都有着重大影响。
浙江的守旧势力必欲撤换经亨颐而后快。但他们也担心此举引发学潮。寒假前，他们只是查问、申斥，不敢采取更切实的行政措施。1920年2月初，一师开始放寒假。二月九日，省教育厅下令经亨颐调任省视学（视学这个官职大概类似于今天的省教育厅巡视员），任命一师教员王锡镛为校长。留校的十几名学生立即写信通知已回家的同学返校，学潮开始。学潮结束后，一师学生把学潮期间的各种文件、报刊报道和评论，集成一书出版，取名《浙潮第一声》。其中，有逐日记述学潮经过的《纪事》，沈自强主编的《浙江一师风潮》收录了这篇《纪事》，这对我们了解学潮发生和发展的情形十分有帮助。下面对学潮经过的叙述，主要依据这篇《纪事》。
经亨颐接到省教育厅的调令后，表示一师校长可以不当，但决不接受省视学的任命。王锡镛在学校教员中属于稳健派，对经亨颐个人很尊敬，但反对经亨颐的“过激”的改革。王锡镛之所以被选中，正因为在思想上不认同经亨颐。但“王且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不配坐这把校长交椅，因此坚决辞职”[35] 。经亨颐调走，不但学生们坚决反对，教师们也都“非常忿恨”。除两人愿意继续留下任教，其他教师则表示如王锡镛当校长，则坚决辞职。王锡镛当不成校长，省教育厅又任命省视学金布兼任一师校长，同样遭到一师师生的强烈抵抗。这时，在校的学生又连续发出第二、第三封信，催促返乡同学火速回校。而金布则在2月17日走马上任，并且通知返乡学生家长，令其子“暂缓来校”。返乡学生当然更愿听从留校同学的呼唤。几天之内，返校学生已有四五十人。从2月28日起，学生们开了几次会，商定了若干事项：（一）以后每天下午七点开碰头会；（二）给返乡学生发第四次信，揭露“伪校长”金布阻止学生返校的阴谋，呼唤在家同学尽快回校；（三）家在杭州而尚未返校者，派学生上门催促；（四）修理茶房和厨房；（五）请到校同学帮助自治会干事管理宿舍等一切事情。这几项决定让我们明白，一师的学生一开始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虽然学生自治会成立未久，但在这次学潮的发动、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浙江一师的这次学潮，组织得极为成功，学生自始至终有理有节，立场极其坚定而态度非常理性，没有丝毫有损学生形象、授官府以柄之举。学潮最终能够胜利，这是重要原因。
3月1日这一天，到校学生已达八十五人。学生们召开了第三次会议，议决：（一）此次事关重大，斗争必不会短期结束，用费必多，每人捐银一元；（二）派学生赴杭州附近各县学生家中，催促同学快快回校，同时向同学家长说明事情之重要。
在这期间，学生与老师处于隔膜状态，相互不免生出些误会。学生们意识到，如果不与教师有良好的“沟通”，“前途的危险，可以想见”。学生会议又决定，与教职员“开联席会议”，同时派出四名学生，分赴教职员家中，通报学生活动情况，探询教职员意见。从这些举措可看出，组织者头脑异常清楚、虑事十分周密。而此时教职员也行动起来了。一师的教职员和一师附属小学的教职员在省教育会召开联席会议，做出两项决定：（一）维持文化，坚持到底；（二）在一师校长问题未妥善解决前，不接受其他学校聘请。同时决定，每逢单日开常会一次。教职员们的所谓“维持文化”，就是留住经亨颐之意，因为在师生们看来，官府撤换经亨颐，便是在摧残文化。
三月上旬，学生们推选出宣言书和请愿书的起草人。到3月13日，到校学生已过半数。当晚开大会，由主席徐麟书（白民）报告一切。正开会时，传来消息：“教育厅明天要解散本校。”学生自然群情激愤，当场公决了五条公约：（一）维持文化运动坚持到底；（二）无论何人不得暴行；（三）校事未妥善解决以前，无论何人不得擅自离开学校；（四）非到军警押回原籍，誓不离校；（五）留经目的不达，一致牺牲。
学生们本来已经推举出宣言书和请愿书的起草者。现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校面临解散，宣言书和请愿书的诉求和表达方式都要适应新的情况。于是，又推举出十四人，负责审查宣言书和请愿书，并推举徐麟书、徐仁、石樵、宣中华四人为请愿代表。
金布就任一师校长后，屡受师生抵抗、羞辱，3月14日，感到实在当不了这校长的金布，向教育厅辞职。从这一天起，学生自治会决定组建童子军维持学校秩序，并管守校门。3月15日，发表了《全体同学第一次宣言》，宣言强调了两点：（一）“我们因为要维持本校的改革精神，所以不得不挽留本校经校长。”（二）“我们因为要巩固我浙文化基础，所以不得不挽留本校经校长。”第一点是从一师自身出发的。经亨颐在一师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改革，学生们认为，这对于一师的生存发展极其重要，如果经校长走了，改革就可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所以经亨颐必须继续当校长；第二点是从整个浙江省的文化事业出发的。学生们认为，浙江一师如何生存发展，事关全省的文化走向。在经校长领导下，一师定能成为整个浙江新文化的中心。为了全省新文化的生存发展，经亨颐必须继续当一师校长。宣言书最后说：
我们还得宣言，我们留经不是替经保存饭碗，不是对经有特别感情，也不是对新来的校长不发生感情，更不是我们三百八十二人的个人地位关系。二大理由，上面说得明明白白。不明白我们挽留经校长的作用的人，尽管去看罢！我们还要宣言，我们今儿挽留经校长，也并不是“非经不可式”的挽留，如果有人，在过去对于文化运动、教育革新两件事上，切切实实有所表现的，而且我们认他；在将来的的确确能够维持本校改革精神，巩固我浙文化基础，这样的人来做本校未来的校长，老实说罢，我们马上就张着旗帜去欢迎他。但是我们还得继续望下说去，莫有这样的人来做本校未来的校长，除本校经校长以外，我们无论如何是反对的，不是反对他个人，是反对他直接泯灭本校改革精神，间接要撤除浙江文化基础，他要是真有来长本校的心思，哼！且少做梦罢！无论什么样人，来发布校长的命令，我们可都不承认的。[36]
宣言书明确表示，如果有人过去热衷于新文化，来一师当校长也能如经校长一般治校，继续让一师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那么学生是可以接受的。如若不是这样的人，学生则决不接受其来长校。最后几句话，明显是指金布，警告金布别做校长梦，快快滚蛋。
第一次宣言发出的同一天上午，被推举出的四名代表到省教育厅请愿，并递交请愿书。教育厅长夏敬观接见了学生代表，与学生谈话一小时，拒绝接受学生要求。下午，四名代表又到省公署请愿，省长未予接见。此后数日，学生代表多次赴教育厅和省公署请愿，省长齐耀珊也曾接见过学生代表，但表示，撤换经亨颐的决定不可更改。
五
学生一次次地赴教育厅和省公署请愿，都没有什么结果。在这其间，学校当然处于停课状态。3月23日，学生临时大会决定，在停课期间，尽量邀请文化界知名人物来校讲演。《浙潮第一声》中收录的关于学潮的《纪事》写道：“此次我们虽则要和万恶的官厅奋斗，不惜牺牲学业，但是知识上的要求，因之较前愈烈。所以此后和官厅激战，当然是再接再厉，不肯稍屈，并随时邀请名人到校讲演，藉以赈济知识的饥荒。仲九先生愿意担任介绍的责任，这是我们非常感佩的！”为了弥补停课的损失，随时邀请学术名流来校演讲，这考虑得多么周全，也更能赢得社会的同情。“仲九先生”即沈仲九，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以《一代政人沈仲九》为题专章介绍过他。其时，沈仲九在浙江省教育会主编也就在3月23日，解散一师的“声浪更高了”。学生们感到解散难以避免。一师校友会开始站出来支持学潮。校友会特开临时会议，决定一旦学校被解散，校友会每月赞助一师学生电灯费70元、运动物品费20元、书报费20元，至于膳食费则临时根据需要决定。一旦官厅宣布学校解散，也就不再给学校拨款。为了在学校被解散后仍能存在，学生仍能坚持抗争，一师校友会才有此种举措。3月24日早晨，学生发现校门口果然贴出了“休业令”，是教育厅派人在半夜偷偷贴上的。“休业令”激起了杭州其他诸校学生的愤怒，杭州学生联合会决定派全体评议员赴教育厅和省公署请愿。到此时，行动起来的，不仅是一师学生，而是杭州城内多所学校的学生了。
在这其间，学生做出的一系列决定、采取的种种行动，都是很正确、妥当的，特别值得称许者，除“无论何人不得暴行”，便是“用快邮代电，通电全国各重要民意机关、全国教育界要人和本省各县教育会”。此举让全国都知道了杭州发生的事，让有关各界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浙江一师校园。北京、上海以及全国的重要媒体都在追踪报道一师学潮，而且支持学生的态度都很明确。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和谴责齐耀珊、夏敬观。
例如，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3月28日发表时评《浙江学潮》，说：“齐耀珊、夏敬观解散浙江第一师范，是有意摧残浙江教育的新机，是官僚的旧势力对于学生的新运动宣战。”“一师的解散不是一师一校的问题，是全浙教育界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能不能发展的问题。浙江素称文明之邦，竟容黑暗势力如此猖獗，学界前途岂不很危险吗？吾以为不但全浙学生应该表同情于一师学生，起来奋斗，就是各省学生也应得认这桩事情与学生全体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一致为浙一师的后援，才是正办啊。”[38] 这是在发动全浙乃至全国的学生界和学术文化界都起而扶持浙江一师学生。《民国日报》是在全国范围内极有影响的报纸，这样的宣传鼓动，当然不会没有效果。
例如，北京的《晨报》1920年3月28日发表《浙江教育界空前之大风潮》的长篇报道，介绍了学潮经过，最后说：“教育厅与学生两方相持不下，于是新任一师校长及新教职员与夏敬观等密议以武力对待，将一师基础全部推翻，另行组织。夏特商诸省长，齐果然其说，闻已于24日下解散该校命令，派武装警察围守该校，真浙江教育界未有之怪象也。”[39] 这样的报道，语气虽不甚激烈，但却足以唤起人们对一师学生的同情和激起人们对浙江当局的愤怒。
例如，1920年3月29日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表评说浙江一师学潮的长文《新文化运动的真牺牲者》，署名“公展”，这应该是其时在上海新闻界从业而后来成为国民党要人的潘公展。文章在抨击浙江教育界整体黑暗腐败的同时，赞美经亨颐和浙江一师。又为《非孝》辩护：“其实‘孝’是一种道德，道德是人生行为的标准。时代变迁，社会的生活也变迁，人生行为的标准也随之变迁，本来是不足为奇的。……至于孔子不过是一个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在古时候算得博学的人，我们因为他是难能可贵，所以器重他一些，也是可以的。如果一定要说孔子之道，传于百世而不变，推之万世而皆准，那就是荒谬绝伦。”文章最后说，浙江有齐耀珊、夏敬观这样的“宝贝”，其他各省的官僚也随时可能变成同样的摧残新文化的人物，经亨颐和浙江一师的遭遇也随时可能在其他地方重演，因此，各省的学生都应该行动起来：“我们这种觍颜自命为随着世界新潮流，尽力文化运动的学生，眼见浙江一师的解散，便可以拍几个电报了事吗？诸君请醒醒罢！人家为新文化运动真正牺牲的了，你们还该袖手旁观，撑起‘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做那‘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吗？唉！全国学生而对于浙江一师之解散果无积极表示，我只得为新文化运动前途一哭！”[40] 这是在强调，全国各地学生不能仅仅满足于以发电报的方式支持浙江一师学生，还应该有更实际的行动。
各大媒体的报道，让全国各界都知道了杭州发生的事，甚至引起了海外留学生的关注。声援、支持一师学生和谴责、讨伐夏敬观、齐耀珊的电报每天都从全国各地发来。一些一师学生的家长也行动起来，发电报责问夏敬观、齐耀珊。其中最有趣的是南昌学生联合会发给夏敬观的电报：“顷接浙江和第一师范学校函称，执事无故调任校长，强迫学生出校等情。披读之余，播笑友邦。忆自执事长教育，故乡人士，方冀执事有所建白，桑梓亦与有荣光。乃消息传来，大背所望，同人等以谊属同乡，不忍坐视。……希即收回成命，恢复该校旧观，则君子之过，为日月之食，固无损于日月，如必胶执己见，甘冒不韪，群情愤激，积不能平，恐异日亦将羞见江西父老矣。临电不胜盼祷之至。”[41] 夏敬观是江西新建人，南昌学生便代“江西父老”劝导、教训、谴责夏敬观，提醒夏敬观不要丢家乡的脸。
尽管来自全国各地的压力很大，齐耀珊、夏敬观仍然不改变撤换经亨颐之决定。3月24日下达的“休业令”，要求一师学生“即日一律离校”。齐耀珊、夏敬观知道学生不会理睬这样的命令，25日，便派遣军警进驻学校。数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八字式地立在校门口”。警察进驻学校后，禁止学生开会，并要求撤退童子军。此前，学生都是派代表赴官府请愿。3月27日，全体学生到省教育厅请愿。在教育厅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又到省公署向齐耀珊请愿。齐耀珊态度也依然强硬。学生又到省督军公署，希图见督军卢永祥，但这回算是“秀才遇到兵”。督军公署的卫队，对学生“开口就骂，动手就打，还用刺刀来刺学生，刺伤好几个”。但学生并没有被血吓住。他们把受伤学生抬到省检察厅，听候厅长检验，一方面再列队到省督军公署，要求见督军卢永祥，而卢永祥也接见了学生，与学生对话了半小时。杭州各校代表并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受伤的几个学生则准备向法庭提起诉讼。
3月28日，杭州学生联合会全体会员，又到省长齐耀珊处请愿。入见者有朱德馨、陈德征、吴静、李咏等五人。这个陈德征，其时是之江大学学生，是杭州学生联合会的干部，后来也成为名人。下面还要说到他。齐耀珊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说了许多荒谬不堪的话，例如说：“那个‘非孝’、‘男女解放’是没有开化时代的苗子的事，你们难道也要学吗？”齐耀珊的这次谈话，后来成为京沪媒体上的笑话。这期间，学生与官府的冲突不断升级，杭州一些有影响的人士觉得事态应该尽快妥善解决。蔡元培的堂弟、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蔡谷卿就是这类人之一。蔡谷卿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堂兄蔡元培在全国教育文化界的影响，都使他成为合适的调停人。
3月29日，学潮走向高潮也接近尾声。这天清晨，数百名军警包围一师，军警的枪上都上了刺刀。他们要用武力把学生赶出校园。学生为了不被分散押走，遂集中在操场上，军警于是包围了学生。然后，四个警察拉着一个，欲拉出校园，押上准备好了的黄包车。数百学生失声痛哭。一个姓朱的学生欲拔出警察长的指挥刀自刎，一个姓周的学生则打算撞死。闻讯赶来的其他学校学生也有欲以死抗争者，而“警察长见了这种情状，不免也发了一点慈悲心，叫警察退后几步”。齐耀珊、卢永祥、夏敬观等人本来是必欲把一师学生赶回家，真正实行“休业”。所以，除了派出数百名军警，还准备了数百辆用来押送学生的黄包车。但执行命令的警察长在学生的痛哭和以死相拼的精神面前，退缩了。这个警察长大概也被感动了。当他命令警察后退时，就意味着放弃对上头命令的执行（这个将近一百年前的警察长，值得后人脱帽致敬）。这时，杭州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来的越来越多，连女子师范学校、女子蚕桑学校、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列队赶来”。“各样学生送食物的很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子女工读互助团，也拿出千辛万苦得来的钱，买物送来”。军警与学生一直僵持到晚上九点多钟，其他学校的学生也“都情愿忍饥站着”，“非至这事解决，警察撤回，誓不回去”，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甚至“把铺盖都搬了来，表示他们的决心”。
晚上十点多钟，蔡谷卿匆匆赶到一师校园，宣告调停结果：（一）即刻撤回今日派来的军警；（二）即日定期开学，旧教职员复职，一面物色相当校长。学生有理由对这样的结果满意。这意味着官府正式下达的“休业令”作废，也意味着官府此前的新校长任命作废。但各校学生仍要“等待警察撤回，而且走远之后，才肯整队回去”。但是，齐耀珊、夏敬观在撤换经亨颐一事上仍没有让步。蔡谷卿对学生承诺：“至校长问题当物色贤能，必得诸君满意。”[42] 经亨颐必须换掉，但新的校长一定是能让学生满意的。而学生也及时做出了妥协，即并不坚持非经亨颐当校长不可，只要新的校长能延续经亨颐的办学理念和方针，学生也能接受。这样的妥协也是明智的和必须的。何况学生一开始就公开声明过，“留经”并非为经个人保持饭碗，只要有人“能够维持本校改革精神，巩固我浙文化基础”，这样的人来当校长，学生会“张着旗帜去欢迎”。
如何让学生接受一个新校长，是令齐耀珊、夏敬观们十分头痛的问题。事情闹到这一步，他们仍坚持必须撤换经亨颐，与其说是因为对经亨颐的不满，毋宁说是要保住官府和自己的最后一点脸面。但是，他们也深知，取代经亨颐者必须得到学生的认可，否则新一轮的学潮瞬间就会爆发。他们自己已无法通过与学生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便央请其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又任总务长的浙籍人士蒋梦麟来杭州，与学生商议校长人选。4月5日，蒋梦麟抵达杭州，“曾当面责备夏敬观”。4月6日，蒋梦麟来到浙江一师，发表演讲，首先表示了对学生的完全同情和支持。他说，自己此番来杭，有两个目的，一是“代表北京学界慰问诸君”；“此次诸君虽受各方压迫，亦正惟青年之好机会。要非如此锻炼，不能成为真正之青年。”“英法诸学者，每谓思想发达，非权力所能压迫，诸君受这点小惊慌，不必介意！我历年奔走，看到各校的学生自治，都是‘自而不治’，像你们这事，真真佩服。”来杭州的第二个目的，便是与学生商量新校长人选。蒋梦麟对学生说：“诸君若能信任我个人，就可为诸君完全负责。“4月6日当天，蒋梦麟赶赴南京，请姜伯韩（姜琦）就任浙江一师校长。姜伯韩是浙江温州人，其时在南京任暨南学校（暨南大学前身，1923年前校址在南京鼓楼）教务主任，同时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姜伯韩接受了蒋梦麟的建议，愿意到杭州任浙江一师校长。蒋梦麟便又赶回杭州，向一师学生宣布这一选择，一师学生也认可了蒋梦麟的选择，“即派代表到上海去欢迎”。4月12日，姜伯韩到浙江一师就校长职，发表演说：“我此番来，很快活，因为能和诸君相处，与黑暗社会奋斗。原来本校在杭州地位，提倡文化运动，是很困难的。不过我们的提倡文化运动，正须在极困难的地方做起，而且所谓困难者，也以各人之见地为断，或者人家以为困难，在我们以为没有困难，也是说不定的。”“提倡文化运动的效果，未必一时一地能奏效的，譬如经校长在我校是一个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现在已为黑暗环境所不容了，但是以后我想总有受他感化的一日。所以我今后做校长，当极力的贯彻经校长的主义，不过方法上或有和他不同的地方，愿诸君与我合力共谋进行。”[43]
这是在表明，在基本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上，将经规姜随。这样的讲话，让学生们放心，当然就接受了这个新校长。
后来的事实证明，姜伯韩的就职演说，并非在忽悠学生。他确实在经亨颐开辟的道路上走得很好。
六
历时两月的学潮。以学生的胜利告终，这让一师学生欢欣鼓舞。他们曾自豪地说：“我们这偌大件事，到今天才算完结，别的不说，单就和恶毒势力奋斗一层而论，我们终究要算胜利的。‘官厅任免校长须得学生同意’，这不是中国今日破天荒的一件事吗？”[44] 这在当时是破天荒；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也属奇闻。
经亨颐不能当一师校长，也坚决拒绝了省视学的任命。1922年，经亨颐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以集资的方式创办了著名的春晖中学，在教育事业上再度辉煌。
经亨颐在写于1937年的《杭州回忆》中，说到参加过1920年学潮的一师学生，“现在调查起来的确以共产党招牌而惨死的历历有十余人之多”。又说，在学潮之前，“学生中不能说没有激进分子，但是我所知道后来惨死的人，都是因为第一师范风潮失败以后愤而到上海才加入共产党的，岂不是当时官厅压迫的措置要负其责吗？”[45] 经亨颐自有他的标准。他认为一师学潮是失败的。而学潮的失败，使得一些学生愤而直接投身政治，其中不少人选择了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而在政治斗争中被杀害。经亨颐作为这些学生的老师和校长，为他们的早死并惨死而痛心，并强调账应该算在当时引发学潮、压迫学生的浙江官厅头上。
当时参与学潮、在学潮中扮演比较重要角色的一师和杭州其他学校学生，确实有许多人后来直接置身政治运动。由于共产党其时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远大于国民党，所以有很多人选择了共产党。但也有些人选择了国民党。而命运也各各不同。徐白民、宣中华这些人，是选择了共产党的。徐白民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中被捕，1932年出狱后便与党组织脱离关系，在上海担任中学教师。宣中华于1927年4月17日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因《非孝》而引发学潮的施存统，学潮开始前便被开除，于1919年底同一起创办《浙江新潮》的一师同学俞秀松一起到北京，不久又到上海，参与了陈独秀牵头创建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此后几年在政治舞台上很活跃。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脱党，后成为“民主人士”。1949年曾任劳动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1970年病逝于上海。俞秀松也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并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37年被王明、康生等人说成是“托派”，遭迫害致死。
学潮时的之江大学学生、杭州学联干部陈德征，则选择了国民党，后来也成为历史性人物。从之江大学毕业后，陈德征先后在苏州、芜湖的中学任教。1922年，国共共同创办了上海大学，翌年，陈德征当上了上海大学中学部主任，并加入国民党。1924年，陈德征进入《民国日报》社，在叶楚伧手下工作。这时候，陈德征的地位还是很卑微的。蒋介石率北伐军打到上海并开始清党后，陈德征才时来运转。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特意写到了他：“我知道，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那时期，陈德征还十分倒霉，住在亭子间里，爱人M小姐养了孩子，连三块接生费都付不出呢！过了半月，清党噩梦上演了，他便阔起来了，身兼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上海市教育局长，穿起钢丝马甲来了。我知道一位之江大学的老同学，就死在他的手中。”[46]
陈德征成为历史性人物，还因为某种意义上是他引发了1929年的“人权运动”。1929年3月15日至27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德征作为上海代表参会。会上，陈德征提出了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这里的“反革命分子”，就是指共产党。陈德征认为，以往对“反革命分子”的认定，程序太烦琐，各级法院太拘泥于证据。此后，则应该奉行这样的原则：“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3月26日，上海各报报道了陈德征提案的内容。胡适阅报，怒从心头起。他想：这不意味着法院对于案件，不须审问，只凭党部一纸证明，便可定罪判刑吗！这岂非从根本上否定了法治？胡适忍不住给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写了封信，问他“对于此种提议作何感想”，并且问他“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胡适认为仅仅引起司法院院长注意还不够，还应该唤起全社会对陈德征此种论调的警惕，于是把给王宠惠的信也寄了一份给国闻通讯社，要求在各报发表。过了几天，胡适收到国闻通讯社的信，说：“昨稿已为转送各报，未见刊出，闻已被检查者扣去。兹将原稿奉还。”胡适阅信，又一次怒了。他想：“我不知道我这封信有什么军事上的重要而竟被检查新闻的人扣去。这封信是我亲自负责署名的。我不知道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可以负责发表对于国家问题的讨论。”[47] 既然各报纸都不能发表胡适对陈德征的质疑，那就在自己与一群朋友刚刚创办的刊物《新月》上发表。于是，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发表于《新月》二卷二号上，严厉抨击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践踏人权。胡适呼吁：“我们要有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这篇文章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人权运动”的序幕。紧接着，胡适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质疑》《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等雄文。罗隆基则写了《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等文章；梁实秋也写了《论思想统一》等文章。
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文章，怒斥了国民党夺取政权后的倒行逆施、胡作非为，自然招致国民党内“政客文人”“党棍文人”的围剿，而陈德征便充当了急先锋，在题为《胡说》的文章中，这样辱骂胡适：“不懂得党，不要瞎充内行。”“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平章；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学者，不称道法治。”总之是：“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
鲁迅也几次提及这个陈德征。在写于1931年1月31日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鲁迅说：“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予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48] 鲁迅所说的“要求自由的团体”，就是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
后来，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也提及这个陈德征。余英时指出，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下层干部大量“光棍化”、流氓化，陈德征便具有典型性。余英时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迅速恶化，从《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到胡适在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是多么强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胡适的真正对手，还不是作了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而是一个名叫陈德征的人。这个人当时是上海市党部的重要角色……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它的中下层干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即此一例可概其余。”
从一个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学生领袖堕落为一个捍卫专制、蔑视人权的国民党党棍，陈德征只用了数年时间。
2017年1月24日
注释
[1]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5月版，第125页。
[2] 董郁奎：《一代师表：经亨颐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