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参见董郁奎《一代师表：经亨颐传》第三章《求学东瀛》。.3
六
横山健堂的《松井大将传》中，让作为中国人的我感到心痛、感到“有趣”，感到不知是应该心痛还是应该感到“有趣”的事情，有许多，再说几件。
横山说：“这回的圣战中，在南支那，竟有中国人问日本兵到中国来是与谁打仗，令日本兵惊讶得合不拢嘴。”并且感慨地说，由于中国太大，任何大战发生时，都有些中国人不知国内正在进行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战。想一想，横山说的的确是事实。任何时候，都有些中国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横山强调了在淞沪战役中，日本飞机的威力。从8月23日开始，在大场镇、真茹、北新泾一带，每天都有百架以上的日本飞机在空中盘旋，它们到处投掷炸弹，用机枪向下扫射。它们终日不停地投弹、扫射，不给中国军队丝毫喘息之机。到夜晚，便发射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以使投弹和射击继续进行。这样做的目的，是消灭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阻止增援部队的到来。中国军队，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日本飞机的压制之下，每天只吃两顿饭，早晨五点左右一次，傍晚六点左右一次。有时候，甚至一天只能吃一顿饭。由于白天根本无法活动，中国军队只能在夜间行动。日本军队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发动攻击，中国军队则只能夜间袭击，所以，中国军队能够行动的时间，充其量只有日军的一半。中国军队往往在夜间吹着唢呐、敲着大鼓袭击日军。淞沪一带小河小溪与堑壕纵横交错，双方战线也是交相混杂，甚至有敌我处于同一战壕的事情发生。有过这样的事：日本士兵在战壕中睡觉，早晨一睁眼，发现身边睡着中国士兵。这个时候，谁先睁眼谁便是胜利者。
横山在书中写了一个“笑话”。一支日本军队在激烈战斗后，又累又饿，都想吃点甜食。但都知道是妄想。这时，有士兵报告，发现了一座糖山，所有人都以为是说笑话，都笑了。但过去一看，真有一袋袋砂糖堆积着。原来，中国军队用成袋的砂糖构筑工事。横山健堂说的这件事，与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的一件事形成对照。黄仁宇说，淞沪战事紧张之际的9月24日，蒋介石曾手书宋子文以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万只，南翔第六师转陈辞修五万只，其余三十万只皆运苏州交顾墨三兄可也。”黄仁宇议论道：“如是许多麻袋有何用场？视其下令日期及指定之交纳地点，似为准备填塞泥沙作为巷战之用，然则此项外置，不由军需军械人员筹办，亦不经参谋设计分配，即由统帅决定，麻袋又不在后方购买向前输送，而在租界内采办，似此种种举措均超过常情。主要原因为缺乏经费预算及交通工具，而此时宋子文则为资源委员会之副委员长，而又以中国银行董事长之身份，在上海外滩置有写字间，所购麻袋可以朝发夕至。”[10] 调配构筑工事的麻袋这等事，居然要最高统帅亲自谋划，可见蒋介石这仗打得何等艰难。而竟然用砂糖代替泥沙，只能理解为情况紧急，把某处仓库里成袋的砂糖直接运到了战地。
还是回到横山健堂反复强调的“支那通”问题。《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也有许许多多人去往日本。中国去往日本的人，肯定远远多于日本来到中国的人。日本人可以研究中国，可以为研究中国而深入那种一块铜板便可住一晚的荒寒之地，那么，中国人当然也可以研究日本。然而，到日本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有多少人有研究日本的兴趣，按鲁迅的说法，他们到了国外，往往只是每天关起门来炖牛肉吃。1931年“九·一八”之后，中国人才觉得应该了解日本，于是，期刊争发研究日本的文章，多家书铺宣称要出版研究日本的小册子。这促使鲁迅写了《“日本研究”之外》一文。鲁迅说：
怎么会突然生出这许多研究日本的专家来的？看罢，除了《申报》《自由谈》上的什么“日本应称为贼邦”，“日本古名倭奴”，“闻之友人，日本乃施行征兵之制”一流的低能的谈论以外，凡较有内容的，那一篇不和从上海的日本书店买来的日本书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日本人的日本研究，是中国人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
当日本人打进来了，中国人才觉得要了解日本，但是，除了低能的谩骂外，便只能剽袭日本人的日本研究充作自己的日本研究。所以鲁迅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书……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11]
七八十年过去了，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吗？那些动辄声称要打到东京、荡平日本的勇士们，你们了解日本吗？你们研究过日本吗？如果还没有研究过，那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你们的日本研究？
2015年11月20日凌晨
注释
[1] 见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32页。
[2] 汪向荣：《日本教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68页。
[3] 汪向荣：《日本教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68-69页。
[4] 汪向荣：《日本教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69页。
[5] 汪向荣：《日本教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68页。
[6]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78页。
[7] 曹聚仁：《蒋百里评传》，东方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71页。
[8]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37页。
[9] 见鲁迅《且介亭杂文》。
[10]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45-146页。
[11] 见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大屠杀中的妇女、孩子与女孩子
一
这题目在语义上有点问题。“孩子”当然包括了男女孩子，但因为在大离乱、大屠杀中，女孩子往往比男孩子的遭遇更为凄惨，所以特作强调。
汉语中有成语曰“兵荒马乱”。兵之“荒”、马之“乱”，都意味着兵士们狂乱不羁、为所欲为；意味着他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杀人就杀人、想纵火就纵火、想抢劫就抢劫，还有，想奸淫就奸淫。大乱离、大屠杀中，穷人也好、富人也好，都陷入“活着，还是死去”的“极端处境”。“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说的是身处乱离中的人，过得不如太平日子里的狗，会羡慕太平日子里的狗。其实，更准确、更真切的说法，应该是“乱离人，不如乱离犬”“宁为乱离犬、莫作乱离人”。因为在大乱离、大屠杀中，狗绝对比人活得安全、惬意、幸福。清代刘景伯编撰的《蜀龟鉴》，叙说的是张献忠在四川狂屠滥杀的事。人类被杀得差不多了，狗族却兴旺发达：“久之，城中杂树成林，遗犬食贼杀人肉，锯牙若猛兽，口舍风毒以啮人立死。一犬吠声，千百犬随至，利刃不能攻，非多人持械不敢出。”（《蜀龟鉴·卷之三》）城中没有了居民，杂树便长成了树林；遍地是死尸，便成了死尸们留下的狗的乐园、天堂。日日食人肉，狗便变得不像狗，而向狼回归，甚至比狼还威猛。
已故的舒芜先生1990年写过一篇短文，题作《乱离最苦是朱颜》。“乱离最苦是朱颜”语出清代王锡的《难妇曲》一诗。邓之诚先生编撰的《清诗纪事初编》中收录了这首诗，舒芜也是从这本书中读到这首诗的。《难妇曲》写的是康熙年间康亲王杰伟、贝子傅喇塔祸闽之事。“三藩”之变中，福建的耿精忠这一藩，由杰伟、傅喇塔率领禁兵讨伐。兵临福州，耿精忠便投降。耿精忠虽投降，禁兵仍然要在福建驻扎。驻扎期间，抢掠奸淫，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害。班师回京时，更将两万余百姓随军带走。两万余人中，妇女占了多数。这些妇女，有的一直被带到北京，有的则在途中便被卖掉了。王锡《难妇曲》对此事铺叙甚详：“七闽烽火照三衢，貔虎桓桓卷四趋；钲鼓震天逃士女，干戈满地断樵苏……风鹤忽邀淝水利，蔡州雪夜擒元济；捷书奏凯诏班师，窈窕辞乡共悲涕；妇恋良人母念儿，更多弱女忆严慈；晓风野店鸡鸣处，夜月寒江猿啸时；白刃几伤蜀主妹，黄金莫赎蔡文姬；音书岂为关山阻，生死难教魂梦知。圣代折冲在樽俎，开平焉用兴师旅；乱离最苦是朱颜，倚柱休嗤漆室女。”“妇恋良人母念儿”，说明被虏掠的妇女，有的已是为人妻为人母者；“更多弱女忆严慈”，则让我们知道，更多的被虏掠的女性，是尚未出嫁的少女。邓之诚编撰的《清诗纪事初编》卷一还有纪映钟的《女姬姜》，写的便是被杰伟、傅喇塔所掳掠的妇女又在漳州被卖掉的事：“女姬姜，买自漳。去袒衣，肤筑脂；着眼看，无疤痍。买如一椟，卖得一斛。”这个女子是在漳州从清军手中买来的。交易时，全身脱光，买主细细察看，全身未见疤痕，终于成交。“买如一椟，卖如一斛。”似乎是说，以一椟米的价格从清军手中买得该女子的人，又以一斛米的价格将女子转卖了。舒芜分析说，清军之所以把掳掠来的妇女又卖掉，大概是因为上面有禁令，不许携带妇女，有的不理会，照样带走，有的则赶快脱手。舒芜说，读了这样的诗，真觉得王锡《难妇曲》中的两句“乱离最苦是朱颜，倚柱休嗤漆室女”，“说尽了历来战乱中妇女的加倍的酸辛惨苦”。[1]
在大乱离、大屠杀中，妇女的遭遇总是特别凄惨。在读过的关于这方面的记述中，明代余端紫所著的《张献忠陷庐州纪》中的一段文字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世人皆知张献忠祸蜀事，但张献忠在皖的杀掠也极其残酷，只因在蜀杀得太久、太多、手法太离奇，反使在皖的暴行被后人忽视。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攻陷庐州（今合肥），余端紫被张献忠掳至军中，遂与张献忠朝夕相处半年余，写了《张献忠陷庐州纪》。付印时余端紫同乡郑达为之作序。郑序说余端紫在张献忠军中时，“八贼（按即张献忠）甚重之，与共饮食，晨夕聚谈，起事本末甚悉，耳闻目见丝毫不爽。先生随笔录之，文虽朴质，事咸真实。”如此说来，《张献忠陷庐州纪》，还不是余端紫事后的追述，而是对张献忠暴行的临场记录。余端紫这样记述了庐州城破之时的情状：
斯时，予卧书房中，予夜半忽闻家家打门，声甚急，乱叫：“快开门！城破了。”喊声、哭声聒耳。予忙跑来家，见父亲只携二弟逃难，余不问，只带银数两，余银亦不包而去。及到大门首，而街上已有贼矣……及贼打门时，天将明。吾母曰：“尔速去，莫顾我！”妻亦叫：“快走，莫连累你！我不过一死。”予方与二弟同奔跑，至鼓楼南街，街上人已挤满。往南走，南头有贼；复回北跑，北又有贼。两头乱窜，如鱼游釜中，吾二弟竟不知何往矣……贼又领予二人进城抬酒。予即引至我家中。先满屋酒，此时只剩四大坛。予从火巷一望，只见祖母犹扶后门而立，不敢交一言。尚不知吾母已尽节塘中。妻亦下塘，幸浮而不沉，头面俱为萍掩。弟媳周氏见贼，亦同入塘，惜少迟一步，只半身在塘，半身犹在岸。贼一手扯起，要带去。不从，贼以刀砍颈而去。幸喉未断，次年六月死于南京。贼初令予抬酒。予曰：“不能。”贼曰：“你不抬，叫我抬不成？”于是缓缓抬出大门，而力已竭。正凝思间，忽来一人曰：“等我抬，他书呆子抬什么？”予竟不识其人。此时不但予喜而贼亦喜，遂叫他两人送酒到营，领予从回龙桥巷。到赵家塘石级边，只见满塘妇女：有溺死者，有未死者。埂上只一妇与老婢同立，见贼至，方下塘。贼一手扯起要带去。妇大哭。老婢曰：“千岁要你去，你跟他去罢！”妇愈哭。予从旁曰：“偌大一个城中，岂只此一妇？要这水淋淋的做甚么？”贼不言，亦不带去，遂一箭射头上。予曰：“既不带他，又射之何益？”贼即拔箭去。至西门外先到处，令予坐此，勿动。
城破了，张献忠打进来了，男人们逃跑而不管女眷，女眷们也催夫儿们快跑，别顾自己。妇女不跑，自有原因，下面再说。妇女们不跑，那就必须在“贼”到来前死掉，这原因，也下面再说。要立马死掉而眼前有水，投水是最自然的选择。所以，余端紫看到的赵家塘里，“满塘妇女”。这一刻，庐州城里，“满塘妇女”的池塘，肯定不只一口赵家塘，应该是许多池塘，都是“满塘妇女”。
在大乱离、大屠杀中，极容易受到伤害的，还有孩子。在读过的关于大乱离、大屠杀的记述中，王秀楚所撰《扬州十日记》中的一段文字，也让我一读难忘。《扬州十日记》记述的也是作者亲眼目睹的清兵攻陷扬州后屠城的状况。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念六日，顷之，火势稍息。天渐明，复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数人伏天沟内。忽东厢一人缘墙直上，一卒持刃随之，追躡如飞；望见予，众随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竄，兄继之，弟又继之，走百余步而后止。自此遂与妇子相失，不复知其生死矣。诸黠卒恐避匿者多，绐众人以安民符节，不诛，匿者竞出从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妇女参半，兄谓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终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当是时，方寸已乱，更不知何者为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与就之。领此者三满卒也，遍索金帛，予兄弟皆罄尽，而独遗予未搜；忽妇人中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
这里既写了妇女特别苦难的遭遇，也写了孩子凄惨的死。三个清兵，押着五六十人，像赶猪赶羊一般。用长绳系着妇女的脖子，大概因为妇女特别“宝贵”，除了洗衣做饭，还可供奸淫，所以特别不容逃逸。妇女大抵抱着孩子的，而孩子是无用的。那个“犹抱一女”的妇人，便遭鞭打而只得把孩子扔到泥中，其他妇人的孩子，自然也都扔掉了，于是，“满地皆婴儿”。这些孩子，或者被马踏死，或者被人踩死。“肝脑涂地”这个成语，通常是在引申的意义上被使用，但在这里，却是“写实”。在马蹄人足的践踏下，孩子的脑浆满地流淌，孩子的五脏六腑满地杂陈。有的孩子当即死了，有的暂时还活着。还活着的当然会哭，于是“泣声盈野”。清兵在扬州大肆屠戮了十天。十天里，“满地皆婴儿”的场景绝不会只出现于“念六日”这一天，更不会只出现于王秀楚所写这一地。这十天里，扬州城内，应该是许多地方都“满地皆婴儿”的。
至于在大乱离、大屠杀中，女孩子比男孩子的遭遇往往更为凄惨，道理也很简单。男孩子只会被有意无意地杀戮，而女孩子除了是杀戮的对象外还可能成为奸淫的对象。人们往往说，1937年冬，侵华日军在南京不仅进行了大屠杀，还强奸了许多妇女。其实，用“强奸妇女”来指称日军的那种行为，并不十分妥当，因为他们强奸的对象，不少人并不能称作“妇女”，而只能称作“女孩”。
女孩子比男孩子更为不幸，还因为女孩子总是低男孩子一等的，即便在父母眼中也是如此。在大乱离、大劫难中，当男女孩子无法兼顾时，父母总是会顾男孩而弃女孩——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二
在大乱离、大屠杀中，妇女的遭遇较男性更为凄惨，这应该说在任何时候和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比起别国的女性来，中国的女性，在大乱离、大屠杀中的遭遇，又要凄惨许多。这是因为，中国的女性，有两种特别的东西，使得她们每遇乱离和屠杀，就特别容易受难和丧命。这两种东西，一是生理性的，就是从小就裹得很小的脚；一是精神性的，就是从小就植入心中的很强烈的贞操观念。
女性缠足起于何时，是有争议的。但可以断言的是，至迟在北宋，女性缠足已开始普遍化。在清末，开始有“天足运动”，也就是反对缠足的女足解放运动。但“天足运动”进行得十分艰难。高洪兴所著的《缠足史》说：“天足运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直到那时缠足陋习尚未完全消灭。但是到了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再也不见劝禁缠足陋习活动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八年抗战中尽管政府与民间无暇从事劝禁缠足的工作，但缠足陋习在这个时期中自然消灭。”[2] 这让我们明白，是日本侵华带来的长期离乱，最终消灭了女性缠足这一陋习。这样的长期离乱，如果发生在天足运动开始以前的时代，也决不会导致缠足陋习的最终消灭。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天足运动，八年离乱，恐怕也不足以把延续了上千年的缠足陋习消灭掉。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天足运动和持续八年的兵荒马乱，共同消灭了缠足陋习。
延续了上千年的缠足习俗能在日本侵华时期的八年离乱中彻底终结，也说明在这样的离乱中，被缠得很小的足是如何让女性分外受苦受难。缠足女性，实际上就是行动极其不便的残疾人。
缠足本是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后来变成女性的自我要求。而贞操观念也是如此。贞操观念的起源，肯定比缠足习俗早许多，但却也在宋明时期走向极致，甚至出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口号”。并不只是与丈夫以外的男性实际地发生了性关系才算“失节”。身体的任何部分被别的男人触碰了，就可以算作是比死还严重的大事。
双脚被裹得很小，成了不便行走的残疾人，身体却又碰都不能让别的男人碰一下，而那些入侵的外寇、作乱的暴民，在屠杀、抢掠之外，是必定要奸淫女性的。只是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形下，大屠杀、大抢掠不伴随着大奸淫。既然行走不便而又绝不能受辱，那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受辱前死去。所以，在古代中国，每逢大乱离、大屠杀，总有无数女性以各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引余端紫《张献忠陷庐州纪》那段，说城破之时，男人只顾自己逃命而丢下女眷不管，那原因，就是没法管、管不了。女眷们也并不要求丈夫或儿子带上自己一起逃，她们只催促丈夫或儿子快逃，自己则一死了之。如果时间允许，有的人临死前还要把自己的身体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孙錤所撰的《蜀破镜》中说，张献忠“草杀汉州”时，有许多不屈而死的烈女，其中有“张氏妇者，闻贼逼，将所服衣周内缝固，投井死”（《蜀破镜·卷第三下》）。投井前，把身上衣服缝死，是避免死后身体被人看见：对于这样的烈女、贞女，不仅活着时身体被看见被碰触是受辱，死后身体被看见被碰触也是受辱。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小脚女人都会在受辱前自尽。但如果没有自尽，那总难以逃脱受辱的。有可能逃脱时，男人们都逃脱了，只留下不能行走的女性，要么自尽，要么受辱。通常情况下，小脚还只能算是女性特别不幸的间接原因。而有时候，屠杀者就直接是冲着女性的小脚来的。彭遵泗所撰的《蜀碧》，也是记述张献忠祸蜀的书，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贼斫妇女小足叠叠成峰，与爱妾酣饮其下。忽仰视云：“更得一足合尖方好。”妾举足戏曰：“此何如？”献云：“使得！”立命斩之。（《蜀碧·卷三》）
在女性裹脚的时代，喜欢玩弄女性小脚的男人不少，但张献忠对女性小脚却有特别的“爱恋”。将砍下的女性小脚堆成一座山，然后对着这样的“山峰”酣饮，可能是一种特别的享受。这个“爱妾”的小脚成了“峰尖”，实在有点咎由自取。不过，此事还有另一个版本：
一云：贼偶沾疟疾，对天曰：“疾愈，当贡朝天蜡烛二盘。”众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妇女小足，堆积两峰，将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于上，遍斩无当意者。忽见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燃之，其臭达天，献以为乐。（《蜀碧·卷三》）
两相比较，这个说法更可信。张献忠病愈后，将砍下的女人小脚堆成两座山，焚之以谢天，这里的逻辑，应该是“天”也是一个喜欢女人小脚的“男性”，所以献上许多女人小脚，供“天”玩赏。“遍斩无当意者”，意味着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峰尖”，砍下了一双又一双小脚，但都不能令张献忠满意，忽然发现自己一妾的双脚最窄小，这双小脚才有最接近“天”、或者说被最先奉献给“天”的资格。
在女性小脚堆成的山峰下酣饮也好，焚女性小脚垒成山以谢天也好，都多多少少是变态的性心理的表现。人的一双脚，本来与“性”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男性迫使女性把一双脚尽可能裹得小而窄，实际上是迫使女性把一双本用来行走的脚，改造成一种性器官，这样，男人就在女性的身体上多了一处发泄欲望的处所。女性在大离乱、大屠杀中的遭遇之所以往往特别凄惨，与男性变态的性欲也有一定关系。在太平时期，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男性变态的性欲要满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大乱离、大屠杀中，男性对女性可以为所欲为，变态的性欲自然也就可以尽情发泄了。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及。
在中国，每当天下大乱，总有些本来比较卑微贫贱的人想大展身手，从而挣来大富大贵，甚至坐进龙椅、君临天下。他们起事时，为了没有后顾之忧，甚至先杀掉家中妻小。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了明成化年间刊刻的《新编全像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其中《花关索出身传》，一开头就写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见如故、结为兄弟，“对天设誓”，要一起干一番大事。刘备对关、张说：“我独身一人，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所谓“恐有回心”，就是可能因顾念家中老小而中途变卦。于是：
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小？哥哥杀了我家小，我杀了哥哥底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3]
于是，关羽杀了张飞全家，张飞杀了关羽家小。这种换着杀，并非普遍现象。换着杀的主意是张飞提出的，这说明在刘、关、张这些人中，张飞比较起来还算是善良的。一般情形下，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家小动刀。刘景伯所撰《蜀龟鉴》，说李自成被秦督、郑崇俭围困于殽函诸山，即将全军覆没。李自成由武关窜到汉南，仍处围困之中：“自成窘，与宗敏步入丛祠中。顾曰：‘人言我有天下，子盍卜于神？吉，从我。否则缚我以献。’宗敏再拜，三投之皆吉。起杀两妻曰：‘吾死生从若矣。’军中壮士有愿杀妻子从者，仅以五十骑冲围出入郧阳息马山中，年余不敢出。”（《蜀龟鉴·卷之一》）穷途末路的李自成带着刘宗敏进入山野的神祠，李让刘求神问卜，如果神的回答是“吉”，就让刘宗敏继续追随自己，如果不“吉”，就让刘宗敏绑了自己献给官军。刘宗敏卜了三次，都是“吉”，于是相信李自成一定会“有天下”，便毫不犹豫地杀掉了自己的两个妻子，表示誓死追随李自成，而军中也有“壮士”听说李自成一定会成功，便也愿意杀掉妻子、甩开膀子跟着李自成干，挣一份富贵。
关羽、张飞杀掉妻小，是为了起事后不再有后顾之忧，而刘宗敏等人亲手杀掉妻小，首先是为了抛弃眼前的累赘。要突出重围，带着妻小是极其不便的，于是便杀掉。李自成这类人遇到危难时，首先想到的便是杀掉妻小以及军营中所有的妇女。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说李自成“当遇到被包围或其他困难时先杀掉老营妇幼以保存自己”[4] 。《蜀龟鉴》便记载了李自成攻陷永宁并屠城前杀掉所有妇女之事：“是秋河南大旱蝗，人相食。自成令军中尽杀所掠妇女，以五十骑出郧，均向伊洛。饥民从者日益众。至是攻陷永宁，屠其城。”（《蜀龟鉴·卷之一》）
李自成是这样，张献忠是这样，这帮人全这样。《蜀龟鉴》也说：“献以财货妇女累兵心，令有妇女必杀。已成夫妇，有子女，无不恸诀。”（《蜀龟鉴·卷之三》）“有妇女必杀”，就是凡是妇女都要杀掉。已经成婚，有了子女的妇女，也不能幸免，也要杀掉，以免“累兵心”。于是，这些妇女，也只能与丈夫和子女“恸诀”。
大乱离、大屠杀中，女性是杀戮的对象，是入侵的外寇、作乱的内寇杀戮的对象，也是自家丈夫和父亲杀戮的对象。在大乱离、大屠杀中，女性还是奸淫的对象。谈到大乱离、大屠杀中女性的被奸淫，不能不说说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的作为了。日军在南京，是将奸淫和屠杀同时进行的，强奸中国女性的行为之普遍、之恶劣，在人类历史恐怕都是罕见的。当时，有些外国人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又称作“南京强奸事件”[5] ，可见日军在南京的强奸行为有多么引人注目。
关于日军在南京强奸女性的资料有很多，这里只抄录几条。时任南京国际安全区副主任的乔治·费奇记述道，有一天，“白天和黑夜，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一千人。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了三十七次。”[6] 据一个逃回来的妇女说，她们被一同掳去六名妇女，在城中某处“白天洗衣服，黑夜遭强奸，年纪较大的每夜被轮奸十至二十次，年纪较轻的和面貌漂亮的每夜最多被轮奸四十次。”[7] 日军强奸的对象，有七八岁的幼女，也有七八十岁的老妇。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决道：“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而不少研究者不认同这个裁决。例如，杨斌在《侵华日军南京强奸暴行概述》一文的最后说：“如果考虑到日军在南京强奸暴行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暴行资料记录不完全，再证诸南京‘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者老年的妇女，多数都被奸污了’及到1938年‘五月初，在南京有妇女三分之二被奸污’等资料，那么日军在南京的强奸事件，就远远不止两万多件。虽说要考证出一个确切的强奸数字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是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吴天威教授提出的‘被奸污者达八万人，可谓保守的估计’的说法，笔者是愿赞同的。”[8]
三
前面说过，张献忠对女性小脚有特别兴趣，砍下女性小脚堆成山，对之酣饮，或焚之以谢天，其实都与性心理的变态有些关系。在大乱离、大屠杀中，男性对女性的残害、杀戮，常常都与变态的性欲有些关系。在这种时候，残害、杀戮女性，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性行为”。
《蜀碧》：“兵部侍郎刘之纶妻，孀居，贼至，逼之。夫人曰：‘我命妇也，岂为贼屈？’贼剐其两乳而死。”（《蜀碧·卷二》）所谓“逼之”，就是要奸污的意思。夫人不从，“贼”也不强逼，反正女人多的是，没必要非要这个女人就范。但也绝不放过这个不肯就范的女人。要杀了她，却又不在其最致命处一刀了事，而是“剐其两乳”。所谓“剐”，在这里就是一小刀一小刀地细细割削之意。对于女性来说，乳房是特别重要的地方，乳房被看、被摸，是严重的受辱，甚至有甚于实际地被奸污。双乳被陌生男子细细割削，对于这样的“命妇”，真是无比难堪的事。这也正是“贼”如此行事的原因：既然你不肯“屈”，那么，就让你在比“屈”难堪一千倍、一万倍中慢慢死去。
奸污，是一种性行为，而“剐其两乳”，也可视作一种性行为。男性并非只是在奸污不成的情况下才以另一种变态的行为残害、杀戮女性，有时候，实际地奸污过后，还不“满足”，还要以另一种行为对被自己奸污过的女性进行残害、杀戮。侵华日军在南京，就干下了很多这样的事。
现在已很著名的《拉贝日记》中，多处记述了日军的强奸行为。抄录其中一段：
刚才，张（国珍）告诉我说，他们以前曾居住过的东门街附近的街口小屋内有十七人，其中六人已被杀害，因为他们在家门口向日本士兵下跪，求他们不要伤害其女儿。然而，老人遭枪杀后，姑娘们仍被拉走强奸。现在，全家仅一名姑娘幸存，她是被好心的邻居收留下来的。看到遍地是女尸，有的阴道里戳着竹竿，人们会恶心得透不过气来。甚至连七十多岁的老妪也多次遭到奸污[9] 。
强奸女性，依常理，是为了满足生理欲望。强奸结束了，就该提起裤子走人。然而，日军在南京，往往强奸过后再将对方杀害，而杀害的方式，却总是也与“性”有关。例如，往阴道里戳竹竿一类东西，就是常见的杀害方式。日本宇都宫大学的笠原十九司教授，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全貌》一文中，承认并谴责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但文中有的观点显示出笠原教授与当时的情形有些“隔”。例如，文中写道：“抢夺粮食和饲料又很容易诱发其他的残暴行为，其一是杀害民众。到民家去抢，如果居民在家对此进行抵抗和反抗的话，便被认为是抗日行为而对居民加以杀害。如果居民逃跑的话，又害怕他们向中国军报告，便对其予以枪杀。其二是强奸和强奸杀人。为了抢夺粮食闯进民家的日本兵，一旦发现躲藏起来的女性，经常施行强奸行为。为了征集粮食出发去农村的士兵找到藏身于竹林、树丛里的女性，通常也是进行强奸和轮奸。由于军法严禁强奸，害怕事后被宪兵和他人知道，为了消（销）毁证据，一般是强奸之后予以杀害。”[10] 说日本兵害怕中国民众向中国军队报告，十分滑稽。那时的南京民众，到哪里去找中国军队？即使真有中国军队听取报告，日本兵又哪里会怕？至于说日本兵对中国女性强奸后又予以杀害，是因为怕“罪行”暴露，也是很荒唐的推测。那时的日本军中，可能的确有禁止强奸一类的条文，但在占领南京初期，肯定是形同虚设。日本兵在强奸中国女性后又以往阴道里插竹竿一类方式将之杀害，实际上仍然是在发泄一种变态的欲望。这样的记载很多，略抄几条。
陈娟《日军在南京的强奸事件》：“许多妇女被强奸、轮奸，事后又遭杀戮，有的妇女被摧残致死……南京成了人间地狱，城内外一片惨状，大街上、小巷口、池塘边、城墙根、田野里、住宅中躺着许多女尸。如兴中门附近一草屋内，躺着一个六七十岁的女尸，下身肿破；羊皮巷路北，一女孩倒毙，破腹拽肠，两目圆睁，口边出血；估依（衣）廊后街倒卧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女孩，小衣撕破，闭目张嘴而死；英美烟草公司帕森斯先生住宅中一女尸，一只高尔夫球棒从阴部直插入其体内；沿上海路口十几个池塘中，漂浮着许多被奸污致死的女尸。”“目睹这一惨状的李克痕，在其所著的《沦京五月记》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街头上有很多轮奸致死的女同胞的尸体，通身剥得精光，赤条条的，乳房被割下了，凹下的部分呈黑褐色……有的小腹被刺破了好些洞，肠子漏了出来，堆在旁边地上，阴户里有的塞一卷纸，有的塞一块木头。’惨不忍睹。”[11]
杨斌《侵华日军南京强奸暴行概述》：“日军在轮奸后，更用种种方式来残害、羞辱妇女。有的是洋烛插入女子阴户燃点，或有棒球、破布、木头等随手可得的东西塞入女子下部，致其死亡。如1937年12月13日，在门东骂架桥6号，田小八子之妻被敌兵轮奸后，裂其下身，用花露水瓶放入阴户。南京市崇善堂堂长周一渔1947年2月3日在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作证时亦称：1937年12月16日，在内桥菜市斗母宫地方，亲见一卖鸡女人，有五十余岁，‘被日军三个轮奸后，用破布等件塞入阴户，致该妇腹胀而死。’有的是割下乳房，或是用木棍由下部通腹部致人死亡。如南京市民程国栋之母程张氏，就是这样被日军害死的。”“至于那些拒奸的妇女，要么被枪打死，要么被慢慢地折磨死，其形状惨不忍睹。如陈楷在《南京蒙耻记》中记道：‘南门里桥有廿岁上下妇女，小衣上部完整，两手紧握裤带处，小衣下部破碎，发如乱丝，剜去耳目，割去口鼻，此系拒奸受酷刑而死者。’另据当时目击者记述：日军对拒奸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12]
强奸后仍对女性的阴部“恋恋不舍”，往里插竹竿、木棍、洋烛、花露水瓶、高尔夫球棒一类东西，应该是“意犹未尽”的表现。生理性的性欲暂时满足了，心理性的性欲仍然强烈，于是便以此种变态的方式发泄心理性的性欲。而对那些抗拒强奸者，手段就更残酷了。既然不能发泄生理性的性欲，那就只能尽情发泄心理性的性欲了。而没有得到发泄的生理性的性欲，会附加在心理性的性欲上，使心理性的性欲异常强烈，不用割下乳房、用刺刀戳穿下部一类手段，不足以发泄之。日本的笠原十九司教授认为日军在强奸或强奸未遂后会把女性杀死，是为了逃避罪责、销毁证据，实在是迂阔之论。
这类对着女性的性器官，借助器物，以残忍的方式发泄心理性性欲，应该与“民族文化”或“国民性”无关，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在中国，又确实有让女性特别受难的特别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女性通常是受轻视的，是被视作“低等动物”的。《蜀龟鉴》说，张献忠在四川派兵四处杀人，以带回的手掌多少论功行赏：“贼兵大出。近地以去冬出，五日验功，远地以正月出，五月验功。兵得男手二百只者，授把总，女手倍之，童男女不计。比赏格有逾十倍者，一卒日杀数百人，擢至都督。”（《蜀龟鉴·卷之三》）四处杀人，附近的地方，年前就出去，五天内就可以带着人掌回来领功；远些的地方，过完年正月出发，五月回来领功。一个普通士兵，如果能带回二百只男人手掌，就可以当上把总，但如果是女人手掌，就须翻一倍。这意味着，女人的价值，只有男人的一半。但有时候，女人又有特别的价值。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见《朝花夕拾》）中，写了小时候家中的女工长妈妈曾很自豪地说，长毛来的时候，女人很有用：“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可能很多人读到这里，都认为长妈妈的话是无稽之谈，但其实是并非没有根据的。《蜀龟鉴》就记述了张献忠这类人以裸女御敌的行为。“献忠围庐州，裸妇女数千置城下，少愧沮，刃之。”（《蜀龟鉴·卷之一》）将数千裸女排在城下，是为了让城上的炮失效：那时的人们认为，在女人的裸体面前，炮是不响的。一个古代的中国女人，赤身裸体站在光天化日中，自然会“愧沮”的，但稍显愧沮，则被杀掉。还有更骇人的记述：“丙子九年春正月，贼围滁州。七大贼连营百余里，誓必拔。守城者炮击其众，火其云梯。贼怒，掠妇女数百裸而淫之。已，尽断其头植跗倒埋，露下私，贯以刃，血淋漓向堞城头。”（《蜀龟鉴·卷之一》）先将数百妇女“裸而淫之”，淫完之后把她们的头全都砍下，身体倒埋在土中，露出阴部，又在阴部上插上一把刀，以此对着城堞，相信这样城上的大炮就会失灵。细想来，这仍然是视女性身体，尤其是女性生殖器为特别污秽之物，而又相信只有特别污秽之物，才能抵御对方的大炮。之所以在砍头、倒埋之前还要奸淫她们，倒并非单纯地发泄性欲，而是相信被这样地奸淫后，这些妇女的身体就更不洁、因而也更有效用了。《蜀龟鉴》又说：“昔杨应龙守海龙囤，裸妇阴向炮……崇祯乙亥，贼裸妇阴以向桐城。”（《蜀龟鉴·卷之一》）杨应龙是四川播州世袭的土司，也用这样的战法，可见此种战法，并非只有张献忠这类“贼”才用。
在大乱离、大屠杀中，入侵的外寇、作乱的内寇，都会以突破伦理底线、践踏人性禁忌为大欢乐。突破“性底线”“性禁忌”，则是他们特别热衷的事情。有时候，他们会将此种“突破”和“践踏”做到“极致”。《蜀龟鉴》说乙亥八年春正月，张献忠攻陷凤阳，“十五日遂屠凤阳。是日天大雾，贼自寿州直趋凤阳。越紫金城入焚皇陵享殿，旁及公私民舍。纵高墙罪宗九十一人，官民士女悉屠之。自称古元真龙皇帝，杀戮之惨，天地为昏。有对父淫女而后杀者，有缚夫淫妻而后杀者，有预少孕妇男女剖验以为戏者，有掳子女百千临行尽杀之者，有掷孺子于油锅观其跳跃啼号为乐者，有刳生人腹实以米豆牵群马而饲之者。获逃者必人人加刃而后磔之。将去，置筵席卜于神不利，刳神像而去趋庐州。凤阳自兵火后十载无鸡声。”（《蜀龟鉴·卷之一》）预测孕妇腹中是男是女然后剖腹验证、将活人内脏刳出填入米豆喂马等暴行，就不多说了，这里要说的，是“对父淫女而后杀”“缚夫淫妻而后杀”。对着父亲奸淫女儿、对着丈夫奸淫妻子，似乎有特别的快感。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也有过类似的行径。《拉贝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日军士兵昨天晚上在住房委员会的一位先生家里（汉口路23号）强奸了他家里的两位妇女，日军士兵竟然强迫他在旁边站着。”[13] 当着父亲或丈夫的面奸淫女儿或妻子，从而有一种特别的享受，这里的心理逻辑与几百前年张献忠的士卒完全相同。日军在南京还有更超出常人想象的行径。杨斌在《侵华日军南京强奸暴行概述》中，援引《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李克痕《沦京五月记》等书中记述，写道：“还有的是日军轮奸后，强令父奸其女，翁奸其媳，僧奸妇女，活人奸死尸。如日军在轮奸一少女后，‘强令其父脱衣服，迫与其女交媾，父不允而被杀死。’又日军在城外沙洲圩朱姓人家轮奸其儿媳后，先逼其公公去奸淫，后又逼该妇年仅17岁的儿子奸其母。1947年3月10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判道：'1937年12月13日至17日，日军在中华门外，于强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14]
人们通常称此种行径为“兽行”或“禽兽行径”，这真是对禽兽极大的侮辱。哪种禽、何种兽，能干出这样的事来？
四
说过了大乱离、大屠杀中的妇女，再来说说孩子。
前面抄录《蜀龟鉴》关于张献忠屠凤阳的记述中，有“有掷孺子于油锅观其跳跃啼号为乐者”一语。把孩子扔进油锅中，欣赏其在锅中的“跳跃啼号”，类似的记载，中国古代的野史、笔记中，并不鲜见。在大乱离、大屠杀中，入侵的外寇、作乱的内寇，在以种种离奇的手段摧残、屠戮妇女以取乐的同时，又以种种离奇的手段摧残、屠戮孩子以取乐。《蜀碧》有一处说张献忠在四川“以火城围炙小儿，谓之‘贯戏’”（《蜀碧·卷三》）。另一处，对这种“成人游戏”有较详细的说明：“又取小儿每数百为一群，围以火城，贯以矛戟，视其奔走呼号以为乐。”（《蜀碧·卷三》）“贯以矛戟”，应该是投掷矛戟之意。将数百小儿拢在一起，周围烧起火来，再向小儿群中投掷矛戟一类利器，小儿们自然“奔走呼吁”，而张献忠和他的部卒也就快乐无比。
许多控诉侵华日军暴行的文字，都说到了日军用刺刀挑起小孩取乐之事。这种事，也并非是侵华日军的发明。《蜀龟鉴》说：“秋八月，献忠陷六安。州民男左女右尽断一臂，误伸者两臂俱折。小儿女或衬马足，或抛空中以迎刃。”（《蜀龟鉴·卷之一》）。《蜀碧》中也说：“贼遇病弱者，多割鼻斫手。斫手之令，男左女右；若误伸者，两手俱斫。至小儿幼女，弃道旁衬马足，或掷之空中，以刃迎之。”（《蜀碧·卷三》）对成人男女，是割鼻子砍手；砍手有规矩，男砍左手女砍右手，如果伸错了手，则两手都砍掉。遇到小儿幼女，则或者扔在路上让马蹄践踏，或者向上抛去，再用刀尖去接。日军在中国，通常是用刺刀挑起孩子再向上举起；张献忠们在中国，是先把孩子抛上空中，再用刀去接着。二者在方式上，确实有点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