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参见董郁奎《一代师表：经亨颐传》第三章《求学东瀛》。.4
明末扯旗造反的“农民军”，并不只有李自成、张献忠这几家。刚开始时，造反队伍有数十支之多。其中一支，为首者是摇天动、黄龙，人称“摇黄”。摇黄的队伍不大，杀人的规模也就远不如张献忠，但手段之离奇，却并不逊于张献忠，尤其在残害孩子的手段上，狠毒程度较之张献忠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欧阳直所撰《蜀警录》，记述的也是自己亲眼目睹之事。其中说：“杀人之多而且惨目莫过于献贼，然杀之多而且为戏乐者更莫甚于摇黄贼。盖两营杀人秉承于头目，至摇黄贼营内，并二三尺童子亦自专其杀，亦逢人便杀。余自西营归里后，又为摇黄执入营。尝见贼每以小儿抛空中，下用长枪刃接儿。承之使儿横签刀上，手足抓刨如飞状。众则哄然大笑。又见将人活绑树上，于肘下戮洞，盘出其肠缠其身，以为乐。又见将小儿提起手足，以儿头撞钟，鸣则髓出，众皆称快。如此惨虐，殆又甚于献贼矣。”（《蜀警录·蜀乱》）欧阳直先说杀人之多且惨没人超过张献忠，但以杀人为“戏乐”没人能与摇黄比，后又说摇黄的“惨虐”甚于“献贼”，有点前后矛盾。所谓以杀人为“戏乐”，就是绞尽脑汁地要从杀人中得到快乐。而既如此，杀人手法便必然花样百出，也必然残忍得超出常人的想象。例如，将大活人绑在树上，从肘部开一洞，拽出肠子又缠绕在其身上，这样的花样，就堪称“别出心裁”。张献忠也是拼命要从杀人中找到乐趣的，只不过想象力似乎没有摇黄丰富。所以，说杀人之多莫过于张献忠则可，说杀人之惨没人超过张献忠则未必。《蜀碧》说张献忠或将小儿抛向空中，“以刃接之”，说得比较简略。《蜀警录》对摇黄此种“游戏”的叙述要详细些。“枪”者，长矛一类兵器也。被抛到空中的小儿，落到矛尖上后，不会立即死去，会手抓脚刨如飞状，对于摇黄的士卒来说，这是很好笑的、很有趣的，于是“众则哄然大笑”。摇黄士卒取乐的另一种方式，是抓着小儿手足，以小儿头撞钟，钟的鸣叫与脑浆的迸溅同时发生，也让士卒们感到快意，于是“众皆称快”。
本文一开始，说了《扬州十日记》中写到的孩子的惨状。再抄录一点《扬州十日记》中关于孩子的记述：“外复四面火起，倍于昨夕，予不自安，潜出户外，田中横尸交砌，喘息犹存；遥见何家坟中，树木阴森，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这是屠杀过后的情形。“横尸交砌”中有“喘息犹存”者，还有人暂时活着，尚存一口气。“父呼子”，是父亲在呼唤儿子。“夫觅妻”，这里的“觅”，也应是呼唤之意。因为是晚上，眼睛不管用，只能呼唤。所谓“呱呱之声”，就是孩子的哭声。草畔溪间，到处散落着孩子，他们各自哭着。散落草畔溪间的孩子，当然尚在襁褓中。父母也许在呼唤他们吧——如果父母还活着。但呼唤是徒劳的。襁褓中的孩子无法回应父母的呼唤。如果父母还活着，天亮后也许会来寻找自己的孩子。但如果父母、亲人都死了呢，就只能一直哭着，哭到不能哭的时候为止。
但在大乱离、大屠杀中，父母并不总是顾念孩子的。孩子容易为入侵的外寇或作乱的内寇所伤害，也可能因成为父母的累赘而被父母遗弃。《蜀龟鉴》中写了几件父亲抛弃亲生儿子的“义举”：“是秋九月，刘二虎来寇绵竹。诸生陈訏谟夫妻被掠，遗幼子草间。仆陈三负其子逃，遇之。弃其子而奉幼主匿山中以免。又有剑州御史梁之栋、仆王承祖闻献据成都，土寇蜂起之，栋于田壁以五岁儿绳武属之曰：‘梁氏一线以累汝。’承祖泣，谨如命，负绳武及己子走山中。贼追及，弃其子匿绳武于石穴。贼平始出，为力耕教读。”（《蜀龟鉴·卷之二》）刘景伯是以称颂、赞美的口气叙述这两件事的。为救主人之子而抛弃亲生儿子，这在古代算作高尚的行为。依这个标准，陈三比王承祖更值得敬佩。陈三救主人之子并未受主人托付，抛弃亲生儿子是自觉自愿的“牺牲”，而王承祖抛弃己之子而救主人之子，是践诺之举。但我们生于今日，读这样的故事，既不能谴责陈三、王承祖这样的“义仆”，也不能称颂、赞美他们。我们只能为两个被亲生父亲抛弃了的孩子叹息。
在这种情形下被亲生父亲抛弃，活下去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如果认为这种被父亲抛弃的孩子，是顶顶不幸的，那就错了。这样的孩子，毕竟只是被抛弃，父亲并没有进一步伤害他，再说，父亲抛弃他，实属无奈，是为了救另一个孩子而不得不如此。在大乱离、大屠杀中，有的孩子，会受到亲生父亲更严酷的对待。清代李馥荣所撰《滟滪囊》说，张献忠死后一段时间，四川仍不得安宁：“其时土寇各据一方，每以强凌弱。互相贼害，寇盗未息。……是时农耕俱废，民用乏食，或以劫夺为活命计，甚且同室之人亦相谋害，荆棘满途，人迹稀罕，往往自引子女于无人之地谋死，密埋以为轻身无累，便于逃窜。”（《滟滪囊·李抚军除暴安民》）为了摆脱累赘、轻身逃窜，父母往往把孩子带到无人处弄死，再偷偷埋掉。比起那种被父母在无奈之下抛弃的孩子，这类被父母亲亲手杀害的孩子当然要不幸得多。
但如果认为这种被父母亲亲手杀害的孩子就是最为不幸的，却又错了。《蜀龟鉴》中说，张献忠等一批“领袖”率众造反后，“河南大旱，人相食。南阳郭廷玉妻食其女”；“闻喜广盈里杨雷食其子。”（《蜀龟鉴·卷之一》）这里写的是孩子被父母吃掉的事。一个女孩子被亲生母亲吃掉了，一个男孩子被亲生父亲吃掉了。比起那种只是被父母杀害的孩子，这种被父母吃掉的孩子，当然更为不幸了。
面临屠杀的孩子，会比面临屠杀的大人，心态、神情都更为丰富多样。大人面临屠杀，总是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心态、神情要么是惊恐至极，要么是坦然平静。而孩子则不同。孩子面临屠杀，却往往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们或者懵懵懂懂，或者万分好奇；他们以天真的眼光看着即将置自己于死地的人，他们以无邪的心态面对屠刀、枪口或者活埋人的土坑。“文革”期间，中国一些地方发生了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屠杀，1966年8月发生在北京郊区大兴县的“屠杀事件”就是其中之一，许多人都写到过，而张连和先生的《五进马村劝停杀》一文比较具有权威性，因为张连和先生其时是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五次冒险进入杀人很厉害的马村，劝说村民放下屠刀。张连和说：“一时间，阴风四起，铺天盖地而来，行动快的‘公社’和‘大队’都把‘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集中监管起来，随时拉出来批斗，进而杀害。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8月31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一事件’。”张连和先生记述了他在马村刑场看到的情景：“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东厢房3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待‘枪支’‘地契’‘变天账’，只要是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七十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手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旁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的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15] 在大兴县，屠杀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活埋是中之一。有一个祖母怀抱小孙女站在坑里，上面，“贫下中农”和“红卫兵”正挥锹往坑里填土，土基本上立即落进坑里，也有细尘要在空中飞扬一阵。小孙女当然不知道上面的伯伯大娘、叔叔婶婶、哥哥姐姐们要干什么，她只感到眼睛被尘土眯住，于是说：“奶奶！眯眼！”奶奶平静地说：“孩子！过一会就不眯了！”
五
大兴县的这位祖母，在与孙女一起面临屠杀时，是很从容、淡定的。不过，这种时候，从容、淡定，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我在一本德国人写的书中，见识了另一位从容、淡定的老祖母。
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1998年出版了《德国反犹史》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钱坤的汉译本。书中，引用了一段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描写：
默尼克斯和我直接朝深坑走去。没有人来阻止我们。这时，我听到从后面土堆传来的急速发射的来复枪声。从卡车上下来的人们——各个年龄的都有——在手执鞭子的纳粹党卫军的命令下脱下了衣服。他们将脱下的衣服放在指定的地点……我看到有一堆鞋，大约有800双至1000双，还有很高的一堆内衣。这些人默默地脱下衣服，没有尖叫，没有啜泣，只是合家集在一起，互相亲吻，互道离别，绝望地等待……我没有听到抱怨或是乞求……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怀抱刚满一岁的婴儿，给他唱歌，和他逗笑。小孩欢快地咯咯直笑。夫妇们泪眼相望，无语凝噎。父亲拉着一个约10岁左右的小孩的手，对他轻声地说话；小孩努力地忍住眼泪。父亲拍拍他的头，指着天空向他细语苍穹的秘密。这时，站在土堆上的一个纳粹党卫军士兵向他的同伙大声喊叫。他的同伙清点了20个人并命令他们走到土堆后面。他们中就有我提到的那个家庭。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身材纤弱、头发漆黑的女孩，当她走近我的身旁时指着自己说“23”。我绕过土堆，发现一个巨大的坟墓。人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只看得见他们的头。每个人的头和肩膀上都溅满了鲜血。一些被射中的人还在挣扎……我寻找那个射击的人。他是一个纳粹党卫军士兵，站在深坑的边缘，膝上放着一支冲锋枪，嘴里叼着雪茄。赤裸的人们倒下去了……紧接着又听到了一阵枪声。我朝坑里望去，受害者正在抽搐……血从脖子上喷涌而出。[16]
这是一个德国工程师目睹的场景，其中说到了一个家庭的情形。头发花白的祖母抱着刚满一岁的孙儿，不停地逗着他，目的是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住，不让他临死前受到惊吓，不让他满怀恐惧地离开这一年前刚来到的人世。孩子终于被逗乐了，“欢快地咯咯直笑”。另一个孩子，既然已经十岁，便懂得了将要发生什么。父亲为了安慰他，拍着他的头，对他轻声说着什么。父亲说了些什么呢？肯定说了许多，而“孩子，不要哭！孩子，别哭，别哭！”一定是反复说的话，所以，孩子才“努力忍住眼泪”。
希特勒的大屠杀，是从屠杀孩子开始的，是从屠杀本民族的残疾儿童开始的。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说，1939年10月，希特勒签署了“安乐死计划”的方案。所谓“安乐死计划”，就是杀掉残疾或智障患者，因为他们是“多余的食者”。残疾和智障儿童，是首先要清除的对象。“安乐死计划”的执行，得到了一些科学家的合作。靠近慕尼黑的巴伐利亚艾格芬哈尔医院的院长赫尔曼·普凡米勒博士就是这个计划狂热的执行者之一，以至于被称为“由医生转变为残酷刽子手的典型人物”。《德国反犹史》写道：“普凡米勒颇为得意地向公众展示他的杀害儿童的设施，并毫不在意地让参观者看到即将被杀死的儿童。有一次，他告诉一个前来参观的团体，他正指着的这些生物是民族健康的一个负担。正当他说话之际，一个护士把一个婴儿从婴儿床上拿起来，像拿起一个死兔子似的向参观者展示。他面带轻蔑的表情说：‘例如，像这一个，就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他的意思是将这个小孩慢慢饿死所需要的时间。”[17]
至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本就是以种族灭绝为目的。比起犹太成人来，犹太孩子是更不能放过的。所谓“斩草除根”，而孩子就是民族的“根”。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其中孩子有多少，我没有看到过有关资料，但至少有两百万吧。
2007年9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旅美华人作家林达编著的《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这是二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集中营中孩子们的绘画集，每幅画后都附有林达的简短说明；在这些画作前面，则是林达的长文《关于纳粹和位于捷克特莱津的犹太人集中营》。这是一本特别的书，我也以特别的方式珍藏着。
1939年3月，纳粹德国根据《慕尼黑协定》，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着九万多犹太人。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就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日甚一日的迫害，犹太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被剥夺，最重要的是，犹太人最基本的人格尊严都被摧毁。后来，希特勒下决心对欧洲的犹太人进行“最后解决”。所谓“最后解决”，就是彻底消灭之意。捷克斯洛伐克的九万多犹太人当然也在“最后解决”之列。“最后解决”的第一步，就是建立集中营，把犹太人归拢在一起。林达介绍说，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大部分被集中在一个叫做特莱津的地方。孩子也要进集中营，而且必须与父母分离。有不少孩子，在被迫进入集中营前，父母就已经被杀害，他们只能作为孤儿来到集中营。有些孩子，虽然是与父母同来的，但只要年满八岁，就须与父母分开居住。在纳粹的集中营，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都是分开居住的。在特莱津集中营，曾经生活过一万五千名犹太孩子，先后被纳粹送进了毒气室，其中只有一百多名孩子活着等到了盟军的到来。
在特莱津生活过的孩子，也并非全都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林达说：“在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有整整一火车的犹太孩子被运到特莱津。一共有一千两百个孩子，从六岁到十五岁。他们活像是一群饥饿的幽灵，在冲锋队的枪口下，从车站被押进特莱津的灭虱站。他们大多数都光着脚。这些孩子到达特莱津的时候，仍然惊恐万状。只有少数孩子说出了他们的来历，他们都是从波兰的‘比利亚斯多克集中营’被转送来的。冲锋队枪杀了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为什么暂时留下了他们。他们中的许多孩子，由于斑疹伤寒，不久就死在特莱津。剩下的也在六个星期之后，被转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杀害了。”[18] 父母被杀害了。孩子们很可能目睹了父母的被枪杀。自己还暂时活着。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他们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但他们知道，自己肯定活不久。
林达说，特莱津的孩子，眼睛里时常闪烁着一种异样的眼神。这眼神流露的是孩子们内心深处的疑惑，是在对这个世界无声地问着“为什么”。但是，却没有人能够解答他们心中的疑问。夜半醒来，孩子们会在黑暗中睁大眼睛、轻轻地啜泣，但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们。
在特莱津集中营，还囚禁着一些一流的艺术家、音乐家和学者。他们觉得必须为这些孩子做点什么。虽然他们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送进毒气室，虽然他们知道孩子们也在劫难逃，但只要自己还活着，就应该让每一个也暂时活着的孩子，心中少一点恐惧、多一点安宁；少一点寒冷、多一点温暖。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竭尽所能地帮助着孩子们。其中，女画家弗利德则教孩子画画。弗利德把孩子们的画作精心藏在阁楼里。弗利德被纳粹杀害了。孩子们也基本上被纳粹杀害了。而这些画作却留存下来了。
林达为《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写了长篇序言，也对每幅画进行了解读、说明。在解读，说明中，林达还引用了不少特莱津的孩子们留下的诗作——看来，特莱津的孩子们除了绘画，还写诗。这里，抄录几首这些孩子的诗。
1941年，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孩子写了一首诗：
小鸟的歌唱
他一点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
他待在他的窝里，从不出去。
我不知道他在唱着什么，
这个世界充满了爱。
当露水在青草上闪光
大地飘浮着晨光，
一只黑色的鸟儿在枝头歌唱
在夜晚之后，向黎明问候。
于是我知道，活着是多么美好。
嗨，向着美丽，试着打开
你的心，哪天去到树林里
假如泪水模糊了你的小路
你会知道，活着
是多么美妙。[19]
这首诗，表面的欢快之下，是巨大的哀伤。正因为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才对青草上的露水闪光、枝头上鸟儿的歌唱，如此在意、如此留恋；正因为知道自己很快便不能“活着”，才感到“活着”是多么美好！而这样的诗歌竟是出自一个孩子之手，怎不让人揪心。
林达在解说特莱津的孩子们留下的画作时所引用的孩子们留下的诗，其中许多句子刺得我的眼睛生痛。有一个孩子写了一首题为《封闭之镇》的诗，写的是作为集中营的特莱津。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每个人目光闪闪，都盯着唯一的期待
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20]
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是被分期分批送进毒气室的。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期哪一批，只确切地知道必定属于其中的某一期某一批。于是，究竟是“什么时候”就成了每个人每日每时的疑问。
一个叫巴斯的男孩写过一首题为《花园》的诗：
一个小花园
充满芳香，长满了玫瑰。
窄窄的小路
有个男孩沿着小路散步
小男孩，甜甜的小男孩，
就像盛开的花朵。
花儿再次开放，
小男孩却不见了。[21]
巴斯写的是自己。他预言当玫瑰再次开放时，自己将“不见了”——不是在这个花园里不见了，而是在这个世界上不见了。他当然不会想错。巴斯没能活到盟军的到来，死时十三岁。
也有极少数幸运者。一个叫阿莱娜·森科娃的特莱津女孩，写过一首题为《我要独自离去》的诗，第一段是：
我要独自离去，去到一个地方，
那里的人不一样，他们更为善良，
那个地方很远，谁也不知道在哪儿，
在那里，一个人不杀死另一个人。[22]
对于特莱津的孩子来说，“一个人不杀死另一个人”的地方，就是最美好的地方。阿莲娜于1944年5月被盟军解救，回到了布拉格，是一百来名幸运儿之一。
六
我应该单独谈谈女孩子。
在大乱离、大屠杀中，男人女人的境遇都很惨，而女人的境遇远比男人惨。在大乱离、大屠杀中，孩子是最易受伤害的，而女孩往往比男孩所受伤害更为深重。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女孩子除了身受男孩所可能遭受的一切苦难外，还可能成为被奸污的对象。前面说过，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又被某些欧美人称作“南京强奸事件”，而简单地说日军在南京大肆强奸妇女，并不准确，被日军所强奸的，不少并不是“妇女”，而只能说是“女孩”“幼女”。
《拉贝日记》中有多处记述了日军对未成年女性的强奸。
“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劈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竟然还活着，就连威尔逊大夫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中数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送进医院的还有许多遭到奸污的少女，她们当中有一个小姑娘先后被强奸约二十次。”[23]
"1月30日……身带佩刀的日本兵奸污了年仅十二岁的少女，其余两人轮奸了一个老妇。”[24]
"1月30日上午11时，一位小姑娘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回到朝天宫黄鹂巷19号家中。四个日本士兵闯进她家，轮奸了这个十多岁的女孩。”[25]
"12月13日，约有三十个日本士兵出现在门东新路口5号房子前并想入内……先前抱着一岁的婴儿逃到客厅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底下拖了出来，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抢走，一个或几个士兵强奸了她，然后还在阴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士兵走进隔壁房间，那里有夏太太的七十六岁的父亲和七十四岁的母亲及十六岁和十四岁的两个女儿。日军要强奸两个女孩时，祖母试图保护她们，立刻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了。祖父去扶祖母，也遭杀害。他们撕下了两个女孩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被二三个日本士兵轮奸。后来大女孩被匕首刺死，而且他们还用一根木棍插进了她的阴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她没有像她母亲和姐姐那样遭受到用东西插入阴道那么残暴的恶行。后来，士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也躲在房间里的夏太太的另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最后还杀死了房子里哈先生的四岁和两岁的两个孩子。四岁孩子被刺刀刺死，两岁孩子脑壳被军刀劈开。”[26]
仅是日军在南京强奸女孩的恶行，就可谓罄竹难书。抄录这样的记载，实在令人不快，还是打住。
公元965年，宋师灭了后蜀，蜀主孟昶和宠妃花蕊夫人一同被掳到开封，花蕊夫人被宋太祖收入后宫，孟昶则被害。据说宋太祖曾问花蕊夫人后蜀何以亡国，夫人以诗答曰：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是一个身遭离乱的女性在埋怨男性的无用。鲁迅曾引用此诗并赞之曰：“快哉快哉！”[27] 花蕊夫人是四川人。明末的天下大乱中，四川又有一位女性临死前留下了一组哀感顽艳的诗，其中也有着对男性的愤怨。《滟滪囊》和《蜀龟鉴》都谈及了这位女性和她的绝命诗，只不过二者说法略有不同。《滟滪囊》说：“马元利寇富顺，有刘春元妻王氏，夫公车未归，王氏徙乡村，被虏，贼拘禁锦边驿中。王氏将‘驿梅惊别意，堤柳暗离愁’十字分合成十绝句”，并“咬指血书”于壁上（《滟滪囊·张献忠三寇巴蜀》）。丈夫外出尚未回来，而张献忠的部将马元利已经打过来了，王氏躲到乡下，仍被掳，并被囚禁于驿馆。王氏咬破指头，在墙上写了十首绝句，然后“投缳死”。《蜀龟鉴》则说：“明萧参将妻刘氏卒于滇。刘氏，富顺人，自蜀大乱，从夫寓于滇（夫守雅黎）。大兵入滇，永明王奔缅，氏以七岁幼子付家奴，送之参将所，将刃其季女自经，骑突至，挈女赴井死，世传题壁诗十首，先嚼指血书之，以‘驿梅惊别意，堤柳暗离愁’分合成十绝句。”（《蜀龟鉴·卷之四》）这是说，富顺女子刘氏，丈夫姓萧，是镇守云南雅黎的统兵官。四川大乱后，刘氏也来到云南生活，但并没有与丈夫生活在一起。清兵打到云南，永明王朱由榔逃到了缅甸。刘氏命家奴将七岁的儿子送到丈夫那里，自己准备杀掉小女儿后上吊。但清兵突然而至，刘氏只得拉着小女儿投井而死。刘氏赴死前，咬破指头，在墙上写下了十首绝句诗。
参考诗意，《蜀龟鉴》的说法更合理。不过，在品味这些诗之前，我想说：在大乱离、在屠杀中，女孩的命运往往比男孩更惨，也不仅仅因为女孩还会成为入侵者、作乱者性侵的对象，还因为女孩更可能是父母抛弃的对象。前面说过，当男孩女孩只能选择其一时，父母最终会选择男孩而抛弃女孩。这个富顺的刘氏，在清兵打来后，命家奴将七岁的儿子送到丈夫身边，而让小女儿与自己一起死。这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当然，我说的是中国古代的情形。
现在来看看刘氏留下的诗。所谓以“驿梅惊别意，堤柳暗离愁”十字分合而成，是说把这十个字藏在十首诗中，这是一种所谓的“析字诗”，据说是明代女子创造的体式。《滟滪囊》和《蜀龟鉴》所录这十首诗，有细微的差别。下面从《蜀龟鉴》中录出前面几首表达了对男性的失望与怨恨的诗。
其一
马革何人誓裹尸，四维不振笑男儿。
幸存硕果存幽阁，驿使无由寄雅黎。
这第一首的后两句，说有“硕果”存在幽阁，只是无法通过驿使寄给丈夫。“硕果”指什么，无由猜测。但前两句是很好懂的。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所以“四维”应指礼、义、廉、耻。“四维不振”，就是不讲礼义、廉耻丧尽。意思是：是谁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马革裹尸、捍卫国家啊，不正是你们这些男儿吗？可是你们是些什么东西呢？是些不讲礼义廉耻的东西，所以根本抵挡不住入侵的外寇和作乱的内寇，甚至连自己的妻儿老小都保护不了。
其二
木偶同朝只素餐，人情说到死真难。
母牵幼女齐含笑，梅骨棱棱傲雪寒。
第一句“木偶同朝只素餐”，《蜀龟鉴》在后面有注曰：“谓永明左右文武。”这是说，永明王左右的文武官员，都是些尸位素餐之人，形同木偶。“千古艰难唯一死”是清代诗人邓汉仪咏息夫人的名句，而我觉得，“人情说到死真难”，可与“千古艰难唯一死”媲美。死是不容易的。然而却不得不死。只因文官武将都是尸位素餐的木偶，所以不得不母牵幼女一同赴死。
其三
苟活何如死便休，文姬胡拍总堪羞。
马嘶芳草香魂断，惊醒人间妾妇流。
第一句“苟活何如死便休”后，《蜀龟鉴》注曰：“谓从亡诸臣。”这是对永明王左右的文武官员说：你们与其苟活，何不死了算了。至于自己，是决不肯苟活的。“文姬胡拍总堪羞”，是说自己不愿像蔡文姬那样，被外寇掳去。最后一句，可说是给天下男人的一记耳光。“惊醒人间妾妇流”，是说让人世间的女性恍然醒悟。她们悟到了什么？悟到了男人的不可靠，悟到了当外寇入侵、内寇作乱时，男人们并不能让妻小免于劫难。
其四
口中节义是谁先，力挽江河实浪虚。
刀锯不移红粉志，别无沾滞是吾徒。
这仍然是在嘲骂男人。是谁总把节义二字挂在嘴上啊？不正是你们这些男人吗！但其实你们并不能力挽江河。后两句是言己之志，表明自己决不在强暴面前屈服。
后面还有六首，就不抄了。《蜀龟鉴》在抄录这十首后，有一番议论：
论曰：谈者谓此诗惊才绝艳，与石柱武功并绝千古，然所谓四维不振与惊醒人间妾妇流，盖指从亡诸臣，危不能救，亡不能死，其苦节孤忠，视嫠忧周陨，尤为沉痛，悲夫！有明养士三百年，而殉永明乃一弱女子，其闻庄烈后之风而兴起者乎！不然，何识之卓而节之哀也？
刘景伯说，刘氏在诗中谴责了永明左右的文武官员，既无能力救国，又无勇气殉国。“嫠忧周陨”，典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意为寡妇不担忧纬纱少得没法织布，只担忧国家危亡。刘景伯以为，富顺刘氏的“苦节孤忠”，比“嫠忧周陨”还要“沉痛”。
富顺刘氏的“四维不振笑男儿”“惊醒人间妾妇流”“力挽江河实浪虚”与花蕊夫人的“更无一个是男儿”一样，实在骂得痛快，套用鲁迅的话：“快哉快哉”。
2015年12月18日
注释
[1] 舒芜：《乱离最苦是朱颜》，见作者随笔集《串味读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2] 高洪兴：《缠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71页。
[3] 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9页。
[4]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9页。
[5] 陈娟：《日军在南京的强奸事件》，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6] 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纪实、证言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177页。
[7] 杨斌：《侵华日军在南京强奸暴行概述》，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 杨斌：《侵华日军在南京强奸暴行概述》，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9] 《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2版，第467页。
[10] 【日】笠原十九司：《南京大屠杀事件全貎》，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研讨会论文集》。
[11] 陈娟：《日军在南京的强奸事件》，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2] 杨斌：《侵华日军在南京强奸暴行概述》，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3] 《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2版，第161页。
[14] 杨斌：《侵华日军在南京强奸暴行概述》，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5] 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见者永平主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册，远方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6]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419页。
[17]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357-358页。
[18]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1版，第34页。
[19]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1版，第184-185页。
[20]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1版，第84页。
[21]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1版，第194页。
[22]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1版，第141页。
[23] 《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2版，第354.
[24] 《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2版，第457页。
[25] 《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2版，第464页。
[26] 《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2版，第451-452页。
[27] 鲁迅：《女人未必多说谎》，见《花边文学》。
汤恩伯的伦理困境
几年前去台湾，在台北的“诚品书店”买了一堆书，其中之一，是《风起云涌1949》，编著者是王擎天，2010年出版。这书，算是1949年国共相争史，但有内地和台湾的“两岸史观”对照。彼岸的史观，依据的是“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的历史叙述；此岸部分的“资料来源”，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在从那岸回这岸的飞机上，翻读这本书，觉得饶有趣味。这且不说它，只说说汤恩伯这个人。
《风起云涌1949》，每章后面，附有本章出现的将帅简介。在1949年的时候，汤恩伯是国民党方面特别“要”的要人。这年年初，汤恩伯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统帅45万大军，负责东起上海吴淞口、西至江西湖口800公里的长江防务，防区内的各省主席都受其节制，各省物资任其调配。到了8月，长江失守了，京沪杭都被“解放”了，汤恩伯又到厦门接替朱绍良担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风起云涌1949》在彼岸部分这样介绍了汤恩伯：
抗日战争时期，因台儿庄会战的功绩，被称为“抗日铁汉”。但在国共战争后期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唯运送国家财物及军队这点上颇有功劳。早年受到陈仪的栽培，但当陈仪有投共之心且劝汤并进时，汤却将其心意向蒋介石告发，导致陈仪被处死。从此他背负了“卖师求荣”的骂名，受人轻视。汤恩伯因此精神忧郁，情绪低落，原有的严重胃病复发。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癌，建议他去美国治疗，但汤恩伯无法负担去美国治疗所需的巨额费用，只好去日本担任台湾驻日本军事代表，在日本进行了三次手术。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最后一次手术中，因医疗事故死在手术台上，终年五十四岁，由于汤在抗日战争杀了许多日本人，传说令汤在死前痛苦不已的医生，可能是记恨此事，故意不施打麻醉药，让他在手术台上挣扎不已，力竭身亡。（第141页）
这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对汤恩伯的盖棺论定。说汤恩伯是因为台儿庄会战而被称为“抗日铁汉”，其实并不准确。汤恩伯是“抗日名将”之一，而其“抗日名将”称誉的获得，是因为1937年的南口战役。这一点下面再说。这短短的介绍中，提到了汤恩伯“出卖”陈仪而背上“卖师求荣”骂名之事。在汤恩伯五十多年的人生中，有几件影响其命运的大事，而“出卖”陈仪则是几件大事之一，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事。倘若没有这件事，汤恩伯可能不会死得这么早。当“恩师”陈仪决意投共并力劝汤恩伯“并进”时，汤恩伯便陷入了一种伦理困境。要处理好这件事，是极难极难的。汤恩伯没有处理好，终于让自己背上“卖师求荣”的骂名，让人唏嘘不已。
一
在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中，陈仪不属于顶尖级的知名人物。一般人可能不知道陈仪，但熟悉鲁迅生平的人，应该知道这个人，因为陈仪是鲁迅在军政界的少数几个好友之一，多次出现在鲁迅日记和书信中。鲁迅与陈仪的关系，值得单独说说，此处姑且不论。
陈仪，字公侠、公洽，1883年生，绍兴人。据严如平、贺渊合著《陈仪全传》，陈仪1898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求是书院是浙江大学的前身，当时是浙江第一所新型高等学府，在全国也是名校。能进入求是书院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有很好的经济条件，鲁迅当年也很想进求是书院，无奈家境窘迫至极，只得到南京上军校。陈仪父亲经商颇成功，故能供其上求是书院。1902年，陈仪通过考试，获得官费留日资格，遂东渡日本，先入成城学校，后又入日本陆军测量学校、炮兵射击学校学习。1904年，陈仪在日本加入光复会。1906年，陈仪又考入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07年11月结业，陈仪于是结束第一次留日生涯，回国后到北京，任清廷陆军部科员。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浙江光复，蒋尊簋被推为省都督。蒋尊簋是陈仪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遂邀陈仪到杭州出任都督府军政司司长。不久，辞职而去。1914年，袁世凯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陈仪应召进京，任统帅办事处参议。
陈仪任袁世凯的统帅办事处参议期间，有一事值得一说。袁世凯称帝前夕，蔡锷在长期准备后乔装打扮、秘密离开北京，袁世凯知悉后派二人追寻，一人是蒋百里，一人是陈仪。蒋、陈二人追到天津便回京了，以“追不到”向袁复命。但据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蒋、陈在天津其实是见到了蔡锷的。陶菊隐说：“蔡与袁未破脸，到津后仍以养病为由电袁辞职，袁是老于做戏的，明知黄鹤一去不返，还想派蔡的好友百里赴津劝他回来。百里将计就计，到津后在得意楼旅馆和蔡谈了一整夜的讨袁军事计划，蔡请他仍回北京探听袁的虚实。百里回京后向袁报告：‘松坡未知去向，在津未曾找到。’”[1] 陈仪与蒋百里、蔡锷也早就相识，是多年朋友。如果蒋百里在天津真的与蔡锷密商讨袁计划，陈仪当然也会在场。
从天津回来不久，陈仪辞去了总统府统帅办事处参议的职务。1917年，陈仪再度赴日留学。这回，陈仪选择了日本陆军大学。1920年，陈仪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后却没有立即进入军界，而是做了三年商人。陈仪父亲本在上海经营银行、钱庄，陈仪回来后接替父亲打点金融事务，又与友人合资，在江苏东台创办了垦殖公司，种植棉花、玉米、大豆等[2] 。
1924年，浙江督军卢永祥与江苏督军齐燮元之间的江浙战争爆发，福建督军孙传芳率兵由闽入浙，与齐燮元一起夹击卢永祥，卢永祥兵败下野，远走日本。陈仪与孙传芳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陈仪是第五期生，孙传芳是第六期生，说起来陈仪还是孙传芳的学长。当孙传芳兵逼杭州时，浙江省省长兼浙二师师长张载阳和省警务处处长夏超，请求陈仪劝孙罢兵，以免杭城遭受兵燹之灾。陈仪不假思索便答应了，迅即从上海赶到浙江桐庐，面见孙传芳，在劝说孙息兵的同时，也代表浙江军政当局向孙传芳输诚。既然不战而可得浙省，孙传芳何乐而不为？于是，在陈仪陪同下，孙传芳到了杭州，入主浙江。孙当了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备督理后，请陈仪出任浙一师师长，于是陈仪结束商务生涯，到杭州当师长[3] 。
就在这时，年轻的汤恩伯出现在陈仪面前。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1900年出生。据邹伟平、章瑞年合著的《汤恩伯传》，汤恩伯1919年夏从浙江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又参加浙江警察巡官养成所的培训，结束培训后，先后在湖州、武义等地任巡官。在每一地任职时间都不长。在几地当了一段巡官后，汤恩伯离开浙江到广东，进入吕公望开办的援闽浙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吕公望是浙江省前督军、省长，其时在广东任护法军援闽浙军总司令。在这讲武堂学习期间，汤恩伯成绩很优异。1920年从讲武堂毕业，到浙江陆军第一师任班长、排长。但这段军旅生活也不长，因为所在部队溃败，汤恩伯只得回到家乡。1921年，汤恩伯与同乡好友童维梓一同赴日留学。汤恩伯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法科，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在日期间，汤恩伯经济上依赖童维梓资助。1923年，童维梓因父亲病故而回国，汤恩伯便在日本也生活不下去了，只得也回来了[4] 。
汤恩伯还是不能忘情于军事，极想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必须有两名高级官员推荐，这对于位卑身微的汤恩伯来说，是第一重难关。非官费留学，经济上有不小的负担，这对于家境贫寒的汤恩伯来说，是第二重难关。这时候，经人引荐，汤恩伯见到了陈仪。陈仪大概看出了汤恩伯是可造之才，愿意尽力帮助他。陈仪两度留日，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都学习过，在清廷和袁世凯麾下都供过职，现在又是浙军第一师师长，作为推荐人，自然是合适的。经济上，陈仪则应允每月资助汤恩伯五十大洋。这样，汤恩伯便可以实现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梦想了。汤恩伯1924年进入日本士官学校，1926年学成回国，这期间，每月五十大洋的资助，陈仪肯定是月月兑现的。
陈仪资助汤恩伯的五十元，是公款还是私费，有两种说法。严如平、贺渊合著的《陈仪全传》说：“汤恩伯……正在走投无路之时，经同学徐逸樵引荐，得以求见浙一师师长陈仪。陈见汤为人朴实，又有留日基础，乃慨然允诺每月资助五十元（银元）再去日本留学。汤感激涕零，跪拜称陈为‘恩师’‘义父’，为铭记陈之恩德，改‘克勤’名为‘恩伯’。此后二十余年，陈仪视汤为亲弟子，不断关爱汤之仕途，需要时予以举荐、说项，爱护备至。汤亦知恩图报，多年一直对陈尊崇不移，恭敬有加。至于最后汤的卖师求荣，陈遭蒋介石之杀害，乃是后话。”[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