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参见董郁奎《一代师表：经亨颐传》第三章《求学东瀛》。.5
邹伟平、章瑞年合著的《汤恩伯传》，说汤1924年3月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寻求进日本士官学校的推荐者和经济上的资助者，但四处碰壁，后来见到了陈仪，才解决了问题：“1924年5月，经陈仪等人举荐，汤恩伯得以被保送并得到官费每月五十元的资助。于是汤恩伯重返日本，考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兵科，专修步兵专业。从此，汤恩伯视陈仪为恩师、为义父，一直尊称陈仪为‘先生’。陈仪也成了汤恩伯心目中的三大恩公之一。”又说：“1926年，正值北伐军会师长江流域的时候，怀揣理想和抱负的汤恩伯回国。陈仪任命他为浙江陆军第一师学兵连连长，继之升任少校参谋。为感激恩师陈仪，从此改字恩伯。”[6]
《陈仪全传》没有明说陈仪资助汤恩伯的钱是公款还是私费，但从前后文看，这钱是陈仪私人收入，是陈仪个人在资助汤恩伯。而《汤恩伯传》则明说是陈仪为汤恩伯争取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每月五十元是公款。两相比较，《陈仪全传》的说法更可信。应该是陈仪以个人收入资助了汤恩伯。如果仅仅是为汤恩伯争取了公费资助，汤恩伯不至于那样感恩戴德。再说，要争取“保送”和“官费”，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办理的。
《汤恩伯传》说汤恩伯一生有三大“恩公”，其他二人，是蒋介石和张治中。
二
从1924年到1949年，二十五年间，陈仪和汤恩伯都在仕途有巨大的“进步”，都让自己成为了“党国要人”。
陈仪本是孙传芳的部属，属于北洋军阀的阵营。但在北伐军逼近浙江时，陈仪主动向蒋介石投诚，这算是陈仪军政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1925年11月，孙传芳在南京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陈仪为徐州总司令，率部驻扎徐州。据《陈仪全传》，当北伐军打到江西时，孙传芳又命陈仪署理浙江省长。所谓署理，就是暂时代理之意。当孙传芳在江西与北伐军正打着时，陈仪却请陈其采赶赴南昌，向蒋介石表示输诚之意。陈其采是陈其美胞弟，而陈其美是蒋介石的“义兄”，颇有恩于蒋介石，陈其采的两个侄儿陈立夫、陈果夫此刻正在被蒋介石重用着，陈其采的面子当然很大，再说，不战而占领浙江，本就是大好事，所以蒋介石一口答应[7] 。这样，陈仪就成了国民革命军的一员了，并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陈仪全传》后面附有“陈仪生平大事纪年”，现据此对陈仪后来任职情况简略介绍。1927年7月，陈仪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江北宣抚使；1929年4月，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5月升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兼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是亦军亦政的部门，是非常重要的机关，可见蒋介石对陈仪的确是器重的。1934年1月，陈仪被任命为福建省主席，10月，兼任福建省保安司令。这福建省主席的职务，一直到1941年才卸去。陈仪在福建主政近八年。这期间，还获得过其他一些军政头衔。
1937年9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所谓“中将加上将衔”，就是候补上将。因为上将有名额限制，符合上将条件而暂时无缺可补，就先行赋予上将职权。1939年3月，任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1941年9月，辞去福建省省长等职，离闽赴渝，11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国家总动员会议主任。1942年12月，改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训练团教育长。1943年10月，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国防研究室主任，年底，奉命筹备台湾调查委员会。1944年4月，兼任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5月，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8月29日，任台湾行政公署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司令，10月25日，代表中国在台湾接受日本投降[8] 。
在陈仪的军政生涯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台湾的任职，台湾，某种意义上是陈仪的滑铁卢。如果没有在台湾的遭遇，陈仪后来的命运或许会很不同。
台湾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从日本手里接过台湾并出任战后首任台湾行政长官，这无论如何都说明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而陈仪之所以被蒋介石选中，又与在福建的八年任职有关。福建与台湾毗邻，自然条件和文化条件都相近。陈仪主闽政期间，十分注重与台湾的交流和对台湾的研究，省府两度组团访问台湾。第一次组团访台在1934年11月，访问团的名称是“考察台湾实业团”，共二十二人，这次陈仪本人没有参加。第二次组团访台在1935年10月，这次共十二人，陈仪本人参加了赴台考察。陈仪一行在台湾考察了九天[9] 。正因为陈仪主政福建八年，对台湾有了解、有研究，所以，1943年才受命筹备台湾调查委员会，1944年才兼任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正因为主政福建八年，对台湾有了解、有研究，而又在抗战后期负责筹备台湾调查委员会和出任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才在日本投降后受命接管台湾。
当然，对台湾有了解和研究，并非陈仪担此重任的唯一原因。资历老、资望深、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刚毅、沉着、清廉、又勇于任事，这些也是陈仪被选中的原因。但台湾被日本殖民了半世纪，现在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陈仪要去管理这样一个省，实在是一件艰难至极的事。陈仪终于在这里栽了跟头。1947年二月到三月，台湾发生大规模暴乱，蒋介石最终不得不从内地派兵镇压。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在镇压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争论不休。有的说只死了几千人，有的说死了十几万人。就算只死了几千人，也很不少了，因为台湾岛本来就只有巴掌那么大。出了这么大的事，作为最高军政长官的陈仪，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事件平息后，陈仪便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并获准。1947年5月11日，陈仪从台湾铩羽而归。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此时，汤恩伯任第一兵团司令，正指挥八个整编师在山东与中共军队作战。据《陈仪全传》，汤恩伯在前线闻知恩师回到南京，还是特意往南京赶，赶在陈仪的飞机降落前到达机场，迎接恩师，并把恩师接到自己的公馆住下。
陈仪之所以飞到南京，是为了接受蒋介石的召见。第二天，蒋介石召见了陈仪。与蒋介石见过后，陈仪到上海定居，住的是汤恩伯的房子。这是一幢欧洲风格的花园别墅，位于窦禄路（今多伦路）志安坊三十五号，共三层，有一千两百多平方米，原为日本人占据。抗战胜利后，汤恩伯主持上海方面的接收，便将此房作为自己的公馆。现在，陈仪赋闲了，汤恩伯便让“恩公”在这里当起了“寓公”。光有地方住不行，人还要吃饭。没有了官俸，日常的柴米油盐都成了问题。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张群知悉此情后，报请蒋介石批准，每月以车马费的名义发给八百元，才算免于饥寒[10] 。
三
这二十年，汤恩伯也可谓轰轰烈烈、叱咤风云。
1928年3月，蒋介石把在广州的黄埔军校迁到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仍当校长，而汤恩伯则进入军校当教官，几个月后，便当上了第六期学生总队大队长。据邹伟平、章瑞年合著的《汤恩伯传》，一个偶然的原因，让汤恩伯被蒋介石和张治中所注意。汤恩伯经常带领学员队伍晨跑，有一次，跑到鸡笼山附近时，被住在北极阁而有早晨散步习惯的蒋介石发现。蒋介石觉得这支队伍朝气蓬勃，便与张治中一起视察这个学生大队，视察中蒋感觉果然很好，当场予以表扬和鼓励。汤恩伯自然兴奋不已，又将自己撰写的《步兵连教练之研究》一书呈送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肯定。能够在业余时间写出这样的“专著”，说明汤恩伯确非庸常之辈。兵带得好，又能结合“专业”写出“专著”，肯定给蒋介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到了1929年1月，汤恩伯便升任军校教育处副处长，授陆军少将衔。军校教育长原由何应钦担任，1929年5月，由张治中接任。张治中亦很赏识汤恩伯。在蒋介石和张治中的提携下，汤恩伯升迁得很快。到了1929年5月，汤恩伯便当上了教导第一旅旅长。《汤恩伯传》说：
从此，他视蒋介石为“君”，认定蒋介石是自己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曾经和他的好友葛天等人说：“我只知跟委员长的，我只听委员长的，我对其他人一概不理。”或许，这一点成为了汤恩伯的做人准则，由此，汤恩伯扶摇直上，飞黄腾达，不断晋升，直至成为国民党的三大军事集团的首领之一。或许，也是由于此，汤恩伯才目中无人、居高临下，得罪了李宗仁、陈诚，甚至于做出了“大义灭亲”的举动，最终导致他的悲惨结局的到来。但不管怎么说，当时追随蒋介石，使蒋介石成为他的三大恩公之一，这为他此后的人生征途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11] 。
在蒋介石对中共“苏区”几次围剿中，汤恩伯都担负重要使命，特别是在最后二次围剿中，表现突出。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共“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此时，汤恩伯任第八十九师师长，从湖北黄安（红安）向黄陂、麻城推进，汤恩伯逐渐显露其战术天才，在碉堡攻势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第八十九师参与的各场战役尚称顺利。他沿途烧杀，对红色政权实行白色恐怖，下令将其部所俘虏的200余名红军将士全部坑杀，被苏区军民称为‘汤屠夫’。”[12]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共“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汤恩伯率部占领了中共“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此时汤恩伯任纵队指挥官，下辖三个师，驻防瑞金。驻防期间，创办中正公学、建造犁庭公园。
1935年6月，汤恩伯部奉命开到湖北通城，消灭了红军徐彦刚师，并将徐彦刚杀害。1935年9月，汤恩伯所部第三纵队改编为陆军第十三军，汤恩伯任军长，随后，汤恩伯率部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10月，又奉命紧急赶往西北，进攻陕北红军。1936年夏，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到陕北绥德县任陕西“剿匪”善后办事处主任[13] 。可以说，早在抗战前，汤恩伯就与中共结下了血海深仇。
但真正令汤恩伯声名远扬的，还是在抗战中的表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正率部驻扎在绥远东部。汤恩伯的第十三军，是蒋介石的嫡系，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之一。《汤恩伯传》说：“一支中央嫡系部队在塞北驻扎，当时普遍认为是极不寻常的。”[14] 这的确体现了一种深谋远虑。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汤恩伯异常悲愤，发电多通，向有关方面下达命令、问讯情由、请求指示、表达决心。更几番致电南京请战，表示：“俟有明令，当咸抱与倭寇以不共天日之决心。”《汤恩伯传》说：“从这些电文，我们可以感受到汤恩伯的拳拳爱国之情，在国难危急的时候，体现了一位爱国军人的满腔热血和民族气节。”又说：“所以说，汤恩伯官阶的一升再升、平步青云也是有其原因的，除了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外，当时的汤恩伯能吃苦，能打仗，有抱负，这是同僚们公认的。”[15]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可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占领了华北大片地区，欲与中国军队主力在华北会战。七月下旬，日军占领北平，然后在南口附近的昌平集结部队，意欲攻占南口。南口是军事要地，被称为“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户，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日军如占领南口，则在华北进退自如。7月24日，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见汤恩伯，命令汤率部防守南口，无论如何也要坚守十天半月，为中国方面调动部队、进行全局部署争取时间，并要求汤恩伯在八月初抵达南口布防[16] 。
此时，蒋介石为了抗战的需要，在全国划分战区，汤恩伯的第十三军被编入第七集团军，划归第二战区。傅作义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领命后立即行动起来。南口防卫战，打得异常艰苦，汤恩伯以孤军抵挡了日军半个月，做到了蒋介石要求他做到的。战争进行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曾到战地采访过汤恩伯，在报道中写道：
汤恩伯，这个汉子，他不要命了，他确实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他穿一件短衬衣短裤，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从战争打响以来就没有睡眠的时间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维持着。
他已经瘦得像“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领，原来一定是很合适的，但是现在看去已经特别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只手去。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些卫兵、勤务兵呢，早已加入火线去了。[17]
据《汤恩伯传》，南口战役，中国方面投入兵力六万人，日军出动约七万人；战役历时十八天，歼灭日军一万五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三千人以上，其中第十三军伤亡一万两千六百人，占第十三军两万八千人的45%以上[18] 。
延安方面也对南口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8月3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一集第一卷第15期的“时事短评”栏目中，发表了一篇评说南口战役的文章，其中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立，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19]
1937年10月，汤恩伯被任命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兼第十三军军长，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改属第一战区。1938年3月，率本军团参加台儿庄会战。开始阶段，指挥本军团参战，后来，又受命指挥其他部队，共八个军和一个集团军、二十二个师、四十二个旅，在台儿庄外围担任攻击、阻援任务，配合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正面防守。战役结束后，荣获青天白日勋章[20] 。
1940年12月，汤恩伯被任命为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1941年1月，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并兼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正如《汤恩伯传》所说，“这样，汤恩伯一手独揽了边区军事、政治、党务、特务的大权。”[21] 这也就开始了汤恩伯的“中原王”时期。
1944年10月，被蒋介石急调湘黔，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在贵州独山击退日军。1945年3月，汤恩伯改任同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在贵州独山，与日军进行马场坪会战（独山之战），击退日军，“保障了陪都和西南大后方的安全，也使中国军队切实掌握了最后胜利的契机。“1945年4月9日至6月7日，中日军队进行了著名的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会战，日本人则称为芷江会战。会战以日军失败告终。汤恩伯率部参加了会战，并收复桂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0日，汤恩伯受命在上海主持京沪地区受降仪式[22] 。
1946年2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这二十年间，陈仪和汤恩伯这两代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国”工作着、奋斗着。这期间，两人关系十分融洽，汤恩伯对陈仪恭敬万分。陈仪也视汤恩伯如子侄。陈仪没有亲生子女，这就让陈仪对汤恩伯分外有慈爱之心了。
郑文蔚在《陈仪之死》一文中说：
汤恩伯原是浙江武义县一穷书生。“恩伯”不是汤的原名，这个名字，是他为不忘陈仪早年的提携之恩才取的。后来汤已成了蒋介石军事系统的一名中将时，仍对陈仪执弟子礼，人前人后，汤常声言他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生我者”，一个是“育我者”。陈仪的随从副官曾对我说，老人家每次到南京去，汤必到站恭迎，火车一停，便跳上车厢，扶着老人下车，步出月台。公洽先生怎想得到他所一手栽培提携的人，后来竟出卖了他！[23]
四
前面说过，1947年5月11日，汤恩伯从山东前线赶回南京，到机场迎接从台湾铩羽而归的陈仪，而几乎就在同时，汤恩伯自己也栽了一个大跟头。
1947年春，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率部在山东与中共的陈毅、粟裕作战。以张灵甫为师长的整编七十四师是汤恩伯的主力。5月16日，孤军深入的张灵甫师被围歼，张自己也“杀身成仁”。张灵甫是蒋介石爱将中的爱将，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王牌中的王牌。第七十四师没了，张灵甫死了，蒋介石当然心痛、恼怒。汤恩伯只得引咎辞职，也赋闲了一阵。
张灵甫和第七十四师毁灭后，蒋介石如何对待汤恩伯，有几种传说。邹伟平、章瑞年合著的《汤恩伯传》说，蒋介石竟当着众人的面，勒令汤恩伯跪下，“举起手杖就打，致使汤恩伯满头是血，浑身是伤，颜面丢尽，最后狼狈地爬出客厅”。而“事后，汤恩伯跑到陈仪那里哭诉，扬言要自杀，情绪十分低落，表现出对蒋介石的极端不满，陈仪极力予以安慰，并亲自出马，为汤恩伯恢复军职一事积极周旋和活动”[24] 。这可能有些夸大其辞。说陈仪出面为汤恩伯恢复军职“周旋和活动”，似也于理不合。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汤与蒋的关系比陈与蒋的关系要亲密得多。还轮不到陈仪出面为汤恩伯说情。说汤恩伯“哭诉”“要自杀”，也不能让人相信。汤恩伯赋闲，他自己知道是暂时的。蒋介石不可能真的弃其不用。
严如平、贺渊合著的《陈仪全传》则说得更邪乎。《陈仪全传》转述的是胡允恭《陈仪传略》（未刊稿，1979年撰于南京大学）中的说法。胡允恭说张灵甫和第七十四师毁灭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十分懊丧”，叹息“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他迁怒于兵团司令汤恩伯，认为汤指挥不当，下令将其撤职。当时上海的报纸披露说，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当着许多高级将领的面，怒不可遏地喝令汤恩伯跪下，当场给汤一记耳光，还以脚踢面；在顾祝同缓颊下才大吼：‘滚出去！’汤恩伯连忙逃出了客厅。”于是，汤恩伯到陈仪那里“痛哭流涕”，“说这次进攻鲁中山区的方案本是蒋介石亲自布置的，自己只是执行者，蒋介石把责任全部推在自己身上，现在遭到如此奇耻大辱，再也没有脸面见人了，想想不如一死了之。陈仪劝慰汤恩伯，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人，看清了就好，与其自杀，不如另找出路。陈仪进一步对汤说：当年十九路军也是忍无可忍，发动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张学良亦是被逼得没有办法，在西安发动兵谏。只可惜他们时运不济，都失败了。如今蒋介石倒行逆施，天怒人怨，已不同于二十年前了，我们看着吧！这些话说得汤恩伯连连点头，向陈仪表示，自己再也不愿为蒋介石卖命了，今后只要有机会，也要反掉他这个暴君”[25] 。
《陈仪全传》所引胡允恭的这些说法，实在很离谱，即便有当年上海报纸的“披露”，也不足为凭。陈仪对汤恩伯说的那番话，虚构得太拙劣。至于说汤恩伯声称不愿再为蒋“卖命”，甚至要反掉“这个暴君”，也是决不可能之事。
但蒋介石严厉斥责、训诫了汤恩伯也是肯定的。汤恩伯虽视蒋介石为“恩公”，但此次受责骂，心中有不服，同样是肯定的。山东战场的作战计划，是蒋介石亲自制定的，汤恩伯们只是依计行事，整体性的失败，不能怪汤恩伯们，至少不能全怪。至于第七十四师的被歼灭，也只能怪张灵甫太骄狂自大。当张灵甫孤军深入时，汤恩伯是意识到了危险的，一再命令张后撤，但作为蒋介石爱将中的爱将，张灵甫并不把汤恩伯这个上司当回事。汤恩伯在蒋介石这个“恩公”处受了委屈，跑到陈仪这个“恩公”处倾诉，这事应该是有的。情绪激愤时，说了几句比较出格的话，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对蒋介石的不满，也应该是有的。而这几句出格的话，这种对蒋介石的不满，一定给陈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仪后来力劝汤恩伯与他一起反蒋投共，与脑子里的这种印象肯定有关系。
蒋介石正在用人之际，不会允许汤恩伯这样人长久赋闲。1947年6月底，汤恩伯又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首都警备司令。在这样风雨飘摇、情势危急的时候，把警卫首都的使命交给汤恩伯，说明蒋介石对汤恩伯仍然是极其信任的。随即又由陆军副司令变为代理陆军司令。1948年12月，汤恩伯又被任命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担任东起上海吴淞口西至江西湖口的长江防守任务。不久，汤恩伯又兼任淞沪警备司令。
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共四十三人。中共方面特别强调：“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李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
在这份名单中，汤恩伯位列第三十七名，是第三十七个“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
1949年1月，汤恩伯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五
陈仪也没有一直闲着。1948年春，陈仪被蒋介石起用，受命担任浙江省主席，兼浙江省保安司令。
浙江省主席本是沈鸿烈。据侯定远在《我所了解的陈仪及其被扣见闻片断》一文中说，1948年春，浙江省主席沈鸿烈感到这官很难做。因为浙江是蒋介石老家，是CC派老巢，地方乡绅与国民党上层关系错综复杂，通天人物多而又多，殊难应付，所以决定辞职不干[26] 。在考虑继任者时，蒋介石想到了正赋闲的陈仪。应该说，在这样的时候选择陈仪主政浙江，蒋介石仍算是有慧眼的。陈仪也是浙江人，二十多年前就当过浙江省长，又在福建主政七八年，有丰富的主持省政的经验，虽然在台湾主政时出了大事，但那实在不能怪陈仪，至少不能全怪陈仪。陈仪在军政两界都是老前辈，正派、清廉、不畏强暴，在浙江能镇得住。这些因素，使蒋介石又一次选择了陈仪。
1883年出生的陈仪，此时已经65岁，在那个时候，算是高龄了。陈仪坚辞不就，而蒋介石则力劝不止，陈仪终于应允就任。1948年6月30日，陈仪抵达杭州，开始第二次主政浙江省。而这时，陈仪早已被中共锁定为策反的对象。
陈仪身边，早有中共地下党活动。前面所说《陈仪传略》作者胡允恭，便是早就活动在陈仪身边的共产党。陈仪赋闲沪上时，与人交往很少，而常来看望陈仪的胡允恭，1923年即加入了中共。此人已“追随”
陈仪十几年了。在陈仪任福建省主席时，上海大学的毕业生胡允恭便于1936年来到了他的身边。那时的中共地下党员，都是精明机智者。胡允恭来到陈仪身边，就是要得到陈仪的信任、赏识、器重。他当然能够做到。陈仪果然很信任、赏识、器重胡允恭，先后任命胡在三个县当过县长。陈仪在台湾主政时，多次邀请胡允恭赴台，想来是要听听胡对某些问题的意见，可见陈仪确实很看重这个胡允恭。陈仪赋闲沪上，住在汤恩伯的公馆里，虽然价值打了折扣，但胡允恭仍然常过来谈天说地[27] 。陈仪毕竟在军政两界混了几十年，陈仪对局势的看法，对中共无疑有参考价值。何况，从陈仪那里，能够间接知道许多军情政况，至少，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的情形，陈仪是很清楚的，而关于汤恩伯的情报，对于中共来说，是太重要了。
当蒋介石欲令陈仪当浙江省主席而陈仪坚辞不就的消息传开后，亲友们都纷纷劝说陈仪接受任命。本来颇为冷落的门户，又热闹起来了。而在劝说陈仪就任的亲友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胡允恭。其他亲友劝说陈仪去当这省主席，各自打着各人的算盘，但他们算珠的移动方式，大同小异。胡允恭当然也打着他的算盘，他算盘的打法与别人则大不同。
胡允恭1949年后短暂地当过福建师范学院的院长，很快被贬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当教师，“文革”中更是“遭受不公正待遇”。他写有《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一文，叙述了他受命策反陈仪的经过。胡允恭说，陈仪闲居上海志安坊时，他也在志安坊东南租了石库门的房子，“无事时便常去陈仪处”。为策反陈仪，中共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胡允恭后来每星期天上午都到陈公馆聊天。有一次，陈仪读到中共上海地下党主办的刊物《文萃》上的一篇题为《台湾真相》的文章，文章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发生，陈仪虽有用人不当的责任，但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视台湾人民为匪，一味欺压、盘剥，事变后又派军队到台湾滥杀无辜，事件的责任应该由反动派承担，不能让陈仪代人受过。陈仪读后自然很感动，问胡允恭是否读过。胡答曰：“未注意。”其实，文章是主办《文萃》的黎澍让胡允恭化名张琴写的。这篇文章可以说就是写给陈仪一个人看的，是为策反陈仪所做的工作之一。陈仪能读到《文萃》，恐怕也与胡允恭有关，只不过胡能做到不令陈仪察觉。胡允恭虽然说自己未注意张琴的文章，陈仪仍谈自己的读后感：“共产党有是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无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
陈仪到杭州就职后，又邀请胡允恭到杭州。赴杭前，胡允恭当然要向党组织汇报、请示“对陈仪的工作”：“我们作了详细商量，认为可明确向陈仪指出蒋家王朝各方面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特别是蒋介石所依恃的美式装备的军队损失惨重，无法再战。此外，要告诉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几年内将完全肃清蒋家王朝一切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胡允恭到了杭州，陈仪要任命其为嘉兴专员，并说选几个好科长办事，胡自己可住杭州。胡答应住杭州，但不当嘉兴专员[28] 。
中共同时还发动一些“民主党派”来策动陈仪倒戈反蒋。郑文蔚在《陈仪之死》一文中叙述了自己受“民革”的李济深、朱蕴山派遣，从香港到杭州策反陈仪的经过。郑文蔚是陈仪老部下，从福建到台湾，追随陈仪十来年，所以被“民革”的头儿们选中。陈铭枢更是亲自到杭州做陈仪的工作。“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也派人来劝说陈仪反蒋投共[29] 。这些“民主党派”自己已经选择了反蒋拥共的道路，他们渴望国民党快速垮台而共产党快速执政，自己则可以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中共夺取政权贡献越大，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占据的地位就越重要。国民党败局已定。“民主党派”在已选定的政治道路上只须奋勇向前，没有后顾之忧。以陈仪的资历、声望，以其执掌的浙江省之重要，说动陈仪反蒋投共，对中共是十分有利的，而对“民主党派”，无疑是大功一件，所以，在策反陈仪一事上，“民主党派”十分积极，甚至比共产党员还要积极。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说，中共军事上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策反工作非常到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6月国共之间爆发全面内战，到中共1950年6月占领除西藏外的整个内地，有近八十五万国民党军队被中共成功策反，还有近三十万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整个内战期间，中共各种地下组织把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地进行着这项工作。杨奎松说：“由于中共这时高度重视国民党军队策反工作，常常是党政军各部门多管齐下，一个对象有多个线索在同时进行，争取力度极大。”又说：“这时协助中共策反的，还有其他中间党派，特别是和国民党军队将领有众多师生、部属关系的农工民主党以及后来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30] 证之以对陈仪的策反，可知杨奎松所言不虚。
六
对陈仪的策反，应该是很顺利的。陈仪在答应投共的同时，还提出由他出面策反汤恩伯。
胡允恭在《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一文中说，陈仪在答应投共后，立即按中共要求采取了释放政治犯一类行动，又电话邀请汤恩伯来杭州，共商反蒋投共大计。胡允恭说：“汤口头答应，但迟迟不至。陈十分焦急，便派他的外甥丁名楠执信去见汤，要我也去见见汤恩伯。”而胡允恭到上海后，并没有去见汤恩伯。作为从事了多年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胡允恭有着起码的警惕性。再说，要见汤恩伯这样的人，恐怕必须报请组织批准。胡允恭中共党员的身份在陈仪面前已经公开。陈仪派胡允恭去见汤恩伯，等于让胡允恭在汤恩伯面前也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这说明陈仪对汤恩伯真是信任到了极点，信任到没有丝毫疑虑的程度。但作为中共党员的胡允恭，却不能也如此相信汤恩伯。相反，中共方面对汤恩伯这样的人，是绝不会有起码的信任的。中共虽大力进行策反工作，但并非不择对象地进行策反。这时期中共的策反对象，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早就是中共政治争取的对象，早在抗战时期甚至更早以前，就有中共党员在其身边出没，已经在其身上下了长久而细致的功夫，其人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中共对其人的思想状况、家庭状况以及在国民党官场的际遇，都非常了解。陈仪其实就是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此前虽然没有中共党员在身边活动，但也是在仔细研究后确认其反蒋投共的可能性比较大，才会列为策反对象的。汤恩伯这个人，此时是国民党那边军事上最重要的人。对于中共来说，此时最大的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而汤恩伯恰恰担负着防守长江的使命。如果汤恩伯能够投诚、能够倒戈，那对于中共来说是天大的好事，“百万雄师过大江”，就只是“过”而已，无须费一枪一弹了。但中共恐怕从未想过策反汤恩伯，中共会在北平策反傅作义，那首先因为傅作义是晋军出身，并非蒋介石嫡系，与蒋之间本就矛盾重重，所以有反蒋的可能性。而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心腹，汤恩伯一直视蒋介石为“恩公”。没错，蒋介石骂过汤恩伯，还有传说打过汤恩伯，但中共方面知道，这是“打是亲，骂是爱”。
所以，当陈仪主动提出策反汤恩伯时，中共方面反倒有点手足无措了。胡允恭说：
我到上海后，探听到汤恩伯的确实态度，遂决定不去见汤，并连夜回杭州，向陈仪说明事情发生了变化，请他从速采取措施以策安全。但陈表示怀疑，他说：“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就是我的儿子，志安坊的房子就是他送我的。这次我来浙江，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陈认为他们相交甚深，对此已不止谈过一次，汤如果不赞成，完全可以直接向他提出，不至于出卖他。陈仪甚至认为这消息可能是毛森的造谣[31] 。
毛森是军统特务头子。此时在汤恩伯手下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兼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中共方面一开始就觉得策反汤恩伯是一件危险的事，现在更感到情势危急。胡允恭连夜赶回杭州，就是提醒陈仪采取措施，防止被汤恩伯“出卖”。此时，心神不定、焦急惶恐的至少有三个人。陈仪因为得不到汤恩伯的确信而心神不定、焦急惶恐；汤恩伯因为不知如何处理此事而心神不定、焦急惶恐。而胡允恭也是心神不定、焦急惶恐的。这策反陈仪，几路人马做了许多工作，眼看大功告成了，陈仪非拉上汤恩伯不可，弄不好，要鸡飞蛋打、前功尽弃——后来果然是如此。
陈仪怎样意欲策动汤恩伯，汤恩伯又是在何种情形下向蒋介石告密，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整个事件扑朔迷离。胡允恭没有细说丁名楠到上海见汤的过程。丁名楠在《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一文中说，1949年1月27日清晨，陈仪令外甥丁名楠来见，交其一信，令其速赴沪见汤恩伯，在另一张不大的纸片上开列五条，分甲乙两部分，没有上下款，也不具名。汤后来将这张纸片交给了蒋介石，在审判陈仪时成为其投共的铁证，也因此纸片得以保存下来。丁名楠的记忆有文字上的出入，《陈仪全传》中有原件照片。纸片上文字如下：
甲：一、尽先释放政治犯。
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
乙：一、约定〇地区，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
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月内改编原有部队。
三、取消〇〇〇，给予相当职位。[32]
这纸片上的文字，是陈仪代汤恩伯拟就的向中共投诚的条件。甲项二条，是汤恩伯对中共的承诺；乙项三条，是汤恩伯对中共提出的要求，乙项第三条“取消”后面的三个圆圈，按丁名楠的解释，是指战犯名义，亦即要求取消汤恩伯的战犯“称号”，不将其作为“战犯”对待，并且还要安排“相当职位”。
丁名楠拿到陈仪给汤恩伯的信和这张纸片后，又按陈仪要求在楼下客厅与胡允恭相见。胡建议汤恩伯对中共的承诺中加上一条：“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对于中共来说，这一条才是最关键的。丁请示陈仪后，陈仪表示同意，但令丁名楠“口头上向汤提出”[33] 。这个细节其实颇堪玩味。不形诸笔墨、只用口头传达的内容，要么是不那么重要、可传达可不传达的意思，要么是特别重要、不宜落下把柄的东西。负责江防的汤恩伯主动对中共军队开放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这无疑是特别重要的内容。释放政治犯，虽然也是在挖国民党的墙脚，但毕竟是一种间接的、局部的“挖”，不会立即对国共战局产生影响，至于保护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就更不是很敏感很重要的事情了。而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那不是挖墙脚，那是直接拆墙，是向蒋介石的心窝直接捅刀子。丁名楠人还没走，纸片还在他手上，既然陈仪同意加上这中共最想要的一条，陈仪理应动笔加上，而之所以没有动用笔墨，我想，就因为这一条太敏感、太重要了，陈仪怕万一事泄，就毫无分辩余地了。后来人们在谈及陈仪在决定投共和策动汤恩伯投共时，总把其行为过程叙述得义无反顾，其实陈仪还是有所顾忌的。这倒并非说陈仪提防汤恩伯出卖，而是怕在其他环节出问题。后来在台湾的法庭上，陈仪还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果写上了“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这一条，陈仪就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了，蒋介石杀他也就杀得更理直气壮。
七
怀揣陈仪给汤恩伯的信和这张纸片，丁名楠从杭州出发到上海，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第二天傍晚，也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丁名楠按电话约定到了蒲石路汤恩伯家，“在传达室等了半小时，然后被领到楼下一间大厅里”。陈仪是汤恩伯的“恩师”“恩公”“义父”，丁名楠是陈仪的亲外甥，丁携陈仪亲笔信来见汤恩伯，汤按理不应让丁在传达室久等。让丁在传达室等半小时，应该说是很失礼的。这应该理解为是汤恩伯有意的冷遇，这冷遇直接是对丁名楠，间接是对陈仪。丁名楠说：“室内没有陈设，连桌子也没有，汤在那里单独同我见面。我说明来意后，把信及另纸开列的五条交给汤，口头上转达了开放长江渡口的要求。汤恩伯说，他左右蒋介石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并表示不日去杭州面谈。”[34] 客厅里连桌子都没有，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此时汤恩伯的“家”，连同眷属和什物，都已搬到台湾了。
丁名楠说，胡允恭也到了上海，但没有与他同行。这一点也能说明胡允恭有着高度的警觉性，有着对汤恩伯的深重的怀疑。胡允恭说：“我到上海后，探听到汤恩伯的确实态度，遂决定不去见汤，并连夜回杭州，向陈仪说明事情发生了变化，请他从速采取措施以策安全。”这一细节也很有意思。陈仪让胡允恭去见汤恩伯，胡允恭抱着见机行事的态度。如果真能直接成功策反汤恩伯，那当然好极了。但胡允恭显然不抱多大希望。不与丁名楠同行，也是怕万一丁中途出事，自己受牵连。胡允恭即便去见汤恩伯，也一定不会与丁名楠同去，他必须在丁名楠见过汤之后，才决定自己是否去见汤。丁名楠此番在上海住了两个晚上。大年三十晚丁见过汤之后，应该与胡允恭见过面。胡允恭所谓的“探听到汤恩伯的确实态度”，应该就是从丁名楠那里得知汤恩伯的思想状况的。让丁名楠在传达室久等，“家”已经搬到台湾，丁名楠或许并未太在意，但作为有着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中共党员，胡允恭却能从这些现象中感觉到汤恩伯不可能被策反。如果是先于丁名楠见汤前从其他渠道获悉汤的思想状况，胡允恭应该努力阻止丁名楠见汤。未能阻止丁名楠见汤，陈仪手书的甲乙条款已经落入汤恩伯之手，胡允恭感到了危险，于是在这大年三十晚上，再乘夜车赶回杭州，向陈仪“报警”。
虽然有胡允恭的郑重提醒，虽然丁名楠回来报告汤恩伯家眷已去台湾，陈仪仍然没有对汤恩伯产生丝毫警觉。陈仪在杭州焦急地等着汤恩伯来协商投共事宜，等了一星期仍不见人影，便命丁名楠再次赴沪见汤恩伯。陈仪又给汤恩伯写一信，信中内容有二。一是介绍胡允恭见汤恩伯，二是要汤恩伯委任丁名楠为秘书。汤恩伯要投共，与胡允恭相见是必需的，因为胡才能代表中共与汤谈判；让丁名楠以秘书身份留在汤身边，当然是为了联络的方便。这一次，陈仪又手书了八条意见，都是针对汤恩伯所属部队的：
一、军队宜紧缩。
二、待遇宜提高。
三、驻地宜规定。
四、军风纪严肃。
五、沪防御工事宜停止，已征集之材料酌量归还。
六、营房宜多建。
七、征兵宜减少或竟停征。
八、军事机关宜紧缩，事权须统一。[35]
这样地整顿部队，当然是为投共做准备。但这是汤恩伯的部队，是陈仪越俎代庖，替汤恩伯操心整顿部队以备投共事。陈仪做出这样的举动，说明在他心目中，汤恩伯投共已是定局，下面要做的是技术性工作了。尽管汤恩伯几十年间一直视陈仪为“恩师”“义父”，但此刻，位高权重的他，看到这种形同“手令”的字条，也有理由生出些许不快吧？在这次策动汤恩伯投共的过程中，陈仪倚老卖老之态表现得很充分，对居于如此高位、手握如此重兵的汤恩伯，似乎没有起码的尊重。这么大的事，陈仪就自说自话地替汤恩伯做主了，替汤恩伯筹划了，即便是亲生儿子，也会心生反感的。
当然，此时汤恩伯已经向蒋介石告密了，只不过陈仪还蒙在鼓里。丁名楠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后在汤宅与汤单独见面，他劈头就说事情太忙，未能去杭州，表示歉意。汤看信后，我介绍胡允恭的情况，他说欢迎胡先生来见，随时都可以，并同意委任我为秘书，又说委任状不久就能发下。我转述陈仪要他多住上海、少去南京的嘱咐。汤对我发了一通牢骚，抱怨解放区电台经常斥责他是战犯。”汤恩伯这回完全是在虚与委蛇了。但汤在丁名楠面前对中共斥责其为战犯表示不满，却不应该理解为随便说说。这其实是在为自己不能投共做辩解，只不过丁名楠此刻理解不了这层意思。
丁名楠此次在上海，住在志安坊汤恩伯送给陈仪住的房子里，等候被委任为秘书。这期间，胡允恭两度来见面。第二次来时，丁名楠告诉胡，警备司令部曾派人来看这里的房子，“事情很怪”。这样很怪的事足以引起中共地下党员胡允恭的高度警觉。胡允恭当即表示：“以后他不再来志安坊见面，接头地点另定。他没有告诉我他在上海的地址。”[36] 胡允恭当然不会让丁名楠知道自己在上海的住地。不能绝对相信任何人，这是胡允恭从事地下工作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