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使刘缵至魏，文成命李安世接之，安世善举止，缵叹曰“不有君子，岂能国乎？”（李安世传）
李谐、卢元明聘梁，梁武以萧撝词令可观，令受币于宾馆。（萧撝传）
梁使至魏，陆卬每接宴，即席赋诗，卬必先成，遂以敏速见美。（陆卬传）
刘孝仪聘魏，魏诏邢昕迎于境上。（邢昕传）
徐君房、庾信聘魏，名誉甚高，选接待者，皆一时之秀，卢元景之徒，皆降阶摄职，更递司宾。（祖珽传）
梁使至北齐，齐每令裴让摄主客郎接待之。（裴让之传）
陈使傅縡聘北齐，齐令薛道衡接对，縡赠诗五百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薛道衡传）
陈使贺彻、周濆相继聘隋，隋每令卢昌衡接待之。（卢昌衡传）
隋陆爽博学有口辨，每陈使至，文帝尝使爽迎劳。（陆爽传）
此又可见伴使者，亦必慎选也。
今按刘缵聘魏，指方山问接伴李安世曰“此山去燕然远近？”安世曰“亦石头之于番禺耳！”（李安世传） 魏李绘使梁，与梁人泛言氏族，袁狎自谓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绘曰“兄所出虽远，当共车千秋分一字耳！”（李绘传）
李业兴使梁，梁朱异问“洛中委粟山是南郊耶？”业兴曰“是圆邱，非南郊。”异曰“北间郊邱异地，是用郑义，此中用王义。”业兴曰“江左用王义，除禫应是二十五月，何以王俭丧礼仍用郑义二十七月？”（李业兴传）
梁徐陵使东魏，宴日甚暑，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带来。”陵曰“昔王肃至魏，为魏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陈书徐陵传） 此等犹不过以言语文学见长，无大关系。
若事涉朝政边事，而能以片言全国体折敌谋，则尤有足尚者。如：
魏太武南伐，宋太尉江夏王义恭、安北将军武陵王骏守彭城，太武使李孝伯至城下劳问曰“主上有诏，诏太尉、安北，可暂出相见。”宋张畅出对曰“有诏之言，何得称之于此？”孝伯曰“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何至杜门绝桥？”畅曰“二王以魏帝营垒未立，此间精甲十万，恐相凌践故耳。”孝伯曰“主将令行禁止，何待绝桥杜门？又何必以十万夸大？我亦有良马百万，可以此相矜乎？”孝伯应答如流，风容闲雅，畅甚相嗟赏。（魏书李孝伯传） 宋人亦称孝伯足辞辨；北土之美畅，随宜应答，音韵详雅，北人美之。（宋书张畅传）
刘缵使魏，市肆交易金玉甚贱，缵曰“当是山川所出。”李安世曰“我朝不贵金玉，故同于瓦砾耳！”缵初将大市，闻安世言，惭而罢。（李安世传） 齐高帝篡位，使车僧朗于魏，魏主问“齐王何故夺宋天下？”僧朗辨对甚明。（齐书车僧朗传）
魏文明太后崩，齐使裴昭明来吊，欲朝服行事，不肯丧服，魏成淹折之曰“玄冠不吊，童稚共闻。昔季孙将行，请遭丧之礼。何得以朝服行吊？”昭明言“我高帝崩，魏遣李彪来吊，不丧服。”淹曰“彪本请丧服以行，及至齐，齐已即吉，君臣皆鸣玉行庭，使臣何容衰服？今我皇方亲行丧服，岂得以此方比也？”昭明遂以丧服入。（成淹传）
及魏使李彪报谢，则入宴辞乐曰“我皇孝性自天，除缞后尚以素服从事，使臣不敢闻乐。”齐不能屈。（李彪传） 齐明帝废，海陵王自立，魏孝文来伐寿春，城中遣王庆远出与孝文语，遂退兵。（齐书萧遥昌传） 陈文帝弟安成王顼在梁，魏克江陵，随例迁长安，宇文泰欲归之，遣杜杲使陈道意，陈文帝大喜，即赂以黔中及鲁山郡。后杲送顼归陈，帝曰“家弟得归，实贵朝大惠，然不还鲁山，恐未能如此。”杲曰“安成在我朝，咸阳一布衣耳！然是陈之介弟，其贵岂止一城？我朝亲睦九族，推己及人，所以送归。今谓以土地易骨肉，何以闻之四方？”陈帝大惭曰“前言戏之耳！”后杲又使陈，宣帝谓曰“若欲合从图齐，当以樊、邓见与。”杲曰“合从图齐，岂惟敝邑之利？必须城镇，宜待得之于齐。今先索汉南，使臣不敢闻命。”宣帝甚敬之。（邢杲传）
此等使臣，实能为国家折冲樽俎之间，使邻国不敢轻视，真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又不徒以言语文学见长而已。宜是时南北皆以选使为重也。 后魏追谥之滥 有天下追尊其先世，礼也。然不过两三代，独后魏则无限制。
道武帝建国称帝，既追尊其始祖力微为神元皇帝。 自神元以下：沙漠汗曰文帝；悉鹿曰章帝；绰曰平帝；弗曰思帝；禄官曰昭帝；猗迤曰桓帝；猗卢曰穆帝；郁律曰太祖平文帝；贺曰惠帝；纥那曰炀帝；翳槐曰烈帝；什翼犍曰昭成帝，凡十三帝。
又从神元而上，追尊极远之祖：毛曰成帝；贷曰节帝；观曰庄帝；楼曰明帝；越曰安帝；推寅曰宣帝；利曰景帝；俟曰元帝；肆曰和帝；机曰定帝；盖曰僖帝；侩曰威帝；邻曰献帝；诘汾曰圣武帝，又共十四帝。
则不惟谥号遥加，并名讳亦出于追制，苟欲崇其祖先而至于滥亵已甚，此不经之甚者也！
按汉制：开国之君称祖，以下则俱称宗。
自曹魏始三代称祖，武帝称太祖，文帝称高祖，明帝称烈祖（明帝庙号乃生前所定，尤属不经，故孙盛讥之。）
晋亦三代称祖，司马懿追称高祖，昭追称太祖，武帝称世祖。
慕容氏亦三代称祖，廆追称高祖，皝追称太祖，隽僭号称烈祖。
姚秦亦三代称祖，弋仲追称始祖，苌称太祖，兴称高祖。
至元魏则更有两太祖，道武既追尊平文帝为太祖，及道武崩，其庙号又称太祖，此列朝所未见也。其后太武帝称世祖，献文帝称显祖，孝文帝称高祖。
北齐则高欢追称高祖，文宣帝称显祖，武成帝称世祖，亦三代称祖。
周宇文泰追称太祖，武帝称高祖。南朝则宋武帝称高祖，文帝称太祖，孝武帝称世祖，亦三代称祖。
齐高帝称太祖，武帝称世祖。梁武帝称高祖，元帝称世祖。陈武帝称高祖，文帝称世祖。
祖以功，宗以德，原非必一祖之外，不得再称祖。然亦须揆其功而祖之。创业中兴，有大功于世，祖之可也。如魏明帝、宋文帝、孝武帝、后魏献文帝、北齐武成帝诸君，不过蒙业继体，在位仅数年，无功可纪，乃亦以祖为庙号，僭伪之朝，苟为崇奉，固不可为法也。
保太后
礼记曾子问篇：子游问曰“丧慈母如母，礼欤？”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鲁昭公少丧母，有慈母良，及死，公欲丧之，有司以为非礼，公乃以练冠丧慈母。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然但练冠以居，而孔子已以为非礼。
按慈母亦有不同。或子幼母死，父命妾长育之者，父卒而遭此妾之丧，尚有三年之服，以重父命也。若但父使之保抱，则不过保母而已。
晋书顾和传：成帝以保母周氏有保育之劳，欲假以名号，和奏谓“古无此例。惟汉灵帝以乳母赵娆为平氏君，此末世之私恩，非先王之令典。”乃止。是古未有崇奉保母之制也。
乃后魏自道武创例立太子则先杀其母，以防母后预政。自是遂著为令。而帝即位，皆无太后，于是转奉保母为太后。 太武帝保母窦氏，本以夫家坐事没入宫，明元帝命为太武保母。太武既立，尊为保太后，后又尊为皇太后。太后登崞山，谓左右曰“吾母养帝躬，死必不为贱鬼。然于先朝无位次，不可违礼从葬园陵。此山之土，可以终托。”故殁后遂葬崞山，从其志也。
文成帝乳母常氏亦有劬劳之功，文成即位，尊为保太后，再进为皇太后。是时文成妃李氏生献文，后将立献文为太子，常太后依故事令李氏条记在南兄弟，付托其宗兄洪之，痛哭而死。以保母而能主宫闱之政，赐死太子之母，则当日之尊，竟同皇太后可知也。
文成帝又极尊奉封太后之兄英为辽西王、弟喜带方公、三妹皆县君、妹夫皆公侯，又追赠太后祖为公、父为王、母为王太妃，可谓滥矣！ 亲母则必赐死，保母转极尊崇，魏法之矫枉过正，莫不善于此。
异姓封王之滥自后魏始
太武帝即位，封：长孙嵩－北平王；奚斤－宜城王；长孙翰－平阳王；叔孙建－丹阳王；司马楚之－琅玡王；杜超－阳平王；穆寿－宜都王；长孙道生－上党王；楼伏连－广陵王，自是功臣无有不王者。 文成帝封周忸－乐陵王，杜遗、闾若文、刘尼、杜元宝、源贺、闾武皮、常英、闾毗、闾纥、尉眷、乙恽、李峻俱进爵为王。又封陆丽为平原王，丽乞以让父，帝曰“吾岂不能以二王封卿父子也？”乃封其父俟－东平王。后丽之子睿事献文帝，又封东郡王。一门之内，遂有三王。 献文帝又封慕容白曜－济南王；韩颓－襄城王。
孝文帝亦封陈建－魏郡王；苟颓－河东王；王睿－中山王；张祐－新平王。太和十六年，始诏“诸远族非太祖子孙及异姓封王者，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其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惟长孙道生以大功特不降。”自是名器稍重。
至北齐武成帝时又极猥亵，奄人邓长容、韩宝业、卢勒叉、齐绍、秦子征、陈德信俱封王。
后主纬时，庶姓封王者尤多：穆提婆－城阳郡王；高阿那肱－淮阳郡王；韩长鸾－昌黎郡王，皆幸臣也。张景仁以侍书封王，传谓“仓颉以来，八体进爵，一人而已。”
秦书有八体：大篆、小篆、刻符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北史谓“张景仁出自寒微，本无识见，诣国学摹石经，侍天子笔砚，坐致通显，不思其本，自许贵游。自仓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
又有仓头陈山提、盖丰乐、刘郁斤、赵道德、刘桃枝、梅胜郎、辛洛、周高、舍盛，至武平时皆封王，其不及武平者，亦追赠王爵。齐书谓“诸仓头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后主时，已是先朝勋旧，故致此叨窃。”又有乐人曹僧奴及其子妙达，以能弹琵琶，亦封王。 此外官阶，更不可数，计：开府千余、仪同无数。诸贵宠追赠祖父，岁一进官，位极而止。马及鹰犬皆有郡君、仪同之号，如：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之类，甚至斗鸡亦号开府。官爵之滥，至此极矣！故当时受之者不以为荣，且反有以为辱者。阳休之为中书监，封燕郡王，谓人曰“我非奴，何忽有此授？”可见人之贱之，至不齿于人列也。荒乱之朝，何所不至？固不可以常理论矣！
后魏以铸像卜休咎
北史魏后妃传序云“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否则，不得立也。”
道武帝妃慕容氏有宠，帝令后铸金人，成，乃立为后，后薨，
又宠刘氏，以铸金不成，不登后位。
明元帝妃姚氏铸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礼之如后，薨，遂赠为后，加谥焉。
然非特立后用此法也，
尔朱荣以明帝崩，将有所立，乃以铜铸孝文及咸阳王禧等五王之子孙像，成者当立为主，惟庄帝独就，乃迎立之。
及河阴之役，荣欲僭位，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乃止。
齐高洋欲僭位，群臣皆意以为不可，铸像卜之，一写而成，遂决意僭号。
盖当时国俗然也。（魏书、北齐书及北史） 按晋书载记“冉闵遣常炜使于慕容隽，隽使封裕问之曰‘闻闵铸金为己像，坏而不成，何得言有天命？’炜言‘此事非实。’”此又在元魏之前，则不始于魏矣。盖本北俗故事，至拓跋而益尚之也。
后魏百官无禄
后魏未有官禄之制。
其廉者贫苦异常。 如高允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府中惟盐菜，常令诸子采樵自给是也。（允传）
否则，必取给于富豪。
如崔宽镇陕，与豪宗盗魁相交结，莫不感其意气，时官无禄，力惟取给于人，宽以善于结纳，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宽传）
文成帝诏“诸刺史每因调发，逼人假贷，大商富贾，要时射利，上下通同，分以润屋，自今一切禁绝，犯者，十疋以上皆死。”
明元帝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赀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 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 至孝文帝太和八年，始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久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今宜班禄，罢诸商人以简人事，户增调绢二疋、谷二斛九升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疋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疋者，死。俸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后以军兴用不足，又诏“百官禄四分减一，以充军用。”
至明帝时，于忠当国，欲结人心，乃悉复所减之数。此魏制官俸之大概也。
按文成诏中所谓“商贾邀利，刺史分润”，孝文诏中所谓“罢诸商人，以简人事”，盖是时官未有禄，惟藉商贾取利而抽分之，至见于诏书，则陋例已习为常矣！崔宽并交结盗魁为受纳之地，既取利于商贾，自并及于盗贼，亦事之所必至也。上下交征如此，何以立国哉！
后魏刑杀太过
后魏起北方，专以刑杀为政令。
自猗卢为代王，即严刑峻法，诸部人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举部戮之。或有宗室相携，悉赴死所，或问何往？曰“当就诛戮。”其威严如此。
道武帝以秦王觚使于燕为所害，及克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挫杀之。其讨刘卫辰，收其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戮死。末年，每朝臣至前，追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以颜色动变；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词失措，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道武时，尝有神巫谓帝“当有暴祸，惟灭清河，杀万人，乃可免。”帝乃灭清河一郡。尝手自杀人，欲其数满万，或乘辇手剑击担辇者脑，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数十。有爱妾名万人，与帝子清河王绍私通，惧事发，乃弑帝，临死始悟“清河、万人”之谶，在此二人也。）
太武虽诏“有司按律令，务求厥中。”然如崔浩之诛，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亲党，尽夷其族，甚至僮吏亦夷五族，同修史者亦族诛。（浩传）史臣谓“太武果于刑戮，后多悔之。”则亦仍其祖父旧法也。至孝文帝始诏“一人为恶，殃及合门，朕所不忍，自今非谋反大逆及外奔者，罪止其身。”寻又诏“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门；门诛者止其身。”于是刑戮稍减。然自先世以来，冤死者已不可数计矣！ 按猗卢为其子六修所弑，道武为其子绍所弑，及身之报已属显然。其后亡国时，北齐文宣帝问元韶“光武何故中兴？”韶曰“为王莽诛诸刘不尽。”
文宣乃诛诸元、哲、景、武等二十五家，男子无少长皆斩，所杀三千人，余十九家并禁之，韶亦入地牢，绝食啖衣袖而死。
寻又大诛元氏，壮者斩东市，婴儿投于空中，以槊承之，悉投尸漳水，剖鱼者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
文宣尝令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鸢以飞，最远者免死，元黄头独能至紫阶，宜得免矣，仍付御史狱饿死。凡昭成以下并无遗焉。然则元魏之后竟无遗种，实好杀之报也。 高允曰“皋陶至德也，其后英、蓼先亡，刘、项之际，英布黥而王，经世虽久，犹有刑之余衅，况凡人乎？”后周宇文氏之后为隋所诛杀殆尽，史臣亦谓“渚宫制胜，阖城孥戮，茹茹归命，尽种诛夷，周祚不永，或由于此。”是则天道之报施，固有昭然不爽者也。
舜有天下，举皋陶为大理（职掌刑法），正平天下罪恶。禹立，举皋陶而授以政，皋陶先卒，乃封其后于英、六。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功冠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僇。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媢生患，竟以灭国！”
按族诛之法，本起于秦。
汉高祖入关，所谓父老苦秦苛法，“诽谤者，族”是也。 后汉书杨终疏亦言“秦政酷烈，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张晏曰“父母妻子兄弟也。”）
是族诛本秦酷政，汉高约法三章，则已除之，然韩、彭之诛，皆夷三族；购季布，敢匿者罪三族；捕贯高等，敢有随者罪三族。是仍未尝除也。
故崔寔政论，谓“高祖使萧何定律，有夷三族之令，至文帝始除之。”杨终疏所谓“文帝至仁，除去收孥”是也。
然文帝虽除，而其后如李陵、王温舒等仍坐罪族诛。则此刑故在。
至魏晋之际，益惨酷无人理。
司马懿诛曹爽支党，皆夷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爽传）
王凌之妹为郭淮妻，凌被诛，淮五子向淮叩头流血，淮不能忍，乃致书懿免之。（淮传） 毌邱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兄顗乞其命，乃诏离婚，而荀氏所生女已嫁刘子元，亦当坐死，以怀妊在狱，荀氏乞为婢，以赎女命。（按荀氏之女，则俭孙女也，而亦不免，是诛及四族矣！司马氏之酷如此。）程威乃上议曰“已出之女，父母有罪，既须追刑；夫党见诛，又须从戮，是一人之身，内外受辟。男不得罪于他族，女独婴祸于二门，事属不均。请在室者从父母之诛，出嫁者从夫家之罚。”乃改此制。（晋书刑法志）
其后解结被戮，其女适裴氏者，明日当嫁而祸起，裴氏欲认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为？”亦坐死。夫以将嫁而夫家来认之，即可不死，则已稍轻于毌邱俭之案矣！
然一人有罪，害及无辜，秦汉以来，以此法枉杀者，不知凡几？又况后魏之诛及五族耶！
尔雅“内宗曰族，妻则曰党。”是古所谓族者，专指宗姓而言。故孔安国称尚书九族，谓“自高祖至元孙”，即丧服小记所云“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也。后世乃误以父母妻为三族，以致滥杀益多。顾宁人谓“始于（晋）杜预以外祖父母、从母子及妻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当之。”然汉书张晏三族注，谓“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注则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则此误不自杜预始矣。今按司马氏之诛曹爽、王凌、毌邱俭，虽极惨毒，然尚止于姑姊妹及女子之适人者，至魏太武之诛崔浩并及于卢氏、郭氏、柳氏，皆夷其族，则于本族之外，延及于母党、妻党、出嫁之女党，安知非如淳、杜预之注之遗害耶？故落笔不可不慎也。
魏以奄人为外吏
后魏多以奄人为外吏。杨范传，谓“灵太后临朝。中官贵者皆许以方岳，故宦寺多为外吏。”
今考魏书，不自灵太后始也。盖魏时籍没之制甚严，凡官吏有罪者，一经籍没，则妇女入掖廷，男子小者即为奄寺，故其中往往有士人子孙，知义理有才具者。
如仇洛齐，其祖本殿中侍御史，洛齐在太武时为奄人，因绫罗户不属，守宰多隐漏，乃奏请悉归郡县。后出为冀州刺史，有能名。 王瑀先世晋豫州刺史，瑀被刑入宫，历事数朝，志在公正，出为冀州刺史，年老致事，孝文时随迁洛，以家贫特蒙赐帛。
赵黑先世本晋平远将军，黑没为奄人，官选部尚书，能自谨厉，当官任举，颇能得人。献文欲传位京兆王子推，黑愿以死奉太子，孝文以是得立。后出为定州刺史，克己清俭，忧济公私，有欲行赂者，黑曰“高官厚禄，足以自给，敢卖公营私耶？”孝文闻之，特赐绢谷。
孙小父本姚秦护军，守城殉节，小没入宫刑，后出为并州刺史，州内四郡百余人诣阙颂其政化。后迁冀州刺史，清约自守，当时牧伯无能及。 他如抱嶷以忠谨被擢，后因老疾乞外禄，乃出为泾州刺史，自以故老前宦，为政多守法。
王质解书学，出为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风化粗行，察奸纠慝，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
此皆在灵太后之前。而阉寺为吏，亦有能勤于其官者。
自灵太后后，杨范为白水太守，王温为钜鹿太守、瀛州刺史，然皆无可称。盖亦视朝政之盛衰为贤否，朝政肃则刑余为吏亦能砥节奉公；朝政弛则士大夫亦多贪纵，况此辈乎？（俱见魏书奄官传）
魏孝文迁洛
魏孝文帝以国俗沿上世之陋，欲迁洛以变旧风，恐大臣不欲，乃发京师步骑百余万南伐，至洛阳，帝戎服执鞭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曰“今者之举，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伐，便当都洛。”乃议迁移之计。
次年，至平城宫部分迁留，又临太极殿，喻在代诸臣迁移之略。（本纪）时旧臣多不欲行，帝先与彭城王澄议之，谓“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兴文，须光宅中原。”澄力赞之，乃决。（澄传）
帝又谓元赞等曰“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弟博见多智耳！若永居恒北，卿等子弟，不免面墙也。”（面墙而立，一无所见也）。
又尝问于烈，迁留孰便？烈对曰“圣略深远，非愚管所及，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中半耳！”帝曰“卿不鸣异同，朕深感不言之益。”
时穆泰、陆睿以畏迁谋反，泰欲推阳平王赜为主，事败赐死。（泰传） 迁洛后，太子恂守金墉，畏河南暑热，召牧马欲轻骑奔代，元徽勒门阻之，乃止。帝遂废恂为庶人，寻亦赐死。（恂传）
帝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或不可革；三十以下，见在朝之人，语音不许仍旧，违者免所居官。” 又诏革衣服之制。尝出行，见妇女仍夹领小袖，乃责咸阳王禧等。（禧传）
又诏“迁洛人死者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皆为洛阳人。 又诏改国姓为元氏。（本纪）
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
其先道武帝遣贺狄干至秦，为姚兴所留，因在长安读书，通尚书、论语，举止似儒者。后归，道武见其类中国人，遂杀之（贺狄干传）
明元帝时，或言“国家当迁都邺。”崔浩曰“非计也！今居北方，若山东有事，则轻骑南出，谁知多少？百姓望而远服，此国家威制四夷之长策。若南徙，则种人不满诸州之地，参居榛林之下，不服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则声实俱损矣！”（崔浩传）
此又开国君臣之深识远虑也。
顾宁人言“中国风俗多有不如外藩者。”
辽史言“契丹生计，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乳汁），以为衣食，狃习劳事，不见纷华，故家给人足，戎备完整。”
金史，世宗曰“女真旧俗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皆出自然。”乃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乃长久之计也。” 金史食货志亦谓“金中叶以后，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又惩宋宽柔，用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专用其所短。迄金之末，国用易竭，民心易离，实由于此。”
作法不慎，变法以救其弊，只益甚焉，此又操化权者，所当加意也。
魏孝文帝文学 古今帝王以才学著者，曹魏父子、萧梁父子为最，然皆生自中土，绩学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岁即登帝位，此岂有师儒之训，执经请业，如经生家所为？乃其聪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论者。
史称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诏册皆帝文也，余文章尚百余篇。史论亦谓帝钦明稽古，焕乎其有文章。谥之以经天纬地，信不虚也。
今就各列传所散见者撮叙之：
帝宴宗室于皇信堂，命任城王澄为七言连韵诗，帝往复极欢乃罢。（澄传）
帝征悬瓠赐宴，与从臣联句，帝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郑懿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郑道昭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帝乃命邢峦总集叙记。（郑道昭传）
冯熙造寺于北邙山，贾元素作碑文，帝游寺见之，称为佳作。熙卒，帝亲为作志铭。（冯熙传） 帝以冯诞为司徒，亲为制三让表并启，将拜，又代为谢章。诞卒，又亲为碑文及挽歌，皆穷美尽哀。（冯诞传） 又常游幸息大松下，谓彭城王勰曰“汝可作诗，比至吾间令就也。”勰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未至帝所已成。
帝又尝御清徽堂，与群臣讲丧服，李彪曰“古未有人君亲讲丧礼，臣得亲承音问，千载一时。”（勰传）
刘昶出镇彭城，帝赐以御集，曰“虽则不文，然欲罢不能，故以相示，聊为一笑。”（勰、昶二传）
崔挺至行在，帝谓曰“别卿以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今当给卿副本。”（挺传） 可见帝深于文学，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讳者，虽亦才人习气，然聪睿固不可及已。其急于迁洛，欲变国俗而习华风，盖发于性灵而不自止也。
· ◎ 卷十五 魏齐周隋书并北史
北朝经学
六朝人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盖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被，士皆以通经绩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虽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 大概元魏时经学以徐遵明为大宗，周、隋间以刘炫、刘焯为大宗。
按北史儒林传，
遵明讲郑康成所著易，以传卢景裕、崔瑾，是遵明深于易也； 尚书之业，遵明所通者郑注之今文，后以授李周仁等，是遵明深于尚书也；
三礼并出遵明之门，传李铉、祖隽、熊安生，是遵明深于礼也；
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乃晋永嘉旧本，遵明读之，手撰春秋义章三十卷，河北诸儒能通服氏春秋者，并出徐生之门，是遵明又深于春秋也。
至隋，刘焯于贾、王、马、郑章句多所是非，著有五经述议行世。与刘炫齐名，时称二刘。 炫尤博学多识，韦世康问其所能，炫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在朝知名之士七十余，皆谓炫所陈不谬，是炫之深于诸经也。 其时治经者，各有师承。
如李铉从李周仁受毛诗；刘子猛受礼记；房虬受周官、仪礼；鲜于灵馥受左氏春秋，又受业徐遵明者五年。
杨汪受礼于沉重；受汉书于刘臻。 刘焯亦受诗于刘轨思；受左氏传于郭懋；问礼于熊安生，又以刘智海家多坟籍，就之读十年。
此可见诸儒师资有自，非同后世稗耳贩目之学也。
其业既成，则各有所著以开后学。 如刘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谷梁音、韦昭国语音各一卷。卫冀隆精服氏左传，难杜预春秋六十三事。贾思同又驳冀隆乖错者十余条。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曰“驳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刘献之撰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毛诗序义一卷。李铉撰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及三传异同、周易义例，合三十余卷。沉重著周礼义三十一卷、仪礼义三十五卷、礼记义三十卷、毛诗义二十八卷、丧服经义五卷、周礼音、仪礼音各一卷、礼记音、毛诗音各二卷。樊深撰孝经、丧服问各一卷、七经异同三卷。熊安生撰周礼、礼记义疏各三十卷。乐逊著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十余篇，又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刘炫著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三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鲁世达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三卷。张仲撰春秋义略，异于杜氏者七十余事，及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三卷。
此又可见当时治经者，各有心得，笔之于书，非如后世记问掇拾之学也。 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
梁越通经，道武帝命授诸皇子经，官上大夫。
卢丑当太武帝监国时，入授经，后以师傅恩，赐爵济阴公。
张伟当太武时，以通经官中书侍郎。 张灵晖通经，南阳王绰奏以为王师，官三品。 孝文帝尤重儒学，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刘芳、李彪诸人皆以经书进用。
董微通经，宣武帝征入璇华宫，为诸王师。
此元魏之崇尚经学也。
李铉、邢峙皆以通经，齐文宣帝诏授太子经。
冯敬德博学，武成帝为后主择师，命为侍讲。其子元熙，又以孝经授纬太子。 此高齐虽荒乱，亦尚知以经术训子也。
周武帝以沉重经学，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熊安生在齐精三礼，周武帝灭齐，安生遽令扫门，家人怪之，安生曰“周帝崇儒重道，必来见我。”已而果至。
乐逊通经，节闵帝命为小师氏，自谯王俭以下，并束修行弟子礼。
此宇文周之崇尚经学也。
下至僭伪诸国，亦有重儒术者：
姚兴时，耆儒姜龛、淳于岐等，经明行修，教授长安，诸生皆自远而至，兴每引龛等讲论道艺。胡辨讲授洛阳，关中诸生赴之者，兴敕关尉勿稽其出入。于是学者咸劝，儒风振焉。 刘延明深于经学，凉武昭王以为儒林祭酒，及沮渠蒙逊平酒泉，亦躬往致礼，至牧犍又尊为国师，亲自致拜焉。蒙逊平酒泉时，又以宋繇博通经籍，特擢之曰“不喜克李氏，喜得宋繇耳。”蒙逊又以阚骃通经，甚重之，常令在左右访以政事，牧犍待之愈重。又程骏有文学，牧犍擢为东宫侍讲。（皆见晋书载记） 可见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术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
南朝经学
南朝经学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为重，故习业益少。统计数朝，惟萧齐之初及梁武四十余年间，儒学稍盛。
齐书刘瓛传，谓“晋尚玄言，宋尚文章，故经学不纯，齐高帝少为诸生，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建武以后，则日渐衰废。”
梁书姚察论曰“崔伏、何严等遭梁之崇儒重道，皆至高官，稽古之力，诸儒亲遇之。”
陈书儒林传序，亦谓“梁武开五馆，建国学，置博士，以五经教授，帝每临幸，亲自试胄，故极一时之盛。陈初，未遑劝课，间有以经学名者，亦皆梁之遗儒”云。
益可见经学之盛衰，总由于上之轻重也。
今并叙南朝经学诸儒所著述于此：
伏曼容著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论语义。何佟之著礼义百余篇。严植之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贺玚著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其子革亦通三礼，又兼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崔灵恩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孔子祛著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皇侃撰论语义十卷。何允著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王元规著春秋发题辞及义记十一卷、续经典大义十四卷、孝经义二卷、左传音三卷、礼记音三卷。张讥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顾越著丧服、毛诗、孝经等义疏四十卷。沈不害著五礼仪一百卷。
而宋怀方、戚衮并自魏入梁，以名其家。怀方自魏携仪礼、礼记疏，秘惜不传，临死谓家人曰“戚衮若来，以此付之，否则殉葬。”戚衮在梁亦著三礼义记，遭乱亡失，惟礼记义四十卷行于世。其时自北来者，崔君恩、宋怀方、戚衮外，尚有孙祥、蒋显等，并讲学而音辞鄙拙，惟卢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是可见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诸儒崇习经学，而北人之深于经者，亦闻风而来，此南朝经学之极盛也。 后魏多家庭之变
穆帝为其子六修所弑，昭成帝为其子实君所弑，道武帝为其子清河王绍所弑，太武帝为中常侍宗爱所弑，献文帝为其母文明太后所害，孝明帝亦为其母胡太后所害。统计后魏诸帝不得令终者凡六人，而祸皆出于家庭之间，盖刚戾性成，其俗固然也。
齐诸帝皆早生子
魏道武帝十五岁生明元帝，景穆太子十三岁生文成帝，文成十五岁生献文帝，献文十三岁生孝文帝。北齐后主纬十四岁生子恒，纬弟俨被诛时，年十四，已有遗腹子四人。按高澄年十二，尚魏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盖魏齐之间，皇子皆早娶，故生子亦早。
魏诸帝多幼年即位
魏道武帝年六岁即位，太武帝十六岁即位，文成帝十三岁即位，献文帝十一岁即位，孝文帝五岁即位，宣武帝十七岁即位，孝明帝六岁即位。
元魏时人多以神将为名
北朝时人多有以神将为名者。魏北地王世子名钟葵。元叉本名夜叉，其弟罗本名罗刹。孝文时又有奄人高菩萨。尔朱荣子一名叉罗，一名文殊。
梁萧渊藻小名迦叶。隋时汉王谅反，其将有乔钟葵。隋末有贼帅宋金刚。唐武后时岭南讨击使上二阉儿，一曰金刚，一曰力士，即高力士也。 财婚
魏齐之时，婚嫁多以财币相尚。盖其始高门与卑族为婚，利其所有，财贿纷遗。其后遂成风俗，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恬不为怪也。魏文成帝尝诏曰“贵族之门多不奉法，或贪利财贿，无所选择，令贵不分贱，亏损人伦，何以示后？”此可见财婚由来久矣！
封述传：述为子娶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及将成礼，犹竞悬违。述忽取所供像，对士元打碎为誓，士元笑曰“封翁何处常得此应急像？须誓便用。”述又为次子娶卢庄女，述诉府云“送骒乃嫌脚跛，评田则云咸薄，铜器又嫌古废。”皆为财聘以致纷纭，可以见是时习尚也。
高门士女
北齐书：郭琼以罪死，其子妇范阳卢道虞女也，没官。齐神武以赐陈元康为妻，元康地寒，时人以为殊赏。（元康传）
孙搴为神武所宠，赐妻韦氏，既士人女，兼有色貌，时人荣之。（搴传）
魏太常刘芳女，中书郎崔肇师女，其夫家皆坐事，齐文宣并以赐魏收为妻，人比之贾充，置左右夫人。（收传） 魏齐斗秤
汉书匈奴传：严尤谏王莽伐匈奴曰“调兵出塞，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晋书傅元传：魏初课田功，白田收十余斛，水田收至数十斛。宋书刘传：每二万人，岁食米四十八万斛。此非古人所食之多，田之所收者广也。乃古之斗斛小耳。
又晋挚虞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尺为准。是古时尺度亦短。 其大斗、长尺及重秤，则起于魏、齐、周、隋之间。孔颖达正义：“魏齐斗秤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枰于古三而为一。”顾宁人所谓“古今斗尺权量之一大变局也。”
然即以魏而论，其制亦先后不同。
魏初斗秤亦大，自孝文帝迁洛后，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本纪）是斗秤全以古制为准，并无所谓以二为一也。 孝文之后，又日渐加增。按张普惠传：孝明帝时，尚书欲复绵麻之征，普惠疏曰“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本以爱民，而军国需绵麻之用，故绢上加税绵八两，布上加税麻十五斤，其时百姓免长尺大斗重枰之苦，故乐于供输。其后尺渐长阔，而绵麻又征，以致百姓嗟怨。自后大臣不知去其幅广度长及秤重斗大，而特免绵麻之征，以苟悦天下之心，所谓悦之不以其道也。”
然则魏斗秤自孝文改从周制后，仍未久而变。颖达所谓二而为一者，盖宣武、孝明时已变之制也。
余见陔余丛考。 假官
后魏孝静帝时，吏部令史张永和、崔阔等伪假人官事觉，纠检首者六万余人。（本纪）此荒乱之朝，吏弊官邪，固无足怪。
至隋文帝以综核为政，宜无敢有作伪者矣！乃有向道力者，伪作高平郡守将之官，薛胄遇诸途，疑之，使主簿按问：“有徐俱罗者，先为海陵郡守，已为道力所代，秩满而公私未悟。”俱罗亦曰“道力已代我一任，使君岂容疑之？”胄不听，遽收道力，道力果引服。（薛胄传）
郡守非卑秩，任满非暂时，乃作伪而莫之悟，亦可见法网之疏矣！然亦有不可信者，彼既为伪守，则真守何在？岂肯听人之假冒数年而不出理者？恐作史者之謏闻也。
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两间王气流转不常，有时厚集其力于一处，则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气亦各有所聚。
晋之亡，则刘裕生于京口，萧道成、萧衍生于武进之南兰陵，陈霸先生于吴兴，其地皆在数百里内。
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鲜卑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肱生泰，是为周文帝。杨坚五世祖元素，家于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祯，祯生忠，忠生坚，是为隋文帝。李渊三世祖熙，家于武川，熙生天赐，天赐生虎，虎生昺，昺生渊，是为唐高祖。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
北齐以厮役为县令
后魏光宅（建都）中原，颇以吏治为意。如明元帝神瑞元年，诏“使者巡行诸州，阅守令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二年，又诏“刺史守令惰逋今年租调者，罚出家财以充，不得征发于民。”太武帝行幸中山，免守宰贪污者数十人。神麚元年，以天下守宰多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太延三年，又诏“天下吏民得告守令之不法者。”是皆能整饬官吏，不至猥滥。及其末造，国乱政淆，权移于下，遂至宰县者多厮役，士流皆耻为之。
入北齐，其风更甚。仆射元文遥深见其弊，奏“县令乃治民之官，请革其选。”于是密令搜扬贵游子弟，发敕用之，犹恐其披诉，乃召集神武门外，令赵郡王睿宣旨唱名，厚加慰谕遣之，士人为县自此始。（元文遥传）自是李仲举、卢昌衡等八人，以门资并见征用。仲举为修武令，人号曰宽明；昌衡为平恩令，人号曰恩明，时称卢李之政。（李仲举传）以亲民之官而寄之厮役，衰乱之朝，何事蔑有？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