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此，则中使监军有害无利，昭然可见。此犹是临战时用以监察，尚有说也。其寻常无事时，各藩镇亦必有中使监军。如陆长源死，监军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刘全谅入汴以靖其乱。（长源传）王承宗死，诸将请王承元主留务，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当与议。”监军以众意赞之，承元乃受。（承元传）是亦未尝无靖难解纷之益。然其中贤者百不一，而恃势生事之徒，踵相接也。在河朔诸镇者，既不能制其叛乱，徒为之请封、请袭；而在中州各镇者，则肆暴作威，或侵挠事权，或诬构罪戾。姚南仲帅郑、滑，为监军薛盈珍诬奏。有裨将曹文洽不平，杀其奏事者，而自刎以明南仲之枉。南仲入朝，德宗曰“盈珍扰军政邪？”南仲曰“如盈珍者，在在有之，虽羊、杜复生，不能治军理人也。”（南仲传）洪州监军诬奏刺史李位谋逆，追赴京，付仗内讯，赖薛存诚力请付外，始得白。（存诚传）杨於陵帅岭南，为监军许遂振诬奏，宪宗即令贬於陵官，赖裴谏，始改吏部侍郎。（传）此牵掣藩臣之弊也。监军王定远有德于节度使李说，军政皆专决，将吏悉自补授，以田宏代彭令茵，令茵不伏，定远即斩之，埋尸马粪中，家人请尸不得，说奏之，定远抽刀刺说，说走而免。（说传）刘承偕监泽潞军，侮节度使刘悟，三军愤噪，欲杀承偕，悟救而免。穆宗问裴度“何以处之？”度奏“惟有斩承偕耳。”（度传）此激变军士之弊也。严绶在太原，军政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后入朝，适赐食廊下，有中使马江朝来赐樱桃，绶在镇时，曾识江朝，至是不觉屈膝。（绶传）可见监军之积威肆横，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因记宦官掌兵承旨之祸，而并及出使、监军二事，亦前代得失之林也。
唐宦官多闽广人
唐时诸道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如高力士，本高州冯盎之后，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之。后吐突承璀及杨复光皆闽人，时号闽为中官区薮。咸通中，杜宣猷为闽中观察使，每岁时，遣吏致祭其先，时号为敕使墓户。（宣猷传）
唐节度使之祸
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恶者有都督，后以其权重，改置十道按察使。开元中或加采访、观察、处置、黜陟等号，此文官之统州郡者也。
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则设大总管；无事时镇守边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犹第统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 至开元中，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故节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
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朝，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力不能制，则含羞忍耻，因而抚之，姑息愈甚，方镇愈骄。
其始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镇，其后淄、青、淮、蔡无不据地倔强，甚至同华逼近京邑，（同华节度使辖同州、华州，地处京兆之右）而周智光以之反。泽潞亦连畿甸，而卢从史、刘稹等以之叛。
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 自宋以文臣知州事，历代因之，遂无复弱干强枝之患。宋太祖及赵普之计虑深矣。而议者徒谓宋之弱由此，是但知御侮力薄不足以自强，而不知消患于未萌，苟非外有强敌，内有流寇，则民得安耕牧，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隐然之功，何可轻议也！ 方镇兵出境即仰度支供馈
诸方镇各擅土地，赋税足以养军，乃朝廷用之讨叛，则一出本境，即须朝廷给以衣粮，此国力所以困于用兵也。
讨王廷凑时，诸镇兵十五万才出境，即仰度支，乃置南北供军院，由度支转运，往往多为贼所截，不得至院。（廷凑传）
讨李同捷时，诸军在野，朝廷特置供军粮料使，日费寖多，诸帅每有小捷，辄张其数以邀赏，实欲困朝廷而缓贼也。缯帛征马，赐之无算。（同捷传）
刘总出军讨王承宗，取其武强县，遂持两端，以利朝廷赏赐。（承宗传）
其实心为国者，惟李鄘以淮南兵二千讨李师道，粮饷未尝仰给于有司。（鄘传）王智兴之讨李同捷，亦自备五月粮。（智兴传）朝廷皆特褒之。
伐叛讨逆，国家固不可惜费，而如唐之骄藩镇，则国力为之敝，而贼势亦益以张。
故讨李师道时，魏博田宏正请自黎阳渡河，裴度以为不可，曰“黎阳渡河，既离本界，便至滑州，徒仰度支供馈，不如且在河北养威，俟霜降后，于扬刘渡河，即可直抵郓州贼境也。（度传）
讨刘稹时，李德裕亦奏言“向来朝廷伐叛，兵才出界，便费度支供饷，故逗挠以困国力，或密与贼通，取一县一栅，以为胜捷，所以师出无功。今当令王元逵、何宏敬只取州，勿取县。”未几，果平贼。（德裕传）此亦伐谋之术也。
方镇骄兵
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今就新旧书各传观之：
刘元佐传：汴军自李忠臣以来，士卒骄甚，至元佐益厚赏赐，故百姓重困。其后杀大帅，肆抄劫，皆狃于利而然也。
李质传：汴军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屈。
郗士美传：泽潞自卢从史以来，日具三百人膳，以食牙兵。
王式传：徐州自王智兴召募凶豪之卒二千，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后渐骄，节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镇徐州，与之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饫以酒食。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諠噪，动谋逐帅。温璋来为节度，士卒素闻其严，皆忧疑，璋开诚抚谕，终不释，给以酒食，未尝沥口，不期月，遂逐璋。适王式以义成忠武军破浙东贼仇甫而归，上即以式来镇徐。徐卒颇惧，居三日，式劳两镇兵使还，既擐甲执兵，即令围骄卒，尽杀之，凡三千余人。由是凶徒尽殄。
又温造传：兴元军杀节度使李绛，诏造为节度使，途遇征蜀兵回，造谕以自从，至则大宴，问兴元军杀绛状，即令征蜀兵尽杀之，凡八百余人，以百级祭绛，三十级祭死事官，余投之汉江。
盖骄之极，至于肆无忌惮，则亦不得不草剃而禽狝之矣。
然主帅有能以正自持，亦有不恃杀戮而能靖之者。李质为汴军兵马使，以日给二千人食为多费，会新帅韩充将至，质曰“若俟韩公至，顿去二千人食，人情必怨。”乃停日膳而迎充。郗士美以泽潞日给牙兵三百人食为非法，曰“兵卫牙职也，安得广费！”遂罢之，而二军亦未有敢鼓噪者，此又在乎主将之足以服人也。
盗杀宰相有二事
唐代盗杀宰相有二事。一元和十年，盗杀武元衡，刺裴度，伤而免。一开成三年，盗射伤李石，以马逸得脱。
按元和中，朝廷讨吴元济，而王承宗请赦之，使人白事中书，颇不恭，元衡叱去。未几，元衡早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尽，贼乘暗呼曰“灭烛。”射元衡，中肩，又击其左股，徒御格斗，不胜，皆骇走，遂害元衡，批颅骨持去。逻司传噪“盗杀宰相”，连十余里，达朝堂，未知主名。少顷，马逸归，乃审知。（元衡传）裴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复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疮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持贼，连呼甚急，贼断义手而逸，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度传）是日，宪宗骇悼，罢朝哀恸，诏金吾府县大索，或传言曰“无搜贼，穷必乱。”又投书于道曰“毋急我，我先杀汝。”许孟容言于帝曰“国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为朝廷辱。”帝乃下诏“能得贼者，赏钱千万，授五品官。积钱东、西市，以募告者。”于是神策将王士则、王士平等捕得张宴等十八人，言为承宗所遣者，皆斩之。（元衡传）时王承宗、李师道皆遣人在京窃发，断陵庙之戟，焚刍稿之积。未几，东都防御使吕元膺执李师道留邸，贼门察、訾嘉珍自言始谋杀元衡者，会宴先发，故籍以告师道，而窃其赏。帝令密诛之。（元膺传）而李师道传则谓：察、嘉珍即害元衡者，后田宏正诛，李师道阅其簿书，果有赏杀元衡之款。（张宏靖传）此元和中事也。
文宗遭甘露之变，宰相王涯等皆为宦官仇士良所杀，遂以李石为相。石持正立朝不少贬，朝廷赖之。石居亲仁里，将曙入朝，盗发于尚父郭子仪宅，引弓追及，矢才及肤，马逸而回，盗已伏坊门，断石马尾，石竟以马逸，得还私第。上闻骇愕，是日京师大恐，常参官入朝者，九人而已。已而知仇士良遣人所为也，帝亦知之，而无可如何。石遂乞罢相去。此开成中事也。而开成之贼终不得。 盖元和系藩镇遣人窃发，故神策将士得捕诛之，开成则宦者所为，而神策军即宦官所掌，故不能得贼也。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论 安禄山之变，唐臣贵如宰相陈希烈，亲如驸马张，皆甘心从贼，腼颜为之臣，此即处以极刑，岂得为过？乃广平王收东京后，希烈等数百人押赴长安。崔器定仪注，陷贼官皆露头跣足，抚膺顿首于含元殿前，令扈从官视之，并概请诛死。李岘争之，谓“非维新之典，伪官内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概处极法，恐乖仁恕，况残寇未平，尚多陷贼者，若尽行诛，是益坚其从贼之心。”乃议六等定罪。（器、岘等传）旧书谓“岘此奏全活无算。”新书亦谓“因此衣冠更生，贼亦不能使人归怨天子，皆岘力也。”是皆以器为过当，岘为持平。
六等定罪：定罪为六等，时肃宗方用刑名，公卿但唯唯署名而已。于是河南尹达奚珣等三十九人，以为罪重，与众共弃。珣等十一人，于子城西伏诛，达奚珣、韦恒乃至腰斩。陈希烈、张、郭纳、独孤朗等七人，于大理寺狱赐自尽。达奚挚、张岯、李有孚、刘子英、冉大华二十一人，于京兆府门决重杖死。大理卿张均引至独柳树下刑人处，免死配流合浦郡。
案是时萧华自贼中归奏云“仕贼官有为安庆绪驱至河北者，闻广平王宣恩命释放，皆相顾悔恨，及闻崔器议刑太重，众心又摇。”（器传）李勉亦奏肃宗曰“元恶未除，点污者众，皆欲澡心归化，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盗也。”由是全活者众。盖当日时势，或有不得不从轻典者，然一时权宜，用以离携贼党则可，若竟以岘所奏为正论则非也。
堂堂大一统之朝，食禄受官，一旦贼至，即甘心从贼，此而不诛，国法安在？乃当时无不是李岘而非崔器，何也？
又如代宗崩，遗诏“吏民三日释服。”常衮以为“吏者，府史之类，固当与庶民同例。至朝臣则宜以二十七日为准。”崔祐甫谓“吏即指官僚而言，百官皆当三日除服。”夫大行甫殡，遏密方深，虽有遗诏，臣子何忍遽行即吉？常衮之议，自是正论。而当时又无不是祐甫而非常衮者。
盖自六朝以来，君臣之大义不明，其视贪生利己、背国忘君已为常事。有唐虽统一区宇已百余年，而见闻习尚犹未尽改。颜常山、卢中丞、张睢阳辈，激于义愤者，不一一数也！至宋以后，始知以忠义为重，虽力所不及者，犹勉以赴之，岂非正学昌明之效哉！
间架除陌宫市五坊小使之病民
德宗初用杨炎为相，定两税之法，天下受其利。 初唐制租庸调法，自开元以来，不为版籍，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又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边将讳不以闻，故贯籍不除。王为户口使，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案旧籍积三十年，责其租庸，民遂大困。至德后，天下兵起，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百姓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为奸。富人丁多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托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天下尽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杨炎乃请为两税法，凡百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民，秋夏两入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四年为准，而均收之。天下果便之。（炎传）是帝颇能用人理财，稍纾民患矣。 乃后因用兵河南北，月费百余万缗。听卢杞、赵赞等计，守商贾本钱过千万者，贷其余以济军，军罢取偿于官。乃令京兆暴责大搜，疑占列不尽，则笞掠之，人自经者相望，然仅得八十万。又质库及储粟者，四贷其一，亦仅至二百万，而市已皆闭肆。于是设间架、除陌之令（按间架法即今之房屋税，除陌法即今之营业税），屋二架为间，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执筹入室计之，隐不尽者，二架即抵罪，告者以钱五万赏之。其公私贸易，旧法率千钱算二十，乃请加至五十，主侩注所售入其算，其自相市者，令自言，有隐不尽，率千钱没二万，告者以万钱赏之。由是主侩得操其权，告讦纷起。上所入不得半，而恨诽之声满天下。及泾师乱，呼于市曰“不夺尔商人僦质矣，不税尔间架除陌矣。”于是帝奔奉天，长安失守，李晟收京，始归宫阙。是亦可稍鉴前车以求民莫。 乃又用裴延龄、李实等，横征百出。延龄诡言“左藏干隐二千万，请置别库为羡余（赋税之盈余），以充天子私费。”乃大搜市廛，夺所入进献以实其言，逮捕匠徒，迫胁就功，号曰“敕索”，弗酬其直，名曰“和雇”，弗与之庸。（延龄传）李实为京兆尹，暴敛苛索，民不聊生，优人成辅端戏作诽语曰“秦地山河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谓民皆卖田屋以输赋也。实奏劾，以贱工谤国，杀之。（实传）此朝官之以掊克为事也。
又听宦官主宫市（按宫市即皇家采购），置数十百人，阅物廛左，谓之“白望”，无诏文验核，但称宫市，则莫敢谁何！大率与直，十不偿一。又邀阍闼所奉及脚直（送货进宫之搬运费），至有重荷趋肆而徒返者。有民卖一驴薪，宦人以数尺帛易之，又取它费，且驱驴入官，民愿纳薪，辞帛而去，不许，民恚曰“惟有死耳！”遂击宦者，有司执之以闻，帝黜宦者，赐民帛十匹，然宫市不废也。谏臣交章论，皆不纳。京兆吴凑奏“宫中所须，责臣可办，不必差宫使。”亦不报。会张建封入朝言之，始稍戢。（建封、凑传）
且不特此也，又听宦官纵五坊小使肆毒于外，（五坊：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为皇家狩猎队。）每岁秋案，鹰犬于畿甸，所至邀索供馈，小不如意，至张罗网于民家门及井，不令出入、汲井水，曰“惊我供奉鸟雀！”又群聚于酒食家，肆饮啖，将去，留蛇一箧，诫之曰“吾以此蛇供鸟雀，可善饲之，无使饥渴。”主人重赂之，乃肯携蛇去。（裴度传）鄠县令崔发闻门外喧斗声，吏白“五坊小使击百姓”，发命吏捕之，时已昏黑，天子闻之怒，收发系狱。御楼之日，囚发鸡竿下，有内官五十余人持杖殴发，破面折齿。诏囚皆释，而发不放，李渤具疏极论之。（渤传）
德宗非甚暗，乃纵其下虐民至此，盖由于天资好利而喜昵小人，其流毒遂至于此也。
豪宴 大历二年，郭子仪入朝，代宗诏赐（软）脚局（设宴款待远归之人，今称接风、洗尘。出有赐，曰饯路，返有劳，曰软脚。）宰臣元载、王缙，仆射裴冕、第五琦、黎干等，各出钱三十万，宴于子仪之第。时田神功亦朝觐在京，并请置宴，于是鱼朝恩及子仪、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于席者，百人一宴，费至十万贯。（子仪传）亦可见是时将相之侈也。 名父之子多败德
房、杜为唐一代名臣，而玄龄子遗爱、如晦子荷皆以谋反诛。上官仪赞高宗废武后事不成被诛，而其孙女婉儿没入宫，附武后为所宠，又助韦后为逆。狄仁杰子景晖，官魏州，以贪暴为民所恶，并毁仁杰生祠。宋璟直声震天下，而其子浑等流荡无行，为物议所薄。李泌为贤相，而其子繁乃党于裴延龄，阳城劾延龄，属繁书疏稿，繁即默识以告延龄，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
惟李义府附武后，而其子湛乃与张柬之等诛张易之兄弟，可谓能干蛊者。（幼学琼林袓孙父子类：“盖父愆名为干蛊。”子贤而掩父母之过。） 李世绩将死，谓其弟弼曰“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子如有操行不伦者，急即打杀，然后奏闻。”其望子保家之心，可谓切矣。然世绩附武后以固位保门户，而其子敬业起兵讨武后被族，虽不能保家，亦可谓能雪先人之耻者。
李绩子孙
李绩子孙，旧书本传谓“绩子敬业起兵讨武后，既败死，坐夷族，而其子孙有逃入吐蕃者。贞元中，有蕃将徐舍人掠延州，谓僧延素曰‘我本英公五代孙也，遭武后之变，吾祖举义不成，子孙流落，如此三世矣。虽代居职任，而思本之心未尝忘。’”是世绩子孙无复有在中国者。然卫次公传“次公为兵部侍郎，故英公李绩、大理卿徐有功之孙皆有累不得调次，公曰‘子之祖勋在王室，宁限常格乎？’即优补之。”是绩之后人仍有仕于唐者。
安禄山执送京师之事
张九龄传：范阳节度张守圭以裨将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执送京师，请行朝典。九龄判云“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圭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龄奏禄山面有反相，请因罪诛之。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是禄山以罪送京，实有其事。
然考张守圭传，并无其事。（新旧书皆同）禄山传亦但云：禄山败当斩，禄山呼曰“公不欲灭两蕃耶？奈何杀壮士！”守圭遂宥之。后以其捉生多获，拔为裨将，并养之为子。（新旧书亦同）是亦无执送京师之事也。
是时大将生杀在手，欲杀则杀，既不杀而宥之，何又送京请行朝典？疑此乃传闻之讹，非实事也。
然禄山反后，玄宗在蜀，思九龄之先见，下诏褒赠，诏词有云“先觉合于蓍策”即指此事也。又刘禹锡贬逐在外，以逐臣不得与善地之例，系九龄为相时所奏，故追怨之，谓“曲江能识胡雏有反相，足为名臣，然迄无后，岂非建言禁锢逐臣之报耶？”是禄山送京当斩被赦，又系当时共见共闻之实事矣。
睢阳殉节尚有姚訚
睢阳之难，张巡、许远固千古共知，其次则南霁云、雷万春尚在人口，而不知殉难者，尚有姚訚也。 訚本姚崇之从孙，与巡、远同守，据旧书本纪云：尹子奇陷睢，害张巡、姚訚、许远。是訚尚叙在远之上。新书本纪亦云：安庆绪陷睢阳，太守许远、张巡、郓州刺史姚訚、左金吾卫将军南霁云皆死之。是本纪皆有訚也。即新旧书巡传内亦称：与訚同被执见杀。远传内又称：与訚同守经年。巡、远传后又皆有訚传：未死之前，诏拜巡御史中丞，远侍御史，訚吏部郎中。既死之后，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訚潞州大都督。是三人者同守城、同殉难、同加官、同赠恤，无一不同。而今但传巡、远二人，訚则莫有举其姓氏者，岂所谓幸、不幸耶？
案巡、远并传，本始于韩愈，而新书巡、远传末谓：睢阳人至今祠享，号双庙云。则称巡、远为双忠，而不及訚者，自唐已然。或守城之功稍逊故耶？然既同死于守城，而身后名迥异，未免向隅，故特表而出之。 案巡遣南、雷二将败贼宁陵时，尚有别将二十五人：石承平、李辞、陆元镇、朱圭、宋若虚、杨振威、耿庆、马日升、张维清、廉坦、张重、孙景趋、赵连城、王森、乔绍俊、张恭默、祝忠、李嘉隐、翟良辅、孙廷皎、冯颜（见新书巡传，余四人失其名），后皆死巡之难。则巡死时，同被戮之三十六人中，石承平等亦皆在内。今既尚有姓名在巡传，则巡远庙内应增祀訚在正位，又增祀石承平等在从祀班也。
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
张士衡从刘轨思授毛诗、周礼，又从熊安生、刘焯受礼记，皆精究大义。当时受其业者，推贾公彦。（士衡传）公彦撰周礼义疏五十卷、仪礼义疏四十卷。公彦子大隐亦传其业。又有李元植从公彦授礼学，撰三礼音义行于世。（公彦传）王恭精三礼，别为义证，甚精博。盖文懿、文达皆当世大儒，每讲必遍举先儒义，而畅恭所说。（孔颖达传）王元感尝撰礼记绳愆，徐坚、刘知几等深叹赏之。（元感传）王方庆尤精三礼，学者有所咨质，必究其微，门人次为杂礼答问。（方庆传）他如褚无量、韦逌（ㄧㄡˊ）、高仲舒、唐休璟、苏安恒皆精三礼，见各本传。
今诸儒论著见于新旧书者，如王方庆、张齐贤论每月皆告朔之说。（旧方庆传、新齐贤传）王元感三年之丧以二十七月，张柬之以二十五月，一本郑康成说，一本王肃说也。（旧柬之传，新元感传）史元灿议禘祫三年、五年之别。（韦绦传）（说文解字：祫，大合祭先祖亲疏远近也。周礼曰：三岁一祫。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朱子奢议七庙、九庙之制。（子奢传）韦万石、沈伯仪、元万顷、范履冰等议郊丘明堂之配。（沈伯仪传）皆各有据依，不同剿说。 其据以论列时政者，如卢履冰、元行冲论父在为母三年服之非。彭景直论陵庙日祭之非。康子元驳许敬宗先燔柴而后祭之非。黎干驳归崇敬请以景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绍、蒋钦绪、褚无量驳祝钦明皇后助祭郊天之非。陈贞符论隐、章怀、懿德、节愍四太子庙四时祭享之非。皆见于各本传。 李淳风辨太微之神不可为天，见萧德言传。韦述议堂姨舅不宜服，见韦绦传。无不援引该博，证辨确切，可为千百世之准。
其后元行冲奉诏用魏征类礼列于经，与诸儒作疏，成五十篇，将立之学官，为张说所阻，行冲又著论辨之。大历中尚有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茞以礼名其家学。
此可见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而非徒以炫博也。
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
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该传）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恺传）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臻传）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
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干注汉书，解释详明，承干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邱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师古传）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暐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敬播传）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传）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姚传）又顾允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允传）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善传）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方庆传）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处俊传）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炎传）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
至梁昭明太子文选之学，亦自萧该撰音义始。入唐则曹宪撰文选音义，最为世所重，江淮间为选学者悉本之。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行。淹、罗各撰文选音义行世。善撰文选注解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选者，以善本为定。杜甫诗亦有熟精文选理之句，盖此固词学之祖也。
唐古文不始于韩柳
新书文苑传序“唐兴百余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摩挲品尝，比喻深入的体会）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为一代法，此其极也。”是宋景文谓唐之古文由韩愈倡始。其实不然。 案旧书韩愈传“大历、贞元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举进士，投文公卿间，故相郑余庆为之延誉，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西汉之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生面：新境）又如陆宣公奏议，虽亦不脱骈偶之习，而指切事情，纤微毕到，其气又浑灏流转，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也，岂可以骈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开风气者矣。
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
贞观时，斗米三钱。（魏征传）
玄宗东封泰山之岁，东郡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本纪）
自安史之乱，兵役不息，田土荒芜，兼有摊户之弊，如李渤疏所言“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百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千户，由于均摊逃户。十家之内，五家逃亡，即令未逃之五家均摊其税。如石投井，不到底不止。”（渤传）是以逃亡愈多，耕种愈少。 代宗永泰元年，京师米斗一千四百。（本纪）畿甸挼穗，以供宫厨。（刘晏传）至麦熟后，市有醉人，已诧为祥瑞，较贞观、开元时，几至数十百倍。读史者于此，可以观世变也。 至如攻战之地，城围粮绝，尤有不可以常理论者。鲁炅守南阳，贼将武令珣、田承嗣等攻之累月，米斗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一鼠值四百。（炅传）安庆绪被围于相州，斗米钱七万。（庆绪传）黄巢据长安，百姓遁入山砦，累年废耕耘，贼坐守空城，谷价涌贵，斗米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民，卖于贼为食，一人直数十万。（巢传）杨行密围扬州，城中草根、木实、皮囊、革带俱尽，外军掠人来卖，人五十千。张雄有军粮，相约交市，金一斤、通犀带一条，得米五升。（高骈传）
长安地气
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
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间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
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瑞。自后河朔三镇，名虽属唐，仅同化外羁縻，不复能臂指相使。盖东北之气将兴，西方之气已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故虽不为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气渐衰而未竭，故虽不能制东北，尚不为东北所制，而无如气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于是玄宗避禄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陕州之行；德宗避泾师，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卼臲不安，和气之消耗渐散。迨僖宗走成都、走兴元、走凤翔，昭宗走莎城、走华州，又被劫于凤翔，被迁于洛，而长安自此夷为郡县矣。
当长安夷为郡县之时，契丹安巴坚已起于辽，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真消息，特以气虽东北趋，而尚未尽结，故仅有幽、蓟而不能统一中原。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梁为之迤逦潜引，如堪舆家所谓过峡者。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
今就唐书所载开、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耗之处，撮而叙之，可以验地气之变也。
唐人诗所咏长安都会之繁盛、宫阙之壮丽，以及韦曲莺花、曲江亭馆、广运潭之奇宝异锦、华清宫之香车宝马，至天宝而极矣！
安禄山兵陷长安，宫殿未损，收京时战于香积寺，贼将张通儒守长安，闻败即遁，未暇焚剽，（惟太庙久为贼所焚，故肃宗入京，作九庙神主，告享于长乐殿）都会之雄丽如故也。
代宗时，吐蕃所燔，惟衢弄庐舍，而宫殿仍旧。
朱泚之乱，李晟收京时，诸将请先拔外城，然后北清宫阙，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嚣，非计也。贼兵皆在苑中，自苑击之，贼走不暇，则宫阙保安。”乃自光泰门入，泚果遁去。远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则并坊市亦无恙矣。故晟表有云“钟不惊，庙貌如故。”盖地运尚有百余年，故不至一旦尽埽也。
黄巢之乱，九衢三内，宫室尚宛然，自诸道勤王兵破贼后入城，争货相攻，纵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内惟含元殿独存。此外惟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僖宗在蜀，诏京兆尹王徽修复，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请帝还，其表有云“初议修崇，未全壮丽。”则非复旧时景象可知也。
及昭宗时，因王重荣、李克用沙苑之战，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并火宫城，仅刈存昭阳、蓬莱二宫。还京后，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贞之逼奔华州，岐军入京，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王徽葺构之功，至是又埽地而尽。于是长安王气衰歇无余矣。（见李晟、王徽、田令孜及黄巢等传）
黄巢李自成 流贼有适相肖者。
黄巢初从王仙芝为盗，仙芝被戮，巢始为盗魁。李自成亦先从高迎祥为盗，迎祥被擒，自成始为盗魁。相似一也。
巢以草贼起事，陷京师，据宫阙，僭号改元。自成亦以草贼起事，陷京师，据宫阙，僭号改元。相似二也。
巢未入京以前，其锋不可当，入京僭位后，逆运已满，未几，遂一败涂地。自成自襄、陕向京，凶威亦无敌，入京僭位后，逆运亦满，未几，亦一败涂地。相似三也。
巢因民谣有“逢儒则肉师必覆”之语，遂戒军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称儒者辄舍之。至福州杀人如麻，过校书郎董朴家，令曰“此儒者。”乃灭火弗焚。自成所用牛金星，乃举人不第者，每肆毒于进士官，而戒军中勿害举人，至河南，贼将误杀一县令，或告曰“此举人也。”群骇而去。其相似四也。
巢入长安，令唐官三品以上并停，四品以下俱复旧任。自成入京，亦令三品以上并停，四品以下仍旧。其相似五也。岂贼中有人知巢之故事而相仿之耶？
又巢败奔狼虎谷，为林言所斩，事见唐书及通鉴，而小说家谓巢实未死，后为僧于嵩、洛间，自题其像，有“铁衣著尽著僧衣”之句。自成窜九宫山，为村民击死，事见明史，而论者谓其部兵尚有数十万，何至毙于村民之手？遂亦有传其为僧于武当者。此二贼先后事迹何适相肖也！
· ◎ 卷二十一 五代史
薛居正五代史
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其五代史者乃后人总括之名也。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监修者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为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见宋史及晁公武读书志、玉海所引中兴书目）皆本各朝实录为稿本。此官修之史也。
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没后，熙宁五年，诏求其书刊行。（见宋史）
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止用欧史，于是薛史渐湮。惟前明永乐大典多载其遗文，然已割裂淆乱，非薛史篇第之旧。恭逢我皇上开四库馆，命诸臣就永乐大典中甄录排纂，其缺逸者，则采宋人书中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于是薛史复为完书，仍得列于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数。今覆而案之，虽文笔迥不逮欧史，然事实较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以四、五百年久晦之书，一旦复出，俾考古者得参互核订，所以嘉惠后学，诚非浅鲜也。
薛史全采各朝实录
五代虽乱离，而各朝俱有实录。
梁贞明中，诏李琪、张衮却、殷象、冯锡嘉修太祖实录，共成三十卷。寻以事多漏略，又诏敬翔补缉，翔乃别成三十卷，名曰“大梁编遗录”，与实录并行。（见薛史李琪及敬翔传）此梁祖实录，贞明中所成也。（其庶人友圭及末帝实录，则周时补修，说见后。）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诏卢质、何瓒、韩彦晖纂修武皇以上及庄宗实录，瓒奏“张昭有史才，（即张昭远，后单名昭，宋史有传）尝私撰同光实录，又欲撰三祖志，并藏唐昭宗赐武皇制诏九十余，请以昭为修撰，并其所撰送史馆。”从之。昭以懿献及武皇不践帝位，乃为纪年录二十卷、庄宗实录三十卷上之，（见薛史唐纪及五代会要、宋史张昭传）此唐武皇以上载纪及庄宗实录，乃天成中所成也。（薛史李愚传：明宗时愚监修国史，与诸儒修创业功臣传三十卷。又李之仪集，记：赵凤修庄宗实录，不载何挺劾刘煦疏，煦德之。是实录并有诸臣列传，不特朝廷政事也。）
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实录，次年，监修国史姚顗、史官张昭、李祥、吴承范等修成三十卷上之。（见薛史唐纪及吴承范传、宋史张昭传）此明宗实录，清泰中所成也。（其闵帝、废帝实录，则周广顺中补修，说见后。）
晋在汉前，而晋祖实录反成在后。后周广顺元年七月，史官贾纬等以所撰晋高祖实录三十卷、少帝实录二十卷上之。此晋二帝实录，皆周广顺中所成也。
汉乾祐二年二月，诏左谏议大夫贾纬等修高祖实录，是年十月，监修国史苏逢吉、史官贾纬等修成二十卷上之。（见汉纪）此汉祖实录，乾祐中所成也。（其隐帝实录，亦周显德中补修，说见后。） 周显德三年，诏兵部尚书张昭纂修太祖实录，五年，昭等修成二十卷上之。六年，世宗崩，王溥请修世宗实录，以扈蒙、张澹、王格、董淳为纂修官。（见周纪及宋史王溥传）此周太祖实录，皆显德中所成。而世宗实录亦是时所修也。
其梁庶人友圭及末帝等实录，亦皆周代所修。显德三年，诏张昭补修梁末帝及唐清泰帝两朝实录，昭奏“本朝太祖历试之事在汉隐帝时，请先修隐帝实录，以全太祖之事。又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圭弑逆，数月未有纪录，请仿宋书元凶劭之例，书为元凶友圭。唐清泰帝前，尚有闵帝在位四月，亦未有编纪，并请修闵帝实录，其清泰帝请书为废帝。”从之。（见周纪及五代会要、宋史张昭传）此梁庶人友圭及末帝、唐闵帝、废帝、汉隐帝实录，皆周显德中所补修也。
可见五代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故一年之内，即能告成。今案其纪载，不惟可见其采取实录之迹，而各朝实录之书法，亦并可概见焉。
薛史书法回护处 梁太祖纪：
朱瑄、朱瑾救汴，后帝（即朱温）以其有力于己，厚礼而归之。瑄、瑾以帝军士勇悍，悬金帛诱之，军士利其赀，赴之者众，帝乃移檄让之，瑾等来使不逊，乃命朱珍侵曹伐濮。案通鉴考异及五代史补：朱温常患兵力不足，敬翔说“令麾下士诈为叛逃，即奏于唐帝，并告四邻，以追叛为名，可以拓地广众。”温大喜，从之。是兖郓本无诱兵之事，特温托词以为兵端也。而薛史云云，是真谓瑄、瑾以诱兵启衅矣。欧史则直书宣（欧史瑄作宣）、瑾助汴，已破秦宗权东归，王（朱温时已封王）移檄兖郓，诬其诱汴亡卒，乃发兵攻之。
天祐元年七月，帝发东都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内，遗制以辉王柷为嗣。十月，帝至洛阳，临于梓宫，只见于嗣君。案李彦威（即朱友恭）、氏叔琮等传：温既迁唐昭宗于洛阴，遣敬翔至洛，令彦威、叔琮行弑，以龙武兵夜入叩宫奏事，夫人裴正一开门，问“奏事何得以兵入？”牙官史太杀之，直趋椒兰殿，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剑逐而弑之。是昭宗之被弑，实温使彦威等行事也。而薛史云温在河中，昭宗遇弑于大内。一若昭宗之弑，无与于温者。下又云温至洛，临于梓宫，只见于嗣君。一似能曲尽臣节者。欧史则直书温遣朱友恭、氏叔琮、蒋元晖等行弑，昭宗崩。
二年十一月，天子（唐昭宣帝，亦称哀帝）命帝（朱温）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帝为魏王，兼备九锡之命，帝让相国、魏王、九锡。案孔循传：唐哀帝封温魏王备九锡，拒不受，蒋元晖、柳灿驰谓温曰“自古革易之际，必先建国，备九锡，然后禅位。”温曰“我不由九锡作天子可乎？”是温急于篡国，非让殊礼也。而薛史云云，则似温真能辞让矣。欧史则云温怒不受。 是岁唐昭宣帝卜祀天于南郊，温怒，以为蒋元晖等欲延唐祚，昭宣帝惧，遂改卜郊。薛史不书。 又是岁，温遣人告蒋元晖私侍何太后，遂杀元晖，弑太后。薛史亦不书。
昭宣帝禅位后，梁封为济阴王。开平二年正月弑之。薛史亦不书。
乾化二年，温为其子友圭所弑。薛史亦不书，但书友圭葬太祖于伊阙，号宣陵。
唐明宗纪：
帝奉庄宗命讨赵在礼，至邺城，夜有军士张破败等鼓噪逼营曰“城中兵何罪？直畏死耳！今已与城中约，欲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帝力拒之，乱兵益擐甲露刃，环帝左右，安重诲、霍彦威蹑帝足，请诡许之，因为乱兵拥入城，夕乃得出。帝欲归藩上章，图再举，重诲等谓“元行钦已弃甲而去，（行钦亦以兵攻邺，闻兵变，别拔营去）不知其所奏如何，正当赴阙自陈以杜谗口。”帝从之。至相州，获官马二千匹。元行钦已以蜚语入奏。及至汴，有姚彦温来投，谓“主上已惑行钦之言，事势已离，不可再合。”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庄宗寻为郭从谦所弑，帝急入洛，时魏王继岌征蜀未还，帝谓朱守殷曰“公善巡抚以待魏王，吾奉大行梓宫，礼毕即归藩矣！”而群臣上笺劝进至再三，请监国，帝始从之。据此，则明宗遇军变后，率兵向京师，并无反心，只欲自诉，迨庄宗被弑，犹欲俟其子继岌至而奉之，可谓纯臣也。然考当日情事，有不尽然者。明宗性本淳实，兵变之初，固不肯因以为利，即兵变后，欲归藩待罪，欲上章申理，亦属实情。然是时惟有只身归朝，庶明心迹，而明宗武夫，岂能知此？方外怵于元行钦之奏其反，内惑于石敬瑭、安重诲等之劝其反，势当骑虎难下之时，不得不为挺鹿走险之计。（左传“鹿死不择音，挺而走险，急何能择？”）则当其率兵而南，固已变计决反，非真欲面诉于庄宗之前也。天下岂有欲自诉不反，而转举兵向阙者？本纪所云赴阙自陈，可不辨而知其饰说也？且是时甫一举足，反形已露。康义诚曰“今从众则有归，守节则将死。”明宗纳其言。（义诚传）非决计反，则何以纳其言也？郑琮在营中，安重诲欲征四方兵，琮历数诸道屯兵之数，附口传檄，相次而至。（琮传）王晏球率兵戍瓦桥关，明宗招之，即以兵来会。（晏球传）非决计反，则何以征诸道兵也？至相州，即掠官马以益军矣；至河上，则劫上供船绢帛以犒军矣。既先以三百骑付敬瑭，使速入汴。（石晋传）又养子从珂自横水率兵与王建立倍道驰至，由是军声大振。（废帝传）其抗逆之迹已不待言。而本纪犹谓其入汴、入洛，犹怀退让。盖当时实录，例有隐讳，修史者但照本抄录，不复改订耳。欧史则书军变后，嗣源入于魏，与在礼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将三百骑为先锋，嗣源至钜鹿，掠马三千以益军。是明著其反逆之迹，可谓直笔。而其先本无欲反之意，则于石晋纪及霍彦威传内见之。是又不没其初念，以见其仓卒被逼，不同于郭威之自澶州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