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华歆奉曹操令，入宫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牵后出，遂将后下暴室，暴崩。而歆传绝不载。
刘放、孙资在中书，久掌机密，夏侯献、曹肇等恶之，指殿中鸡栖树曰“此亦久矣，其复能几？”此犹出于忌者之口。至蒋济为魏名臣，而疏言“左右之人，未必贤于大臣。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恭慎不敢外交，而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而向之。”是可见放、资二人之窃弄威福矣！其后乘明帝临危，请以司马懿辅政，遂至权移祚易，故当时无不病二人之奸邪误国。晋书荀勖传“论者以勖倾国害时，为孙资、刘放之亚。”可知二人之名，至晋时犹为世所诟詈也。而寿作二人合传，极言其“身在近密，每因群臣谏诤，多扶赞其义，并时陈损益，不专导谀言。”是直以放、资为正人，与当时物议，大相反也！盖二人虽不忠于魏而有功于晋，晋人德之，故寿为作佳传。
是不惟于本纪多所讳，并列传中亦多所讳矣！
三国志书事得实处
三国志虽多回护，而其翦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
袁弘汉纪“曹操薨，子丕袭位，有汉帝命嗣丞相魏王一诏。”寿志无之。
献帝传“禅代时有李伏、刘廙、许芝等劝进表十一道。丕下令固辞，亦十余道。”寿志亦尽删之，惟存九锡文一篇、禅位策一通而已。故寿书比宋、齐、梁、陈诸书，较为简净。
董卓之乱，曹操尚未辅政，故魏纪内不能详叙，而其事又不可不记，则于卓传内详之。此叙事善于位置也。
至甄后之死，本纪虽不言其暴亡，而后传中尚明言“文帝践阼，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失志，出怨言，帝怒，遂赐死。”是虽讳之于纪，犹载之于传也。 郭后之死，汉晋春秋谓“文帝宠郭而赐甄死，即命郭母养其子明帝，明帝知之。即位后，数向郭后问母死状，后曰‘先帝自杀，何责问我？’帝怒，遂逼杀之，使如甄后故事以敛。”魏略则谓“甄临殁，以明帝托李夫人。及郭太后崩，李夫人始说甄被谮惨死，不得大敛之状。帝哀感流涕，令殡郭太后，一如甄法。”由前之说，则郭被明帝逼死也。由后之说，则郭死后，明帝始知旧事而以恶殡也。案明帝即位，郭为皇太后，凡九年始崩，若明帝欲报怨，岂至如许之久？则逼杀之说，当是讹传。或死后因李夫人之言，而敛不以礼；或生前明帝虽恨之，而以先帝所立，犹崇以虚名，徙之许昌，而未尝逼杀也。魏自文帝已都洛阳，明帝更大营洛阳宫室，何以帝居洛阳而太后居许？此可见当日情事矣！寿志于明帝纪书“皇太后崩”，郭后传亦但云“太后崩于许昌，葬首阳陵西。”绝不见其被害之迹。盖甄之赐死系实事，故传书之；郭之逼杀系讹传，故传不书。亦足见记事之慎也。而以“崩于许昌”四字，略见其不在宫闱，此又作史之微意也。
正元二年，毌邱俭反，世语谓“司马师奉天子征俭，俭既破，天子先归。”裴松之遍考诸书，惟诸葛诞反时，司马昭挟太后及常道乡公征之，故诏有云“今宜太后与朕，暂临戎也。”征毌邱俭时，则常道乡公并未亲行。寿志但云“司马景王征俭，斩其首。”而不言帝亲征，亦见其考订之核也。
鱼豢魏略谓“刘备在小沛，生子禅后，因曹公来伐，出奔。禅时年数岁，随人入汉中。有刘括者，养以为子，已娶妻生子矣。”禅记“其父字玄德，比邻又有简姓者。会备得益州，使简雍到汉中，禅见简，简讯之符验，以告张鲁，鲁乃送禅于备。”案后主生于荆州，当长阪之败，方在襁褓，赵云抱而奔，得免。其后即位时，年十七。即位之明年，诸葛亮领益州牧，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此可证也。若生于小沛，则已三十余岁矣！陈寿据诸葛集，书“即位时年十七。”而并无奔入汉中为人养子之事。
魏略谓“诸葛亮先见刘备，备以其年少轻之。亮说以荆州人少，当令客户皆著籍以益众，备由此知亮。”然亮出师表谓“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是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寿志亮本传“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可就见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如此之类，可见寿作史时，不惑于异说。
又孙策出行，为许贡客所射中，创而死。江表传、志林、搜神记皆以为策杀道士于吉之报。寿作策传，独以为妖妄，削而不书，亦见其有识。 三国志立传繁简不同处
陈寿立三国诸臣传，较旧史有增有删。
如魏略贾逵传，尚有李孚、杨沛二人同卷。寿志无此二人。
魏武故事，载屯田之策，起于枣只，成于任峻。寿志则有峻而无只。
又吴黄武四年，丞相孙邵卒，以顾雍为丞相。是邵为相在雍之前，乃雍有传而邵无传。志林谓邵与张惠恕不睦，作史者韦曜，乃惠恕党也，故不为立传，而寿志亦遂遗之。然则寿志立传，悉本旧史，旧史所无者，概不书也。然如孚、沛、只等，旧史所有者，何又删之？或以其无事迹可纪耶？
至后主禅将出降，其子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禅不听，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事见汉晋春秋，此岂得无传？乃寿志仅于后主传内附见其死节，而王子传内不立专传，未免太略也！ 亦有以附传见其详者。
如仓慈传后，历叙吴瓘、任燠、颜斐、令狐邵、孔乂等，以其皆良吏而类叙之。
蜀杨戏有季汉辅臣赞，并载於戏传后，其中有寿所未立传者，则于各人下注其历官行事，以省人人立传之烦。
又采益部耆旧传，内增王嗣、常播、卫继三人，由是蜀臣略无遗矣。
吴志陆凯传，增其谏孙皓二十事一疏，本得之传闻者，故云“予从荆扬来，得此疏，问之吴人，多云不闻凯有此，且其文切直，恐非皓所肯受也，或以为凯藏之箧笥，未敢上，及病笃，皓遣董朝来视疾，因以付之。虚实难明，然以其指摘皓事，足为后戒，故列于凯传之后云。”是其编篡亦多详慎也。
至方伎传内，如华佗则叙其治一证即效一证。管辂则叙其占一事即验一事。
独于朱建平传，总叙其所相者若干人，而又总叙各人之征验于后。此又作传之变体，亦另开一法门也。
三国志误处
刘辟死年
魏武纪“建安二年，汝南黄巾贼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操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是辟已就戮矣。而“建安五年，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绍使刘备助辟。”是辟初未尝死，但降于操，至此又叛应绍也。一纪中已岐互若此。而于禁传“禁从征黄巾刘辟、黄邵等，夜袭操营，禁击破之，斩辟、邵等。”此事叙在从战官渡之前，即建安二年事也，则辟实已死也。蜀先主传“操与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应绍，绍遣先主与辟等略许下。”则又是建安五年事，而辟尚在也。何以纪、传又适相符耶？岂其时有两刘辟耶？
明帝时尚称权、备
高堂隆传“魏明帝大营宫室。隆疏谏曰‘今吴、蜀二贼称帝，若有人来告，权、备并修德政，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案蜀先主崩于魏文帝黄初四年，何得于明帝时尚称权、备？此必有误字也。 子乔何人 吴孙辅传“其子松为射声校尉都乡侯，黄龙三年卒。蜀丞相诸葛亮与兄瑾书曰‘既受东朝厚遇，依依于子弟，又子乔良器，为之恻怆，其所与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养子乔咨述云。”此段文字最不可解。子乔乃瑾子，出继亮为后者。盖子乔尝为亮述松之为人也。然所谓“依依于子弟”及“与亮器物”，果何谓也？岂亮前奉使至吴时，与松相识。其后松又托乔，附致器物于亮耶？然文义究不明新。
建安二十四年吕布尚存
陆抗传“抗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白帝，夔州城也。关羽或亦地名。盖羽守荆州，后人遂以其名名其地耳。此尚非有误。夏侯惇传“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孙权。二十四年，曹操击破吕布军于摩陂，召惇同载，以宠异之。”案操擒布在建安二年，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余载，何得尚有破布之事？考是时，关羽围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阳亲往应接，未至而晃破羽，羽已走，操遂军摩陂。则惇传所云吕布，必关羽之讹也。
孙壹死年
又吴志孙壹传“孙綝遣朱异潜兵袭壹，壹奔魏，魏以为车骑将军，封吴侯，以故主齐王芳贵人邢氏妻之。魏黄初三年死。”案黄初系魏文帝年号，文帝至齐王芳被废，已二十余年，何得妻芳妃？后又死于黄初也？魏志：壹之来降，在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则其死当在景元、咸熙闲，今曰黄初三年死，亦必误也。
荀彧传
荀彧传，后汉书与孔融等同卷，则固以为汉臣也。陈寿魏志，则列于夏侯惇、曹仁等之后，与荀攸、贾诩同卷，则以为魏臣矣。
案董昭等以曹操功高，议欲封魏公、加九锡。彧以为“操本起义兵，匡汉室，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是。”以是拂操意。会征孙权，乃表请彧劳军。彧病留寿春，操遣人馈食。发之，空器也，遂饮药而卒。明年，操乃为魏公。是彧之心乎为汉可知也。 论者或谓末路虽以失操意而死。而当其初去袁绍就操时，值吕布攻兖州，彧为操坚守鄄城及范、东阿，以待操，谓“昔汉高先定关中、光武先取河内以为基，此三城，即操之关中、河内也。”后又劝操迎天子，谓“晋文纳襄王而定霸，汉高发义帝丧而得诸侯。”是早以帝王创业之事劝操，何得谓之尽忠于汉？
不知献帝遭董卓大乱之后，四海鼎沸，强藩悍镇，四分五裂。彧计诸臣中非操不能削群雄以匡汉室，则不得不归心于操而为之尽力，为操即所以为汉也。其初劝操迎天子，谓操曰“将军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是可知彧欲藉操以匡汉之本怀矣！且是时，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也。及功绩日高，权势已极，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锡，则非复人臣之事。彧亦明知操之心已怀僭妄，而终不肯附和，姑以名义折之，卒之见忌于操，而饮药以殉。其为刘之心，亦可共白于天下矣！
陈寿已入于魏臣内，范蔚宗独提出列于后汉书，传论明言“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此实平心之论也。寿于传末亦云“彧死之明年，操遂为魏公。”则亦见彧不死，操尚未敢为此也。则又公道自在人心，而不容诬蔑者矣！
又案臧洪自是汉末义士，其与张超结交，后与袁绍交兵之处，皆无关于曹操也。则魏纪内本可不必立传，而寿列之于张邈之次。盖以其气节，不忍没之耳。蔚宗特传于后汉书内，不以寿志已有洪传而遂遗之。亦见其编订之正。
荀彧郭嘉二传附会处
左传载卜筮奇中处，如陈敬仲奔齐，繇词（卜辞）有“五世其昌，有妫之后，将育于姜”等语，其后无一字不验，似繇词专为此一事而设者，固文人好奇，撰造以动人听也。
陈寿三国志，亦有此者。
荀彧传，谓“彧料袁绍诸臣‘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法，配不纵也，不纵，攸必为变。’后审配果以攸家不法，录其妻、子。攸怒，遂背绍降操。” 又郭嘉传“操与绍相持于官渡，或传孙策将袭许，嘉曰‘策勇而无备，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策果为许贡客所杀。”
此二事，彧、嘉之逆料，可谓神矣！然岂知攸之必犯？配之必激变？策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而操若左券，毋乃亦如左传之穿凿附会乎？
陈寿论诸葛亮
陈寿传（晋书）“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被髡（刑罚，剃发也），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
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 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
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
又于杨洪传，谓“西土咸服亮之能尽时人之器能也。”
廖立传，谓“亮废立为民。及亮卒，立泣曰‘吾终为左衽矣！’”
李平传，亦谓“平为亮所废。及亮卒，平遂发病死。平常冀亮在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也。”
寿又引孟子之言，以为“佚道使民，虽劳不怨；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此真能述王佐心事。 至于用兵不能克捷，亦明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以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又时无名将，故使功业陵迟，且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而持论独如此，固知其折服于诸葛深矣！而谓其以父被髡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
裴松之三国志注
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纪，增广异闻。书成奏进，帝览而善之曰“此可谓不朽矣！”其表云“寿书铨叙可观，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其寿所不载而事宜存录者，罔不毕取。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者，并皆钞内，以备异闻。”此松之作注大旨，在于搜辑之博，以补寿之阙也。其有讹谬乖违者，则出己意辨正，以附于注内。今案松之所引书凡五十余种： 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九州春秋、战略序传、张璠汉纪、袁暐献帝春秋、孙思光献帝春秋、袁弘汉纪、习凿齿汉晋春秋、孔衍汉魏春秋、华峤汉书灵帝纪、献帝纪、献帝起居注、山阳公载记、三辅决录、献帝传、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蔡邕明堂论、汉末名士录、先贤行状、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零陵先贤传、楚国先贤传、荀绰冀州记、襄阳记、英雄记、王沈魏书、夏侯湛魏书、阴澹魏纪、魏文帝典论、孙盛魏世籍、孙盛魏氏春秋、魏略、魏世谱、魏武故事、魏名臣奏、魏末传、吴人曹瞒传、鱼氏典略、王隐蜀记、益都耆旧传、益部耆旧杂记、华阳国志、蜀本纪、汪隐蜀记、郭仲记诸葛五事、郭颁魏晋世语、孙盛蜀世谱、韦曜吴书、胡冲吴历、张勃吴录、虞溥江表传、吴志、环氏吴纪、虞预会稽典录、王隐交广记、王隐晋书、虞预晋书、干宝晋纪、晋阳秋、傅畅晋诸公赞、陆机晋惠帝起居注、晋泰始起居注、晋百官表、晋百官名、太康三年地理记、帝王世纪、河图括地象、皇甫谧逸士传、列女传、张隐文士传、虞喜志林、陆氏异林、荀勖文章叙录、文章志、异物志、博物记、列异传、高士传、文士传、孙盛杂语、孙盛杂记、孙盛同异评、徐众三国评、袁子傅子、干宝搜神记、葛洪抱朴子、葛洪神仙传、卫恒书势序、张俨默记、殷基通语、顾礼通语、挚虞决疑、曹公集、孔融集、傅咸集、嵇康集、高贵乡公集、诸葛亮集、王朗集、庾阐扬都赋、孔氏谱、孙氏谱、嵇氏谱、刘氏谱、王氏谱、郭氏谱、陈氏谱、诸葛氏谱、崔氏谱、华峤谱叙、袁氏世纪、郑玄别传、荀彧别传、祢衡传、荀氏家传、邴原别传、程晓别传、王弼传、孙资别传、曹志别传、陈思王传、王朗家传、何氏家传、裴氏家记、刘廙别传、任昭别传、钟会母传、虞翻别传、赵云别传、费祎别传、华佗别传、管辂别传、诸葛恪别传、何邵作王弼传、缪袭撰仲长统昌言表、傅元撰马先生序、会稽邵氏家传、陆机作顾谭传、陆氏世颂、陆氏祠堂像赞、陆机所作陆逊铭、机云别传、蒋济万机论、陆机辨亡论。
凡此所引书，皆注出书名，可见其采辑之博矣！
范蔚宗作后汉书时，想松之所引各书，尚俱在世，故有补寿志所不载者。今各书闲有流传已不及十之一，寿及松之、蔚宗等当时已皆阅过，其不取者必自有说，今转欲据此偶然流传之一二本，以驳寿等之书，多见其不知量也！
· ◎ 卷七 三国志 晋书
汉复古九州
后汉书“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九州。”魏志亦称是年诏书“并十四州为九州。”献帝春秋谓“省幽、并州入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入于雍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九州。”
按荀彧传“建安九年，或说曹操宜复古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彧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关右诸将必谓以次见夺，将人人自保，恐天下未易图也。’操乃寝九州议。”至是乃重复之。盖是时，幽、并及关中诸郡国皆已削平，操自为张本，欲尽以为将来王畿之地故也。观于是年之前，已割荡阴、朝歌、林虑、卫国、顿邱、东武、阳发、干廮、陶曲、周南，和任城、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是年又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操为魏公。可见复九州，正为禅代地也。 关张之勇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
其见于二公本传者： 袁绍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曹操使张辽、关羽救延。羽望见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斩其首还，绍将莫能当者。
当阳之役，先主弃妻、子走，使张飞以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嗔目横矛曰“身是张益（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
二公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
魏程昱曰“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魏志昱传）
刘奕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蜀，曰“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矣！”（魏志奕传）
此魏人之服其勇也。
周瑜密疏孙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吴志瑜传）
此吴人之服其勇也。
不特此也。
晋刘遐每击贼，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关羽、张飞。（晋书遐传）
符秦遣阎负殊使于张元靓，夸其本国将帅有王飞、邓羌者，关张之流，万人之敌。
秃发辱檀求人才于宋敞，敞曰“梁崧、赵昌，武同飞、羽。” 李庠膂力过人，赵廞器之曰“李元序，一时之关张也。”（皆晋书载记）
宋檀道济有勇力，时以比关羽、张飞。（宋书道济传）
鲁爽反，沈庆之使薛安都攻之。安都望见爽，即跃马大呼直刺之，应手而倒。时人谓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南史安都传）
齐垣历生拳勇独出，时人以比关羽、张飞。（齐书文惠太子传）
魏杨大眼骁果，世以为关张弗之过也。（魏书大眼传）
崔延伯讨莫折念生，既胜，萧宝寅曰“崔公，古之关张也。”（魏书延伯传） 陈吴明彻北伐高齐尉，破胡等十万众，来拒有西域人，矢无虚发，明彻谓萧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即出阵，掷铣杀之。（陈书摩诃传）
以上皆见于各史者。
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
借荆州之非
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
江表传谓“破曹操后，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刘备。而刘表旧吏士自北军脱归者，皆投备，备以所给地不足供，从孙权借荆州数郡焉。”
鲁肃传亦谓“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肃劝权借之，共拒操。操闻权以地资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后肃邀关羽索荆州，谓羽曰‘我国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权亦论‘肃有二长，惟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
此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吴人语也。
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 当操南下时，孙氏江东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诸将咸劝权迎操，权独不愿。会备遣诸葛亮来结好，权遂欲藉备共拒操。其时但求敌操，未敢冀得荆州也。
亮之说权也，权即曰“非刘豫州莫可敌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随亮诣备，并力拒操。（亮传）是且欲以备为拒操之主而己为从矣！
亮又曰“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时早有三分之说，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
赤壁之战，瑜与备共破操。（吴志）华容之役，备独追操。（山阳公载记）其后围曹仁于南郡，备亦身在行闲。（蜀志）未尝独出吴之力，而备坐享其成也。
破曹后，备诣京见权，权以妹妻之。瑜密疏请留备于京，权不纳，以为“正当延挈英雄。”是权方恐备之不在荆州以为屏蔽也。 操走出华容之险，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耳。”（山阳公载记）是操所指数者惟备，未尝及权也。 程昱在魏，闻备入吴，论者多以为权必杀备，昱曰“曹公无敌于天下，权不能当也，备有英名，权必资之以御我。”（昱传）是魏之人亦只指数备，而未尝及权也。
即以兵力而论，亮初见权曰“今战士还者及关羽精甲共万人，刘琦战士亦不下万人。”（亮传）而权所遣周瑜等水军亦不过三万人，则亦非十倍于备也。
且是时，刘表之长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后，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权未尝有异词，以荆州本琦地也。时又南征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皆降。琦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蜀先主传）备即遣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收其租赋，以供军实。（亮传）又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羽传）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在南郡。（飞传）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云传）遣将分驻，惟备所指挥，初不关白孙氏，以本非权地，故备不必白权，权亦不来阻备也。
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抑思合力拒操时，备固有资于权，权不亦有资于备乎？权是时但自救危亡，岂早有取荆州之志乎？羽之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寝不脱介，戮力破曹，岂得徒劳无一块土？”（肃传）此不易之论也。
其后吴、蜀争三郡，旋即议和，以湘水为界，分长沙、江夏、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最为平允。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取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流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转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论也。 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
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
曹操以权术相驭
荀彧、程昱为操画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已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
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然此犹非与操有怨者。
臧霸先从陶谦，后助吕布，布为操所擒，霸藏匿，操募得之，即以霸为琅邪相，青、徐二州悉委之。先是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晖为将。兖州乱，翕、晕皆叛，后操定兖州，翕、晖投霸，至是操使霸出二人，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操叹其贤，并以翕、晖为郡守。（霸传）
操以毕谌为兖州别驾（刺史佐官，随行另乘车驾，故称别驾）。张邈之叛，劫谌母、妻去，操遣谌往，谌顿首无二，既出，又亡归从吕布。布破，操生得谌，众为之惧，操曰“人能孝于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操初举魏种为孝廉。兖州之叛，操谓“种必不弃我。”及闻种走，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及种被擒，操曰“惟其才也。”释而用之。（本纪）
此等先臣后叛之人，既已生擒，谁肯复贷其命？乃一一弃嫌录用。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 刘备以性情相契
至刘备一起事，即为人心所向，少时结交豪杰，已多附之。
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早资以财，为纠合徒众之用。 领平原相，刘平遣刺客刺之，客反以情告。 救陶谦，谦即表为豫州刺史。谦病笃，命以徐州与备，备不敢当，陈登、孔融俱敦劝受之。
后为吕布所攻，投奔于操，操亦表为左将军，礼之甚重。
嗣以徐州之败奔袁谭，谭将步骑迎之。袁绍闻备至，出邺二百里来迓。
及绍败，备奔刘表，表又郊迎待以上宾之礼，荆州豪杰多归之。
曹兵来讨，备奔江陵，荆州人士随之者十余万。
是时身无尺寸之柄，而所至使人倾倒如此。程昱谓“备甚得人心。”诸葛亮对孙权亦谓“刘豫州为众士所慕仰，若水之归海。”此当时实事也。 乃其所以得人心之故，史策不见，第观其三顾诸葛，咨以大计，独有傅岩爰立之风。关、张、赵云自少结契，终身奉以周旋，即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而数人者患难相随，别无贰志，此固数人者之忠义，而备亦必有深结其隐微而不可解者矣。 其征吴也，黄权请先以身尝寇。备不许，使驻江北以防魏。及猇亭败退，道路隔绝，权无路可归，乃降魏。有司请收权妻、子，备曰“我负权，权不负我也。”权在魏，或言蜀已收其孥，权亦不信。君臣之相与如此。
至托孤于亮，曰“嗣子可辅，辅之；不可辅，则君自取之。”千载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性情之流露。设使操得亮，肯如此委心相任乎？亮亦岂肯为操用乎？惜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故得人较少。然亮第一流人，二国俱不能得，备独能得之，亦可见以诚待人之效矣！
孙氏以意气相投
至孙氏兄弟之用人，亦自有不可及者。
孙策生擒太史慈，即解其缚，曰“子义青州名士，但所托非人耳。孤是卿知己，勿忧不如意也。”
以张昭为长史，北方士大夫书来，多归美于昭。策闻之，曰“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不在我乎？”此策之得士也。
周瑜荐鲁肃，权即用肃继瑜。
权怒甘宁粗暴，吕蒙谓“斗将难得”，权即厚待宁。
刘备之伐吴也，或谓诸葛瑾已遣人往蜀。权曰“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吴、蜀通和，陆逊镇西宁，权刻印置逊所，每与刘禅、诸葛亮书，常过示逊，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
权又不自护其非。权欲遣张弥、许晏浮海至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力谏，不听，弥、晏果为渊所杀。权惭谢昭，昭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犹辞疾，权烧其门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乃灭火，驻门良久，载昭还宫，深自刻责。倘如袁绍不用沮授之言以至于败，则恐为所笑而杀之矣！
权用吕壹，事败，又引咎自责，使人告谢诸大将，曰“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尽言直谏，所望于诸君，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凡百事要，所当损益，幸匡所不逮。” 陆逊晚年为杨竺等所谮，愤郁而死。权后见其子抗，泣曰“吾前听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以人主而自悔其过，开诚告语如此，其谁不感泣？使操当此，早挟一“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之见，而老羞成怒矣！此孙氏兄弟之用人，所谓以意气相感也。
禅代 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阼，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
然其间亦有不同者。
及身篡位之不同 曹操立功汉朝，已加九锡、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然及身犹不敢称帝。至子丕始行禅代。（操尝云“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乎！”此可见其本志，非饰说也。又魏书“魏国既建，诸将皆为魏臣，独夏侯惇尚为汉臣，惇上疏‘不敢当不臣之礼。’操曰‘区区之魏，而敢屈君为臣乎？’是操为魏王时，犹与汉臣为同列也。）
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
及刘裕则身为晋辅而即移晋祚，自后齐、梁以下诸君，莫不皆然，此又一变局也。
加害逊帝之不同
丕代汉封献帝为山阳公，未尝加害，直至明帝青龙二年始薨。
炎代魏，封帝奂为陈留王，亦未尝加害，直至惠帝太安元年始薨。
不特此也，司马师废齐王芳为邵陵公，亦至晋泰始中始薨。
司马伦废惠帝，犹号为太上皇，居之于金墉城。桓元废安帝为平固王，迁之于寻阳，又劫至江陵。亦皆未尝加害，故不久皆得返正。
自刘裕篡大位，而即戕故君，以后齐、梁、陈、隋、北齐、后周亦无不皆然，此又一变局也。
去古日远，名义不足以相维。当曹魏假称禅让以移国统，犹仿唐虞盛事以文其奸，及此例一开，后人即以此例为例，而并忘此例之所由仿，但谓此乃权臣易代之法，益变本而加厉焉。此固世运人心之愈趋愈险者也。 按刘裕后，亦尚有循魏晋故事者。高欢在东魏，封渤海王，都督中外诸军事，进位相国，录尚书事，犹力辞不受。因玉璧之败，并表解都督，其九锡殊礼，乃死后追赠者。宇文泰在西魏，累加至左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大冢宰，封安定王，不受，以安定公终其身。是尚能守臣节者。又曹操奉献帝都许，而身常在邺。高欢亦奉孝静帝都邺，而身常在晋阳，与曹操相似。司马懿父子常随魏帝在洛。宇文泰亦随西魏诸帝在长安，与司马氏相似。
今撮叙各朝禅代故事于后： （魏代汉）
案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曹丕受禅时，汉帝下禅诏及册书凡三，丕皆拜表让还玺绶，李伏等劝进者一，许芝等劝进者一，司马懿等劝进者一，桓楷等劝进者一，尚书令等合词劝进者一，刘廙等又劝进者一，丕皆下令辞之。最后华歆及公卿奏择日设坛，始即位。”此虽一切出于假伪，然犹见其顾名思义，不敢遽受，有揖让之遗风。
（晋代魏） 至司马炎既受禅，陈留王迁居于邺，以事上表，炎犹下诏曰“陈留王，志尚谦冲，每事上表，非所以优崇之也。自后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及元帝南渡，营缮宫室，尚书符下陈留王出夫，荀奕奏曰“陈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答表曰书，赐物曰与，岂可令出夫役？”以前朝残裔，而臣下犹敢为之执奏，可见是时尚有虞宾之意。
案山阳公（汉献）居河内，至晋时始罢督军，除其禁制，又除汉宗室禁锢。是逊位后，魏仍有人监之也。（案后汉书：东海王强，沛王辅、东平王苍之后，至魏受禅，犹皆封为崇德侯。）
陈留王逊位后，晋令山涛护送至邺。琅邪王胄尝监守邺城。是晋于陈留王亦有监制之法。然皆未尝加害也。 （宋代晋）
刘裕急于禅代，以谶文有“昌明之后，又有二王”之语，遂酖安帝而立恭帝，未几，即令逊位。有司以诏草呈帝，帝曰“桓元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固所甘心。”乃出居于秣陵宫，裕封帝为零陵王。帝常惧祸，与褚妃自煮食于床前。裕使妃兄褚淡之往视妃，妃出与相见，兵士即逾垣入，进药于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为人身。”乃以被掩杀之。
（齐代宋）
萧道成以宋废帝无道，使王敬则结杨玉夫等弑之，迎顺帝即位。甫三年，即禅代，封顺帝为汝阴王，居丹徒宫，使人卫之。顺帝闻外有驰马声，甚惧。监者杀之，而以疾告，齐人赏之以邑。
（梁代齐）
萧衍以齐东昏无道，举兵入讨，奉和帝以号令。既围京师，东昏为黄泰平等所弑，衍入京，迎和帝至姑熟，使人假帝命以禅诏来，遂即位，封和帝为巴陵王。初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使帝居之，因沈约言“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乃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引饮一升，伯禽就而折杀之。
（陈代梁）
陈霸先既禅代，使沈恪勒兵入宫害梁敬帝，恪辞曰“身经事萧家来，今日不忍见如许事。”霸先乃令刘师知入诈帝，令出宫，帝觉之，绕床走，曰“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报霸先，曰“事已了。”
（北齐代东魏） 高洋将禅代，使襄城王昶等奏魏孝静帝曰“五行之运，迭有盛衰，请陛下法尧禅舜。”帝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位。”又曰“若尔，须作诏书。”崔劼等曰“诏已作讫。”即进帝书之。帝乃下御座，入后宫泣别，皇后以下皆哭，帝曰“今日不减汉献帝、常道乡公（陈留王）。”遂迁于司马子如宅。洋常以帝自随，竟遇酖而崩。
（北周代西魏） 宇文泰在西魏，以孝武帝宫闱无礼，使人酖之，而立文帝。文帝崩，立废帝。帝因泰杀元烈，有怨言，泰遂废之，出居雍州廨舍，亦以酖崩。（北史不载，事见通鉴）泰复立恭帝，即位三年，泰死，其从子护当国，使帝禅位于泰子觉，觉封帝为宋公，出居大司马府，寻崩。（诸书皆不载其死状，然正月封而二月即殂，盖亦非善终也）
（隋代北周）
杨坚因周宣帝崩，郑译等矫诏，使坚受遗辅政，立静帝，年八岁，坚即诛戮宇文氏。未几，亦假静帝禅诏，夺其位，封帝为介国公，邑万户，上书不称表，答表不称诏，北史谓有其文，事竟不行。是年二月逊位，五月即殂，周书云“隋志也。”则亦不得其死也。
（唐代隋）
唐高祖兵入长安，立恭帝。次年亦以恭帝诏禅位，封恭帝为酅国公，至明年五月始殂，隋书、北史、通鉴俱不言其死状。
（后梁代唐）
朱温逼唐昭宗迁洛阳，使蒋元晖弑之，而立哀帝。帝封温爵魏王，以二十一军为魏国，备九锡。温怒，不受。使人告蒋元晖与何太后通，遂杀元晖，弑太后。哀帝使宰相张文蔚等，押传国玺、玉册、金宝、仪仗、法物至汴劝进，温遂即位，封哀帝为济阴王，次年正月，弑之。
魏晋禅代不同
曹之代汉，司马氏之代魏，其迹虽同，而势力尚有不同者。 曹操自克袁尚后，即居于邺，天子所都之许昌，仅留长史国渊、王必等，先后掌丞相府事。其时献帝已三、四十岁，非如冲主之可无顾虑也，然一切用人行政、兴师讨伐，皆自邺出令，莫敢有异志。
司马氏辅魏，则身常在相府，与魏帝共在洛阳。无论懿专政未久，即师、昭兄弟，大权已在手，且齐王芳、高贵乡公髦、常道乡公奂皆幼年继位，似可不必戒心。然师讨毌邱俭，留昭镇洛阳，及病笃，昭始赴军。师既卒，魏帝命昭统兵镇许昌，昭仍率兵归洛，不敢远在许下也。诸葛诞兵起，昭欲遣将则恐其不可信，而亲行又恐都下有变，遂奉皇太后及高贵乡公同往督军。是可见其一日不敢离城社也。
尝推其故。
操当汉室大坏之后，起义兵，诛暴乱，汉之臣如袁绍、吕布、刘表、陶谦等，能与操为敌者，多手自削平，或死或诛。其在朝者，不过如杨彪、孔融等数文臣，亦废且杀。其余列侯将帅，皆操所擢用。虽前有董承、王子服、吴子兰、种辑、吴硕，后有韦晃、耿纪、金祎，欲匡汉害操，而皆无兵权，动辄扑灭。故安坐邺城，而朝政悉自己出。
司马氏则当文帝、明帝国势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窃威权。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内有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伺隙相图；外有王陵、毌邱俭、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一离京辇，则祸不可测。故父子三人执国柄，终不敢出国门一步。亦时势使然也。
然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
九锡文 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亦自曹操始。（案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锡，然其文不过五百余字，非如潘勖为曹操撰文格式也。勖所撰乃仿张竦颂莽功德之奏，逐件铺张，至三、五千字，勖文体裁正相同。）其后晋、宋、齐、梁、北齐、陈、隋皆用之，其文皆铺张典丽，为一时大著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载之。今作者姓名尚有可考者。
操之九锡文
据裴松之三国志注，乃后汉尚书左丞潘勖之词也。（以后各朝九锡文，皆仿其文为式。）曹丕受禅时，以父已受九锡，故不复用，其一切诏诰，皆卫觊作。（觊传） 晋司马昭九锡文
未知何人所作，其让九锡表，则阮籍之词也。（见籍传）
刘裕九锡文 亦不详何人所作，据傅亮传，谓“裕征广固以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所作，则九锡文必是亮笔也。
萧道成九锡文
据王俭传“齐高为太尉，以至受禅诏册，皆俭所作，则九锡文是俭笔也。 萧衍九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