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五月朔，大雨雹。案：《宋史·本纪》：辛酉朔。
又：云：葬钦圣宪肃皇后、钦慈皇后，祔永裕陵。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并丙寅日。
１、六月（案：《宋史·本纪》：是月庚寅朔。） 甲辰，右司谏陈祐通判滁州。祐累章劾右仆射曾布自山陵还不乞出，且言：“山陵使从来号为凶相，治平中韩琦、元丰中王珪不去，其后有臣子不忍言者。”又言：“布有当去者三：一，自山陵还；二，虞主不在，腰舆而行，礼重于陷大升轝，其罪浮于章惇；三，不当先与属官推恩。”布之未还，祐已上两章。及祔庙，又连上数章，皆留中，祐遂缴申三省。布乃具榜子不复朝参，而祐有是命。制词略曰：“观望以言，意在推引，岂不失朕用汝之本旨乎！”（案：《宋编年通鉴》云：右司谏陈祐前后七章论曾布，不从，罢言职，通判滁州。翌日，布宣押视事。）
先是，布以劄子论边事，其一，乞修葺新边城守备及垦挌新田。其翌日癸卯，上作两御批，付三省、枢密院；又翌日，进呈，遂依已得指挥行下。是日，上以谕布，布谢曰：“论事每承听纳，臣虽糜陨，何以报称！”布察上甚悦，因及祐章，且曰：“上下合谋并力，其为倾摇之举，意谓万全，然不知圣意不可夺也。臣自出使时已闻此谋，然臣不敢恤。臣若引前日山陵使例求去，此乃臣子所不忍言。祐意在逐臣，不复顾忌讳，其言几若咒诅。”上曰：“语诚类咒诅。”布曰：“圣德仁厚，无不涵容，以此言之，则何可胜诛。”又言：“众人谋欲逐臣，聚其党与，复行元祐之政，则更不由陛下圣意不回也。”（案：“由”字疑或“知”字。） 上曰：“安有是理！若更用苏轼、辙为相，则神宗法度无可言者。”又言：“岑象求辈扬言云‘轼、辙不相则不已’，当并逐之。”后两日，左谏议大夫陈次升对，有劄子救祐，案：去年，陈祐》除右正言。次升》奏弹，见《谠论集》。上不顾，亦不肯留劄子，次升乃自袖去。而右司谏江公望对，请祐责词，所谓“观望推引”之语。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为相。”且曰：“如此何可容旦夕？当逐之。”又云：“曾布安可去？”（案：“可去”二字，依《九朝备要》校正，原本误“司夫”。） 公望遽曰：“陛下临御以来，易三言官，逐七谏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过失，自其职也，岂可便谓有他意哉！”（案：《十朝纲要云：公望因抗疏论立继述，分元祐起祸乱之源，言甚恳切。）
先是，曾布甚恶李清臣不附己，数使人讽公望，能一言清臣，即以谏议大夫相处，而公望所言乃如此。（案：《九朝备要》云：先是，陈祐因进对，上谓曰：“凡有公事，宜与江公望议论，可，乃来。”祐见公望，公望曰：“榻前一砖之地，是人臣对君父极言天下事去处，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则可免戾。人见各有不同，惟不可附会。”祐他日为上诵之，上以为名言。《宋史江公望传》云：内苑稍畜珍禽奇兽，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他日入对，帝曰：“已纵遣之矣，惟一白鹇畜之久。”帝以柱杖逐之，鹇不去，乃刻公望姓名于杖头，以识其谏。蔡王似府吏以语言疑似成狱，公望极言论救，出知淮阳军。《宋文鉴》卷六十二载其疏略云：臣访问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顺之语，浸氵㸒恐及蔡邸，开封府已行根治。臣闻之骇，汗流浃。盖亲隙不可开，隙开则言可离贰；疑迹不可显，迹显则事难磨灭。陛下之得天下，天下归之也。章惇尝帘前持异议，已有隙迹矣。蔡王出于无心，年尚幼少，未达祸乱之萌，故恬不以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开之隙复途矣，已显之迹复泯矣。恩意渥缛，欢然不失兄弟之情矣。伏望陛下勿以霭昧无根之言加诸至戚骨肉之间，而忘大舜亲爱之道。案《宋史》本传所言数事，《十朝纲要》并书于七月，云：戊辰，公望坐论蔡王狱事，罢言职，知淮阳军。） 其后，彭汝霖以论罢清臣得谏议大夫云。（《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此据《吕本中墓志》增入。清臣罢在十六日。案：清臣罢在十月癸巳。原注十六日，有字误。《宋史陈祐传》以祐论章惇、蔡京、蔡卞、郝随、邓洵武忤旨，通判滁州。盖因后蔡卞乞贬任伯雨等，祐在数中，遂云尔。其实，祐之黜，为劾曾布，当以此文为正。《宋史祐传》误。）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六月，集禧观火。
又：云：范纯礼刚正，数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惮之，遂出知颍昌府。案：《东都事略本纪》，纯礼于元符三年十一月辛卯为尚书右丞，其罢在是年六月戊午。《通鉴续编》云：时排击元祐诸臣，纯礼从容言于帝曰：“迩者朝廷是元丰而非元祐。以臣观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当，以致病民。宣仁听断，一时小有润色，盖大臣识见异同，非必尽怀邪为私也。今议论之臣有不得志，故挟此藉口，其心岂恤国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也。”《编年备要》云：纯礼又言：“自古天下治乱，顾用人何如耳！今略陈祖宗用人之要：吕馀庆有才行，太祖自员郎擢为谏议大夫；王禹偁有文学，太宗自大理评事擢为直史馆；张知白屡上书言事，真宗自河阳判官擢为右正言，遂大用。夫人君欲得魁杰之才，必出于非次之擢用。若惟待辅臣荐举左右、列论其间、有孤寒寡援正直是守者，则终身冥晦。虽有忠赤报国之心，何由而见之？”纯礼刚正，数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惮之，谓驸马都尉王诜曰：“上欲除君都承旨，范右丞不可。”先是，诜尝求为承旨，钦圣为诜浮薄，遂以命王师约。布妄言出于纯礼，以激怒诜，诜信而恨之。会诜馆伴辽使，称纯礼押宴席闲语犯御名，为中丞赵挺之、谏议陈次升所劾。惟谏官江公望独明纯礼无过，而纯礼不复辨，遂出知颍昌府。自此韩忠彦之客相继被逐矣。
１、七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庚申朔。） 壬戌，上因言：“元祐中，诋毁先朝政事人多不详姓名，可悉录来。”又言：“人才在外有可用者，亦具名进入。”又言：“张商英莫亦可使否？”布曰：“陛下欲持平用中，破党人之论以调一天下，孰敢以为不然。而偏见异论之人各私其党，又有报复怨仇之意纷纷不已，致圣意厌恶，此诚可罪，然元祐、绍圣两党，皆不可偏用。臣窃闻江公望尝为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案：《东都事略江公望传》：公望除左司谏，上疏曰：“哲宗固孝于神考矣，持绍述之论牢不可破，辅政非其人，以媚于己为同，忠于君为异。一语不合时学，必目为流俗；一谈不侔时事，必指为横议。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乱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动人主。故民力困竭，国用匮迫，天下为之骚然，泰陵不得尽继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宁、元丰培养之馀，遭绍圣窜逐之后，彫疏零落，所馀无几矣。神考与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钩斩袪阴私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绍圣为之对也，有对则诤兴，诤兴，则党朋立矣。陛下改元，诏旨亦称思建皇极，嘉靖庶邦。盖尝端好恶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实闻此言。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 缘此等人在朝，决不免怀私挟怨，互相仇害，则天下士类为之不安；士类不安，则朝廷亦不安矣。愿陛下深思熟计，无使此两党得志，则和平安静，天下无事，陛下垂拱而治矣。”上颔之而已。（《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２、曾肇尝以书责布曰：“兄与惇、卞异趋，众所共知。绍圣、元符间，惇、卞有可以挤兄者，无所不为，亦众所共知。使其得志，未必肯舍兄，就令兄肯与之解仇，彼必不信，亦必不听。然则不独宗社生灵、善人君子罹其患害，曾氏之祸必不在众人之后矣。兄方当国得君，（案：《备要》此下有“正宜”二字，当据补。） 引用善人，扶助正道，使小人道消，邪说不作，以杜绝惇、卞复起之萌。而数月以来，世所谓善人端士者相继去朝，其在内者亦皆置之闲地，愔愔无气；而所进用以为辅臣、从官、台谏者，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今日兄势方盛，彼固不敢言及惇、卞，一旦兄势稍不如今日之盛，彼固不肯引元祐人及世所谓善人端士者，则必首引惇、卞自为固位之计。人主平日所闻，皆毁訾元祐人之言，而世所谓善人端士又未必尽知，则其势不得不用惇、卞；惇、卞果至，未暇恤其他，曾氏之祸，其可逃哉！思之可为寒心，可为痛心，可为恸哭，不知彼案：“彼”字衍文，《备要》无此字。亦曾思之否？”布答肇曰：“上践祚之初，深知前日之敝，故尽收元祐窜斥之人，逐绍圣之挟怨不逞者，欲破朋党之论，泯异同之迹，以调一士类。而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论议于上前，无非誉元祐而非熙宁、元丰，欲一切为元祐之政。不顾先朝之逆顺，不恤人主之从违，必欲回夺上意，使舍熙、丰而从元祐，以遂其私志，致上意愤郁，日厌元祐之党。乃复归咎于布，合谋并力，诡变百出，必欲逐之而后已，上意益以不平。”又曰：“布自熙宁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惟其不雷同熙宁、元丰之人，故免元祐之祸；惟其不附会元祐，故免绍圣之中伤，坐视两党之人，反覆受祸，而独泰然自若。其自处亦必粗有义理，以至处今日风波之中毅然中立。每自谓存心无愧于天，无负于人，神之听之，介尔景福，使此言不足信则已，若果有此理，元祐及惇、卞之党亦何能加祸于我哉？恐未至贻家族之祸，为祖考之辱而累及亲友也。”（《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东都事略》：曾巩、曾布、曾肇，皆致尧之孙也。《宋史曾巩传》云：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职，出知陈州。历太原、应天府、扬定二州。《编年备要》云：时曾肇徙知应天府。）
３、丁卯，着作郎陈瓘为右司员外郎。瓘力辞实录检讨官。从之。（《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４、癸未，三省奏事讫，曾布独留，极陈：“元祐、绍圣两党奸恶，皆不可令得志。使轼、辙、京、卞在朝，则更相报复，无有穷已，天下无安静之理；兼人亦不知威福在人主，但宰相一易则非，其党类皆受祸矣，如此岂朝廷之福！”上深嘉纳曰：“卿自来议论平允。”布因言：“贬责之人，但可复职，寘之名藩巨镇，无所不可，但不可在朝廷耳。盖在下之人不安，则朝廷不安，非持平用中之意也。”上尤称惬，因具内外之材可称者数十辈以闻，并具诋訾先朝绍圣、元符不许叙复人姓名进入。布又言：“祖宗时？论之人未尝深贬责，自元祐、绍圣更相报怨，而朋党之祸成矣。此不可不戒也。”退至都堂，为同列言：“上意本欲持平用中，破朋党之论，以调一中外，此人臣所当将顺；况如此最不用力，但内不作威狱，外不兴兵革，使天下和平安静，日以无事，则太平之象也。”众莫以为不然。陆佃叹曰：“如此，则天下无事，真太平之效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案：元符三年，召陆佃为礼部侍郎，即上疏言调和元祐、绍圣之人，与布同意。其疏附载元符三年十月己未。《东都事略徐杰传》云：时布主绍述之说。徽宗以问杰，杰曰：“陛下之意得非欲两存乎？”徽宗曰：“然”。杰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朝廷之人有忠有佞，若不考其实，姑务两存，臣未见其可也。”）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安焘罢。焘将请去，密奏：“绍圣、元符以来，用事者持绍述之虚名，以诳惑君父。上则欲固位而挟私雠，下则欲希进而肆朋附，并为一谈，牢不可破。彼自为谋则善矣，未尝有毫朆为朝廷计也。当熙宁、元丰间，内外府库，无不充衍；自绍圣、元符以来，倾府库、竭仓廪，以供开边之费。愿陛下罢无益之人，厚公私之积，早计而预图之，则天下幸甚！”遂自知枢密院出知河阳府。案：《东都事略本纪》：安焘于七月丙戌罢。《宋编年通鉴》书于六月之末。盖安焘上脱去“七月”二字也。今据《东都事略》、《宋史》诸书正之。又案：此文删节未全，《九朝备要》载焘原文，“为朝廷计也”之下云：“夫听言之道，必以事观。臣不敢远引，独以神考之事切于今者为证，不知果为绍述邪非邪。当熙宁、元丰间，内外府库，无不充衍，至小邑所积见钱穀粟不下一二十万。自绍圣元符以来，倾府库、竭仓廪，以供开边之费，大臣用之，以为迁延固宠之计。故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罄竭，未有甚于今日，而反谓绍述，岂不厚诬哉！今夷狄之情难测，水旱之变不当，又虑盗贼潜谋，承闲窃发。愿陛下罢无益之人，厚公私之积，早计而预图之，无使饰偏辞以为身谋者得行其说，则天下幸甚！”又论东京党锢之祸，唐末近习之患，今皆有其渐，履霜坚冰，不可不戒。其言甚切。
又：云：苏轼卒于常州。吴越之人，皆咨嗟出涕。轼奖善诋恶，盖其天性，见义勇为，不顾其害。用此数困，终不以为悔。乾道间，诏赠太师，谥曰文忠。
卷十八
徽宗
△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一一○一）
１、八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庚寅朔。） 壬子，先是，右司员外郎陈瓘进《国用须知》。其言曰：“臣闻神宗有为之叙始于修政事，政事立而财用足，财用足而根本固，此国家万世之利而今日所当继述者也。臣近缘都司职事，看详内降劄子，裁减吏员冗费，以防加赋之渐，为久远虑，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计，正以乏财为患，西边虽已罢兵，费用不可卒补。遂至于耗根本之财，坏神考之政，加赋之渐，兆于此矣。臣昨守无为，奉行诏令，窃见一年之内，连下五敕，而天下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运之于西边。（案：《九朝编年备要》云：瓘所奏五敕贴黄云：“朝廷应副边事，虚内事外，非一日也。故五敕之所取，虽有别用之处，然而后相因，以致匮乏。至于今日遂耗天下根本之财者，初缘边事也。一，元符三年九月敕，府界、诸路见管坊场钱留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将賸数留一半准备支用，馀一半特令起发上京。一，其年十一月敕，起发见管常平、免役钱如前敕。一，建中靖国元年二月敕，诸路提举司将见在抵当息钱并起发上京。一，其年三月敕，起发诸路量添酒依抵当指挥。一，其年三月又敕，诸路助役钱内拨一半充常平粜本，馀一半计置起发上京，兑挪往三路添助常平籴本。”又曰：“自元丰七年以常平等积并钱补助边费，岁取二百万缗为额，只以三年为期，盖不欲多费天下民财以助边用。神考爱民之意可谓深矣！岂宜取三十年间根本蓄藏之物，一旦大违成宪而偏用于一方乎？西边财匮竭则必取诸东南，东南积賸之物，今于无事之时，既巧取而偏用之矣，或东南有意外之患，又将取之何地乎？”又曰：“五敕之后，其年五月又降一敕，以广西钱一百万贯和预买䌷绢。其文曰：‘人户愿请价钱，若于年例外支散，可以接济。’其实则人户不愿也。且以无为军言之，民间买绢一匹，须用一贯四五百文足，人户请常平钱一贯文省。今于年例外创添支散之数，此乃聚敛之术。臣恐自此一敕之后相继无已，又况侵削十路，百姓只得绢一百万匹，未足以充陕西三两月之费，此岂神考接济之法乎？”案：徽宗五敕，祗见于瓘奏贴黄。五月之敕，亦见于《文献通考》卷二十云：尚书省言：“预买钱多，人户愿请比岁例增给。”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賸利钱，同漕司来岁市䌷绢，计纲赴京。陈瓘言：“预买之息，重于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创增，虽名济之，实聚敛之术。”） 堕先政于罢兵之后，资国计于冗费之馀。譬如决江河之大防，蓄沟浍之小润，非曰无涓涓之助，何以补汤汤之流！大违神考之心，殊乖继述之义。臣职事所及，理不可默，今撰到《国用须知》一本奏闻。”
又进《日录辨》曰：“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对紫宸殿，奏劄子云：‘臣闻王安石《日录》七十馀卷，具载熙宁中奏对议论之语。此乃人臣私录之书，非朝廷之典也。自绍圣再修《神考实录》，史官请以此书降付史院。凡《日录》、《时政记》、《神宗御集》之所不载者，往往专据此书，追议刑赏予夺；宗庙之美，以归臣下。故臣愿诏史官别行删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后不闻施行。盖绍圣史官请以《日录》降付史院者，今为宰相故也。臣位下人微，轻议大典，诚以宗庙至重，义不敢默。盖惟神宗皇帝体道用极，宪天有为，自得师臣，授以政柄。虽尹暨汤，咸有一德，无以复异，而嘉谋嘉猷，实出我后。以言乎经术，则微言奥义，皆自得之；以言乎政事，则改法就功，取成于心，是则神考之独志而安石之所以归美者也。用事之臣，闇于此理，讬奉宗庙，独尊安石；假绍述于诏令，寓好恶于刑赏。至于纂记私言，如嗣考事，遂使密赞之语，宣扬于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故事，但专美于人臣，不归德于我后，凌压宗庙，以植其私，事之乖谬，莫大于此，岂惟负神考在天之灵，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臣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因以所见撰成《日录辨》一篇，具状奏闻。”案：《十朝纲要》云：十月乙巳，以左正言范致虚言，诏前降修《实录》参取元祐及陈瓘乞删除王安石《日录》等指挥勿行，仍诏实录院以朱、墨本进。（案：朱、墨本者，绍圣初别修去取之事也。在元祐所修，则于墨本上以雌黄涂之，谓之“墨本”；入绍圣所修，则以朱修之，谓之“朱本”。）
２、是日，瓘与左司员外郎朱彦周谒左仆射曾布于都堂，以书责布曰：“阁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内所赞颂也。然谓阁下无过，则不可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于此！”又曰：“熙宁条例司之所讲元丰右曹之所守，举朝公卿，无如阁下最知其本末。今阁下独擅政柄，首坏先烈，弥缝壅蔽，人未敢议。他日主上因此两事，以继述之事问于阁下，将何以为对？当此之时，阁下虽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又曰：“阁下于瓘有荐进之恩，瓘不敢负，是以论吉凶之理，献先甲之言，冀有补于阁下。若阁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则今日之言，谓之负恩可也。”布读瓘书大怒，已而笑谓瓘曰：“此书他人，得之必怒，布则不然，虽十书，亦不校。”瓘以《日录辨》及《国用须知》纳布而出。（《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岳珂《桯史》载瓘全文，云：瓘闻之，古贤未尝无过，周公、孔子、颜渊皆有过也。子路闻过则喜，所以为圣贤之徒；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百世之师，故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过，善在一身，大臣改过，福及天下。阁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内所赞颂，然谓阁下无过则不可。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于此？瓘之所撰《日录辨》一篇，已进之于上，阁下试一读之，则所谓尊私史而压宗庙者可见矣。瓘去年所论陕西、河东事，未尽详悉，近守无为，奉行朝廷诏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财，皆已运于西边。比缘都司职事，看详内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国用须知》，亦已进之于上，阁下试一读之，则所谓缘边费而坏先政者可见矣。主上修继述之效，阁下乃违志坏事，以为继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渐见，所以误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于边费。熙宁条例司之所讲，元丰右曹之所守，举朝公卿，无如阁下最知其本末，今阁下独擅政柄，首坏先烈，弥缝壅蔽，人未敢议。他日主上因此两事，以继述之事问于阁下，阁下将何以为对？当此之时，阁下虽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边事之费，外则帅臣，内则宰相。帅臣知一方之事而已，虽竭府库之财而倾之，不可责也。至于宰相之任，则异乎此矣。岂可以知天下匮竭，而恬不息匮竭，因坏先政，因务蔽蒙，阁下欲辞其过，可乎？瓘比缘禀事，闻阁下之言，指尚书省为道揆之地，瓘谓阁下此言失矣。三省长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岂太宰之所得预乎？两年日食之变，皆在正阳之月，此乃臣道大彊之应，亦阁下之所当畏也，宜守而揆，岂抑畏之谓乎！《周官》曰：“居宠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数千里，天变屡作，人心忧惧，边费坏败，国用耗竭，而阁下方且以为得道揆之体，可谓居宠而不思危矣。阁下于瓘有荐进之恩，瓘不敢负，是以论吉凶之理，献先甲之言，冀有补于阁下。若阁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则今日之言，谓之负恩可也。负与不负在瓘，察与不察在阁下。事君之位无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夺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东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钦圣未见察，则瓘被贬黜，后来慈意开悟，则瓘得牵复。人主察孤臣之尽忠，钦圣知忠言之有补，母慈子孝，主圣臣直，此国家两全之道，庙社无疆之福也。今钦圣纳忠之美，未白于天下，而谏官不二之心，得罪于庙堂。胁持之风，甚于去岁，乖离之论，倡自大臣，所以厚钦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辞都司之命，而阁下未许其去者，阁下必有以处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谕也。主上念钦圣纳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奖劝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择死，所以图报效，无负于人主，无媿于外家，一身之安危，岂暇恤哉！然则今日之言，安知不见察于阁下也，阁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职，重取烦言，又不忍默默而去，惟阁下留听，幸甚。岳珂曰：“前书《尊尧集表》，盖与此互见始末，詟谀立懦，不厌屡书。”）
３、癸丑，瓘又录所上布书及《日录辨》、《国用须知》具状申三省曰：“昨诣尚书省校书，蒙中书相公面谕其详，谓瓘所论，为元祐单见浅闻之说，兼言天下未尝乏财，虽有十书，布亦不动。瓘不达大体，触忤大臣，除具申御史台乞赐弹劾外，伏乞敷奏，早得窜黜。”（《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又百三十。）
４、甲寅，三省进呈，上顾曾布曰：“如此报恩地邪？”布曰：“本不欲喋喋，然理有当陈者不敢已。臣绍圣初在史院不及两月，以元祐所修《实录》，凡司马光《日记》、《杂录》，或得之传闻，或得之宾客，所记之事，鲜不遍载；而王安石有《日录》，皆当日君臣对面反覆之语，乞取付史院照对编修，此乃至公之论。其后绍圣重修《实录》，数年乃成书，臣盖未尝见。当日修书乃章惇、蔡京，今日提举史院乃韩忠彦。而瓘以为臣尊私史。压宗庙，不审何谓也。神宗理财，虽累岁甲兵，而所至府库充积。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乃以臣坏三十年根本之计，恐未公也。”上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议论太偏，今日如何？”布愧谢。而韩忠彦等皆言：“瓘必欲去，当与一郡。”布曰：“臣本不与之校，朝廷优容，无所不可。”遂以瓘知泰州。上令责瓘，忠彦及陆佃皆曰：“瓘之言诚过当，若责瓘，则瓘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瓘。”乃以瓘知泰州。布始欲瓘附已，使人谕意，将大用之，瓘语其子正勷曰：“吾与丞相议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饵。吾有一书将遗之，汝为我书。”且曰：“郊恩不远，恐失与汝官，奈何？”正勷再拜，愿得书。瓘喜，明日持以见布。布果大怒，遂有海陵之命。先是，瓘以都司权给事，何执中为礼部侍郎，一日以简抵瓘曰：“早见贵人，公即真矣。”故瓘语正勷云尔。（《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编年通鉴》云：瓘奏言：“臣尝乞别修《神宗实录》，以成一代之典，而不闻施行，盖绍圣史臣今为宰相故也。”不报。时瓘兼权给事中，曾布将荐之，即真，或以告瓘，瓘曰：“吾与布议事不合，若受其荐进，而复尔异同，则公议私恩，两有媿矣。”至是瓘诣政事堂，以书见布曰：“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布谓瓘所论为元祐单见浅闻之说。瓘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遂出知泰州。）
中书舍人邹浩奏：“瓘素以声闻，推重一时，今到都司，曾未逾月，遽令出外，恐非所示天下而慰公议也。伏望收还新命，以全朝廷待士之体，所有录黄，未敢签书行下。”不从。右谏议大夫陈次升亦言：“瓘首蒙进擢，搢绅之间，咸以为贺。今闻瓘以宰属议论不合，因此罢去，审如所传，不惟有遗人材，亦虑有失人望。伏望圣慈更赐详酌施行。”（《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史陈次升传》：徽宗立，召为侍御史，迁右谏议大夫。献体道、稽古、修身、仁民、崇俭、节用六事，言多规切。崇宁初，以宝文阁待制知颍昌府。次升三居言责，建议不苟合，刘安世称其有功于元祐人。然他所言曾肇、王觌、张庭坚、贾易、李昭玘、吕希哲、范纯礼、苏轼等，公议或不谓然。谨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曰：《宋史》云云，门户之见也。）
５、是月，邢恕申实录院状云：“恕为御史中丞，为章惇所挤，与同知枢密院事林希皆以本官罢职。恕遂出知汝州，数月，移知南京。时哲宗亦徐知希与恕俱罢，希有罪名，而恕无明白罪名。惇恐恕复用，即检寻出恕元祐初因罢中书舍人责知陶州日曾于帘箔有疏自辩，然箔中固未尝听，责命遂下。其后再责永州监当，首尾九年，皆在谪籍，并因国事，即不缘私，而惇悉置不论。至元符元年冬，乃取下三年前章疏，抉摘疑似，上欺哲宗圣听，降恕三官，责知南安军。章疏中止于自序易攵历本末，未尝干及朝政，乃具述神宗皇帝追惟遇臣畴昔之言，察臣本末，记其姓名，乃复召还馆阁。又云至于神宗皇帝末年，能察知臣，以为忠信，遂除尚书省官，则于责词中并削去不言，特着其熙宁初忤旨罢馆职之言，以巧相诋诬。恕时以帘箔未相知，恐以为前此尝违道干进，故云及臣除尚书职方员外时，司马光亦除资政殿学士，其月日可考也。惇即见诋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又恕时有故与韩维相连，所以云韩维素有名德，及与司马光、吕公着为一等。惇见诋云‘指权臣为名德’。此皆见于训词之言，足为显据。而去年六月间，惇尚当国，责恕均州，分司，反以司马光、吕公着追贬海外之日，由恕所挤。公着之贬海外，责词具在，罪名可见；与司马光所坐口语，并无分毫干涉。惇之贬光，已是厚诬，至同贬公着海外，当时之人，尤知其无名。然则公着与恕，累不相干，事理灼然。至贬光海外，则缘光在元丰八年春与范祖禹曾说：‘今上皇帝已嗣位，然娄后事犹可虑。’祖禹先到京师，恕因与祖禹闲言哲宗方十岁，比至还政，须更十年，中间事亦有可虑，祖禹即道光之言。时司马光尚未起，不能深知宣仁之用心，故有此言。然其于哲宗之意，则忠也。祖禹与光深相知，所以与恕说者，正以光为善意，非恶也。恕曾说与蔡确、章惇，亦以光言为有忧国爱君之意尔。当是时，朝廷方蔊用光，欲以为相，又帘箔在上，光言于帘中，乃有形迹。恕特密与确等说，则岂以光意为不善、有陷光之意哉？及至绍圣间，章惇疑恕，恐其不为己用，每以光、公着为言，欲见把持。至云恕是吕公着上客，又云恕昔时常托司马光在手掌悰。凡绍圣闲侍从臣僚，无不闻知。则惇方贬光、公着之日，岂容恕知其谋也？因叶祖洽论王珪事，林希本出珪门下，又是亲戚，惇既与希为党，以希之故，阴欲庇珪。而祖洽论珪事，乃引光、公着与珪为比，谓光、公着已贬节度副使，则珪岂可置而不行惇时王珪之贬，因祖洽屡有章疏，至光、公着，则已贬节度副使，其后并无人言，又别无事因，特因祖洽之言所激，遂同日与珪皆贬，则惇岂尝见问，恕亦何尝闻知惇但既贬光、公着后，恕徐闻惇于哲宗前以光言‘娄后事犹可虑’，乃以为幸其如此，兼观光责词，谓其‘实藏祸心’，则其旨可知也。至于吕公着责词，则与责节副词大节皆相表悰，其后别无罪名，然不知惇当日因何与光并责也？惇既贬光，知其别无事因，即于贬光之日，旋画旨下编类所，应事干臣僚，并仰本所直行取会，仍备坐；若有隐匿、增减、漏泄，并科除名之罪。贬光后五十二日，编类所方行牒来，止于取会司马光语言而已，与吕公着了无相干也。恕即回牒，具坐元丰八年夏范祖禹与恕说‘曾与司马光同在洛河官船中说及先皇帝已嗣位，然娄后事犹可虑。’恕寻曾说与左仆射章惇及故左仆射蔡确，委是诣实。回牒今在编类所案卷中，可以检照。恕止云光言‘犹可虑’，则是忧虑恐有此事，如何惇以可虑之言乃反指为祸心也？兼当年二月初，责光为节度副使时，责词中已有‘潜怀睥睨之邪计，欲快倾摇之二心’，此两句，固已指光‘犹可虑’之言以为邪计、二心，但其言不甚别白尔。至贬光海外之日，则云‘乃与凶党实藏祸心，至引宣训衰乱不道之谋，借喻宝慈圣烈非意之事。兴言及此，积虑谓何？’止是更注解邪计、二心之词而已。即知惇再贬光、公着，有激而然也。其下‘积虑’二字，乃惇狡狯，欲该载光言‘虑’字在其间尔。然光所谓‘犹可虑’者，直是忧恐之言，固无幸愿之意，与惇所谓‘虑’者，文义语脉理自不同。惇虽彊欲牵合，不免益见其撰造也。若惇以光言为明有恶意，则当日责辞，何不实载光‘可虑’之言以为有幸灭之意惇如此，即是着光本语，惇知果尔则不足以诳惑天下，人必有词，故匿光本语，饰以己意。然则诬陷光者，特出于惇，事理甚明。恕牒又云‘寻说与惇及蔡确，则显见非绍圣后语惇也。’其言出于范祖禹。祖禹与光至相厚，固非谈光之恶；恕传祖禹之言，固非陷光之意。今圣明方辨光、公着之冤，而惇实陷光，不自执咎，乃反嫁祸于恕。与前责恕南安辞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指权臣为名德’者，前后盖不类也。况惇将责光之日，恕若与惇符同，则惇必先令恕供析，然后行遣，岂有先贬光海外，后行取会之理！盖惇知恕与己不同，若先来取会，即恐恕或有隐匿，或为光解释，即却难以撰造。所以惇先用己意，织成光罪；既贬光后，更画圣意，以除名之罪见胁，方来取会。而恕所答牒辞如前，则不肯傅会章惇，符同责词，灼然可见。兼责光海外后半年，恕方除御史中丞，时林希与惇相为表悰，谓恕为公着党人，欲以此相胁持。恕恐此言必达哲宗之听，遂曾因事奏陈云：‘惇尝以臣为素与司马光、吕公着厚，欲以此制臣。先时，惇尝云臣常托司马光在手掌悰。臣答惇云：光素有贤名，方元丰以前，天下之人孰不称其贤者！固不能逆知光后日为相，改更太过也。至于神宗皇帝末年，亦尝特进光资政殿学士，然则神宗岂不贤光哉？惇他日又面折臣，云：臣是吕公着上客。臣答：以臣为吕公着上客，固不可欺相公。但当元祐间，恕与吕公着进退祸福自不同。方吕在元祐间进，时恕却退；方吕为帘省，所知得福之日，恕掇帘箔之怒乃得祸，这惇却不同。惇云：若不凭他，即郤须厮随公着过岭去也。’恕既具为哲宗道此二事，且云：‘恐惇今日以此持臣欲其顺己，臣自顾昔者，实曾称道光、公着，然臣本公言，非有私也。臣欲为惇所持，则御史台可废矣。’哲宗面谕云：‘卿既与他进退不同，不妨莫信。’所谓莫信者，令莫信惇也。使恕果先傅会惇，证明光罪，贬光海外，则惇、希宁复以此更见胁持惇但乞照验。恕责南宫，告辞犹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指权臣为名德。’则知方恕为御史中丞日，惇以恕与光等素厚见诋可知矣。程颐贬涪州，亦是林希与章惇以为恕素师事颐，故遂于哲宗前陷成颐罪；未从贬颐，乃于执政大臣聚会处见诋云：‘师既如此，为弟子者当如何？’恕寻闻其说，亦曾对哲宗皇帝开陈云：‘程颐之贬，臣不知以何罪？臣于颐昔者实以师友之间处之，但自元丰三年颐曾到京师与之相见后，至今二十年不曾相会。元祐间与颐又不同进退，然则？虽罪颐，焉能中臣惇但惇缘希故，挟情用刑，则天下安得心服！理当奏知。’哲宗云：‘会得。’希之见诋，先朝大臣皆闻其言，则恕对哲宗面辨其事，可知希为惇谋；犹欲以程颐见中，则其于司马光、吕公着又可知也。今来《实录当具载光、公着之贬，则罪光》本末宜得其实，乞赐照会。”（《续长编》卷四百八十六。原注：刘跂《辨谤录》载张舜民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跂诣舜民相见，舜民时任吏部侍郎，言：“去年秋四次登对，皆乞早辨宣仁疑谤，则诸臣僚家诬搆事皆释然。”上谓：“当日诬谤，自不分明，今日却不用分明辨之。”问：“曾见邢恕责词否，此乃辨宣仁也。”对曰：“未曾见。”后来又责周秩广德军，上又云：“亦辨宣仁也。”舜民又说：“娄后语言，本是章惇说出，指以为邢恕所言。恕曾上章乞与贼臣惇各被五木对辨于御史府，不降出。”舜民曾乞降此章付外。上不允。案：舜民所言恕乞与惇各被五木对辨娄后事，他书并无之，当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八月，中书舍人傅楫罢。曾布自以于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己。楫岿然守正，凡命令不当，必极言之。又尝论救王古、范纯礼，布滋不悦，出知亳州。案：《宋史》本传作“博州”。本传云：曾布自以于楫有汲引恩，冀为之用。楫略无所倾下，凡命令有不当，用人有未厌，悉极论之，虽屡却不为夺，布大失望。帝以旧学故，多所延访，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静自然为言。李清臣劝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楫道此。”楫在朝岁馀，见时事浸异，窃叹曰：“祸其始此乎！”闻者甚之，楫笑曰：“后当信吾言。”遂上疏求去，以龙图阁待制知博州。
又：云：晁补之罢。管师仁谓：“苏辙皆深毁先帝，而补之、庭坚皆其门下士，不可聚于朝。”出知河中府。案：“苏辙”上，当有“苏轼”二字，不然皆字无着。《宋史管师仁传》云：师仁擢左司谏，论苏轼、苏辙深毁熙宁之政，其门下士吏部员外郎晁补之辈不宜在朝廷。逐去之。
１、九月己未，（案：钱氏《朔闰考》：己未，是月朔也。） 陈瓘既黜，上谕蒋之奇、章楶案：时蒋之奇知枢密院事，章楶同知枢密院事。曰：“瓘为李清臣所使，元祐人逐大半，尚敢如此。曾布以一身当众人挤排，诚不易。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劳之。”是日，布入对，留身面谢，慰劳加勤，且谓布曰：“先朝法度，多未修举。”又曰：“元祐小人，不可不逐。”布对曰：“陛下初下诏，以为用人无彼时此时之异；若臣下便能将顺奉行，则必不至今日如此分别。然偏见之人，终不可率，当更缓治之。”案：“当更”二字，似宜乙转“率更”连读。上曰：“卿何所畏？”且曰：“卿多随顺元祐人。”布曰：“臣非畏人者，处众人汹汹中，独赖眷属，有以自立，偏见异论之人诚不少，彼不肯革面，固当去之。然上体陛下仁厚之德，每事不敢过当，故欲从容中节耳。若言臣随顺及畏元祐人，不知圣意为如何？”上笑曰：“岂有此，但人言如此，故及之。”（《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１、十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戊子朔。） 癸巳，案：《东都事略》、《宋史》并系乙未，岳珂《愧郯录》亦作癸巳。右光禄大夫、门下侍郎李清臣罢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大名府。《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先是，曾布独对，上谕布人物有可诏对者，但奏取来，便当批付閤门。布寻以刘焘、王防、周焘、白时中四人名闻，上悉批令对。四人者，皆布门下士。清臣密启上，谓焘、防等为“四察八侦”。既而对众显白“四察八侦”不可为言事官。上色变，众莫晓其语。上以谕蒋之奇、章楶曰：“清臣盖指王防、刘焘等也。”令谕布知，且曰：“清臣所为，妇人女子之事。”寻召焘告之，仍令转达上旨，时九月丙戌也。后二日，布留身谢，上谕以察侦之语，且言：“所谓察侦，皆臣所亲接之人，君子小人，各有党类，此等人皆知顺圣意、奉行法度者非营私也。若晁补之、毕仲游之徒，皆与清臣辈背公死党之人，必不与臣亲厚，此理之必然也。”上曰：“清臣害政，当去。”布曰：“补之等何能为？清臣在政府，则为害政矣。”上曰：“彭汝霖累有文字，但未出，卿可谕汝霖缴申清臣，则因其请出，便可令去。”布曰：“臣未尝与言事官交通。案：时彭汝霖为御史。昨者圣谕，令彭汝霖召吴则礼谕圣意，臣迄今不曾令则礼至汝霖所。今既被旨，容臣更展转道达。”上知布之未奉诏也。翊日，赵挺之对，遂令谕汝霖，汝霖遂草疏纳清臣于待漏院，三省各申一照会状，但言：“前后五有章疏，谕清臣当罢政，未承施行，谓其必能自请而安然自居。虑清臣之不知，已录申之矣。”清臣得汝霖申状，皆不以告同列，布及同列亦莫知其由。奏事毕，清臣留身请去，遂出居僧舍。上以清臣劄子付通进司，遣一老卒持送。故事，当遣御药封还。而清臣留时，尝白上曰：“臣本无去意，但为言者所迫，如蒙遣使宣召，臣更不敢违圣制。以是上不敢遣使，恐其遂留。”且谕之奇及楶，大笑之。及再入劄，批付三省，而有是命。（岳珂《愧郯录》卷五。案：《宋编年通鉴》云：清臣与曾布有嫌，每于上前，互相诋毁。谏官陈祐论布过失，上以祐与清臣交结，欲黜布而援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风旨，累论清臣之奸。清臣不自安，出知大名府。《宋史》本传云：仆射韩忠彦与之有连，惟其言是听，出范纯礼、张舜民，不使吕希纯、刘安世入朝，皆其谋也。寻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又《彭汝砺传》云：李清臣与布异，布先讽江公望使击之，将处以谏议大夫，公望弗听。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谏议。与六月甲辰文合。）
２、甲午，欧阳棐以直秘阁知蔡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注。案：原注：云：在靖国元年十月七日。据钱氏《朔闰考》：是年十月戊子朔，则七日甲午也。《宋史》本传云：欧阳修中子棐以直秘阁知蔡州。蔡地薄赋重，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多取于民，民不堪命。会有诏禁止，而佐吏惮使者，不敢以诏旨从事。棐曰：“州郡之于民，诏令苟有未便，犹将建请。今天子诏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诏止之。若有惮而不行，何以为长吏？”命即日行之。）
３、戊戌。（案：《续长编》卷五百二：邹浩论在京官司今后被受一司续降条贯及一时指挥，关报门下中书后省，谏官案所贵事得周知。注云：靖国元年十月十一日当考。今其文已佚。钱氏《朔闰考》：是年十月戊子朔，则十一日戊戌也。）
１、十一月壬午，三省奏事讫，右仆射曾布独留，进呈内降起居郎邓洵武所进《爱莫助之图》，其说以为陛下方绍述先志，并臣莫助之者。其图如史书年表例为旁通，（案：“例”，《东都事略》作“列”，《九朝备要》作“别”，当依《通鉴续编》作“列旁行”为是。） 分为左右。自宰臣、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隔，左曰绍述，（案：《东都事略作“元丰”。） 右曰元祐。左序助绍述者，宰相、执政中温益一人而已，其馀每隔止三四人，如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案：原本“致”作“至”，“适”作“适”，今据《十朝纲要》、《通鉴续编》改正。） 是也。右序举朝辅相公卿百执事皆在其间，至百馀人。又于左序别立一项，用小帖揭去。布密禀揭去臣僚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与卿同，故揭去。”布曰：“洵武所陈，既与臣所见不同，自不当与议，乞纳下。”明日，遂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记？论之人，于是上决意用京矣。（《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曾布子纟隶作《家传》云：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邓洵武进《爱莫助之图》。按：所称六月及洵武》官名，皆误也。今不取。案：《东都事略·邓绾传》云：子洵武，徽宗即位，为起居郎。时韩忠彦、曾布为相，洵武因对言：“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韩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将先帝之法更张之，是忠彦为韩琦子，能继父志；陛下为先帝子，不能继父志也。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进爱莫助之图。召试中书舍人，迁给事中兼侍讲，进吏部侍郎。岳珂《桯史》云：建中靖国初，韩文定忠彦当国，党祸稍解，天下吐气。邓洵武为起居郎，乘间以绍述熙、丰政事为言，上意虽不能无动，而未始坚决也。邓氏有位中丞者曰绾，成都人，在熙宁初，倅宁州。尝上言，陛下得圣臣，得青苗良法，臣以宁州民心欢悦者占之，天下可从知矣，惟陛下坚守弗变，毋惑流俗。王荆公喜，荐于上，遂阶召擢。是时蜀士在朝者，咸唾骂之，绾有“唾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之语。洵武，盖其子也。自度清议必弗贷，且有驷不及舌之虑，值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忧形于色。有馆客者闻之，献计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韩琦实尝沮之，为条例司所驳，先帝以其勋劳弗之罪。今忠彦得政而废新法，是忠彦能绍述琦之志也，忠彦为人臣，尚不忘其父，上为天子，乃忘其父兄邪！诚能以此为上别白，上必感动。”洵武喜谢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愀然，亟俞之。于是崇宁改元，天下晓然知其意矣。洵武复进一图，曰“爱莫助之图”，以丰、祐人才分而为二，能绍述者居左，惟温益而下一二人，而列于右者，皆指为害政，盖举朝无遗焉。于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谓非相京不可，上览而是之。洵武亦驯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随亦厌之，绾荐荆公之子雱，宸笔中出，以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遂罢中丞，知虢州。夫洵武以左史荐宰相，以庶僚变国论，可谓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