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酒税，（案：《宋史·本纪》作“盐税”。御史悰行钱凯监衢州盐税。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凯等言曰：“臣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案：《宋史》作“执政以来”。未逾年，案：《宋史》作“未逾数月。”中外人情嚣然不安。案：《宋史》作“胥动”。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案：《编年备要》此下有云：“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时如唐、虞，跻治于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权霸之术，战国纵横之治，取媚朝廷。陛下遽信其言，侵夺三司利柄，开局置官，引三人者议事，用八人者分行。所辟如吕惠卿、王子韶、卢秉、王汝翼之徒，岂能通晓钱穀、周知天下利源乎？复引薛向为发运使兼领均输之职，信如诏书之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固亦无害，然使小人用事，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商贾既不行，则诸路税课亏失，是先丧其国之常入，其何以仰给经费？官司贩易物有难售者，未免均配在民，以取其直。物既壅塞，难于脱祸，则必有鬻田产、破家业以应期会者，不然，则氵㸒刑、滥罚从而加之矣。兼薛向多用耳目刺州县短长，从而胁之，俾承裒敛非道之事。去年，许遵妄议谋杀自首按问之法，朝廷委安石与司马光定夺。光则持公请依旧法，安石则偏见而立新议。差韩维再议，而皆附安石之法。又令密院同议文彦博所定，既协公道。陛下以众人所议委富弼看详，富弼在病告，不俟其出，朝廷即行安石所定，良由同列畏其强，陛下惑其辨，乃至此耳。小人章辟光妄献岐邸外迁之议，吕诲乞加谴逐，安石百端阻格，诲竟黜降。故事，若昭文在假，集贤尚不敢专行圣旨，岂如安石傲视同列，旁若无人，爱增予夺，一出于己？”上阅疏曰：“此皆挟情，非竭节以补时事者。”《东都事略》云：熙宁初，琦自通判歙州召为侍御史，凯自知乌程县召为侍御史悰行。王安石初得政，专恃胸臆，轻易宪度，侵夺三司利柄。而曾公亮依违固宠，畏避不言。琦、凯与刘述上疏以为：“安石自应举历官以来，莫不尊尚尧、舜之道，以倡率学者，故天下士人心无不归向，谓之贤。陛下亦闻而知之，遂正位公府。今遭时得君如此之专，当以平时所学仁义之道，启沃上心，以广圣德。今乃首以财利之议，务为容悦，言行乖戾，一至于此。刚愎自任，则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陛下为何如主也？陛下天资英悟，不世而出，尧、舜郅治，指日可复，今反以霸国诸侯之术，唐室衰世之事，诱惑上听，何不恭之甚也！臣等愿陛下运乾纲之断，夺安石重任，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被遇三朝，当悉虑竭忠，以身许国，反有畏避安石之意，阴自结援，更相称誉，以固宠荣。致安石奏对之际，唯肆强辨，多生横议，岂执政大臣之体乎！况公亮久妨贤路，无补时政，亦宜罢免。”） 时述坐判刑部，缴敕劄，被劾未伏，故琦、凯先贬。（《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卷六十三。案：《宋史·本纪》：八月癸卯，贬琦、凯。壬戌，侍御史知杂事刘述、同判刑部丁讽坐受刑名敕不即下，贬知江州。又《刘述传》：述兼判刑部，安石争谋杀刑名，述不以为是。及敕下，述封还中书，奏执不已。安石白帝，诏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于是述率御史刘琦、钱凯同上疏。凯将出台，于众坐骂孙昌龄曰：“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荐君及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少念报国，柰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凯今日罪分当远窜，） 君在后为美官，自谓得策耶！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马。《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宋史刘述传》：贬琦、凯监处、衢酒税。公亮疑其太重，安石曰：“蒋之奇亦降监当。”）
５、乙巳，罢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为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蕲州。先是，昌龄言：“臣累辨谋杀之法，非是。”遂贬。（《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孙昌龄以论新法贬。王宗沐《通鉴》：孙昌龄始以附安石得进。凯将出台，骂昌龄而去。于是昌龄亦言：“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遂黜。昌龄通判蕲州。）
６、司马光言：（案：《纪事本末》不系日，据《传家集》，《论责降刘述等劄子》为八月十一日上。八月乙未朔，十一日为乙巳。） “臣窃闻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案：《宋史·本纪》：壬戌，丁讽坐受刑名敕不即下，贬通判复州。审刑详议官王师元，案：《宋史·本纪》：壬戌，王师元坐许遵所议刑名不当，贬监安州税。） 皆执守谋杀刑名被劾；（案：《传家集》作“差官取勘。”侍御史刘琦、钱凯皆以论执政，降监酒税。案：《传家集》作“皆以论列政府公事，除员外郎降监酒税。”下又云：中外闻之，无不惊愕。臣闻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此古今之通义，人臣之大节也。） 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纪事本末》卷五十六、卷七十五。） 夫绁食鹰鹯者，求其鸷也，鸷而烹之，将何用哉！（案：《传家集》此下有云：陛下践祚以来，待臣下以宽仁。） 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县权发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凯（案：《传家集》此下有“所坐不过狂直”六字。） 止以迕犯大臣，遂降为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臣窃恐天下（案：《传家集》作“来者”。） 侧目箝口，以言为讳，威福移于臣下，聪明有所壅敝，非国家之福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备位近臣，亲被明诏，睹朝廷政事之阙，不敢不言。伏望圣慈，深察愚衷，早赐指挥。） 乞赦刘述等勿劾，（案：《传家集》作“更不取勘”。） 琦、凯等与本资。”（案：《传家集》作“别除一般资叙差遣，庶几稍息群议”。） 不报。（《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宋史《刘述传》：开封狱具，述三问不承。安石欲置之狱，光又与范纯仁争之，乃议贬为通判。帝不许，以知江州。逾岁，提举崇禧观。）
７、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事不合，（案：《太平治迹统类》、《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纯仁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或致民心别生事变。上曰：“今发运使兼制置六路财用，务在均适有无，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骇？”纯仁曰：“人主不当言利，但务农桑节用而已。”纯仁论奏薛向疏，已附注六月末。） 又申中书案：《宋史·范纯仁传》：所上章疏，语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纯仁尽录申中书，安石大怒。曰：“今日忽闻诏令，以台官刘琦等言多失实，事辄近名，擅去官曹，动喧朝听，各落御史，降充监当者，闻命之际，中外震惊。盖人臣以率职为忠，人君以纳谏为美。（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率职之臣获罪，则忠勤不劝；纳谏之风或阙，则君德有亏。） 是以仁宗皇帝开广言路，优容诤臣，执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亿兆归心。先皇帝容纳直言，未尝变色。是时吕诲与臣为御史，亦尝擅纳告身，皆蒙慰谕封回。（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自是诲等力求外补，此陛下之所亲见，固为万世之光也。） 陛下（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述事继明”四字。） 思绍先烈，而因二三执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后先，刑赏或乖于轻重，中书藏其本末，但致外议喧腾。凡居言责之，臣敢不即时论奏。既许风闻言事，即是过失得原，而柄臣遂捃摭其罪，（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欲其畏避搐缩，遇事不敢辄论，虽于政府便安，而陛下将何所赖？） 且执政王安石以文学自负，以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而又性颇率易，轻信难回，举意发言，自谓中理。（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陛下切于求治，安石不度己才，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彊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议为流俗之语，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为贤能。所以荐薛向为通才，指吕诲为无用，致陛下无从谏之美，时政有揠苗之忧。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臣常失望痛心，故已屡有陈奏。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陛下有尧、舜之资，而安石议桑弘羊之术，不恭甚矣！四方百姓未安，而安石欲使小人以扰之，贼之甚矣。加以） 曾公亮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安石见容，惟务雷同苟且，旧则拘好文法，今则一切依随；赵抃心知其非，而辞辨不及安石，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此皆陛下朝廷大臣所为，安得政令无失？”（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求谏尚恐不及，何暇深责诤臣。盖以安石之心将欲果于兴事，所以深恶言者，惩戒后来。殊不知成汤罪己而兴，禹拜昌言曰圣。周道既衰，则有防川之蔽；秦法虽暴，而有敢怒之民。陛下睿知聪明，洞照古今，岂可启宠偏听而失天下之心？伏望陛下平气虚怀，深为国计，将琦等责降告敕，速赐收还。安石不可久在中书，恐必任性生事，宜速解其机务，或且置之经筵，足以答中外之心，弭未然之患。如是则商汤改过之美可复见于今，帝尧从欲之仁不独称于古，臣不胜大愿。然臣久居谏列，智虑不明，不能救止未然，遂致圣政有失。虽陛下不惮改作，而臣之职事已隳，岂敢复在谏垣！辄已家居待罪，自今月十日更不供职，伏乞重行贬窜，以警百官。贴黄：今后政府臣僚，每欲生张亲知，但只先同议论，后至签敕之时，别作回避，则言者无由奏弹。陛下岂可不察！刘述方被勘劾，恐执政陷以稽迟之罪，刘述既见事有未安，自当不敢行下。本是尽心职事，却蒙执政深怒。况王安石旧作中书舍人，纠察在京刑狱，亦曾缴纳词头，不肯入谢。今日不存忠恕，以至于此，乞陛下详察。）
《范忠宣奏议第二状》云：臣昨日上言乞追刘琦等责降诰敕。臣已居家待罪，以俟窜殛，然有爱君之心，尚冀一伸。伏缘台官为天子耳目，将使警察百辟，以防权幸之非。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落职监当；若指君父之过，则将何法以加之？况自先皇帝以来，人主未尝自有过失，皆因大臣举措不谨，玷累朝廷。且君父既为人所玷累，则忠臣孝子，宁忍不言？陛下不察其心，更加贬窜，不惟自摧耳目，乃使忠孝莫伸。方今多士盈庭，大半趋附执政，陛下更以法令驱之，使畏大臣，则其任性恣行，何所不至？陛下虽欲制驭，必伤终始之恩。所以人主虽当仰成执政，而督察之任委之台官，俟有过愆，则使弹击，下以使大臣知惧，上以全君臣之恩，此是从古以来驭臣之要道也。陛下将臣此奏反覆究详，特与追还二人，以正朝廷之失，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 公亮等以纯仁状进，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出知河中府。初，纯仁自陕西运副召还，上问：“卿在陕西，久主漕挽，必精意边事。”对曰：“城郭完全，甲兵粗修，储粮粗备。”上愕然曰：“卿材能如此，朕所倚赖。”对曰：“愿陛下无深意于边事，恐边臣观望，要功生事，结衅夷狄，残害生灵，耗竭财用，厚费赏罚。不惟今日目前之害，又将贻他时意外之变。”上嘉纳之。纯仁雅与安石厚善，至是数言事多忤安石，最后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安石滋不乐。刘琦罢，纯仁又言琦不当罢，请速解安石机务。留章不下，纯仁力求去，不许。未几，罢谏院为起居舍人。纯仁固辞，安石遣所亲谕纯仁曰：“已议除知制诰矣！”纯仁曰：“是以利怵我也，言不用，万锺何加焉？”遂录所上状申中书，安石见之，怒，携以白上。上曰：“宜与一善地。”故有河中之命。薛应旂《宋元通鉴》云：纯仁自陕西诏还，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纯仁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帝曰：“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之所谓‘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遂作《尚书解》以进，曰：“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帝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暗远，愿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输法于六路，纯仁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输之法，使小人为之，掊溇生灵，敛怨基祸。”又云：“刘琦、钱凯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傥欲事成急就，必为恁佞所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纯仁力求去，不许。未几，罢谏职，改判国子监。纯仁去意愈确，及录所上章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重贬。帝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迁知和州。《编年备要》云：曾公亮、赵抃得纯仁状，上章自劾。略曰：“清时备位，难逃窃位之讥；白首佐朝，遂起蔽奸之谤。如安石者，学给辨胜，年壮气豪。议论方鄙于古人，措置肯谐于僚党。至使山林末学、草泽后生，放自有之。天良乐途，附之异说。拖绅朝序，非安石之党，则指为俗吏；圜冠校字，非安石之学，则指为迂儒。”又言：“安石平居之间，笔舌丘旦，有为之际，身心管、商，待圣主为可欺，视同僚为不物。为臣如此事主，若何？伏乞申睿断，大决群疑，正安石过举之谬，以幸邦家。白臣等后言之罪，俾还田里。”）
８、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详检文字苏辙言：（案：《栾城集》载《条例司乞外任奏状》云：右臣近蒙圣恩，召对便殿，面赐差使，仍奉德音，不许辞避。伏自受命于今五月，虽日夜勉强，而才性朴拙，议论迂疏，“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案：《栾城集》此下有云：伏惟陛下创制此局，将以讲求财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协力之人以备官属。而臣独以愚鄙，固执偏见，虽欲自效，其势无由。） 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论不同事件，（案：《栾城集》此下有云：苟陛下悯臣孤危，未赐诛谴。） 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案：《栾城集》此下有云：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励驽钝，以酬恩私。臣无任瞻天请命，激切屏营之至。） 上阅辙状，问：“辙与轼何如？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臣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时事，何以反为异论？”（《纪事本末》卷六十二、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苏辙以书抵陈升之、王安石，论遣使按求农田水利徭役之失。又曰：“发运之职，今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令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必贵，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此均输之说，辙所未谕也。《常平条敕》纤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亏欠，法度纷纷，何至如此！况钱布于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于民，荙之则官将何赖？青苗之说，辙所未谕也。”且乞补外任，遂授河南府推官。又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所载辙书，前后多从删节，今据《栾城集》补录全书云：辙顷者误蒙圣恩，得备官属，受命以来，于今五月。虽勉强从事，而才力寡薄，无所建明，至于措置大方，多所未喻。每献狂瞽，辄成异同，退加考详，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僣冒，聊复一言。窃见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以为方今职司守令，无可信用，欲有兴作，当别遣使。愚陋不达，窃以为国家养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内，兴利除害，岂待他人！今始有事，辄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议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实。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谓功效可以立成，人怀此心，谁肯徒返？为国生事，渐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馈之烦，民受更张劳扰之弊，得不补失，将安用之？朝廷必欲兴事以利民，辙以为职司守令足矣！盖势有所便，众有所安。今以职司治民，虽其贤不肖不可知，而众所素服，于势为顺，稍加选择，足以有为。是以古之贤君，闻选用职司以责成功，未闻遣使以代职司治事者也。盖自近世，政失其旧。均税宽恤，每事遣使，冠盖相望，而卒无丝毫之益。谤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异此？至于遣使条目，亦所未安。何者？观课农桑，垦挌田野，人存则举，非有成法。诚使职司得人，守令各举其事，罢非时无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赋，不夺其力，不伤其财，使人知农之可乐，则将不劝而自励。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将使使者何从施之？议者皆谓方今农事不修，故经界可兴，农官可置。辙观职司以下劝农之号何异于农官？嘉祐以来方田之令何异于经界？行之历年，未闻有益。此农田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天下水利，虽有未兴，然而民之劳佚不同，国之贫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国之富以兴水利，则其利可待；因民之劳而乘国之贫以兴水利，则其害先见。苟诚知生民之劳佚，与国用之贫富，则水利之废兴，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无渐，人不素讲，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将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实无可告者。不得于官吏，必求之于民；不得于民，其势将求于中野，兴事至此，盖已甚劳。此水利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徭役之事，议者甚多。或欲使乡户助钱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与齐民并事。此三者，皆见其利不见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谩之患。今乃荙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辙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今国家设捕盗之吏，有巡检，有县尉，较其所获，县尉常密，巡检常疏，非巡检则愚，县尉则智，盖弓手乡户之人与屯驻之客军异耳。今将使雇人捕盗，则与独任巡检不殊，盗贼纵横，必自此始。辙观近岁，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乡户旧法，革去无馀，雇人之责，官所自任。且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为两税，取大惓十四年应于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旧，柰何复欲取庸？盖天下郡县上户常少，下户常多，少者徭役频，多者徭役简，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间。今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助役，上户则便，下户实难，颠倒失宜，未见其可。然议者皆谓助役之法，要使农夫专力于耕。辙观三代之间，务农最切，而战陈田猎，皆出于农。苟以徭役较之，则轻重可见矣。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方今虽天下无事，而三路刍粟之费多取京师银绢之馀，配卖之民，皆在城郭。苟复充役，将何以济？故不如稍加宽假，使得休息，此诚国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复役已久，议者不究本末，徒闻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遂欲使衣冠之人与编户齐役。夫一岁之更，不过三日；三日之雇，不过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无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较之三日之更，则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复加哉？盖自古太平之世，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其力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以为责之以学而夺其力，用之于公而病其私。人所难兼，是以不取。柰何至于官户而又将役之？且州县差役之法，皆以丁口为之高下。今已去乡从宦，则丁口登降，其势难详，将使差役之际，以何为据？必用丁，则州县不能知；必不用丁，则官户之役比民为重。今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租佃田宅，断买坊场，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于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与民皆役，则昔之所禁皆当废罢。罢之则其弊必甚，不罢则不如为民。此徭役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又闻发运之职，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达。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与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世，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才智方略未见桑弘羊之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惟利是嗜，以辙观之，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于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甚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议者不知虑此，至欲捐数百万缗以为均输之法，但恐此钱一出，不可复还。且今欲用忠实之人，则患其拘滞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则患其出没难考。委任之际，尤难得人。此均输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常平条敕》，纤悉俱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敛散既得，物价自平，贵贱之间，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增亏，法度纷纭，何至如此！而况钱布于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于民，荙之则官将何赖？此青苗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凡此数事，皆议者之所详谕，明公之所深究。辙以才性朴拙，学问空疏，用意不同，动成违忤，虽欲勉励自效，其势无由。苟明公见宽，谅其不逮，特赐敷奏。使辙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选贤举能，以备僚佐，两获所欲，幸孰厚焉！《东都事略苏辙传》：安石欲行青苗，辙曰：“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恐鞭閧必用，州县不胜烦矣。”安石曰：“君言有理。”自此不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言与安石合，法遂行。安石召用谢卿材、侯叔献等八人，欲遣四方，访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辙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奏除河南府推官。改着作佐郎书，佥书南京判事。）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吕公着荐程颢授太子中允兼御史悰行，上章论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道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与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而求霸则霸矣！”案：《宋史·本纪》：八月辛酉，以秘书省着作佐郎程颢、王子韶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悰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附五月下，盖脱书“八月”二字，今依《宋史本纪》附此。薛应旂《通鉴》、毕沅《通鉴》云：颢自晋城令改着作佐郎，至是吕公着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将退，必曰：“频来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不饰辞辨，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帝尝使推择人材，颢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及弟程颐为首。又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帝尝召颢，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帝以为得御史体。居职数月，章疏屡上。又论时务十事，大略以为：“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理物。圣人之所以必为者，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急，在讲求设施如何耳。”帝嘉纳之。又案：《明道文集·论王霸之辨疏》：“霸则霸矣”句下，又有云：二者其道不同，则在择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若毫釐，缪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于道而莫之奭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为玉也。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况下于霸者哉？陛下躬尧、舜之资，处尧、舜之位，必以尧、舜之心自任，然后为能充其道。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駮杂之政，乃以壹曲之见，幸致小康，其创法垂统，非可继于后世者，皆不足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讲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后行，则或出或入，终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后。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后，后其所先，皆不可以适治。且志不可慢，时不可失。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书》所谓“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后可以有为也。古者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诚以谓不得其人而居之，则不若阙之之愈也。盖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岂圣贤之事，而庸人可参之哉？欲为圣贤之事，而使庸人参之，则其命乱矣。既任君子之谋，而又入小人之议，则聪明不专而志意惑矣。今将矫千古深锢之弊，为生民长久之计，非夫听览之明，尽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胜之乎？或谓：人君举动，不可不谨，易于更张，则为害大矣。臣独以为不然。所谓更张者，顾理所当耳。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谨莫大焉，岂若因循苟简，卒致败乱者？自古以来，何常有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将大有为而反成祸患者乎？愿陛下奋天锡之勇智，体乾纲而独断，霈然不疑，则万世幸甚！又：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氾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戊申，河徙东行。《河渠志》一：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着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襃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戊子，张巩奏：“上约累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静乾宁等州军水患。又使御河、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则漕运无壅遏，邮传无滞留，塘泊无淤浅。复于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岁减费不可胜数，亦使流移归复，实无穷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尝无患，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闭口修堤，工费甚伙，所当预备。望选习知河事者，与臣等讲求，具图以闻。”乃复诏光、茂则及都水监官、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议上。八月己亥，光入辞，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曰：“东流、北流之患，孰轻重？”光曰：“两地皆王民，无轻重，然北流已残破，东流尚全。”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柰何？”光曰：“上约固东流日增，北流日减，何忧改移。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惟当并力护上约耳。”帝曰：“上约安可保？”光曰：“今岁创修，诚为难保，然昨经大水而无虞，来岁地脚已牢，复何虑。且上约居河之侧，听河北流，犹惧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上约苟存，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使分为二流，于张巩等不见成功，于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于山东，故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帝曰：“防捍两河，何以供亿？”光曰：“并为一则劳费自倍，分二流则劳费减半。今减北流财力之半，以备东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视之。”时二股河东流及六分，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蔊之。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庚子，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张巩等亦奏：“丙午，大河东流，北流浅小。戊申，北流闭。诏奖谕司马光等，仍赐衣、带、马。时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汎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玉海》卷二十二：熙宁二年八月五日己亥，光言：“禹分九河，汉酾二渠。河顺则为患小矣，河并为一则劳费倍，分为二则费减半。张巩等欲塞二股北流，恐费大而功不成。”十四日，巩言：“北流已塞。”辛亥，诏闭断北流。《传家集》：二年十月七日《乞优赏宋昌年劄子》云：“臣闻国家大政，在于赏罚，若赏罚明当，功无不成。臣去冬奉敕与张茂则相度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当时都水监丞宋昌言建议，欲于二股河口西岸新滩上置立上约，擗栏水势，令入东流，候向去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闭断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诸州军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寻具此利害奏闻。蒙朝廷听许，令修置上约。自后昌言同列提举修生堤者，以策非己出，百端沮毁，以为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并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阙上殿所言，陛下所亲闻也。赖陛下圣明，断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约。今秋擗栏得水势一并入东流，其北流寻已闭断。虽颇漂溺，损近东沧、德等州民田庐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军，蒙利亦为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谓之无功。今若与同列称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赏，臣窃恐当官之人睹之无所沮劝。况昌言因去岁职当在外，河决枣强，独夺一官，今若止复旧官，则是众人受赏而昌言独不得赏也。设使向者修置上约不成，或背了二股并入北流，其同列岂肯分昌言之罪？伏望圣慈察昌言建议之功，特与复旧官外，更与董役之人等第别加酬奖。庶使向云用心向公者，知朝廷必不负之也。”取进止。
１、九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九月甲子朔。） 丁卯，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籴常平、广惠仓及赈贷事。今详比年灭伤赈贷多出省仓，切以为省仓以待禀赐，尚若不足，而又赀以赈贷，此朝廷所以难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十五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故爱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仓赈贷。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豫给，令随税纳斛斗，（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一此下有“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八字。） 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灭伤，亦许次科收熟日纳。（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一“次科”作“次料”。） 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害，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六十八。） 因可迁官。劝诱今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如修。盖人之困乏，常在于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案：原作“籴”，误。） 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赴时趋事，而兼？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抑民豪夺之意也。旧制：常平、广惠仓专隶提刑司，缘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藉转运司应副，乃克济办。乞委转运司提举，仍令提点刑狱司依旧管辖，毋得别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诸路钱穀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次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仓转移法。其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于夏秋未熟以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召民愿请仍常，以半为夏科，半为秋科。”并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执政，出一卷书付条例局曰：“此青苗法，诸君熟议之。”以检详文字苏辙力言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广廉者，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于陕西漕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安石遂请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寻乃置河北、陕西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命广廉等为之。条例司又请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结，随纳斛斗；其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纳钱者，皆听从便。仍遣官提举，从时诸路常平、广惠仓钱穀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乃复推行其法于诸路。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王安石独奏事，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何如？”安石曰：“颢所言自以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卖祠牒所剃者三千人头，而所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又案：毕沅《通鉴考异》云：《宋史·食货志》：“河北转运司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之河北，安石乃决意行之。”《苏辙传》同，《东都事略·苏辙传》亦作河北转运王广廉。《宋史·王广渊传》，庆历中，上曾祖家集，诏官其后。广渊推与弟广廉，而自以进士得官。是广廉乃广渊之弟。熙宁二年四月，遣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广廉其一也，不闻为河北转运。且陕西、河北各一漕司，河北转运岂得散钱陕西？盖广渊欲行青苗，援李参之事以请，遂讹为行之陕西。安石尝言广渊力主新法而遭劾，刘庠故坏新法而不问，是知附会青苗者广渊也，非广廉也。窃以《长编》考之，毕氏此说恐未足据。《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丁未原注引司马光云：王广廉在河北，民不能偿春料，乃更俵秋料。又五月丁巳日，京东转运使、工部郎中、直龙图阁王广渊为河东转运使，曾公亮初欲差权，王安石以为广渊在京东宣力，当正除。据此两人事迹，本不相蒙，且广廉此时已为河北、陕西提举官，而广渊则于二年犹知齐州。三年始由京东改河东，是广渊非特未至陕西，更未尝为提举常平、广惠仓官。二年在齐州条奏置义仓，是正月辛卯二十三日事可考。义仓是储积，青苗是放散取息。据《十朝纲要》：二年七月乙丑，罢义仓法。则广渊所行之义仓，本与广廉不同。《东都事略》及《宋史食货志》、《苏辙传》本不误。毕氏乃专据《王广渊传》以疑《东都事略》及《宋史食货志》、《苏辙传》，恐非也。盖《宋史王广渊》偶误，而《食货志》、《苏辙传》犹见其真。况《宋史》无广廉传，又安知广渊传非广廉传之误作广渊乎？《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作广廉，洵为不误，而毕
卷九
哲宗
△绍圣元年（甲戌，一○九四） ：（《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丁酉日下原文有云，诏元丰八年五月以后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终，是四月以前当称元祐九年。窃考《长编》，元符元年六月改元，其正月上已书元年，此当依彼文例书元。）
１、正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癸酉朔。己卯，责授左武卫将军、分司南京、许于本处居住张诚一追复旧官。《长编》卷三百七十九：元祐六年戊戌，朱光庭言张诚一邪险，乞重行黜责。原注：六年五月十八日，责授客省使、太平观。绍圣元年正月七日，追复旧官。）
２、庚辰，议开鸡爪河。（《长编》卷四百八十：元祐八年正月丁未，范百禄言回河。原注：赵鼎臣《河渠书》云：八年四月，吴安持奏乞开鸡爪河。又绍圣元年正月八日，有开鸡爪河事。与鼎臣所载不同。案：原文已佚。毕沅《通鉴》云：水官请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回河东流。于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井亮采乘传相视，且会逐司定议。偁议以为：“东流阔处无二百步，益以涨水，何可胜约。去岁尝闻鸡爪十五馀丈，未几生淤，形势可见。一日东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闭，上壅横溃之患，可胜道哉！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备涨水，因其顺快，水流既通，则河将自成矣。”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而众相论难，累日不决。乃周视东北流，较形势，审利害，会逐司诘之，曰：“将濬鸡爪以决东河于北流，可乎？”水官曰：“不可。张包存则东流败矣。”诏使曰：“审尔，则水之趋北，势也，柰何逆之！”由是从偁议，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会诏中格，复罢。）
３、丁亥，左司谏虞策言：“今岁大河水入德清军城，一城生聚被害者众，盖是水司失于预备。若选臣僚与熟于河事之人仔细行视，必可以见得将来水势所向紧慢，于逐处州县镇城预作堤防，免公私仓卒受患。”诏令都水监丞郑佑等并本路安抚司及转运司、提刑司相度闻奏。先是，都水司者吴安持奏：（案：《宋史河渠志》三：安持言：“近准朝旨，已堰断魏店剌子，向下北流一枝断绝。然东西未有堤岸，若涨水稍大，必披滩漫出，则平流在北京、恩州界，为害愈甚”。） “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三省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相度施行。时苏辙以祈穀宿斋，不与也。（案：《栾城集·颍滨遗老传》云：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八日，辙以祈穀斋宿，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司相度。是月癸酉朔，八日为庚辰日也。） 吕大防为山林使，行有日矣。辙见大防于待漏，语及河事，大防直视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辙曰：“诚然，公亦宜慎之。”范纯仁旧不直东流议，辙告纯仁曰：“当与微仲议定，乃令西去。”纯仁曰：“命已下，柰何？”辙曰：“事有理，谁敢不从！”即议于皇仪门外而再降指挥，使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议，可即一面施行，有？议疾速闻奏。纯仁始意与大防背，至是乃相信服。（《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４、戊子，三省言：“权河北路转运副使赵偁言：‘恩冀旧河，既已淤殿内黄，宗城不可复塞，而阚村一带，乃大河所行之道，欲乞叆候冰消，即开阚村等三河门，使伏槽之水就不顺直却行，开濬澶渊故道，准备分播涨水。’”是时水衡锐意回河，论奏以千百数。诏率下转运司议，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为解。偁独居中持议，不少假借，每沮却之，因复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工费搔动半于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道而分之，盖其理也。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阨之，开濬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古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臣谓当完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八年二月，水官议以北流浅小，可为软堰，权闭，涨则决之。赵偁上议曰：“臣窃以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河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能去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然并以入东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全盛之势，以治东流、北流可矣。”于是诏罢软堰。五月，水官又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偁争不能涉，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干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幅员数百里，纵横散漫，漂庐舍，败冢墓，遗民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号之声数里不绝。是年冬，水官又请因河狭浅，权堰断，使水势入孙村口。明年，偁又上言：“壅水为患，着验甚明，臣尝进愚议，正谓此也。今有司又欲迁德清，并欲濬清丰诸口，归纳故道。臣谓河过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而无患也。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间，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势可见，柰何又欲派分之邪？河自横垄、六塔、商胡、小吴，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也。先帝睿断，灼见河势，且鉴屡闭屡塞之患，因顺其性，使之北行，此万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昭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效也。臣请闭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如此，则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偁数建河议，水官均未能屈，或遣以甘言说偁曰：“回河，上意也，公毋固执，恐自贻祸。”偁曰：“人臣当官而行，惟职是视，安敢妄测主意，以负国也？”水官又请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回河东流。于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传相视，且会逐司定议。以为：“回河大利害也，八年之间，役费不赀也，已试久矣，要当果决。今又欲权堰缕断，首取之议，不敢同也。张包一带，即阚村旧河，中间空缺，距西堤七八十里，就使回河，悉为缕断，安能奭大河之訩哉？且东流阔去无二百步，益以涨水，何可胜纳？去岁尝开鸡爪十五馀丈，未几生淤，形势可见。一日东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闭，上壅横溃之患，何可胜言哉！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备涨水，因其顺决，水流既通，则河将自成矣。”是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而众相论难，累日不决。乃诏周视东北流，较形势，审利害。会逐司诘之，曰：“将濬鸡爪以决东河于北流，可乎？”漕宪曰：“可，第无益耳。”又曰：“将不塞张包以存北流，于东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张包存则东流败矣。”诏使者曰：“审尔，则水之趋北，势也，柰何逆之？”由是从偁议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既施行矣，会中格，复罢。偁太息，谓其子曰：“河无事，妄扰之耳。议者每以浸害塘泺，上惑朝廷，曾不知北流断则塘泺遂淤矣。北流尚存则恩、冀、沧、景悉为河南地，以河为限，此大利也。元祐之末，浮梁几危；绍圣之初，竟漂败之，西警广武，南抵澶渊，吾谓不上壅则下溃，既已信矣。不三数岁，恐河无安定之理，谁当复为上言之乎！”又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言：“大河东流，的确利害。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河下流已湮而上流横溃，为害益大。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害。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塞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吴安持、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从长相度，具图、状保明闻奏，既有未便，亦各具利害来上。”（《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此係合前后为论，所云八年二月五月云云，《长编》均未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