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纠谬》
作者：[北宋]吴缜
简介：
《新唐书纠谬》二十卷，宋吴缜撰。缜字廷珍，成都人。尝以朝散郎知蜀州，后历典数郡，皆有惠政。其著此书专以驳正《新唐书》之讹误，凡二十门，四百馀事。初名《纠谬》，后改为《辩证》。而绍兴间长乐吴元美刊于湖州，仍题为《纠谬》，故至今沿其旧名。王明清《挥麈录》称欧阳修重修唐书时，缜尝因范镇请预官属之末，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鞅鞅而去，及新书成，乃指摘瑕疵为此书。晁公武尝引张九龄为相事，谓其误，有诋诃。今观其书，实不免有意掊击，如第二十门《字书非是》一条，至历指偏傍点画之讹，以讥切修等，大都近于吹毛索瘢，然欧宋之作新书，欧主褒贬，宋主文章，而于故事考证颇疏，抵牾蹖驳，本自不少。缜自序中所举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禆史学也。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柳宗元传至苏定方传，凡六条皆全脱，而错入第六卷郭潜曜姓不同以下四条之文，重复舛误，已非完书。独两淮所进本，尚属南宋旧椠，其柳宗元传六条原文具在，谨据以订正焉。
目录
序
进新唐书纠谬表
卷一 一曰以无为有
卷二 二曰似实而虚
卷三 三曰书事失实
卷四 四曰自相违舛
卷五 五曰年月时世差互
卷六 六曰官爵姓名谬误
卷七 七曰世系乡里无法
卷八 八曰尊敬君亲不严
卷九 九曰纪志表传不相符合
卷十 十曰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
卷十一 十一曰载述脱误
卷十二 十二曰事状丛复
卷十三 十三曰宜削而反存
卷十四 十四曰当书而反阙
卷十五 十五曰义例不明
卷十六 十六曰先后失序
卷十七 十七曰编次未当
卷十八 十八曰与夺不常
卷十九 十九曰事有可疑
卷二十 二十曰字书非是
跋后
序
进新唐书纠谬表
史才之难尚矣，游、夏，圣门之髙弟，而不能赞《春秋》一辞。自秦汉迄今千数百岁，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蔚宗者，方其著书之时，岂不欲曲尽其善，而传之无穷，然终亦未免后人之诋斥。至唐独称刘知几，能于修史之外，毅然奋笔，自为一书，贯穿古今，讥评前载。观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为古今绝伦，及取其尝所论著，而考其谬戾，则亦无异于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难，岂不信哉！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舎，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奈天下后世何。我宋之兴，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储思艺文，日以崇广学校，修纂文史为事，故名臣缀缉不绝于时，前朝旧史，如《唐书》洎《五代实录》皆已修为新书，颁于天下。其间惟《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缜以愚昧，从公之隙，窃尝寻阅新书，间有未通，则必反复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盖修书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覆、五曰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刋修者不知刋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茍容。何谓责任不专？夫古之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之徒，皆父子论撰数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实贯穿不抵牾也。惟后汉东观群儒，纂述无统，而前史讥之。况夫唐之为国几三百年，其记事亦已众矣，其为功亦已大矣，斯可谓一朝之大典，举以委人而不专其责，则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书也，而纪志表则欧阳公主之，传则宋公主之，所主既异，而不务通知其事，故纪有失而传不知，如胶东郡公道彦等纪书降封县公而传乃郡公之类，传有误而纪不见，如《朱宣传》叙天平节度使止有四人，而纪则有七人之类，岂非责任不专之故欤。何谓课程不立？夫修一朝之史，其事匪轻，若不限以岁月，责其课程，则未见其可。尝闻修《唐书》，自建局至印行罢局，几二十年，修书官初无定员，皆兼莅它务，或出领外官，其书既无期会，得以安衍自肆，茍度岁月，如是者将十五年，而书犹未有绪，暨朝廷讶其淹久，屡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于是乃仓猝牵课，以书来上，然则是书之不能完整，又何足怪，岂非课程不立之故欤。何谓初无义例？夫史之义例，犹网之有纲，而匠之绳墨也。故唐修《晋书》，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为定例，盖义例既定，则一史之内，凡秉笔者，皆遵用之，其取舍详略，褒贬是非，必使后人皆有考焉。今之新书则不然，取彼例以较此例则不同，取前传以比后传则不合，详略不一，如中宗纪前与诸帝纪不同，诸帝纪亦自详略不同之类，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诞节名及上寿皆不书，而上尊号则书之类，一史之内，为体各殊，岂非初无义例之故欤。何谓终无审覆？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刋修，然后下朝臣博议，可与未可，施用如此，则初脩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今其书颁行已久，而疏谬舛驳，于今始见，岂非终无审覆之故欤。何谓多采小说，而不精择？盖唐人小说，类多虚诞，而修书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载，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吴皇后传之类，岂非多采小说而不精择之故欤。何谓务因旧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书事任情者多矣，如吴兢书魏齐公事，可以推知，当日史臣，书事与夺，止在其笔端，又如辛云京自立，而传止称其朝命，李德裕执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类，安可悉依徇而书。今之新书，乃殊不参较，但循旧而已，故其失与唐之史臣无异，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义阳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类，岂非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之故欤。何谓刋修者不知刋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书之病，正在于此。其始也不考其虚实有无，不校其彼此同异，修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修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不相通知，各从所好，其终也遂合为一书而上之，故今之新书，其间或举以相校，则往往不啻白黑方圆之不同是，盖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岂非刋修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欤。何谓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茍容？方新书之来上也，朝廷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修之几二十年，将以垂示万世，则朝廷之意岂徒然哉！若校勘者，止于执卷唱读，案文雠对，则是二三胥吏足办其事，何假文馆之士乎！然则朝廷委属之意重矣，受其书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讨论击难，刋削缮完，使成一家之书，乃称校勘之职；而五人者，曾不闻有所建明，但循故袭，常惟务喑嘿，致其间讹文谬事，历历具存，自是之后，遂颁之天下矣，岂非校勘者不举其职，而惟务茍容之故欤。职是八失，故新书不能全美以称朝廷纂修之意，愚每感愤叹息，以为必再加刋修，乃可贻后，况方从宦巴峡，僻陋寡闻，无他异书可以考证，止以本史，自相质正，已见其然。意谓若广以它书校之，则其穿穴破碎，又当不止此而已也。所记事条丛杂无次，艰于检阅，方解秩还朝，舟中无事，因取其相类者，略加整比，离为二十门，列之如左，名曰《新唐书纠谬》，谓擿举其谬误而已，肤浅之见，乌足贻之同志，姑投之巾笥，以便寻绎而备遗忘云。
咸林吴缜序
进新唐书纠谬表
臣缜言︰准尚书省札子节文，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侍读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读迩英。窃虑将来当次读《唐书》。按，《新唐书》乃欧阳脩、宋祁据旧史所撰，脩与祁皆当世名儒，所撰《唐书》，亦杂采诸家异说，脩撰帝纪、表、志，而祁为列传。各据所闻，商略不同，故其所书事迹，详略先后，不免或有差误。窃见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吴缜撰成《新唐书正谬》，分二十门，是正差误。伏望圣慈指挥下本官，令缮写进呈。取进止。”三省同奉圣旨，许脩写投进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颁行；蜀地鲰生，忽著书而窃议。迩臣建请，睿旨俯从。祗奉诏文，伏深兢惕，臣缜诚惶诚惧顿首。
臣窃惟唐室最近圣朝，著纪者将三百年，传世者凡二十帝。其国家兴衰之迹，及君臣治乱之端，贤人君子功名德业之□成，元恶大奸祸败破亡之明鉴，简编丛伙，淑慝混淆，讫于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际，有大臣赵莹之徒缀缉旧闻，次序实录，草创卷帙，粗兴规摹，仅能终篇，聊可备数。斯盖时异光华之旦，人非宏杰之才，辞采不足以发挥幽潜，书法不足以耸动观听，纪述取舍，乖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临文咨嗟，当宁感叹，思成书于盛际，冀垂宪于永年，申命名儒，博招时彦，访朝绅之撰述，发策府之秘藏，无使逸遗，悉归采掇。讨论润色，积十有七年；删削增多，成二百馀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条猥并，刋脩之官既分，编集之员不一，好尚各异，责任靡专。记事止于笔端，定论出于言下，曾不参考，了无适从。善恶多相异之辞，纪、传有不同之事，虚实详略，年月姓名，阙漏复重，抵牾驳杂。既布传之已久，但习用而莫知。臣虽至愚，常切私愤，从吏之暇，披卷以寻。岁月寖深，瑕颣愈见。恭惟仁祖，可谓圣时，集当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万载，自为一家，岂容方来复有异论？臣是以夙夕兴念，启处不遑，欲昧死以开陈，愿据文而刋正。方将具稿，已睹奏封。敢谓皇帝陛下曲赐允从，许令写进。纶言炳耀，贲私室以生光；管见迂疏，渎宸聪而增惧。自量不韪，难逭严诛，仰丐睿慈，特垂矜贷。其上件文字，初名《新唐书正谬》，寻以未尝刊正，止是纠擿谬误而已，遂改为《新唐书纠谬》。凡二十门，为二十卷。已脩写了毕，谨随表附递，上进以闻。臣缜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绍圣元年九月日，左朝请郎、前知蜀州军州事、臣吴缜上表。
卷一 一曰以无为有
一曰以无为有
代宗母吴皇后传
《肃宗章敬吴皇后传》云：“后幼入掖廷，肃宗在东宫，宰相李林甫阴谋不测，太子内忧，鬓发班秃，后入谒，玄宗见不悦，因幸其宫，顾廷宇不汛扫，乐器尘蠹，左右无嫔侍，帝愀然谓髙力士曰：‘儿居处乃尔，将军叵使我知乎？’诏选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择，人得以借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诏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寝厌不寤，太子问之，辞曰：‘梦神降我，介而剑，决我胁以入，殆不能堪。’烛至，其文尚隐然。生代宗为嫡皇孙，生之三日，帝临澡之，孙体挛弱，负姆嫌陋，更取他宫儿以进，帝视之不乐，姆叩头言非是，帝曰：‘非尔所知，趣取儿来！’于是见嫡孙，帝大喜，向日视之，曰：‘福过其父！’帝还，尽留内乐宴具，顾力士曰：‘可与太子饮，一日见三天子，乐哉！’后性谦柔太子礼之甚渥。”
今案《本纪》，代宗以大历十四年崩，时年五十三，是岁己未，推其生年，实开元十五年，丁卯岁，而李林甫以开元二十年方为宰相，且案林甫本传，其未为相之前，亦无谋不测以倾东宫之事，此其证一也。又案开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东宫，至二十五年，瑛始废，二十六年六月，肃宗方为太子，是岁戊寅，则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证二也。且肃宗既为太子，其宫室之内，汛扫廷宇，整饬乐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既临幸其宫，则主者当扫洒整饬以为备豫，岂有乘舆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严饬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肃宗诚忧林甫构扇不测，则怀危惧，不过中自隐忧而已，何豫于掌洒扫、典乐器之人而亦不举其职欤？此其证三也。代宗既于玄宗为嫡长孙，而又生之三日，玄宗亲临澡之，其事体亦已不轻，彼负姆者遽敢率尔取它儿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孙？静寻其言，有同戏剧，虽人臣之家，亦不至是，况至尊之前乎？此其证四也。由是言之，则《吴后传》中所言虚谬可见，盖出于传闻小说，增饰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也。
李吉甫谋讨刘辟
《李吉甫传》云:“迁中书舎人。刘辟拒命，帝意讨之未决，吉甫独请无置，宜绝朝贡以折奸谋。……髙崇文围鹿头未下，严砺请出并州兵，与崇文趋果、阆，以攻渝、合，吉甫以为非是……请起宣、洪、蕲、鄂强弩兵，捣三峡之虚……崇文惧舟师成功，人有鬬志。帝从之……由是崇文悉力，刘辟平，吉甫谋居多。”
今案《杜黄裳传》云：“刘辟叛……唯黄裳固劝不赦。”又《严绶传》云：“刘辟叛，绶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请必诛。’”由是言之，刘辟之叛，杜黄裳、严绶亦皆请必诛，非独吉甫请无置，此其证一也。又《严绶传》云绶为河东节度使，刘辟反，绶请“选锐兵，遣大将李光颜助讨贼。”平之。又《髙崇文传》云崇文讨刘辟，“西自阆中出，郤剑门兵，解梓潼之围……鹿头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辟城之，旁连八屯，以拒东兵。崇文破贼于城下……明日，战万胜堆，堆直鹿头左，使骁将募死士夺而有之，下瞰鹿头城，凡八战皆捷，贼心始摇。大将阿跌光颜【即李光颜也】……后期惧罪，请深入自赎，乃军鹿头西，断贼粮道。贼大震，其将……仇良辅举鹿头城降……遂趣成都，辟走，追禽之。”又案《严砺传》，刘辟反，时砺为山南节度使，今《吉甫传》乃云“崇文围鹿头未下，严砺请出并州兵”，且鹿头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并州之兵与李光颜是时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围鹿头未下，严砺请出并州兵”，无乃太后时欤？此其证二也。且《严绶传》自刘辟初反，绶即建请自河东选兵遣将助讨贼，今此乃以为山南节度使严砺，即其误可知，此其证三也。且鹿头之距成都才一百五十里，而果、阆、渝、合，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既已围鹿头，则其城乃必争之地，而贼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缓顷刻而退尺寸之际也，今乃云崇文“围鹿头未下，砺请出并州兵，与崇文趋果、阆，以攻渝、合”，如此则是鹿头将拔，贼势已败，而砺乃始建请出并州兵，吉甫方欲起宣、洪、蕲、鄂强弩，不唯其时日已太迟缓乖牾，而其所指又皆舍近而之逺，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见其谬，其证四也。吉甫既以起并州兵入蜀为非是，而请起宣、洪、蕲、鄂强弩兵，捣三峡之虚，使崇文惧舟师有功而悉力，然案诸人传，则并州之兵，自初伐叛，即与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蕲、鄂之兵，不闻有自三峡进者，而辟亦就禽然，则吉甫所谋，竟无毫发之效，其证五也。案《杜黄裳传》云：“刘辟叛……唯黄裳固劝不赦……专委髙崇文。凡兵进退，黄裳自中指授，无不切于机。崇文素惮刘澭，黄裳使人谓曰：‘公不奋命者，当以澭代。’崇文惧，一死力缚贼以献。蜀平，群臣贺，宪宗目黄裳曰：‘时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刘辟者，实黄裳之力，今反归功于吉甫，此其证六也。夫黄裳以宰相而当伐叛之任，书之其传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书舎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实，且犹未可，而况于虚乎！然则此吉甫数事，本皆无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它，盖其子德裕秉政日，尝重修《宪宗实录》故吉甫之美恶，皆增损而不实，若此之事，乃重修之时，史官求书吉甫之美而不可得，于是窃取黄裳之事，依仿而为之尔。故其事大抵相类，然不顾其间参错抵牾，考其实则无有，今新《书》又因以为实而书之，无所刋正，岂朝廷重修之意哉！
刘兰拒却颉利
《刘兰传》：“贞观十一年，为夏州都督长史，时突厥携贰，郁射设阿史那模末率属帐居河南，兰纵反间离之，颉利果疑，模末惧，来降，颉利急追，兰逆拒却其众。”
今案《太宗纪》：“贞观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颉利可汗以献”。又《突厥传》：“贞观八年，颉利死”于京师矣。今《刘兰》乃谓贞观十一年颉利尚存于本国；且又考突厥本传，亦无模末来降而颉利急追，刘兰拒却之事，此可验其事皆虚也。
马璘击溃史朝义兵
《马璘传》云：“从李光弼攻洛阳，史朝义众十万阵北邙山，旗铠照日，诸将冘疑，未敢击，璘率部士五百薄贼屯，出入三反，众披靡，乘之，贼遂溃。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见以少击众，雄捷如马将军者！’”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传，邙山之战，思明主其军，非朝义也，此其误一也。又案《帝纪》：“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与思明战，败绩”，而《光弼传》亦云官军大溃，则此安得有贼遂溃之谓哉？此其误二也。此盖《马璘传》一偏之说，夸大其功，若考其实，则虚谬自见矣。
裴巨卿窦孝谌无传而云有传
《裴守真传》云：“子：子馀……耀卿、巨卿，别有传。”；《昭成窦皇后传》云；“曾祖：抗、父：孝谌，自有传。”
今案裴耀卿、窦抗则已有传，而巨卿、孝谌则无之。
卷二 二曰似实而虚
二曰似实而虚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贞观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又《太宗纪》云：“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七年……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
今案《太宗纪》：“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者二十九人”，是举天下一年止断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虑囚，而京师死罪系者已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举京师一月以推一年之数，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师一年之数而推天下之数，则可胜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逺也，而多寡如是之辽邈，愚谓此盖出于史氏归美太宗之故，而实则不然也。夫太宗聪明仁智之主也，兴义兵除暴乱，救民于涂炭之中，而措之仁寿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获再生而见父母，其心方安生而乐业，向善而畏罪。故即位才四年，天下死罪，岁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恶薄厚遽有殊绝，不啻百倍之逺哉？况京师乃风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则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将奈何？愚谓此三百九十人，乃录囚之时，举京师轻重系者之数，非实皆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缧系，故矜而纵之，使明年就刑，如期既至，则怜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数而推此，则事理人情较然明甚，若谓三百九十人实皆死罪，而太宗释之，事必不然也。况死罪，法之极者，其数又如此之多，其间必有巨奸极蠹，众所仇疾，其情至重而为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过误愚懦，穷迫株蔓，其情至轻而为政者所宜矜贷者，是二者，狱事之所常有，讵可一概论哉？今也抵是罪者仅四百人，其间岂无等差？一旦不问其情之轻重，举而释之，以太宗之聪明仁智，必不为也！以是观之，其理岂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罪书之者，盖欲归美于太宗，故夸大其数，以见其仁心感人之至云尔。自是秉笔者，但知传其文，不复推其实，后之学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为诗犹云“死囚四百来归狱”，盖亦取信于史而已。然则脩新《书》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归美，而今之史臣纪实之意，两得其真，如是乃称脩史之职也欤！
义阳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传》云：“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即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
今案义阳、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萧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贞观二年戊子岁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岁薨，自戊子至乙亥，则高宗才四十八岁，尔何縁有四十岁之女乎？此当日史臣之过也。推原其意，盖止欲甚武氏之恶云尔，然殊不顾事过其实，遽书于史。后之秉笔者，又不能推穷其实，止袭其误而载之。自吴兢、刘知几脩纂以来，迨今已数百年，而新《书》又不为之讨论详究，绌其信实，但从而粉泽文饰之，岂脩史之意哉！
郑𬘡作相时事皆不实
《郑𬘡传》云：“宪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卢从史阴与王承宗连和，有诏归潞，从史辞潞乏粮，请留军山东。李吉甫宻谮𬘡漏言于从史，帝怒……召学士李绛，语其故，且曰：‘若何而处？’绛曰：‘诚如是，罪当族。然谁以闻陛下者？’曰：‘吉甫为我言。’绛曰：‘𬘡任宰相，识名节，不当如犬彘枭獍与奸臣外通。恐吉甫势轧内忌，造为丑辞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几误我！’先是，杜黄裳方为帝夷削节度、强王室，建议裁可，不关决于𬘡，𬘡常黙黙。居位四年，罢。”又《李绛传》云：“时议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从史以军无见储为解，李吉甫谓郑𬘡漏其谋，帝召绛议欲逐𬘡，绛为开白乃免。”
今案《宪宗本纪》元和四年二月丁卯，𬘡罢相，至三月乙酉，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方卒，其子承宗自称留后，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为将以讨承宗；而《卢从史传》云：“丁父丧未官，即献计诛王承宗……由是夺服，领泽潞……讨贼”且既云从史父丧未官，而献计诛承宗，朝廷因命复领泽潞讨贼，则是亦皆在三月王士真死而承宗自立之后也。然则𬘡当是时已去相久矣。《𬘡传》所述，与帝纪及年表并诸人传皆不相符，其证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为相，而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真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讨之，自后从史方有与承宗连和之事，是时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谮𬘡漏言？其证二也。又至五年四月从史方贬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时𬘡已去相将二期矣，其年月及𬘡、从史、吉甫之所在事状，皆参差不相符，其证三也。又《李绛传》云“时议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从史以军无见储为解，吉甫谓𬘡漏谋，帝欲逐𬘡，绛为开白乃免。”其说与《𬘡传》又已不同，且所谓“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者何也？岂谓从史既夺服，复领昭义之后，朝廷方欲复召之欤？方宪宗元和之初，天下节度使如从史者，朝廷有无故而可以轻召者欤？以从史及孔戡、裴垍、乌重胤、吐突承璀等传，与韩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则从史复领昭义之后，其势可复轻召欤？且𬘡、绛二传，述漏谋之因，既已不同，则其事何可复信？此盖李绛之门生故吏，撰集绛事者，务多书其事，以为绛之美，然皆参错不实，其后史臣为𬘡传者，既无事可纪，故又取绛事而载之，展转相因，则愈失其真，其证四也。《𬘡传》又云“先是，杜黄裳方为帝夷削节度，强王室，建议裁可，不关决于𬘡，𬘡常黙黙，居位四年，罢。”案黄裳以永贞元年七月为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罢，𬘡以永贞元年十二月为相，至元和四年二月罢后，𬘡犹居相位二期始罢，使黄裳方当国，而事不关决，𬘡常黙黙，遂先黄裳罢去，以是为𬘡之贬，可也。今黄裳既已先𬘡罢，而𬘡犹居位，复为谁而黙黙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罢去？史笔若此，不亦太近诬乎？其证五也。由是言之，《郑𬘡传》自为相之后，止此二事，后人读之，似皆有实可信，及以纪、传参考，则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为旁行编年瘗次，陈之于后，庶览者了然易见云。 （图表见此处）
张九龄谏而太子无患
《张九龄传》云：“武惠妃谋陷太子瑛，九龄执不可，妃宻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为动色，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
今案《太子瑛传》载九龄谏时，已为中书令，而《宰相年表》：“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龄为中书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废死，然则当议废太子时，九龄已为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龄相哉！且九龄以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废死，则是终不免祸，安得云太子无患哉！此二者皆无其实也。
刘潼治蜀南诏不敢犯边
《刘潼传》为西川节度使，“时李福讨南诏，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蛮皆如约。六姓蛮持两端，为南诏间候，有卑笼部落者，请讨之，潼因出兵袭击，俘五千人，南诏大惧，自是不敢犯边。”
今案《南诏传》潼为西川节度使之时，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际也，当是时南诏方强，南冦安南，西扰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沭源入冦嘉州，由此言之，则南诏何尝不敢犯边乎？潼传中止云南诏少戢，不敢轻冦边可也，以为自是不敢犯，则非其实也。
卷三 三曰书事失实
三曰书事失实
降封宗室郡公纪书为县公等事
《太宗纪》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为县公。”
今案《胶东郡王道彦传略》云：“高祖初，封义兴郡公，例得王”，于是唐始兴，务广支蕃镇天下，故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举属籍问大臣曰：“尽王宗子于天下可乎？”封德彛曰：“汉所封惟帝子，若亲昆弟，其属逺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汉贾泽尚不得茆土，所以别亲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于是疏属王者，皆降为公，唯尝有功者不降，故道彦等，并降封公，由是言之，则道彦等，其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即位后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纪》贞观八年书道彦胶东县公，及旧书《道彦胶东郡公传》云：“于是宗室率以属疏降爵为郡公”是也。今《本纪》所书，乃云为县公者，盖旧史《本纪》其误如是，而新书不加考证，承误而书，故遂失其实矣。今新《书》道彦本传之首，犹书为郡王，亦误也。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岁八月甲子，高祖初逊位，自称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禅位，即才三四月耳，而封德彛所对，遽指高祖为先朝，此又史臣书事之甚误者也。
陆贽李晟传幸梁州事
《陆贽传》云：“李怀光有异志，欲怒其军使叛，即上言：‘兵廪薄，与神策不等，难以战。’李晟宻言其变，因请移屯，帝遣贽见怀光议事，贽还，奏怀光冦奔不追，师老不用，群帅欲进辄沮止其谋，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劝帝许晟移军……又建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晟并屯东渭桥，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贼，俾为掎角，怀光虽不欲遣，且辞穷无以沮解，帝犹豫曰：‘晟移屯，怀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东，彼且为辞，少须之。’晟已徙营，不阅旬，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惊，遂徙幸梁”。又《李晟传》云：“后数日，怀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进狩梁”。
今案《本纪》云：“兴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怀光为太尉。怀光反，丁卯，如梁州……三月，李怀光夺鄜坊京畿金商节度使李建徽、神策军兵马使阳惠元兵，惠元死之。”；
《韩游瑰传略》云：“李怀光叛，诱游瑰为变，游瑰白发其书，帝曰：‘卿可谓忠义矣！’对曰：‘臣安知忠义，但怀光误臣，使震惊乘舆，后持臣自解。’帝嘉其诚，从问计欲安出”，游瑰说帝以邠及灵武、河中、振武、潼关、渭北守，请分其兵，罢怀光权，“帝美其言，会怀光诱复至，浑瑊得书，稍严卒以警，游瑰不知，发怒嫚骂瑊，帝疑有变，即日幸梁州。”；
又《李怀光传》云怀光“遣将赵升鸾谋于奉天，升鸾告浑瑊曰：‘怀光遣逹奚承俊火乾陵，使我为内应，以胁乘舆！’瑊白发其奸，请帝决幸梁州，帝令瑊戒严，未毕，帝自西门出。”；
又《严震传》云:“怀光与贼连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跸山南，震驰表奉迎”，遣五千兵至，帝大喜，翌日发奉天。
然则此三者之传，其事状皆不相逺，大抵始因怀光与贼通而欲为变，奉天既已危蹙，故议幸梁州，会怀光间诱复至，浑瑊严警而游瑰骂瑊，时严震兵既已到，今贽、晟《传》乃以为因怀光夺二人兵，行在震惊，是日遂幸梁，则失其实矣！盖以《本纪》言之，则幸梁与夺兵不同日，其误昭然也，其阳惠元止是神策军兵马使，而贽《传》兼李建徽，遂谓之两节度，亦误也
宪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实
《十一宗诸子传》内宪宗子《棣王惴传》云：“大中六年始王，与彭、信二王同封。”〈【彭王，名愓；信王，名憻，一名𢗙，其𢗙字恐误，有说，见别篇】〉
今案《本纪》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惴为棣王”即无彭、信二王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纪》云：“十一月己卯，封弟愓为彭王”，咸通元年《纪》云：“七月，封叔𢗙为信王”。然则彭、信二王，未尝与棣王同时受封，明矣。
王勮传以寿春等五王降封入阁为出阁
《王勮传》：“长寿中为鳯阁舍人，寿春等五王出阁，有司具礼仪，忘载册文，群臣已在，乃悟其阙，宰相失色，勮召五吏执笔，分占其辞，粲然皆毕，人人嗟服。”
今案《寜王宪传》云〈【宪初名成器】〉：“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为皇帝，故宪立为皇太子。睿宗降为皇嗣，更册为皇孙，与诸王皆出阁，开府，置官属。长寿二年，降王寿春，与衡阳、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复诏入阁。”〈【此三王同封之文，当作四王，盖史氏误，不载临淄郡王一人耳，其说见别篇】〉
又案《武后纪》：“长寿二年腊月……丁卯，降封皇孙成器为寿春郡王、恒王成义——衡阳郡王、楚王隆基——临淄郡王、卫王隆范——巴陵郡王、赵王隆业——彭城郡王。”
然则《王勮传》所谓“长寿中寿春等五王”事，即此是也，推考《纪》、《传》，乃是五王降封而复入阁，《勮传》以为出阁，则失其实也
张锡为相日数
《张锡传》云“韦后临朝，诏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出为绛州刺史”。
今案《睿宗纪》，张锡以景云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戍，贬绛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辛云京京杲二传书事失实
《辛云京传》云：“……加代州都督、镇北兵马使。太原军乱，帝恶邓景山绳下无渐，以云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
今案《肃宗纪》云：“宝应元年……建卯月……癸丑，河东军乱，杀其节度邓景山，都知兵马使辛云京自称节度使。”以《传》言之，则朝廷所命也，以《本纪》言之，则云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唐藩镇事状考其实，乃云京自立之后，以军中之情，请诸朝耳！故《邓景山传》云“……众怒作乱，景山遇害……肃宗以其统驭失方，不复究验，遣使喻抚其军，军中请云京为节度使，诏可。”此盖唐中叶已后，藩镇大抵皆然，今史氏于云京《本传》，乃为之委曲隐避，不复言因乱自立，然则当时史官，于云京兄弟为有私矣！试又举其事以验之，夫仆固怀恩之祸，其始岂非云京很忌激触之所致欤？而又结谋中人，表里间构，以成就怀恩之叛逆者，实云京为之根柢也，而《本传》但书其美，曾无一言以及此，此其一验也；又云京从弟京杲，为湖南观察使，以贪赃残暴而致王国良之乱，且嗣曹王皋，贤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二事见于《嗣曹王皋传》及《西原蛮传》】〉，又以私怒而杀部曲〈【此见于《李忠臣传》】〉，凡此等事，皆不见于京杲《本传》，此其二验也。是则当时史臣，有私于辛氏兄弟，岂不信哉！今新《书》但袭旧史而载之，不加刋正，亦编修之一失也。
崔圆辞大学士
《李泌传》：“贞元……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脩国史，泌建言学士加‘大’，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
今案《明皇帝》及《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是岁丙申】〉六月，剑南节度使崔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是岁戊戌】〉五月罢，而崔圆《本传》亦与纪同，其《传》末云：“大历中，卒。”案大历止于十四年〈【是岁己未】〉，而李泌以贞元三年方为宰相〈【是岁丁卯】〉，设若崔圆以大历十四年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圆卒亦已九年矣，何縁乃云“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议学士不可加大，而方辞朝命之词，既而殊不言朝廷之听否，乃遽述崔圆为相日之事，疑此一句颠倒错乱，其间脱字必多，全不可考。
王播进献
《王播传》云：“自淮南还，献玉带十有三，银碗数千，绫绢四十万，遂再得相云。”
今案播之再为相，乃太和元年，文宗初即位之数月也，时帝新即位，有意太平，方以恭俭为政，故《庄恪太子传》云：“帝承宝历荒怠，身勤俭率天下”，观《本纪》自帝即位之初，其所行简俭省约之事，皆可以概见，无容因播进献之多，遂命为相，况文宗虽中常之主，然方其新即阼，锐于为治，必不至于是也。案《播传》，穆宗时领盐铁，敬宗时，“以王涯代使，播失职，见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谢，守澄乘间荐之，天子有意复用播”，遂复领使；
又案《李景让传》云：“宝历初，迁右拾遗，淮南节度使王播以钱十万市朝廷欢，求领盐铁……”；又《独孤朗传》云：“王播赂权近，还判盐铁”；又案《播传》云：“文宗立，就进检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仆射，复辅政。”，而《文宗纪》云：“太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节度副大使王播，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此盖播当敬宗时，以贿赂遗权幸，又以献于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贡奉故，复其盐铁使名，既而文宗即位，权近之臣，久甘其赠贿，故言之于帝，帝。新登阼，未知其实，遂自淮南召还，使复辅政，如是而已，若谓文宗因其献玉带、银碗、绫绢而命为相，此则近诬也，带碗绫绢之献，乃敬宗时，其所得，止是再领盐铁，其云自淮南还及再得相，皆记事者误也。
郭英乂代髙适
《班宏传》云：“髙适镇剑南，表为观察判官……郭英乂代适，表雒令。”
今案《郭英乂》及《崔寜传》云永泰元年，严武卒，众请英乂为节度使，朝廷用英乂，乃拜剑南节度使，其事甚明，此云英乂代适，则误矣，代髙适者，严武，非英乂也。
节愍太子诛武三思事
《中宗本纪》：“景龙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骑兵诛武三思，不克，死之。”
今案《节愍太子》及《武三思传》，其三思父子皆已为节愍所诛，止是太子之众自溃，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谓之诛武三思不克也，当云以羽林千骑兵诛武三思，已而众溃，死之，如此乃尽其实。
卷四 四曰自相违舛
四曰自相违舛
王瑰恭宪太后弟乃以为惠安太后弟
《宦者·杨复恭传》云：“王瑰者，惠安太后之弟也”。
今案《后妃传》懿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恭宪皇后王氏。《惠安传》则不载有弟瑰事，至《恭宪传》则载弟瑰事甚详，且又述其被害事，与《复恭传》正合，然则，瑰乃恭宪弟，非惠安弟也。
以三月二日为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传》云李泌病笃，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强入见，不能歩，归而卒。
今案李泌请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帝悦；又案《本纪》泌以三月甲辰薨，是岁正月甲辰朔，而《邺侯家传》以为三月二日寒食，而泌力疾赴内宴，不能歩，归而卒，然则泌以三月二日甲辰寒食日薨，而《道茂传》以为中和节日则误也。
太宗纪享年差三岁
《太宗本纪》：“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三。”今案《虞世南传》叙太宗语曰：“吾年十八举义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且太宗以隋炀帝大业十三年起义兵，是岁丁丑，而太宗自谓年十八，则是庚申岁生。又《太宗纪》云：“大业中，突厥围炀帝雁门，诏书募兵赴援，太宗时年十六往应募”。案隋书纪，突厥以大业十一年围炀帝于雁门，是岁乙亥，而太宗年十六，则亦是生于庚申岁，以二者推较，则太宗以庚申生无疑矣。贞观二十三年，岁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纪以为年五十三则误也。
杜佑所终之官与桑道茂传不同
《桑道茂传》云：“杜佑终于司徒”。今案佑传，以太保致仕而终，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数多一人
《公主传》：“明皇帝二十九女”。今案其名数，乃有三十人，即不知其总凡之误邪？名数之误邪？然修书而至于如此，亦可谓疏谬矣。
穆宗纪始封与宪宗纪异
《穆宗纪》云：“始封建安郡王，进遂王”。今案《宪宗纪》，元和元年八月丁卯，进封子延安郡王宥为遂王【即穆宗也】。《穆宗纪》以为建安，《宪宗纪》以为延安，二者必有一误。
建王已改名而薨时犹书故名
《穆宗纪》：“长庆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审薨。”今案《十一宗诸子传》云宪宗二十子内《澧王恽传》末云：“初，恽名寛、深王察、洋王寰、綘王寮、建王审，元和七年，并改今名。”则是寛以下，其名皆改从心，故审改名恪，而《本传》书为建王恪也。既于元和七年【壬辰】改为恪，至长庆元年【辛丑】薨时，犹书为审，其误可见也。
谓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见者
《十一宗诸子传》内宪宗二十子，宋云：“凡八王，史失其薨年。”今案所谓“八王”者，深王悰、琼王恱、沔王恂、婺王怿、茂王愔、衡王憺、澶王㤝、荣王㥽也。然案《僖宗纪》广明元年八月：“癸卯，荣王㥽为司空。是月，㥽薨。”则是此一王薨年亦自可见，而本传亦谓史失之者，误也。
谓九王史逸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见者
《宣宗诸子·通王滋传》末云：“济、韶、彭、韩、沂、陈、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今案《昭宗纪》，乾宁四年韩建所害九王内，彭王名惕，即宪宗子，沂王名禋，即昭宗子。此二王举其名而考其传，则皆见系胄，安得一概云史逸之也？
韦云起尝为麟州刺史而本传不载且是时未有麟州
《裴寂传》云：“麟州刺史韦云起告寂反。”今案《云起传》，云起未尝为麟州刺史，亦无告裴寂反之事。且又按《地理志》，麟州乃开元十二年始置，则方武德时，固未有麟州也。
虞世南传及天文志叙星变灾异事与纪志不同
《虞世南传》云：“贞观八年，进封永兴县公，会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大水，后星孛虚危，历氐馀百日。帝访群臣，世南曰······”云云。又《天文志》云：“贞观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虚危，历玄枵，乙亥不见。” 今案《帝纪》“贞观八年七月，陇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虚危”。《五行志》云：“贞观八年。七月陇右山摧。”又云：“八年七月，山东江淮大水”又云：“陇右大蛇屡见”凡此所云，即虞世南传及天文志所书之事也。其大节如山摧蛇见、大水星变，虽已仅同，至于间有违舛，则不能使人无疑。何者，如《世南传》云：“星孛虚危，历氐馀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于虚危......至乙亥不见”则止十二日尔，此一可疑也。自氐至虚危，凡历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四辰，即未知十二日之间，果能遍历欤，此二可疑也。又云“星孛虚危，历玄枵”，夫虚危即玄枵之次，今云“孛虚危”，又云“历玄枵”，此三可疑也。以是观之，则志传必有误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