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校雠通义》

作者：[清]章学诚

简介：

《校雠通义》是中国清代目录学著作。章学诚撰。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共4卷。

《校雠通义》总结了自汉代刘向、刘歆以来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继承与发展了宋代郑樵的目录学理论，是通过亲身编纂地方志与书目的实践经验而写成的。

《校雠通义》在理论与方法上有新创见，明确提出目录的任务是“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提倡图书编目的应用辅助著录法“互著与别裁”；主张编制索引 。此书通行本为嘉业堂刊刻《章氏遗书》。

序

原道

宗刘

互著

别裁

辨嫌名

补郑

校雠条理

著录残逸

藏书

补校汉艺文志

郑樵误校汉志

焦竑误校汉志

汉志六艺

汉志诸子

汉志诗赋

汉志兵书

汉志数术

汉志方技

序

叙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於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於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於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顾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远，刘氏所谓《七略》、《别录》之书，久已失传；（《唐志》尚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复见矣。）所可推者，独班固《艺文》一志。而樵书首讥班固，凡所推论，有涉於班氏之业者，皆过为贬驳之辞。盖樵为通史，而固则断代为书，两家宗旨，自昔殊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无足怪也。独《艺文》为校雠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气以求刘氏之微旨，则於古人大体，终似有所未窥。又其议论过於骏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阐向、歆术业，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为《通志》，《艺文》、《金石》、《图谱》诸略，牴牾错出，与其所讥前人著录之谬，未始径庭，此不揣本而齐末者之效也。又其论求书之法，校书之业，既详且备。然亦未究求书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书以后，图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郑氏所未遑暇。盖其涉猎者博，又非专门之精，钜编鸿制，不能无所疏漏，亦其势也。今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学术渊源，有所釐别。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原道

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右一之一

后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於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

──右一之二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於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之三

宗刘

《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钞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补於古人矣。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学也。本纪为经，而志表传录，亦如左氏传例之与为终始发明耳。故刘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后，而班固叙例亦云，作春秋考纪十二篇，明乎其继《春秋》而作也。他如仪注乃《仪礼》之支流，职官乃《周官》之族属，则史而经矣。谱牒通於历数，记传合乎小说，则史而子矣。凡此类者，即於史部叙录，申明其旨，可使六艺不为虚器，而诸子得其统宗，则《春秋》家学，虽谓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后世不传。得辨名正物之意，则颜氏《匡谬》，丘氏《兼明》之类，经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汉无传。得尚俭兼爱之意，则老氏贵啬，释氏普度之类，二氏中有墨家矣。讨论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别者也。

──右二之三

汉、魏、六朝著述，略有专门之意。至唐宋诗文之集，则浩如烟海矣。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洵之兵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於文字，旨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体既谓之集，自不得强列以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录，而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於叙录之下，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类书自不可称为一子，隋唐以来之编次，皆非也。然类书之体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或择其近似者，附其说於杂家之后，可矣。

──右二之五

钞书始於葛稚川。然其体未杂，后人易识别也。唐后史家，无专门别识，钞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艺文史部，创为史钞一条，亦不得已也。嗣后学术，日趋苟简，无论治经业史，皆有简约钞撮之工；其始不过便一时之记忆，初非有意留青；后乃父子授受，师弟传习，流别既广，巧法滋多；其书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强编甲乙；弊至近日流传之残本《说郛》而极矣。其书有经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还其部次，则篇目不全；若自为一书，则义类难附。凡若此者，当自立书钞名目，附之史钞之后，可矣。

──右二之六

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锺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几便於揣摩诵习。而后人嗣起，囿於见闻，不能自具心裁，深窥古人全体，作者精微，以致相习成风，几忘其为尚有本书者，末流之弊，至此极矣。然其书具在，亦不得而尽废之也。且如《史记》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录矣。明茅坤、归有光辈，复加点识批评，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点识批评矣，岂可复归正史类乎？谢枋得之《檀弓》，苏洵之《孟子》，孙鑛之《毛诗》，岂可复归经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论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岂复有通经习史之意乎？编书至此，不必更问经史部次，子集偏全，约略篇章，附於文史评之下，庶乎不失论辨流别之义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复《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则四部之与《七略》，亦势之不容两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而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乌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别其流，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於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於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

──右三之一

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非颜注也。）《七略》於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汉书》作《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王》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於著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复知有家法，乃始以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尔。郑樵能讥班固之胸无伦次，而不能申明刘氏之家法，以故《校雠》一略，工诃古人而拙於自用；即矛陷盾，樵又无词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录之创为《金石》、《图谱》二略，与《艺文》并列而为三，自郑樵始也。就三略而论之，如《艺文》经部有三字石经、一字石经、今字石经、《易》篆石经、郑玄《尚书》之属凡若干种，而《金石略》中无石经；岂可特著金石一略，而无石经乎？诸经史部内所收图谱，与《图谱略》中互相出入，全无伦次。以谓钜编鸿制，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艺文》传记中之祥异一条，所有地动图、瑞应翎毛图之类，名士一条之文翁学堂图、忠烈一条之忠列图等类，俱详载《艺文》而不入图谱，此何说也？盖不知重复互注之法，则遇两歧牵掣之处，自不觉其牴牾错杂，百弊丛生；非特不能希踪古人，即仅求寡过，亦已难矣。

──右三之三

若就书之易淆者言之，经部《易》家与子部之五行阴阳家相出入，乐家与集部之乐府、子部之艺术相出入，小学家之书法与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职官与故事相出入，谱牒与传记相出入，故事与集部之诏奏议相出入，集部之词曲与史部之小说相出入，子部之儒家与经部之经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货与子部之农家相出入，非特如郑樵之所谓传记、杂家、小说、杂史、故事五类，与诗话、文史之二类，易相紊乱已也。若就书之相资者而论，《尔雅》与《本草》之书相资为用，地理与兵家之书相资为用，谱牒与历律之书相资为用，不特如郑樵之所谓性命之书求之道家，小学之书求之释家，《周易》藏於卜筮，《洪范》藏於五行已也。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牴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类盖亦广矣。

──右三之四

别类叙书，如列人为传，重在义类，不重名目也。班、马列传家法，人事有两关者，则详略互载之。如子贡在《仲尼弟子》为正传，其入《货殖》，则互见也。《儒林传》之董仲舒、王吉、韦贤，既次於经师之篇，而别有专传。盖以事义标篇，人名离合其间，取其发明而已。部次群书，标目之下，亦不可使其类有所阙，故详略互载，使后人溯家学者，可以求之无弗得，以是为著录之义而已。自列传互详之旨不显，而著录亦无复有互注之条，以至《元史》之一人两传，诸史《艺文志》之一书两出，则弊固有所开也。

──右三之五

别裁

《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於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於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记》之先，而《大戴记》收之，则时令而入於《礼》矣。《小尔雅》在《孔丛子》之外，而《孔丛子》合之，则小学而入於子矣。然《隋书》未尝不别出《小尔雅》以附《论语》，《文献通考》未尝不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而《孔丛子》、《大戴记》之书，又未尝不兼收而并录也。然此特后人之幸而偶中，或《尔雅》、《小正》之篇，有别出行世之本，故亦从而别载之尔。非真有见於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标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

部次有当重复者，有不当重复者。《汉志》以后，既无互注之例，则著录之重复，大都不关义类，全是编次之错谬尔。篇次错谬之弊有二，一则门类疑似，一书两入也；一则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也。欲免一书两入之弊，但须先作长编，取著书之人与书之标名，按韵编之，详注一书源委於其韵下；至分部别类之时，但须按韵稽之，虽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书，一无犯复矣。至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之弊，则当深究载籍，详考史传；并当历究著录之家，求其所以同异两称之故，而笔之於书，然后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来学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记》。《战国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长语》。《老子》之称《道德经》，《庄子》之称《南华经》，《屈原赋》之称《楚词》，盖古人称名朴，而后人入於华也。自汉以后，异名同实，文人称引，相为吊诡者，盖不少矣。《白虎通德论》删去德论二字，《风俗通义》删去义字，《世说新语》。删去新语二字，《淮南鸿烈解》删去鸿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不称《吕氏春秋》，而但曰《吕览》。盖书名本全，而援引者从简略也。此亦足以疑误后学者也。郑樵精於校雠，然《艺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复有《曹大家集》，则一人而误为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据，然《郡斋》一志，张君房《脞说》，而题为张唐英，则二人而误为一人矣。此则人名字号之不一，亦开歧误之端也。然则校书著录，其一书数名者，必当历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号者，亦当历注其字号於姓名之下，庶乎无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补郑

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然亦有发言太易者，如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则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矣，而今不得见也。岂可曰取之三《礼》乎？又曰：“《十三代史目》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考《艺文》所载《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谏及殷仲茂两家；宗谏之书凡十卷，仲茂之书止三卷，详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说。岂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馀所论，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书，则可矣。如云古书虽亡而实不亡，谈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书，则又采辑补缀之成法，不特如郑樵所论已也。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於群书者，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於群书者，为《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今按纬候之书，往往见於《毛诗》、《礼记》注疏及《后汉书》注；汉魏杂史，往往见於《三国志》注；挚虞《流别》及《文章志》，往往见於《文选》注；六朝诗文集，多见采於《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唐人载籍，多见采於《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一隅三反，充类求之，古逸之可采者多矣。

──右六之二

郑樵论书，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后世者，以为《唐志》所得旧书，尽《梁书》卷帙而多於隋，谓唐人能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以求之之功，是则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书之全缺，则恐不可尽信也。且如应劭《风俗通义》，劭自序实止十卷，《隋书》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为之离析篇第，其书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传《风俗通义》，乃属不全之书，岂可遽以卷帙多寡定书之全不全乎？

──右六之三

校雠条理

郑樵论求书遣官、校书久任之说，真得校雠之要义矣。顾求书出於一时，而求之之法，亦有善与不善；徒曰遣官而已，未见奇书秘策之必无遗逸也。夫求书在一时，而治书在平日。求书之要，即郑樵所谓其道有八，无遗议矣。治书之法，则郑樵所未及议也。古者同文称治；汉制，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蔡邕正定石经，以谓四方之民，至有贿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当时郡国传习，容有与中书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学字体言之也。若纪载传闻，《诗》、《书》杂志，真讹纠错，疑似两淆；又书肆说铃，识大识小，歌谣风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专门名家，薄技偏长，稗官脞说；其隐显出没，大抵非一时徵求所能汇集，亦非一时讨论所能精详；凡若此者，并当於平日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讬於官者听之。如是，则书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检，则奇邪不衷之说，淫诐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书之时，按籍而稽，无劳搜访，其便三也。中书不足，稽之外府；外书讹误，正以中书；交互为功，同文称盛，其便四也。此为治书之要，当议於求书之前者也。（书掌於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然数千年无行之者，一旦为之，亦自不易。学官难得通人，馆阁校雠未必尽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则窒碍难行，甚或渐启挟持讹诈、骚扰多事之渐，则不但无益而有损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时难行，而不存其说也。）

──右七之一

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夫太常领博士，今之国子监也。太史掌图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书不特中秘之谓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雠书，终身守官，父子传业，故能讨论精详，有功坟典。而其校雠之法，则心领神会，无可传也。近代校书，不立专官，众手为之，限以程课，画以部次，盖亦势之不得已也。校书者，既非专门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则校雠之法，不可不立也。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於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而坐收於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

──右七之三

古人校雠，於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谓必是也。班固并省刘歆《七略》，遂使著录互见之法，不传於后世；然亦幸而尚注并省之说於本文之下，故今犹得从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顾刘氏之原文，今日虽欲复刘歆之旧法，不可得矣。

──右七之四

《七略》以兵书、方技、数术为三部，列於诸子之外者，诸子立言以明道，兵书、方技、数术皆守法以传艺，虚理实事，义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类矣。南宋郑寅《七录》，犹以艺、方技为三门，盖亦《七略》之遗法。然列其书於子部可也；校书之人，则不可与诸子同业也。必取专门名家，亦如太史君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之例，乃可无弊。否则文学之士，但求之於文字语言，而术业之误，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右七之五

著录残逸

凡著录之书，有当时遗漏失载者，有著录残逸不全者。《汉书艺文志》注，卷次部目，与本志不符；颜师古已云“岁月久远，无由详知”矣。今观萧何律令、叔孙朝仪、张霸《尚书》、尹更始《春秋》之类，皆显著纪传，而本志不收。此非当时之遗漏，必其本志有残逸不全者矣。《旧唐书经籍志》集部内，无韩愈、柳宗元、李翱、孙樵之文，又无杜甫、李白、王维、白居易之诗，此亦非当时之遗漏，必其本志有残逸不全者矣。校雠家所当历稽载籍，补於艺文之略者也。

藏书

孔子欲藏书周室，子路以谓周室之守藏史老聃，可以与谋，说虽出於《庄子》，然藏书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匮之书，成百三十篇，则谓“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然则书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谓道藏、佛藏已也。郑樵以谓性命之书，往往出於道藏，小说之书，往往出於释藏。夫儒书散失，至於学者已久失其传，而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为之永久也。夫道藏必於洞天，而佛藏必於丛刹；然则尼山、泗水之间，有谋禹穴藏书之旧典者，抑亦可以补中秘之所不逮欤？

补校汉艺文志

郑樵校雠诸论，於《汉志》尤所疏略，盖樵不取班氏之学故也。然班、刘异同，樵亦未尝深考，但讥班固续入扬雄一家，不分伦类而已。其刘氏遗法，樵固未尝讨论；而班氏得失，樵议亦未得其平允。夫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而樵著《校雠》之略，不免疏忽如是；盖创始者难为功尔。今欲较正诸家著录，当自刘《略》、班《志》为权舆也。

──右十之一

郑樵以萧何律令，张苍章程，刘《略》、班《志》不收，以为刘、班之过；此刘氏之过，非班氏之过也。刘向校书之时，自领《六艺》、《诸子》、《诗赋》三略，盖出中秘之所藏也。至於《兵法》、《术数》、《方技》，皆分领於专官；则兵、术、技之三略，不尽出於中秘之藏，其书各存专官典守，是以刘氏无从而部录之也。惟是申、韩家言，次於诸子，仲舒治狱，附於《春秋》；不知律令藏於理官，章程存於掌故，而当时不责成於专官典守，校定篇次，是《七略》之遗憾也。班氏谨守刘《略》遗法，惟出刘氏之后者，间为补缀一二；其馀刘氏所不录者，东京未必尽存，《艺文》佚而不载，何足病哉？

──右十之二

《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於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韩婴诗传引荀卿《非十子》，并无讥子思、孟子之文。）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於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之所及也。然立法创始，不免於疏，亦其势耳。如《封禅群祀》入礼经，《太史公书》入《春秋》，较之后世别立仪注、正史专门者，为知本矣。《诗赋》篇帙繁多，不入《诗经》，而自为一略，则叙例尚少发明其故，亦一病也。《诸子》推本古人官守，当矣。《六艺》各有专官，而不与发明，岂为博士之业所误耶？

──右十之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善法具举，（徒善徒法，皆一偏也。）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则任宏之校《兵书》，李柱国之校《方技》，庶几近之。其他四略，未能称是。故刘《略》、班《志》，不免贻人以口实也。夫《兵书略》中孙、吴诸书，与《方技略》中内外诸经，即《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谓形而上之道也。《兵书略》中形势、阴阳、技巧三条，与《方技略》中经方、房中、神仙三条，皆著法术名数，所谓形而下之器也。任、李二家，部次先后，体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学者，观其部录，亦可了然而窥其统要，此专官守书之明效也。充类求之，则后世之仪注，当附《礼》经为部次，《史记》当附《春秋》为部次；纵使篇帙繁多，别出门类，亦当申明叙例；俾承学之士，得考源流，庶几无憾。而刘、班承用未精，后世著录，又未尝探索其意，此部录之所以多舛也。

──右十之四

或曰：《兵书》、《方技》之部次，既以专官而能精矣。《术数》亦领於专官，而谓不如彼二略，岂太史尹咸之学术，不逮任宏、李柱国耶？答曰：此为刘氏所误也。《术数》一略，分统七条，则天文、历谱、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则阴阳、蓍龟、杂占三条，当附《易经》为部次，历谱当附《春秋》为部次，五行当附《尚书》为部次；纵使书部浩繁，或如诗赋浩繁离《诗经》而别自为略，亦当申明源委於叙录之后也。乃刘氏既校六艺，不复谋之术数诸家，故尹咸无从溯源流也。至於天文、形法，则后世天文、地理之专门书也。自立门类，别分道法，大纲既立，细目标分，岂不整齐而有当乎？

──右十之五

天文则宣夜、周髀、浑天诸家，下逮安天之论，谈天之说，或正或奇，条而列之，辨明识职，所谓道也。《汉志》所录泰一、五残星变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地理则形家之言，专门立说，所谓道也。《汉志》所录《山海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以此二类，专门部勒，自有经纬，而尹咸概收术数之篇，则条理不审之咎也。（《山海经》与相人书为类，《汉志》之授人口实处也。）

──右十之六

地理形家之言，若主山川险易，关塞边防，则与兵书形势之条相出入矣。若主阴阳虚旺，宅墓休咎，则与《尚书》五行相出入矣。部次门类，既不可缺，而著述源流，务要於全，则又重复、互注之条，不可不讲者也。任宏《兵书》一略，郑樵称其最优。今观刘《略》重复之书，仅止十家，皆出《兵略》，他部绝无其例。是则互注之法，刘氏且未能深究，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班氏不知而删并之，可胜惜哉？

──右十之七

后世法律之书甚多，不特萧何所次律令而已也。就诸子中掇取申、韩议法家言，部於首条，所谓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后世故事之书甚多，不特张苍所次章程而已也。就诸子中掇取论治之书，若《吕氏春秋》，（《汉志》入於杂家，非也。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后世会典会要之属。）贾谊、董仲舒（治安之奏，天人之策，皆论治体。《汉志》入於儒家类矣。）诸家之言，部於首条，所谓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例以义起，斟酌损益，惟用所宜；岂有读者录部次，而不能考索学术源流者乎？

──右十之八

或曰：《汉志》失载律令章程，固无论矣。假令当日必载律令章程，就刘、班之《七略》类例，宜如何归附欤？答曰：《太史公书》之附《春秋》，《封禅群祀》之附《礼经》，其遗法也。律令自可附於法家之后，章程本当别立政治一门，《汉志》无其门类；然《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班固自注，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皆属故事之书，而刘、班次於诸子儒家，则章程亦必附於此矣。大抵《汉志》疏略，由於书类不全，勉强依附；至於虚论其理与实纪其迹者，不使体用相资，则是《汉志》偶疏之处；（《礼经》、《春秋》。《兵书》、《方技》便无此病。）而后世之言著录者，不复知其微意矣。

──右十之九

郑樵议章程律令之不载《汉志》，以为刘、班之疏漏；然班氏不必遽见西京之全书，或可委过於刘《略》也。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则班氏方据以为《艺文》之要删，岂得谓之不见其书耶？此乃后世目录之鼻祖，当时更无其门类，独不可附於诸子名家之末乎？名家之叙录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著录之为道也，即於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此《七略》之所以长也。又云：“敫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此又后世著录，纷拏不一之弊也。然则凡以名治之书，固有所以附矣。（后世目录繁多，即可自为门类。）

──右十之十

郑樵误校汉志

郑樵讥班固叙列儒家，混入《太玄》、《法言》、《乐》、《箴》三书为一，总谓扬雄所叙三十八篇，谓其胸无伦类，是樵之论笃矣。至谓《太玄》当归《易》类，《法言》当归诸子，其说良是。然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是《乐》与《箴》，本二书也；樵误以为一书。又谓“《乐》、《箴》当归杂家”；是樵直未识其为何物，而强为之归类矣。以此讥正班固，所谓楚失而齐亦未为得也。按《乐》四未详。《箴》则《官箴》是也；在后人宜入职官，而《汉志》无其门类，则附官《礼》之后可矣。

──右十一之一

郑樵讥《汉志》以《司马法》入《礼》经，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谓非任宏、刘歆所收，班固妄窜入也。郑樵深恶班固，故为是不近人情之论。凡意有不可者，不为推寻本末，有意增删迁就，强坐班氏之过，此狱吏锻炼之法；亦如以《汉》志书为班彪、曹昭所终始，而《古今人表》则谓固所自为者惟此；盖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也。按《司马法》百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注：“出之兵权谋中，而入於《礼》。”樵固无庸存疑似之说也。第班《志》叙录，称《军礼司马法》，郑樵删去“军礼”二字，谓其入礼之非；不知《司马法》乃周官职掌，如考工之记，本非官礼，亦以司空职掌，附著《周官》，此等叙录，最为知本之学。班氏他处未能如是，而独於此处能具别裁；樵顾深以为讥，此何说也？第班氏入於《礼》经，似也。其出於兵家，不复著录，未尽善也。当用刘向互见之例，庶几礼家不为空衍仪文，而兵家又见先王之制，乃两全之道耳。《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亦与今本不同。班氏仅称《太公》，并无兵法二字，而郑樵又增益之，谓其入於道家之非，不观班固自注：“尚父本有道者。”又於兵权谋下注云：“省《伊尹》、《太公》诸家。”则刘氏《七略》，本属两载，而班固不过为之删省重复而已。非故出於兵，而强收於道也。（注省者，刘氏本有，而班省去也。注出入者，刘录於此，而班录於彼也。如《司马法》，刘氏不载於《礼》，而班氏入之。则於《礼》经之下注云，入《司马法》。今道家不注入字，而兵家乃注省字，是刘《略》既载於道，又载於兵之明徵。非班擅改也。）且兵刑权术，皆本於道，先儒论之备矣。刘《略》重复互载，犹司马迁《老庄申韩列传》意也。发明学术源流之意。况二百三十七篇之书，今既不可得见，郑樵何所见闻而增删题目，以谓止有兵法，更无关於道家之学术耶？

──右十一之二

郑樵讥《汉志》以《世本》、《战国策》、《秦大臣奏事》、《汉著记》为《春秋》类，是郑樵未尝知《春秋》之家学也。《汉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体，故四书从而附入也。且如后世以纪传一家，列之正史，而编年自为一类，附诸正史之后。今《太史公书》列於《春秋》，樵固不得而讥之矣。至於国别之书，后世如三国、十六国、九国、十国之类，自当分别部次，以清类例。《汉志》书部无多，附著《春秋》，最为知所原本。又《国语》亦为国别之书，同隶《春秋》，樵未尝讥正《国语》，而但讥《国策》，是则所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汉著记》，则后世起居注之类，当时未有专部，附而次之，亦其宜也。《秦大臣奏事》，在后史当归故事，而《汉志》亦无专门，附之《春秋》，稍失其旨。而《世本》则当入於历谱，《汉志》既有历谱专门，不当犹附《春秋》耳；然历谱之源，本与《春秋》相出入者也。

──右十一之三

以刘歆、任宏重复著录之理推之，《战国策》一书，当与兵书之权谋条，诸子之纵横家，重复互注，乃得尽其条理。《秦大臣奏事》，当与《汉高祖传》、《孝文传》（注称论述册诏。）诸书，同入《尚书》部次；盖君上诏诰，臣下章奏，皆《尚书》训诰之遗；后世以之搀入集部者，非也。凡典章故事，皆当视此。

──右十一之四

焦竑误校汉志

自刘、班而后，艺文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竟源流，於是特著《校雠》之略；虽其说不能尽当，要为略见大意，为著录家所不可废矣。樵志以后，史家积习相沿，舛讹杂出；著录之书，校樵以前其失更甚；此则无人继起，为之申明家学之咎也。明焦竑撰《国史经籍志》，其书之得失，别具论次於后。特其《纠缪》一卷，讥正前代著录之误，虽其识力不逮郑樵，而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节取者焉。其纠《汉志》一十三条，似亦不为无见；特竑未悉古今学术源流，不於离合异同之间，深求其故；而观其所议，乃是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此则可谓簿记守成法，而不可为校雠家议著作也。今即其所举，各为推论，以进於古人之法度焉。

──右十二之一

焦竑以《汉志》、《周书》入《尚书》为非，因改入於杂史类。其意虽欲尊经，而实则不知古人类例。按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孔子所论百篇之馀”，则《周书》即《尚书》也。刘氏《史通》述《尚书》家，则孔衍《汉魏尚书》，王卲《隋书》，皆次《尚书》之部。盖类有相仍，学有所本；六艺本非虚器，典籍各有源流；岂可尊麒麟而遂谓马牛不逮走部，尊凤凰而遂谓燕雀不隶飞部耶？

──右十二之二

焦竑以《汉志》、《尚书》类中《议奏》四十二篇入《尚书》为非，因改入於集部。按议奏之不当入集，已别具论，此不复论矣。考《议奏》之下，班固自注：“谓宣帝时石渠论也。韦昭谓石渠为阁名，於此论书。”是则此处之所谓议奏，乃是汉孝宣时，於石渠阁大集诸儒，讨论经旨同异，帝为称制临决之篇，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属也。以其奏御之篇，故名奏议；其实与疏解讲义之体相类。刘、班附之《尚书》，宜矣。焦竑不察，而妄附於后世之文集，何其不思之甚邪？（秦大臣奏事附於《春秋》，此为刘、班之遗法也。）

──右十二之三

焦竑以《汉志》、《司马法》入《礼》为非，因改入於兵家。此未见班固自注，本隶兵家，经班固改易者也。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右十二之四

焦竑以《汉志》、《战国策》入《春秋》为非，因改入於纵横家。此论得失参半，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右十二之五

焦竑以《汉志》、《五经杂议》入《孝经》为非，因改入於经解。其说良允。然《汉志》无经解门类，入於诸子儒家，亦其伦也。

──右十二之六

焦竑以《汉志》、《尔雅》、《小尔雅》入《孝经》为非，因改入於小学。其说亦不可易。《汉志》於此一门，本无义理，殆后世流传错误也。盖《孝经》本与小学部次相连，或缮书者误合之耳。《五经杂议》与《尔雅》之属，皆缘经起义，类从互注，则益善矣。（经解、小学、儒家三类。）

──右十二之七

焦竑以《汉志》、《弟子职》入《孝经》为非，因归还於《管子》。是不知古人裁篇别出之法，其说已见於前，不复置论。惟是弟子之职，必非管子所撰；或古人流传成法，辑管子者，采入其书。前人著作，此类甚多。今以见於《管子》，而不复使其别见专门；则《小尔雅》亦已见於《孔丛子》，而焦氏不还《孔丛》，改归小学，又何说耶？然《弟子职》篇，刘、班本意，附於《孝经》与附於小学，不可知矣。要其别出义类，重复互注，则二类皆有可通。至於《六艺略》中，《论语》、《孝经》小学三门，不入六艺之本数；则标名六艺，而别种九类，乃是经传轻重之权衡也。

──右十二之八

裁篇别出之法，《汉志》仅存见於此篇，及《孔子三朝》篇之出《礼记》而已。充类而求，则欲明学术源委，而使会通於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叙天文之书，当取《周官》保章，《尔雅释天》，邹衍言天，《淮南》天象诸篇，裁列天文部首，而后专门天文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求天文者，无遗憾矣。叙时令之书，当取《大戴礼夏小正》篇，《小戴记月令》篇，《周书时训解》诸篇，裁列时令部首，而后专门时令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叙地理之书，当取《禹贡》、《职方》、《管子地圆》、《淮南地形》、诸史地志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后专门地理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后人求其学术源流，皆可无遗憾矣。《汉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赖有此微意焉。而焦氏乃反纠之以为谬，必欲归之《管子》而后已焉，甚矣校雠之难也！

──右十二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