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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菜都好的省份，大致可说是广东，饭馆的菜与家庭菜，都有很好的。山东、河南等省，则厨役所做之菜都不错，但家庭菜则差。江苏、浙江等省，家庭菜有真好的，而饭馆之菜，则多平平，所以上海繁荣了一百多年，没有出名的饭馆子，偶有亦是外省之厨役。此外，有特殊原因之大城池，则只有好饭馆子，如扬州因为盐商，开封因为河工等等，但这种地方不多。以上所说，都是大概的情形，自然也有例外。

河北省，则甚不讲究，不但没有好饭馆子，而家庭菜也没有出色的烹饪。北平所有饭馆，都是山东人；清宫所用之厨役，多是河北省人。闻乾隆下江南，带回过几位南方厨役，但亦未陆续再添，亦因宫中所食之原料，各省所进贡者都有，南方厨役乍来都不能烹饪。尤其是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等处所贡者，南方厨役，不但未做过，且未听说过，一概不能做，他们所做的，只有原学的些菜，与御膳房旧人都格格不入，所以未能继续下去。河北省烹饪法，固然不能说不好，但各菜之口味除原料滋味外，大致好不了多少。例如汤之做法，大致总是鸡鸭汤加口蘑料酒，按说口蘑固然味极美，但每一种都用口蘑，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北平北海，仿膳斋之全席，每桌共一百零八样菜，约合价四百元（抗战以前），就完全是皇帝所食之原样，当然不能说不好吃，但各菜之味道，总差不了多少，诸君一尝，便知我这话不是糟蹋御膳房了。

御膳房之厨役，另有一种本领，就是能在菜上做字，如“万寿无疆”、“天下太平”等等字样。这与西洋风气相同，不过彼书于点心上，中国则书于菜上耳。

北方汤菜之中，有一种酸辣汤。按说酸辣汤，虽然是一种汤的专名，但汤中专尚酸辣者，则种类颇多，如川羊肉、川散带、川黄瓜、川鱼卷等，大致都是重用胡椒、芫荽、醋等。这些样汤，南方很少见。但据御膳房人云，因这样的菜，刺激性太大，不许预备。但皇上有时专要，亦可制办。

气象台与钦天监

近来社会中的舆论，对于气象台的报告，恒表不满，说报告的情形多数靠不住，这种谈论，屡见于报端，不必详举。按说世界上的事情，多是瞬息万变，天气更是如此。故杜甫诗有“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之句。最流行的谚语中，也有“天有不测风云”等等这种话。总之，陰晴风雨等等，是时刻改变的，测量的仪器好技术好，测量虽准，发表出去之后，难保不又生变化；机器不好，技术再稍差，与世界各处之气象台联络再不够，那就更容易错误了。一次，我同气象台的友人谈天说笑话，他说气象台所发表的话都是准确的，最奇怪的是有人不相信。我说人们不相信还不关重要，老天爷若不相信，可就有问题了。我也常对友人说，诸君不要太轻视气象台，他们的报告，虽然有时不准确，也是天气变化所致，但他们的工作，确于国家社会极有益处，只是仪器等等，需待改良耳。由此回想到前清以前之天文台、钦天监等等的工作，与此就大不相同了。他的名字，叫作观象台，平常都呼为天文台，属钦天监所管，设于北平东城墙上，正对裱褙胡同；钦天监衙门，即在城下观象台中，有浑天仪、玑衡抚辰仪、黄道仪、量天尺等等。按说浑天仪这个名词早已有之，《春秋文耀钩》载，唐尧即位，羲和造浑天仪；《后汉书·张衡传》中亦有造浑天仪的记载。总之，汉代以前即有此器，则是毫无疑义的。其余所有的仪器，有明正统间所制的，有一大部分是清朝康熙年间，比国人南怀仁所监制的，其制法名曰炼铜泥精，铜现黑紫色，永不生锈，在城墙上风吹日晒二百多年，其明亮尚同新制的一样。中国的历法，在尧舜之时已很发达，为世界发明最早的国家；五代、宋朝以后，日渐退化；到了明朝，连日月蚀之期都测不准了。到万历年间，经义大利人利玛窦才给校正过来，又经南怀仁、汤若望他们继续工作，更有了很大的进步。南怀仁曾为钦天监监正，后做到侍郎，死后与谥曰勤敏公。在康熙年间，钦天监的工作确发达了一个时期，雍正以后，就渐渐的腐败下来。

钦天监，唐朝名曰司天台，宋朝曰司天，至明清两朝，都曰钦天监。中堂官曰监正，下边有五官正等官，如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等等。他执掌的，是天文、历数、占候、推步等事，衙门虽小，但因永远派有亲王管理，所以可专折奏事。不过他所上的奏折，关于真正民事的并不多，大约都是有点迷信的性质。总之，他这个衙门中，所做的事多是如此。兹把他所有的工作，在下边分类简单着述说几件。

一是基本工作。惟一的基本工作。就是编纂时宪书。时宪书，原名历书，历朝皆然，俗名皇历；清朝因乾隆名弘历，避讳历字，改名时宪书。简言之曰宪书，其实时宪书中，于社会有用处的事情，只不过二十四节，晦朔弦望，每月日出日入之时刻等几件事情；其余如宜出行、宜嫁娶等等，许多许多的话，虽然都有点凭借，然于社会可以说一点益处也没有。尤其是他每月月占之诗句，更是随便占来，如今年庚子年正月之诗云，“元旦晴和万民欢，雨雪霏霏兆丰年。最喜立春晴一日，农夫不费力耕田”等等是也。他这种作风颇广泛，每月有占，每年亦有占，钦天监大堂之楹联，便是“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陽午遇一冬晴”，谚语又讹为“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陽无雨一冬晴”。此语乡间还不盛行，北平商家则极相信，皮袄行更甚，倘遇重陽日大雨或陰天，则都要大吃大喝，庆贺一次。他们说，无雨一冬晴，晴则天暖，皮袄滞销，生意当然不好；下雨则一冬多陰，陰则天寒，寒则销货多，故一定要庆贺。于是有几种笔记，辩论更正，说本作“午遇一冬晴”，讹为“无雨一冬晴”，何以此一天无雨，便要一冬晴呢？这是当然靠不住的云云。其实午遇一冬晴，也一样的靠不住。编制这本时宪书，在表面看是很繁难的一种工作，其实并不难。因为其中的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照抄而来，例如所谓天德和、宜动工、宜出行等等这些话，都是照旧抄录；所谓六十年一还原，例如今年是庚子年，所有的事情，都与六十年前庚子年的一样。所不同的，只有二十四节、日蚀、月蚀、日出、日入、晦朔弦望等等几种，但也都是照例的计算便可知晓，用不着多大学问。日月蚀，虽然须测算，也是依旧法一推算便得，然如彗星等，他便测不出来了。时宪书编好，先要进奉皇帝阅看，这是该衙门一个很大的典礼，每年冬至进奉，这个名词，就叫作进时宪书。进上的时宪书，都是抄本，抄得极工致美丽；共分两种：一种是全国的节气时刻；一种只是宫内所用之简单本。然都抄得极工整。两种我都有所保存，乃由书摊上购得。进上皇帝看过之后，才发交各书店印行售卖，这是钦天监同人的一笔进款。按国中通行的时宪书，向来是两种：一种是全国性的，各省节气及日出日入之时刻，都各不同，所以各省城之节气时刻都要列入，西至新疆，东至东三省，台湾等省，都要详载，不过这种书因为民间不很需要，买者甚少，然各省官场则都须购置；一种是该省的，这种书只列本省节气时刻，如北平河北省通行之时宪书，则是北平的节气时刻，所以第一行永远书明“都城顺天府节气时刻”等字样。以上不过大略谈谈，然话已太多，若想详细评论时宪书，那非几十万字不可，但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二是奉旨的工作，这种工作很简单。大致都是拣择吉期等事。从前一点小事，也都要选择好日，所谓趋吉避凶。平常人家只是查查时宪书便妥，国家大事则都是由皇帝降旨，命钦天监选择，例如国家的土木工程；派大将征剿，起兵的日期；黄河决口，合龙大工；皇帝以及妃嫔等等的丧葬；皇太后、皇太妃、皇帝、皇后等等上尊号；妃、嫔、王、贝勒等等册封；皇子、公主等等婚嫁，皇子等命名；每届春季换戴凉帽，秋季换戴暖帽等等。以上这些事情，都是特旨命钦天监选择吉期。至于宫中小的工程、扫除等等，那就由内务府衙门直接知会钦天监选择，不必降旨了。请看他这种工作，于国家果真有什么帮助，于社会果真有什么益处，也要设这样一个大衙门管理？现在的气象台，当然没有这种工作。

三是专折奏事。他自动上奏折的事并不多，说起来更是可笑。他每年元旦，必要上一奏折，并须于皇帝起床前送到宫中，皇帝起床，盥梳毕，任何事不许做，须先看此折，折中的言词，却只三两句，曰“风从艮地起，主人寿年丰”。此夜之风，是否从艮地起的；果然从艮地起，是不是一定人寿年丰，且都不必论，总可以说是与气象有关就是了。此外的奏折，就是每逢日月蚀之前，必要奏明，倘再测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事，那就更要奏明了。关于彗星虽然不能预测，然倘遇彗星发现，也要奏明。他所上的奏折，大致不过如此而已，虽然是有关气象的，但于民生则毫无关系。

钦天监有使人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光绪庚子后（一九○○年），外国联军想把交民巷一带，北至长安街，西至前门，东至崇文门，尽行占据。其中大小衙门，公所很多，最重要者，是前门内之五部（刑部在前门西，故亦曰西曹）及御河桥之堂子。堂子为满洲之祖仙堂，其尊严郑重，远过于太庙。经李合肥再三交涉，只把五部留下，堂子始终被占。堂子坐落在长安街南，御河之东，归义大利国占有。后来发明了无线电，义国军营之角上，即御河桥旁，竖起一根大电杆，还不是铁的，不过一根木杆，自然也相当高。钦天监衙门见此，便上了一道奏折说，该电杆于宫中风水大有妨害，应令其拆去。西后见此奏折，深为嘉纳，即谕知外交部，把此意照会义国使馆，使其赶紧拆除。义国公使接到照会后，即与各国公使谈论此事，大家都说这样性质的公事，无法辩论，无法答复，置之不理可也。于是义国公使就始终没有答复，日久西后也未敢再问，事遂过去。按各国外复交之习惯，彼此函信，万无不答之理，此事可算创闻。国家的面子，总算丢完了。按照中国的旧习惯来说，给外国人去此照会，仿佛也有理由，但是他没有想一想，自己的国家削弱到了什么程度，在国际间的资格，降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还把这样的事情，给外国人去照会，不至于把国家的面子丢完不止。若按实在情形来说，交民巷驻了好几千外国兵，于国家的风水，比那一根电杆更坏的多吧？为什么不照会他们，使他们赶紧撤兵呢？当然他也知道这样的照会是没有用的。既是知道兵不能撤，则为那一根电杆也就不必再丢人了，这岂非令人极难过的事情吗？现在气象台，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

飞虎队与虎神营

空军中，有飞虎队；前清的禁军，有虎神营。按说这个虎字，最初只是一个动物之义，象形，因其是一猛兽，凶猛力大，遂引申为勇猛威武之义，故历朝军队中，最爱用这个字眼，兹举几个例子如下：

《易经》 虎视眈眈

《书经》 虎贵三百人

《诗经》 矫矫虎臣

《周礼》 山国用虎节

经书中这种句子多得很，不必多录，足见三代时候，就有这种情形，以后越来越普遍，更是举不胜举了，甚至关羽称自己的女儿为“虎女”，尤为特别。

清朝之虎神营，乃禁卫军的一种名词，现在有许多人不知道了。自古以来，军营中利用这个虎字的很多，意义大致都差不了多少，惟独清朝这个虎神营，则实在是无知而可笑。因为中国人管西洋人都叫作洋鬼子，到了光绪年间，国人惧恨西洋人的心理，日甚一日，宫中更甚，所以特别设立了这么一个军事机关，即是禁卫军。因西洋人名曰洋鬼子，于是把洋作为羊，虎能吃羊，神能驱鬼，所以名曰虎神营，亦厌胜之义，这岂不可笑？这都是西后的主意。现在再把他的来源及经过，大略谈谈。

清朝在关外时，他的军队组织法及名称，有一些很像西洋组织，此处无须详谈，他的名称，尤为简略，确无厌胜迷信等性质，随便做了几种旗子，旗子是什么颜色，就叫作什么旗之军，如正黄旗、镶黄旗等；不过又分满洲、蒙古、汉军三个部分，共分二十四旗。凡在关外招募的汉人兵丁，都名汉军旗，到了关里之后，再招的汉军兵丁，都用绿旗，名曰绿旗营，简言之曰绿营，外行的人常写为陆营。满洲政府对于绿营，虽也利用，但总有点外视，或者是不十分相信，不放心的意思。对于满蒙汉二十四旗，进关之初，当然也有分别，后来慢慢的就融和了；可是用兵征讨时，则仍以满洲为中心，蒙古次之，亦因满蒙人都由关外来，吃的肉类较多，体格自较强壮也。在乾隆以前，西北西南各处用兵，都靠他们，号为八旗劲旅。嘉庆以后，就渐渐腐败下来，所以咸同之时，国内及边疆用兵，都是现招募的汉人，号曰练勇，如湘军淮军都是。

满洲初进关，守卫禁城者，为满洲上三旗，即正黄、镶黄、正白三旗，此三旗之兵，为皇帝亲统，故名曰上三旗。在京则拱卫宫廷，皇帝出巡则护驾，日久稍见松懈腐败，乃特另组织神机营。按说神机营这个机关，明朝即有之，乃三大营之一，多归太监管领。清朝后来也把这个机关重新组织起来，挑选满蒙汉二十四旗，前锋营、护军营、键锐营，各军头中之精锐者为营兵，特派大臣管理之。平时守卫禁城，皇上出京，即用他随从护卫。道光之后，西洋各国来侵犯，外患日多，而自己的军队，不但八旗劲旅腐败得不堪用，连成立年代不多的神机营也一样腐败了，于是又想编练一个新机构，遂组成此营，也是挑选旗中优秀精锐子弟编成，营的名称确是因虎能吃羊、神能驱鬼而来。当时组成此营，所有旗人无不欢欣鼓舞，都说朝廷中真有能人，从此就可以天下太平了，所以当时很有些民谣恭维此事，但我只记得一种，兹录于下。

洋鬼子，休逞强，神驱鬼，虎吃羊。

鬼驱净，羊吃光，洋鬼子都灭亡，看你逞强不逞强。

此事固然无知可笑，但彼时皇室中的人员，普通的旗人，多数都是这样的程度，当时关于这种性质的政治，就很有几种。例如北京从前通用的当十钱，俗名十个钱，当十的十字，自咸丰年间起（此钱始自咸丰朝），永远写一横一竖的十字；光绪年间因为它太像耶稣教之十字，所以改铸为“拾”字。旗门女子所梳两把儿头，上边之横头，这些年来虽屡有变化，有时靠前有时靠后，有时长有时短，但永远是横直，则总未变样；光绪年间，以为它也近似西洋之十字架，于是改变，把两头往下一垂，名搭拉翅。历代钱法制度，都是一面铸年号及“通宝”等字样，背面则无字，清朝则正面仍铸年号通宝四字，背面则添铸满洲文“宝源”或“宝泉”字样。宝源宝泉，都是铸钱局之名。光绪年间，也在背面上边添了一个字，为什么添这个字？未经详考。但有许多人说，也是因为上下无字，左右有字，似有十字之嫌，按说这话有些勉强，但舆论确是如此，所以也有童谣曰：

两把儿头搭拉翅儿，大个钱改十字儿，小制钱添个字儿，鬼子有点儿不得劲儿。

这首民谣，是用的北方小人辰辙，所以翅、字、劲三字都叶韵。以上不过大略谈谈，按说厌胜也不要紧，总应该好好练兵才有用啊！大致一个机构，一个国家，倘若已经腐败下来，是难以收拾，非有极大力量之人，所谓革命者，才有办法，否则只是一时的振奋，是难得挽回的。而且彼时之西后，毫无知识，绝对不是一个维新的人物，她以为有这样一个厌胜的名词就够了。再者最初未尝不想有一番的振作，所谓三分钟的热气，所以挑的都是旗门中的精锐人员，制的很漂亮的制服。他们认为盔甲鲜明，是第一要义。军器就差多了，都用的抬槍，形如步槍而长，前边一人扛着，后边一人放，俗名叫作抬杆。在刚成立的几个月中，未尝不想好好的训练一番，热气一过，就腐败下来了。他们平常排练，不实槍弹，都在帅府园，即是虎神营本营之所在地，亦即现在东安市场南边一带。每年有几次实弹练习，则在东便门外之苗家地。苗家地三字，虽然知道的人不多，但也可以算是历史上的名词，无妨带着说几句。清朝的军队，每年也有几次阅兵验操，但最初只是硬弓大箭，不叫作阅兵，而叫作看箭。各旗都有各旗的看箭之所，然都在北京城内。后来添用槍炮，城里演放不方便，于是每次实弹演习，就都在苗家地了。光绪庚子以后，各国联军长驻北京，把此处归了他们作为实弹演习场所，就只许他们应用，中国兵就不许进去了。从前虎神营在该地演习时，我也常常见到，刚去的时候，两个人扛一支槍，倒也还算齐整，演完往回走的时候就不然了，有的就近回家，或看看亲戚朋友，有的路间买点东西或零食，这些人都把槍另求别人代扛，所以有时一人扛三四支槍，有的空手还要吃东西。据云槍不能白代扛，大约都要给几个钱，但是不算雇，算是请客，钱并不多，不过买块白薯或半斤切糕而已。不但兵丁如此腐败，连官长们在演完之后，也不督队归营，早就各办各事，各寻方便去了。一次左文襄公宗棠，进京陛见，淳王很得意的特请他参观此营，看完后，问他如何。他说盔甲鲜明，步伐齐整。又问他，倘调此营出战如何？他说若用以作战，则还要训练。这句话，淳王他们当然极不爱听。但左文襄就是这种性格，他总要直说。我同友人谈天，曾说过此事。友人听了好笑，彼时的虎神营，只不过想吃一个羊，也还吃不到口，真是有天渊之别了。

清朝传胪大典

前清提倡奖励读书的手腕，莫过于中状元，所以他特给状元的荣耀，也真可以算是至高无上的了。怎样的荣耀，及怎样的办法，都详载礼部的则例中，但是不但鄙人无此书，恐怕在台湾全省也不容易觅到，所以详细的情形，多数人都不知道了。鄙人曾旁观参与过这种大典，虽不能详记也还记得一些，现把他大略写在下边，借以就正于知者，或者也是大家所乐闻的一件事情。

这种大典名曰传胪，其礼节可以说是极为郑重。现在先由保和殿复试说起，这种复试通称殿试。会试得中以后，名曰贡士，尚不得称为进士，俟保和殿复试之后，再取定了名次，才算进士。复试时必派王公贝勒贝子等大臣监视，皇帝有时也自己视察，但极少，因皇帝亲到，则大家须跪，特别麻烦也。试题总是对策，这种卷子都应该皇帝亲自阅看，当然也派大臣帮看，蒙派的大臣，也是很有面子的差使，但没有乡会试之主考总裁那样名称，也不得名为阅卷，只叫做读卷官，外边则称为读卷大臣。这固然因为卷子归皇帝阅看，他们不得再称为阅也，是因为尊重应试人员的意思。看完之后，名次前后，归皇上钦定，以昭郑重，自然也是读卷大臣等排定，但前十名之卷，则皇帝一定要看的。像乾隆时代，经皇帝亲自看的卷子也不少，至同治光绪不过对付了事。名次定了之后，即定期行传胪大典。

是日一早，设卤簿大驾于太和殿前，设中和韶乐于太和殿东西两边；房檐之下，设丹陛大乐于太和门内。亲王贝勒以下至入八分公以上（清朝公爵有人八分不入八分之分，入八分者戴宝石顶，不入八分者戴珊瑚顶，入八分者，有朱轮紫缰、跨鹤、上丹池等等名色，至全数则记不清了），分两排立于丹陛上（俗名月台）。文武大员，则分两边立于院中，皆穿朝服。各新进士（此时尚名曰贡士）也都分两边立于各官员之次。鸿胪寺官，先在太和殿内设一黄榜桌案，是科的榜即放在上头，在月台中间，也设一案，另有一黄色画云龙之大木盘，放于月台下，正中的一桌上。并预备一龙亭，放在午门以外，俟各事都预备齐整，乃由礼部堂官请皇帝出宫。这个时候，午门楼中的钟楼大响特响，中和乐也吹打起来，皇帝入座，乐止，銮仪卫官员赞鸣鞭，院中有人手执鞭，抽三次，声颇响脆，又赞排班，又作乐，鸿胪寺官引着读卷官到殿前行三跪九叩首礼，礼毕，内阁大学士进殿把榜捧出，交给礼部堂官，堂官跪接，捧至月台上所放桌前，跪着放于桌上，再叩三个头，这个时候．鸿胪寺官，又赞排班，引新进士到院中，排好又赞跪，大家都跪下，又赞，有制鸿胪寺官，念完后，即唱名，前三名都各唤三次行，以昭郑重。唱名的声音极缓慢，曾记苏子由记传胪的诗中有两句是“昨日白麻传好语，慢声颤绕殿中央”，则这种规矩在宋朝已系如此。唱完前三名，由鸿胪寺官引状元榜眼探花三人，向前行立于阶下，状元则立在雕龙的阶石前边，世人所谓独占鳌头者，即指此。以后各进士都唱完名之后，都在丹池中，排齐又赞叩首，又作乐，诸进士行三跪九叩首礼完，都退回原立处，又赞举榜，礼部尚书到桌前跪，捧榜起立，引前三名，自丹陛中阶下，放在前边所说的云盘内，又捧该盘，由中路出太和门，午门的中门（此门平时非皇帝不许走），其余的进士都出两旁门，至午门外，把榜连盘放在预先所设的龙亭内，又三叩首，由校尉抬起，前头有导迎乐及各种执事仪仗，并有黄伞引导所有状元及进士等，都在后面跟着走，到长安左门张挂。大家看完后，由顺天府另预备仪仗伞盖马匹等，送三鼎甲，归到自己的寓所，这个名词，就叫做及第，亦曰归第。请看这样的抬举方法，天下的才子哪能不入网罗？此唐太宗所以得意也。

清末京报琐谈

一次李荆荪兄枉过，谈及前清时代北方报纸的情形。按彼时的新闻事业，确有几种，于我也有点关系，例如光绪二十几年，杭辛斋、彭翼仲二人，在北平所创的《京话日报》，我是常去的，且也常写点稿子。后彭翼仲得罪政府，充军到新疆，民国成立，才得回来。又如王法勤兄，在保定府办的地方白话报，我也曾参与，但不甚久，就都前后停办了。但那些报纸，若与彼时的南方上海报比较起来，那就很微小，值不得一谈了。按中国之报纸，最早的，当然要数从前北平《京报》了，据几种笔记记载说，是始自宋朝，但我记不清，手下又没有书可查，只好不谈，只把我所能记忆的，来谈一谈。

第一，先谈谈他们的组织及工作。这种机构，完全是商业性质，且通通都是山东人所经营的，名曰京报房，亦写报坊。从前共有五六家，光绪庚子，都被抢歇业。平定后，又有开者，不过剩了两三家了。我所最熟的一家，名曰聚兴报房，印刷都用活字板，但所有的字，都是用胶泥烧成，字体自然很粗。按物质说，胶泥一经火烧，便成陶器性质，本可刻得相当精致，但他们不肯在这里下功夫，所以每一个字，总是歪斜不正。印刷时，即用平常锅煤烟子，加胶水，其臭难闻；看报之家，每日把报送到，放于屋中，则满屋都可闻到臭味。但也都习惯了，也没有人说闲话。我因为跟永兴报房相熟，我曾给他们出主意，让他在墨里边，放上一些冰片，则臭味可免，从前墨盒或墨水，有了臭味便放一些冰片，便可毫无臭味，但他们不肯，嫌费钱。其实冰片中之泥片，相当贵，而西片一种，并不算贵。所用的纸，是一种极薄的纸，俗语叫做薄川连，至于真正的名词，我忘了。因为从前小孩念的书籍，大多数都是用这种纸印刷，所以又叫印书纸。总之，是在这面，就看得见那一面。但印书纸虽薄，而尚较细，这种报纸，则较粗，大概除了印报之外，没什么别的用处。报的形式，各报馆一样都是长七八寸，宽三寸余之小本，都是单篇，皮上近首印红色《京报》二字，下边写某某报房，都是黄色纸皮，所以又名曰黄皮报。

他们也有副业，就是带印小唱本，并偶印短篇的小说。旧日短篇小说，大多数都是猥亵不堪的，故生意亦颇发达。后经印小说的书铺，记得是打磨厂路北，老二酉堂领衔告了他们，说他们侵占书铺的生意，后来就都不印了，于是这种印本的小说，后来因为难得，也颇有价值，我还收藏着三种。在前清时代，北方乡间，尚容易见到，因为他们自从诉讼之后，虽然明着不印，而暗着还不断的印刷，有些贩卖小唱本的小贩，专跟报房共营此种生意，由报房印好，不印字号，交与小贩运到乡间去卖，在山里县市中，更容易见到。

尤其到乡会试的年头，这种报房，买卖更为发达。各省应考的士子，进京之后，都要看《京报》，因为这于中进士后，殿试对策的时候，有相当的关系，大致对策问题中，恒道及时事也。这还是小节，最要紧的，是应考的士子，多数都要看看书，正经正史之外，连别的印刷品，自然也就销的多；小唱本等等，也在其中。专印小唱本之书铺，也特别忙，新刊的物品，自然很多，且都是现刻，用的木板很多；再加上中举中进士之后，都要刻印朱卷，用木板更多。这种板，是非杜木不可，即《诗经》中“有林之杜”的杜字，北方通称杜木，又名梨木，因此树所结之果，即名杜梨，大如纽扣，然实非梨。盖中国最初产梨树，都是由杜树接成，亦如苹果沙果之于柰，柿子之于羊枣，欲养梨树，必须先种此，以便长成后，用梨树之码接为梨。因此种杜梨，可算不能吃，只小儿食之，故种者绝少，于是此种木，亦不易得。当乡会试之年，此木因用的多，一定涨价，小书铺刻板印刷较贵，而报房印刷，不用现刻板，故小书贩们，必更多与报房接洽多印，故报房在斯时，生意总较兴旺。

我常给他们出主意，使他们把武英殿中所存的活字模，买出来应用。武英殿旧藏有活字模，乃乾隆年间所创，其中有朝鲜人金某出的主意很多（偶忘其名），有枣木的，闻有铜的，但知不甚清。武英殿所印之书，都是用此排列印成，原名曰活字板，乾隆改为聚珍版。明朝公家所印之书，名曰监板，亦分南监北监。清朝公家所印之书，名曰殿板，此殿字，即武英殿之殿，实名则为武英殿聚珍版。这种字模，倘文人或商家，欲用以印书，可自备纸墨，呈请代印，此见过乾隆上谕的，但也没有人印过，因与官场交涉事件，太麻烦也。日久便损失了不少，因为管此事的一位官员的儿子，跟我同学，所以我曾替永兴报房问过此事，但因其他报房嫉妒阻挠，未能成为事实。其实就是他们不阻挠，也不会买成，因为绝对没有一位官员，敢负这种责任也。不过因为我彼时年幼，尚不知官场的情形，故有此轻举妄动，这可以说完全是小孩子干的勾当。总之，官场的事情，是丢喽毁喽都没人过问，若要出卖是不会有人敢负责任的。

第二，再谈报的内容。按这种报的宗旨情形，和现在的新闻纸，是有些不同的。现在的新闻纸，是要把政府的事，全国社会中的事，甚至世界各国的事，写出来，使全国上下，及国民通通都要知道，他的宗旨，很阔大。从前《京报》的宗旨，不过是把朝廷的事情，使官员们知道而已，至于百姓知道与否，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他的内容极简单，大约只分两个部分，一是宫门钞，一是奏摺。看报的人，可以看全份，便是连奏摺在内；倘为省钱省事，也可以光看宫门钞，因为有许多人，没有看奏摺的必要也。

甲，先说说宫门钞的内容，虽然不过都是朝廷的政事，但是有天天见的，有不常见的，兹分述如下。

召见军机：朝中平常说话，管召见曰叫起见儿，每日必叫，但有全体及独叫一人之分，除有极要的外官重臣之外，每日上朝，第一起，总是军机大臣，因自雍正以后，所有政事，都由军机处经过也。

召见某臣：这种官员，阶级不一样，例如某部有重要的公事，则该部尚书，必蒙召见。各省大员督抚将军等等晋京请安，也必蒙召见，或下级官员，有特别封奏，亦可召见。

某部带领引见若干人：这也是差不多每天必有的事情，盖高级官员，或有特别情形的小官员，方有被召见的资格，若平常小官员，则由部中派员带领引见。某种公事，即归某部带领。

某人预备召见：凡此都是皇上有话问他，怕他不在朝中，所以前一日便下上谕，使他次日必到，此与召见之人同一情形。

某人请训：凡此都是新放的外官，或特派的大员，出京之前，必须上奏摺请训，就是请皇帝训诲，这种当然也都得召见。

某人到京请安：凡京外的大员进京，一定有事，到京先上一摺，给皇上请安，也就是报到的意思，好预备皇上召见。

某人回京请安：凡长期的外官进京，曰到京，特别派出临时短期之大员，事毕进京曰回京。

派某人任何职：这当然是要见上谕的，但也都是大员，若中下级的职员，就归各部院衙门办理了。

换季：换季者，换穿衣服也。夏初，冬初，换戴凉帽暖帽，这自然是要有公事规定的，否则此戴暖帽，彼戴凉帽，那还像公事吗？不但如此，一年四季之中，换穿大毛，换穿灰鼠，换穿葛纱亮纱等等，都要见宫门钞的。例如穿大毛时，则上朝之人，就都穿天马出风毛了。尤其是花衣一种。花衣者，蟒袍也，俗语称蟒袍，公事文都写作花衣二字。每逢皇上皇太后万寿，皇后千秋，前后几天都要穿花衣，这也是要见宫门钞的。因为花衣期内，不许行刑，所以特别重要。无论京外各省，遇有应斩之犯，亦必须过花衣期后，才许行刑，此定例也。

以上不过大略写一写，其余事情还多，例如皇帝驻园，还宫之期，也都是要见宫门钞的（此事当另详谈之）。一二品大员死后递遗摺；大旱之年，顺天府奏京师得雨几寸，或各旗派大员看箭等等，也都是宫门钞上常有的事情。此外就是上谕。

上谕：此种约分两类，一类是特下的谕旨，一类是批奏摺的谕旨。特降的谕旨，自然种类很多，不必尽述，但当然也都要见宫门钞的。第二类是批奏摺的谕旨，这类大致又分几种。在同治光绪年间，皇帝多不亲笔写字，只是用指甲，在奏摺上划记号，他所划的记号有五样，划好之后，把原奏摺发交批本处，批本处的官员，再照皇帝所划的记号书写，例如：

一是朕安：这种当然都是外官大员专为请安的奏摺，皇上在摺尾，用指甲划一横线，批本处官员见此横线，即用朱笔写上朕安，或只一安字，批好后，仍发回原官观看。

二是知道了：这种都是因为该奏摺里头，只有报告的情节，没有请教的情节，故只批“知道了”三字。但皇帝亦不亲写，只用手指甲划一直印，批本处见此，即用朱笔书“知道了钦此”五字。

三是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凡此都是官员请办某种政事，或公事等等，拟定办法，请皇上定夺，皇帝答应了，便如此批法。该部知道者，即经手这种事情之部也，或写该衙门知道。但皇帝亦不亲写，只用指甲划两道直印，批本处见此便批此八个字，外加钦此二字。

四是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单并发：这种与前一种一样，不过随着奏摺，另外有拟定的做法，或章程等等的单子，而这种单子皇帝往往留看，不一定发钞，如果发钞，便在批中多加三字，如此则用指甲多划一印，为三道线，批本处便照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光绪年间，因此闹过一回笑话，皇上在该摺内划了三道印，批本处当然如此批法，迨该部把奏摺领回，而摺内并没有单子，问领摺的官员，他接摺子的时候，向来是夜间，他又未细查看，暗中抓了瞎了，想把接摺官治罪，而又不知是他接摺子之前已经失去，或接后才失的，想奏明请旨，又怕担罪名，正在全部堂官司员扰攘之际，忽有人细看该奏摺，原无单子，只是皇帝多划了一条印，批本处也未查看，就照该印多批了此三宇，一场扰乱，才算完事。

五是另有旨：这种都是皇上于该奏摺之外，另有意见，另下上谕，所以只批此三字。遇到这种奏摺，是皇帝在摺尾用指甲划上一个×，批本处官员，便照批另有旨钦此五字。

以上皇帝所批奏摺，不过略举数种，此外还有著勿庸议及该部议奏等等简单的批法；惟用指甲所画指印，因为我记不十分清楚，容或有错，然情形大致如此。这些种之中的朱批，都不录于宫门钞内，只附在该奏摺之后披露；惟末一种特别所降之谕旨，及不是因为奏摺而特下的上谕，都要提前于宫门钞中刊布，以便大家观览。以上所谈之宫门钞，其中当然包罗的事情还很多，但不必尽举了。

乙，再谈谈奏摺，其中只是京中各衙门，及外边各省督抚将军河督等等的奏摺。至各处的海关监督，如粤海、沪海、津海等等的奏摺，及各织造的奏摺，则向来多不发表，因为清朝认为这是宫中的私事，不够国家大事，所以多不发钞。然有关国事者，也有发钞的时候。在《京报》上发表的为数更少，所以整份之报，又分两类，一类是只印最要紧的奏摺，一类连次要的也都印上。至于极普通的例行奏摺，就不印了，看报的人，可以光看宫门钞，也可以带看要紧的奏摺，也可以全份都看。

北京城内的官员，多数都是看全份，若下级人员，当小差使的，及商家住户，则大多数都是只看官门钞，京外各处官员，及留心政治的读书人，则都是看全份的。

第三，再谈他发行的情形。北京城内，所有送报的人，都是山东人，都是背着一个用蓝色布做成，五尺多长，五寸多宽，两头有兜的报囊，囊上钉有白布写黑字的“京报”二字。这种送报人，从前还有由报馆雇妥，直接送报的，后来就不多见了。因为他们替报馆送报，不肯大卖气力，不能张罗招揽生意或至不正经送，所以后来都是归他们自己买了报自己送，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同一报馆之送报人，不许越界送报，例如卖聚兴房报的人，在此胡同送报，则其他卖此报之人，便不许再送。然若卖洪兴报房之送报人尚可，但也常打架，重者聚殴。他们都是穿一长稍过膝的蓝布大褂，外系一条布褡包（腰带），因为从前若穿小衣服裤褂，或散着腰（不系褡包）进人家，是大不规矩的事情。他们送报，必须进门，所以都穿长褂，系褡包。从前进人家穿短衣者，只有挑水及掏粪之人，其他行道，则甚少见。所以至今北平饭馆茶房听差人等，还都是穿一短大褂。他们送报的道路，非常重要，自己老了，可以传给儿子，若外人想接送，则须出钱买这条道，亦曰倒道，价值说好之后，旧人领着新人去送报，有时还要跟看报之家说一句，换了新人了。这个名词，叫做对道，这种行道，在粗鲁人中，本是一种很好的营业，除送报有余利外，一年三节，都讨节钱，你要给他一个大个钱，那是不成的，给两个便足，若给五个，那他高兴极了。彼时一两银子，可以买八百个大制钱，如此区区小费，所以人都愿给。

这种送报人，都有公会，人心极齐，本会中人，如越界送报等事，是不易见到的。例如挑水掏粪之人，虽也各有道路，但时有偷着送水、偷着取粪之人，而此行则可说是没有。对于外界，他们的团结力更大，兹有一事，可以附带着说：

北京每年到八月节前，各街上总添出许多兔儿摊子，都是用泥做成，俗名兔儿爷。最初当然都是小儿玩物的性质，但也有许多人家买回去作为神像供奉的，所以特备有神像的兔儿，且有高两三尺的，其余则都是玩物，虽然都是兔儿的相貌，但五行八作，各种小买卖人，无不齐备，大家看着，也就是取乐而已。一年（大致是光绪十八九年），各摊子上，添了许多送报人，虽然是兔儿像，但肩上都背着报囊，上书京报字样，被送报人见到，回去报告公会，于是约定，把全城兔儿摊子，尽行砸毁，大家凑钱打官司。果然次日全城中，凡有送报人兔儿之摊，无一幸免，风潮自然很大。若按平常大家的思想来说，这不过是一种玩物，供人取乐而已，制造者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的罪过，如此则砸毁者，均须要赔偿。但是若认真来说，则从前两男性相交，被动者，北方都骂他为兔子，如此则也算是很大的一种侮辱，所以该场风波，虽然打了官司，也未经判断，就马马虎虎算了事。但从此以后绝对没有人再敢做这样的兔儿爷了。由此足见其团体之坚固，其人数之众多。但是有一样，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团体坚固，但对于工作买卖，则相当规矩，像现在每日送报，偶尔或晚，或偶尔将该报外卖，或要挟报馆等等的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

不过从前《京报》有两种情形，是与现在大不同的，也是大家所梦想不到的，一是报价，一是质量。

报房的规矩，每天价若干，每月价若干，当然有确定的数目，但看报的人花钱，则不一样，看路之远近定。所有报房，都设在前门左右，故内城东西四牌楼以南，及整个的外城之价，差不了多少。若安定门德胜门内，已须稍高。至安定门外之黄寺，西直门外之海淀，以及齐化门外（从前齐化门外地面相当大），彰仪门外，则价更高。但此可与送报人当面议价，然亦有普通大致的价格，不能相去太远。

再说报的质量，也与现在不同，现在是每天准出几张纸，且必须印满，从前《京报》不然，要紧的奏摺多，则每本可到百余页，都是单页；若要紧的奏摺少，则每本可几十页。宫门钞，虽然永远是一单篇，但多少也不同，有时候一天有几十行字，有时候只两三行字，不过一张一寸多宽的纸条也算一日之报，但每月报费，则是一致的。可是报房也万没有故意少登的毛病，有时因奏摺多，或字太多，一天登不完，则改由次日再登的时候。但一份奏摺，一天必须登完，不许今天登一半，明天登一半，果如此，即大家要问罪的。

以上说的是北京城内送报的情形，现在再谈谈北京以外送报的情形。京外送报，与京内完全不同，近州县如通州、良乡等县，则可以两天送一次。再远如天津等处，则五天一次。如保定府等处，则大约须十天一次，最远的每月一次。辽远的边省，就更不同了。这种送报人，若专靠送报是不能生活的，因为一个府城，城中看报的不过几十份，稍僻远之府城，尚无此数，若县城则每县不过几份，怎能养得活一个送报人呢？那么他怎么办呢？全靠副业，副业的种类相当多，一是代人寄信，二是代人寄包裹，三是代人购买物件，四是也往往代人捎送银两。

代人寄信：是光给钱，但数亦不大，每封信约合现大洋半角，但如果附带小包货样等等，他就白给带去，不加费用。他的办法跟从前未创立邮局以前之信局子，大致相同，不过各商家之信，多由信局子送；而官场及官宦人家之信，则多由送报人寄，因为官场人多看报，故多与送报人相熟也。

代人寄包裹：从前没有代人寄包裹的机关和买卖，所有包裹都由自己认识的亲友替带，倘无亲友来往之便，则专靠送报人，价亦不大，但此非有多年资格，大家相信之人，才能有此生意。

代人购买物件：这是送报人极大的一种营业，凡纸笔砚墨、信封书籍等等，文人用的东西，都可代买，连靴帽衣料家常日用刀剪等，亦可代购。买到了要钱，并不多要，只照铺中价目单算帐，因为铺中已经打出扣头也。所以他也常替商家出广告，带着各商号的仿单价目单，到各处代为散放，并代张罗招揽生意。我从前就常托他，由北京詹大有、胡魁章等家代买笔墨，都很可靠，于是托他代买物品的人很多。所以一个送报人，最初不过自己背着一个小褥套，内装报纸外，便是自己的行李，慢慢生意越来越发达，物品自然越多，一人背不了，就雇驴，再多就雇车，甚至有特别用一伙计，作为帮手的。

代人捎送银两：从前除大城池或大商埠，有汇票庄外，其余小城镇，多没有汇兑的机关，凡有钱财，都是求相熟的商号或亲友代为拨兑，倘亲友不便，则大拨的便托镖局子代送，若小数之款，如三二两银子，则都托送报人代捎，当然也得大家相信之人。

不过看以上这几件事情，于报无涉，可也很有关系，也可以说是有联互的关系。因为看报的人，不是官场，便是文人，此外便是大商家，送报人常跟这样的人来往，都相熟，所以才有这样事情发生，若只认识农人或小工商，则不会有这样的买卖了。再反过来说，倘没有这些副业，则全靠送报，便养不活一个送报人，就不会有人送报，于是报便不能远销，则报房或者也要大受影响。

从满清十从十不从谈起

前几天，有几位朋友来谈天。他们问我：“从前听见说，在清朝进关的时候，汉人对他，有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件事情，我没有详细考究过，我所知道的，都是听来的，及看来的，所以不能十分详尽。据我所听见说的，不止这两句，这是金之俊（金之俊，字岂凡，明末清初吴江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因遭李自成军捕虏拷索而降清，仍原官。他为巩固满族入关后之局面有建树。官至秘书院大学士。康熙间辞官归里。卒谥文通。有《金文通集》。——编注）出的主意，共有二十种。所谓十从十不从，我也记不清，现在只把我知道的谈一谈。大致是有：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官从隶不从，陽从陰不从，娼家从优伶不从，儒家从僧道不从，官事从婚事不从，国号从官名不从，役税从言语文字不从，按以上只是九种，其余一种，记不清了。（另一“不从”为：老从少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