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页

一 男从女不从

什么叫做“男从女不从”呢？就是清朝一进关，就命令全国人民男子剃发留辫子，女子不许缠足，结果是男子从了，女子没从。听说最初，大家当然也是不肯剃头，为这剃发不知费了多大事，人们总是不从，请看《桃花扇》传奇中，“老逸民剃白发也到丛祠”，等等的句子，就可以想到彼时剃头难过的情形了，后来派出了许多许多剃头的技师，到各处强迫剃发，剃头技师的担子上，在盛洗脸盆的一头，有一长五尺余的小旗杆，上有黄穗，在旗杆上挂一小黄木牌，上书“奉旨”二字，见人就抓，抓住就得剃发，无人敢抗，只有预先躲避。然日期久了谁也躲不过去，结果不知杀了多少人，才都剃了发，这总是男子从了，所以后来有一首歌，说到这件事情，歌曰：“闻说头要剃，何人不剃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这首歌，是于诙谐之中，含难过之意。至于女子，清朝只是不许缠足，已缠者须放大，幼女如有缠足者罪及父母。其实这种政治，并不能说是坏，但彼时风气未开，无论如何，大家是非缠不可。据老辈人云，为这件事情，也杀了不少人，但大家总是不从，政府因男子剃发，已经费了很大事，杀了不少人，才算办到，对于女子，他也就含糊了。所以有清二百余年，汉人女子，始终是未从。由此一来，把汉官命妇见皇太后皇后皇上的礼节，给废了。因为缠足的女子，穿的衣服，都是明朝的制度，而清朝规定的服饰，她们都不能用，而且清朝对于女子缠足，尽管未十分认真，但也没有默认，不过佯为看不见就是了，若大庭广众，缠着足，穿着明朝的官衣，去见皇帝，那皇帝当然不许，且他有一点抹不开，于是把这个礼节就废了。据老辈传说：有清二百余年，汉人命妇，到宫中去过的，只有一次，就是衍圣公的母亲，然也是后来，这算睁着一个眼，合着一个眼，若清朝初年，也是绝对不会有的。这里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形，就是在清朝的时候，汉人女子，不但官衣用明朝的制度，就是家常衣服，也是长裤、短袄、短褂，也绝对没有人穿过清朝的长衫，到民国才有穿长衫的，而且名曰旗袍。这可以说，汉人的女子，在清朝二百多年，没有从满清，到了民国才从了，这当然也是因为不缠足的原故。

二 生从死不从

什么叫做“生从死不从”呢？就是活着虽然都换穿了清朝的衣服，如长袍马褂等等，但死后仍穿明朝的衣服。据老辈人说：从前有许多人死后，入殓时仍穿明朝衣服，后来因为明朝衣服难得，也就都穿清朝衣服了。但所有孝子亲眷仍然都穿明朝衣服，例如麻冠、孝袍、麻衣（大多数用糊窗之冷布，以取其粗）、拄丧棒等等，都不是清朝的制度，连讣文中的名词，大多数都是明朝以前的制度：例如含殓，如今则有殓而无含；再如斩衰者，只用刀割，或剪一铰，不再加工也；齐衰者，剪后稍稍再齐一点也；大功服者，加上一点缝纫粗工也；小功者，加上一点细工也，如此种种，都是清朝制度所无。以上这些制度，不但清朝时候，永是如此，一直到了民国，也仍是如此，台湾地方的丧礼衣服，至今也还是如此。清朝的制度是怎么个样子呢？最重之孝，是穿白布长袍及穿羊皮外褂，帽子则去顶去缨，或用白布封帽，轻者则帽不用布封，只穿素袍，不穿白布袍，而亦反穿羊皮褂等等，这与斩衰齐衰等等，可以说是毫不相干了。再有一层，大家更不容易知道，就是北方有人去世，须在招魂庙招魂，招魂时，须报亡者的籍贯，我幼年常听到此，永远是说某人（亡者姓名）直隶省高陽县于田社九甲人，我不懂什么是于田社九甲人，老辈说这是明朝的制度，吾乡在明朝，属于田社第九甲，所以如此报法，此名曰报社甲，可是永报明朝的社甲，一直到光绪年间，仍是如此。后来风气开通，不再有招魂的举动，此事遂废，这真可以说是死不从了。不知南方从前是否也如此。

三 官从隶不从

什么叫做“官从隶不从”呢？官员自然要穿清朝官服的了，而下层阶级的皂隶则仍穿明朝的衣服，长青袍，高红毡帽，手持大竹板，差不多与国剧中皂隶相同，遇到县官等等出门，轿前边的执事人等所持的鞭子棍子，也都是明朝的制度。最有意思的，是各省藩臬出门，轿前有刽子手，他们的装束，是下身系两片下甲，上身穿黑边宽袖红马褂，头戴硬纸背所制之额子，并挥一根野鸡翎，手持一把刀，这与旧剧中之刽子手，也没有什么分别，当然完全是明朝的制度。到乾隆以后，皂隶已多有戴清朝官帽的了（此乃闻诸老辈者）。然到光绪年间，山僻小县之皂隶，仍有穿青袍戴红毡帽者，可是藩臬轿前之刽子手，则一直到宣统年间，仍是照旧，这真可以说是隶不从了。

四 陽从陰不从

什么叫做“陽从陰不从”？我为这一层，问过许多老辈，有的说不清，而大多数都说是，陰宅不从，如坟上的祭礼，以及出殡的制度，都是仍用明朝以前的制度，此事到现在还是如此。这一层不但汉人未从清朝，而清朝反倒从了汉人。清朝在关外的时候，坟地也不讲究，关于陵寝也没有什么多少礼节，就是沈陽的福陵、昭陵，也是进关以后，才特建的。关于祭祀的礼节，在关外他们都用饽饽桌子，入关后，祭陵虽仍用饽饽桌子，但已加了太牢，若祭天祭孔等礼，则完全是中国旧的体制了。

五 娼从伶不从

什么是“娼家从优伶不从”呢？据老辈人说，这专指的是演戏，否则除演戏以外，只按平日的行为说，娼妓穿的是明朝的衣服，优伶则都是穿清朝衣服了，这可以说是优伶从而娼妓不从。不过在清朝时代，全国人民，必须剃头及穿清朝衣服，而独许戏台上仍穿明朝以前的衣服，这也总算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人民虽然都穿了清朝衣服，但一看戏中的衣服，岂不能有所感触呢？这件事情，清朝或者以为是以往的史事，没有什么关系，或者也是有点疏忽，然所谓娼家从优伶不从，这句话确有点滑稽，娼家从三字怎样讲法呢？若按衣服说，她实在是没有从，若按行为说，她只是接客，这怎么叫从呢？岂清朝都接客乎？以上乃是老辈传留下来的话，并非我有意讥讽。

六 儒从僧道不从

什么叫做“儒家从僧道不从”呢？此事很容易解释，和尚道士，都已经算是方外人，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清朝原可以不必干涉，尤其是和尚，早已剃了发，本就不是明朝的制度，所以他更是赞成。据从前的剃发师谈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就是剃头的挑子，所用的扁担，兜座位的是两根绳，这两根绳，是相当长，先由扁担一头往里缠起，一边缠，一边结扣，缠好后剩下二尺余，用以兜座位之小柜，如此一来，则扁担一头空了一尺余。据云这一尺余之扁担头，是专为给僧人挂包袱的，倘行路之时，遇有和尚背着行李，他随时可以挂在此扁担之上，剃头师有此义务，代为担任，这就是当时欢迎和尚的一种表示。以上这段故事，不但剃头师如此说法，有许多老辈，也都有这样的传述，这真可以说是僧人不从了。

七 官从婚不从

什么是“官事从婚事不从”呢？官事非照清朝制度不可，那是不成问题的了；婚事则仍是明朝的制度，例如新娘子穿的衣服，永远是戴凤冠，穿霞帔，到了光绪年间，这些衣冠，都找不到了（乡间尤难），才只穿外褂裙子，然仍必套上一个云肩，以后连云肩也不易觅到，才只穿外褂裙子，这仍然是明朝的制度。尤其是新郎坐蓝轿或绿轿，新娘坐红轿，清朝就没有这种制度，后来满洲人也学着用这样的轿，但执事则不一样，旗人永远用金鼓、大号、牛角灯，而汉人则总是旗锣伞扇，这是永远不会一样的，但这也可以说是旗人从了汉人。至于新娘下轿后的一切礼节，也都是旗人染了汉俗。再有一层，倘婚事的主人有钱，把规模加大，执事加多，即汉人多加旗帜之外，再添金瓜、钺斧、朝天凳、隔漏粉棍、执掌权衡等等，以上这些物件已经有许多人没有见过，就是见过，也有人不知他是什么意义了，这里无妨简单着谈一谈：金瓜及钺斧，都是卫护的兵器，后来才用他作为仪仗。朝天凳乃用以平路的器具。隔漏一面凹，乃用以隔住房檐下滴之水。粉棍有在棍上临时涂上粉面，用以拦人，倘有人靠近该棍，则衣上必要染上粉痕，此人便要治罪。执掌权衡者，执事中有手形而伸一指者，此即借指作执之义，有手指全伸者，即是掌之义。有一拳形者，却借拳为权之义；有用手握一笔者，握笔代表衡文，即系衡之义。以上本是官员所用，新娘亦借用之，此外尚多，不必尽举。旗人除丧事偶亦用类此仪仗外，婚事则绝对不用，只有上边所说的三种——倘若有钱，只可加多，例如鼓由一对，可以加至二三十对，大号则由一对可以加至四对八对，而牛角灯则可加至几十对。

八 国号从官名不从

什么是“国号从官名不从”呢？所谓官名不从者，其实是满洲就没有这许多官名，然在康熙以前，旗缺的官员，尚多用满文名词，后来越来越少，到了道光咸丰以后，存留着的满洲名词，也就剩了福晋（王爵夫人）、贝勒、贝子、章京、笔帖式等等几个名词了。汉官中用满洲名词者，差不多可以说是没有，只有小军机，曰军机章京，满洲话则说军机搭拉密。不但此，在清朝初年，所有满洲官员，上奏摺都得用满洲文，到清朝末年，只有请安摺，仍用满文，其余所有奏事摺，就都改用汉文了。

九 役税从言语文字不从

什么是“役税从言语文字不从”呢？这一层更是空的了，人民只要给他纳税就够了，文字一层满洲本就没有，他不过只用蒙文字母的办法，拼为满洲言语就是了，尤其到康熙雍正等几位皇帝，研究汉人学问，相当深，于是就更感觉满文不敷用了。（满族先人原用女真文，15世纪初失传改用蒙古文。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在蒙文字母基础上创制“无圈点老满文”。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加以改进，并另造译写汉字音的字母，成为“有圈点满文”。满文自左而右上下直出。1644年清军入关前已用满文翻译了大量汉文文献。——编注）

以上所谈，有我听得老辈人说的，有我目睹的，不知尚有些错误否？然大致也差不了多少，请看他的办法，有多么聪明？大致是要紧的，就非从不可；不要紧的，从不从就可将就了。这一则是他原来就没有文化，二则也是不太认真，比方日本得了台湾，不过五十年的工夫，全台湾就非说日本话不可了，而仍不许人民穿日本衣服，至于高深的教育，高级的官员，就更没有台湾同胞的份了。

由铁路联想到前清之祈雨

铁路与祈雨，这两件事情，相去未免太远吧，那么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也有个原故，因为前清光绪年间，有一位官员，因为祈雨的公事，而乘火车，闹的得了罪了。我偶然想起这件事情来和诸君述说述说，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但是未说此事之前，须先把祈雨的事情说一说，才能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说到雨，是不是可以祈求下来？无论在此科学时代，不必辩论，就说在从前，凡稍有知识之人，也没有个人相信他是只凭祷告可以求得的；但是大多数的黎民，都以为可以求得，且到大旱的年头，每一农民，每一天亮，第一眼都是先看天上，有云无云，真是所谓如大旱之望云霓，急的真有要哭的情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安得不祈雨，祈雨下雨与否不必论，总可以安抚安抚他们的心情。但是因为祈雨，往往闹成聚众斗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北方祈雨的办法，是抬着龙王爷，后头敲着大鼓大钹等，且各人头上，都戴着柳枝所扎之圈，到各大街去转，经过谁家门口，谁家就先预备下大桶的大缸的水，浇龙王爷的头，大家都说谁家门口泼的水多，谁家地里就下的雨大。这种龙王神像，与庙中所供之泥胎不同，而尺寸亦相当大，坐像约有五六尺高，又因抬往各处，故须全用木质，因倘非木质，则用水一浇，非散了架了不可，而这种神像，并非各村都有，甲村无有者，则往乙村去借，倘借不到，便偷，因此往往闹成斗殴的事情。人民对于祈雨的心情，这样急切，这样热烈，到时候，倘官员若不替他们祈雨，那是非鼓噪不可，他们说官员不重视人民，不关心农事，所以每逢大旱，知县知府藩台督抚以至皇帝，都是要求雨的。许多官员之中，或者有人以为雨可求下来，但自古的圣君良相，若以为他们认为雨可求下来，我确不敢十分相信，他们绝对不会那样的糊涂，例如李陽冰所书的城隍庙碑乃为求雨得雨而作也，头一句，就是“城隍神祀典无之”，其中又有“五日不雨则焚其庙”等语，这岂是相信雨可求的人所敢说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求雨呢，一则为安自己之心，二则为对付百姓而已，所以中国的僧道各门，也都祈雨，而西洋各种教会，也无不祈雨，也就是为尽自己的心就是了。可是大多数民人，总以为雨可下来的，倘民人自己求不下来，和尚道士以至官员求不下来，只面子不好看，还没什么重要关系，不过大家是要说他心不诚，道德不够，不能感动天地的就是了。常记得从前直隶省总督，在保定府求雨，除官员叩头求祝外，还有和尚道士两棚念经帮助，结果没有下雨，于是有人撰了一副对联曰：

婬道邪僧两坛经咒退风云雷雨

贪官污吏九叩首拜出日月星辰

这固然于该官员没什么损处，然由此可知人民之心理是怎么回事了。官员求不来雨，人民对他们，在心理上还没有大的责怪，倘皇帝求不下雨来，不但人民瞧不起他，而他自己也以为太不够面子，何也，因为他自以为是天子，天子者，乃上天之儿子，倘若求不下来，那就不是真正上天的儿子，岂有儿子求爸爸这点事，还不答应的呢？而人民认为他是真龙天子，龙自然能下雨，倘不能下，那就不是龙，当然就不够真龙天子了，所以从前天大旱再求不下雨来，皇帝一定要下罪己之诏，说自己道德不足格天，政治不能尽善，并命言官上诤谏的奏摺等等的这些言语，而民间也会有咏这种事情的诗谣，说：

欲求上帝降甘霖，还得精诚爱万民。

一个昏庸无道主，怎能格得上天心！

因为人民是这种思想，所以古来就有求雨的记载，若说上古时代，天子认为雨可求下或者有之，像从前的唐太宗，以至清朝的康熙皇帝，若说这样人，认为雨可求，恐怕是绝对没有的事，但是为人民的关系，又不能不求，而又怕雨求不下来，面子不好看，所以他创制求雨的程序制度，确非常的有思想，有趣味。他有什么妙法呢？无非设法拖延，要有伸缩力，可以把日期迁延的很长，什么时候下了雨，也可以算是求下来的，现在只把清朝的制度来说一说，就可以知道他用意的所在了。按北京建设的有风云雷雨四个神庙，都在皇城里头，庙的匾额，风日宣仁，云日凝和，雷日昭显，雨日时应，这四个庙，是专预备求雨用的。天气初旱，暂不理会，到了旱得人民沉不住气了，便派亲贵诣时应宫，行礼祈雨，三五天之内落了雨后，当然算是求下来的。倘无雨，则再派亲王敬谨行礼，这次的上谕，一定加上敬谨两字；再无雨，则派四个亲贵，分诣风云雷雨四庙行礼；再无雨，则派亲王贝勒等分诣行礼；再无雨，则派亲王诣大高殿行礼祈求；再无雨，则或由皇帝亲诣行礼；再无雨，则派员到京西黑龙潭行礼祈求；再无雨，则英明些的皇帝，或到天坛去求或派员到邯郸县请铁牌，照旧例须按驿站前往。自北京至邯郸，约须走七八天，在此期内，要落了雨，便不必一定请回，只由该员（钦使）到邯郸行礼致谢，便妥，意思是铁牌敬畏皇帝，逆知派人来请，便赶紧落了雨了。倘此时无雨，则请得铁牌回京，回程又须七八天，在此期中，落了雨，亦算是请牌有灵。倘仍无雨，则到北京，供于先农坛或天坛中，派员行礼，行礼之后，三天之内落了雨，则当然算是神灵。如仍无雨，则再派大员，或亲王贝勒行礼，三日之内，有雨自然也要算是求下来的。如仍无雨，则或再求，或将铁牌贬出，在此时期中，落了雨，则算是铁牌怕充军，赶紧落雨。如此做法，自下上谕请铁牌，至贬铁牌，前后总有一月有余之日期，再加上，以前最初派员诣时应官行礼至皇帝亲到天坛行礼之时，约共行礼七八次，每次行礼，以五日计，亦有三十余日，两数字共合两个多月，到三个月，安有这样长久，会不落雨的呢？倘落了雨，则都可以算是求下来的，于皇帝的面子，都过得去，请看他这祈雨的制度程度，便可以推测，当时制礼的人，不一定是糊涂了吧。

现在，才说因乘火车而得罪的官员。该年因为大旱，皇帝派丁某（好像姓丁，记不太清楚了），去请铁牌，彼时平汉路已修成，丁君不知旧制，乃乘火车前往，把铁牌请到北京，来回不过三天，派大员行礼，而未得雨，又求了一次又未落雨。于是有御史奏参，说丁君请铁牌，不循旧制，私自乘火车，应降以违制之罪，皇帝也因面子关系，果降丁君之罪。可巧不到一个月就下了雨了，倘果能照驿站行走，此时正在求雨期内而落了雨，于皇帝面子有多么好看，因他乘火车，提前了半个多月，闹得皇帝不够面子，这岂不是乘火车的毛病呢？所以皇帝为顾全自己面子起见，而不能不往当事人身上推，但上谕中，又不能说出耽延时日的真情形来，只好说了丁某奉旨，不能诚慎从事等语而已。当时有两首歌谣，以讥讽此事，曰：

奉命原须走驿程，请牌兼要请牌神。

火车虽快牌先到，无票牌神怎得乘？

祈雨极灵是铁牌，如何遇此雨期乖？

过期才得甘霖沛，想是牌神后赶来。

前清的退伍军人

退伍“荣军”建成了台湾的横贯公路，我乃联想到前清的退伍军人。从前的退伍军人，不是这种情形，在寓兵于农的朝代，自是最理想的时期，但年代已久，谈起来话也太长，不必多赘。到了宋朝，就讲杯酒卸兵权（或作谢兵权），是皇帝赐统兵大臣一次宴席，便算去职。清朝则恒说一纸卸兵权，或片语卸兵权，意是一道上谕，便可去职。按说军队本是国家的军队，并非带兵大员之私产，当然是应该如此，否则国家便要不稳，这是一定的道理。不过上边所谈，乃是统兵的大员，他虽去职，仍然还有他的位置，或他种工作。最可怜是下级人员，战事一完，军队一解散，所有的官和兵，多数就都失业了。在前清，旗人自然是例外，因为旗人始终是军队的编制，他那个旗字，就是军队的性质，所以战时与平时，都是一样，每月有一定钱粮薪水；官员去世，他的太太特有寡妇钱粮，以养终身。汉人则不然了，军队解散之后，兵丁还容易谋生，有手艺者可以做工，否则亦可种地。官员最麻烦，以身份来论，他是官长；以学问来论，多数都不认识字，但是经过多少次战事，立过大功，曾受国家褒奖，翎顶辉煌。在军营时，是赫赫的官将，一旦解散，则无事可做；朝廷虽赏过他官职，但没有养老金。这种情形，在光绪年间湘军淮军解散之后最为普遍，受饥寒、无家可归的人不知有多少。当年有下边一件事情，曾经传遍全国，有人说真是笑谈；有人说真是敌国破，谋臣亡，可为功臣一哭。总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前清的制度，冬至、元旦、万寿这三天，名词就叫三大节。每逢这些日期，各省的官员，无论官职高卑，都要到万寿宫去行礼。各省城都有这种建筑设备，宫内供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这是极隆重的礼节。尤其万寿之期，所有官员都须穿蟒袍。平日上衙门办公，或任何礼节，都是穿平常袍褂，惟独这三大节，都要穿蟒袍，因此常常闹笑话。官员中有蟒袍的人并不多，尤其是穷京官，多数都无蟒袍，但又非穿不可，倘不穿，则御史可以参他一本，说他不遵体制，乃是有罪的。自然是没有御史肯上这种奏折，但他确可以上。在这个时期，不但蟒袍无处借，且无处赁无处买，有许多人无法，只好用四块高丽纸，照蟒袍下半截画好，糊于平常袍子上，穿好外面再穿外褂，只能看到下身，也可以将就混的过去，这是彼时常有的事情。平常袍料，都是素面无花；就是有花，也都是织成的，与面同一材料，看不出来。蟒袍都是五色平金绣花或缂丝，非常华美，故名曰花衣。万寿前后十天都须穿花衣，此名曰花衣期。花衣期内，不许行刑，不但不许杀人，连打板子都不许，以致不吉利的奏折都不许上。朝珠一物，上朝或贺喜等事都挂，平常办公则不挂；在此期内，则都非挂不可。尤其是黄马褂，除侍卫等每日上朝必穿外，其余的官员，虽经皇帝赏穿，但平常都只穿外褂，不肯穿此，然万寿节则都要穿上。所有官员，都须穿得庄严肃穆，到万寿宫皇帝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礼至重也。刘坤一任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时，一次值万寿节，穿好了衣服，方要去行礼，下人报告，他所有轿夫都穿好了官服，有的戴了红顶，有的戴了花翎，且有的穿黄马褂。刘坤一听说，大为惊异，问其故，始知几人都是讨洪秀全时之军官，因战功，都奉到赏头品顶戴、赏戴花翎、赏黄马褂等等的恩旨。刘坤一当然不敢用他们抬轿了，到万寿宫行礼回来，请他们几位到客厅，问他们详细情形。他们都说出真姓名，都是在哪一部军队内带过兵，某年在某次战中立过功，某时得的赏，战事终了军队解散，自己没有什么技能，无事可做，好在还有些力气，所以大家商量充当轿夫。刘坤一问何不早说？他们说，早说了真名实姓，恐怕大帅不用我们，那就没地方吃饭了。笑问，今天为什么又都穿戴起来？他们说，从前在营中，遇到万寿圣节，也都穿戴行过礼，今天见大帅特别高兴，我们又喝了几杯酒，一时也高兴，大家说，今当万寿圣节，我们何不也把从前的衣服穿戴起来，到万寿宫前行礼去呢？于是就穿戴起来了，大帅恕罪。刘坤一派人细一检查，他们所说的话毫无虚假，于是特别同情，另眼看待，请他们大吃了一顿，亲身作陪，畅谈往事，勾起了许多感慨，乃每人赠送了一二千两银子，请他们各自回家，安稳度日，并说以后有什么难事，只管找他，于是尽欢而散。

按说这几位总算是遇到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都是很高级的官员，其余遇不到这样机会之人，还不知有多少。兵丁阶级，人数更多，更不容易找到机会。身经百战，立过大功的人，军队一解散，失业的人不知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