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朱子学提纲》

作者：钱穆

简介：

钱穆先生于1969年撰成百万言巨著《朱子新学案》，“因念牵涉太广，篇幅过巨，于70年代初夏特撰《朱子学提纲》一篇，撮述书中要旨，并推广及于全部中国学术史。上自孔子，下迄清末，二千五百年之中儒学流变，旁及百家众说之杂出，以见朱子学术承先启后之意义价值所在。”

弁言

（一）孔子与朱子

（二）先秦儒至汉儒的流变

（三）三国两晋至唐五代的儒学流变

（四）宋之新儒

（五）宋代之理学

（六）朱子为集儒学之大成者

（七）朱子之理气论

（八）朱子之心性论

（九）朱子论宇宙之仁

（十）朱子论宇宙之神

（十一）朱子之圣人难为论

（十二）朱子论人心之仁

（十三）朱子论心之诚

（十四）朱子之天理人欲论

（十五）朱子之道心人心论

（十六）朱子论敬

（十七）朱子论静

（十八）朱子论已发未发以及涵养省察

（十九）朱子论克己

（二十）朱子论立志

（二十一）朱子论格物

（二十二）朱子论象山

（二十三）朱子论禅学

（二十四）朱子论为学

（二十五）朱子论读书

（二十六）朱子之经学

（二十七）朱子之四书学

（二十八）朱子之史学

（二十九）朱子之文学

（三十）朱子之杂学

（三十一）朱子学之流衍

（三十二）研究朱子学之方法

弁言

余自1964年夏，发意撰写《朱子新学案》。迄于6一9年11月，全稿告竣。因念牵涉太广，篇幅过巨，于70年初夏特撰《提纲》一篇，撮述书中要旨，并推广及于全部中国学术史。上自孔子，下迄清末，二千五百年中之儒学流变，旁及百家众说之杂出，以见朱子学术承先启后之意义价值所在。若未能读余新学案全书，窥此一篇，亦可约略得其宗趣。若求进窥全书，亦必以此篇为嚆矢也。1971年，新学案全书出版，因续将提纲分别单行，以便读者。

钱穆

1971年11月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

* 原繁体字版无目录。此次出版简体字本，目录文字由三联书店编辑部酌加，置于书前，谨供读者参考。

朱子学提纲

拙著《朱子新学案》，分篇逾五十，全书超百万言，恐读者畏其繁猥，作此提纲，冠于书端，庶使进窥全书，易于寻究。

（一）孔子与朱子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一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然儒学亦仅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主干，除儒学外，尚有百家众流，其崇孔尊孔，述朱阐朱者可勿论，其他百家众流，莫不欲自辟蹊径，另启途辙，而孔子朱子矗一立中道，乃成为其他百家众流所共同批评之对象与共同抨击之目标。故此两人，实不仅为儒学传统之中心，乃亦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反两面所共同集向之中心。不仅治儒学者，必先注意此两人，即治其他百家众流之学，亦必注意此两人，乃能如网在纲，如裘在领。不仅正反之兼尽，亦得全体之通贯。

孔子年代，距今已远，其成学经过，已难详索。后之崇孔尊孔者，亦惟以高山仰止之情，发为天纵大圣之叹而止。朱子距今仅逾八百年，书籍文字可资稽考者尚多，凡朱子之所以为朱子，其成学之经过，实可按图索骥，分年历述。故治朱子之学，比较可以具体而详尽，并亦有据而可证。学者潜心于此，可识儒学进修之阶梯，虽不能举一以概全，要之是典型之尚在，其所裨益，决非浅小。

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述之阐之者既多，反之攻之者亦众，事久而论定，故孔子之学，乃虽远而益彰。朱子距今仅八百年，后人之阐发容未能尽。而反朱攻朱者，多不出于百家众流，而转多出于儒学之同门。盖自有朱子，而儒学益臻光昌。自有朱子，而儒学几成独尊。于是于儒学中与朱子持异见者乃日起而无穷。群言淆乱，所争益微，剖解益难。故居今日而言朱子学，尚有使人不易骤获定论之憾。尊孔崇孔，乃朱子以后中国学术上一大趋向，而述朱阐朱，则尚是中国学术上一大争议。然诤朱攻朱，其说亦全从朱子学说中来。今果于朱子原书，能悉心寻求，详加发明，先泯门户之见，而务以发现真相为主。逮于真相既白，则述朱阐朱之与诤朱攻朱，正反双方，宜可得一折衷，由是乃可有渐得定论之望。此则不仅为治中国八百年来之学术思想史者一重大课题，实亦为治中国两千年来之儒学史者一重大课题。凡属关心中国文化大传统中此一主要骨干之精神所在，大旨所寄者，对于此一课题，皆当注意。作者不揣谫陋，发愤为此书，其主要意义亦在此。

（二）先秦儒至汉儒的流变

今当自孔子以后迄于朱子，此一千七百年来之儒学流变，与夫百家众说之杂出，先作一概括之叙述。

自孔子殁后，孔门诸大弟子，分散列国，相与传扬孔子之道，其时儒学基础已奠定。然同时反对孔子与儒学者，亦即随而踵起。最著者有杨墨，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然百家众流，亦即继之竞兴，至荀子而有《非十二子》之篇。其所反对，不仅百家众流，即子思孟子亦在其列。当时称儒分为八，然惟孟荀称大宗。

及秦人一统，始皇帝颇尚法家言。汉兴，黄老道家骎盛。其时则战国时代之百家众流，渐趋消失，惟儒道法三家鼎峙成三，然儒家言犹尚若居道法两家之后。至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而儒学跻于独盛。然此下汉儒之学，毕竟与先秦儒有区别。此种区别，大体由于双方所处时代背景不同而引生。

战国时代，列强纷争，天下未定，百家竞起，各欲揭其主张以为一世之蕲向。先秦儒为自身争存，亦相务于树新义，肆博辨。故其贡献，主要在理想方面者为多。汉代统一，局面大变，当时主要论点，在为此天下求实际之治平。汉初君臣，来自田间，本身初无学术修养，然深知民间疾苦，极欲与民休息，而道家清静无为之说，遂乘时兴起。然无为而治，事不可久，抑且无为即是不治，故汉初政治，实乃一依秦旧，承续法治之轨辙。及至武帝临朝，董仲舒对策，力言复古更化，复古乃复周之古，更化则更秦之化。周代绵历八百年，秦则不二世而亡，此乃历史教训，明白彰著。此下汉儒一般意向，均重在本历史，言治道。欲法周，则必上本之于六艺经典。当时谓六经起自周公而成于孔子之手，故曰孔子为汉制法。尊孔子，乃由于尊周治。尊周治，则必尊周公，尊六艺。故汉武帝兴太学，立五经博士，专以六艺设教，而《论语》乃与《孝经》《尔雅》并列为小学书。《尔雅》乃五经之字典，而《孝经》《论语》则仅是小学教本。《汉书·艺文志》上承刘向歆父子，分群书为七略。首六艺略，次诸子略，儒家者言居诸子略之首，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属之。而孔子不与焉。《论语》《孝经》《尔雅》则同附六艺略之后，此乃汉儒心目中之学术分野，亦可谓汉儒尊经尤重于尊儒。史汉儒林传中序列诸儒，皆起汉初，而曾思孟荀亦不预。此乃一代之新儒，以传经言治为业，与战国诸儒之以明道作人为唱者，畸轻畸重之间有不同。此一区别，首当明辨。换言之，先秦儒在汉儒心目中，亦属百家言。汉儒传经，乃即所谓王官之学，一则主张于朝廷，一则兴起于田野，其为不同，显然可知。

汉儒固若无伟大特创之政治理想，亦若无伟大杰出之政治人物，然而定法制，垂规模，坐而言，即继以起而行。两汉郅治，永为后世称羡而效法。汉儒之功，要为不可否认。

汉儒言治道，必本之于经术，而经籍之整理，事亦不易。先秦儒如孟子荀卿，虽亦时时称引诗书，然仅止于随所意欲而加称引，非求于经籍有通体之发挥。秦火以后，经籍残缺。汉儒治经之功，一则曰纂辑，再则曰训诂，又后而有章句，始于全经逐章逐句，一一解释。其间容多未是，又复各家之说不同，未能会归一致。然而汉儒治经之功，亦要为不可没。

今再综合言之，汉儒之为功于当时者，一为治道之实绩，一为传经之专业。又复渐分两途，一则专务治术，一则专守经业。迄于东汉季世，朝政不纲，治道日替，务于治术之儒，日失其职，而专一经业之儒，退处在野，乃大为一世所仰重。如许慎马融郑玄诸人，亦永为后世治经之宗师。然若谓汉儒功在传经，而忽其言治，则终为得其一而失其一，无当于汉儒之大全。

（三）三国两晋至唐五代的儒学流变

三国两晋时代，天下分崩，两汉统一隆盛之世，渺不复接。时则庄老道家言乃与儒生经学代兴。又值佛教东来，其先尚是道家言在上，佛家言在下。南北朝以后，则地位互易，释家转踞道家之仁。儒家经学，虽尚不绝如缕，要之如鼎三足，惟儒家一足为最弱。

若专言儒业，自东晋五一胡一 以下，南方儒亦与北方儒有区别。大体言之，东晋南朝虽属偏安，其政一府体制，朝廷规模，尚是承袭两汉，大格局尚在。而释道盛行，门第专擅，治道无可言，故其时之南方儒，只有沿袭汉儒传经一业，抱残守缺而止。北方自五一胡一 云扰，下迄北魏建统，两汉以来之政一府体制，朝廷规模，已扫地而尽。故其至要急务，厥在求治。幸而一胡一 汉合作，政一府尚知重用儒生，而北方诸儒，其所用心，言治道更重于言经术。亦可谓其时北方儒生，多半沿袭了汉儒重治绩之一边。自魏孝文变法下至西魏北周崛起，政治开新，皆出北方儒生之贡献。

然则南北朝儒，乃是分承汉儒之两面，而各作歧途之发展。下迄唐代开国，两汉统一盛运再见，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即承汉儒及南朝诸儒治经一业而来，此为经学成绩之一大结集。而贞观一朝言治，即就其荟粹于《贞观政要》一书者而言，亦可谓多属粹然儒家之言，此乃上承汉儒及北朝诸儒言治一业而来。此后唐代儒家，在治道实绩方面，尚能持续有表现。在经学方面，则可谓自《五经正义》后即绝少嗣响。唐代经学之衰，实尚远较两晋南北朝为甚。此中亦有原因可说。

一则下至唐代，虽仍是儒释道三足并峙，而实际上，佛教已成一枝独秀。远自隋代以来，已有所谓中国佛教之兴起。此指天台华严禅三宗。而自武后以后，禅宗尤盛，几于掩胁天下，尽归禅门之下。士大夫寻求人生真理，奉为举世为人之最大宗主，与夫最后归宿者，几乎惟禅是主。至其从事治道实绩，则仅属私人之功名，尘世之俗业。在唐代人观念中，从事政治，实远不如汉儒所想之崇高而伟大。汉儒一心所尊，曰周公，曰孔子，六经远有其崇高之地位。唐代人心之所尊向，非释迦，则禅宗诸祖师。周公孔子，转退属次一等，则经学又何从而获盛。

次则唐代人之进身仕途，经学地位亦远不如文学地位之高。欲求出身，唐代之文选学，已接代了两汉之六艺学。唐代人无不能吟诗，但绝少能通经。在诗人中，亦可分儒释道三派。如谓杜甫是儒家，则李白是道家，王维是释家。依此分类，唐诗人中，惟儒家为最少。文选诗中，亦最少儒家诗。陶渊明乃是鹤立鸡群，卓尔不凡。而其诗入文选者亦特少。故就唐一代言，可谓无醇儒，亦无大儒。

就唐代言儒家，则必屈指首数及韩愈，然韩愈已在唐之中叶。韩愈尽力辟佛，极尊孟子，乃是一议论儒，近似战国先秦儒，而较远于汉儒。韩愈又提倡古文，求以超出于文选学之外。此亦为在当时欲致力复兴儒学一必然之要道。但韩愈用力虽大，收效则微。在政治上提挈韩愈为韩愈所追随之裴度，乃唐代一贤相，然其人亦信佛。与韩愈共同提倡古文者有柳宗元，然宗元亦信佛。追随韩愈从事古文运动者有李翱，作《复一性一书》三篇，根据《中庸》，重阐儒义，然其文亦复浸染于佛学。韩李身后，古文运动亦告停息，儒学复兴运动，则更可不论。

故通论有唐一代，儒学最为衰微，不仅不能比两汉，并亦不能比两晋南北朝。其开国时代之一番儒业，乃自周隋两代培植而来。其经学成绩，亦是东汉以下迄于隋代诸儒之成绩。唐初诸儒只加以一番之结集而已。唐代士大夫立身处世，所以仍不失儒家榘矱者，乃从以前门第传统中来。远自东汉直至唐代，大门第迭起，实尚保有儒家相传修身治家之风范与规格。白唐中晚之际，大门第相继崩溃，此种规格与风范，渐已不复存在。其时社会上乃只充斥着诗人与佛教信徒。佛教信徒终不免带有出世一性一，诗人则终不免带有一浪一漫一性一，于是光明灿烂盛极一时之大唐时代终不免于没落，而且没落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五代在中国史上乃成为一段最黑暗时期。其时则真所谓天地闭，贤人隐，远不能比东汉以下之三国两晋。三国两晋时代虽乱，却有人物。从其人物群兴之一方面说，三国两晋却差可与战国相比。有了人，纵是乱，后面还可有希望。乱到没有了人，人物等第远远地降退，此下便无希望可言。五代亦有人物，则全在禅门之下。

（四）宋之新儒

下及宋儒，便使人易于联想到理学，理学则后人称为是一种新儒学。其实理学在宋儒中亦属后起。理学兴起以前，已先有一大批宋儒，此一大批宋儒，早可称为是新儒。在某一意义上讲，理学兴起以前之宋儒，已与汉儒有不同。比较上，此一大批宋儒，可称为已具有回复到先秦儒的风气与魄力。

宋代虽亦称是统一时代，但宋代开国，北有辽，西有夏，并不曾有真统一。而且上承五代传下一派黑暗衰颓气象，因此宋代开国，绝不能和汉唐相比。汉唐诸儒，大体言之，似乎多怀有一番处在升平世的心情。宋代开国六七十年，儒运方起，当时诸儒所怀抱，似乎还脱不了一番拨乱世的心情。言外患，则辽夏并峙。言内忧，则积贫积弱，兵制财制，均待改革。而政一府大体制，朝廷大规模，仍亦沿袭五代，初未有一番从头整顿。言社会文化风教，则依然是禅宗佛学，与夫骈四俪六之文章当道得势。宋儒处在此种形势下，不啻四面楚歌，因此其心情极刺激，不似汉唐儒之安和。而其学术门径，则转极开阔，能向多方面发展，不如汉唐儒之单纯。分析宋儒学术，当分几方面加以叙述。

一是政事治平之学。宋儒多能议政，又能从大处着眼。最著者，如范仲淹之十事疏，王安石之万言书，引起了庆历熙宁两番大变法。在汉唐儒中，惟汉初贾谊之陈政事疏，与夫董仲舒之天人对策，差堪媲美。惟贾董两文，开出了汉代儒家政治之新气运。而庆历熙宁变法，则转增纷扰，反而因此引起混乱局面，而北宋亦随之以亡。此乃由环境遗传种种因素相一逼一至此，不得怪范王对政事之无所见。其他诸儒，能议政，能从大处着眼，能阐申儒义，难于一一缕举。

其次曰经史之学，此与政事治平之学相表里。宋儒经学，与汉儒经学有不同。汉儒多尚专经讲一习一 ，纂辑训诂，着意所重，只在书本文字上。所谓通经致用，亦仅是因于政事，而牵引经义，初未能于大经大法有建树。宋儒经学，则多能于每一经之大义上发挥。尤著者，如一胡一 瑗苏湖设教，分立经义治事两斋。经义即所以治事，治事必本于经义，此亦汉儒通经致用之意，而较之汉儒，意义更明切，气魄更宏大。神宗尝问一胡一 瑗高弟刘彝，一胡一 瑗与王安石孰优。刘彝对曰：

臣师一胡一 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一体 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此虽刘彝一人称崇其师之辞，然即谓此种精神，乃是北宋诸儒间之共同精神，亦无不可。一胡一 瑗则当可推为乃倡导此种精神之第一人。

论北宋诸儒之治经，如一胡一 瑗之于《易》与《洪范》，孙复之于《春秋》，李觏之于《周官》，此等皆元气磅礴，务大体，发新义，不规规于训诂章句，不得复以经儒经生目之。孙复书名《春秋尊王发微》，李觏书名《周礼致太平论》，即观其书名，亦可想见其治经意向之所在。其他如欧一陽一修刘敞王安石苏轼诸人，皆研穷经术，尚兼通，而亦皆喜辟新径，创新解，立新义，与汉儒治经风规大异，此亦北宋诸儒近似先秦儒气味之一征。

论及史学，尤是宋儒之擅场。如欧一陽一修之《五代史》《唐史》、司马光之《资治通鉴》，皆其荦荦大者。其他如苏辙之于古史，刘攽之于汉史，范祖禹之于唐史，刘恕之于上古及五代史，就一般而论，宋儒史学，显较汉唐儒为盛。而宋儒之于史学，亦好创立议论，不专于纂辑叙述考订而止。于著史考史外，特长论史，此亦宋代学术一新风气之特征。

又其次曰文章子集之学，此乃承唐韩愈之古文运动而来。远在五代，已有僧人在寺院内教佛徒读韩集。盖儒学既熸，治道大坏，一世不得安，虽寺院僧人，亦不能自外。故有寺院僧人提倡攻读韩集之事之出现，此诚大堪诧异，亦大值惊惕，而宋代学风将变，亦可据此而窥其端倪之已露，机缘之已熟。自欧一陽一修以下，古文大行。王安石苏轼曾巩尤为一代巨匠。宋诗亦与唐诗风格相异。而其时朝廷官式文章，则仍以四六为标准。虽欧一陽一王苏诸人，亦皆默尔遵守，独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以不能为四六辞。神宗强之曰，如两汉制诏可也。世风之猝难骤革，即此可见。今专就文学论，汉代文学在辞赋，唐代文学在文选，皆在儒学范围之外。惟宋儒始绾文学与儒术而一之，此亦是宋儒一大贡献。

尤可注意者，乃北宋诸儒之多泛滥及于先秦之子部。即就儒家言，唐韩愈始提倡孟子，至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子庙。而同时如李觏之常语，司马光之疑孟，皆犹于孟子肆意反对。然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此风虽始于韩愈，而实成于宋儒。此当大书特书为之标出。其他如徐积有《荀子辩》，范仲淹以《中庸》授张载，苏洵闭户读书，当时号为通六经百家之说。及其子轼，父子为文，皆法孟子，兼参之《战国策》，有纵横家气息。轼尤喜庄子，其弟辙则喜老子。要之北宋诸儒，眼光开放，兴趣横逸。若依《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类，则汉儒如史汉儒林传所举，当多入六艺略，而宋儒则当入诸子略中之儒家者言。亦可谓汉儒乃经学之儒，而宋儒则转回到子学之儒，故宋儒不仅有疑子，亦复有疑经。如欧一陽一修之疑《十翼》，刘恕苏辙晁说之之疑《周礼》，此亦与汉儒之辨今古文争家法者大不同。经尚当疑，更何论后儒之经说。孙复有云：

专守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于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也。专守左氏公羊谷梁杜何范氏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也。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专守孔氏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也。

宋儒之意，多贵于独寻遗经，戛戛自造一家之言，则于汉儒经说自不重视，故可谓宋儒之经学，实亦是一种一子学之变相。

综是三者，一曰政事治平之学，一曰经史博古之学，一曰文章子集之学。宋儒为学，实乃兼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而并包为一。若衡量之以汉唐儒之旧绳尺，若不免于博杂。又好创新说，竞标己见。然其要则归于明儒道以尊孔，拨乱世以返治。在宋儒之间，实自有一规格，自成一风气，固不得斥宋学于儒学之外，此则断断然者。故宋儒在自汉以下之儒统中，实已自成为新儒，不得谓自理学出世，始有新儒，此义必须明白标出。

（五）宋代之理学

此下当论宋代之理学。

北宋理学开山，有四巨擘，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此四人，皆仕途沉一沦 ，不居显职。在中朝之日浅，并未在治道实绩上有大表现。论其著作，濂溪分量特少，独有《易通书》与《太极图说》，一是短篇，一是小书，据朱子考订，《太极图说》亦当附《易通书》，非单独为篇，是则濂溪著书，仅有《易通书》一种。横渠有《正蒙》，亦如濂溪之《易通书》，皆是独抒己见，自成一家言。而《正蒙》篇幅特为宏大，组织亦更细密。要之厝此两家书于先秦子籍中，亦见杰出，决无逊色。窥此两家著书意向，竟可谓其欲各成一经，或说是各成一子，回视汉唐诸经儒，犹如大鹏翔寥廓，鹪鹩处薮泽。伊川一生，仅有《易传》一书，其书乃若欲与《五经正义》中王弼注争席，确然仍是经学传统，而在伊川本意，则其书非为传经，乃为传道。除此以外，明道伊川兄弟，皆仅有语录传世，由其门人弟子记录，体制俨似禅家。二程自居为孟子以下传统大儒，乃不避效袭禅宗之语录体，此等大胆作风，较之濂溪横渠之欲自造一经自成一子者，似更远过。惟在二程语录中，极多说经语，亦有训诂考据，较之濂溪横渠著书，洁净一精一微，只求自发己旨，绝不见说经痕迹者又不同。故此四人中，惟二程尚差与汉唐说经儒较近，此亦特当指出。

至于史学，此四人似皆不甚厝意。谢良佐上蔡自负该博，对明道举史书，不遗一字，明道告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上蔡闻之，汗流浃背。上蔡又录五经语作一册，明道见之，亦谓其玩物丧志。然上蔡又曰：看明道读史，亦逐项看过，不差一字。今二程语录中亦时见其论史，而濂溪横渠书中则颇少见。可知濂溪横渠明道伊川四人，确然已是一种新学风，与以前北宋儒风又有大不同，惟明道伊川尚犹稍近，不如周张之甚。

若论文章之学，亦惟明道伊川两人尚有文集传世。据直斋《书录解题》，濂溪亦有文集七卷，然皆不传，传者仅《一爱一莲说》等小文数篇。横渠于文章之学若更少厝怀。惟其所为《西铭》，乃悬为此下理学家中最大文字，明道称之曰：某得此意，无此笔力。又曰：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要之此四人，皆不甚重文章。濂溪《通书》有曰：文所以载道，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第以文艺为能，艺而已矣。明道亦言，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如博观泛滥，亦自为害。伊川亦曰：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谓之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又曰：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盖此四人之为学，经籍固所究心，子部亦颇涉及，惟亦志不在此。至于文史之学，似更淡远，而于文章为尤甚。

上举宋儒学术三途，一曰政事治道，一曰经史博古，一曰文章子集，会诸途而并进，同异趋于一归，是为北宋诸儒之学风。及理学家出而其风丕变。其转变一精一微处，固是仅可心知其意，不当强指曲说。然就外面事象言之，一则濂溪以下四人皆于仕途未达，故言治道政事者较少。横渠《与范巽之书》有曰：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王安石变法，明道横渠皆被摈，其专明道学，即所以争政术，此一也。又此四人既不在中朝，迹近隐沦，虽二程较显，然此四人一交一 游声气皆不广，故其学特于反己自得有深诣。黄鲁直山谷称濂溪曰：

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山谷乃文章之士，而此称道濂溪者，后之理学家莫不认其为是知德之言，善乎形容有道气象。其廉于取名，陋干希世之四语，实道出濂溪当时之际遇与一操一心。张栻南轩亦谓濂溪之学举世不知。然则濂溪学之在当时，纵谓乃是一种隐士之学，亦无不可。

横渠有诗《上尧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云：

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缨幸所同。顾我七年清渭上，并游无侣又春风。

汴京为当时政治中心，洛邑则为当时人物中心。邵雍康节与二程同住洛邑，其一交一 游应接，上之视濂溪，同时视横渠，皆较为广泛与热闹。在北宋理学四巨擘中，二程学风较与濂溪横渠不同，似亦不能谓与其一交一 游应接间更无若干之关系。而当时理学之传，濂溪身后最阒寂，横渠门庭亦清淡，惟伊洛厥传最大，亦可证其中之消息。

以上乃从外貌上指出北宋理学家与其先宋儒学术不同。故北宋诸儒实已为自汉以下儒统中之新儒，而北宋之理学家，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今再进一步指出理学家之所以为学与其所谓为学者究何在。理学家在当时，自称其学曰道学，又称理学，亦可称曰一性一道之学或一性一理之学，又可称为心一性一义理之学。政事治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比较皆在外，皆可向外求之，而心一性一义理之学，则一本之于内，惟当向内求，不当向外求。昔汉儒以谶纬之学为内学，后人又以佛学为内学。然则于宋学中，是否亦可称理学为内学，似亦无妨，然在理学家中则决不认此称。

今人又谓宋代理学渊源实自方外，所谓方外，即指道释两家言。然当时理学家主要宗旨正在辨老释。唐韩愈著《原道》篇，亦为辨老释，惟辨之不一精一，老释之言流衍如故。北宋诸儒，只重在阐孔子，扬儒学，比较似置老释于一旁，认为昌于此则息于彼。欧一陽一修《本论》可为其代表。其言曰：

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千岁之患遍于天下，岂一人一日之可为。民之沉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胜。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

凡政事治平，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皆所以修其本。然亦有于此三途之学皆有深造，而终不免于逃禅之归，如王安石苏轼其著者。其他宋儒中信佛者，更不胜缕举。理学家之主要对象与其重大用意，则正在于辟禅辟佛，余锋及于老氏道家。亦可谓北宋诸儒乃外于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理学诸儒则在针对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明得此一分辨，乃能进而略述理学家之所以为学，与其所谓为学之所在，亦即理学家之用心与其贡献之所在。

濂溪《太极图》，或谓传自陈抟，此层即朱子亦不否认。又有谓其与一胡一 宿在润州同师鹤林寺僧寿涯，而传其《易书》。黄宗羲辟之曰：使其学而果是，则陈抟寿涯亦周子之老聃苌宏。使其学而果非，即日取二氏而谆谆然辩之，则范缜之神灭，傅奕之昌言，无与乎圣学之明晦。顾宪成谓元公不辟佛，高攀龙则曰：元公之书，字字与佛相反，即谓之字字阐佛可也。当时亦有谓濂溪初与东林总游，久之无所入。总教之静坐，月余忽有得，呈诗云云。要之濂溪学之所从来，今已无可深求，寿涯东林总之传说，其事皆可出伪造，然亦不待力辨。惟高黄所言，可谓的当。就其书而论其学，始为最可信。濂溪自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此其自道所志所学，岂不与一胡一 瑗范仲淹等先起诸儒相近。此乃北宋儒学一大体趋向。惟外王之学，则似前胜于后，内圣之学，则似后胜于前，如此而已。

伊川为其兄作《明道先生行状》，谓：

先生之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概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又曰：

自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

此曰泛滥诸家，出入老释，虽濂溪之学无可详言，当亦如此。即北宋前辈诸儒，虽多不染佛学，然其泛滥诸家，殆亦同然。惟曰如是者几十年，乃始返求诸六经，则不仅北宋诸儒无此先例，恐濂溪亦复不然。一胡一 瑗治《易》，孙复治《春秋》，此乃宋儒研经开先两大宗。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其学当特重治道政事，而时称其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则宋儒在先本近汉儒之通经致用。惟自欧一陽一修以下，则其学又似多从唐韩愈入。故特重文章，旁及子史，于经学则皆尚兼通，不务专修。濂溪似专务于研玩易书，转近先辈，要之决无先则泛滥出入于诸家与释老，继乃反求诸六经之事。不仅北宋诸儒不如此，即濂溪似亦不如此，甚至明道宜亦不如此。伊川之言，一则谓明道之学，其先虽由濂溪之启迪，最后则归于一己之自得。再则谓其学虽一本诸六经，实亦泛滥出入于百家与释老。先则兼通旁求，后则归于一本。如是参之，始为近实。若拘泥字句以求，转恐不得明道为学之真相，亦将不得伊川立言之真意。

再进一层求之，濂溪虽阐明正学，而无直斥异端之语。明道始排斥老释，而目之曰异端。又多两面对勘之辞。不入虎一穴一，焉得虎子，明道盖于老释异端，用心特深，故能针对老释而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其事端待明道而始著。又其推尊孟子，而自居为获得圣学不传之秘，此则亦是承袭韩愈，而一面又承自濂溪寻孔颜乐处之教。故其学一本心源，与文章博览之学，终属异趣。

伊川之学，与明道大同。观其在太学所为《颜子所好何学论》，可见其亦受启迪于濂溪令二人寻孔颜乐处之教。然伊川平生，不甚言濂溪，其言濂溪必曰茂叔，于一胡一 瑗独称安定先生。盖一胡一 瑗在太学主讲时命此题，伊川亲在弟子之列，一胡一 瑗得伊川文而大奇之，处以学职。而伊川惟一著书为《易传》，安定濂溪，固皆治《易》，似亦不无影响。

或又谓明道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佛语，伊川一切屏除，虽庄列亦不看。朱子辨之云：释老书后来须看，不看无缘知他道理。然则明道伊川两人，一性一气宽严固别，意量宏密亦异。纵朱子谓伊川后来亦须看释老书；然其融通释老，则必不能如明道之高浑。明道尝言：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此不惟见两人为人之有异，亦见两人为学之有异。

横渠少喜谈兵，慨然以功名自许。年十八，上书谒范仲淹，仲淹责之曰：儒者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编授焉。遂翻然志于道，求诸释老，反之六经。是横渠亦探讨释老，而又能得其深旨。及至京师，拥皋比讲《易》，赴听者甚众。晤二程，乃横渠外兄弟之子，与语厌服。遂辍讲，告来听者曰：二程深明《易》道，可往师之。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所著书有《正蒙》、《横渠理窟》，及《易说》十卷，又《西铭》《东铭》两篇。《易说》今不传，二程尤推崇其《西铭》，谓自孟子后未见此书。每以《大学》《西铭》开示来学。伊川又曰：某接人治经论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体者，诚未有如子厚。然则横渠之学，能言一性一理，能言经术，能言治体，能深入释老而辟之，其规模极壮阔，然其学之传不广，远不能与二程伊洛相比。

然则在北宋理学中，若无二程，仅有濂溪横渠，恐将不获有广大之传，而理学之名，亦恐不得成立。故言理学者，每以二程为宗。

以上略述孔子以下儒学传统与其流变既迄，此下当述及朱子。

（六）朱子为集儒学之大成者

首当先述朱子之集理学之大成。

理学在北宋，惟伊洛程门有其传。及至南宋，所谓理学传宗，同时亦即是伊洛传宗。朱子亦从此传统来。但至朱子，乃始推尊濂溪，奉为理学开山，确认濂溪之学乃二程所自出。

吕希哲原明尝谓二程初从濂溪游，后青出于蓝。原明亲受业于伊川之门下。其孙本中居仁亦曰：二程始从茂叔，后更自光大。居仁又曾从游于杨时龟山游酢定夫尹焞和靖之门，三人皆程门弟子。然则谓二程学不从濂溪出，必乃程氏之门自言之。二程既只称濂溪为茂叔，未有先生之呼，而游定夫乃称周茂叔穷禅客，此五字并见于《程氏遗书》卷六。濂溪《太极图》，二程生平绝未提及。在南宋之世，正式主张濂溪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者，为湖湘学者一胡一 宏五峰。朱子继起，亦谓二程于濂溪，非若孔子之于老聃郯子苌弘。然同时汪应辰即贻书争辩。故朱子又曰：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即濂溪二子，亦失其家学之传。朱子始为《太极图说》与《通书》作解，濂溪著作，一一加以整理发明。又为稽考其生平，虽小节不遗，使后世重知濂溪其人之始末，与其学之蕴奥者，惟朱子之功。至其确定周程传统，虽发于五峰，亦成于朱子。

朱子又极盛推横渠。二程于横渠，固甚重其《西铭》，然明道尝谓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谓《西铭》则仅是造道之言。伊川《答横渠书》，谓吾叔之见，以大概气象言之，则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一温一 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此则尤指其《正蒙》言。朱子则谓横渠心统一性一情之说，二程无一语似此切。又云：伊川说神化等，不似横渠较说得分明。又曰：横渠说工夫处，更一精一切似二程。此亦皆指《正蒙》言。朱子又为横渠《西铭》与濂溪《太极图》同作义解，并谓近见儒者多议此两书之失，或乃未尝通其文义而妄肆诋诃。当知此等诋诃，亦出理学门中。当时理学界，知重二程，不知重周张。陆九渊象山之兄九韶梭山，亦与朱子辨《西铭》，象山继之，后与朱子辨《太极》。即朱子至友吕祖谦东莱，亦于朱子之言《太极》《西铭》者不能无疑。张栻南轩亦时持异议。朱子于庆元六年庚申三月辛酉，改《大学·诚意》章，越后三日，即为朱子易箦之日，此事尽人知之。然在前两夕己未，为诸生说《太极图》。前一夕庚申，为诸生说《西铭》。可见此两书朱子奉以终身，其谆谆之意，大可想见。后人言北宋理学，必兼举周张二程，然此事之论定，实由朱子。

朱子于北宋理学，不仅汇通周张二程四家，使之会归合一。又扩大其范围，及于邵雍尧夫，司马光君实两人，特作六先生画像赞，以康节涑水与周张二程并举齐尊。二程与康节同一居 洛邑，过从甚密。康节长于数学，然二程于此颇忽视。明道尝曰：尧夫欲传数学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或问康节之数于伊川，伊川答曰：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余年，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康节以数学格物，一日雷起，谓伊川曰：子知雷起处乎？伊川曰：某知之，尧夫不知也。康节愕然，曰：何谓也？曰：既知之，安用数推。以其不知，故待推而知。康节问：子以为何处起？曰：起于起处。朱子则于康节数学特所欣赏。康节又以数学研史，杨龟山有曰：皇极之书，皆孔子所未言，然其论古今治乱成败之变，若合符节，恨未得其门而入。朱子尤特欣赏康节之史学。康节疾革，伊川问从此永诀，更有见告乎？康节举两手示之，曰：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此不仅论立身处世，亦当可以推论学术。朱子为《伊洛渊源录》，康节不与，乃认康节与伊洛异趋。然以康节列六先生之一，此在理学传统内，殆亦有路径令宽之意。

涑水特长史学，著《资治通鉴》，朱子作《纲目》继之，其意盖欲以史学扩大理学之范围。涑水特与康节相善，然未尝及其先天学。涑水亦治《易》，而不喜康节先天之说。顾朱子于康节之先天学又特所推重。故朱子虽为理学大宗师，其名字与濂溪横渠明道伊川并重，后人称为濂洛关闽，然朱子之理学疆境，实较北宋四家远为开阔，称之为集北宋理学之大成，朱子决无愧色。

其次当论朱子集宋学之大成。此乃指理学兴起以前北宋诸儒之学言。上分北宋儒学为三项，一政事治道之学，一经史博古之学，一文章子集之学。朱子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然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仅四十日。洪氏年谱谓天将以先生绍往圣之统，觉来世之迷，故啬之于彼，而厚之于此。然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界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乃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如在南康军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经界，虽其事有成有败，然其一精一心果为，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赞佩，亦不过如此。又朱子注意史学，于历代人物贤一奸一，制度得失，事为利病，治乱关键，莫不探讨一精一密，了如指掌。尤其于北宋熙宁变法，新旧一党一 争，能平心评判，抉摘幽微，既不蹈道学家之义理空言，亦不陷于当时名士贤大夫之意气积一习一 。以朱子之学养，果获大用，则汉唐名相政绩，宜非难致。朱子《祭张南轩》文谓：兄乔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贱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狭而迂滞。故我尝谓兄宜以是而行之当时，兄亦谓我盍以是而传之来裔。此固朱子逊让之辞，亦见朱子抱负所重在此。然论两人政事治道之学，朱子所成就决不下于南轩。此其一。

经学实不为理学诸儒所重视，虽亦时有说经之言，乃借之自申己意，多无当于经文之本旨。朱子博览群经，衡评北宋诸儒与二程横渠之说，往往右彼抑此。于欧一陽一王苏诸人极多称重，而程张转多贬辞。亦可谓程张乃以理学说经，而北宋诸儒则以经学说经。若分经学理学为两途，则朱子之理学，固承袭程张，而其经学，则继踵北宋诸儒。能绾经学理学为一途，则端赖有朱子。

史学更非理学家所重。朱子史学，则不仅接迹一温一 公，时且轶出其前。同时至友东莱，一精一治史学，其后流衍为浙东功利一派，大为朱子所非。盖朱子亦欲求理学史学之一贯，史学正可以开广理学之门庭。其违离理学而独立，则亦不为朱子所许。

至于文学，更为理学家所鄙视。惟朱子独一精一妙文辞，自谓其学文章，乃由慕效曾巩为入门。就理学言，虽韩愈柳宗元，皆致纠弹。专就文学言，即如苏轼，其学术思想，朱子尝备极排拒，独于其文章，则推为大家，亦盛加称誉。尤其朱子之于诗，乃欲超宋越唐，上追选体。以旧风格表新意境，又另是一种旧瓶装新酒。北宋理学家能诗者惟邵康节。然朱子特重康节之数学与史学，乃不重其诗。此其襟怀之开阔，识解之平允，古今实少其匹。

至于子集之学，濂溪只称颜子。二程以孟子为限断。虽曰泛滥于百家，实于百家不见有广博之追寻。北宋诸儒，乃从韩愈之言而益加推衍，于西汉举出董仲舒与扬雄，于隋举王通，于唐举韩愈，以为儒家道统在是。朱子于董扬王韩四人皆多评骘，尤于王通《中说》，辨其伪而存其正，阐其驳而抉其失，非浅浅用心者所能及。于董仲舒，则只取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不求其利两语。于扬韩，则尤贬抑为多。即于孟子，亦有微辞，谓其不如颜子。所以为此分别者，因颜子能明得四代礼乐，有此本领，可见于治道讲究有素。孟子说得粗疏，只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未见得做得与做不得，只说着教人欢喜。又曰：孟子自担负不浅，不知怎生做。此等分辨，乃发理学家所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