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页

欧一陽一子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易之卦画，诗之咏歌，书之记言，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

此乃言广义之文学，以经学文学贯通合一言之，而理学精神亦自包孕在内。朱子论学重博通，重一贯，故能言及于此。又曰：

韩愈氏慨然欲追诗书六艺之作，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而其论古人，则又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不及于贾董。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词不己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

此见朱子论文，别有一标准。司马相如扬雄辞赋家言，不得与屈原孟子并列。贾谊董仲舒，则不当摈之在文外。至于词必己出，不得悬为文章之能事。朱子论文，推而通之既欲极其广，分而别之又必极其严。凡朱子论学皆如此，论文亦其一端。

朱子既揭文道合一之论，以文学通之于经学。又进一步以文学通之于史学。谓：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一靡一繁絮，真衰世之文耳。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岂易及。

既曰文道一致，则文章自可通之于世运。而朱子重视乱世之文尤过于衰世之文，谓战国乱世之文有英伟气，非《国语》衰世文可比，则又是一项高明特达之见，非深于文者不能知，尤非深于史者不能知，更非深于道者不能知。又曰：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祐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淳厚。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

此更以文章觇世运，而阐入幽微。其论文，宁拙毋巧，宁重毋薄，皆与理学相通。

因说科举所取文字，多是轻浮，不明白著实。因叹息云：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做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一胡一 ，是非都没理会。因论某人言，曾于某处见虏中赋，气脉厚。先生曰：那处是气象大了，说得出来自是如此，不是那边人会。

此处从当时南北双方科举文字推论及于文风世运，更涉深微。此间秀才文字轻薄，可见风气已坏。非是秀才做文字不好，乃是秀才做人先不好，此大堪忧。那边人作赋气脉厚，此乃北方中原地理背景使然。而宋金双方国运消长，亦由此可推。

朱子亦多就文论文语，所论率多着眼于文章之神理气味。理学注重人格修养，一文之神理气味，即是此文之文格表现，亦即是此文作者心智修养之表现。故曰：

贯串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一爱一可传。

其论西汉有曰：

董仲舒文字平正，只是困善，无一精一彩。匡衡刘向诸人文字皆善弱，无气焰。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生文字雄豪可喜，只是逞快，下字时有不稳处。

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便实，到杜钦谷永，又太弱无归宿了。

朱子以理学大师，而于仲舒匡刘杜谷儒者之文皆致不满。又论仲舒文尚在司马相如扬雄之上。此等处，皆见朱子论文学之独具只眼处。其论宋文则曰：

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

从理学立场论，朱子极不喜苏氏父子。就文论文，则加赞许。又曰：

李泰伯文实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文字气象大段好，甚使人一爱一之。亦可见其时节方兴。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李不软贴，不为所喜。又曰：以李视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妇，然某人辈文字，乃蛇鼠之见。

此节尤见朱子论文之独具只眼处。其指导人学文，则曰：

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部西汉文，与韩文欧一陽一文与南丰文。

韩文高，欧一陽一文可学，曾文一字换一字，甚严，然太迫。

朱子学文自南丰入，然其评曾文，又能深中其病。即就文学一端言，亦可见其为学之博通与深至，严正而无阿。

朱子论诗，则谓古今有三大变。

自虞夏以来，下及魏晋为一等。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为一等。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唐初以前，为诗固有高下，而法扰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

此在朱子心中，其所理想之诗，亦自有一标格。而以文学史观点通论古今，衡评其于此标格之离合远近而定其高下，此其意境之远卓，亦决非仅仅模拟以为诗者之所知。尝谓：

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然顾为学之要有急于此者，亦复自知材力短弱，决不能追古人而与之并，遂悉弃去不能复为。

朱子之终未为此，亦当为诗学发展上一大可惜之事。

朱子又谓：

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躁，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自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作者非一，而其高者无不出此。

又曰：

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学者其毋惑于不烦绳削之说而轻为放肆以自欺也。

朱子论诗主平淡。论学诗，则谓不变可学，而变则不可学。此皆极可珍贵之至论。至于谓可以不烦绳削，而提倡自一由抒写之说，则为朱子所反对。而朱子自为诗，则脱胎选体，于宋诗中独为突出。理学家中能诗者，北宋有康节，明代有陈宪章白沙，较之朱子诗之渊雅醇懿，殆皆不如。

朱子于文学，生平有三大著作。一在中年，为《诗集传》，已略述于经学篇。又二为《韩文考异》与《楚辞集注》，皆在晚年。《韩文考异》校勘一精一密，识解明通，不仅为校勘学开出无穷法门，而凡所断制，实多有仅知从事校勘者所莫能窥其高深之所在。盖自有《考异》，而韩集遂有定本可读，后人亦卒莫能超其上。《楚辞集注》亦为治《楚辞》者一必读书。此乃朱子晚年最后完成之一部著作。在其易箦前三日，改《大学·诚意》章，又修《楚辞》一段。其改《诚意》章，人人知之，而朱子一生最后绝笔，实为其修《楚辞》一段，此则后人少所述及，尤当大书特书，标而出之，以释后人群认为理学家则必轻文学之积疑。

（三十）朱子之杂学

以上略述朱子之文学，此下当续述朱子之杂学。

当时理学家风气，为学务求一出于正，于旁杂之学皆欲删薙。即文史之学，亦尚以旁杂视之。学术影响于生活，故理学家常不免有拘束枯燥之嫌。其途严而窄。朱子力主博通，又其兴趣横逸，格物穷理，范围无所不包，故其学似不免出于杂。今当续述朱子之杂学，分作游艺与格物两项，先述其游艺之学之一面。

《论语》有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亲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教，惟后世六艺几皆废，朱子于《论语》此条颇极重视。《集注》说之曰：

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皆至理所寓，日用之不可阙。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

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则本末兼赅，内外一交一 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

程门戒玩物，无事且教静坐。朱子此番意见，显已从二程转手。同时陈龙川深讥之，谓：

张敬夫吕伯恭于天下义理，自谓极其一精一微，于物情无所不致其尽，而于一陰一陽一卜筮，书画技术，及凡世间可动心娱目之事，皆斥去弗顾。朱元晦论古圣贤之用心，平易简直，直欲尽摆后世讲师相授，世俗相传，以径趋圣贤心地。抱大不满于秦汉以来诸君子，而于一陰一陽一卜筮书画技术皆存而好之，岂悦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

实则朱子所不满于秦汉以来之儒者，为其穷理之未一精一。其留心于诸艺，乃为其亦皆有理寓焉，于格物穷理之中，固不妨有玩物适情之趣。正为当时理学家都于此忽视，龙川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朱子之在当时理学界风气中，别具见解，别创风格，此意乃不为龙川所识。

朱子在三十三岁时自言，二十年来，与黄子衡为东西邻，朝夕聚而语，六经百氏之奥，立身行一事之方，与夫当世之得失，无不讲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画技艺之工否者皆其余。是游艺之学，正是朱子一种余兴，自青年以至于中年，即已寄好于此。又曰：

此虽余事，亦见游艺之不苟。

余事不苟，亦正是一种养心之道。

朱子深好书法，早年乃学曹一操一，晚年乃喜荆公。自谓其父自少好学荆公书。或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洛，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公为不可晓。朱子题荆公某帖，谓：

一爱一其纸尾三行，语气凌厉，笔势低昂，尚有以见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

此皆一种艺术上欣赏心情之流露。然朱子又谓：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平日见得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书札小事，而于人之德一性一，其相关有如此。

可见艺术欣赏之与道德修养，亦不妨有时分歧别出，但最后终贵能会归而一致。朱子评书法，亦一如其评文章，皆从文艺表现而直透到心术一精一微，而其襟怀之宽宏，与其趣味之肫挚，其风度高卓，虽属小节，亦可见其德一性一修养之所至，足供后人无限之仰慕。其他品评历代名家书法，皆可谓从道艺合一论之立脚点出发。

朱子于书法外，亦好绘事，并亦自能作画。在其卒前两三月内，因一乡人新作一亭，欲画东汉晚年陈寔荀淑相会事。朱子为之计划如何绘出其事首尾于一静的画面上，而又一一为之考究其车服制度，想像其人物风采，博访周谘，并觅画手，又为画屏作赞，为画工作赠序，为其晚年文字作最后殿军。其余事不苟有如是，其文采风一流 又如是。

朱子又好琴，并一精一乐律。蔡季通游其门，一精一数学，朱子以老友视之。尝有两书答季通论琴，谓：

大抵世间万事，其间义理一精一妙无穷，皆未易以一言断其始终。须看得玲珑透脱，不相妨碍，方是物格之验。

及季通以伪学禁赴贬所，朱子与书曰：

律书法度甚一精一，近世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谐，归来更须细寻讨。

季通能言琴理，而不能琴，朱子每以为憾。而甚推其律吕新书。然犹憾其吹律未谐，欲其自贬所归后再寻讨，而季通终卒于贬所。此皆属朱子晚年事。以一理学大师，当怫逆困境，犹潜心此等专家绝业，洵非常情所能测。

朱子又能言医事与药物。有《送夏医序》，谓：

尝病世之论者，以为天下之事，宜于今不必根于古，谐于俗不必本于经。夏君之医，处方用一药，奇怪绝出，有若不近人情，而其卒多验。问其所以然，则皆据经考古而未尝无所自。

又论关脉定位，谓世传叔和脉诀，非叔和本书，然似得难经本指，而不取郭长一陽一书中密排三指之法。则朱子于医书亦所用心。朱子又尝告其朋旧，无事时不妨看药方，可知得养生之理。

问陆宣公既贬被谤，阖户不著书，只为古今集验方。曰：岂无圣经贤传可以玩索，终不成和这个也不得理会。

是朱子讲游艺之学，仍重辨先后，论轻重。必是问者失此指，故朱子以此答之。

朱子又能言静坐养生之术，常与蔡季通讨论及于《参同契》。及季通贬，朱子送行，尚以《参同契》为言。后乃自为此书作注，题曰空同道士邹?，其不犹常情处如此。此亦为后人所讥，然朱子理学，乃别有其一番境界，实为后人所不知。

龙川又言朱子好一陰一陽一卜筮，言一陰一陽一乃为言宇宙问题一大节目，言卜筮则以旁通于治《易》。朱子又尝言相人术，言地理书。以一旷代大儒，而于世间方伎杂术百家小书，虽不轻信苟从，亦不一切鄙斥。盖理学家言理，每偏于严而窄，朱子则主和而通。然苟非有如朱子心力之磅礴，兴趣之横溢，则其事实难，无怪象山以支离讥之。今若把朱子全部学术只当作一件艺术看，亦可为后人留无穷欣赏之余地。

以上略述朱子杂学中之游艺学，此下当续述朱子杂学中之格物学。

朱子论格物，已专章略述。其涵意甚广，上自宇宙，下至人生，一靡一所不包。亦可谓朱子全部学术，即是其格物穷理之学。惟今人言格物，则专指自然科学，与朱子之注重人生界更远过其注重宇宙界者不同。故朱子言格物，不得谓其是一自然科学家，然朱子于自然科学方面亦有贡献。以朱子观察力之敏锐，与其想像力之活泼，其于自然科学界之发现，在人类科学史上，亦有其遥遥领先，超出诸人者。论朱子之时代，尚远在近代自然科学发生以前数百年，当时中国学术界，留心此方面者并不多，而专门分科之业亦尚不受人重视。朱子以理学大儒，而其科学发现亦复如此之卓越，诚当大书特书而标出之。

朱子科学上发现之最值提起者，为其因化石而推论及于地质演变之一端。其言曰：

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

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蛎壳之类，蛎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天地变迁，何常之有。山河大地初生时，尚须软在。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一浪一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凝结得硬。

以上乃由见高山上化石而推论及于地层变化，与此后西方科学上之发明，义无二致。朱子又曰：

天地初间，只是一陰一陽一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出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日月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天运不息，昼夜辊转，故地摧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

造化之运如磨，上面常转而不止。万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细，自是不齐。如人以两碗相合，贮水于内，以手常常掉开，则水在内不出。稍住手，则水漏。天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阙，一逼一塞满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气无不通。恁地看来，浑只是天。

此由地质推论到天文。以近代科学家言绳之，朱子所言固属粗疏，然亦有失有得，其想像力之伟大，诚属可惊。又曰：

天运于外，地随而转。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以转耶。

朱子先认地在天中，后又认地亦随天而转，此皆在朱子之晚年。随时思索，递有推进。又有星不贴天之说，独于古人积见持异议。

问：康节论六一合 之外，恐无外否？曰：理无内外，六一合 之形须有内外。历家算气，只算得日月星辰运行处，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无内外。

此又说历法有限，而推论到六一合 之外去。又曰：

天只是一个大底物，须是大著心肠看它始得。以天运言之，一日固是转一匝。然又有大转底时候，不可如此偏滞求。

朱子既言地在天中，又言天在日月星辰之外，历家只算得日月星辰之小运行，此外尚有大运行。此等想法，皆前人所未及。朱子乃玩索邵康节之渔樵对问而推说及此。大抵朱子言宇宙，皆因濂溪横渠康节说而益加推进。伊川怀疑康节六一合 无外之说，朱子不之取。

朱子又曰：

天地之初，如何讨得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似今人身上虱，是自然变化出来。

此乃讨论到物种原始。因此又历引释氏及道家言。又如论：

月体常圆无阙，但常受日光为明。月中是地影。古今人皆言月有阙，惟沈存中云无阙。

此又见朱子之博及群书，而善加采择。沈氏为人，为当时理学家所轻，朱子独重其书。亦如伊川为当时理学家所重，而朱子独非其说。又如谓：

气蒸而为雨，如饭甑盖之，其气蒸郁，而汗下淋一漓。气蒸而为雾，如饭甑不盖，其气散而不收。

此其随事穷格之精神与其观察力之明锐皆可见。

朱子于自然物理，极富兴趣，虽微末小节，亦所不忽。但必一一证之于实验，否则不加轻信。尝闻人言：

昔有道人云：笋生可以观夜气，尝插竿以记之，自早至暮，长不分寸，晓而视之，已数寸矣。后在玉山僧舍验之，则日夜俱长，良不如道人之说。

此事与一陽一明格庭前竹子，正可相映成趣。朱子言格物，必先有一问题存在，乃从此问题循而探讨，故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如闻一道人言，僧舍偶闲，乃验笋之生长。此亦所谓玩物适情，朱子之格物学乃与其游艺学相通合一。而朱子之博学多通，旷古无匹，亦可由此等处窥见其所以然之消息。

（三十一）朱子学之流衍

以上略述朱子之杂学，即游艺与格物之学。至是而朱子学术之大体，已约略分述。此下当再略述朱子学之流衍。

朱子生时，四方学者响附云集。及其身后，其学流衍益广。所著书，如《四书集注章句》及诗易两种，元明清三代皆悬之功令，定为取士标准，凡应举者皆所必读。其学影响后世之深且大，可勿论。但朱子之学，既广博无涯涘，又其所追求向往之最后目标，更为高远。毕生常在孜孜兀兀中向前不辍，学者旅进旅退，虽曰亲炙，或相从岁月不久。朱子之卒，其弟子著者，如黄干直卿，辅广汉卿，陈淳安卿，陈埴器之，李燔敬子，张洽元德，廖德明子晦，李方子公晦，蔡沈仲默，皆能确守师承。然而传述发明已不易，充实光大事更难。而宋室日替，以至于覆灭，朱门再传，如魏了翁鹤山，真德秀西山，其卒皆距宋亡不远。至如黄震东发，王应麟伯厚，乃朱门三传，均已老死于宋亡之后。文天祥文山，则以身殉国。是则朱学之不获大昌于后，实与国运世运互为因果，较之孔子身后，殆是更为不幸。

元之所以为元，则尚幸有诸儒，或在朝，或在野，牵补弥缝其间。其著者，许衡鲁斋在朝，刘因静修在野，皆朱学也。而吴澄草庐，最为一时魁杰。其《五经纂言》，有功经术，论者谓其接武建一陽一。然其时已有和会朱陆之说，草庐亦言之，曰问学不本于德一性一，其蔽必偏于语言训释之末。盖其时朱子书已成为猎取功名之途，故草庐特提尊德一性一与道问学之辨。然草庐言道统则曰：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朱子其利，孰为今日之贞乎。斯其所自任可知，而其终奉朱子为传统之正亦可知。

明祖开国，华夏重光，而儒运则熸。方孝孺正学之死，元气抑遏殆尽。此下明代理学，乃是一不绝如缕之局面。直俟陈献章白沙王守仁一陽一明先后迭起，而后理学大振。然白沙微近北宋之康节，一陽一明出而朱陆异同之公案复炽。王学昌行，朱学消沉，至东林始有由王返朱之意向。然东林仅从王学角度窥朱学，亦未能触及朱子学之大体系。明代朱学流衍，惟罗钦顺整庵一家，所得较深。

晚明三大儒，顾炎武亭林，始自东发厚斋上窥朱子，著为《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俨然朱子学之榘矱。然曰：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其意乃欲以古人经学替出宋明理学，终是于朱子精神有距离。黄宗羲梨洲，则欲以经史实学来变讲堂锢一习一 。讲堂锢一习一 ，正是明末王学积弊，而经史实学，则理学家中惟朱子一脉有其传。梨洲有曰：

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斯言颇近朱子。惟梨洲白负为王学传统，于此乃不自知。其时最能发挥两宋理学周张程朱之传统者，为王夫之船山。船山能一精一思，务博学，于庄老释氏书皆所深研，其为学规模极似朱子，而船山之最后宗主则为横渠。又有陆世仪桴亭，著思辨录，调和朱王，而吕用晦晚村，原本朱子四书义，宣扬民族精神，罹身后极祸。盖其时正是学术将变，群言竞兴，而尚未有定向。乃亦有专意攻击朱子者，南北各一人。在北方为颜元一习一 斋，在南方为毛奇龄大可。

一习一 斋驳斥朱子，并驳斥及于宋明理学之全部。力言礼乐事物，而不治经史，笃古而不通今。大可则自居为一陽一明学，著有《四书改错》一书，分三十二门四百五十一条，历辨朱子四书注，几于无一条不错，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而阎若璩百诗则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清初学术界，多彩多姿，异说蜂起，精神壮阔，依稀使人重睹先秦与北宋之遗风。

清廷于其时乃一意提倡宋学，并特尊朱子。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配享孔庙，续修《朱子全书》，又御纂《一性一理一精一义》。雍正二年，特以其时专治朱子学者陆陇其稼书从祀两庑。朝廷刻意崇扬于上，而学术界乃肆力反对于下。惠栋定宇专尊汉学，方朱子配享孔庙之年，乃一十六岁青年，专反宋学与朱子之戴震东原，于陆稼书从祀两庑时方两岁，而纪昀晓岚适一岁。逮此诸人年长成学，而一时风气大变，成为清代乾嘉盛世汉儒经学独行之时代。

定宇一家，三世传经，其父士奇天牧，尝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是尊汉犹不反宋。及定宇则曰：宋儒之祸，甚于秦灰。风气激变，即在惠氏一家父子之间而可见。东原初从学于一江一 永慎修，慎修极尊朱子，承朱子之《仪礼经传通解》而为《礼书纲目》，自谓欲卒成朱子之志。又为《近思录集注》，自谓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先儒之志。东原自述其学本之慎修，然其为《孟子字义疏证》，则谓程朱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是则风气激变，即在一江一 戴二人师弟子之间而亦可见。

然而此一风气，其来也骤，其去亦忽。一江一 藩郑堂得师传于惠氏，作为《汉学师承记》，初不列黎洲亭林，谓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非真知灼见者。其友非之，谓两人实启国朝经学，今为拘牵之论，何所见之不广，乃补写黄顾两人于《师承记》之末。又于其后特为《宋学渊源记》，于清初诸臣自号述朱，获朝廷一宠一 眷，显贵一时者皆不列。陆稼书特邀从祀之典，亦不列。即王懋竑白田，以毕生一精一力为《朱子年谱》一书，考据极一精一审，因其尊朱，亦不列。其书所列，或处下位，或伏田间，声闻不广，姓氏将湮，殆多无足轻重。一江一 氏此书，固不足重，而其风之变则可见。

阮元芸台，乃东原私淑，一意尊汉排宋。然其晚年在粤，推誉陈建清澜《学蔀通辨》，谓其学博识高，为三百年来之崇议。又谓朱子中年讲理，固已一精一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一江一 郑堂《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有其书，而阮纂《清经解》顾不收，此其意态之变亦可知。

又汪中容甫好诋宋儒，其子喜孙孟慈，乃谓皆出凌廷堪次仲之所诬谰。至如章学诚实斋，谓东原戒人以凿空言理，其学实自朱子，而丑贬朱子，斥其谬妄。方东树植之，在阮芸台幕中著为《汉学商兑》，谓当时诸儒于诸经注疏实未尝详玩，客气好事，矫异矜名。非惟不能入宋儒之室，亦断未能若唐贤之真实。其后陈澧兰甫，乃力主教人读注疏，著为《东塾读书记》十五卷，特立朱子一卷。谓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谓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又曰：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学者不能兼，则不若专意于其近者。近者即指宋学义理。陈氏为学，乃有闻于阮氏在粤之风教而起。然而其变则速于置邮而传命。故所谓乾嘉经学，亦仅止于乾嘉一时而止。道咸以下，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风气已变，早不是乾嘉。

在乾嘉时，坚立汉宋壁垒，深斥宋儒，亦由有激而起。其上则激于清廷之尊朱，其下则激于媚清以求显达者，群奉朱子为正学而严斥陆王。清廷屡兴文字大狱，实使在野学者深抱反抗心理，不得已而于故纸堆中争意气。惟激而过偏，人心易倦。惜未有大儒继起，使其变而一归于正。继此乃有主张变法之公羊学兴起，此亦有激而来。而今古文之争，遂使清儒经学随清政权而俱亡。民国以来，读书博古之风已息，言学者仅知有清儒，于清儒中仅知有乾嘉，于乾嘉学中仅知有考据。乾嘉以前如梨洲亭林，乾嘉以后如实斋兰甫，其学之通博，已皆不能深知。又不喜言义理思想，其意若谓义理思想尽在西方，故仅求以乾嘉考据来重新估定传统上一切价值。侈言先秦诸子，亦借以为蹈瑕抵隙之助。孔子尚务求打倒，更何论于程朱？而朱子博通之学，其规模之大，条理之密，亦更不易为近代学人所了解。

（三十二）研究朱子学之方法

以上略述朱子学之流衍，以下当再略述研究朱子学之方法，以终斯篇。

朱子读书多，著书多，所著书中所牵涉之问题多，此三多，为古今诸儒所莫逮。故治朱子学而求能尽其条理，得其会通，事大不易。今言研究朱子学之方法，则莫如即依朱子所以教人读书为学之方，以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学。

朱子教人读书，必以熟读其人之本书正文为主。如读《论语》，古今说《论语》者何限，而读《论语》者，自必以《论语》本书正文为主。其他诸说，则仅能作参考，不能作正主。至于舍却本书正文，不务参考旁求，而仅主自创己见，其事乃更为朱子所力戒。朱子距今八百年，衡评及于朱子之学者，何止数百家。或尊或斥，其间相去，有如霄壤。今于此数百家异说之外，更创一说，亦不因而见多。默尔而息，不再创说，亦不因而见少。若欲求明朱子学之真相，则莫如返求之朱子之书。多所涉猎于述朱诤朱之间，而于朱子本人之书不一精一不熟，势将泛滥而无归，亦如治丝之益纷。

朱子书，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其著述书，最为后世传诵者，如《四书集注章句》，《易本义》，《诗集传》，《近思录》之类。又一为其《文集》与《语类》，《文集》一百卷，又续集再续集各二十卷。《语类》亦一百四十卷。此两百八十卷书，后人能首尾循览终卷者殊不多。然若专读其著述书，而不读其《文集》与《语类》，则如朱子教人常云吃馒头仅撮一尖，终不得馒头之真味。本人为《朱子新学案》，于其《文集》《语类》两百八十卷书，逐篇逐条均经细读，乃见朱子著述各书，其一精一义所在，其余义所及，多为只读各书所未易寻索者。又见朱子为学之会通处，有在其各种著述之上之外者。乃知不读《文集》《语类》，即无以通朱子之学。

除理学家外，率多鄙视语录。一则谓此体袭自禅宗，一则谓既非语者亲笔，录者容有误记。即在理学家中如二程，常戒来学者勿只重听说话。在其门人中，亦有疑他人记录有误，不加重视者。然朱子则极不以为然。朱子深究二程之学，即从语录参入。固亦有疑其门人误记处。然苟无语录，试问二程之学，又将于何处窥寻。

朱子之殁，其门人竞出平日所记加以刊布，黄幹直卿序之日：

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

然又曰：

先生之著书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备矣。师生函文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一精一。读之竦然如侍燕间，承謦欬也。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

又李一性一传成之序曰：

池录之行，文肃黄公直卿既为之序。其后书与伯兄，乃殊不满意。且谓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一性一传谓记者易差，自昔而然。和靖称伊川之语曰：某在，何必观此书？文公先生则曰：伊川亡，则不可以不观。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拄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非特此也，先生平日论事甚众，规恢其一也。至其暮年，乃谓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非语录所载，后人安得而知之。

伯兄谓李心传微之。直卿虽有不满《语类》之意，成之所云可谓正论。如《论》《孟》集注成于朱子四十八岁，此后二十余年递有改易，其最后所定，固是观今本而可知。然其二十余年中不断改定之曲折层次，则幸有《语类》可资钩稽，此一性一传所谓当以语为助也。又如《易本义》成稿后即未有改定，而《语类》论《易》，多有在本义后与本义异者，此一性一传所谓当以语为是也。

抑且著书作文与对面言谈自有不同。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学者千里从师，不以读其书为足，必以见其人为快。不仅可以质疑问难，亦必有闻其所未闻者。《朱子语类》，尤与其他理学家之语录不同。理学家语录，大率多谈一性一理，《朱子语类》，则上自天地之所以高厚，下至一物之微，几于无所不谈。今《语类》一百四十卷中，轶出于其著书范围者甚多。一性一传指其言规恢一端，诚如沧海之一粟而已。直卿重其师之著述，而轻其同门之所记录，窃恐将使后人无以真得朱子学之大精神所在。直卿之言曰：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斯可谓直卿对《语类》一书价值最恰当之评论。

袁桷清容有言，朱子门人当宝庆绍定时，不敢以师之所传为别录，以黄公勉斋在也。勉斋既没，夸多务广，《语录》《语类》争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窃谓此说亦颇易启后人对《语类》之误会。朱陆之争，朱子贻书友好，常嘱勿传布，恐多增纷呶。其随时面告门人，亦必戒其勿多宣扬。并屡以集两家之长，补自己之短为训。然两家之有争论，则为不可掩之事实。直卿《朱子行状》有曰：

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一习一 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一性一。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奢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

此其斥陆学，可谓辞严义正。又为书《朱子行状》后有曰：

流俗之论，以为前辈不必深抑，异说不必力排。称述之辞，似失之过。孔孟诸贤，至谓孔子贤于尧舜，岂以抑尧舜为嫌乎？孟子辟杨墨而比之禽一兽 ，卫道岂可以不严？夫子尝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鲜矣，甚矣圣贤之难知也。知不知，不足为先生损益，然使圣贤之道不明，异端之说滋炽，是则愚之所惧，而不容于不辨。

此处言异端，正指陆学。直卿方以尊师斥陆为不容己之辩，乌有如清容之所云。

抑且《语类》中直指二程解经误失，不下三四百条以上，其驳正二程之自立说者亦复不少。其于程门诸儒之走失师传，更多指摘。此皆不见于《文集》及著述中。文集著述发明大义，其与门弟子之谈说，则转多微言。若置《语类》不读，岂能得此曲折细微之所在。

惟读《文集》《语类》，有一点最当注意者，即为《文集》各篇《语类》各条之年代先后。《文集》起自朱子二十余岁，先后共历四十余年。《语类》起自朱子四十余岁，先后共历二十余年。其间多有明白年代可据，亦有可推勘而得。亦有虽不能得其确年，而可断定其在某年上下数年之内者。朱子历年思想见解之递转而递进，与夫其言辨考索之愈后而愈密，皆可由此觇之。其间容有记录错失，然果错纵以求，会合而观，亦将无所遁形。惟如吴坚所云：但涉猎乎《语录》，而不玩味于成书，几乎而不为入耳出口之资，此则亦所当戒。

清儒朱泽沄止泉论《朱子语类》极为有见，兹录其语如下。

语类一书，晚年一精一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一精一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欬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在当日诸门人，前后各得一说，彼此各闻一义，而后人读之，反聚前后彼此之各闻者，汇萃参伍，这处那处，表里始终，真有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渐进渐高远之妙。是安可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

此最为能道出《语类》价值所在。盖《语类》乃是朱子五十后晚年学问思想所荟萃，而又随问流露，活泼生动，委悉详备。《语类》之在朱学全部系统中，正如画龙点睛，使人读之，有破壁飞去之感。朱子之精神笑貌，毕寓于此，千年如会于一堂，众闻悉归之一己，较之亲炙，亦何多逊。治朱学而期于深山之得宝，则《语类》一书，断不可忽。本书所收材料，以《文集》《语类》为主。属晚年者，则更以《语类》为多。至于朱子之著述，有待学者循书寻索，首尾备究。本书所引，力求简省。即《四书集注章句》，亦复如此。学者幸勿以本书不多引及而忽之。

惟有一事最当提及者，门户之见，实为治朱学者一绝大之障蔽。明程敏正《篁墩著道》一编，证朱陆两家之始异而终同。王一陽一明《朱子晚年定论》继之。其说之非，同时罗钦顺整庵已疑之。此后陈清澜《学蔀通辨》对王说力肆诋辩。此下言朱学者则必称清澜之书。然朱子成学在晤象山以前，其为学自有根抵与其独特之精神所在，初不为针对象山而发。今于学术大范围之内，单划出理学一小圈，又于理学一小圈之内，专钩出朱陆异同一线，乃于此一条线上进退争持。治陆王学者，谓朱子晚年思想转同于陆，此犹足为陆学张目。治朱子学者，仅证得朱子晚年并无折从于陆之痕迹，岂朱子学之价值固即在是乎？孙承泽著《考正晚年定论》，谓朱子四十五以后，实无一言合于陆氏，亦无一字涉于自悔。李绂穆堂又著《朱子晚年全论》，谓尽录朱子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论学之语见于《文集》者一字不遗，共得三百七十余篇，其言无不合于陆子。同时王白田辑《朱子切要语》，陈兰甫讥之，谓其书专为排陆王而作。而夏炘心伯论穆堂《晚年全论》不过为《学蔀通辨》报仇。此等诚是学术界一大可骇怪之事。治陆王学者以陆王为中心，而治朱学者则以反陆王为中心。孟子有言，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一若朱子之得列为圣学，亦只为其能与象山持异。窃谓朱学之晦而不彰，有四大害。其一害于科举之陋儒，志在名位，不在学术。其二被祸于清帝王之表扬，与夫承望恩泽之一辈伪学者之希旨而邀一宠一 。然此二者，尚皆在学术之外。其三更甚者，则为治朱学而专务于争门户，一若只于陆王之反面求之，即为朱子一精一旨所在，此则尤为治朱学之绝大障蔽。

而又有第四害，自有朱子，理学大盛，道家固已不振，而释氏禅宗亦如强一弩一之末，更不能与理学相争衡。于是诤朱反朱者，乃亦只限于儒者与理学之一大传统之内，更无超出于此以起与朱子持异者，此尤为朱子学不能大发明大振起之一大障蔽。今则西学东传，国内学术思想界又引起一激动，或者朱子学转有复兴重光之机，此则为本书著者所深望。

黄梨洲为《明儒学案》，其书阐扬王学，颇见一精一彩。晚年有意为《宋元学案》，既非夙所究心，殊难胜任愉快。其子百家主一承其家学，以王学余绪衡量两宋，宜于不得要领。全祖望谢山本于理学寝馈不深，又濡染于李穆堂之偏见，其修补黄氏父子之《宋元学案》，所费工力甚为深博，然于平章学术，考镜得失，则多有偏阿。于陆学则每致回护，涉及朱学，则必加纠弹。其语散见，不易觉察。治理学者每先窥此书，凭之入门，而不知其已引导入于歧途。非惟不足升堂奥，亦将无以窥门墙。本学案多引朱子原书，颇少牵引他说。惟黄全《学案》乃学者所必治，虽不能一一加以驳正，然于紧要处亦偶有提及。读者举一反三，可知本书与黄全《学案》着眼不同，持论有别。然亦并不专在朱陆异同一问题上立意，则深望读者之加察。

学案旧例，仅是散摘诸条，略加评案，易使读者如看格言集，或读相驳书，几如理学家言非属教训，即系辨诘。学术气味不免冲淡，思想条理更难体究。使人对理学诸家易生厌倦。在理学盛时，其病尚不易显。今值理学已衰，学案旧体例急待改进。本书多分篇章，各成条贯，使人每读一条，易于了解其在一家思想全体系中之地位与意义。分而读之，固可各见其有然。合而思之，乃可尽见其所以然。自可知一家学术，必有其根抵所在，与其精神所寄。固不轻为教训，亦非专务辨诘。因名本书为《新学案》，亦只指其体例言，非敢标新而立异，以期哗众而取一宠一 。学者其谅之。

学者初看理学家语录，每易感其枯燥。学案中又加以摘录，则枯燥之病益见。本书钞撮朱子《文集》《语类》，每不厌其繁，又不厌其重复，有一义而辗转引述至十数条数十条之多。并亦一仍原文，不轻删削。期使读者低徊循诵，反复思绎，得其浸灌膏泽之润，达于欢畅洋溢之趣。抑且朱子书繁重难读，尝一脔知鼎味，此一脔则必求其味之腴者，乃可使人虽不见鼎而无憾。斯亦求读者之谅察。

治一家之学，必当于其大传统处求，又必当于其大背景中求。本书采录朱子所言，止于组织条理，读者自可因文见义，不烦多所阐申，此亦窃师朱子教人解经注书之遗意。惟作者私人仰止赞叹之情，则亦时有不能已于默者。嘤鸣之求，理宜有此，读者当不以煖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而加以菲薄。其他苟有所发挥，则胥于大传统处，大背景中，稍作指点，使读者于传统中见朱子之创辟，于背景中见朱子之孤往。

知人论世，自古所贵。治朱子学，则必求明朱子其人及其时代。自昔有《朱子年谱》，始作者为其门人李方子果斋，然原本已不传。此下有明儒李默古冲，清儒洪璟去芜，递有所作。其最后最著者，则为王白田本。其书经二十余年四易稿而后定，较之李洪两谱，所胜实多。然白田《年谱》用力虽勤，而识解容有未透，又不脱门户之见，亦未能窥朱子学之深邃，其同时友好朱止泉曾贻书力辨，而白田未能接受。夏心伯著《述朱质疑》十六卷，于白田《年谱》颇多纠正。然王夏两氏，姑不论其于朱子学术大体未能深窥，即就考订事迹言，亦尚不免各有疏失。本书因治朱学者必读王谱，故于其书亦多驳正，而兼及于夏氏书。此亦犹如驳正黄全《学案》，皆不得置而不谈，非欲泛滥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