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调大都由曲调转化而来，因此，词调的类别也依曲调的类别划分，即词调的分类关键在音乐而不是文辞。词调历来大概有两种分法，第一种按乐器有异，分为法曲、大曲、慢曲三种；第二种按均拍不同，分为法曲、大曲、慢曲、引、近、缠令、诸宫调、序子、三台九类。有人可能会提问，为什么这两种分类方法中，会出现相同的种类？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历史上对于曲调的分法大致有哪些。《唐六典》分唐燕乐乐曲为大曲、次曲和小曲三类。唐代崔令钦《教坊记》的曲名表有“曲名”与“大曲名”，也就是大曲与杂曲两类。《宋史•乐志》分为大曲、曲破、琵琶独弹曲破、小曲以及因旧曲造新声者五类。宋代戴埴《鼠璞》则分为大曲、小曲两类。宋代张炎在《词源•音谱》中，分为法曲、大曲、慢曲三类。《词源•拍眼》篇又分为法曲、大曲、慢曲、引、近、缠令、诸宫调、序子、三台九类。
这些分类所取角度不同，但也有可归并处。法曲与大曲体制相同，而曲破原为大曲的组成部分，因此二者可以归并为大曲一类。慢曲与引、近通称“小唱”，可以归入小曲或杂曲一类。缠令、诸宫调、序子等则为金元曲体，且极少转为词调。与唐宋词密切相关的，主要仍是大曲与杂曲两类。大曲以外的单支曲，统称为曲子或杂曲子，又被称为“小唱”、“清音”、“细乐”。《词源•音谱》：“惟慢曲、引、近则不同，名曰小唱。”这些小唱因音乐和体段不同，分令、引、近、慢诸体。《碧鸡漫志》卷三：“凡大曲，就本宫调制引、序、慢、近、令，盖度曲者常态。”这些诸体都是大曲中某些乐段的名称，一套大曲往往兼备众体。当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区别在于音乐而非文辞。
通过以上分析，大家可能对这几个类别有点熟悉了。的确，在前面词的分类中，我们也提到过类似的名称。其实，词调作为词的一部分，其分法自然与词有重叠处。不过，这里的令并不是前面我们说的，明清时期依据字数划分的小令。它仅是一种词调类别，无特定字数限制，如《六么令》九十六字，《胜州令》二百一十五字。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大曲、法曲、曲破、令、引、近、慢诸体，因为它们与词调的关系更加密切。
一、大曲
关于大曲，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简要的说明。现在详细给大家说说，大曲究竟为何物。其实，大曲说白了，就是大型歌舞曲，有点类似于现今的《云南印象》之类的歌舞曲。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曲是汉代相和大曲，其渊源与商周以来的大型乐舞有关。
大曲在唐代达到了鼎盛，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水平高。唐宋时代的大曲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曲子组成，一套大曲往往多至十余段甚至三十余段，体制宏大，结构复杂。《梦溪笔谈》卷五：“元稹《连昌宫调》有‘逡巡大遍《凉州》彻’。所谓大遍者，有序、引、歌、歙、嗺、哨、催、攧、衮、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凡数十解。”《碧鸡漫志》卷三：“凡大曲有散序，靸、派遍、攧、正攧、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拍、杀衮，始成一曲，谓之大遍。而《凉州》排遍，予曾见一本，有二十四段。”可见当时大曲的体制如何恢弘。
唐时大曲，《教坊记》曲名表列四十六曲。其中好多是唐代诗人一再吟咏的歌舞名曲，如《绿要》、《凉州》、《薄媚》、《伊州》、《甘州》、《霓裳》、《雨霖铃》、《柘枝》、《回波乐》等。宋代大曲，《宋史•乐志》谓“宋初置教坊，所奏凡十八调，四十大曲”。一套大曲，开头部分是器乐曲，中间和末段有些是舞曲；配合歌词，作为歌曲的仅是大曲中的一部分。
从前面词调的来源分析中，我们得知，很多词调来源于大曲。有的来自大曲的开头，有的来自中间，也有的截至尾部，既然如此，那么词调按音乐分，有大曲一类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法曲
法曲又名法乐，最开始见于东晋《法显传》，因用于佛教法会，融合佛门、道门曲而得名，故称法曲或法乐。由于它的曲调和所用乐器方面接近汉族的清乐系统，比较优雅一些，因此也称为清雅大曲。法曲属于大曲的一部分，尽管在音乐上存在差别，但体制结构还是大致相同的。唐代白居易在《江南遇天宝乐叟》诗中提到：“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可见法曲当时主要流行于皇室。
唐代法曲也有歌词，但传世的很少。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霓裳》曲，今教坊尚能作其声，其舞则废而不传矣。人间又有《望瀛洲》、《献仙音》二曲，云此其遗声也。”
三、曲破
曲破是大曲入破后的部分。它将一部大曲破开，用其中的一遍演为歌舞，大都是大曲中最为紧张精彩的部分，因此通常将曲破独弹独奏。后《宋史•乐志》将曲破与琵琶独弹曲破单独列为一类，从大曲中分出。以这种曲破入词，就同普通曲子无异，也可以归入杂曲小唱一类。
将曲破这个精彩的部分摘出来单独演奏，谓之“摘遍”。前面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了解释，此处不再多说。宋代赵以夫有《薄媚摘遍》、晏几道有《泛清波摘遍》、周邦彦有《熙州摘遍》等。这些用作词调的摘遍虽因大曲解体消亡了，但因其为独立的曲子，故仍为后人所知。
四、令
令又称小令、歌令、令曲、令章。将词曲称为令，可能是出于唐代宴席间所行的酒令，是唐代酒宴之中演唱的歌辞韵语。既然是为了助兴，那么这些词必然艳丽婉约，且文人们为了各显才能，自然不甘于囿于旧有的规定，不断创新，也促进了令的发展。令一般短小精悍，节奏较快，且无需每句都押韵。其中有些属于急曲子，与节奏散缓的慢曲子不同。令的盛行在五代时期，发展在北宋，之后其创作也越来越被人尊崇。
清人毛先舒将五十八字以内的词调成为小令，是属于后人的做法。其实，令词虽大都出于时调小曲，但也有部分出于大曲。如《婆罗门令》出于《婆罗门》，《甘州令》出于大曲《甘州》，等等。出于大曲的令词，不少调长字多，与普通小令是有区别的。如柳永《甘州令》七十八字、《婆罗门令》八十六字、欧阳修《梁州令》一百零五字、《六么令》九十四字、《采莲令》九十一字，等等。这些令词就字数而言，几乎都可归之长调。但它们仍是令词而非慢曲，就在于其节奏欢快。当然，也有的令词另有同名慢曲，如柳永《浪淘沙令》，另有《浪淘沙慢》等。这些令曲与同名慢曲相比显然字少调短，不过也有例外，如《高丽史•乐志》所载的《献天寿慢》与《献天寿令》相比，即是令词长于慢曲。
令作为词曲重要的种类，也经过了历史的陶冶，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初期的令词由于其精炼含蓄的形式特征，颇得大家的喜爱。唐五代和宋初时期为令词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代表有林逋、晏殊等。这一时期的令词作者，大多咏物酬唱，伤离念远。到了北宋中期，令词开始从芜鄙之气向文雅化、精致化的方向发展，在用词上多采用日常用语，更加注重音乐声律，代表词人有晏几道、欧阳修、李清照等。此后，令词经过了主题、表达方式多样化的提高阶段。在题材上，令词除了引进“颂圣”之类颇具时代感的题材外，还对传统的艳情题材进行了改造，力求表达含蓄深刻。
五、引
引、近介于令、慢之间，常常被理解为中等篇幅的词调，本是古代乐曲的一种名称。宋人创作手法中有摊破唐五代小令的，蔓延其声，制成新曲，谓之“引”。引体字数不多，篇幅短小，句式方整，主要从琴曲、大曲、摊破和导引曲中来。但引体绝大多数来自大曲，如《柘枝引》、《婆罗门引》、《望云涯引》、《石州引》等。
以引命名是引体的典型代表，调名明确标有引的词调约有四十个，最短的为南宋陈与义的《法驾导引》，三十字；其次为北宋苏轼的《华清引》，四十五字。最长的为南宋杨万里的《归去来兮引》，三百九十九字；创作最多的引体词调为北宋范祖禹的《导引》，共九十七首，存词调三十六个。
引体受令的风格影响颇深，发展到南宋，词调篇幅普遍变长，也更适合抒发词人的内心胸怀。
六、近
近，又称近拍，与令、引、慢的区别在于音乐体制与节奏的不同。王易《词曲史》中说：“谓近于入破，将起拍也。故凡近词皆句短韵密而音长。”近，是慢曲以后，入破之前，在由慢渐快部分所用的曲调。其句短，韵密，音长，调慢，比慢曲短，节奏或用散板，或用加增板或不加增板的一板三眼。由此可见，近介于慢曲之后，令调之前，其节奏和风格也介于慢曲和令曲之间。
近词词调共存二十多个，宋代共存以近为名的词四百多首。其中最短的为《好事近》，双调四十五字；最长的为袁去华《剑器近》，双调九十六字。近与引两类曲调，由于其长短、字数大都介于令与慢词之间，后来被视为中调。其实引与近在大曲中出于不同的乐段，而且节拍也有区别，所以在宋代时将二者加以分开，不容相混。
七、慢
慢体的兴起，可溯源到唐代。王灼《碧鸡慢志》卷五中认为，唐中就开始有了慢曲子。慢，是慢曲子的简称，与急曲子相对而言。大曲中的慢曲子，又称为“慢遍”。大曲的中序部分各遍叠大都是慢曲。慢曲从产生到发展成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现存最早的唐代曲谱《敦煌琵琶谱》中，表明慢曲子的有七调，例如《又慢曲子西江月》、《慢曲子心事子》等。
《词谱》卷一〇中说：“盖调长声缓，即古曼声之意也。”歌声延长，自然就唱得迟缓了。宋代是慢曲创作的高峰阶段。由于这种题材更能适合人们对生活的唱诵、情感的抒发，因此创作较多。慢词一般分为两片，甚至三叠、四叠更为复杂的结构，由于其旋律增多且延长，为了与之配合，故字数也长短不一，多寡不等。
虽然慢词一般字多调长，但不能反过来说凡长调都是慢曲，急曲子中调长字多的也不少，同时有些短调也可能是慢曲。例如，《太平年慢》双片四十五字，论字数应属于小令，但论曲拍则是慢曲。
由此可见，词调种类与古时乐曲密切相关，不但以各种形式出自大曲，甚至有些令、引、近、慢也出自同一大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