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书中，以词选出现的最早。现有的词选，从最早的《花间集》，一直到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宋词三百首》，种类繁多，总数也不下数十种。很多作家的词因为载入了词选而流传至今，即便是名家的词，也往往因选入了词选而流传更广，影响更大。
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对前代或当代作品的选录而提出见解，引领风气。尤其是清代词史，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一定的词选有关。比如浙西词派之《词综》，常州词派之《词选》，更是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由于时代的不同，各个朝代在编选词时，选家的动机和标准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在读词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唐末宋初的词选，大多作为声情并茂的唱本而出现。如龙榆生所言：“宋人编纂词集或选集歌词，皆以便于歌唱为主，乐章流播歌者之口。”例如《花间集》，又叫《家宴集》，可见是为了宴会歌舞时准备的。欧阳修在《花间集序》中就明确指出其主要作用是为了应歌。其他诸如《金奁集》、《云遥集》、《尊前集》，等等，其编排方式都说明了它们是一些音乐歌曲集。而南宋的《草堂诗余》，虽然按照春夏秋冬分类，以四时景致、天文、地理、植物等分编，但目的也是为了方便歌者取用，只是开始专注文藻了。
到了宋后期，选本开始为了词而选词，侧重点不再是音乐。但是这个时候又容易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及选家个人的喜好。例如《乐府雅词》，之所以是“雅”，主要是受到当时柳永等发起的复“雅”运动，因此《乐府雅词》专挑他们所谓的雅词。又如《绝妙好词》，因周密本人比较喜好密丽的文风，因此在选词的时候，姜夔、吴文英的词入选比较多。
清人所选的词，朱彝尊的《词综》要求太宽，其特点为“主调备者，则不计其工拙；取人多者，则不论其雅俗”。张惠言的《词选》要求又太严格，周济的《宋四家词选》选词又太偏，只有《宋词三百首》还比较公允。
词选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乐府雅词》、《阳春白雪》、《花庵绝妙词选》、《绝妙好词》、《词综》、《词选》、《宋四家词选》、《词辩》、《宋词三百首》等。限于篇幅原因，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以下几种：
一、《花间集》
《花间集》在宋代被认为是“倚声填词之祖”，它和《草堂诗余》在明朝的时候，同是学词的入门之书。在敦煌本《云谣集杂曲子》发现之前，《花间集》被认为是最早的词选集。
《花间集》为五代西蜀赵崇祚所编，共十卷，每卷五十首，收录了自晚唐至五代的温庭筠、韦庄、皇甫松、牛峤、孙光宪等十八位词家的五百首作品。十八位词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三位与蜀无涉外，其余十五位皆活跃于五代十国的后蜀。他们是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顾敻、牛希济、欧阳炯、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且除了温庭筠、皇甫松、韦庄早年亡，薛昭蕴、牛峤、张泌生卒年不详外，其余十二人在编此书时都还活着。
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其内容多描绘女性生活和风花雪月的男女恋情，喜好以女子的口吻抒发感情，这样类型的词作约占三分之二，因此总体说来文辞华丽，风格倾向于香软绮靡，被称为艳情之作。
在晚唐五代，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文人对情、对婉约美喜好的表露更加明显，也就造成了“词为艳科”的结果。
《四库总目》称此书：“诗余体变自唐，而盛行于五代，自宋以后，体制益繁，选录益众。而溯源星宿，当以此集为最古。唐末名家词曲，俱赖以仅存。”的确，这十八位词家的作品大多因为《花间集》而得以保存。
虽然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花间集》格调不高，题材狭窄，感慨不深，且对后世词的创作有着深远却不利的影响，但《花间集》在词史上却是一块里程碑。它标志着词体已正式登上文坛，我国第一个词派— —花间派正式诞生。它在词调创制、题材运用以及诗词分道上，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草堂诗余》
《草堂诗余》是一部由南宋何士信编辑的词选，其中词作以宋词为主，兼收一小部分唐五代词。录词最多的五位词人依次为周邦彦（四十六首）、苏轼（二十二首）、柳永（十七首）、秦观（十六首）、康与之（十一首），而作为雅词代表的姜夔则无一选入。
为什么叫“诗余”？有人认为“诗余”是指“诗人之余事”，即作词要求典雅纯正，避用艳丽的辞藻、婉约的内容、粗俗的格调，及诗的清空雅正语言及风格，故称词为诗余。
《草堂诗余》前集上卷选词九十九首，下卷九十七首，后集上卷八十五首，下卷八十六首。其中注明“新添”者前集卷上三十一首，卷下二十二首。后集卷上十三首，卷下十一首。注“新增”者，前集卷上二首，卷下二首，后集只卷下有十七首。
全书合计三百六十七首。由此可知，全书分三期编集增添而成。其所录词以传统的婉约词为主，雅俗共赏，并不看重豪放派和清空派词。它分类编次，有笺注，后附词话，并且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即闽派特色。因此，这部词选在清代受到推崇姜夔的浙西词派非难，认为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词选本，从而演变为一桩公案。
不过，《草堂诗余》在明代被广泛接受，其繁盛流行情况绝非其他词选可以媲美。当时的书商刻者竞相刊刻《草堂诗余》，许多文人才子如杨慎、李攀龙、唐顺之、钱允治等纷纷为其评注、校笺、作序、题跋。明人为《草堂诗余》所作的众多序跋及评点，内容丰富，颇成体系，从这些批评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明人词学批评标准和审美意识。
张师绎在《合刻花间草堂序》中说：“天下无无情之人，则无无情之诗。情之所钟，正在吾辈，然非直吾辈也。夫子删诗，裁赢三百，周召二南厥为风始，彼所谓房中之乐，床笫之言耳。推而广之，江滨之游女，陌上之狂童，桑中之私奔，东门之密约，情实为之，圣人宁推波而助之澜？盖直寄焉。以情还情，以旁行之情还正行之情，要其指归，有情吻合于无情，斯已而已矣。”他明确地为宣情正名，可见，明人在论词的时候，非常注重词的抒情性。他们将抒情的优劣作为品评词作高下的重要标准。在杨慎、李攀龙、沈际飞等人的《草堂诗余》评点中，到处可见他们对抒发真情实感的词作的赞赏。
《草堂诗余》里选录的不乏名家，又多录小家；不乏丽句，又间有俗语。其体例独特，雅俗共赏，题材广泛。《草堂诗余》所录的一些俗作，不光小家有之，大家名下亦有之，如周邦彦就有一首《风流子》。但其中入选的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名篇也着实不少，如李璟《摊破浣溪沙》（手把真珠上玉钩）、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数不胜数。它们好懂易诵，声律婉协，情感真挚，语词优美，无不是妙手偶得之作。
三、《乐府雅词》
《乐府雅词》是中国今存最早的一部宋人选编的宋词总集。宋代曾慥造辑，分上、中、下三卷，《拾遗》上、下两卷，编定于绍兴十六年（1146年）。正集共选录词家三十四位，词作七百五十六首，以欧阳修入选词作最多，共七十三首。《拾遗》选录有十六家，共五十家，均是宋人，未选唐、五代词。《乐府雅词》在宋、元、明各代很少流传，目前所见最早的本子是明末清初的旧抄本。《乐府雅词》的目次首为转踏，次为大曲，然后均为雅词。大曲部分为词乐、词体研究保存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这是其他词选所不能及的。
《乐府雅词》的编选意图旨在崇雅反俗，编者自序说：“予所藏名公长短句，裒合成篇，或后或先，非有诠次，多是一家，难分优劣。渉谐谑则去之，名曰‘乐府雅词’。九重传出，以冠于篇首，诸公转踏次之。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凡三十有四家，虽女流亦不废。此外，又有百余阕，平日脍炙人口，咸不知姓名，则类于卷末，以俟询访，标目‘拾遗’云。”
南宋以后，主张典雅的词人反对柳永、周邦彦词的“软媚”，故柳永、晏殊、晏几道、秦观等人的词未入选；欧阳修的某些艳词，也被视为“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书中不选苏轼词，并非苏轼词不合“雅词”标准，因其另编有《东坡词》、《东坡词拾遗》。
四、《花庵词选》
此书由南宋黄升编。今存《花庵词选》共二十卷，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称《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共十卷，始于李白，终于北宋王昴，选唐五代北宋时期一百三十四家词，附方外、闺秀各一卷；后一部分称《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亦十卷，始于康与之，终于洪蚡，选宋室南渡以后八十八家，末附黄升本人词三十八首，共七百五十余首。
书中所选各家均系以字号、里贯，每首下亦间附评语。这两部分在南宋以至明代的刻本中大都是分别成书、各自刊行的，可见原系两个独立的本子，并无统一的名称。
黄升《花庵词选•自序》云：“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知之而未见，见之而未尽者，不胜算也。”
可知其意是打算继承《花间集》、《乐府雅词》之后，将各朝各代的词作汇总起来，形成一编。《花庵词选》所选各家并非“平分秋色”，即每家都录三四首，而是对各个时期的名家、大家不限数量，大胆选录，并且选词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如《花庵词选》录陆游词二十三首，辛弃疾词四十八首，刘克庄词四十首。
其次，《花庵词选》有自己的合乎历史潮流的词学宗旨，这也是它选词得以存史的重要条件。《花庵词选》去取谨严，词作两宋都选，它虽然尚雅，却并不一概排斥侧艳或近俗之作。正因为如此，很多作品都因为被它选录而存世。而且，黄升对其所选部分词作进行了精当地评论，遂成一家之言，足资参考。
第三，《花庵词选》在编排上有一条明确的时代发展线索贯串其间。其第一部分，前十卷中，第一卷标“唐词”，第二卷以下均标“宋词”，除卷九录方外词人、卷十录女性词人没有遵循惯例外，二至八卷所录北宋词人大都按照年代先后编排；而第二部分，后十卷录入的南宋词人也都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这显然跟编选者的“选词以存史”的意图分不开。
当然，《花庵词选》也并非篇篇皆善；词论家历来褒贬不一。《四库全书•花庵词选提要》说它：“搜罗颇广”；《福建通志》亦云：“升本工词，极精于持择”，“去取亦特为谨严”。
五、《绝妙好词》
《绝妙好词》由南宋周密编选，共七卷，收词三百九十首（今残缺施岳的六首），始自张孝祥，终于仇远，共一百三十二家，约成书于元初。除周密本人录二十二首为第一外，以下分别为吴文英十六首，姜夔、李莱老各十三首，李彭老、施岳各十二首（今传本施岳佚六首），王沂孙、史达祖、卢祖皋各十首。他们都是南宋词坛上以婉约词著称的词人。对那些当时不名于世的词人词作，只要词风醇雅，也选取一二首。它是我国最早的断代词选之一，并且具有鲜明的流派特色，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绝妙好词》以姜夔为宗，“醇雅清空”，其选词也以此为最高境界，注重词本身的音节辞藻之美，所以只录清丽婉约、优美精巧的词作。尽管也收录豪放派词人的作品，但皆取其婉约、雅正之作，所选之词皆美轮美奂，绵逸妙曼。周密本人学问渊雅，修养博雅，素有雅志，作词主张“靡丽不失为国风之正，闲雅不失为骚雅之赋”，工雅自然成为他选词的基本标准。对于辛派词人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他认为词风非雅，不予收录。书中还选录了许多不见史传的宋末词人作品，为研究宋词风格、流派的演变发展提供了参考资料。它的问世反映了当时词坛的风尚与选编者周密的艺术追求。
《绝妙好词》选录标准偏重于格律形式，讲究声韵格律和锻字炼字，重视词的艺术以及词的内在意趣和韵味。编排上以词家为经、以时代先后为顺序，体例严整。
《绝妙好词笺》厉鹗序云：“曾端伯《乐府雅词》、黄叔旸《花庵词选》皆让其精粹，盖词家之准的也。”清《四库提要》称周密《绝妙好词》：“去取谨严，在曾慥《乐府雅词》、黄升《花庵词选》之上。”而张炎对《绝妙好词》更是称誉颇高，认为“近代词人用功者多，如《阳春白雪》，如《绝妙好词》，亦自可观”。
当然，由于南宋婉约、格律词的创作题材仍过于狭窄，《绝妙好词》除部分作品以外，大量作品只在“莺莺燕燕”的圈子里打转，题材狭小，音律、章法因循守旧，不免落入俗套。
六、《词选》
《词选》是张氏兄弟嘉庆初年在歙县馆于金家授课时所编的词学教材。此书编于嘉庆二年（1797年），共选录了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张惠言有感于浙派词的题材狭窄，内容枯寂，为阐明自己的词学思想，写下了著名的《词选序》。他在《词选序》中论及许多词学理论的问题，被后世遵为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
与以往的词选本相比，《词选》最大的特色是选词标准的思想性要求，即以“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为选词标准。正如施蛰存先生所指出的：“自《花间集》以来，词之选本多矣，然未有以思想内容为选取标准，更未有以比兴之有无为取舍者，此张氏《词选》之所以为独异也。其书既出，词家耳目为之一新。”《词选》以“比兴寄托”为选编标准，给词坛带来强烈的震撼，对改变词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词选》出，常州词格为之一变，故嘉庆以后，与雍乾间判若两途也”。常州词派的后继者出于宗派和现实的需要，对《词选》又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意义。张氏《词选序》的论述被不断引申发挥，《词选》的作用也日益扩大。
但是，张惠言强调的“比兴寄托”在应用上也有片面性，例如在论说温庭筠、韦庄和欧阳修的一些艳词的时候，片面武断地认为他们的词都有政治寄托，就有点失之于偏了。张惠言《词选》辑录虽偏苛严，评词也有穿凿附会和疏于考订的失误，但对历代词人的评论较之浙派词人的论断，显得比较公允恰当。他自己所写的词，笔调较浙派厚重，但也不免有缺乏广泛的社会意义和用意较隐晦的毛病。
张氏《词选》行世后，其外孙董毅复编《续词选》三卷，续选五十二家，词一百二十二首，其中姜夔七首，张炎二十三首。董毅又开始偏重格律形式，并不符张氏原意。《词选》有清道光重刊本，《续词选》有道光刊本等。
七、《宋词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是最流行的宋词选本，由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孝臧（1857～1931年）于1924年编定，共收宋代词人八十八家，词三百首。编者原名祖谋，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上彊村民，浙江归安人。
《宋词三百首》选录标准，以混成为主旨，并求之体格、神致。它重视格律，推崇格律派，其中录取格律派的词达九十多首，如吴文英二十五首，周邦彦二十二首，姜夔十七首，晏几道十五首等，这些都是格律派的主要代表。朱孝臧对词格律之所以重视，除了他自身精通格律外，也因受到清代主流词学思想的很大影响。
《宋词三百首》选录吴文英词二十五首，可见朱孝臧对吴文英的偏爱。他对苏辛也相当重视，尤其是苏东坡，“兼取东坡以疏济密”。他认为东坡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他曾以“疏密”来描述吴文英、周邦彦和苏轼的区别：“两宋词人，约可分为疏密两派。清真介在疏密之间，与东坡、梦窗，分鼎三足。”他认为，东坡词属于“疏”一派，吴文英词属于“密”一派，对于当时有些人不喜学吴文英词而造成的流弊有扶正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