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总是要在词日渐成熟之后才能出现。宋代词臻于繁盛，由诗的附属变得蔚为大观，其评论自然也多了起来。阐明词体、词律、词派，探究词性、词旨的各种著作也开始多了起来。词论词话也开始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由此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宋代的词话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门的著作，如王灼的《碧鸡漫志》等；一种是单独的一篇文章，如词集的序跋、论词的札记等，大都散见在文集或笔记中。
一、词话专著
已成专著的词话，传世的比较多。唐圭章选编的《词话从编》，选择了宋以来的词话六十余种，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词源》
张炎的《词源》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论乐，下卷论词。张炎的《词源》主要是为周、姜一派词学作最后的总结，倡导“雅正”与“清空”之说。张炎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又有艺术家的悟性与灵感，故他晚年编写的《词源》体大思精，标志着宋代词论的理论成熟阶段。
《词源》的编排上以“制曲”为首，后跟“句法”、“字面”，“清空”在“虚字”和“意趣”之间，然后是“用事”、“咏物”、“节序”，写情的分别为“赋情”、“离情”，最后是“令曲”和“杂论”。
“清空”与“古雅”，在张炎的词论中，构成一个以古雅为中心，清空以古雅为目的的关系。关于“雅正”，《词源序》说：“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
这里所说的“雅正”指的是典雅和纯正。典雅，就是文辞要有蕴藉，有典据，而且雅驯不俗；纯正，就内容而言，指内容正当而不淫邪。张炎认为“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他肯定周邦彦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元好问词“深于用典，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但他不满辛弃疾、陆游的“豪气词，非雅词也”。
关于“清空”，张炎认为“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夏承焘校注认为“清空与质实相对而言，张炎举出姜夔、吴文英两家词作具体对比。大抵张炎所谓清空的词是要能摄取事物的神理而遗其外貌；质实的词是写得典雅奥博，但过于胶着于所写的对象，显得板滞”。
2.《乐府指迷》
《乐府指迷》为南宋沈义父著。沈义父，字伯时，号时斋，吴江人。《乐府指迷》仅以一千九百六十六字，却能与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等词论专书相提并论，其主要原因在于《乐府指迷》强调的乃是词不同于诗、曲的本色理论。
据书中自述，此书为沈义父对子侄晚辈讲授作词之法而作，共二十九段。第一段说作词“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四条准则，也就是“协音、字雅、字隐、意柔”。其余各段则具体讲授作词之法，包括作词起结、字面、炼句、用事、命意、协律，等等，对于词的实际创造非常有用。
同时其推举周邦彦词作为体现雅词特征的形象化样板，力图将词与诗、曲之间的界限作进一步划分，构架词自身鲜明独特的理论体系。自《乐府指迷》问世后，此书为后世论词者称引甚多，影响深远。
3.《艺概》
著者为清代刘熙载（1813～1881年），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刘熙载曾官广东提学使，主讲上海龙门书院，于经学、音韵学、算学有较深入的研究，旁及文艺，被称为“东方黑格尔”。
刘熙载的《艺概》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理论著作，成书时间在清光绪年间。它是刘熙载平日探究书艺的心得，读文说艺的精华荟萃，言虽简短，每每一语中的。他以高度概括的语言、精辟独到的见解，抓住文学的梗概，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由于内容广博慧深，使其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全书共六卷，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分别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等。
作者自谓谈艺“好言其概（《自叙》），故以“概”名书。这是刘氏谈艺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艺概》一书的特色— —广综约取，不芜杂、不琐碎，发微阐妙，不玄虚，不抽象，精简切实。
刘熙载考察创作问题、评价作家作品，往往有精辟独到的见解。《艺概》论文既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艺术规律，同时又强调作品与人品、文学与现实的联系。
他强调文艺作品要反映艺术家的志向、品德和真实的思想感情，主张文学作品要在继承古代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独创精神，提倡实事求是、因寄所托的艺术之法。
总之，《艺概》不仅是晚清时代的一部优秀的文艺理论著作，即便是现在，他的很多理论也为我们所用。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不同，刘熙载不是近代美学思想家，而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
4.《白雨斋词话》
《白雨斋词话》撰者为陈廷焯。陈廷焯（1853～1892年），字亦峰，江苏丹徒人，少好为诗，宗奉杜甫。他在三十岁左右，始专心治词十年。他的词作传世不广，但感情沉厚，不背风骚之旨。
《白雨斋词话》共八卷，六百九十余则，涉猎范围广，篇幅丰富，是近代词话中篇幅较大的一部重要著作。陈廷焯在《词话自序》中称其宗旨是“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壹是。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可见他是有意识地针对词坛风尚提出和阐述自成体系的论词主张。
陈廷焯作为常州词派继承者，提出“沉郁”词说，以风骚之旨为作词之本，主张“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其论词诸说均是对常州词派张惠言“词有内外意”的发挥。
他主张词作要“温厚和平，沉郁顿挫”，用跌宕回环的语言、反复渲染的方式，来表达深沉真挚的情感，语言要平和，怨而不怒。陈廷焯在序中说：“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是《白雨斋词话》中提出的论词的最高标准和要求。
《白雨斋词话》基本上持常州派主张，但又不拘泥于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周济等的意见。他虽然不反对豪放派词，对苏（轼）辛（弃疾）亦有推崇，但过于强调风格沉郁，所以仍以温（庭筠）韦（庄）为宗，故不能认识苏辛词中较直接反映现实的词作的价值。陈廷焯认为民间文学是“山歌樵唱”，“难登大雅之堂”，表现出鄙夷之色。
《白雨斋词话》论词思想是对常州词派理论的继承和进一步系统化的结果，吴梅大师在其《词曲通论》中对之推崇倍加，它比同时代的《人间词话》和《惠风词话》条理更清晰，也更符合词产生的氛围。
5.《蕙风词话》
况周颐（1859～1926年）为晚清官员、词人，一生致力于词，凡五十年，尤精于词论。他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在词坛享有盛誉。况周颐以词学理论的建树为人推重，《蕙风词话》是他许多论词著作中的大作，也是他毕生词学思想的总结，被晚清词学大师朱孝臧誉为“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
《蕙风词话》分为五卷、续编二卷，以论词为主，兼记琐闻，并有考订。该书泛论中国历代词人，列举他们的名篇警句，兼有精确的批评、分析，另外还指点了学填词的方法。他强调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意内言外”之说，乃“词家之恒言”（《蕙风词话》卷四），指出“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风词话》卷一），即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讲究寄托。他提出填词要“重、拙、大、穆”，特别要注意其中的“拙、重、大”作词三要。他论词突出性灵，以为作词应当“有万不得已者在”，即“词心”，“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他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
从传统艺术的理念来看，况周颐在运用这些术语时，主要在阐发传统艺术思想的两种理念：一是传统艺术思想中的“自然”宗旨，二是中国古代的诗教精神。
此外，论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词律、学词途径、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朱孝臧曾称誉这部词话、认为它是“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龙榆生《词学讲义附记》引）。
况周颐用他精深的眼光，在提倡词体体性的同时，也把词体的尊贵地位推上了高峰。况周颐这种观照词体生成以及体性的思想，并不是近代文化所宣扬的进化论，与王国维所说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意思也不尽相同。
蔡嵩云《柯亭词论》称“其《蕙风词话》五卷，论词多具卓识，发前人所未发”，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双璧”之誉，又与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合称“晚清三大词话”，由此可见《蕙风词话》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
6.《人间词话》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博学通儒，功力深厚，治学范围广泛。《人间词话》二卷，作于1908～1909年，最初发表于《国粹学报》。它是王国维在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在旧日诗词论著中，它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深远。
《人间词话》妙语连珠，不落窠臼，以体制而言，为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内容而言，则兼有西洋哲学、文学思想的内容。它不同于当时其他词话，在于它提出了“境界”说。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对于崇尚自然之美的王国维来说，他自然更推崇“无我之境”。
他提出著名的三种境界之说，第一境界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不仅仅适用于诗词的写作，对于做事也一样适用。《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心血之作，薄薄一本小册子，凝聚了王国维毕生的才华和感悟。
《人间词话》观点新颖，立论精辟，理论独创，自成体系，熔中西美学、文艺思想于一炉，突破清代文坛某些学派的门户之见，独树一帜，在中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都不愧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7.《词林纪事》
此书为清代张宗橚编辑。张宗橚，字泳川，号思岩，海盐人，生卒年不详，康熙乾隆间人。他早年受业于许昂霄，许昂霄精于词学，张宗橚受其影响。
此书是张宗橚晚年所辑，三易其稿而后成。全书二十二卷，辑录唐词一卷，五代词一卷，宋词十七卷，金词一卷，元词两卷，共收词人四百二十二家。编排上，大体依词人时代先后排列，条贯清晰。所录词人附有其生平事迹、轶闻，以及有关词人所作词的评论，所录词征引本事，间有考证，搜集资料比较丰富，引用书目达三百九十五种。
书中又多引许昂霄对于词的见解，间附编者按语，亦多精确。所引书皆注明出处，但不尽依原文，多随意增删，致失其本来面目。
二、词话散章
其他还有一些词论散见在词人的文集或笔记中，数量也不少，而且不少出自大家、名家之手，论词精湛深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是，由于它们零落在各个文集或笔记中，并不是系统的著作，收集起来非常不容易。我们这里选择一些影响较大的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苏轼
词在唐末宋初，一直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到了苏轼，大变词风，不断创新，词坛焕然一新。渐渐的，词才开始与诗同为文坛双璧，从此，论词之风开始兴盛。早期，论词大都出自于苏门。
苏轼本人也经常论词，例如《书李后主》两篇、《题张子野诗集后》等。苏轼的艺术思想是整体的，他对诗歌、绘画等的论述都可以用到词上。例如，他批评秦观学柳永浮艳之词，就是为词正言，他的言论对推崇词、体改革词风有积极的作用。
2.晁补之
晁补之的《评本朝乐章》，是李清照的《词论》之前的一篇重要词评。它评论了柳永、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秦观、晏殊和张先七家词。文如下：
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绝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
3.李清照
《词论》原非篇名，盖其大约论词，后人乃以之命名。从文中涉及词家的时代和年限来看，其当是李氏早年所作。全文一共不过六百余字，然而尺余篇幅内却历数词的起源、流变、发展、声律特征以及创作要求，首倡词“别是一家”的主张。
不仅如此，易安更悉数网罗了五代至本朝的诸位词家一一点评。李清照指出，词是“歌词”，必须有别于诗；词在协音律，以及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应保持自己的特色。
《词论》中有三个要点，即词的雅俗问题、词的音律问题、词“别是一家”的解说。“词别是一家”是其最核心的问题。《词论》不但是宋代词坛上的第一篇词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女性所写的文学批评专文。
其他诸如陆游在《跋花间集》中就对花间词人不顾国家安危深表感慨。另外，姜夔为《梅溪词》作的序，杨瓒的“作词五要”，吴文英与沈义父讲论词法，刘克庄的《辛稼轩词序》等，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第四卷
诗词的语法
语法是用词造句所必须遵循的规律。诗词是语言的艺术，在遣词造句时自然也要遵循语法的规律。然而，诗词文体的特殊性，决定诗词语言的特殊性。诗词在语序、句式、词类、省略等方面都与其他的文体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我们在学习和欣赏诗词的时候，尤其是在创作诗词的时候，必须注意和掌握这些特点，这对于我们是极其有用的。
第
一
章
诗词的章法
所谓章法，就是篇章结构的方法，也就是谋篇布局的技巧。前呼后应，是一种章法；行云流水，是一种章法；环环相扣，是一种章法；笔断意连，还是一种章法。而且一个作品中间，并不一定就是一种章法，正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粗略地说，章法就是珠子和绳子如何贯穿的问题。珠子有大小，线有显隐，关键是提起绳子来，珠子是不是会散落一地。诗词没有章法，就像一张没有层次感的照片或者画，看上去干瘪苍白。而有了章法，则品味丰富，余韵悠长，起伏跌宕，精彩纷呈。
下面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诗和词的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