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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传》

作者：张作耀

内容简介：

曹操(155—220)，东汉末年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魏的实际建立者。他倥偬军旅数十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打下了北方一片天下。本书取材丰富，对曹操的事功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其诸多重要思想及其实践，以及中国历史上对曹操的诸多评议都作了论述，为人谲诈的一面也如实作出了反映和评论。一个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卓越贡献、既智且诈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

历代帝王的传记均极富传奇色彩的，并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本书即是其中较为有魅力的君王之一--曹操的传记，该书向读者刻画了一个全方位的颇为真实的曹操，具有非常翔实的史料来源，对于研究曹操的学者以及对曹操感兴趣的读者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绪 言

曹操，一个对于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但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终难盖棺论定的人物、20世纪50年代末，郭沫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等文，试图重塑曹操形象。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引发了关于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戏剧中的曹操，以及曹操的诸多事功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品德等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尽管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对进一步研究曹操大有裨益。70年代有所谓“评法批儒”运动，曹操被推崇为大法家、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彻底反对儒家思想的斗士。一时间，光芒四射。但好景不永，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特意加在曹操身上的光彩也自然褪去了。

到底如何看待曹操？本书试图通过系统地评述曹操的事功，并分析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学等诸多方面的得失和思想，剖析他的为人，以回答大家颇感兴趣的问题。

曹操生于东汉末年动荡的社会里。正是这个环境，为曹操和一大批人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机会。他镇压过农民起义军，并在农民起义中壮大、发展了自己。他是汉末军阀混战的参与者。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在他，而在于社会制度本身，在于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以及董卓专权的结果。所以本书认为，没有必要追究曹操镇压农民起义的历史责任。更认为，与其说他是军阀混战的参与者，毋宁说他是试图结束军阀混战的有功人。他不辞鞍马，驰骋疆塌，摧灭群雄，统一了北方，使北方社会获得了几十年的相对安定，民人得以安居，经济得到一定恢复，民族关系也有了很大缓和。从这一角度看，曹操不愧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

曹操出身于一个世受皇恩、地位显赫但不显贵的家庭。祖父曹腾曾是宦官的总头领大长秋，封费亭侯；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这样的家庭，对曹操待人、为政、人生观的形成自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自幼养成了“任侠放荡”、机警而善权数的性格；踏入仕途，有胆量做别人之所不敢做的事。但这样的家庭出身，自然又不为士人所重，甚至还有点被人瞧不起。因而使曹操处事容易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同时又易于产生某种自卑的心理。他选人惟才是举，用人不拘一格，婚娶不受门第的束缚，为文“通脱”而不受拘束，但又多疑，常以谲诈之心度人；他时有“小人得志”的某些表现，容易产生骄傲和浮躁情绪，以致处事不慎，造成重大失误。

曹操是一个世所共认的军事家。这是时代的要求所使然，也是他自我研习兵法理论和长期战争实践的结果。他自幼“博览群书，特好兵法”；他鞍马劳顿，控傻一生，御军三十余年。诸家兵法理论帮助他认识战争规律，得知了战略战术之要，从而游刃于战乱之机；战争的实践，加深了他对历代兵家，特别是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从而发展了兵法理论。他的著作，富有独到的军事见解；他的实践，既有成功之举，也有失败之例，但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均同他的军事著作一样，无不体现着他的军事思想。

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抱负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他说，"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及至身为宰相，自谓“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这种发自建安十五年《让县自明本志令》的话，反映了他封公建国前的真实思想。他重视集权，“不慕虚名”，自始至终都是他为政的指导思想。他设天子旌旗而不为天子，是典型的不慕虚名而重实权思想的体现。曹操的经济建树，也有不少产生了很大的历史影响。抑制兼并，“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是他的重要经济思想之一；他在河北推行的按亩计租、按户收绢绵的政策，实开中国租调制之先；他在广泛的地区内“行屯田以资军食”的主张和措施，长期为后世所效法。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很有成绩的文学家。他继承了乐府的传统，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开一代诗风。他所以取得如此成绩，有时代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因素。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此当是一个共性的原因；曹丕说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典论•自叙》），曹植说操“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武帝讳》），此当是曹操特有的因素。生活丰富，雅好诗文，勤于写作，喜欢音乐，自然都会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曹操是建安文人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古直悲凉”（钟嵘语）的文学风格影响着他的儿子和建安七子。因此，所谓“建安风骨”，首先是曹操的风骨。

曹操掌握了很大权力，汉天子已是一个可怜的傀儡，但他为什么最终没有篡汉自立？本书在考察他的家源以及所作、所为、所言的过程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且指出，他在最后的岁月里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又在洛阳构筑建始殿，实际是他准备篡汉的明确表态和行动。如果他能多活几年的话，他会自己完成这件事。他死了，曹丕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所以加快了步伐，仅用几个月的工夫就把汉献帝赶下了台。

曹操的治国方略是霸王道杂之。他的诸多言论和行动，都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崇尚仁义礼让，主张以先王之道办教育，并以儒家的学说勾画自己的理想蓝图。他光辉的不拘一格用人思想中，同样包含着将德才兼备的“贤人君子”作为人才的最高标准的意愿，所以他发出了“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的慨叹（《举贤勿拘品行令》）。至于说“吾亦冀众人仰高山慕景行也”（《三国志•杜畿传》注引《杜氏新书》），更是这个意思。但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重法尚法的一面。他是一个矛盾统一体。陈寿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三国志•武帝纪》）；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重刑名”（《晋书•傅玄传》）；刘勰也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篇》）。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诸论都是在不谈主体思想的前提下，特意突出其有别于众的思想和主张，所以用了“揽”、“该”（通赅，包容）、“好”、“兼”等字。这个主体的东西就是曹操自己所说的“先王之道”，就是儒家思想。

曹操做事善谋，为人谲诈。多疑、嗜杀的性格，常为历史所非。他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做人信条，应该给予否定。他的两重性的矛盾性格，表现突出，既嗜杀，动辄数万、数十万的杀人，又时而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不念旧恶”（陈寿语），甚至对杀了自己儿子的人如张绣也可以用，但又睚眦必报，不管功劳多大，才能多高，既不我用，即予除之。他甚至把人杀了，还嘘唏流涕，表现出心有不忍。他把人家的儿子杀了，还写信并送去礼物表示慰问。他能够借别人的人头以缓解军士对自己克扣军粮的不满。他竟设下圈套，杀死亲近的身边人，以证明“人欲危己，己辄心动”的诡言。诸此种种，常人殊难理解，但这正是封建时代诸多政治家性、术之所在，只不过是他表现得更加典型而已。这其中，如果究其原因，政治利益上的考虑当然是主要的，但同时与他的家庭出身以及少年养成的习性很有关系。所以对他的谲诈之行，也要区别情况，作历史的分析：有的出于大局的考虑，有的则为性之所使，有的则兼而有之。

概言之：肯定曹操的事功和诸多有影响的思想，有区别的对待其诡谲之情，非议其嗜杀以及酷虐变诈的为人。这就是本书贯彻始终的对待曹操的基本态度。

目 录

绪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