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世源流及其青少年时代

曹操是一代皇祖，家世本应早就清清楚楚了，但至今模模糊糊，诸多疑点，竟然成了不解之谜。

一、“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对于曹操的家世记载很简单，除了提到他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外，仅有三十几个字：“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太祖即曹操。

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录司马彪《续汉书》对上述记载作了一些补充。根据这些补充得知，曹腾的父亲名曹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据说，“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由是乡党贵叹焉。”关于曹节的名字，《艺文类聚》卷94 引《续汉书》说：“曹腾父萌。”“节”（節）、“萌”字形相近，“萌”误作“節”的可能是有的，惜无复证。曹节大概没有做过官，否则，曹操及其后继者定会大事张扬。这一点，《三国志•魏书•刘晔传》引魏明帝诏即可证明，诏曰：“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发迹于高皇、太皇帝，而功隆于武皇、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处士君，潜修德让，行动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飨，光灵所从来也。”《三国志集解》卷1说：“所云‘处士君’，即曹节也。”“处士”古来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不官于朝而家居或隐居的有才德的人士。所以说，曹节不曾做官，却仁厚而富有。曹节有四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就是曹腾。

曹腾，字季兴，是东汉中期以后颇有名气的宦官，所以范晔《后汉书》专门为其立传。安帝时，年龄不大的曹腾即入内禁做了黄门从官。永宁元年（公元120年），邓太后让黄门令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侍候太子读书写字，“腾应其选”。曹腾年少谨厚，很得太子的喜欢，太子常常给予他不同于众的饮食和赏赐。五年后，太子即位（顺帝），曹腾做了小黄门，继而升为中常侍。中常侍是个权力很大的内官，负责传达诏令、掌管文书，是皇帝的紧随要员，易于对皇帝发生影响。桓帝立，曹腾又以拥立之功，被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大长秋是最大的宦官，执掌奉宣中宫令，秩二千石，俸秩比丞相和太尉稍低一点。根据历史记载，曹腾虽然也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诸如前面提到的为私愤而夜说梁冀不立清河王刘蒜等，但相比之下，他是个相当不错的大宦官。“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①，而且“好进达贤能”，“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黔典等，皆致位公卿”②。曹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同他的父亲曹节一样待人宽厚，即使予人以好处，也从不居功，从不自夸、卖好。史载：

蜀郡太守因计吏修敬于腾，益州刺史种儒于函谷关搜得其笺，上太守，并奏腾内臣外交，所不当为，请免官治罪。帝曰：‘笺自外来，腾书不出，非其罪也’乃寝儒奏。腾不以介意，常称叹惕，以为儒得事上之节。嵩后为司徒，语人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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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曹腾传》。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续汉书》。

日为公，乃曹常侍恩也。’腾之行事，皆此类也。①

曹腾做的最大的事，莫过于协助梁冀拥立桓帝。“曹腾参建桓之策”，为外戚、宦官更加激烈的斗争埋下了危机，同时也并非自觉地为曹操建立大业创造了条件。

曹操的父亲曹嵩，字巨高，是曹腾的“养子”。允许宦官“养子”，大概是从东汉开始的。这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当时的宦官“高官长剑，纡金怀玉者，布满宫闱”，“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金银财宝“盈仞珍臧”，嫱媛舞女之玩“充备绮室”②。爵封、财货都需要人来继承，没有亲生儿子怎么办？“养子”便应运而生了。曹腾之前权宦郑众、孙程、良贺都有“养子”，而且均得袭爵封侯。在既成事实和权宦的压力下，皇帝不能不承认其“合法性”，阳嘉四年（公元135年）二月，年轻的汉顺帝下诏，“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③此项规定开了历史的先河，自此而后，直至明清，宦官“养子”便成了无可非议的“成例”被沿袭下来。

既然是“养子”，必然另有所出。那么曹操的祖宗到底姓什么呢？陈寿作《三国志》和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都还没有搞明白，所以只好存疑，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袁绍发布的讨曹操檄文说，“父嵩乞丐携养”，只是点到出身卑微，而没有说他姓什么。首先提到曹嵩姓氏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录的吴人作《曹瞒传》及晋人郭颁《世语》：“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后来，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曹氏，夏侯氏之出也。”此说并非无稽。曹操对夏侯诸兄弟，的确视同本家。陈寿作《三国志》合诸夏侯与诸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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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续汉书》。

②《后汉书•宦者列传》。

③《后汉书•顺帝纪》。

同传，亦非偶然。论者或谓，曹操把自己的女儿清河公主嫁给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楙，夏侯渊的儿子夏侯衡也娶了曹操弟海阳哀侯之女，按照“同姓不婚”的封建传统是不允许的。其实，不宜把事情看得太绝对，古人对“血缘”同婚姻的利害关系，虽然已有认识，但并不彻底。他们认为，曹嵩既然已经成了别人的嗣子，就不再是本姓人了，其后代相互嫁娶并不违背"同姓不婚"之教。

曹嵩“质性敦慎，所在忠孝”。他虽然出身卑微，但受曹氏家风的熏陶，待人接物很是谦逊得体，因此常常被人称道。曹嵩曾为司隶校尉，灵帝时擢拜大司农、大鸿胪。后来有点官迷心窍，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通过贿赂宦官、出钱一万万得到太尉的职位。因此而被袁绍臭骂为“因臧（赃）买位，舆金辇宝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①。其实，卖官鬻爵乃为朝廷所倡，并不完全是曹嵩的过错。中平年间，天下大乱，到处用兵，又复大疫，宫殿失火，朝廷财政发生了很大困难。正常的租赋不能满足军事需要，也满足不了朝廷的挥霍需要。于是，汉灵帝在宦官张让、赵忠的纵容下便出台了三项措施，一是“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一是“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师”修官殿，并通过压级压价，“强折贱买”，聚敛钱财；第三项就是卖官，“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凡是要去做官的，“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所谓“谐价”，就是讨价还价。据载，“是时三公往往因常侍（宦官）、阿保（保姆）入钱西园而得之”。当时比较有点名气的人也是这样干的，“段頫、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乃登公位。（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故得为司徒。”②可见，风气所在，对于曹嵩来说虽然不光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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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载袁绍《讨操檄文》。

② 以上参见《资治通鉴》卷58，汉灵帝中平四年。

也算不了什么。

曹嵩在史书上没有留下什么政绩，从为官的角度看，大概为官平平，固非大憨，亦无勋功。

曹嵩性情质朴，对待儿子似乎也很重视“做人”的教育，但常被儿子的假象所迷惑。他没有曹操那样大的胆量，也没有儿子那样大的野心，花大价钱买的“太尉”之职，不到半年便被免去了。儿子起兵后，他没有积极支持，也没有坚决反对，但“不肯相随”，带着小儿子曹德跑到琅邪（今山东胶南境）避乱，结果被徐州刺史陶谦的部属杀死。曹操的亲生母亲可能早逝，所以他自叹说：“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善战行》）三徙教，指母教，相传孟子的母亲为了选择好的环境以便教育好儿子而三次搬家；过庭语，指父训，借典孔子要求儿子认真读《诗》。

综上可见，曹操生长在既有权势，又有财力的大宦官、大官僚的家庭里。当时，受曹腾之荫，曹氏家族很多人都做了官，有的官至尚书令，有的做了地方上的太守。社会关系很广泛，盘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势力。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特别是乃祖的影响，为曹操的成长，以至顺利踏入仕途铺平了最初的道路。曹操人格上的矛盾特性，既智又诈，既傲又卑，既自信又多疑，以及放荡任性，不畏强暴，敢做敢为，善于纵横捭阖，专断嗜杀等，都可在这个家庭环境中找到最初的渊薮。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把家世搞得模模糊糊，始作俑者就是曹操本人。

东汉末年，重视门第的风气已很盛行。曹操虽然讨厌重门第轻才干的风气，但他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身世。曹操对自己的亲祖宗，讳莫如深，从不讲起，这是情有可原的。其一，按照中国传统，为人“养子”或过继给别人（包括同宗叔伯）为嗣子，名义上就不再是原父母的儿子了，从继统上说便同父母断绝了父子或母子关系；其二，曹氏为当代世族，家势显赫，父亲曹嵩因曹氏而进而贵，官至太尉。如果曹操无视荣华富贵自曹氏而来，继别立宗，无异自取其辱第三，自己的祖宗同曹氏相比差别甚巨，即使不像袁绍所说的曹嵩为“乞丐携养”，但肯定不是富豪人家，否则不会作人家的养子。质言之，曹操隐其所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把自己的家世置于同各政敌的家世相等或相近的地位，无疑便在客观上增加了自己的号召力、凝聚力。

曹操提高自己家世的第二个办法就是贵荣曹氏祖先。这完全是有意而作的，因为没有坚实可靠的根据，所以即使他的后代人也常常表示怀疑。对于曹氏先祖之原，他的后继者的说法，竟然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

曹操曾作《家传》，自称是“曹叔振铎之后”。振铎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封于曹，因以为姓。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植作《武帝谏》时，维护乃父的说法，亦称“于穆武皇，胄稷胤周”。他们都自认为是后稷及周文王的后代，与周同宗，源自姬姓。但此说从未得到人们的认可。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认为，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名安，得曹姓。周武王克殷，为存先世之后，封曹安的后代曹侠于邾。邾国在战国时代被楚国灭掉，子孙分流，有的定居于沛。曹参沛人，跟随刘邦起事，以功封平阳侯①。这就是说，曹氏虽然与周同出黄帝，但并非姬氏之后，更难同曹叔振铎扯在一起。

魏明帝时，侍中高堂隆论郊祀时，“以魏为舜后，推舜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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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

太尉蒋济提出反驳，著《立郊议》，认为“舜本姓妫，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蒋济在文中还引用了《曹腾碑文》：“曹氏族出自邾”；并认为“魏非舜后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为缪妄。”蒋济的意见没有为皇帝所接受，“（魏）明帝从高堂隆议，谓魏为舜后”①。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冬，“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祀天，发诏文说：“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②。这一提法，一直影响到魏亡，魏元帝被废时写的《禅晋文》仍称“昔我皇祖有虞”。

说法各异，甚至互相诘难，表明曹氏先世实属难考。挂靠前贤，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魏明帝推翻乃祖之说，实为笨拙之举，说明他远不及乃祖曹操聪明，有政治头脑。诸曹所称之先祖，均难免附会。所以，顾炎武《日知录》卷23评云：“汉时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据。魏蒋济《郊议》，王沈《魏书》，俱云曹出自邾，魏武家传、陈思王谏，则又云姬姓之后，以国为氏。明帝从高堂隆议，以魏为舜后。……夫一大夫？”俗谓旁观者清，窃以为王沈《魏书》所记当近事实，而且已有曹腾碑文作证：“曹氏族出自邾”。

曹操本姓什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包括政敌也不提及曹操的真正祖先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如前所述，在时人的眼里，曹嵩既为曹家“养子”，其后人就是曹氏的后代，不应有别的话可说；第二，在某些人，特别是政敌看来，把曹操视为“奸阉遗丑”的后代，臭骂一通，更为痛快，何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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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蒋济传》并注。

②《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并注。

二、任侠放荡的少年时代

曹操出身于既具权势、又甚富有的家庭，幼年养成放荡不羁的性格。

史称：“太祖（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①。这是对曹操少年为人及其行径的简单而又确切地概括。机警、权数，说的是曹操年少时即表现出极大的聪明，思想敏锐，反应快捷，诡谲多诈，工于心计，善于随机应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说的是曹操年少时无所拘束，随意所至，任性行事，“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从不认真读书习武，没有什么专长；世人未之奇，说的是少年曹操并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历史往往具有极大的讽刺，庞大的帝国大厦倒塌了，不可一世的权势人物消失了，而一些不被世人看得起的小人物，适应时代，抓住机遇，骤然成了意想不到的驾驭时代风云的大人物，创出一片天下。诸如汉家先祖刘邦年少时不也是“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吗？据说，连他的老父亲都看不起他；试为吏，好酒及色，狎侮同事。但时代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成功了。

对曹操少年诡谲、任侠放荡的行为，《三国志•武帝纪》未作详细记述。但裴松之注引的不少著作在实际上为其作了生动的注脚。

《三国志》注引吴人《曹瞒传》说：

太祖（曹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曹操父）。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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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这是曹操为了对付叔父在他父亲面前给他告状想出的恶作剧。这种恶作剧，一般常人是很难在长辈面前从容不迫、面无愧色地做出来的，但曹操却能。他略施小技，便把叔父在父亲面前的信誉摧垮了，从而为自己过去的、“叔父数言之嵩”的一切恶行作了辩解，同时为自己今后更加放荡扫除了一大障碍。

南朝人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讲述了不少魏晋时人的故事，其中《假谲篇》讲到曹操：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这个故事，宋人李昉编《太平广记》也作了引述。故事中两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说明曹操少年朋友多如袁绍一类权贵之家子弟。他们在一起，什么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都能做得出；也说明曹操少时即比袁绍更有心计，更有胆量，胜袁绍一筹。

《三国志集解》卷一引刘昭《幼童传》说：

太祖幼而智勇。年十岁，常浴于谯水，有蛟逼之，自水奋击，蛟乃潜退。浴毕而还，弗之言也。后有人见大蛟，奔退，太祖笑之曰：‘吾为蛇所击而未惧，斯畏蛇而恐耶！’众问乃知，咸惊异焉。

这一记载，有无欺诈，不得而知。从曹操的为人，见人看见大蛟（蛟，当指鳄鱼）而惊慌奔逃的样子，而故出大话以欺人不是没有可能。但我们还是姑信其实，因为年仅十岁的孩子，并不甚晓搏蛟的危险，偶尔为之，不是没有可能。古人把这件口传故事形诸文字，使其流之永远，说明少年曹操在人们的心目中的确是一位有智有勇，有胆有识的人物。

另外，孙盛《异同杂语》也记载了一个令人信疑参半的故事：

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操）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

只身入室谋刺权宦，且手舞兵器逾墙而出，绝非小孩子所能为，但又绝非入仕之后的曹操所为。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时张让权势方炽，如果曹操敢出此举，必遭缉捕，但历史上并无这样的记载。所以，有两种可能，一是曹操在十四五岁或稍大一点的时候，确曾干过此事。如果是这样，不仅证明了曹操胆壮气盛，才武过人，好为惊人之举，而更重要的是它说明曹操此时已非只知游荡无度，而是已经开始认识社会，已经有了渐趋成型的思想。他眼见宦官专权为害社会，残杀士人，因而痛恨宦官专权。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出身于宦官家庭，但不与权宦为伍。当然也说明，此时的曹操还很幼稚，任侠放荡，意气用事，缺乏深思远谋之虑。第二种可能是，曹操根本没有干过这件事。因为即是懵懂之童敢去刺杀张让，特别是他已被张让发觉了，张让怎么能放过他呢？

如上所述，少年曹操不断闹出点事来，所以在实际上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曹操将成大业于世，甚至有的人还非常卑视他。据《世说新语》卷三《方正》记载，“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刘孝标注引《楚国先贤传》说：“宗承字世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但也确实有些名人已经觉察到曹操的匡世能力，预知曹操必成大器。其中，最著名的是桥玄和何颙。

桥玄，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灵帝初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迁司空、司徒，光和六年（公元183年）迁太尉。《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张璠《汉纪》说，“玄历位中外，以刚断称，谦俭下士，不以王爵私亲。光和中为太尉，以久病策罢，拜太中大夫，卒，家贫乏产业，柩无所殡。当世以此称为名臣。”据说，曹操微时，人莫知者，曾去看望桥玄，玄见而异之，说：“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并愿以妻子为托。曹操常感其知己，及后征战，“经过玄墓，辄凄怆致祭”，并写过一篇很漂亮的祭文，文曰：

故太尉桥玄，懿德高轨，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幽灵潜翳，邈哉缅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质，见纳君子。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徂没之后，路由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怨。”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哉？怀旧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①

由此可见，曹操固曾滥杀，但也颇重人情，怀旧念恩，不忘知己。

何颙，南阳襄乡人，因为与陈蕃、李膺相善，曾被宦官陷害，“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杰，有声荆豫之域”，暗与袁绍往来，结为奔走之友。党锢解除以后，在司空府做官。董卓秉政时，何颙曾同司空荀爽、司徒王允共谋除卓，后“以它事为卓所系，忧愤而卒”。史载，何颙见到少年曹操时，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②为此曹操对何颙亦感激不忘。

桥玄为了让少年曹操及早成名，曾对曹操说：你现在还没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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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桥玄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褒赏令》载文略有不同。

②《后汉书•何颙传》。

气，要想出名，可以去结交许劭。因此曹操常常“卑辞厚礼”去找许劭。许劭其人，“少峻名节，好人伦”，以看人看得准而被人所称赞。他每月初一日，即与一些有名气的人共同“核论乡党人物”，称之为“月旦评”。曹操问许劭，“我何许人也？”据说，许劭鄙其为人而不肯对，操固问之，劭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①此话在《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的孙盛《异同杂语》中被倒置了一下，而且成为家喻户晓的评语被流传至今，这就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无疑，综观曹操一生，《后汉书》的记载当更近事实，与其把曹操看为“乱世之奸雄”不如把他看成是“乱世之英雄”。况且只有这样的评语才会使曹操高兴，"大悦而去"。因为天下即将大乱，已无“清平”、“治世”可言，做“奸贼”，或做“能臣”都是无所谓的，不管给什么评语，都属飘忽无稽之言；而做"乱世英雄"却正是有志于世的英雄豪杰，特别是曹操者流的心愿。因此可以断定，许劭对曹操的能力是相当看重的，而且看得很准。曹操因许劭而名当世，许劭也因评论曹操而名流千古。当然，许劭谓其“英雄”是从大处着眼，至于为人，就另当别论了。

对少年曹操极为看重，而且对曹操施以鼓励的还有布衣之交的王儁。王儁，汝南人，为人“外静而内明，不应州郡三府之命”，后来也不应曹操之征。就是说，此人没有做过官，但是很有名气。“公（曹操）之为布衣，特爱儁；儁亦称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绍与弟术丧母，归葬汝南，儁与公会之，会者三万人。公于外密语儁曰：‘天下将乱，为乱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济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诛此二子，乱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济天下者，舍卿复谁？’相对而笑。” ②后来，王儁还曾帮过曹操的忙，劝说刘表断绝与袁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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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许劭传》。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

交往而归操。曹操对此很感激，闻王儁死“而哀伤”，“及平荆州，自临江迎丧，改葬（儁）于江陵，表为先贤也"。此亦曹操重感情、重情义之例。

还有一人对年轻时候的曹操也很赏识，这就是李膺的儿子李瓒。《后汉书•党锢列传》载，“膺子瓒，位至东平相。初，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没，谓子（李）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邈）与我善，袁本初（绍）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

综上可见，少年曹操狂荡无羁，曾与袁绍等人为伴，做过不少荒唐滑稽的事情；但同时他的天才和能力也得到非凡的表现，从而被有识之士刮目相看。如果说，初始是任侠放荡，有点纨绔子弟的泼皮之性；那么稍长则已不然，至少在其弱冠入仕之前，他对社会已经有了一些认识，知社会之必乱，并立有“匡世”之志。他开始博览群书，抄集诸家兵法，积极为驰骋天下之志向而作准备。他虽然没有想到事业竟发展到如后来之巨，但他始终在做着“乱世英雄”之梦，并为此而陶醉着、奋斗着。

三、初入仕途，勇向权贵和陋习挑战

曹操二十的时候，举孝廉为郎，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举孝廉是两汉选举官吏的科目之一，意谓推举孝子、廉洁之士出来做官。始自西汉武帝时。当初，董仲舒是针对“任子”的弊病提出的，所以举孝廉与贤良之制开始尚好，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后来逐渐变了味道，成了变相的“任子”制。荐举被官僚和世家大族所把持，互相吹捧，竞相荐举，什么样的毫无德行的人都被举为孝廉，所以当时就有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之讽。这就是说，曹操以“孝廉”为进阶，很可能也是一种形式，真正起作用的原因应当是他的家庭背景。

郎，指郎官。汉制，不管是“任子”，还是荐举出的孝廉与贤良，第一步都先为郎。郎是郎中令属官，“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①按规定，郎官任满，即可派出做县令、丞、尉。开始时还要经过试用，到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免去了试用期。看来，曹操就是直接由皇帝“诏除”的郎官，没有试用期，就做了正式的洛阳北部尉。

尉是掌兵事或刑狱的官。秦汉时，在中央，有太尉掌武事，廷尉掌刑辟，卫尉掌宫门屯卫；另外还有中尉、都尉、校尉等等。《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尉。”就是说，称“尉”的官很多。汉时，郡有郡尉，县有县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据《后汉书•百官志》说：“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实际上大县还不止二尉。据《汉旧仪》和《唐六典》说，长安县“凡四尉”，后汉洛阳“置四尉，皆孝廉作，有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尉”。曹操做的就是其中的北部尉。推举他去就任这个差事的是当时的尚书右丞、京兆尹、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曹操自己的意愿是想做洛阳令，可主其事的选部尚书梁鹄根本不考虑曹操的要求。所以，直到后来，曹操对司马防和梁鹄始终耿耿于怀。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说，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封王以后特意把司马防召到邺，一边饮酒，一边开玩笑地对司马防说："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很风趣地回答说：“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曹操听到司马防如此风趣的回答，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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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百官公卿表序》。

1. 棒杀违禁，敢在宦官头上“动土”

洛阳北部尉是个小官，但曹操很看重这个仕途上的第一站。他要在这里施展才能，一鸣惊人，以期引起朝廷的注意；他并没有想在这里永远做下去，但要在这初入仕途之际把自己的抱负展示于众。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说：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这是一条言简意赅、生动而实在的记载。第一，记录了曹操急于干出一番事业让人看看的心情；第二，反映了曹操的嗜杀性格和令行禁止的主张。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了社会治安或政治上的目的，不惜杀人；第三，突出了曹操不避强豪、疾恨宦官专权的立场。

曹操把皇帝最为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杀了，立即轰动了京师。京师的人们，包括皇帝老子和一些豪强权贵都知道了北部尉曹操的厉害，从此再没有人敢违禁夜行了。曹操不畏权势、反对宦官当道的形象第一次亮相即收到了轰动效应。曹操的目的达到了。曹操入仕后的这一次不畏豪贵的行动，应当得到历史的肯定。

曹操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宦官的气焰。宦官们对曹操恨之入骨，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早已有言在先，“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宦官们在“咸疾之，然不能伤”的情况下，想出了以退为进的计策，“于是共称荐之”，说曹操有本事应该升官，从而把曹操赶出了洛阳，“迁为顿丘令”（今河南清丰县西南）。

据《三国志•曹植传》载，“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可见曹操做顿丘令时是二十三岁，时在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从曹操对曹植说的话来看，在他做顿丘令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肯定有一些自以为豪的作为，可惜于史无征。

曹操在顿丘令任上没有呆得住。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 年），宋皇后被废，其父及兄弟皆被诛。皇后的兄弟隐强侯宋奇是曹操的从妹夫，曹操因而“从坐免官”，离开了顿丘，非常颓丧地回到了家乡谯。

2.书谏时弊，勇说三公之非

曹操回到家乡，一住数年。曹操有妻丁氏，在此期间，又纳卞氏为妾。

就在这期间，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六月，汉灵帝“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①

此时的曹操已非放荡少年，他利用家居期间博览群书，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成为公认的有学问的人，因而“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②。

议郎是个“秩比六百石”的官，《后汉书•百官二》说：“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可见，议郎是顾问性质的官，没有具体的执掌，随时听从皇帝的调遣，可以发表议论。曹操在其位而谋其职，先后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上书为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鸣冤。《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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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灵帝纪》。

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论者或谓，曹操顿丘令之后为议郎，此次是从坐免官之后的又一次为议郎。似非是。《三国志》正文中此时只有一次“征拜议郎”的记载，注引《魏书》所说“从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拜议郎”似指同一回事。“从坐免官”，不是免议郎而是免其顿丘令；“复拜”之“复”是指免官之后再次起用，而不是第二次拜议郎的意思。

武帝纪》注引《魏书》说：

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

这是曹操又一次向宦官势力开炮，明确地站在“党人”一边，试图为“党人”翻案。这件事，更进一步证明了曹操反对宦官专权的态度的坚决。当时，正是宦官得势的时候，灵帝完全在他们的包围之中。曹操的上书，理所当然的不被接受。所以其言虽“甚切”，但“灵帝不能用”。

第二件事，上书言三公所举不当。

光和五年（公元182年），灵帝下诏书“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谣言，指民间流传的讽刺贪官污吏的歌谣。）三公们乘机大捞好处，贪赃枉法，不秉公办事，史载：“三公倾邪，皆希世见用，货赂并行，强者为怨（害），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①据《后汉书•刘陶传》载：“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困鸾凤。'其言忠切，帝以让戫、济，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②《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简单地记载了曹操上书的过程及其作用，说：曹操痛恨三公所作所为，借着皇帝“以灾异博问得失，因此复上书切谏，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奏上，天子感悟，以示三府责让之，诸以谣言征者皆拜议郎”。③ 这件事，表面上看来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许戫、张济等受到了责备，实际上戫、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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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后汉书•刘陶传》。

③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宦官势力勾结得很紧，不久即行反扑，上任不久的司徒陈耽便被免官，“宦官怨之，遂诬陷耽死狱中”①。曹操官居微职，宦官们没有把他看得像陈耽一样重要，所以放过了他，幸免于难。

曹操上书切谏时弊，说明他不畏权贵，疾恶如仇，一身正气。官职虽小，表现出一个鼎革立新的政治家的气魄。但随着陈耽等收死狱中，他逐渐看清了汉室沉疴非一人所能治，更加“是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摧毁”，世风日下，政治腐败已到了无公理可言的地步，他知道汉室已不可匡正，于是“不复献言”。“不复献言”，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表明他对现实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3. 奏免污吏，禁断淫祀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黄巾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东汉统治集团慌了手脚，灵帝急忙下诏，命令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②，在各主要关隘之地置都尉把守，任命外戚、将作大匠、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③。同时召集群臣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灵帝听从了北地太守皇甫嵩的意见，解除党禁，把国库的钱和西园的厩马发给军队。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以讨黄巾。当时黄巾主力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冀州，由张角兄弟直接指挥；二是颍川，由波才等指挥；三是南阳，由张曼成率领。灵帝任命尚书卢植为北中郎将，持节，“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冀州张角④；以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儁，共发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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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刘陶传》。

②《后汉书•皇甫嵩传》。

③《后汉书•何进传》。

④《后汉书•卢植传》。

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儁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①。就在这个时候，曹操三十岁，被正式授以军职，“拜骑都尉”，讨颍川黄巾。骑都尉是二千石的官。所以，这是曹操仕途上的一次重要晋升。据历史记载，皇甫嵩、朱儁讨颍川黄巾，出师不利，被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军打败，包围在孤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之内后来皇甫嵩用火攻，因夜纵烧，黄巾军疏于戒备，乱了阵脚。这时曹操正好率兵赶到，遂与皇甫嵩、朱儁合兵共战，大破颍川黄巾，“斩首数万级”。

曹操参与镇压黄巾军，立了功，得到了提拔，“迁为济南相”。汉代实行郡国制，郡直属中央，国是分封给诸侯王的领地。郡、国是同一级的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单位。后来，王国势力被削弱，西汉景帝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诸王食禄而已，“令相治民，如郡太守”。因此诸侯王国中真正的统治者、实权人物就是由皇帝任命的国相。

济南国，辖境相当于今山东济南市、章丘、济阳、邹平等十余市县。曹操在济南相任上，又干了两件彪炳史册的事。

第一件：奏免贪官污吏。

（济南国）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②

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势，历前相不见举；闻太祖至，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③

县官令长，贪赃枉法，因为后台太硬，历任国相均不敢管，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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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皇甫嵩传》。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上任一下子就奏免了百分之八十。或谓“奏免其八”是免了八个，斟酌前后文，当以十之八为是。这是何等的不畏宦官，不畏权贵，疾恶如仇，雷厉风行。由此可见，曹操初政之时，即表现出重教尚法、倡廉惩污的政治家风范。因此也可以说，他终成大业，实非偶然。

第二件：禁断淫祀。

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①

刘章是西汉初人，高祖刘邦的孙子。刘邦死后，吕后称制，诸吕欲作乱，“朱虚侯（刘）章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诛之。章首先斩吕产，太尉勃等乃尽除诸吕”②。汉文帝因诛吕之功封他为城阳景王。城阳（治今山东莒县），辖今莒、沂南、蒙阴等市县地区。刘章兄弟九人均封为王，其王国所在地亦均在今山东境内。所以为刘章立祠之风起，诸郡转相仿效，遂成一害。

淫祀风盛，民坐贫穷，为什么数百年间愈演愈烈，而历世长吏没有一个敢出来禁绝呢？这是因为要触动权贵和世族，要触动因此而得到好处的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乡绅，还涉及到变易民风民俗的问题。据东汉末年曾任泰山太守应劭写的《风俗通义》称：“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刘章）立祠……备置官属，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历载弥久，莫之匡纠，唯乐安太守陈蕃、济南相曹操，一切禁绝，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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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汉书•刘章传》。

然政清。”

曹操全然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和胆识。他毫无所惧，因为这是别人想做不敢做的为国除弊、为民造福之举。同时也证明曹操青年气壮，心怀坦荡，是个不怕鬼神的人。固然，这还不能证明他是无神论者，但至少说明他不信邪神乱鬼，反对滥祭。他的行动实际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因而取得了效果，“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但是不是“世之淫祀由此遂绝”了呢？看来不可如此绝对。应该说，应劭在《风俗通义》中的另一句话可能更客观些：“陈（蕃）、曹（操）之后，稍复如故。”

这是从思想的角度略作评论，至于曹操当时大刀阔斧地做这两件事的动机，他自己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已说得非常明白：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诸常侍。

曹操急于建立名誉，一鸣惊人，以期引起朝廷与世人注意的心情，初入仕，棒杀违禁，即已表现出来。时过十年余，国相任上，此种心情依然如炽。曹操一生，好大喜功，概由然也。

四、不愿违道取容，称疾归里

曹操对他为济南相时所做的两件事，虽然并不后悔，但也感到后怕。《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当时“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主动提出辞去济南相，并请求留在京城做宫禁保卫方面的差事。曹操在十几年后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追述他当时的心情也说，“故在济南……违忤诸常侍，以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曹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诸常侍和豪强怎么能容忍他如此损害他们的利益呢？曹操乞留宿卫，纯属以退为进，实非本意。但就是这点心愿，宦官和贵戚们也不能让他得到满足。权贵们的心计是既要把他调离济南相位，又要把他排挤在京师以外。于是“征还为东郡太守”。东郡太守与济南国相地位相等，用现在的话说是同级调动。且就当时的地域重要性而言，东郡地位和济南国地位也不相上下。曹操由这次调动验证了自己的担心，因此托疾不就。因为不去做东郡太守，朝廷便再次给了他一个闲差事，任命他为议郎。此时他的头脑很清醒。他既要躲祸，又要试图从另一个方面建立自己的名誉。因此对于议郎一职也是“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据记载，曹操回到家乡谯之后，“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① 应该说，鉴于当时的情势，曹操称疾归乡里，实乃韬光养晦，沽名钓誉的绝好机会，也是充实头脑、锻炼身体的好机会。曹操常以“非岩穴知名之士”而自憾，如果能得机会做一段“隐士”，当是莫大快事。由此看来，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的另一段话也是可信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