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迎帝都许

曹操收编青州兵，继而以兖州为基地破袁术、征陶谦、战吕布之时，也正是长安大乱之时。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杀董卓。消息传出，“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①可见，董卓被诛，百姓是何等的欢快。但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人意外。

董卓诛后，司徒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封温侯，共秉朝政。

王允其人，初惧董卓，折节事之，既灭董卓，自认为不会再有患难，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作了不少不得人心的事。诸如学冠当时的左中郎将蔡邕只是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惊叹了一声，就被王允收死狱中。所以，群下逐渐疏远了他。当然，更重要的是此人不善谋略，眼光短浅，缺乏应变能力，处事犹豫不决。他本想赦免董卓部曲，忽而又变了卦，不给董卓属军以出路。董卓部将李、郭汜等无所依，派人到长安求赦，王允断然拒绝。催、汜求赦无望，孤注一掷，遂即酿成更大的祸乱。②

六月，李傕、郭汜攻长安，杀王允，击吕布，吏民死者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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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董卓传》。

② 参见《后汉书•王允传》、《后汉书•董卓传》。

吕布战败，率兵逃出长安。前已述及，他逃出后先投袁术，后投袁绍，继而被张邈等迎为兖州牧。

董卓刚死时，长安三辅之民还有数十万户，李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饥懂，两年间民相食，人烟便很少了。史载，“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①

不久，李傕、郭汜互相猜疑，起了内讧，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二人相攻数月，死者以万数，搞得长安城乌烟瘴气。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元月，原董卓部将张济说服李傕、郭汜和解，并想迁皇帝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皇帝也想念旧京洛阳，遣使对李傕、郭汜宣谕十次，他们才各以女儿为质而和解。秋七月，献帝车驾出长安，在后将军杨定、兴义将军杨奉、安集将军董承（原皆董卓部曲）护卫下，历经数月，终于挣脱李傕、郭汜的追击，渡过黄河，于十二月乙亥，到达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五月，杨奉、韩暹等奉帝东还，六月到闻喜，七月还洛阳，住故中常侍赵忠宅。献帝东还，河内太守张杨以粮迎于道路。八月，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

这时的洛阳，因为宫室已被烧尽，百官无地方住，只得“披荆棘，依墙壁间”，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②。

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一时之间谁也吃不掉谁，愚者自做“皇帝梦”，智者谋迎天子，以便举起天子的大旗讨伐不服。所谓愚者就是袁绍、袁术、吕布者流。当时袁绍的谋士沮授看得很清楚。沮授对袁绍说：“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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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食货志》。

②《后汉书•献帝纪》。

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袁绍听了沮授的话，有点犹豫。另两个谋士郭图、淳于琼不同意沮授的主张，则说："汉室凌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沮授又说：“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再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厌速，愿其图之。”①沮授的话说得很是透彻，讲明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重大作用，指出了如果迟疑，必有抢先者。但袁绍听不进去。因为他想当皇帝。至于袁术，那就更是鬼迷心窍，看不到这一步。曹操则完全不同，相比之下，真可谓是站得高，看得远。

一、迎帝都许

曹操对待天子之废立，一向看得很重，前述拒王芬谋废灵帝、立合肥侯，拒袁绍谋立刘虞等是这一思想的表现。

曹操认识到，一时间汉天子这面旗子仍不失为重要武器，仍有号召力，谁把它举起来，谁就能提高自己的权威，占有主动权，就能以天子之名行己之欲，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威势和力量。因此，他占有兖州之后，除了以武力争衡天下外，一直在考虑谋迎天子的问题。

史载，曹操刚刚自领兖州牧，他自己任命的治中从事毛玠即对曹操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懂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又说：“夫兵义者胜，守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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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袁绍传》。

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①这些话，正合曹操之意。于是立即使从事王必到河内太守张杨处“借路”西去长安。张杨不听。当时正好袁绍任命的魏郡太守董昭因得不到袁绍的信任而刚离开袁绍，意欲经河内去长安，为张杨所留，董昭因说张杨：“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②当时，曹操尚倚持于袁绍，而董昭竟能看出将来成功者是曹操而不是袁绍，亦可谓是善断大事而识人者。经董昭一点，张杨豁然明白，于是准许曹操的使者经过他的地盘而到长安上事，并表荐曹操。同时，董昭还以曹操的名义写信给长安诸将李傕、郭汜等，并且到处打点送礼。

曹操的使者到了长安，李傕、郭汜等以为关东军阀都想自立为天子，现在曹操虽有使者，但也不一定诚实，准备把使者扣留，以示拒绝。黄门侍郎钟繇劝催、汜说：“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③李傕、郭汜听从了钟繇的意见，对操“厚加答报”。自此开始曹操便有使者通皇帝。

所谓“厚加答报”，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承认了曹操自领兖州牧的合法性，献帝“拜操为兖州牧”。

曹操得到拜授之命，立即写了一份《领兖州牧表》给献帝：

入司兵校，出总符任。臣以累叶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顾命。是以将戈帅甲，顺天行诛，虽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兴隆之秩，功无所执，以伪假实，条不胜华，窃感讥请，盖以维谷。④

妙哉！文字不长，曹操竟充分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不忘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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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毛玠传》。

②《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③《三国志•魏书•钟繇传》。

④《艺文类聚》卷50。

恩，忠于汉室之心不变，以至不敢顾惜性命；第二，将戈帅甲，征伐不暇，都是顺天行诛，是符合你皇帝的意愿的，从而把自己的连年用兵的真实用心掩盖过去；第三，说愧对皇帝的恩封，深感功、秩不相称，怕别人讥笑，有点进退两难。这样的表章，既接受了授命，又出言得体，理所当然地得到朝廷的赞赏。

建安元年秋八月，曹操在许（治今河南许昌东），谋迎天子，部属中的许多人觉得条件不具备，认为山东（亦称关东，泛指崤山、华山以东）未定，韩暹、杨奉居功自傲，暴戾恣睢，很难控制。荀彧力排众议，劝曹操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奉，安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①这里，荀彧据引历史，讲述了迎纳天子的好处，也指出了迎纳天子的紧迫性，若不马上决定，就来不及了同时还给曹操戴了高帽，说他“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说明现在正是表现自己的最好时机，进而指明，此时迎纳天子是“大顺”、“大略”、“大德”之事。

荀彧、曹操在对待汉室这一重大问题上，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确出自“忠心”，后者则视为“权宜”。尽管如此，他们在即时迎纳天子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曹操接受了荀彧的意见，立即派遣扬武中郎将曹洪率兵西迎天子，但“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据险，洪不得进”②。此时，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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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荀彧传》。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昭已在天子身边，诏拜议郎。他又一次帮了曹操的忙。董昭考虑到杨奉兵马虽强，但比较孤立，便于笼络，所以再次以曹操的名义作书。这封以曹操名义发给杨奉的信中说：“吾（操）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指杨奉）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董昭这封捉刀代笔信，颇具曹操风采，先把杨奉吹了一通，然后表示诚心联合，死生与共。据说，杨奉收到信后很高兴，对诸将说：“兖州（指操）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①于是表荐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爵费亭侯。

曹操得封以后，内怀潜喜，外诈谦抑，连上三表。三让而后就。头一份表章，后人称为《上书让封》。

臣诛除暴逆，克定二州（指青州、兖州），四方来贡，以为臣之功。萧相国以关中之劳，一门受封；邓禹以河北之勤，连城食邑。考功效实，非臣之勋。臣祖父中常侍侯，时但从辇，扶翼左右，既非首谋，又不奋戟，并受爵封，暨臣三叶。臣闻《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师。”有功乃当进立以为诸侯也。又《讼卦》六三曰：“食旧德，或从王事。”谓先祖有大德，若从王事有功者，子孙乃得食其禄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云雨之润，远录先臣扶掖之节，采臣在戎犬马之用，优策褒崇，光耀显量，非臣廷（音汪）顽所能克堪。②

曹操毫不客气地表述了自己的“诛逆”之功和祖父中常侍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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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②《艺文类聚》卷51。

腾的勋绩，并推及“先祖有大德，若从王事有功者，子孙乃得食其禄也”。这就是说，自己受封袭爵是应该的，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他忽而笔锋一转，言不由衷地说对于皇帝的“优策褒崇”，不是如自己之愚弱无能所担当得起的。

汉献帝收到曹操的“让封”表后，又下了第二次“策命”，复述前意。曹操“读前后策命”之后，也再次上书，文虽有异，意则略同，最后依然归结为：“臣自三省，先臣虽有扶辇微劳，不应受爵，岂逮臣三叶；若录臣关东微功，皆祖宗之灵佑，陛下之圣德，岂臣愚陋，何能克堪。”①

随后，曹操得到第三次“策命”，于是遂上《谢袭费亭侯表》，接受了皇帝的恩封，其中有云：“比荷殊宠，策命褒绩，未盈一时，三命交至。双金重紫，显以方任，虽不识义，庶知所尤。”②“未盈一时，三命交至”，可见三让而就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完成的。曹操每有晋迁，辄三让之，即使后来大权独握“自封”自己，也不忘三让的程式。他运用这种程式的目的不在“让”，而是要通过它把自己的功劳摆出来，记录在案；所以，意不在谦逊，而在服众，在表无愧于受封。

正当曹操积极谋划进驻洛阳以迎天子的时候，时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本来是董承凭险拒操，但这时曹操突然收到董承“潜召”。史载，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于是“潜召”操，操乃引兵进驻洛阳；进了洛阳，曹操当机立断，趁其他兵众大多在外之机，“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③

这时张杨、杨奉之兵均在外，韩暹又跑了，洛阳城中兵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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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艺文类聚》卷51。

②《艺文类聚》卷51。

③《后汉书•董卓传》。

的就是他。他甚知如何利用天子，更知如何对付反对力量，因此当即依靠暴力夺取了权力。

献帝七月甲子到洛阳，八月癸卯封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杨奉为骑将军，辛亥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前后不到五十天，汉天子便落到了曹操的控制之中。

曹操一旦大权在握，为了树立权威，立即做了三件事，第一，杀了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三人，谓“讨有罪也”；第二，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谓“赏有功也”；第三，追赠射声校尉沮偶为弘农太守，谓“矜死节也”①。与此同时，曹操在考虑当时有没有条件把皇帝移出洛阳，一时拿不定主意。他让董昭坐到自己身旁，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董昭回答说：“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跂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董昭在这里分析了形势，进而鼓励曹操要行非常之事，就不要管那么多。董昭一番话坚定了曹操的决心，说：“此孤之本志也。”当时曹操怕杨奉兵精为累，董昭又为他作了分析：“奉少党援，将独委质。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时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奉为人勇而寡虑，必不见疑，比使往来，足以定计，奉何能为累？”②曹操很钦佩董昭的分析，利用对方弱点，先安其意以成自己的大事，然后徐图之。这正是曹操之所长，因而立即遣使到杨奉那里，先给杨奉一粒定心丸；同时立即布置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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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献帝纪》。

②《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帝出京之事。

八月庚申（公元196年10月7日），也就是在其自领司隶校尉的第九天，曹操趁诸多外兵尚无察觉自己的意图的情况下，按照原来的谋划，迅即“移驾”（实是挟持）出洛阳，经轘辕（今河南偃师东南）而东，迁都于许。

许县完全在曹操的统制之下。献帝别无所依，为了收拢曹操，到许之后，亲自到曹操军营，封曹操为大将军、武平侯。曹操原来袭爵是“亭侯”，现在新封是“县侯”，高了一个等级。

朝廷封赏，实同“自领”，但曹操还是再次表演了一番辞让之伎，连上《上书让增武平侯》、《上书让增封》，其文仍然是先述谦抑之词，并隐含表己之劳和祖先之功，如谓“伏自三省，姿质顽素，材志鄙下，进无匡辅之功，退有拾遗之美。虽有犬马微劳，非独臣力，皆由部曲将校之助；陛下前念先臣微功，臣受不赀之分，未有丝发以自报效”，等等，后陈“不克负荷”之恳切辞让之“诚”。如果不谙背景，读来无不受其感动。如谓：没有非同寻常的功劳，而接受非同寻常的恩赏，成了自己的一块心病；但连连上表，始终得不到皇上的允许，本知“让不过三”，但还是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至于四五，这是“上欲陛下爵不失实，下为臣身免于苟取”。最后两句终于点明了屡屡让封的本意，就是让天下人承认皇帝的爵赏是合理的，即“爵不失实”；就是要让天下人承认我曹操接受增封并非“苟取”，而是理所应得的。

二、百官总已以听

曹操迁天子都许，使皇帝完全摆脱了其他军事力量的控制，而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对立的军事力量赶走了，但随驾的诸多文武大臣则必须准其入许。这些随驾入许的大臣，尤其是颇有名望的三公宰辅，对于自己握权以总的目标仍不失为一种威胁。

曹操很明白，要解除这种威胁，必须两手兼用，或罢杀之，或封赏之。对此，曹操从入洛迎帝即已开始。都许以后，曹操急于稳定局势，巩固并提高自己的权势，以利大业和征讨不臣之事，因而加紧步伐，剪除异己。其实，许多人很难算得上是异己，只不过是稍出微辞或略示愠色而已。

曹操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

建安元年九月，罢太尉杨彪、司空张喜。杨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汉名族，自董卓乱起，尽节卫主，从洛阳到长安，又从长安回到洛阳，继而从东都许，“崎岖危难之间，几不免于害”。既有如此之位，又有如此之功的人，对于曹操无疑是一种权力威胁。史载，天子新迁，大会公卿，曹操上殿，见杨彪脸色不悦，怕被暗算，未等摆好宴席，便借口腹痛上厕所，回营去了。曹操未及宴设而出，对天子和朝臣都是很大震动，杨彪自知危险，主动请求“以疾罢”。但曹操并不以此为满足。据说，杨彪与袁术有姻亲之干系，"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大逆，属于杀无赦之罪。《后汉书•杨彪传》注引《献帝春秋》说，“杨彪获罪，惧者甚众”。“惧众”，正是曹操的真正目的，或说是重要目的之一。将作大匠孔融得知杨彪下狱，来不及穿好朝服，即往见曹操，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操回答说：“此国家（指皇帝）之意。”融说：“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矮缙绅（谓整冠系带，意指高级官吏），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①曹操大概觉得孔融的话很有道理，现在既已把杨彪的威风打下去了，留下也无妨，于是便把杨彪放了。四年后还给了杨彪一个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太常卿。孔融谏阻杀杨彪虽然成功了，但也伏下不容于操的危机。

司空张喜是以什么理由罢的，史无可征。但总会有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因为官居公卿是不能随便罢黜或杀的。

至于非公卿之一般官吏，虽然也不能随便滥杀，但就当时来说，根本无需通过什么程式，曹操如果觉得讨厌即可杀掉。议郎赵彦，曾向皇帝陈言时策，曹操知道后很不高兴，就把赵彦杀了。《后汉书•伏皇后纪》说：“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

在诛戮朝中异己的同时，曹操为了许都的安宁和便于行使权力，立即着手对近许之敌对势力用兵。当时兵马最强、离许最近的是杨奉。杨奉曾相信董昭以操名义写的信，以为操能与自己“死生契阔，相与共之”，因而表举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爵费亭侯。及至曹操“移驾”，杨奉始知上了当，曾想发兵截击，但没有来得及。杨奉驻梁（今河南商丘境）是直接影响朝廷稳定的一股势力，因而曹操把杨奉视为心腹之患，确定为第一个用兵目标。冬十月，曹操发兵征杨奉，杨奉、韩暹南奔袁术，从而解除了近兵之忧。

打跑了杨奉之后，曹操开始想法对付最大的一个妨碍自己的对手袁绍。曹操深知，靠武力是不行的，但太软也不行，于是便采用了硬软兼施的两面政策，先是以皇帝诏书的名义责绍“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②。既然是天子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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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杨彪传》。

②《后汉书•袁绍传》。

书，袁绍不能不认真对待，否则更授曹操以柄，因而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进行辩解。这一招，无疑是曹操初试奉天子之令的成功之举，袁绍果然诚惶诚恐，反复表白。诏责袁绍，沉重地打击了袁绍的气焰。继而，曹操使出第二手，以皇帝名义拜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当时，曹操已自为大将军，袁绍耻为操下（东汉时三公是荣职而无多大实权，因而实际上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①于是上表不受。袁绍表辞太尉实是装装样子，并非真心，但因为袁绍的势力太大，曹操尚不能与之相拒，所以“大惧”。曹操权衡形势，甚知最重要的决策无过于稳住袁绍，能屈能伸方可成其大事，何必拘于名位，只要天子在自己的手里就好办，因而即以大将军让绍。随后，“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为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②。

异己势力清除了、打击了；党旧姻戚把持要津、实权在握了；近敌打跑了；袁绍稳住了；许都自然也相对平静了。至此，进一步控制权力的条件更加具备。“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③。当然，名义上还是由皇帝拜授的。所以，曹操还得写一份《让还司空印授表》。

明明是自拜自受，却要走一下辞让的程式，明明把权力拿在手里，而反说自己不堪其任，看来滑稽，但其意义是重大的，因为曹操要在这不断折腾中塑造自己的形象，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份辞让表是这样写的：

臣文非师尹之佐，武非折冲之任，遭天之幸，干窃重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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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

②《后汉书•袁绍传》。

③《后汉书•献帝纪》。

内钟伯禹司空之职，外承吕尚鹰扬之事，斗宵处之，民其瞻观。水土不平，奸宄未静，臣常愧辱，忧为国累。臣无智勇，以助万一，夙夜惭惧，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殒越。①

曹操在这里又讲了三层意思，第一，自谦自抑，蒙皇帝之赐，忝辱重位；第二，司空、车骑将军都是很重要的位置，由我担任更将引起众人注目；第三，常怀忧国之心，做好了不惜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

这时的曹操已经走上最高的历史舞台，所以对于这份奏章不宜与其他一般辞让同等看待，应该撇开其形式，挖掘其思想内涵。从形式上看表章是写给皇上的，而实际上则是自说自话，所以它反映着曹操的一定思想真实。

无疑，曹操对当时的整个形势有着清醒的分析，他深知如要把天下平定下来，进而成其大业并非易事；他已认识到民心思定，老百姓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将极为关注；他必须做好失败的思想准备，以至牺牲自己的性命。事实证明，他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他的急遽的集权行动，很快引起汉献帝和一些大臣的不满。他们试图削弱曹操的权力，以至除掉他。本来曹操已经“行车骑将军事”，建安四年献帝又“以董承为车骑将军，开府”。“开府”就是为其置僚属，设机构，赋予了实际的权力。这当然是曹操所不能容忍的。两股势力展开了明争暗斗，史载：“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会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②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人被夷三族，“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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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艺文类聚》卷67。

②《后汉书•董卓传》。

贵人杀之。”当时，贵人已经怀孕，献帝恳求免贵人一死，“累为请，不能得”。董承以及皇帝的贵嫔被杀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量，汉宫内外无不惊骇。曹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权力。自此，汉史再无汉献帝自主封拜重要文武官员的记载，汉献帝和他的近臣虽曾继续谋划除掉曹操，但始终不能或不敢走出这一步。史载，皇后伏寿“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①当然，这也暴露了曹操暴戾、谲诈的一面。

三、重用贤能

曹操既总百官，权力日隆。他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但又并非是那种单纯的权力欲者，而是要利用权力谋划大事，为将来的更大发展做准备。他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气度。他要考虑军事，不失时机地征伐不臣，实现统一；他要考虑政治，以期存利除弊，取得天下大治；他要考虑经济，以期扭转土地荒芜、人相食的悲惨局面，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同时，他也要考虑如何准备条件、收拢人才、积蓄力量以利实现以上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诸多目标。

可以看出，曹操在如此众多问题面前，没有推诿，没有踌躇，更没有后退，而是毫不迟疑地迎难而上、知难而进。

迎帝都许之后不久，局势尚未安定，曹操即在九月间给皇帝上了一份《陈损益表》。损，削弱、减少；益，增加。去掉或减少那些于世无补，于政无益，甚至害政的旧规陋制，增加一些适应时势需要的政策或措施。无疑，这正是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也是民众的期盼。表章中，曹操提出了十四项改革建议，惜已失传，难知其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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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伏皇后纪》。

内容，现录其主体部分如下：

陛下即祚，复蒙试用，遂受上将之任，统领二州，内参机事，实所不堪。昔韩非闵韩之削弱，不务富国强兵、用贤任能。臣以区区之质，而当钟鼎之任，以暗钝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顾恩念责，亦臣竭节投命之秋也。谨条遵奉旧训、权时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萤，增明太阳，言不足采。①

不难看出，表章的核心内容当为“富国强兵，用贤任能”；所陈十四事，并非新创，而是“遵奉旧训”，在原有制令的基础上，“权时之宜”，结合新的社会实际提出来的。

事实证明，曹操总权之后，除了用兵之外，的确是把“用贤任能”和“富国强兵”摆在显著的、重要的位置。当然，所谓“富国强兵”，只不过是引用一种传统的思想概念，借用战国秦汉以来诸多思想家的名词，以表达重视“农战”的问题。事实上，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根本谈不上“富国”，而是如何解决燃眉之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现实迫使曹操必须考虑经济问题。对此，将在后面专论。这里先述其“用贤任能”。

重视人才并笼络之，是曹操的一贯思想，更是巩固权力的需要。此前，所以能够以相对弱于人之势，成别人所不能或不敢做的大事，把天子控制在自己手下，就是与他重视人才，善用人谋分不开的。此时，他更感人才的重要和缺乏。

为了解决人才问题，他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重用旧部。他把跟随自己征战有年的一些谋士，委以心腹，托以重任。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荀彧。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西南）人，曾为亢父（今山东济宁南）令，董卓之乱，弃官归里，后避乱冀州，冀州牧袁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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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艺文类聚》卷52。

以上宾之礼。或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乃去绍从操。操与语大悦，曰：“我子房也。”荀彧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在诸多重大政治与军事的决策或行动中都起了关键作用。因此，曹操迎帝都许，即以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每有军国大事，均与荀彧商量。

另外还有一些有功于前的人物，也被安排在重要位置上。如：程昱，字仲德，东郡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在平定兖州之时，与荀彧一样有力保三城之功；在曹操苦难的时候，还有劝说曹操不要接受袁绍“欲使曹操迁家居邺”的建议。曹操以昱为尚书，继而拜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

毛玠，字奉先，陈留平丘（今河南长垣境）人，少为县吏，曹操临兖州，辟为治中从事。珍劝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以成霸王之业。曹操任其为东曹掾，与崔琰共典选举。东曹掾秩虽不高，自身为六百石，但执掌很重要，主管着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的任免。毛玠不负所托，为曹操把住了用入关。

满宠，字伯宁，山阳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曾做高平县令，曹操领兖州牧，辟其为从事。满宠随军征战，颇多功劳。曹操以满宠署西曹属，并任都城许之令。西曹是主管府吏录用的衙门。这样，毛玠在东曹，满宠在西曹，曹操便通过这两个心腹把所有文武大员的除授权力控制起来了。许令，即京都之长，官秩虽低，但其重要可知。

第二，奖携有功。曹操没有忘掉帮助过自己的人，掌握权力后把一些有功于己的人安排在重要位置上。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如董昭、钟繇等。董昭，字公仁，济阴定陶人，曾为柏人（今河北唐山西）令，袁绍以为魏郡太守，后离开袁绍，在曹操西迎天子与迁帝都许大事中有重大贡献。曹操委以重任，后来迁河南尹，继领冀州牧。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境）人，曾为尚书郎廷尉正、黄门侍郎，说服李傕、郭汜允许曹操通使天子。曹操拜繇御史中丞，迁中尚书仆射，并封东武亭侯。

第三，擢用旧僚。曹操很懂得对于朝廷旧官不能全部罢而不用，应该有所区别，能用则用，不能用则罢，或杀之。他杀过一些人，而且像杨彪那样很有名望的人还想罢而杀之；他保留了一些人的官位，但大多不握实权或非据要津之位；他也提拔了一些人，如将作大匠孔融，就是从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北海相提上来的。

第四，广揽新秀。天子都许，百事待举，只是任用原来部属和于己有功的人，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曹操求才若渴，荀彧因进计谋之士荀攸、郭嘉等十数人。

荀攸，字公达，荀彧侄子但比荀彧年龄大，曾为黄门侍郎，谋刺董卓被收入狱，后复辟公府，求为蜀郡太守，因道路不通，留驻荆州。曹操让人送给荀攸一封信说：“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于是征攸为汝南太守，入为尚书。曹操素闻荀攸之名，与语大悦，对荀彧、钟繇说：“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之与计事，天下当何忧哉！”即以为军师。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初投袁绍，不久便看出袁绍“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离去。据说，曹操曾有筹划之士戏志才，也是荀彧推荐的，早卒，曹操因给荀彧一封信说：“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颖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荀彧推荐了郭嘉。曹操召见郭嘉论天下事，高兴地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高兴地说：“真吾主也。”曹操表郭嘉为司空军祭酒。

另外，杜袭被任为丞相军谋祭酒；陈群被任为司空西曹掾属；司马朗被辟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复为堂阳长；国渊被辟为司空掾属；刘馥被辟为司徒掾；梁习被辟为漳长，还为西曹令史，迁掾属。

第五，善待来归。明知将来必为宿敌，但为了不绝天下人之心，不仅不杀，反以礼厚待。比如，建安元年，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刘备投奔曹操。曹操属下很多人劝操趁机除掉刘备。程昱对操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其众，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明确表示：“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①但随后还是有人提这件事，说：“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因问郭嘉，嘉认为刘备的确会成后患，但不同意把他杀掉，嘉答操说：“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曹操听了这番话很高兴，认为郭嘉说得很对。不过对于郭嘉的态度，还有相反的第二种记载：郭嘉认为“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为患。'宜早为之所。"对于郭嘉的态度虽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但曹操的态度都是完全一致的，他听了前一种郭嘉的话后，很高兴，赞郭嘉曰“君得之矣”；听了后一种郭嘉的话，记载上说：“是时，太祖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就郭嘉之善谋看，当以第一种态度为是。曹操、郭嘉都会顾及当时，虑及久远，决不会做出那种杀一人而失天下人心的傻事。②

第六，宽容狂士。建安初年，曹操在用人方面也有不成功的例子。但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曹操求才心切的心情。他虽然受辱，但不像后来那样不如意即杀掉，而是宽以待之，以防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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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三国志•郭嘉传》注引《傅子》。

求贤之路堵塞了。这里，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待被《三国演义》大加渲染的“击鼓骂曹”的祢衡。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在今山东平原境）人，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许都，自恃才高，常发“臧否过差”之偏激言论，见不如己者不与语，因此人们都很讨厌他。据说，他自己曾准备了一张名片（刺），准备晋见人用，但始终不知见谁好，以至名片上的字都模糊不清了。有人问他，为何不去投靠陈群、司马朗？他回答说，难道你让我去投靠“屠沽儿”？又问，你看许都中那个人还可以？他说，"大儿有孔文举（融），小儿有杨德祖（修）。”（儿，语助词，非鄙视语。大儿、小儿，意为年龄大一点和小一点）又问，曹公（操）、荀彧、赵稚长怎么样？他对于曹操略微说了几句好话，但对荀、赵嗤之以鼻，说：“文若（或）可借面吊丧”，意谓荀彧只是长得好看一点；“稚长可使监厨请客”，讽刺赵稚长肚子大，只会吃东西。因此，众人皆切齿。但孔融非常欣赏他的才干，上书给操说，祢衡“淑质贞亮，英才卓荦。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①桑弘羊、张安世都是西汉中期名臣。桑弘羊为政颇多建树，曾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推行盐铁专卖政策，后同霍光等共辅汉昭帝，任御史大夫张安世，武帝时曾为尚书令，昭帝时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宣帝时尊为公侯。孔融认为称衡之才不在桑弘羊、张安世之下。孔融数荐称衡于操，曹操欲相见，但祢衡倒摆起了臭架子，自称狂疾，不肯往，而且说了不少难听的话。曹操知道了这种情况后，很不高兴，但因其有才名，并不想杀他，只是想羞辱一下，挫其傲气，他听说祢衡善击鼓，于是“录为鼓史”。曹操大会宾客，让衡击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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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 祢衡传》，《三国志• 魏书•荀彧传》注引《典略》。

照时俗，鼓史击鼓皆脱其旧衣，换上专门为鼓史做的衣服从宾客面前走过。其他鼓史皆照旧规矩办。轮到祢衡击鼓，衡击《渔阳》鼓曲点，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但“过不易衣”。吏呵之，衡便走到曹操面前先解外衣，次解余服，裸身而立，然后慢慢把新衣穿上，又表演一番“击鼓参挝”（参挝是一种击鼓方法），而毫无愧色。曹操大笑，告在座的人说：“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狠狠把祢衡批评了一顿，称衡答应给曹操道歉，曹操很高兴，告诉门客衡来了随即通报。约好早上见，一直到日暮之时，衡身着单布衣（当时是十月，天已冷）、疏巾，坐曹操营门外，以杖捶地，大骂曹操。门吏报告：外有狂生，坐于营门，言语悖逆，请收案罪。这时的曹操同后来的曹操不一样，他压住怒火，没有把祢衡杀掉，而是让管理马匹的人准备精马三匹，骑兵二人，把他送走。曹操对孔融说：“祢衡竖子，乃敢尔！孤杀之无异于雀鼠，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所闻，今日杀之人将谓孤不能容。今送与刘表，视卒当如何？”曹操令两骑送祢衡到南阳。据说，衡至荆州，刘表“悦之以为上宾”，“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但老毛病不改，“复侮慢于表”，再加有人从中挑唆，刘表“耻不能容”，将其送给江夏太守黄祖，黄祖亦善待之。不久，黄祖大会宾客，而衡出言不逊，使黄祖下不了台。衡瞪着两只大眼骂黄祖，祖大怒，令人拖出去重打，衡更大骂，祖怒不可遏，遂令杀之。衡时年仅二十六岁。①

这里，所以引述这么长的故事，意在为曹操正名。曹操开始想戏辱祢衡是不妥的，但自始至终都很重视祢衡其人，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大度；而称衡则过于狂傲，的确有点不识抬举。曹操所以能这样宽容祢衡，说到底，不在于祢衡一人，而在于更大的考虑，即其所谓“今日杀之，人将谓孤不能容”，怕败坏了自己爱才的形象，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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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 祢衡传》，《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典略》。

了求贤之路。

曹操既挟天子，又有一定势力，众人瞩目。通过以上诸端，重用贤能，宽容待士之声很快传扬开来，不久便出现了“贤士大夫四方来集”的好形势。正如荀彧所说：曹操“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①。曹操初期重用贤能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有些人是为了尽忠汉室而来，但当时皇帝在曹操的手里，所以应该承认，这同曹操的开明政策是分不开的。

另外，还有一个宗世林。前曾述及，此人与曹操同时，但看不起操，拒绝相交。曹操官拜司空、总制朝政以后从容问宗：“可以相交了吧？”宗回答说：“松柏之志尤存。”仍然拒绝相交。曹操虽然很不高兴，但“以其名贤，犹敬礼之”，“就家拜汉中太守”，并让儿子曹丕修子弟礼。此亦见其初始用人，颇多宽容大度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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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荀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