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兵败赤壁

曹操北破乌桓，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满怀胜利的喜悦，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正月回到邺城后，不俟休整，立即开始了南向用兵的准备。

一、间行轻进取荆州

当时南面的敌人主要有三：一是荆州刘表，二是江东孙权，三是依附于刘表的刘备。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人，鲁恭王刘余之后。党锢期间，曾是一个有点名气的党人，与同郡张俭俱为“八顾”之一。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长沙太守孙坚攻杀荆州刺史王睿，诏书以刘表为荆州刺史。刘表在蒯越等人的帮助下，平定江南，遂有“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之地和“带甲十余万”之众。史载，刘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所以在北方连年战争的时候，而荆州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兖、豫诸州及关西“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刘表乃一儒人，胸无大志，谋无远虑，不习军事，试图“爱民养士，从容自保”。所以，曹操与袁绍争持期间，他既不助袁，也不援操，欲坐观天下之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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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后汉书•刘表传》。

曹操定冀州、征乌桓时，刘表也不听刘备的建议，乘机袭操之后。这样，使曹操避免了两面作战之忧，在客观上为曹操取得北方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及至曹操还邺，刘表才开始认识到大事不好了，不无后悔地对刘备说，不用君言，失掉了一次大好机会。

当时，荆州地域虽广，但相对来说力量并不甚强，所以曹操、孙权、刘备都看准了这块北据汉沔、利尽南海、西通巴蜀的“肥肉”。早在曹操出兵之前，鲁肃即劝孙权乘曹操北出之机而取荆州，指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其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刘表将、江夏太守），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①甘宁也劝孙权说：“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图之，不可后操。”②孙权听从了鲁肃、甘宁等人的意见，于建安十三年春，也就是曹操还邺之时，进攻江夏，斩太守黄祖，并将进一步西取荆州。

曹操早有南取荆州之志。为了南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出自一个政治家的本能，必然既作军事上的准备和部署，也不会忘政治和组织上的保证。因此，他在南下用兵之前，抓紧时间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作玄武池以练水军；第二，派遣张辽屯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于禁屯颍阴（今河南许昌）、乐进屯阳翟（今河南禹县），陈兵许都附近，以备不测；第三，表前将军马腾为卫尉，以其子马超为偏将军统其众，同时迁其家属至邺，让马腾及其家属做了实际上的人质，以减轻西北方向之忧；第四，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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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②《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做了最高统治机构的调整，进一步控制了权力（有关政制的改革，另章专述）；第五，把屡次戏侮自己反对自己的大中大夫，即名重天下的汉室旧僚的代表人物孔融杀掉，以维护自己的权威，稳定后方。

曹操在进行或完成上述几件大事之际，得知孙权已破江夏，斩黄祖，甚感时不我待。他知道，必须抢在孙权之前夺得荆州，否则一旦荆州为孙权所有，形势就大不一样了。因此，问计荀彧，荀彧提出了“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①的策略。曹操采纳了荀彧的意见，遂于秋七月，南征刘表，直趋宛、叶。

正当曹操疾趋宛、叶之时，八月间刘表死了。刘表的儿子及其部属间的内部斗争立即激烈起来。史载，刘表初以长子刘琦貌类于己，甚爱之，后为次子刘琮娶后妻蔡氏之侄女，蔡氏爱刘琮而讨厌刘琦，再加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等都同刘琮交好，毁誉刘琦之言日闻，于是刘表改变了态度。刘琦不自宁，听从了诸葛亮的话，请求出任江夏太守。后刘表病死，蔡瑁、张允等便以刘琮为嗣。

九月，曹操至新野。章陵太守蒯越、东曹掾傅巽等对刘琮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将何以待敌？且将军自料何如刘备？若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御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②刘琮知难抗敌，听从蒯越、傅巽、王粲等议，举州降。

刘琮既降，荆州地盘之内刘备和刘琦就是主要敌人了。尤其是刘备，曹操始终视为大患。时刘备在樊，不知刘琮已降，听到消息后大为惊骇，率部急趋南下。诸葛亮等劝刘备乘势攻刘琮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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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之，刘备因受刘表托孤而不忍。刘备“过襄阳，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及至当阳，刘备已有众十余万人，辎重数千辆，背上了很大的“包袱”，行动迟缓，日行不过十余里。刘备南撤，同时命令关羽乘船数百艘顺汉水南下，占有江陵。曹操知江陵地处要冲，且有粮储、兵械之类，深恐为刘备据有，于是放弃辎重，轻军追备，及到襄阳，听说刘备已南去，遂将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终于在当阳县之长阪追上了刘备。刘备大败，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曹操大获其人众辎重。据说，张飞、赵云在战斗中均有非凡表现。张飞将二十骑拒后，据水断桥，操兵无敢近者；赵云身抱备子刘禅，杀出重围。随后，刘备自长阪斜趋东向走汉津，幸好与关羽水军相遇，渡过沔水（今汉水），并得到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的接应，一起到了夏口（今汉口）。

曹操至江陵，立即做了安顿荆州吏民的工作，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同时以刘琮为青州刺史，并封蒯越等十五人为侯，释韩嵩之囚（前曾讲到韩嵩因说曹操的好话被刘表押入大牢），待以交友之礼，使嵩为大鸿胪，蒯越为光禄勋，刘先为尚书，邓义为侍中。文聘为江夏太守，统兵如故。

应该说，曹操自七月南征，至此三个月间，基本决策是正确的。第一，他乘削平北方之余威和初为汉丞相之居高临下之势，抓紧时机而不迟疑地南向用兵，本身就是对刘表、刘备、孙权诸敌的极大威慑。正如前述傅巽等劝刘琮投降曹操所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抗操就是“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亦如王粲对刘琮所言，“曹操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要想保己全宗，长享福祚，“只有卷甲倒戈，应天顺命”，归降曹操①；诸葛亮也承认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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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文士传》。

拥兵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可与之争锋；至于刘备，屡屡为操所败，更可谓望风丧胆。曹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兵的，其势自盛，压倒了对方；第二，他使用了“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的策略，因而能够争取时间，先孙权而得荆州；第三，他以准确的判断，知敌必窜，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追击刘备，从而把刘备打得溃不成军，如同丧家之犬，而东走夏口。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曹操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夺取了荆州，继而长驱南下，以破竹之势大破刘备，在客观上助长了他自平定冀州、征讨乌桓以来逐渐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绪，伏下了虑事不周、处敌不慎的因子，最终导致兵败赤壁。

二、初战失利

曹操据有荆州，扩大了地盘，壮大了力量，威声大震。东面孙权、刘备无不感到恐惧，急谋自存之策。当时，曹操本有两条可取之策，一是不要在江陵停下来，而是乘胜迅即东下继续追击刘备，以各个击破为指导思想，急破刘备于孙、刘联盟形成之前；二是索性缓攻刘备，先事休整，用贾诩之策，以其破袁氏、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的声威，“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以达到“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的目的①。但曹操的决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是在江陵耽误了一段既不长也不短的时间，给了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致使孙、刘联盟得以形成。

史载，曹操趋兵荆州之时，孙权知不能敌，已经开始了联合刘备以抗操的行动。他听从鲁肃之议，让鲁肃借吊刘表之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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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贾诩传》。

相机说刘备使抚刘表之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①。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是孙权属下首倡并致力于孙、刘联合的重要人物。鲁肃到夏口，听说曹操已向荆州进发，于是“晨夜兼道”，及至江陵，闻刘琮已降操，刘备也正惶恐南逃。鲁肃北向迎刘备于当阳长阪，劝刘备与孙权并力抗操。时刘备新败，正苦无安身之地，很高兴地接受了鲁肃意见，随鲁肃东走夏口。然后，过江退守樊口（今湖北鄂城西北）。

这时，刘备实际上也在酝酿孙、刘联合抗操的问题。先此，刘备屯新野，三顾诸葛亮于茅庐之中，诸葛亮对刘备深刻地剖析了天下大势，指出：“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②

这种孙刘必然联合的趋势，却没有引起曹操的重视。他以自己势大，所以再没有想到运用故伎离间孙刘，以利各个击破。他把刘备视作屡败之将，觉得只要沿江而下即可彻底击败；孙权小儿更非对手，只要大兵压境，再恫吓一下，就会俯首听命，就会像公孙康送袁尚头那样把刘备的头送来。这样分析曹操当时的心境是有根据的。据载，刘备东投孙权，曹操的属将大多认为孙权必杀备。这实是经验之谈，他们把孙权视作公孙康。曹操实际上也受此种思想影响。当时，只有程昱认为孙权不仅不会杀刘备，而且必然与之联合。程昱说：“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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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程昱的分析是对的，孙权没有采取杀刘备以求自保的策略，而是“多与备兵，以御太祖（操）”。①

曹操基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判断，略作军事部署，以后军都督、征南将军曹仁和军粮督运使夏侯渊驻守江陵，以厉锋将军曹洪驻守襄阳，另以一部水陆军由襄阳沿汉水南向夏口，然后遂即率所部及新附荆州之众顺江东下。

曹操率兵自江陵顺江东下，刘备、诸葛亮甚惧。诸葛亮奉刘备之命随鲁肃见孙权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劝说孙权早下决心联合抗操。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时为刘备军师，也是力主孙、刘联合的人物。诸葛亮对孙权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荽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这是一种激将的方法。孙权听后勃然怒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然后，诸葛亮为其分析大势：“豫州（刘备）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可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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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程昱传》。

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①诸葛亮的分析着意以下几点，（一）刘备尚有一定势力；（二）曹兵乃是疲惫之师；（三）曹军“不习水战”；（四）荆州之民尚未心服曹操；（五）孙、刘只要“协规同力”，一定能够破操；（六）破操之后鼎足之势成，你孙权就可稳有江东了。孙权听了诸葛亮的话很高兴，答应进一步同群下计谋。

正在此时，曹操的恐吓书送到了孙权面前。信上说：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②

这封信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有震天骇地之势，自然产生了威慑力量。“孙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向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明确提出了投降主张，说：“曹公豺虎也，既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③从一定意义上说，张昭的话虽属悲观论，但也不无道理，因为曹操的确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果策略得当，的确能够将孙权彻底击垮。孙权惶恐之际，力主孙刘联合的鲁肃坚定了他的抗操决心。鲁肃对孙权说：“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④鲁肃也用激将法说服了孙权，同时劝孙权立即把周瑜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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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④《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初从孙策，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孙权讨刘表之江夏太守黄祖时，瑜为前部大督。周瑜从鄱阳被召回，表示了与鲁肃同样坚决的态度，对孙权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这是有针对性的，从政治的角度首先揭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动辄以朝廷为辞的实质，抗操并非抗朝廷，而是为朝廷除贼。然后，讲述了能够战胜曹操的具体理由，先是分析曹军的弱点，指出：第一，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第二，“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又今盛寒，马无藁草”，是舍利趋弊，舍长就短；第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既而进一步分析了曹军的实际力量，指出：“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中原）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周瑜愿请得精兵五万人，进驻夏口以与操决战。孙权抗操决心遂定，因拔刀斫去奏案的一角，说：“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孙权对周瑜说：“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张昭）、元表（秦松）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①孙权的抗操决心又反过来给周瑜等以极大激励。孙权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将兵与刘备一起拒操，同时以鲁肃为赞军校尉，筹划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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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并注引《江表传》。

周瑜率领的军队在樊口与刘备会合。然后逆水而上，行至赤壁，与顺水而下的曹军相遇。

赤壁位于今湖北蒲圻市西北，隔江与乌林（今湖北洪湖市东北）相对。

据载，两军刚一接战，曹操即吃了败仗，不得不把军队“引次江北"，把战船靠在北岸乌林一侧。

为什么初一交战即失利呢？直接的原因有四：一是曹军中瘟疫流行，病者甚众；二是曹军不习水战，站立尚且不稳，何来战斗力；三是曹操料敌不周，自以为势不可挡，猝然相遇，缺乏思想上的充分准备，未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调度与部署；四是狭路相逢，曹军虽众，但江中相接者却是对等的。一句话，本处优势的曹操，在此特定的情况下反转处于劣势了。

三、兵败赤壁

曹操与孙、刘联军接战失利后，不得不停止前进，全部战船靠到北岸乌林一侧。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南岸赤壁一侧，两相对峙。

时值寒冬，北风紧吹，战船颠簸，曹军将士不习舟楫，眩晕不能自抑；又加军中疫病流行，自然减员甚多，战斗力大损。曹操为了固结水寨，解决战船颠簸、士兵晕船之苦，令将士们用铁链把战船连锁在一起；此时陆军亦陆续到达，亦令岸边驻扎。可以看出，曹操是想暂作休整，待冬尽春来，再谋进取。这样决策，把战船连锁在一起固不可取，但在战斗力甚弱的情况下暂作休整，应该说是可取的。问题是他的轻敌思想依然存在，总以为大兵压境，足以慑敌，以至料敌不当，虑事不周，最终导致失败。

曹操、周瑜两军隔江相望，曹操连锁战船对方很快就知道了。周瑜部将黄盖因献火攻之策。黄盖对周瑜说：“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①周瑜采纳了黄盖的意见，并即决定让黄盖利用诈降接近曹操战船，然后纵火烧之。黄盖即修降书一封，派人送给曹操，书称：“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毁。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这封降书，正与曹操心中所想相符，认为黄盖归降，实属情理中事。为了慎重，特召见送信人，秘密审问了一番。此等送信人，绝非等闲之辈，必定既有胆识，又有辩才，把黄盖欲降之意表述得更加清楚。于是，曹操让送信人向黄盖转达他的口谕：“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②并约定归降时的信号。看来，当时并未约定具体日期。

周瑜、黄盖得知曹操允降，立即进行战斗准备，“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时值隆冬，多刮北风，但按气象规律，几天严寒日过后，亦常间有稍暖之日，风向亦或变为东风、南风。据说，十一月十二日甲子日（公元208年12月7日）这一天，晴空风暖，傍晚南风起，及至午夜风急，黄盖即以所备之船舰出发，以十艘并列向前，余船以次俱进。到了江的中心，众船举帆，黄盖手举火把，告诉部下，使众兵齐声大叫“我们是来投降的”。曹军吏士毫无戒备，“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离操军二里许，黄盖令众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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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柴”。顷刻之间，“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①周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后，擂鼓大进；同时刘备也自蜀山向乌林进发。曹军大溃，战船既已被烧，并且延及岸上，陆寨也难保守了，又加病卒甚多，曹操知道不可久留，于是下令自焚余船，引军西走。操“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赢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②幸得张辽、许褚等接应，才得脱险。曹操与张辽等且战且走，军既得出，曹操不禁大笑，诸将问为什么发笑？曹操说：“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的确如操所料，刘备行动慢了一步，“寻亦放火，而无所及”③。

周瑜、刘备水陆并进，追赶曹操，直至南郡城下。操军兼以疾疫，死者大半。曹操既已失败，又恐后方不稳，于是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然后率领残部北还。赤壁之战，以曹操失败而告终。

曹仁等在江陵坚持了一年多，虽有小捷，但由于处敌包围之中屡战失利，曾被周瑜大破于夷陵，因难持久，不得不主动放弃江陵，退守襄樊。

曹仁北退，孙权遂以周瑜为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为江夏太守，屯沙羡（今汉口西南）；吕范为彭泽太守；吕蒙为寻阳令。这样，孙权便完全控制了西起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东至寻阳（今江西九江）的长江防线。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给刘备，刘备立营于油江口（今湖北公安境），“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④，并乘周瑜、曹仁相持之际，南征武陵、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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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② 同上。

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纪》。

④《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桂阳、零陵。刘备先表刘琦为荆州牧，琦病死，遂自为荆州牧，治公安。

由上可见，赤壁战后，三足鼎立之势已定，曹操急剧发展的势头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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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赤壁战前曹操的优势是非常大的。这些优势不仅自己感觉到，也是为敌方所共认的。从诸葛亮、张昭等人的话语中以及当时的力量对比看，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第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自感在道义上难与争锋；第二，曹操以新胜之军南下，其气自盛，及至取得荆州，吏卒更奋；第三，曹操取荆州，收到“威震四海”之效，孙、刘为之丧胆；第四，曹操原有兵力十五六万人，合荆州水陆八万人，计二十余万人，数倍于孙、刘两家之兵。

既然具有如此的优势，那为什么失败了呢？

从思想上说，曹操其人极易激动，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每当轻易取胜常手舞足蹈，歌咏随之，几至忘乎所以；每当受阻，常生激愤，以至乱杀无辜。曹操南征荆州，本承北伐乌桓获得大胜之后，骄傲情绪很重，所以不能冷静分析形势，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自认天下无敌。及至兵不血刃，荆州投降，威震四海，孙、刘诸敌难与争锋，曹操的头脑就更加膨胀了。他只看到了自己的优势所在，以为只要大兵压境，即可所向披靡，该用的策略、常用的战术都不再运用了。甚至向以重视人才著称的他，竟对送上门来的人才也不再虚怀相待了。史载，益州牧刘璋很想巴结曹操，听说曹操已克荆州，便派别驾张松向操致敬，表示愿“受征役，遣兵给军”，以求交接。张松其人身材短小，然识达精果。他本想乘机投靠曹操，为曹操西取益州献谋。但曹操以貌取人，看不起张松，觉得已经取得荆州、赶走了刘备，这样其貌不扬的人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不复存录松”。主簿杨修劝操用松，操不听。张松因此痛恨曹操，回到益州后，大讲曹操的坏话，劝刘璋绝操而与刘备相结，遂使刘备后来得有益州。

大军南下，两弱难对一强，如要图存，孙刘必将联合的形势本来是明摆着的，以曹操之才智应该能看到这一点，但他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先是认为孙权必杀刘备，继则不把孙刘联合放在眼里，从而不考虑采用多次用过而且行之有效的离间策略，也不考虑各个击破战术的运用。

从战略上说，第一，他贻误了战机，没有乘胜把刘备彻底击溃。刘备当阳惨败，已是惊弓之鸟，其兵力亦极有限，如果在刘备东走时，追而歼之完全可能，即使不能全歼，刘备将被迫南走苍梧，而大军进取夏口，进而扼住夏口、樊口要冲之地，汉沔以西全处自己控制之中，那形势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夏口距离柴桑已不甚远，如果那时给孙权送上一封恐吓信，其威胁效果就会大得多，肯定就不止张昭、秦松等人主张投降了。第二，他弃其所长，用其所短而与敌之所长相较，使之在特定条件下，优势兵力转化为劣势。这正是敌方敢于抵抗的主要出发点。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周瑜所说的“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乃“用兵之患”。但曹操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以玄武湖上风平浪静中所练之兵投之大风大浪中，自顾尚且不暇，何来战斗力。如果用己之长，不试图依靠新附的、心怀狐疑的荆州水兵取胜，而靠自己久经征战的陆军为主谋战，自江陵长驱东下，扼江两岸，然后伺机以远倍于敌而非疲病的水军战于于己有利的战场，则取胜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战术上说，第一，曹操其人深知兵法之要，尤善水、火之攻，但他为了解决士兵晕船却只考虑燃眉之急，竟将战舰连锁起来，而未谋及易被火攻的危险。而且水寨陆营紧紧相连，一旦战船被烧，迅即延及陆营，士兵惶恐，全军大乱难制。他也只好自顾性命，弃军而逃，其惨不可言状。一把火，把他统一中国的迷梦彻底摧毁。第二，曹操其人最善用诈，但他竟不识黄盖之诈，完全相信黄盖真降，而不做任何一点防范。如果稍存戒心，做些防患于未然的必要部署，至少陆营可保，不致大溃。这实际也是他傲敌思想所致。

当然还有些绝非人谋的原因，诸如第一，疫病流行。曹操就是把失败原因归于疾病的，他说：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①

这实是自我解嘲，不愿面对现实。按理说，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如能冷静虑事，不难想到这一点。疾疫流行，的确削弱了战斗力，的确是导致曹操失败的客观原因之一；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人谋失当的问题。凡事预则立，不预而成大误，所以作为统帅则难辞其咎。第二，“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寒冬刮东风、南风殊难料及，所以裴松之为其辩解说“天实为之，岂人事哉”②。严格说来，冬天间有东风南风并非偶见，作为统帅亦应知天时之变。第三，迷失路途，致使败兵再次受创。曹操败退中几为刘备所擒当是事实，他在给孙权书中称“赤壁之困，过云梦泽中，有大雾，遂便失道”③，也当是事实。

固然，敌方适时利用了曹操的弱点，形成了暂时的联盟一致抗操，以及抓住战机，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变劣势为优势的战略战术，也是导致曹操失败的客观原因。

总之，曹操赤壁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的，又有客观的，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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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裴注。

③《与孙权书》，《曹操集译注》第12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因此，曹操赤壁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曹操自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轻敌，导致虑事不周，战术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