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外备边防，内固权力

曹操赤壁大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上骄傲轻敌，此乃史家共识。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①此论不无道理。但应该看到，赤壁之战等于给曹操头上泼了一盆冷水，所以不久他便冷静了。虽然在口头上他依然不断强调客观原因，但实际上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把自己从狂躁的情绪中拉回现实，重谋进取。

一、军谯备战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三月，曹操自赤壁退还谯县（今安徽亳州市）。

曹操从赤壁实战中体验到，没有经过训练有素的水军主力，要想征服孙权是不可能的；同时深感孙刘联盟已成为严重威胁。为了再征孙权、重集力量和瓦解孙刘联盟，他回谯不久即开始了新的行动。

第一，作轻舟，治水军。根据记载判断，曹操在谯，很快便把赤壁败下来的残兵集拢起来，而且抓紧时间造作船只，投入了军事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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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练。所以，不到四个月即有了一支新的水军队伍。七月，军队自谯起程，由涡河顺流而下，入淮河，出肥水，驰援合肥守军。曹丕参与了这次重整军旅的活动，并随军东征，情绪很高涨，因作《浮淮赋》，描述了当时的军事之盛，其序说：“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运，泛舟万艘。时余从行。始入淮口，行洎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虽孝武盛唐之狩，舶胪千里，殆不过也。”此前，孙权趁曹操赤壁败归之际，即以准备增援周瑜之兵，进攻合肥，但因守将张辽、李典等奋力抵抗，久攻不下。史载，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一百多天。曹操遣将军张喜带一千骑兵，并让他经过汝南时再把汝南兵带上，去救援合肥。但军队又发生了传染病，所以久而未至。情况紧急，扬州别驾蒋济同刺史定了一计，诡称收到张喜的书信，信中说曹操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今安徽霍丘西），让守军快派主簿去迎接。同时派出三批使者带上书信人城“语城中守将”，实是故意让敌方获得这一假情报。果然，三批人中的二批被孙权的人捉到。孙权得到假情报便撤军了。所以，当曹操的军队到达合肥时，孙权已经退走，曹操遂把军队驻扎在合肥。然后还谯。师无大功而还，曹氏父子都开始面对现实，冷静地考虑问题。因此，曹丕有《感物赋》之作，其序说：“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序文及其赋反映了曹丕赤壁失败后感世事变化无常的情绪，多有悲凉之气，不似出征时所作《述征赋》和《浮淮赋》那样慷慨奋发。

第二，存恤已亡吏士亲属。建安十四年七月，曹操军驻合肥，然后数月没有大的军事活动。这时，他积极谋划安边之策，同时不由想起数年来，特别是南向用兵、赤壁战中阵亡和因疾疫而死的将士们和他们的家属。他甚知，如何对待死在疆场的将士和能否存恤他们的亲属，对于稳定军心、鼓舞斗志和进一步发展势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七月十一日发布了《存恤吏士家室令》。其令全文如下

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志。

赤壁之战，吏士战死和疫死者，按“死者甚众”、“吏士多死者”云估计，总有数万，甚至十数万之多，加上以往战死者，应当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往者虽有伤亡，但大多是胜利中的伤亡，从大局考虑，虽死犹荣，容易得到朝臣和死者亲属的理解。赤壁战败，伤亡残巨，是失败中的伤亡，而且是因指挥失误而最终导致失败的。对此，作为战争的直接责任者，他应该作出应有的说明。在这里，曹操讳言战争责任，指言造成如此众多“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夫妻不得团聚，“百姓流离”，实非自己所愿，“不得已也”。应该说，历史的战争确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时战争的发动和进程及其结局，不是或不完全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一角度看问题，应该允许曹操自我辩解，尤其是当他沉浸在战争必胜的迷梦中，怎么能想到失败呢？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自己骄傲轻敌，谋略失当，断送了数以万计吏士的生命，战争的责任又是不能也不应该推卸的。诡谲多诈的曹操甚知只是以《与孙权书》中言“值有疾病，孤烧船自还”一类话，对敌方说说可以，但难以向自己一方的朝野吏民交待，因此才有了此令中既讳战争责任又表明心情沉重的言辞。

曹操存恤死亡吏士家室，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优属”。这一措施，对于曹操来说，意在解决死亡吏士家室困难，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安慰；但就其本身来说，它又是积极的。开优抚战死者家室的先河，产生了历史的影响，使历代成大业者多有效法。

第三，置扬州郡县长吏。扬州辖境跨越大江南北，曹操和孙权都想得而据之，是必争之地，所以双方都设置了扬州刺史。先此，曹操曾以刘馥为扬州刺史。刘馥字元颖，沛国相（今安徽宿县境）人，避乱扬州，建安初曾劝说袁术部将戚寄、秦翊等降操，操以刘馥为司徒掾；后来孙策所任命的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操遂以刘馥为扬州刺史。据载，刘馥受命，单马赴合肥，建立州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塌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①可惜刘馥在建安十三年死了。但他的作为没有白废。正是由于他的治理与备战和张辽等的坚决抵抗才使孙权围合肥久攻不下。刘馥怎样死的，不得而知。《三国演义》说是随征孙权、刘备时，赤壁战前因其指出曹操诗中“不吉之言”而被曹操“一槊刺死”。似不可信。

曹操、孙权既已处在战争对立状态，扬州地位更显重要，尽快备置扬州郡县长吏和确定镇将人选，从战争和备边意义说都是非常紧迫的。但以何人主治扬州，不能不慎。曹操毅然以身边重臣丞相主簿温恢出为扬州刺史。曹操对温恢说："甚欲使卿在亲近，顾以为不如此州事大。”②可见其对扬州重视的程度。同时又遣甚得见重的原扬州别驾、现为丹阳太守的蒋济还州继任别驾，令曰：“季子为臣，吴宜有君。今君还州，吾无忧矣。”③此令既说明曹操对蒋济的重视，也说明了对扬州战略地位的重视。

第四，开芍陂屯田。曹操重视屯田（另有专章），到建安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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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刘馥传》。

②《三国志•魏书•温恢传》。

③《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收“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①之效，使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这是说的民屯。民屯范围相当广泛。还有一种以军为主，军农结合性质的屯田。军队一边种田，一边戍守待命，目的固有解决守军粮食问题的一面，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在屯兵、备边御敌。曹操开芍陂屯田，属后者。

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因引淠水经白芍亭东积而成湖，故名。《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陂周一百二十许里，是战国时楚相孙叔敖所造，后经历代修治，陂周扩至二三百里，灌田百余万顷。据载，扬州刺史刘馥广屯田，曾修治芍陂、茄陂等以溉稻田。时刘馥已死，曹操军合肥，开芍陂，实是进一步开发扩大屯田规模。《三国志•苍慈传》说，“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所谓“屯田于淮南”，当指包括芍陂在内的更大规模的屯田。屯田官有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校尉又称屯田都尉或绥集校尉。绥集即绥靖安抚的意思。所以“绥集校尉”主管的屯田，当在边疆而具更多的军事性质。芍陂开其端的这种屯田，规模很快扩大，而且发挥了预期的作用。后来，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再攻合肥时，就是因为“是时诸州皆屯戍”而不能逞其志。

第五，讨斩陈兰、梅成。曹操做完了上述几件事以后，淮南边戍诸事停当，遂于十二月又由合肥还谯。但在回谯以后不久，便有“庐江（今安徽潜山）人陈兰、梅成据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叛”②，先此还有庐江人雷绪起兵反叛。这样，在今安徽六安、霍山、舒城、岳西、桐城、潜山一带便陷入混乱，影响了对于此一地带的控制。因此，曹操先是派行领军夏侯渊击败雷绪，既而派荡寇将军张辽督张郃、牛盖等讨陈兰，派于禁、臧霸等讨梅成。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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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

②《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四年。

《三国志•张辽传》载，梅成伪降于禁，于禁还军，梅成遂与陈兰转入潜山。潜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余里，道险狭，仅可一人通过，张辽率众历险勇进，终斩陈兰、梅成，尽虏其众。讨平陈兰、梅成，曹操得以有效地控制淮南之地。这是赤壁战后的一次小的战争胜利，对于鼓舞士气很有实效，所以曹操对此感到相当欣慰，因论诸将功说：“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同时为张辽增加封地，授予假节之权力，假节就等于是有了尚方宝剑。

第六，密遣蒋干说周瑜。曹操军谯期间，周瑜、程普兵临江陵，与曹仁隔江相对，攻战岁余，周、程在刘备的配合下连连发起进攻，曹仁死伤甚众，孤城难保，主动弃城北走。与此同时，孙刘联盟进一步加强，刘备表荐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孙权以刘备领荆州牧，继而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孙刘联盟的加强，曹操日感威胁之重，因而日谋破坏孙刘联盟之策。所以便有了密遣蒋干往说周瑜之举。蒋干，字子翼，九江人。据载，“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曹操遣蒋干过江说周瑜在赤壁战后第二年，即建安十四年，并非如《三国演义》说的在火烧赤壁之前。蒋干扮成一介书生，“布衣葛巾，自托私行”，以旧友往见周瑜。周瑜甚知蒋干来意，所以出门相迎，见面第一句就把蒋干的嘴脸揭开，立谓：“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然后领着蒋干参观了军营与粮草、军资、器仗等，继而设宴款待，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席间对蒋干说：“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态度很明确，誓与知己之主生死与共。蒋干知周瑜难以说动，“终无所言”，回见曹操，备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①。

曹操密说周瑜的企图没有获得成功。从此他更认识到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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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周瑜不可轻视，认识到孙刘联盟将是统一事业中最为严重的障碍，必须待机破坏，以避免两面作战。

二、让县明志

赤壁战后，对于曹操来说，除了积极备边御敌，以防孙权、刘备乘机北向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稳定内部、挽回不利影响。

曹操身居丞相，控制汉室，挟天子以令诸侯，觊觎汉室之心，昭然若揭。但他在群雄割据、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始终是把“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一种谋取大业的手段，而并不急于废帝自立。所以，他虽然心有所向，甚至毅然去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诛董承，杀孔融，但他绝不贸然走出废帝自立这一步，也绝不在口头上承认这一点。

赤壁战前，曹操所向披靡，颂声日闻，除敌对割据势力言其“实为汉贼”和不识时务如孔融“颇推平生之意，狎侮曹操”者外，极少有人敢于公开非议其所为。赤壁之战，曹操打了败仗，訾议便多起来了，正如吴将周瑜所说，“曹操新败，忧在腹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明确指出：“谓操以赤壁之败，威望顿损，中国之人或欲因其败而图之，是忧在腹心。”①谋取大事的客观条件反不如前了。曹操一生，虽重武事，但也从不轻视舆论。因此，他决定作出回答，以排斥訾议，清除疑虑，再塑自己的形象，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权力大造舆论，于是便自编自导自演了增县让县事。

据载，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傀儡天子献帝封曹操邑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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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四年。

四县，食户三万，除原食武平（今河南鹿邑县西北）万户外，又增阳夏（今河南太康）、柘（今河南柘城北）、苦（今河南鹿邑东）三县二万户。

增封让封是曹操为了获得名誉而惯用的伎俩。但此次“增封让封”比以往有更深更大的意义，它超越了让封本身。形式也不是表章，而是教令，不是奏上，而是临下。借个由头把该说想说的话说出来，“以分损谤议”。所以，这个《让县自明本志令》对于研究曹操生平和思想极为重要，现具录如下。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诸常侍，以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

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日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

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

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

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滕》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

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

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①

可以看出，曹操在这里说的话，不少是非常真实的，合乎曹操的思想发展过程；也有不少是虚伪的，反映着曹操的诡谲多诈。

第一，曹操说出了自己始举孝廉时的自卑心理，志向仅是想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太守。为此，他曾做过几件去除时弊的事，但为世不容，碰了钉子。由于害怕招来大祸，便称病归里了。

一个人的欲望总是由小而大的。曹操说他开始时只想做好一个郡太守。这应该是他的真实思想。他说动机仅在于“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以塑造自己的形象，也是合理的。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为了避祸诡称有病而去官还乡，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样的说辞，完全能够得到众人的理解。

第二，曹操说他去官之后，不惜呆上二十年。这是不真实的。他的真正意图是躲风头，“待机”而动。他试图把自己说成无所企求，实是故意掩饰自己当时急于再出的心情。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是其“暂隐”之意遂更，并不是“久隐”之意的变动。封侯拜将与做一郡守一样，都是他的夙志。征为军职，使他看到封侯拜将的目标将是可以实现的。这时他把目标定在“封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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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征西将军”，也是真实的。因为，当时曹操还不可能想到玩献帝刘协于掌上。

第三，曹操说他兴举义兵，“不欲多之”。这的确是他的高明之处。初始己非命官，既无地盘，又无根基，如果多兵，难免被人注目。“不欲多”，不是主观上不想多，绝不是如其所称“本志有限”，而是怕多了反而于己不利。一旦破降黄巾三十余万，形成一股足以与人抗衡的势力，他就再也不厌其多了。

第四，曹操讲述了自己的功劳。征袁术，讨袁绍，定荆州，遂平天下。的确如曹操所说，当时如果没有曹操，“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就此而言，曹操于汉，功劳当然是很大的，居位宰辅，完全应当。

第五，曹操说他“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这既是真话，又是假话。就其夙志言，曹操在没有完成统一之前并不想在名义上完全代汉而立，做了宰相就是“人臣之极”，所以这是真话。但他实际上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无时不在积极为子孙后代谋，他要做周文王，大事让其子孙去完成。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认为当了宰相“意望已过”，而是封魏公、晋魏王，一步一步向皇帝的宝座靠近。所以说这是假话。从《明志令》本身完全可以看出，当时认为曹操怀有“不臣”之心的人，不在少数，《明志令》就是针对这种形势而发的。所以，《明志令》的主旨在明无篡位之志，以“分损谤议”，放点烟幕，从而以巩固权力，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

第六，曹操从历史说到家世，并以周公自喻，反复说明自己绝无异志，然后立即落实在实质问题上，指出要想让自己交出兵权、政权，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曹操最最真实的思想。曹操对问题看得很透。就当时情势看，一旦交出兵权，后果的确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不慕虚名，而是通过体察人们的訾议增强了危机感，进一步认识到处境的危险，更加重视加强自己。

第七，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儿子的封地收下来，自己的封地让出去。曹操之智、诈确实超人一等。其一，权柄的确比邑土重要得多。他深知没有了权力，不仅土地难保，人身恐亦难全。其二，实际上他并没有失掉什么，让出的土地又以三个儿子的名义得到了。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记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发《让县自明本志令》，没几天，次年正月庚辰“天子报：减户五千，分所让三县万五千封三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形式上看，曹操让三县二万户，三子受三县一万五千户，减户五千，实际上封子三县均属郡国所在重地，战略地位远较豫州东部一隅三县重要。他借此控制了三地即在幽冀青三州地建起了一道从今山东平原到今河北饶阳、涿州的防线，构成了根据地邺的屏障。所以要这样，曹操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论者或为假象所迷，以为曹操仅仅是为“分损谤议”而主动让出新封三县。实际上曹操是有更深远的考虑。“谤议”无异于清醒剂，他不再陶醉于权力，而是深深认识到其位不仅不可让，而且必须进一步巩固；兵权不仅不能放，而且对于有效控制的、以汉天子名义封赏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盘必须扩大。事实是，他在三子封侯得地之后，仍感其地不足卫邺。不久，魏郡地盘便由原来的十五城增加到三十城，直接控制辖区翻了一番，足见让县非其本志也。

诸多历史记载表明，曹操在《明志令》发布的同时和以后，加紧了巩固权力的步伐，扩大直接控制的地盘是其一，诸子封侯以增外援是其二，更重要的一步是用天子的名义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此其三。让儿子直接参与控制军政大权，成为仅次于自己地位的政要，用心非常清楚，就是谋为子孙代汉而作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让县明志”，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三、加强集权

历史证明，一切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明白，如要实现大的政治抱负，必须不断加强权力。做法虽然各异，但基本点是相通的。这里略述曹操封公建国前的一些主要集权举措。

1. 军政互济谋极权

曹操甚知军政互济之用。以军谋政、以政制军是他的重要思想之一。初为尉，兵少职卑，稍有作为即被赶出京城；及为地方长官，虽然雷厉风行一番，奏免污吏，禁断淫祀，但终因官阶有限、手无大兵，很快便感到势单力薄，“违道取容”，“恐为家祸”，而辞官不做了。后来，征为八校尉之一，征为典军校尉，有了部分兵权，但实乃仰人鼻息，甚至是仰宦官蹇硕的鼻息，既非政要，更无实际的独立兵权。朝廷大乱，只能旁观，而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诸此，使曹操认识到，欲谋大事，必须有实际的兵权。曹操初起兵，有众既少，又非朝廷命官，只能附于陈留太守张邈名下而参与以袁绍为盟主的讨伐董卓的联军。袁绍让他暂任奋武将军。在此期间，袁绍、张邈等不谋进取，而他提的诸多好的建议均被拒绝。在联军中的不平等地位，和“谋不为用”的情况又从另一个角度刺激了曹操，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仅有兵与兵权还不够，而且必须获得朝廷命官的头衔，得到合法的地盘。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他因大破黑山军十万之众，被袁绍表荐为东郡太守。自此，他成了统掌军政大权的一方要员，并以此为契机，开始自觉地脚踏实地地铺设并切实走上了以军谋政，以政济军，由渐及著，最终登峰造极，谋得最高权力的征程。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黄巾攻兖州，兖州刺史刘岱战死。曹操的部将陈宫、济北相鲍信等与州吏万潜等迎操为兖州刺史。刺史为国之封疆大吏，一方刺史的行动，足以影响全国政局，足以震动朝廷。所以陈宫说“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曹操固知其重要，所以毅然自为兖州刺史而把朝廷派来的刺史迎头痛击，赶跑了。人们常说，曹操是以镇压农民军起家的，此言不错。但如果就其宦途根基而言，则也可以说，曹操是以兖州起家的。

曹操以军功得封兖州牧，继而又以兖州牧得封镇东将军，军政相互为用，从而有资格应董承之召，将兵至洛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曹操既至洛阳，立即毫不犹豫地“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无疑，这是他以军谋政的一次更重大的成功。

司隶校尉是个什么官呢？据《后汉书•百官四》称，司隶校尉比二千石，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后汉书》注引《汉仪》说，“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汉官仪》说，“司隶校尉纠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国，无不统。”《通典•职官十四》也说，后汉“司隶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尹、弘农，凡七郡，治河南洛阳。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实际上，三公也在纠察之内。

录尚书事又是怎么回事呢？尚书本是少府属官，尚书令的官秩也不过六百石，后因接近皇帝的关系，权力日大，官秩日加，地位日隆，以至“总典纲纪，无所不统”（《汉官仪》），成了实际上的丞相。因此，不论是三公九卿，还是其他文官武将，要想掌握实际权力，必须加“领尚书事”、“平尚书事”、“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的头衔。有了这样的头衔就可以以皇帝的最高代理人主持尚书台的一切政事。所以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一下子就把朝廷大政和京都及其附近州郡的军政统在自己手里了。

九月，曹操迎帝还许后本想做大将军，因为迫于袁绍的压力，将大将军的空头衔让与袁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为什么要自为司空呢？因为司空为三公之一。东汉时期，三公虽无实权，但地位显贵，依然是名义上的丞相。据《后汉书•陈忠传》称，“三公称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舆为下，御坐而起。人见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这就是说，天子见三公，如果乘车要下车，如果坐着要起立。《通典•职官二》称，“朝臣见三公皆拜”。可见，三公官之显赫。另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三》称，“自后汉时，虽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尚书始为机衡之任。然当时尚书不过预闻国政，未尝尽夺三公之权也。”这就是说，三公有名气，而且仍然有点权，如果“录尚书事”同三公之名结合起来，不仅名足镇轻，而且其权力便大小俱握了。聪明的曹操，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既已录尚书事，复具三公之职，名正言顺地接近天子，控制天子，将实权完全控制在手里。

为了切实加强权力，曹操还同时以自己的心腹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尚书令故不待言，那侍中又是个什么样的官呢？汉时，侍中是皇帝的侍从官，属于“加官”，其他官只要加侍中的名号，便可出入禁中，成为内朝官。《通典•职官》称，“献帝即位，初置六人，赞法驾则正直一人负玺陪乘，殿内门下众事皆掌之。后选侍中，皆旧儒高德，学识渊懿，仰瞻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上殿称制，秉笏陪见。”可见，侍中为天子近臣，负责赞导众事，顾问应对。这样，曹操便通过侍中、尚书令等等合法的渠道把天子的一言一行掌握了。

易言之，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司空＋车骑将军=百官总己以听=军政统制权。这就是曹操迎帝许都后的最初的军政统一的权力设计。

嗣后，曹操立即把军权、政权的相互为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本质是权臣或方镇借政统军伐异，它的终极目的必将是以军助政，夺取最高权力。

2.废三公，自为汉丞相

曹操以军政相济之用，名重势大，居高临下，讨张绣，击袁术，征吕布，战袁绍，伐乌桓，不几年，军功大成。军功大，兵力多，权力日隆，为他进一步考虑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集权问题提供了条件。

史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罢三公，复置丞相、御史大夫，而且自为起丞相来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重大的变革呢？元人胡三省说：“今虽复置丞相、御史，而操自为丞相，事权出于一矣。”此话很对。目的就是把还有点名义权力的三公统统罢置，而树立一个独揽大权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

三公官，历代指谓不同。《尚书•周官》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东汉以后则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三公制和丞相制实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就汉代来说，西汉成帝以前虽有三公的称谓，但无实际职权，所以基本上是丞相制，丞相助理万机，权力很大；成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司空，与大司马、丞相是为三公，皆宰相也。”（《通典•职官一》）丞相的职权被一分为三。三公制削弱了丞相的独断权力，实是对丞相制的否定。东汉初年延用西汉官制，但“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名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当然，三公的地位，如前所述，仍甚尊贵，对于政治大局仍有极大影响。因此，三公的存在，对于曹操的集权来说，无疑依然是极大的障碍。所以，他为了集权而彻底否定三公制，恢复丞相制，实在是情理中事。丞相制的恢复，实际就是对丞相独断权力的恢复，是中央或某一人集权的需要，是对三公制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

其实，这一步骤早在建安元年他自为司空、录尚书事之前就已开始了。他八月迎帝都许，九月就借故把太尉杨彪和司空张喜罢掉了。建安十三年春又把仅存的一位三公司徒赵温以“辟臣子弟（指赵温自不识相，欲以操子丕为掾），选举不实”免掉。

至于复置御史大夫，不必看得过于认真，它既非昔日三公之属（大司空），亦非汉初之丞相之副。过去的御史大夫有实权，并领有相当多的属官，而复置的御史大夫，几乎是“光杆司令”一个，正如《后汉书•百官志》引《晋百官表注》所说：“献帝置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不领侍御史”，便管不了多少事，亦即不能行使原来御史大夫的权力。这里要搞清楚的是，曹操既然不想让御史大夫管多少事，那为什么还要复置此职呢？我想，看看以下事实就会得出结论。

据载，曹操宣布改制以后两月，即建安十三年八月丁未（公元208年9月21日）以光禄勋郗虑为御史大夫。查阅史籍，郗虑官高御史而无传，因而所见事功甚少，惟有三件永存于史。第一件事是上任后的第六天，即八月壬子（9月26日），大中大夫孔融被斩首弃市了。孔融是否该杀，将另别论。但这件事却是刚刚戴上御史大夫头衔的郗虑“承操风旨，构成其罪”，通过丞相军谋祭酒路粹上奏孔融“大逆不道”而定罪的①。郗虑与孔融本不睦，曹操比谁都清楚，因为他曾“以书和解之”②；而曹操对孔融“外相容忍而内甚嫌之”，早有去掉之心，也是人所共知的，郗虑当然更清楚。因此，可以有理由说，曹操复置御史大夫，并以郗虑担任此职，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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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孔融传》。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可能是为除孔融而特意安排的。第二件事是为曹操晋爵魏公办理合法手续。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①。曹操为了履行正式手续，让郗虑假天子名义持节策命自己为魏公。第三件事是伏后密书给父伏完令图曹操，事发，曹操大怒，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并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皇后被华歆拖出，披发、跣足、行泣，献帝对郗虑说：“郗公，天下宁有是乎！”（看看刘病已为个了许妖屄屠杀数千家，就觉得曹操作得很对，可惜霍光没把许妖屄和牠烂崽以及牠那只公猪一家全宰了）郗虑坐在皇帝旁边，对皇帝的话和残酷的局面无动于衷②。由此亦见，时之御史大夫已与丞相的一般属官无异，而不再是什么贰丞相、副丞相了。据《后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说，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得补”。这更说明，曹操复置汉御史大夫，完全是为特殊任务的需要，任务完成了，郗虑免了，也就不需补了，所以御史大夫也就名存实亡了。至此，文武百官，不管是实际上，还是名义上，更是无不统于曹操一人了。

曹操还对中央的其他官制作了诸多调整和改革，如在丞相府设中领军、武卫营，置征事，省西曹等，目的均在加强丞相的控军和握政的实际权力。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创设了副丞相之职。《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丞相是秦朝设立的官职，有左右之分，但无副相之说。汉承秦制，置丞相，并置御史大夫，位次于丞相。所以《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汉书•朱博传》说：“高皇帝以圣德受命，建立鸿业，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曹操既罢三公，也不再给复置的御史大夫这样的职掌。为了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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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献帝纪》。

②《后汉书•伏后传》。

需要和确立曹丕的世子地位，他做出了以自己的儿子为“丞相副”的决策，实际就是将其放在自己的助手地位上。这样做的目的，其一，可以加强曹氏的势力，从而加强对汉帝的控制；其二，他正在酝酿军事上大的进取，曹丕可以名正言顺的统领百官，坐镇邺城，遥控许昌，自己则可以比较放心地西征韩遂、马超；其三，此时曹操似乎已倾向以丕为接班人了，所以实际上也是有意给曹丕以主持大政的锻炼机会。